政论家与政治家（二） 中华文库

　　昔者亚丹·斯密昌言分业之理，后世讲计学者多宗之。余谓此理亦可通于政治，即政论家与政治家，亦以分工治事为宜，为其得以用才从长收效较丰也。顾政论家与政治家分职之界域果何在欤？此不独为吾人论析此问题者所欲明之界，亦实为政论家、政治家者本身所当觉知之事焉。以余言之，政论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据乎事实；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论家之权威，在以理之力摧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机；政治家之权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现状。政论家之眼光，多注于将来；政治家之眼光，多注于现在。政论家之主义，多重乎进步；政治家之主义，多重乎秩序。政论家之责任，在常于现代之国民思想，悬一高远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导其国民，使政治之空气，息息流通于崭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滞之质；政治家之责任，在常准现代之政治实况，立一适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实施于政治，使国民之理想，渐渐显著于实际政象之中，以顺应其活泼之机。故为政论家者，虽标旨树义超乎事实不为过；而为政治家者，则非准情察实酌乎学理莫为功。世有厚责政论家，也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殆两失之矣。

　　政论家与政治家之职领既异，则人之所以自择其所适，而期于尽其为我者，亦当因其才之所长，而自器亦有所不同，此即自用之说也。英之政家张伯伦者，家故革商，十六岁时，即投身于其父之商店，事制靴业，勤勉忍耐，习于制造，后以发明螺旋钉，得专卖权于英、美两政府焉。尝曰：“凡世间事无一可以轻心粗略出之者，苟能竭其所长，必将驾乎委心任运者而上之。”其立身处事，诚笃奋勉有若此者，故所事无不成。逮三十八岁，遂为伯明罕市长，四十岁又被选为下院议员，自是驾轻遇顺，坦坦荡荡，以上政治活动之途矣。盖其素所秉赋者，宜于政治之生涯也。德人兰凯氏，自三十岁时，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六年间罗马及德意志国民史，迄八十一岁，始着笔著世界历史，纪述至十字军，世推为一代杰作。盖至九十一岁，遂弃浊世而归道山，兹作乃以不终。然其间著作之浩繁，几于汗牛充栋，而以罗马法皇史、普鲁士史、法国史、德国史、英国史为最著名。稽其一生事业，则惟始终罔懈，专从事于史学之研究，故能成稀世之名家，而遗后世以宏富之典籍，厥功盖其伟矣。是皆能自用其才、自择其宜者也。使此二子者，或则泯迹于市廛之间，或则驰心于荣显之位，则其所成，必无足称。此以知器身择业之不可不慎也。

　　盖尝论之，人之立志，无论其在为政论家抑为政治家，均不可不为相当之修养，知识其一也，诚笃其二也，勇气其三也。国家政治，丛杂万端，而社会上之生活现象，尤为变动不居，靡所轨范，倘知识不足以济其变，则凡一举手一投足，皆有穷于应付之感，勉强为之，不邻于鲁莽灭裂，则归于扞格难行而已。知识充矣，苟临事接物之际，无诚笃之精神以贯注之，或权谋数术以试其诈，或虚与委蛇以从其惰，若而人者，虽能欺饰于一时，不能信孚于有众；虽可敷衍于俄顷，不能贯彻乎初终，此亦政家之所忌也。诚笃备矣，而无百折不挠、独立不倚之勇气，以与艰难、诱惑相抗战，则亦终归于沮丧、堕落之途，不为境遇所征服而作艰难之俘虏，则为利害所迫诱而作势力之囚奴耳。此又涉乎节操问题矣，而此修养又当储备于平日，非可卒得于临时。古今来魁奇卓越之才何限，而以修养未充，一登论坛政社，抱负未展其万一，声华遽从而扫地，卒至身败名裂，为世僇笑者，固已实繁有徒矣。后有作者，其亦当知所戒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