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补阙正误/十四年 中华文库

1月9日

○癸未，奉朝贺宋时烈疏论君德，末段请放罗良佐曰：“既曰：‘为师伸辨’，容有可恕，况胡叫忿骂？可笑而不足怒，且闻其有老母，宜有矜念。”上赐优批，许放良佐〈元疏批答见上。〉

1月22日

○丙申，上因左议政赵师锡处传谕书启，下手书，赐答曰：“国家不幸，遭此前古所无之变，一年二年，使凶人尚今偃息，此最可痛，而若其构虚做作之状，神明实所鉴临，则有何一毫愧怍不安之心，而经年之后，一向㧑谦，造朝漠然，是岂平日所望于卿者乎？此时伫待，不翅大旱云霓而已。从速上来，以慰予心。”

2月1日

○甲辰，左议政赵师锡陈疏乞递，以疑谤益甚，贻累圣躬为言。上赐批缕缕，其后屡遣承旨，慰谕勉出。师锡终不承命。〈详见上。〉师锡以士流中人，处于戚畹，为上所眷重，加卜拜相，党人以媢嫉之心，必欲中伤。师命、致祥辈，以师锡为杭近族，诪张凶言，构捏罔极，至于上闻，不觉其为诬上之归，终以此伏法，而党人阴相祖述，暗地妆撰，必以此为污蔑士流之张本。师锡于上旨，一无迎合。己巳后，窜没疠土，始末之昭白如此，况于他士流，岂分毫关系，而不度事理？惟事诬陷，诚可痛也。

2月2日

○乙巳，以柳命天为江界府使。命天诚阴凶，不可用处以饶府，公议固不服之。而所被诬告，已皆昭雪，士流之罪益勋、焕者，在于翊戴时事，而初未尝以玺、瑛为非逆，则修初史者之凭借诬诋，抑独何意？识者非之。

2月8日

○辛亥，特陞柳尚运为判义禁，从六卿擢长金吾，前后非一，则奥援之疑，何从而发？其亦痛矣。

2月9日

○壬子，持平尹世喜疏劾兵曺判书李师命。上赐批嘉奖。〈原疏批旨见上。〉世喜，故名相斗寿之玄孙也。晩登第，慷慨能直言，不畏强御，士流甚重之，至是极论师命妖邪贪纵状。师命生于名阀，而赋性阴邪，行己倾危，自少急于功名，以布衣主讥察，图占勋名，骤登卿列，贪进无厌，乐祸不已。益勋、焕辈之诬告，皆其所指使。结幽阴而窃兵柄，煽蜚语而诬士流，阴秘之迹，世皆侧目，且其饕餮不法之状，奢纵病国之罪，又不可胜言，而只以其党与盘据，声势鸱张，莫敢有发其罪者。独世喜不顾一己祸福，奋然直斥，而一言悟主，恩眷立变，竟行罪窜，方其疏之上也，省中震悚，为世喜危之。及批下，又皆耸喜，快小人之脱距而贺朝廷之有直。庚申后，士流之主平反也，其时罪废之人，固尝德之矣。然阴阳黑白之异趣，则固自如也。党人之疑其有私，已是求罪于本情之外。当杭之席势诪张也，触雷威而折其角者，非士流其谁？谠言直气，初非党人之所敢望者，而修初史者，自以其本色来历，不甚光华，辄复祖述师命之凶言，以为暗中反詈之计，而殊不知攻其罪而党其人云者，元不成说，就事论理，淸浊昭然，非曲笔之所可诬也。况世喜素能文，当其时，又无疾病，修初史者，必以代构强劝等说，白地诬辱，此不过愤其宗主之被罪，悯其阴私之见败，乃为此报复丑诋之言，而自公眼观之，莫掩旰肺，不足以供一笑也。

○右议政李䎘札救李师命，请明核虚实，后又再札申请。尹世喜引避，后又上辨疏，略曰：“自古小人之祸人国家者，曷尝有人主不为倚仗而得售其奸者乎？台臣所论，大臣随而究核，则虽有元恶大憝，人皆杜口，莫敢为殿下言也。”上欲优容大臣，批抑世喜，䎘即师命之党也。师命既遭劾出城，䎘内怀忿恚，师命弟颐命，又往䎘家乞救解，故䎘连上札。

