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16 中华文库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臧，臧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臧，臧镪百万。原注孟康曰，镪，钱贯也。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原注南齐豫章王嶷镇荆州，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优评者，增价而取之。

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

单穆公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汉之平凖，宋之均输市易，截然三法也，计臣附会而一之，遂为天下害。

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敛之，然后民无滞货，非以贱故买之也。物不时得，有以资之，然后民无乏用，非以贵故卖之也。敛之使无滞，资之使无匮，皆非牟利也，皆以为民也。平准者，以京师官分主郡国物，郡国亦各有官输其物京师。郡国之官伺其贱，京师之官伺其贵，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物贾不至腾踊。虽与商贾争利，是其隐衷，而禁物腾踊，尚美其名。均输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间用物也。皆以内府钱货笼于诸路，笼于京师，使民间一丝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当法贷之，而责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睃下之名，不厌争利之壑矣。此三法同异之辨不可不知也。

姚刑部曰：世言司马子长因己被罪于汉，不能自赎，发愤而传货殖。余谓不然。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无校于物之盈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彷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资，贤士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贱，而盐铁酒酤均输，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诲之，整齐之。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弗安？国奚不富？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恨恨焉思所胜之，用刻剥聚敛，无益习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户亡积贮，物力凋敝，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极哉。方秦始皇统一区夏，鞭棰夷蛮，雄略震乎当世。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资，奉匹夫匹妇，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贵乎？呜呼，敝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乂仇敛，鹿台之钱、巨桥之粟聚于人主，原注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杨氏曰：崇祯之末，有云见银尚有数十库者，有云其说不者。

柴御史曰：理财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之念无日不廑于宸衷，而量入为出之规尚似未筹乎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学之言理财，曰生、曰食、曰为、曰用。夫生与为、事属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过董其纲纪而已。食与用，权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为计，合三十年之通，俾宽然有馀不可。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内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食不可谓寡矣。又直隶修水利。部臣至请捐道府大员，用不可谓舒矣。臣观往古承平之馀，每以乏财为患。其时之议不过日汰冗兵，省冗员，行节俭。今行伍无虚籍，廪给无枝官，宫府无妄费，是节之无不至也。过此则刻核吝啬矣。唐宋之税粮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万历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为准。至张居正当国，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钱粮俸饷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羡，关税有盈馀，盐课有溢额，是取之亦无不至也，过此则为横征暴敛矣。然就今日计之，则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休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以臣等身荷厚恩，备官台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虽其事至重，断非弇昧之见所能周悉。然事无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

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何也？臣闻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至英宗治平年间，至百二十万，国力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而国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农，仰给宗禄。至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给之也。今满州、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

臣窃以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皆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俱曾请开垦。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分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之次丁、馀丁力能耕种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农隙操演，则数年之后，皆成劲卒，复可资满洲之生计。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养赡蒙古，徒资靡费，莫若令其分地捐资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愿出者，为例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出旗后无以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见任居官者，各给以三年之俸银。其无居官者，统给以六年之饷银。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盖彼在旗百年，势难徒手而去，若许带家产，又有并给三年、六年之俸饷，将此一项经营，亦可敌每年所给之饷。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之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绌。其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

臣又按，耗羡归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之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剔厘，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游客于此染指。分肥则与为蒙蔽，勒索则与为游扬，染指则与交通关说。致贪风未泯，帑庾多亏。自耗羡归公之后，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其贤且能者则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间之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归公之后，民间之输纳比于正供，而丝毫之出纳悉操内部。地丁之公费，除官吏养廉之外，既无馀剩。官吏之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资，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此外无馀剩。每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捐己资既苦贫窭，请公帑实非容易。于是督抚止题调属员，便为整顿地方矣，不问其兴利除弊也。州县止料理案牍，便为才具兼优矣，不问农桑教养也。

