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作者:周作人
1918年7月15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卷5

  我们平常对于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种意见。说他是“模仿”来的。西洋也有人说,“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儿”。这话未始无因,却不尽确当。日本的文化,大约可说是“创造的模拟”。这名称似乎费解;英国人 Laurence Binyon 著的《亚细亚美术论》中有一节论日本美术的话,说得最好,可以抄来做个说明:

“照一方面说,可以说日本凡事都是从支那来;但照这样说,也就可说西洋各国,凡事都是从犹太希腊罗马来。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致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造就。他们的美术,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时候,也仍旧含有一种本来的情味。他们几百年来,从了支那的规律,却又能造出这许多有生气多独创的作品,就可以见他们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独一的柔性(Docility)。如有人说,Ingres 的画不过是模仿 Raphael 的,果然是浅薄的观察;现在倘说,日本的美术不过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样是浅薄的观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学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0)的物语,江户时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学,——俳句川柳之类,都是极好的例。到了维新以后,西洋思想占了优势,文学也生了一个极大变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从表面上看,也可说是“模仿”西洋,但这话也不尽然。照上来所说,正是创造的模拟。这并不是说,将西洋新思想和东洋的国粹合起来,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类的世界的倾向,便愈好。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祇去模仿的好——又不祇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心里,混合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祇是背诵那经上的话。这辨识两样模拟的分别,也就是有诚意与无诚意的分别。日本文学界,因为有自觉肯服善,能有诚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的新文学。

  我们现在略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的发达,一面可以证明上文所说的事实,又看他逐渐发达的迳路,同中国新小说界的精彩来比较,也是一件颇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最有名。镰仓(十三世纪)室町(十四五六世纪)两时代,所谓武士文学的时代,这类小说,变成军纪,多讲战事。到了江户时代(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小说又大发达起来。今祇将他们类举出来,分作下列八种:

  一 假字草子 是一种志怪之类。

  二 浮世草子 一种社会小说,井原西鹤最有名。

  三 实录物 历史演艺。

  四 洒落本 又称蒟蒻本,多记游廓情事。

  五 读本 又称教训读本。

  六 滑稽本

  七 人情本

  八 草双纸 有赤本墨本青本黄表纸诸称;又或合订,称合卷物。

  这八种都是通俗小说,流行于中等以下的社会。其中虽间有佳作,当得起文学的名称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迎合下层社会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仿佛同画工或是说书的一样;他们也自称戏作者,做书的目的,不过是供娱乐,或当教训。在当时儒教主义时代,原不当他作文学看待。到了明治初年,这种戏作者还是颇多;他们的意见,也还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致政府对于教导职发下三条教训——一体敬神爱国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义;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教他们去行的时候,假名垣鲁文同条野采菊两个人代表了小说家,呈递答文,中有几处,说的狠妙

  “今以戏作为业者,仅余等二人,及此他二三子而已。此无他,智识日开月进,故贱稗史之妄语不复重也。……夫戏作者,本非以示识者也,但以导化不识者也。倘犹依然株守,非特将限于迂远,流于暧昧;其弊且将引入于过失。故决议尔后当一变从来之作风,谨本教训三条之趣旨,以从事著作。再余等虽属下劣贱业,唯与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别;乞予鉴察为幸。”

  看这两节,当时小说界的情形,可想见了。明治维新以后,到了十七八年,国民的思想都单注在政治同学术一方面,文学一面还未注意。譒译的外国小说,虽颇流行,多是英国 Lytton 同 Disraeli 的政治小说一类。有个自己著作的,如柴东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间莺》,也都是讲政治的。诗歌一面,有坪内、天野、高田三人译的《春江奇谈》(Lady of the Lake)坪内逍遥译的《自由太刀馀波切味》(Julius Caesar)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气味。

  二 如上所说明治初年的小说,就祇是这两类:

   一旧小说 是教训、讽刺、洒落三类;