2月14日

○丁巳，执义李善溥发新启，请师命削黜。上不从。后又加律，请极边远窜。上以勋臣与庶官有别为答，旋又下特教曰：“纵恣之迹，予亦目睹。”仍许削黜。

2月15日

○戊午，宪府申前启，以蜚语造讪，交构搢绅，鬼蜮情状，虽难把捉，寻根索源，皆归此人等语，添入于师命罪目。上初不从，后允之。窜朔州。

3月9日

○壬午，判中枢府事李尚真，仍昼讲，伸救尹拯，被上严旨。大司谏李奎龄，又疏救尚真。上纳之。〈详见上。〉尚真，廉白刚严，为时名相，非罪被严教。奎龄之奖许伸救。亦其宜也。修初史者，必以白首媚悦短之者，何哉？

4月5日

○丁未，学儒尹世绥等，以李墩启中，举证大老陈疏攻墩，兼斥吴道一。上批以语盩责之，道一，以世绥疏，递铨地。后台臣申琓、朴泰淳等，疏斥世绥。泰淳疏略曰：“朝绅之间，少有闹端，则必下及章甫，黉舍之中，先有横议，则终上及朝廷大小论议，举皆和应。名曰儒冠，隐然成一台阁矣。今世绥之疏，虽假伸辨儒贤之名，实是分疏卿宰之言。虽曰攻斥李墩之事，实是击去铨官之计，又必籍重勋戚大臣，欲为感动圣听，年少儒生，岂解为此？殆是熟习于倾轧手段者，教唆为之，今之为士者，初非别人，多是搢绅之子弟，愿敕诸臣，各使教戒。”上赐优批。

5月2日

○癸酉，右议政李䎘卒。䎘庸鄙无可取，自少事宋时烈甚谨，受其吹嘘，骤登卿相，性又贪纵，居两铨官，以赂成家聚富，田园遍一国，公议陋之。

5月11日

○壬午，忠淸监司李彦纲，以李翔疏中斗星查事，陈疏自辨。上赐例批，令速核。〈翔疏及彦纲疏见上。〉

史臣曰：“柳斗星者，即天安人也。与李翔为近属，同祖所传土田，斗星多得之，无他子姓嗾类。斗星死则其土田，当尽归于翔，而斗星又迷𫘤不省事，若土偶人，虽入罪网，必不能自明而得脱，故翔欲除斗星，而尽占其田，乃造言曰：‘斗星烝其继母。’播之于鄕里，更相传说。斗星之继母玄氏，不胜愤，自缢而死。斗星欲白其冤，自告于官。翔遂嗾其亲厚者，迭造而立证，皆系狱。斗星欲卖田养狱，翔闻之，贻书邑宰曰：‘其土田，非斗星所可独专，盍禁止之？’仍及斗星烝母之实，又抵书于推官及监司，备证其事状，使速断之。推官与监司，皆知斗星之冤、李翔之诬，而畏其势，莫敢明言是非，各思厌避，为延拖计。翔急于成狱，虑其淹滞，又上疏论之，闻者莫不骇愤。翔居鄕武断，人有膏腴田，必百端设计，夺有而后已。有一鄕生，尝出入于其门者，诱令通其婢，既入于廊，即使奴辈缚出之，喝曰：‘此婢有夫，而汝潜通之，罪当死，将以汝告官。’其人惶惧，不知所出，遂令亲昵者居间，纳其田而解之。翔之藉成势夺民田，非一二计，世谓之田地癖学者。”