臣不敢泛引，请以近事之确凿有据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垦荒，而广东一省，荒田至二万顷，无有过而问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从无疏浚。陕西郑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万顷，今湮塞不及溉百馀顷。湖广出米，接济东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无长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粜，而贵粜则时价不得平，贱粜则采买无所出，纷纭议论，究无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办一事，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

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其捐监一项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其馀若灾伤之有拯恤，孤贫之当养赡，河渠水利之当兴修，贫民开垦之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之当修治，采买仓谷之价值不敷，皆于此项动给，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之项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之项而协济之。其稽查之权属之司道，其核减之权操之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

或疑复采买则谷贵，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为良法。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赈贷告籴，杂然并举，故谷贵，非一常平之买补可致谷贵也。且捐监一项，或银粟兼收，或丰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调剂常平之不逮也。

或疑此项不归正供，有司必多侵蚀浮冒。不知巧黩之夫，虽正供亦能耗蠹。廉谨之士，虽暗昧不敢自欺。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

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他如关税盐课之溢额皆可量加裁减，以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施之类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则教化行，仕路清则风俗正。教化行而风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总其纲纪，巩固灵长之业，犹泰山而四维之也。臣日夜思维，以为当今之要务无急于此者。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旧唐书裴●传、新唐书食货志同。元稹状言，臣伏准前后制敕及每岁旨条，两税留州、留使钱外，加率一钱一物，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仍令出使御史访察闻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货志。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祐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馀，则转运司常足。原注，犹今之布政司。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杨氏曰】两司者，转运户部。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原注】银两之数。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馀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今已不及十万也。广西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每岁以入为出耳。余甲午参政山东，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馀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哱，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

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巨，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

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馀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馀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馀银四万两，约有四十馀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馀银约有八十馀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馀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馀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馀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馀银约有三十馀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着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

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

【原注】崇祯元年六月奉旨，范济世阿逢逆珰，妄报操银，贻害地方，著冠带闲住。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诸州之赋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给有司之费，天子不问者也。汉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诸赋颇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钱当古者汤沐之费，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贪墨而养其廉。亡何，德宗之时，李泌请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元友直勾检诸道，税外物悉入户部。其后裴泊又以送使之财悉为上供，上供颇益，而不加赋，当时以为善政。其实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丰，州支益微，徒知财利之权宜管于上，不复分别佣力之钱义当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赋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务萧索，不得不抑配民间，细而斗斛折变微利亦归于官。大而飞苞驿篚，囊金椟帛，以输权门，行暮夜者尽取诸民。展转相须，不为限制，则展转相蒙，不复检察。一纸之令，使天下之官皆丧其节，天下之民日顷其赀。政之不善，孰过于此？此熙宁以后之覆辙也。