   二新小说 是翻译的,或拟作的政治小说两类。

  当时有几个先觉,觉得不大满足,就发生一种新文学的运动。坪内逍遥首先发起,他根据西洋的学理,做了一部《小说神髓》指示小说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说,名叫《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于明治十九年(1886)先后刊行,两种书的出板,可算是日本新小说史上一件大事。因为以后小说的发达,差不多都从两部书而起的。

  《小说神髓》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的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辨明 Novel 同 Romance 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之主脑人情也。世袭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家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之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此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旁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当世书生气质就是据这理论而作,描写当时学生生活。虽然文章还沾草双纸的气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题文学士春迺家陇也就狠狠增重小说的价值。所以长谷川二叶亭作《浮云》也借他这春之家的名号来发表,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了。

  二叶亭四迷精通俄国文学,翻译绍介,狠有功劳。一方面也自创作《浮云》,这是一篇写内海文三失业失恋烦闷无类的情状,比《书生气质》更有进步。又创言文一致的体裁,也是一件大事业。但是他志在经世,不以文学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两篇,也都是名作。他因为受了俄国文字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脱去戏作者的游戏态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狠有影响于后世的。

  三 同二叶亭的人生的艺术派相对,有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等几个人发以砚友社,本是一种名士的文会;后来发刊杂志《我乐多文库》(我乐多的意义是破或一切)发表著作,在小说界上,狠占势力。这一派也依据《小说神髓》奉写实主义,但是不重在真,祇重在美;所以观察不甚微透,文章却极优美。红叶的小说,最有名的是《金色夜叉》,最好的是《多情多恨》。

  幸田露伴的著作,同红叶一样有名,他们的意见,却正相反。一个是主观的理想派,一个是客观的写实派;可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彻底。露伴的思想,一种是努力,一种是悟道;做的小说,便都表现这两种思想。何以不彻底呢?因为他不是从实人生观察得来,祇是从主观断定的;所以他小说的有名,大抵还是文章一面居多。

  一样事主官的倾向,却又与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学界一派。露伴的主观,是主意的;透谷是主情的。露伴于人生问题,不曾切实的感著;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尽。原来人生的艺术派,由二叶亭从俄国文学绍介近来,不久就被砚友社这一派压倒;森鸥外从德国留学回去,翻译外国诗歌小说,又振兴起来。明治二十六年(1893)北村透谷等便发起《文学界》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也都加入。他们的主张,正同十八世纪末欧洲的传奇派(Romanticism)一样;就是破坏因袭,尊重个性;对于从来的信仰道德,都不信任,祇是寻求自己的理想。最初的文学,不过当作娱乐,其次描写人生,也祇是表面,到了这时,关系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事了。文学与人生两件事,关联的愈加密切,这也是新文学发达的一步。

  四 中日战后,国民对于社会的问题,渐渐觉得切紧;砚友社派的人,就发起一种观念小说,仿佛同露伴的理想小说相类,表示著作对于这件事的观念。描写社会上矛盾冲突种种悲剧,却含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附有答案的问题小说。川上眉山的《表里》(Uraomote)、泉镜花的《夜行巡察》最有名。观念小说大概是悲剧,再进一步,更求深刻,便变了悲惨小说。广津柳浪的《黑蜥蜴》《今戸心中》(心中即情死此事中国甚少见)就是这派的代表著作。悲剧小说内容,可分四类;——一残疾疾病,二变态恋爱,三娼妓生活,四下层社会。砚友社的艺术派,终于渐渐同人生接近,是极可注意的事。

  樋口一叶是砚友社派的女小说家,二十五岁时死了。前后四年,作了十几篇小说。前期的著作,受着砚友社的影响,也用那一流的写实法;但是天分极高,所写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别真挚。后期的著作,如《浊江》(Nigorie)、《争长》(Takekurabe)等尤为完善,几乎自成一家。他虽是砚友社派的人,他的小说却是人生派的艺术,有人评他说,“一叶盖代日本女子,以女子身之悲哀诉诸世间,”狠是确当。但他又能将这悲哀,用客观态度从容描写,代为艺术,更是难及。高山樗牛极赞美他,说“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又说,“其来何迟,其去何早”。一叶在明治文学史上好像是一颗大彗星,忽然就去了。