6月8日

○己酉，前执义韩垽卒。垽有志操，自丙子废赴举，调以荫仕。乙卯荐拜宪职，辞不应。庚申后，亦因拟台望。

6月14日

○乙卯，吏曺判书朴世采上辞职疏，附陈册子，论时务十二条。〈大条小目见上。〉其一，论奋大志。略曰，匹夫之治身，犹必立志而后，乃底于成，况人主可不奋大志而能有所为乎？其目有二。一曰，审王道，王道者，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所回曲，则惟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为能合其道，必得天理之正，必极人伦之至者。孟子所谓：“以德行仁。”董子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也。五霸先诈力而后仁义，然后天下贸贸然，辗转反侧于曲径之中，数千百年，无以王道自立者。今当以必复先王之治为期。二曰，明大义，君臣之义，父子之亲，根于秉彝，不容自已。其有仇怨而不能报，羞耻而不能雪，则是诚三纲五常之本，尤非臣子所可晏然者。贾谊所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戴记》所谓：“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朱子所谓：“有万世必报之仇。”是也。今当惕然追思仁孝两朝所値之时，痛心发愤，要以尽其内修外攘之实。不然，是且重悖于春秋之义，三纲五常之本矣，可不惧哉？盖王道者，帝王之常法，大义者，当世之急务，奋志成事，舍此而无他义可适。其三，论正内治。略曰，家人之道，犹利女贞。况人主欲修己者，又将刑内御邦，以临四方，可不致谨于此乎？其目有二，一曰严宫闱，盖宫闱之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是其大体也。为人君者，能于燕闲幽独之际，常自俨然肃然，严恭寅畏，无少懈怠，澟澟若承宗庙临群臣之时，则身之正也。及其后妃，端庄静肃，有《关雎》之德，后宫谨愼祗惧，有《小星》之美。苞苴请谒之习，无径而可进，异端左道之患，无间而可作，宫省隐密之地，洞然无一毫私邪之萌，见家之正也。今当以此为准，克尽济家之道，语云：“源淸而流洁。”如是而政事不修。邦域不治者，未之有矣。其小目，曰罢内司，曰戒宦寺，曰教戚属。罢内司者，人主以一国为家，一国之内，无非己分之所有，供奉颁赐，皆从此出，则不宜又于其中，割裂以自私，如今内司之设也。盖闻其法，始于丽末，我太祖开国，尝议厘革，而未及遂成。后代莫大之弊，虽或制为常典，使其文书，关由吏曺，而终亦无补，今当大加商量，亟罢内司，苟以为难，更令朝廷议定本司诸官，如司饔、尚衣之制，不得典以私暬之人，以昭国家公正之理可矣。戒宦侍者，近习之患，自古而有，盖其迹秘情狎，外无壮严之惮，内有谀侫之娱，浸渍日久，不觉其自堕于术中，汉、唐季世，历历可验。今当教之以正，莅之以严，止令朝夕，备洒扫之末，不敢通货赂交外人，以紊朝政，而毕竟此辈，亦有保身远罪之益矣。真德秀因仇士良勿使天子读书亲儒臣之语，以为人主修德讲学，则天下安。昆虫草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实为至言。教戚属者，历代以来，骄恣之祸，昭载史册，鉴戒两备，此非如女宠宦寺之出于下流，本无学识者，往往多以公卿荐绅，戚连王室而得之，然犹不知自臧之道，鲜获安全，最为可戒。