立国之道所以贵重货财者，谓其好用之，则庭实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则坚甲利兵足以备不虞，金汤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贬损，与天下共守节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经费有馀，民间不困征敛也。敛之既尽，有司所负必多，谴责不已，罢斥亦多，奸胥知守长数易而侵盗亦多，有司倦于检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见及，故迟留正赋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术以处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钱与州，然后杜监司胁取之间，塞长吏抑配之窦，俾贤者足以养廉，贪者必于得罪，而后王道可行也。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末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先生读隋书篇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当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升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午，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人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日，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则言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享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钱氏曰】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钞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讱为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实录不载其名。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字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𫟹、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媢，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读宋史陈遘篇曰，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原注】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浸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卅县太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久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卧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盖其剥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时权宜。而遗祸及于无穷，是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脰决腹，一瞑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韦昭曰，若食一斛则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原注】谓分禄以瞻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原注】唐时官多，有员外置者，故分别言之。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盩厔厚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镈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馀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原注】晋、魏、隋、唐书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职田多少之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原注】晋书本传。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宫，【原注】宋书本传。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原注】品如正一品、正二品，从如从一品、从二品。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原注】实录会典皆不载。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实岁百八十馀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职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优其力，而县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禄之，而犹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复何辞！当今制禄，视前代已薄。兵兴以来，又加裁省，官于京师者，舆从衣裘常苦不给。顷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给全俸，仰见体群臣之厚意。更愿沛发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禄饩，臣下见优恤如此其厚，无不人人感奋，岂非兴廉教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国朝常俸外，倍给养廉银。顾名思义，臣下宜何如感奋。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折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原注】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给在京文武官及锦衣卫将军总小旗来各五斗，杂职及吏并各卫总小旗军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属者米各四斗，无家属者各斗五升，并准俸粮之支钞者。●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原注】按洪熙元年闰七月，尹松言，官员俸禄以钞折米，四方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者有之，六七十贯者有之。则是时折钞犹准米价。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实录文。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原注】正统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给在外文武官吏军士俸粮，原定粮一石给钞十五贯，今增十贯，为二十五贯。十二年四月丙辰，乃减为十五贯。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钞每七百贯与白金一两。天顺元年正月壬辰诏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钞俱准给银，从户部奏请，以官库钞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减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先是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因户部裁省，定为十五贯。至是尚书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贯，从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以十贯钞折俸一石，则是斗米一钱也。小吏俸薄，无以养廉，莫甚于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户部请以布一匹，准折文武官员俸粮二十石。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粮，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至是户部尚书杨鼎奏，京库椒木不足，甲字库多积绵布。以时估计之，阔白布一匹可准钞二百贯，请以布折米，仍视折钞例，每十贯一石。先是折俸钞米一石钞二十五贯，渐减至十贯。