  五 观念小说以来,文学渐同社会接触,但终未十分切实。内田鲁庵发表《时代精神论》,攻击当时的小说家。他说:

  “今之小说家,身常与社会隔离,故未尝理解时代之精神。政治宗教学术之社会,与彼等若风马牛也。……我国今日政治宗教伦理上,新旧思想之乖离,非即预兆将来之大冲突大破坏乎?日日读新闻,感兴百出,可慨者可恐者,所在多有;与读维新前后之历史,有同一之感。转而翻《文艺俱乐部》或《新小说》(案皆杂志名)则天下太平无事;二者相较,宛如隔世。”

  鲁庵便自己做了许多小说,就是社会小说的发端,其中《年终廿八日》最为有名。中村冰雨、木下尚江也做这一类的著作。但是人生问题不曾明白,这社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所以社会小说不能十分发展,就衰退了。

  社会小说之外,有一种家庭小说,也在这时候兴起。小说的内容,不必定写家庭事情,不过是指家庭的读物;所以在文学上位置不狠高。这一类著作大抵讲离合悲欢的事,打动人的感情,略合著道德的意义,与教训小说相差无几。菊池幽芳同德富芦花是这派名家。芦花的《不如归》(杜鹃鸟的别名)最为有名,重板到一百多次。虽也祇是一种伤感的通俗文学,但态度狠是真挚,所以特有可取。芦花后来忽然悟彻,到俄国访了 Tolstoj 回来。退往乡村,也学他躬耕去了。

  六 上来所说砚友社写实派,兴了悲惨小说以来,渐同现实生活接近;祇是柳浪以后专做新闻小说,这一面渐荒废了。小栗风叶接着兴起;起初模仿红叶随后渐渐的转变,脱离了砚友社道德善恶的见解;祇将实在人生模写出来,便已满足。这描写丑恶一件事,已经大有自然主义的风气。但是他虽有此意气,还未十分受着科学精神的影响,所以根基不大确实。到小杉天外作《流行歌》(1899)始是有意识的模仿 Zola,用科学的态度将人当作一个生物来描写他。他又从性欲一面观察恋爱,描写他生理的缘因,都是一种进步。但《流行歌》序中,又如是说:

  “自然但为自然而已。不善不恶不美不丑;唯或一时代或一国家之或一人,取自然之一角,以意称之曰善曰恶曰美曰丑而已。

  “读者之感动与否,于诗人无预也。诗人唯如实描写其空想之物而已。如画家作肖像时,谓君鼻烧高,以刨加面,可乎?”

  照上文第一节来看,他的自然主义,也还缺根本的自觉。第二年永井荷风作《地狱之花》又进了一步。他序中说:

  “人类之一面,确犹不免为兽性。此其由于肉体上生理之诱惑欤?抑由于自动物进化之祖先之遗传欤?……余今所欲为者即观察此由遗传与境遇而生之放纵强暴之事实,毫无忌讳,而细写之也。”

  荷风深通法国文学,他的主张,就从 Zola《实验小说论》而来。天外描写黑暗,有点好奇心在内;荷风祇认定人间确有兽性,要写人生,自不能不写这黑暗。这是二人不同的点,也就是二人优劣的点。

  七 自然派小说的兴盛。在日俄战争以后,前后共有七年(1905-1912)。其先有三个前驱,就是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同田山花袋。

  国木田独步同一叶一样,也是一个天才,他先时而生;他的名作《独步集》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时,早已出版。待到自然主义大盛,识得他的才能的时候,也就死了。藤村本是抒情派诗人,花袋出自《文学界》,都从主观转入客观。三十七年花袋作《露骨的描写》一文,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诸批评家,也极力提倡外国自然派文学,经二叶亭、鸥外、抱月、升曙梦、马场孤蝶、上田敏等翻译绍介,也兴盛起来。自然主义渐占势力,到了藤村的《破戒》(三十九年)、花袋的《蒲团》(四十年出版,蒲团就是棉被)出现,可算是极盛时代。