今当自人主，常加警饬，其于爵赏赐予之际，姻娅族党之类，不必辄示其假借优厚，以招物议，盖才如此，便非宫府一体公平正大之致，所益者小，所损者大，终当为治平之累矣。二曰。崇节俭者，必原于人主之德而可以通行，草上风偃，其理则然，苟为反是，虽令之而不从，禁之而不止矣。当今奢侈之弊，为第一巨患，一馔之珍，必曰内品，一服之靡，必曰内法，争多斗巧，转相慕效，服饰舆马，宫室燕飮，日新月盛，弃谷于不食，捐财于无用，虽欲不致夫天怒民怨，凶荒忧虞，终至于危亡之域，其可得乎？今当自上，以大禹菲飮食、卑宫室为心，坤殿，以马后身服大练为度，下令宫中，痛革旧习，节损百用，衣取修洁，食取充养，视金玉如瓷瓦，视锦绣如布帛，使其始于宫掖，达于小民，则其化之行，必速置邮矣。其四，论立规模，略曰，人主欲为国家，乌可不有一定之规模，以救其偏而趋于中乎？其目有三。一曰，尚忠，盖本朝继高丽之末运，用文为治，典章名物，粲然具备，足称小中华之号，而经历变故，世降俗弊，行于家者，既未淳厚，措诸国者，亦多苟简，类为掩遮欺谩之科，虽丧其所赋天理之真，而不自觉察，风教不竞，奸伪百出。今当大矫其弊，凡于制度云为之间，必思有以浑然诚确之心，白直行事，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一以忠信笃厚，久而不变，使下之人，观感从化，则终当有所正矣。二曰，主严济宽，盖严宽者，比如天道，春生秋杀，此诚圣人之至训，春秋之中道，可以传诸万世者也。然文治之弊，自古归于仁弱，列国之鲁，后代之赵宋，其概可见。至于今日，或相什百，气像委靡，纪纲坏败，文不能行法，武不能制兵，考其归趣，是将一务不措，终身役于强暴而已。今当一以严正为主，庶几使衰习顿变，人心顺服，制定风行，水火罔避，然后天下之事可为也。大抵忠固三代损益之首，而前汉得之，治世为最。至于宽猛之分，王者固当以不忍人之政为先，然而后贤有作，因时制义，如诸葛亮之治蜀，朱子之为郡，尤其卓然者，皆用此道，实《周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之类，非如申韩之刻薄残民也。”其五，论振纪纲。略曰，夫人治一事，必知摠会提挈之道，然后自外诸务，可得以理。况人主欲为国家，可不先振纪纲乎？其目有四。一曰，公赏罚。赏罚，人主御世之大柄，在上者，有公平正大之心，照临群下，分别淑慝，使贤而有功者，尽得其赏，不肖而有罪者，尽得其罚，则是将一国之人，观感劝勉，晓然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固亦不待刑赏，而民俗自变也。今当断自圣心，明其贤否，加以赏罚，而大警敕之，使大小臣僚，惕然悚戒，各举其职，不敢为苟容因循之计，则其庶几矣。二曰，辨贤邪。贤邪者，国家治乱之所分也。李珥之言曰：“君子爱君，社稷为心，生民为念，义在守职，则君命有所不从，在尽言，则天威有所不避，小人爱爵禄，权在君上则媚君上，在权幸则附权幸，在外戚则结外戚。”其言痛切，可为贤邪之龟鉴，为人君者，固宜举直措枉。进贤退不肖，以示其赏罚之正，而又必于贤臣而亲之，小人而远之，克尽其道，如诸葛亮之言，无有毫厘之相杂，然后可谓能辨贤邪矣。三曰，破朋党。朋党者，只在公私之辨，圣人于周比和同之间，致意甚勤，历代祸乱，多从此出，但我国党论，根深蒂固，异于他时，本皆同出士流，而及至分背，往往由邪正而为逆顺。当其变作，固当黜彼而陟此，诛彼而赏此，如今事平日久之后，又当就中定制，明辨而通用之，俾得增益迁改，亟反其本者，要为必然之理，既非程子熙、豊同事之道，又与范纯仁元祐调停之论不同，尤恐有符于《洪范》皇极之义矣。