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无逸传

臣顷任记注，立侍经幄，窃观陛下亲御翰墨，书周公《无逸》一篇，置之座隅。圣心忧勤图治，濡毫洒牍，不忘警戒。臣退而取《无逸》篇诵读研究，至再至三。虽圣言宏深，未易窥测。譬如涉海，或得涯涣。不俟揆度，辙以浅陋之学分章调释。古今相去已数千年，至于人心未尝有异。臣所以本原古训，贯以时事，谈经尚论而无益于今，则腐儒而已。恭惟陛下圣学缉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辈，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贱微，求裕覆载荧爝之照，呈辉大明。僭易伏诛，诚无所逭。一言有补，臣不虚生。臣无任纳忠陨越之至。谨上。

周公作《无逸》

臣窃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恶勤劳，故虽圣贤必以勤劳自勉，而以安逸为戒。自昔帝王勤则治而兴，逸则乱而亡。人臣之忠爱其君，闻劝其勤者有矣，未有劝其逸者也。是故“罔游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称禹也。“无教逸欲”，皋陶所陈之谟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无时豫怠，”伊尹训太甲也。“不惟逸豫”，傅说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赋《泂酌》也。“有众率怠”，成汤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异于此哉？创业之君，起于艰难，生于忧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后，无险阻之尝。居于镐京，则不知大会孟津之劳也。左右虎贲，则不知秉旄仗钺之勋也。听小人之流言，则不知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忧，莫加于此矣，故作《无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诚信而力行之，卒为贤君，至于刑措不用，兵革不试，所谓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周公之有功于王大矣。宜后世明君以为永鉴也。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

臣谓呜呼者，叹美之言也。君子者，圣贤之通称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谨于礼，孔子称之曰：“此六君子者”，则圣人亦可谓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称之曰：“君子哉若人”，则贤人亦可谓之君子也。“所”者，犹居处也。君子之安处其身者，惟无逸乎！无逸，疑于劳动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为甚安也。好逸，疑于闲暇而无忧。然德毁而乱萌，乃所以为甚忧也。故无逸者，图逸之本也。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臣闻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盖生人之功，无大于稼穑；四民之劳，莫勤于农夫。古之圣帝明王皆以此为最重之事。有国家者，大则祭祀、宾客，小则匪颁、好用，常则百官有司，变则军旅馁饷。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一本于农而已。雪霜之辰，为来岁之计，则皲瘃而寒耕。炎之侯，为收成之虑，则暴炙而暑耕。其播种也，假贷于人以为之本，而不敢饱也；其收成也，倍称输息以偿其负，而不敢有也。豪强者兼并之，有司者重敛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变，桴鼓、盗贼之虞，徭役、屯戍之烦，矣谒、游手之食，不可胜计，岂恃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艰难如此。为民父母者必尽知之，则思有以厚其生，节其力，平其税敛，去其蟊贼，慎择为其上者以拊绥之，使皆安于田里，乐于耕稼。不至于弃拨袂，掉来耜，窜身于军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诡名影占以规免赋役，或出离乡井以荒闲土地，反为良农之害也。然后邦本牢固，民心不摇，财用有馀，兵师足食、而人君可以安逸而无忧。盖能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矣，木无土则枯矣，人主之依农亦犹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臣闻相，视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穑，既致温厚。其子享已成之产，谓固然也，华衣美食，轻费妄用，一无所爱，岂知父母积累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则又戏谚诞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穷窒寒陋，何所闻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贫，既得天下，命以微时所用农器，藏之以示子孙。至太祖见之，乃有斩色。逸谚诞侮之流也。至于今闾巷不令主子弟，毁其先业者皆如此，是何异于言昔之人无闰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观之，岂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视之，使成王无周公，其不至于诞侮者几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过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当言，以为之譬喻，大概如此。若其不然，则谓周公诞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白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右五年。