是时钞法不行，钞一贯直二三钱，是米一石仅直钱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时估不过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则是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也。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后遂为常例。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祯中粮一石至折银二两。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𫍯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原注】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宫。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原注】盖如今之工食。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言，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汉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原注】实录。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疏请灵鹫废寺所存田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中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郊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锺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澘焉出涕。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犹是人存政举之效。近代政废法驰，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原注】三辅黄图，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后周书韦孝宽传，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原注】唐王维诗云，槐柳阴阴到潼关。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原注】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两畔槐木，俗号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韦应物诗云，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之政也久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则蒲津、太阳、河阳，洛则孝义。石柱之梁四，【原注】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原注】此举京都之冲要。其馀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原注】史记律书。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原注】后汉书循吏传。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暦以后，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宁中，行新法，苏轼在杭州作诗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辙。子少时见山野之氓，有自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洎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原注】见曹县志。已而山有负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枉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坰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盐铁论。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干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口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珰，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毂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问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盐铁论曰，水有猵狚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勃海、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汉纪作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原注】纪云，敞为太守，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原注】注，殿，后也，谓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谓课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宫。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陈天祥传，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为长，弛兵器，以从民便，境内遂平。其后代者务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其守将以应之。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原注】旧唐书郑惟忠传引吴都赋。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暦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汽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著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同知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圳田之法，一尺之圳，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迳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圳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日万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业则饥，十日失谷则殍。此宜其家自为生，人自为力矣。乃终岁垦田，而仍饥以殍者，一则以岁之不时，一则以沟洫之不治也。岁之不时，人所莫能为也。沟洫之不治，农民莫能为，官可齐其力而为之也。其不为者，盖时无大水旱，则坐视为不必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逞，又万万无可为者。加以民食之盈绌必数年而后见，国家之利病必数年而后见，事无近功，官无严课，故吾民之死生饥饱一听命于不可知之岁，而曾无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谓救荒无善策，为沟洫于未荒之时，此豫救之策也。即为沟洫寸救荒之时，使饥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两救之策也。然而土异形，人异习，按方尺之图，动十万之众。如汉武帝之轻用力士，坐广厦之内，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则固不可为也。即春议经界，秋议遣使，如宋天禧之提点刑狱并领劝农之职，而仍无纤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为沟洫，必访求于乡耆里长而总其事于郡守，责其成于县令，分其任于县丞主簿，则亲而不扰，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长，体访以人情地势，有灼见其可兴沟洫者，准里计日，具图以作其功。有废地可以沟通者，则募其旁近失田之夫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亩十而当一。有沟洫，其业田为永利者，则以任本业之人民实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薄亲董之，令一作一视，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来岁续而毕焉。民田一顷，听沟地半亩，令不当沟涂之道者转偿其邻田。田不及顷，则任力而不听。田二十亩以下者，贳其力。蓄泄之利，两邑共之，则郡守责其两令。