其小目，曰褒扬二贤，曰收岭南，曰严教戒。褒扬二贤者，世有贤德，士不能明知，则是非混淆，趋向颇僻矣。如文成公李珥明体适用之道，文简公成浑知要守约之学，真东方巨儒，乃继五贤而作，然不幸为一边人之所非，特以党习世传，而众咻遂不可医，因此朝廷，虽已从享文庙，众论亦未大同，今当使湖岭诸道，印送文集年谱等书于各邑鄕校，更为别谕邑宰，时与士子讲肄，俾有所兴起，天理本明，人心自公，乌有终不得其是非之衷乎？收岭南者，岭南古称人才府库，贤儒辈出，诚以习俗蔽痼，人物芜绝，卒无拔出明扬于淸朝，如张显光、郑经世、郑蕴者，今逾四纪，是固论议乖激之致，亦由朝家抛弃而然，遂使顷年权奸之时，不免一番出来，助成虐焰，可谓一路之大耻也。今当共处以明辨通用之术，其果不被所累而有才行者，特加拔擢，其过小而才行大者，亦次第调迁，苟能降心相从，则自此公听并观，同寅协恭，将无往而不可矣。严教戒者，自古《盘庚》之迁都，周公、毕公之变俗，皆由是道，正为人心不齐，众怒难犯，如非以大公至正之道，教谕丁宁，陈戒勤恳，使其深疑积怨，涣然开释则不能。今当自上慨然以革弊为心，使儒臣作一大诰，颁示中外，亦必推极本原，以为两边俱是王臣，而但因党论相激，人心转乖，虽由此害国家、忘君父，而犹且不顾，决非臣子道理，必须痛改前见，洗心涤肠，一以打破朋党，同德建中为心事，如宋仁宗时，诏天官戒朋党者，则庶或得其力矣。四曰，抑侥律。侥幸者，本指不当得而得者，不惟无德而据高位，匪才而叨美爵为然，至其入仕，专在于铨官之手，或以亲戚姻娅，或以厚交私恩，皆是也。知治体者，莫不深戒。今当严饬两铨，其系干嘱者。一切勿用，或有所失，台阁辄加规劾。凡其除拜，出于公荐，及己居官，有善政者，更加择拟，则侥幸之徒，靡所售矣。其六，求贤才。略曰，夫经营一家，必择工师，况人主欲为国家，可不求贤才以致之乎？其目有二。一曰，论荐三代以降，建学养士，宾兴登庸之道遂废，一有愿治之主，必皆礼士搜才，以成其志，而贤臣各以所学陈说，蕫仲舒以茂才孝廉为言。程子又有礼命近侍，贤儒悉心推访之说。司马光有十科举士法。虽所主略异，而大义寔同，此则今已遵仿遗法，略成事目，经禀圣旨，须布中外，然必更加十分愼择，方可有效矣。二曰，通用，隋唐设科之后，任官专主此路，而明君谊辟，未尝深拘，多以不次用人，今既论荐贤才，必当商议通用之道，可以尽其才。程子之意，必欲设延英院，使之应诏论政，观其才识器能，然后使贤就位、能就职，此于求贤之道，历试之术，可谓两得，而至于我朝文正公赵光祖，又为荐举科，以为通用之阶梯，今当商议，就其近便者行之，庶几寡过矣。其八，论制治法。略曰，夫医者治病，必先审其证，然后检方试药，况人主欲为国家者，乌可不思善其政令制度，以就之哉？其目有六。一曰，勤听政，自古人主，未有不勤政而能成治道者，惟我祖宗朝，既有经筵三讲矣。又有夜对、不时即对、常参、朝参，承旨持公事入侍，监司、守令及列邑进贡者引见，宰臣出使后陈启等节，其所以施诸政事，发诸号令者，靡不致勤，而百官万民穷鄕僻邑之亦皆得以上达，此世宗、成宗之治，所以度越前古者也。近日之制，开讲既罕，而备局引见，一月只成三度，常参以下诸制，虽或间行，又无实事。将此规模，悠悠泛泛，苟度时日，终无为国之理矣。今当自上断以圣心，建修旧制，一日之间，非举食设寝之时，则未尝在内，以专听政，兼与臣僚，讲究治法，则自能驯致于庶绩咸熙之效，是实治法之大者矣。二曰，复政府故制，窃闻祖宗朝，六曺分掌诸职，裁处庶务，又必摠括署决于政府，方始上闻，虽系兵民之大者，圣旨亦下政府，未尝直付本曺，可见其体统尊而事理得，足成一世之治矣。