臣谓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无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大戊也。太斡诩亳，亳有妖佐桑谷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罚。太戊恐惧，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过自新。遂能弭灾变，致太平。故《书》曰：“在太戊时，格于上帝。”此严恭寅畏天命之寇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浊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万民之众，好恶不齐，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难乎？”臣曰：人之性善，虽千万人犹一人也。人君据可为之地，有可行之势。好正直则下以谄谀为戒矣；好诚，则下以欺诈为惧矣。其化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人之常情，约以法度之事，则以为厉己；格以法度之言，则以为谤己。日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见百姓之不从也，则曰民顽难化，而不自责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独见自度之方，必无治民之效矣。太戊能自度，犹来敢以为足也。又复只肃恐惧，不敢荒怠安宁，然后可以终自度治民之道，其检身如此。呜呼！美哉！上而奉天则严恭寅畏，下而治民则自度祗惧，不敢荒宁，其心必不放纵，其身必不怠惰，何暇为淫夫败度之事乎！其享国久长，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闻天人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之远。人能动天，世多疑之。然古之圣人记消异之途，不可诬也。大雷电以风，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谗言，亲逆周公，而风不为灾。旱既太甚，宣王畏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而旱不为虐。此《诗》、《书》之格言也。鲁隐公八年三月，“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隐公不戒而兆锺巫之难。晋惠公时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韩原之获。鲁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执，此孔子之明训也。盖通天下一气耳，大而为天地，细而为昆虫，明而为日月，幽而为鬼神，皆囿乎一气，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杀一孝妇，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旱。烹一虐吏，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雨。必深考其故，则知天不可忽，而古人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明矣。以实者，诚心畏惧，改过从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语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则其气不专，故无感应之验。诚心畏惧，则其气与天地合，与神明通，未有不应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宁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祸为如何？崇阵二年，彗星出，其长竟天。宣和元年，一日无故，大水至京城。皆大变异，不闻消弭之方，其祸为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东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见者震惧。独耿南仲以为敌国将灭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祸为如何？天不可诬也。顷在维扬，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敌骑饮江。及次钱塘，白虹贯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庐倡乱。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蚀，廷臣不以告，而六飞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为孜焉，陛下当时有消弭之道，决不至此矣。至绍兴二年八月，奸臣擅朝，斥逐贤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孜其日辰，乃在谴逐党魁之后。一时群小自以能欺惑宸听，矫诬上天，以为除售布新之象，显然载于赦令，谓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火，三省、六曹、宪台、谏院一切煨烬。冬雷、木冰、地震、海溢，积阴四十馀日之异，杂然立见。其时朋党已尽逐，则灾祥决不为党人而见也。乃去年九月，贼豫称兵，径欲犯跸，人理所无，天下之大变也。然后知星火雷震之类，天所以告耳。上赖陛下肃将天威，声罪致讨，明君臣之义，以抉三纲，戎辂亲行，师旅用命，逐却敌人。不然，其祸可胜言耶！以往时天变如彼，廷臣为退避之计，终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变如此，陛下决进战之谋，转灾为福，易于反掌。则天人之际，其果相远乎！臣于此有私忧过计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敌骑将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阳亏光，不尽如钧，几于暝晦。敌已折北，此象何为而见耶？其时虽下诏音，共图应天之实，而未见施为之事，民心不信。盖陛下避殿减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闻举行，又况其他乎？乃仲春之月，雷电震耀，继以雨雹，连日大雪，甲拆尽摧。季春已来，及此仲夏，常阴多雨，气候正寒，皆阳微阴盛，小人道长，敌国凭陵之象。无远虑不知爱君者，以为日食乃豫贼败走之应也。寒雨乃三吴、梅、润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灾而惧之意，不及于太戊畏天之实，臣窃忧之。臣闻日月星辰虽度数有常，雷电雨雪虽阴阳为诊，然休咎著应，则皆人为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而陛下睿哲，尤当加意而图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臣闻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间，与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穑艰难，故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孔手曰：“小人哉樊须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盖田野细民耳，非奸邪庸佞俭小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丧宅忧，幽默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虚心倾耳以听之。及其免丧，犹弗言也。群臣请焉，曰：“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矣。”高宗于是作书诰四方，举傅说于版筑之间，用以为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贤臣置左右，兴时雍之治也。得贤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犹且不敢荒宁而勤于莅政。故传说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维艰。”高宗曰：“尔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其后虽有飞雉升鼎之异，高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应之。嘉靖殷邦，小大无怨，降年有永，享国久长。非不忘艰难，戒于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无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违道以干之。考傅说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则官爵车服岂可轻以与人，而求其悦哉！若夺私昵之官以与能，取恶德之爵以与贤，私昵恶德之人独无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盖惜名器，慎赏赐，与所当与，天下悦之。不与所不当与，彼自其分当然，又何怨之敢兴哉？嘉靖之要，无过此矣。苟为不然，则人思苟得，废法毁令，纷然求于分外以干其上，与此则彼怨，与彼则此怨，不嘉而恶，不靖而竞，虽区区不自暇逸，亦无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臣闻祖甲，即汤孙太甲也。夫与细民同处，可以知艰难耳，非天质甚贤，未有不沦于污下之习者。太甲之质，中人而已。不义惟王，为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艾，复归于亳。起而即位，其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状则尽知之矣。伊尹训之曰：“无时豫怠。”太甲听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民安乐之，天眷顾之，而降年有永，享国久长也。夫鳏寡之人，众所易陵也。惟圣人加意焉。故帝尧则不虐无告，武王则不虐茕独，成汤则子惠困穷，文王则改先四者。盖天道至大，未尝择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当使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又况众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势，畏高明，贫者日贫，富者日富，使强陵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动和气，水旱盗贼由是而作，则大乱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尝观民庶之家，其辛勤创业者，大率皆黄发鲐背，既寿且康。