令或代去，则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县令置农田课，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扰者黜。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种地者不能半之，则以无为水田者也，凡谷之种，禾稻倍入种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麦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为下产，以其非粱麦之性，而雨泽一过，水无所注故也。诚能勤行相度，分年规地，仿沟洫之意，备蓄泄以为水田，种禾稻以佐晚熟，则高地之水四注而为害者，必转以为利矣。且为沟洫，非古之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兴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户，视其大小功力，随作随成，有小水旱，此丰而彼歉，则邻近必有请其法而自为之者，勿忧其事之难于虑始也。【官氏曰】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令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亦利，其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原注】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原注】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原注】史记。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原注】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召信臣遗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原注】今大明会典具载雨泽奏本式。呜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阙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阎氏曰】按此说大非，复禹旧迹，无水灾，此史记河渠书之文。若沟洫志则续之曰，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馆陶下注云，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是也。虽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后，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尝谓禹之时，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从邺县东北入海，此一变也。汉武元封后，宣帝地节前，河又从勃海郡章武县入海，此又一变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末考及耶？【钱氏曰】田鼢言，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此老成谋国之言。当时恶鼢者谓鼢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实非公论也。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度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沁，误。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原注】实录载天顺七年金景辉言，黄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洛是为妄行。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于禹。【沈氏曰】方舆纪要一段云，若谓何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势，河扼淮势也？则合流之后，海口即大辟。盖河不旁决，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与邱邵诸公之论绝异。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庄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锺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钱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无所谓防也。言防而劳费无已，遂为国家之大患矣。河为北条之川，由洚水大陆，播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运道临清至天津者是也。东汉以后，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间，河渐南决，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与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几二千里，而北条之水既为南条矣。其两岸之堤岁增月益，高于民田庐舍，且与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无决溢之害，不亦难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驯为师。季驯治河之法不过曰清水可蓄不可泄，黄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当蓄固不待言，黄河之宜合则季驯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酾为二渠，疏为九道，顺其性而导之注海，何尝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归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计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谓河不宜分，而增堤以御之，一朝溃溢，堤不能御，又糜国帑以塞之，侥幸成功，而官吏转受重赏，此国之巨蠹也。季驯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谓之习知河务，吾不信也。【周济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载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为治也善以其性，为治者当谨节而慎用之。若高而骤下，后将无可复下，骤下为妄用其力于无用之地，无可复下，势必浸淫涣散，归墟不畅，下壅上溃矣。河至大伾，南岸山势尽，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数败也。厮渠载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坚实无败。而其要尤在节就下之性，不使径尽，蓄全力以归墟，疏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说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载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与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与水之高下。海之处地下于河，不问可知也，而海之水则往往与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浊而驶。清则轻而扬，浊则重而坠。河入海辄伏行，伏行则四面皆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数十里后，无不中起尖淤，两旁分泄者，其势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则铺行海面，而其去势当益远矣。即不能，当使其渐下而不骤。即不能，当使其落前势长，落后路短。势长则水力全，路短则人力省。此载之高地，同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则入海无力，所以必为逆河。而逆河之上与其益深，毋宁益广。度全河之水，计其所容，广必浅，狭必深。深则损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处下分数益减。浅则其高全入海，犹建瓴也。狭则深，深则怒，怒则挟沙多，是殴中国之土入海为尖淤也。广则浅，浅则澄，澄则挟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国之下地也。此疏为九河之指也。善乎，贾让通其词曰，毋与水争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说，而引齐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证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视今日谓遥堤相去远矣。然则金堤尽而九河接，其游波宽衍固可知矣。大陆以上，河水不能不浊，与使入海，孰若留培兖州？于是因势疏之，其数适九。