中间递起递废，至明庙朝，适値乙卯倭变，权设备边司，以应急需，厥后南北之难继作，仍而不革，前后几百馀年，礼乐文章，政事论议，皆从此出，名义甚乖，终将无以尊体统而得事理，今当议复故制，先改备边司为中书堂，而使大臣日坐其中，署决所上诸务，三公既各分掌六部，而至其大事，又皆通议，以至禀处，始为得体矣。三曰，选任三公、六卿、三司长官、八道监司，盖选任三公以下者，历代官制，互有得失，我朝分设诸职，约而能该，苟以先王之制较之，无大差谬矣。今虽世道交丧，人才渺然，惟当就中，采众望、审长材，询前效，使之各得其职，委任责成，及其不胜而后，更得能者而易之，庶可扶衰补弊，治乱持危，卒能修政事、崇德业，以成不世之功矣。其小目？礨自辟僚属，夫治事之官，虽有智力，势不能自周，必得贤才为之僚属，然后百事修举，周命伯冏，已有愼简乃僚之语，至唐陆贽，又请台省属僚，委长官选择，盖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难以审知其才，今当使六卿及八道监司，各以所知贤能自辟，俾得同事而成务也。四曰，择长吏。治民之术，不一其端，然求其至重至切者，莫如择长吏。长吏苟贤，则税敛当轻；力役当均，讼狱当平，教化当行，虽或有变，饥馑不能杀，兵戎不能害。不贤则反是。汉宣帝拜刺史、守牧，辄亲问曰：“退而考察所行。”又曰：“吏数易则民不安。”其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真知治道之要矣。今当以此必先，别教铨部，极加抡选，俾无失人之患，而又能见问考察如此，民岂有不治者乎？其小目，曰绩成征用，曰内外交差。绩成征用者，夫中才以下，在乎激劝成就，人虽善治而终未登庸，则自非学问忠实之士，难以尽心，今当极选长吏之治行高第及其平日兼有行谊学识者，入为九卿、诸曹大夫，或可超擢，以示奖异，盖黄霸征为丞相，卓茂为褒德侯，况于此等职乎？内外交差者，人于仕涂，莫不重内而轻外，非系荫官武人，自无居京显扬之利者，未尝辞此而之彼，以故列邑成豢养之场，远民有涂炭之势，剥割虽急，而朝廷罔闻，万姓嗷嗷，无所告诉，今当依唐制，使台省诸人，出入常均，庶几民瘼得以上彻，王泽得以下究，助成一代之圣治矣。五曰，久任超迁。自古为治，惟务得人，既得其人，心须久任，虞朝九官，终身不易，如汉文、景之世，为吏者长子孙，及我皇朝，宣宗、孝宗，皆用此法，天下晏然，后世称颂。惟超迁之法，出自罗钦顺，以谓：“久任于前者，超迁于后，超迁于前者，久任于后。”盖自始仕至于老大，约三四十年。若非以朝除暮迁，遍历华要为贵。如今日之习者，内则自学士而进，外则自牧守而进，要亦可以容七八官阀，各以其所长莅职，或四五年，或六七年，终必至于卿相，则公私两便，无所甚恨，今当依此。一以得人久任为主，继之以超迁之法，则其又庶几于治道矣。六曰黜陟。黜陟者，实虞、周考绩之大法，第今历世已久，人情诈伪，国法解弛，废置诛赏之法，狃为虚文，其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者，职由于此。诸葛亮之治蜀，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尽忠言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此诚救时之良模也。今当大加警饬，明教中外，使主黜陟之人，一从实绩，无容私伪。如其不然，必以诛罚随之，可免因循之患。其小目曰。别遣御史，亦黜陟之一法，历代行之，利病相参，州邑畏戢，刺举得宜则利，风闻不实，后者未必胜前则病，惟当极择其人而参商其言，俾绝流弊则幸矣。