至其子孙一传再传之后，肤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欲放恣，年命不永。岂天使之然哉？逸与不逸之所致耳。况于人君乎！晋悼公、汉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体之奉早矣，亦无能寿考。况于求为逸乐之主乎？或谓汉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欲，而享年甚久，则周公之言有时而不可信也。臣曰：冶葛盖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岂可遂以冶葛酞酒为可食哉？苦汉世宗、唐明皇，盖千万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赀之身而试之，非愚则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寿。古之圣人无不寿者，臣子之愿乎君父莫加于此矣。而周公独以无逸为致寿之法者，盖人君伐生残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游观，曰田猎。此五者，皆生于逸。逸则不知戒惧，无所用其心，于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则心移志易，气耗而形敝，不得尽其天年必矣。后世人主目视极色，耳听极声，口嗜极味，撞锺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说，鏖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汉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药而没者三帝，其亦不讲无逸之过欤！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闻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持商之三宗为能无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兴隆而无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无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义理是从，则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师保，必畏谏诤，必畏谤谢，必畏祸乱。凡可以致治者无不慕也，凡可以致乱者无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与，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当畏，有不当畏者。如前所陈，当畏者也，虽圣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仇敌，则当修明政刑以禳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监，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猡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谓文王大圣人也，不以美衣服为心，其心在于安民重农事耳。组丽文绣之饰，人心所同欲，儿女子之所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犹不足与议，况为天下国家而好洁其衣服，必无远大之虑矣。古人发蜉蝣之刺，为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农事也。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臣谓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犹《书》称文武曰“聪明齐圣”，《语》称夫子日“温良恭俭让”之类也。人君执刚行律建，威如雷霆，故以徽柔为难。尊无与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为难。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柔，非强柔也。美于谦恭，非强恭也。其德气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也。鲜，乏少者也。鳏，无妻者也。寡，无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赐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妇之类，非补有馀损不足也。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亏盈而益谦。君之道，当抑兼并，扶贫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为与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恶为予夺也。昔者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日：“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孔手之言，岂恃为子华发哉？盖圣人用财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禄之人，而又分之以货宝，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纪极，则继富矣。而匹夫匹妇至于饥寒冻馁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为，而况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臣谓人过时而不食，则饥寒之患立至。文王独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犹不暇食哉？盖其心以天下为一家，以百姓为一体。言有不便于民，事有不益于治者，切心思虑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悦无有怨怒为事，诚有时而不暇食耳。非虚言也。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孔子曰：“吾口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大圣人忧世犹若是，况不及圣人者当如何哉？虽然，勤有二道，于所当勤而勤之，则事立而功倍。于所不当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劳体肤，而无益也。秦始皇衡石程书，隋文帝卫士传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乱比之文工，如天壤之相绝，盖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盖讥其勤劳于事而不知为政也。政与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识政事之异，亲政而不亲事，则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谓惟正之供者，赋税之常也。所入有定数，则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费，必将不给，而加赋横敛之政出矣。游田者，一时之逸乐也。以一时之逸乐使斯民困于供亿，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盘于游田，其自克如此。呜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臣闻文王年四十七，赐斧钺，得专征伐，为西方诸侯之长。虽身不有天下，而后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则自为西伯时，实受天命矣。文王享寿九十有七年，享国五十年，而曰“受命推中身”者，先儒谓举全数也。四十七年之前为诸侯，四十七年之后为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权重矣，其势崇矣，其富贵将极矣，而文王自奉未尝加于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盘游田，以伐其生，荡其志，克绥期颐之寿。非德胜其气，性化其欲，不为权势富贵所变，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圣欤！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臣谓嗣王者，指成王也。则者，法也。淫者，过也。文王于观、逸、游、田，不敢有所过。为成王者当法其不过于观、逸、游、田也。何谓观？如鲁隐公“观鱼于棠”，庄公“观社于齐”，齐景公“观于转附朝舞”之类。臧减孙所谓“不轨不物”，曹剧所谓“后嗣何观”，而晏子所谓“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则观之过也。何谓逸？如鲁文公三不会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视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缓而怠于练祭，太室屋坏而怠于宗庙，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忧旱，鲁国失政自文公始，则逸之遇也。何谓游？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秦始皇、隋炀帝作离宫别馆不知其数，千乘万骑极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国，则游之过也。何谓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为羿所夺。羿又不监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磨牡，为浞所杀。汉武帝微行出猎，夜过柏谷，渴而求浆，为主人所辱。则田之过也。故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则必轻费妄用，万民正供之常赋不足以给之，而重敛于民，民力穷困，弱者死沟壑，壮者为盗贼，莫与守其国家，而欲与之偕亡矣。其初特欲为快乐耳，其终至此。此圣人所以长虑却顾而戒之于其渐也。