占地既广，淤益澄，流益清。历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将益畅，九河堙为平陆。后人叹禹迹不可复睹，而不知此固禹所祷祀而求计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泺者，将在今淮泗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汀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原注】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沙湾未筑以前，徐有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为泄。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摹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斁也。【原注】崔瑗河堤谒者箴，导非其导，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陈鸿博曰】元明二代，河势益趋于南，遂会淮于安东入海。淮为黄所夺，流不能驶，因潴于洪泽湖，为害益甚。明潘季驯始用束淮刷沙法，导洪泽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黄，分三分由运河以达之江。外修筑高家堰，使束淮有力。内设船疏浚，运河深通。自是数十年无水患，亦所谓因势利导，故奏功独多。盖自宋以来，治河之善，无有过之者。自国初防海寇轶入云梯关，因于关口分列梅花桩，而海口渐淤。自设苇荡营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泽湖水入高宝湖，而淮弱黄缓，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数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则上流之决者日甚，势有必然，无足怪者。迩年河水涨溢，即直注洪泽，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黄淮二渎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黄水挟沙淤垫，洪泽益加浅狭，非东溢高宝，即西注微山，淮扬徐海郡县岁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酾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杀其势，导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犹少。自是以后，汉有屯氏及东郡渠。唐元和中，开古黄河于黎阳，以决旧河水势，而滑州遂无水患。由宋及明中叶，河水东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汊。明于濮汜之间，兰阳、仪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归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诸大水，以助其势，奔腾迅激，自数倍于禹时。乃专恃一海口以为尾闾之泄，而海口又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为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后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发也有自来，则上流当多开引河，以杀其湍。其归也有所潴，则下流当广辟海口，以畅其流。夫河自大伾东走平地二千馀里，始达于海。合则势强而冲突，分则力弱而安流，其势然也。为今之计，当先于河南、山东二省河水经行之地，相度形势，因其高下，分导其流。引湍悍者陂为支河，捐卑下者潴为大泽，疏其淤而泄其涨，则上流有所分，而冲决之患自减。至安东海口，虽多淤塞，然今漕标六营，如东海之莺游门，佃湖之灌湖口，庙湾之窈港，小关之野潮洋，盐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诸海口并去河不远，引而分注，为力甚易。又苇荡营及黑风口及射阳湖滨皆昔时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数十里，开之难以施功，听之贻害无已，当尽举此数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滥，则海口既复，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犹其小者。夫河性无常，南流已六百馀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当顺其势而利导之。河南封邱北岸与直隶、山东犬牙相错，当先以水平测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险口，金龙为最，昔时北流旧迹尚有存者。若决金龙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诸水，借以刷沙，达之天津，以复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减矣。【裘文达曰】河非可治也，亦顺其自然，导之而已。今之河更无事治也，亦导之使由其应归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纵下流多开支河，以杀其势，而不使别于淮，终为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无患，惟在顺其自然以导之。而顺其自然，惟在使之别淮，寻其应归之道以东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广其身，深其臀，不与水争地而已。所谓改其流者，非别开河也。盖宿迁西境九龙庙东现有小河，分黄水入中河济运，北直骆马湖，支流为十字河。自九龙庙至中河之刘老涧，固黄河别淮，由石濩湖东归之正道也。今将宿迁县治南河身堵筑数丈，建石闸以为运河，使入九龙庙之河，以达中河，则运道之由黄河者不多于清口。河之身则自九龙庙至中河、刘老涧，辟之使与大河等，以达骆马湖、茆家河、下流六塘河。又将六塘河下流旧石濩湖分为南股北股，二河者开挑为一，以还湖之旧。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义支河与六里河。即于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开数支流以达海。其最北者经芦伊山北，由黄家觜归海。最南者即归头图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复入湖河。如此则河永别于淮矣。或曰，自刘家涧、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经河头集、大口门至沭阳低村，是为历年议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经唐沟、马厂、汤家涧、穆家桥以达大涟河归海，计二百六十馀里，不较近于石濩湖乎？然港河久堙，仅有故迹。而唐沟以下地形高于石濩湖，又河身不宽，辟之则两旁居民应迁者无数，路虽近而费过之，固不如石濩湖之为胜也。至所谓广其身，深其臀者，则无论河流改与未改，均不容已也。广其身，当视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宽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宽不及十里，窄或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辟两涯而侈之，即应始于河委之石濩湖。夫石濩湖三万四千五百馀顷，固甚广也。自为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两畔间有民舍。夫禹导河必弃地，奈何于湖底为田与舍也。今应将田仍复为湖，而西自沭阳张将军庙东至海州北魏庄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龙沟庙，俱应迁之。北股河北、北皂沟之北随加挑浚。近北股者输其土于北皂沟北以为北堤。近南股者输其上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沟、沈家集等处以为南堤。如是而湖身广，即河身广矣。其下流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所开数支河，即禹贡之九河逆河也，合计之，应共得五六十里，以达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无迫隘之患。其自石濩湖以西，由宿迁、邳州、铜山至河南巩县等处，凡河身窄者皆辟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数，如是而河身不太远于江，三汛不至横溢。所谓广其身，凡以游之云尔。深之法本于大禹浚川之遗制。禹之法不可复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为百龙搜沙之论者，法用龙舟百艘，各于舵后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铁为逆鳞，版面四隅置环，以系铁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积沙。其舟近前两旁安水轮各一，令二人以足转之。舟行不论上下，帆风推轮，使逆鳞触沙，随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无阻滞。