其九，论述祖典。略曰，夫家有十金之产，必能世守而不失，方称无忝，况人主欲为国家者，乌可不监于先王成宪，以有通变而尽能守之责乎？其目曰，设经济司。我国《大典》，成于成宗，金科玉条，固已详密，而行之二百年，疵弊日生，中经兵乱，或废或变，无有准的。今当依李珥说，别设一司，以大臣领之，选卿宰以下通经学习世务者，为堂上，通训以下，为僚属，俾依《大典》本文，详加斟酌，其可行者，谨而守之；其不可行者，别为变通；其可追补者，亦为添入，是所谓经济之义也。其小目，参用《经济六典》，曰《修正续录》。曰采先正章疏。曰革旧弊。曰颁新制，参用《经济六典》者，商量补缀，以成全书，正为祖宗朝良法美意，尽在于此。且计当时，去高丽未远，物理人情，或有沿袭参证之端，纂定《大典》时，多未登载故也。《修正续录》者，《大典》之后。又有《续录》、《后续录》，皆已通行，而各司所用列圣手教，亦多不同。盖缘一时事情互异，以致如此，官吏临事，莫适所从，殊非细故，顷闻圣上，用近臣言，别定一官，厘整手教，而事久未竣，今当并此二书，同加修正，以入新制也。采先正章疏者，自宣祖以来，名儒硕辅，忧深思远，闷更张之靡及，图惩毖之将善，各上章牍，勤勤恳恳，缮兵救民之意，次第具列，及至癸亥反正，内经虐政，外当巨敌，一时诸臣，亦为输忠发谋，审症施药，无不中窾，揆之今日，虽其言或用或否，其弊或存或亡，要当参考采取，以完其制，革旧弊者，法弊民瘼，固难以疏举，如宣、仁朝诸臣章奏所论，十未行其二三，如右所陈矣。顷岁更化之初，亦尝询问弊瘼于各道郡邑，终以与时议掣肘，莫能变通，今以其最甚者言，如创设衙门，日新月盛，外则屯田募民，内则积金通货，必以大臣而摠领之，诸将以管辖之，训链、御营、守御、摠戎、禁卫、管理之属作，而兵部失其职，宣惠、常平、赈恤之属作，而户部失其职，以至位尊势重，台谏不敢论，执政不敢决，而柴场、盐盆、渔箭之属，犹不在中，此则公而害国矣。如国俗奴婢之法，中朝所无，而上自诸宫家士大夫，下至市井，凡欲自异于庶民者，莫不以此为重。必欲多买而世役之，至于庄业，又各设置，或乃富连阡陌，权制守宰，使官不得收税，吏不得发奸，国禁莫行，经入日缩，而立案、愿堂、挟户之属，犹不在中，此则私而害国矣。至于经赋烦苛而良贱多投于入作，身役倍重，而军保几丽于逃故；耕税仍旧而旷土尽入于陈废；官吏作奸而籴谷每挂于逋欠；释教尚存而丁壮举归于游惰；巫风益炽而货财徒费于妖诞；其他所以蠹国而害民者，头目名色，不一而足。然则国何以不贫，民何以得活？亦可谓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今当大为经理，于其公私两弊，多者损之，分者合之；过者裁之，非者削之，俾各有限制，庶几上遵祖宗之制，下绝臣民之罪，其大如是则其细可得而制也。颁新制者，人存政举，人亡政熄，其理诚然，亦不可以无人而废法。今既厘革弊政，以述祖典，则所当定着为一书，名曰《续大典》，以垂永世，使后率章之君，克宪之臣，有所持循，以至国治于上，民安于下，久而不坏，方为大正矣。大抵此事，欲备《大典》之未尽者。如皇朝《修正会典》之类可见，则只欲法祖宗之遗意，采臣僚之宏议，俾革昔时之弊而新一代之制也。必能如此，然后可以变通治法而有成矣。其论修军政，略曰，夫禽鸟至微，犹能绸缪牖户，以尽防患之道，况欲制敌者，乌可不大修军政，以为御侮之具耶？其目有四，曰内政。先王之时，立司马之官，藏兵于农，以御万国。管仲始为内政之法，所谓轨尽连鄕者，亦出于沿袭时王之制，而分为三军，帅以高国，春蒐秋狝，实有专治军旅之意，而要以速得意于诸侯，是正王伯醇疪之分也。然桓公所敌，不过为兄弟之邻国，今日所敌者，即夷狄之仇人，其理固殊，而强弱众寡之形，胁持管束之势，自难以常度处之。圣人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宜亦舍是而无他策。今当勿师其法而取其意，凡于训链、备御等事，一切行之，以隐默愼重之道，俾不烦于耳目，斯为时义之大者。二曰，定军制。周室比闾伍两之义，尚矣。唐兴，始为府兵，号称善法，自开元以后，其制渐变，重以藩镇煽乱，因成长征之卒，兵农遂分，天下涂炭，诚以府兵之弊，归于弱，弱则难战；长征之弊，归于骄，骄则难养，祸乱初平之时，国势壮盛，虽用民伍，不足以备御。兵戎既作之后，敌兵锐急，非素链习精勇之士，莫可应卒，其势两不可废，今当更为经制，以体古者用赋出兵之意，而别思精抄善养之计，以趋时宜，方合变通之义矣。其小目曰复五卫，曰精选亲兵。复五卫者，昔高丽太祖，实逮事唐，袭其兵制而为六卫，上下相维，体统相属，一时称安。