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

臣谓无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为今日之乐，后日不为也。今日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后日欲不为，得乎？若曰姑为今日之乐耳，则是逸意已萌，民心不从，天意不顺，下得罪于民，上得罪于天，如此之人，大有过咎也。若，顺也。丕，大也。民以力事其上，艰难孰甚焉。而我以耽乐临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训之谓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无以加之。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宪天聪明，庶乎其能则之也。苟耽乐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顾乎？《书》曰：“纣自息乃逸，天罔爱于殷。”非天攸若之谓也。天所不顺，民所不从，人君之过，咎无大于比矣。凡此皆以情欲自恕，谓一日耽乐不足为害者也。人情犹水耳，堤防谨固则水不得泄；一有蚁穴之漏，则千丈之堤，百尺之防，亦将溃矣。礼法严备，则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将废矣。故臣窃谓无逸之君，未有不谨于礼者。能克己复礼，逸何从生乎？

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臣谓纣之无道，后世言恶者必稽焉。周公方称文王之圣，又及商纣之恶，无乃不类乎？盖人心无常也，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罔念则狂，克念则圣。使成王听周公之训，则有及于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训，则有同于商纣之道。盖中入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齐小白用管仲则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监刁、易牙则身死在殡，四聆谋动其国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则海内晏然，几致刑措；用李林甫、杨国忠则失国播迁，出咸阳四十里而无食。是故明主兢兢忧畏，必近君子，必远小人，不讳乱亡，不恶逆耳。虽比己为丹朱，如禹之于舜，方己以商纣，如周公之于成王，亦所乐闻而喜听，铭心而永戒。是以不至于乱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诰，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讲张为幻。