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润泽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则一武弁督之。今请于春夏秋三时，督令为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于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发之时，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岁派三工协挑，悉以其土加厚旧堤。如是岁行之以为常，水行地中，不复增堤，河身可无浅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济为用，实万世无疆之休也。难者或曰，弃南北股二河之田，如亏国课何？不知以湖为田，虽无异涨亦遭淹没，安从得国课也？且黄淮有故则灾及千馀里，议蠲议赈不下数百万，今永除此有名无实之额，以一年赈费给所徒之民有馀，而河患既息，将千馀里禾稼无伤，增谷粟数百万斛，即可省数百万之蠲赈，是乃大益国课也。难者又曰，辟河夫役及百龙搜沙之人与舟，费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数繁矣。今但将一二年合用之役，于水涸时并力兴工，其役宜敷于用，且既辟之后不必复辟，所谓一劳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从轻，然计每艘给银三百二十两，百艘不过三万二千，夕造舟、修舟及河员俸食银两，不及十万。行之既效，则每年抢修诸费万省，而沿河冗员可裁。今查江南河库供抢修名曰部拨协济者约银四十七万六千馀两，供俸薪兵饷名曰外解河银柴价者约银二十二万六千六百馀两，二共七十万二千六百馀两，皆江南每年常额，河东河库及兴举大工之费俱在外。今搜沙之费不及十万，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巩县界，河道辽远，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数，亦不及二十万，每年计省常额七八十万，功费之相悬如此。为国计民生虑者，其以刍荛之言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趋南北二股河以归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骆马湖下流，沂水发时，沭阳、安东、海州常被其害。今复合大河，恐为害弥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还石濩湖之旧，又兼辟河之身而深浚之，则虽沂、沐共归大河，亦无患矣。必欲与大河别，则由茆家河经河头集北引入港河，稍迁旁居民，加挑宽深，一劳永逸，万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归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择其一，将从何道可以畅流，并无碍于运乎？臼，必不得已而思北归次策，要不可引归天津，以漳、卫、汶三水合，不容复益以河也。由张秋而东阿、禹城以至滨州、阳信、蒲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汉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间，德棣之间河播为八，王景因之以成功。历汉、唐至后周八百馀年无河患。今寻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畅，可庆安澜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浚，厥功匪易。较之由六塘河归海，费帑为多耳。至欲无碍于运，此尤未易言。运河由南而北，河从西南过张秋而东北，张秋南北建石闸，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济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则自张秋至临清二百馀里，皆当引黄水济运，每年不无疏浚浅淤之工。临清南建石闸，不可更令黄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无碍于运。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济运，亦可永无浅涸之虞。盖南旺至张秋仅百三十馀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此策欲其有利无害，尤须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张秋南北举受大河之害，运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身辟至十里，东西千馀里，费帑不赀，虽捐项恐不足以济，奈何？曰，辟河身非必通身皆辟也。于南北二岸所开挑之处，各输其土于四五里外以为厚堤，即以两堤内为河身，堤内平地较见今河底为低，可以为河，则无俟皆辟，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后每于水落时，近河家赋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协力开挑，输其土于堤外，遍植宫柳杂木，数年堤高厚如山阜，草木杂根纵横蟠结，虽有异涨，不能为患矣。夫战国时，齐与赵魏作堤，皆去河二十五里，两堤内计五十里。今仅十里，何可复狭？此法无论南归北归，皆为至要。不与水争地，变巩县迤东之河为底柱迤西、龙门迤北之河，策莫良于此。难者曰，两堤内河身十里，近河田园庐舍将若之何？曰，欲成大功，虽圣人不能姑息以悦人干誉也，法在处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广，近堤水亦不深，遍植芦苇，亦不至弃民利也。又富民必无近河居者，贫民所居寻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徙于堤外，不为过也。曰，堤工稳固，虽不广河身，亦岂有溃决之患？曰，虽有坚厚石堤能保河之不决，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徙堤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岁赋三工开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涨，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无河害，何爱三工也？至沿河沿堤有居民，亦计地以役之。盖其地属官，不令出租，虽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为患者河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虽然，河不治则淮无由治矣，河既治则淮无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无使河合淮而已矣。盖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无不被合之之害？别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无不享别之之利。窃尝论黄淮合清口，筑大墩，其害不可胜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云梯关，淮身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泽之南筑高堰以防淮之决，其东筑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东。夫黄淮水势无常也，三汛涨溢叵测也。设两水并强，高堰不守，天长、六合等县居民将化为鱼鳖。其害一。凤阳虽土瘠，前古末闻屡灾。自清口为黄流所阻，西起颍寿，东至泗州、盱眙，田园庐舍频遭水淹，蠲赈无虚岁，流亡转徙不可数计。其害二。大墩之筑，藉清刷黄，河涨则疏之归海，淮涨则不肯令之竟去，故虽遇寻常之涨，沿淮禾稼亦多损伤。其害三。阳城之颍，天息之汝，浚仪之睢，扶沟之涡，皆以淮为尾间。淮流既壅，则众水不行，归德、汝宁、陈、许都郡邑常为泽国。前年常开挑大洪等河矣，然下无所泄，虽加浚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祸及邻省。其害四。泗州东逼洪泽，每春月后，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输纳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设柜督催且数十年。其害五。总此五害，迁延岁月，费帑病民，无有底止，得不思变计以为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则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于大墩也，而卒使大墩为害，则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束淮敌河，斯大墩不得不筑，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畅流。欲使淮畅流，莫如使河流从宿迁北而别于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也。夫治病必先于受病之源，御寇必于所经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经，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陈氏以潘季驯束淮刷沙法为善，钱氏痛诋之，以为不习河务。然揆厥理势，似无以易季驯之策，则文达所说为曲中机宜矣。至百龙搜沙之法创于江阴祝氏锦中，亦疏达海口之一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