  此后五六年间,作家辈出,最有名的是:

  • 德田秋声  烂
  • 正宗白鸟  何往
  • 真山青果  南小泉村
  • 岩野泡鸣  耽溺
  • 近松秋江  故乡
  • 中村星湖  星湖集

  总而言之,日本自然派小说,直接从法国 Zola 与 Maupassant 一派而来,所以这几重特色;——一重客观不重主观,二尚真不尚美,三主平凡不主奇异,也都相同。但虽是模模仿,仍然自有本色,所以可贵。祇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Determinism)带有厌世的倾向,往往引人入于绝望;所以有人感著不满,有一种反动起来,这也是文艺上的一派,别有他的主张。至于那骂自然派小说不道德,“要坏乱风俗”的顽固派,原是一种成见,并不从思想上来,当然不必论的。

  八 这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中,最有名的是夏目漱石。他本事东京大学教授,后来辞职,进了朝日新闻社,专作评论小说。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馀欲的文学”。当初他同正冈子规、高滨虚子等改革俳句,发刊一种杂志,名字就叫鸟名的《子规》(Hototogis')。他最初做的小说《我是猫》就载在这种杂志上面。是中学教师家里的一只猫,记他自己的经历见闻,狠是诙谐,自有一种风趣。高滨虚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鸡头》(即是鸡冠花)。漱石作序,中间说:

  “馀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有不触著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著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之中,起居知法,种种不同,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馀裕也。或观察之,亦馀裕也。或玩味之,亦馀裕也。”

  自然派说,凡小说须触著人生;漱石说,不触著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容的赏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馀裕派的意思同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馀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森鸥外本是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充军医总监,现任博物馆长,翻译以外,多有创作。他近来的主张,是遣兴文学。短篇小说《游戏》(Asobi)的里面说:

  “这个汉子就是著作着时候,也同小孩子游戏时一样的心情。这并不是说,他就一点没有苦处。无论什么游戏,都须得超过障碍。他也晓得艺术不是玩耍,也自觉得倘将自己用的家伙,交与真的巨匠大家,也可造成震动世界的作品。但是虽然自觉,却总存著游戏的心情。……总之在木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种游戏。”

  这几句话,狠可见他的态度,他是理知的人,所以对于凡事,都是一副消极的态度,没有兴奋的时候,颇有现代虚无思想倾向。所以他的著作,也多不触著人生。遣兴主义名称,虽然不同,到底也是低徊趣味一流,称作馀裕派,也没什么不可。

  九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祇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其中约可分出两种:

  一是享乐主义。片上天弦论明治四十四年文坛情状,有这一节说得明白:

  “二年来,对于自然派静观写实之态度,表示不满,见于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经验;此派之人,则欲注油于生命之火,尝尽本生之味。彼不以纪录生活之历史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历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观照,而在生之享乐;不仅在艺术之制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艺术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风最有名。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所作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作。谷崎润一朗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 Borgson 创造的进话说、Rolland 的至勇主义、俄国 Tolstoj 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 Blake 与 Whitman 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种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弴、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

  早稻田大学,自从出了岛村抱月、相马御风、片上天弦等以后,文学上狠有势力。随后新进文士,也出了不少。山村星湖离了客观的自然主义,提倡问题小说,兴起主张本位的艺术。相马泰三著作,带着唯美的倾向。谷崎精二是润一郎的兄弟,却是人道主义的作家;有短篇集《生与死之爱》可以见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说,是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变迁的大概。因为时间局促,说得甚是粗浅,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将来可以直接研究,这篇不过是当一个 Index 罢了。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狠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又一方面,从就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祇全是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祇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辨识讽刺嘲骂诬蔑。讲到底,还祇是“戏作者”的态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鲁文的一流。所以我还把他放在旧小说项下,因为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即如他还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对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祇可承认他是旧小说的佳作,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学。他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上,原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历史的力来压服我们。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

  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箱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做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的就像《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不必论也。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祇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除却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斯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是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人,祇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时的样子,所以日下切要办法,也辨识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总而言之,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日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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