臣谓古之人者，周公称往昔圣贤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诰训，以事而相启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诲，以道而相成就。君有过举，臣则正之而无隐。臣有未尽，君则求之而不蔽。各务展尽，不事形迹，谗言不入，谮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达，小民所以不敢相与讲张为幻，以诳惑其上也。讲张，诳也。幻，惑也。凡奸俭之人欲诳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恶之偏而入其说，贪则诱之以货财，怯则导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则变乱邪正以遂其私，赏罚不当则诬罔功罪以坏其政。自旁人观之，犹幻师施迷人之术，颠倒反易，乱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觉，乃以为诚然，是可欺也。憸奸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为所惑，则莫如受忠良之训告，求吉土之保惠，师贤哲之教诲，奸俭远扉，诳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听，人乃凯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臣谓正刑者，正法也。《诗》称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告之训典，以遗后嗣，保其国家，所谓正法也。后嗣之贤者，则监于成宪，后臣之贤者，则谨守前规，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谤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孙不知前人之艰难，不知小人之依恃，不听训诰、保惠、教诲之言，于是奸俭之人因其所好而训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变也。时既不同，事与时并，有损有益，同归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于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无不更改，违道咈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骚动，民不得安，怨谢并兴，入于大乱而莫可止。原其所以，皆出于人主自圣，轻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训诰，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贤哲以胥教诲，而奸俭之人讳张为幻故耳。往在熙宁，欲大有为，王安石诪张新法之说而为幻。往在崇、观，欲承考志，蔡京祷张绍述之说而为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诪张享上之说而为幻。往在靖康，欲好边疆，耿南仲诪张讲和之说而为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驯致祸衅，涂炭生民，家国两亡，岂不痛哉！方奸俭在位之时，与其徒党唱和响应，欺罔其君以窃富贵。而志士仁人观之于隐微侧陋之中，与世俗幻师以术诳惑迷人而取其金钱，见笑于旁观者，无以异也。前车已覆，后车当戒，臣敢因是有献焉，臣闻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来至于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则为正心，行之则为正道，言之则为正论，尽之则为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谓之正法也。何谓正了天尊地卑，君臣之义，不可易也。比年以来，缙绅大夫忘君臣之义，诪张为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骇惧。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变也，从之者则讳张为幻，谓能存宗庙，活百姓矣。苗、刘握兵谋为篡逆，天下大变也，助之者则诪张为幻，请录用其党，使言者勿论矣。豫贼挟敌，窃污京邑，天下大变也，许之者则诪张为幻，欲通书问，讲聆好，受御馈，以免其讨矣。稽之古训，无有是事，特出于庸人懦夫偷生苟活为持禄保位之计，灭三纲、毁五常而不顾。变乱先王之正法，岂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训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贤哲相教诲，爱日惜时，不自暇逸，则所言所行无非正法，而讲张为幻者犹雪见，亦何所施其说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炽甚，非国家之福也。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臣谓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禀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则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盖尝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矣。所以动心忍性，兢兢业业，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开，情伪尽知，天下之理无不昭晰。彼诪张为幻者莫得投其隙，盖无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犹监之不拭，尘愈集之，犹井之弗汲，泥愈汩之，则昏然而已矣。傅说告高宗，当念终始，常主于学，惟学可以顺志于理，能务时敏速而不怠，则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圣贤之格言，人主所当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

臣谓自常情观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毁詈君父，罪不容于死，此周厉王所以设监谤之官，秦始皇所以设偶语之禁，或至于诛腹非，戮反唇，无所不至也。古之圣人所见广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开辟言路，使无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共情上达，故曰“士传言，庶人谤，商旅议于市，工执艺以谏。”夫惟如此，是以身无择行，朝无择改，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称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责己而不责人之甚也。责己而不责人，信美矣，则将何以验之？必曰“朕之过失诚若是也。心既乐闻之，其形于辞色者一无忿疾之可见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后人知其君纳谏受言，虽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于至诚，而非矫饰。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祖宗无不虚怀从善，勉于改过。所言言路未尝芜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摈远老成，汲引轻薄，风俗大坏。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思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讟父兄，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戎马在郊，烟尘暗阙，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犹人之一身，言路犹关膈也。关膈通则血气流行而身体通，言路通则得失不蔽而改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沦浃乎三纪之外，至今遗风馀俗未消殄也。欲变革之，在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以后世观之，刘安欲叛汉，独畏一汲黯而不敢发。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辈，正色立朝，昌言无隐，小人必退听，奸宄必息心，岂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变危为安，易乱为治矣！又况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听人，乃或寿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臣谓人君信讲张，疾怨詈，是不以尧、舜自待，而以周厉王、秦始皇为可法也。小人善于诳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为小心。苟入其说，则必以万乘之重而计较曲直于匹夫之口，不从长思念其为君之道。其心褊隘，记过不忘，罚无罪，杀无辜，天下之怨举集之矣。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恐其渐及于己也。贤人君子，众心之所与也。小人欲肆其奸，必忌君子。君子无罪可指，则必反指为小人，匿言潜谱以中伤之；或以为退有后言，或以为卖直归怨，或以为取名于外，或以为朋比欺君，其术虽多，大要不出此数者。人主一怒，小则谪罚，大则诛杀，不知其实则无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炀帝尝谓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谏。”臣下知之，恣为讲张，以忧国者为怨，以忠言者为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宠。至于大难忽作，两臣终得自全，而肠帝独尸其祸。则以众怨所丛，不怨言者而怨听者故也。或曰：“罚一无罪，杀一无辜，何遽至此？”臣应之曰：“自秦皇、隋炀观之，所杀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观之，则以杀一童子而灭其社稷。自商纣观之，则以杀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则系杀罚之当否耳，岂在多寡乎？周公戒王无逸而及此，则以心昏志蔽，谗邪得入者，皆生于好逸求安，不知警惧，浸淫及乱而罔觉也。是以反复言之。验于成王躬致太平，则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诬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