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集解序 中华文库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逺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徳，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葢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徳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䇿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刋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葢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刋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㫖逺，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河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綂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启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葢春秋新义。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縁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㑹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𨓆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摠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榖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鳯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鳯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𦙍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𢎞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㑹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则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髙则㫖逺，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义起于彼”，五臣作“起义在彼”。“讳辟”，善本作“避讳”。“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