肃宗以后，値女真之乱，此制亦变，及至我朝，又立五卫，以为镇管之法，士族良民，卒皆隶属，行之既久，寝以颓废，几不至有兵革，岛夷入寇，八路陷覆，幸赖天朝出兵救之，大乱随平，于是更置束伍，无论私贱杂类，以为鄕兵，而五卫仍废，只以绵布上纳。今当还复旧制，使士族良民，编于行伍，庶几有仗义效忠之心，无兽惊鸟散之患矣。精选亲兵者，兵贵精，不在多。今所谓训链都监，始于柳成龙。所谓御营军，创于李贵。盖经历屡乱，为随时立制之举，厥后丁卯、丙子之乱，竟得其力，此乃亲兵之效也。尝窃闻孝庙，拟以汉朝南北军之制，其义诚然矣。但御营军，自食其保，而训链之兵，必待大农颁给，国用多乏。今当精选训链，约为三四千，为辇下亲兵，且合禁卫厅于御营，使之通融上番，要不下三四千，而别队卫厅以下诸色，亦将一二千，如是则食道不增，兵力自强，虽遇大敌，不为无兵可战矣。三曰选将材。攻伐之世，将才自可立见，而平常无事之时，非伟识奇鉴，其势固难。古之论此者，以为或就军伍中搜罗，或命大臣近臣，各举文武官明兵法、有威果者，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求之如是，岂无其效？又必待其人品既分，功庸既著，然后擢置藩阃，大将之任，靡所不可。今当使队伍之人，议择其能胜其将任者，使之治兵，更观实效，次次升庸，且令诸臣，推荐保明，如有异等者，别加超擢，方能耸动军情，得其死力矣。其小目，曰讲兵法。为将之道，行师之要，临阵之法，具在《传》《记》，至于随机应敌，奇正变化，则非心悟神解，不待文字而晓然者，莫宜相及如此之人，世不易出。今当使为将领者，悉取兵家七书及《八阵图说》，诵说玩味，苟有窒碍，相与讲解，终日如在行阵对敌，则其能收功于异日者，不啻深绝矣。四曰，明训链。先王之世，大司马以四时振旅，苃舍治兵，皆有法度，兵知将意，将知兵情，临机应变，不待告戒，而自然心志运于中，手足应于外，粤自孝庙以来，治戎链卒，惟日不给，两局之徒号称精锐，足为一国之强兵，然岁月已久，教法或弛，今当使依《纪效新书》例，参以古法，不懈教阅，又必申以仁义节制之义，庶几以挞秦、楚之坚利矣。其小目，曰缮器械，曰峙粮资，曰备战马。与敌争衡者，不必审量南北之势，兵技之长短，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如今火炮利于北，弧矢利于南，各有其宜，丙、丁乱后，国家所以致意于此，不啻郑重，及其各设军门，更务专治，以为修缮之计，今当就旧藏兵器中，益加添造精链坚利，使合实用，更试求诸技之可以制胜者，以臻其效也。峙粮资者，虽自壬、丁天兵压境之日，馈饷之殷，一出境内鲜待他求，而顾于近来凶荒，靡岁不然。公私赤立，无以救填壑之民，又安能于橐于囊，以作爰方启行之资乎？今当预为商度，一取诸上司各衙门赢馀不急之需，聚于别仓，以为军兴之用，且于两西管饷，申明蓄积以备之，则不患于无食也。备战马者，与北敌争衡，非可以步兵格斗，必得战马然后，便于驰射。国中产马，固难与漠北并盛，第自耽罗以下诸岛所蓄养，会而计之，其数不下数万，虽驿路赢馀，想必甚多。今当使武士善骑射者，亲往自择战马，别定规束，略如李珥所论，则不但武臣各得战马，亦可转无用而为有用矣。其十二条，论专守御。略曰，夫进与角力，必须退为不可胜，然后可以无患，况欲制敌者，乌可不专治守御之策。而终有所为哉？其目有三，一曰脩山城。以东方言之，山城最为所长，如安市之却唐兵，鸰原之御契丹，龟城之拒蒙古，可按而知矣。至如壬辰、丁卯之讧，幸州、龙骨之取胜，尤为其明验矣。但我国人性㤼弱畏惧，而州县所治，多在平地。凡遇大乱，辄奔走求生，若非预为形势，设置山城，为其依归之所，使知离此则死，不离此则生，虽有高城深池，举将委而去之。今当一依柳成龙所言，择其要害可守处，仍作邑治，使之临乱入保，在在如此，则不患敌兵之凭凌矣。其小目曰，据险淸野。修筑山城，既已入保，使淸其野，无一人民谷物，可以卤掠，敌在城外，进无所凭，退无所还，必将不能持久，况如北虏，每以秋高冰合而至，其于耕作收获，终无所妨，今当以平时则下城田作，临急则入城保守，其于御敌之术，可谓挈要矣。二曰置行营。不欲有为则已，苟欲奋发大义，勘定祸乱，以成不世之奇功，固非按旧循常，命将出师之举，所可振作而耸动，必须人主，躬自巡边，责励诸将，如汉光武之还宫六日，旋即出征，宋真宗之决策亲征然后，方能使民有亲上死长之义，士卒有敌忾捍王之志。今当置一行营于平壤或安州，有事则自上出巡，以行赏罚、议战守，无事则选命大臣，居守其地，总加节制，仍以便宜行事，斯为得宜。三曰沿边设大镇。我国北接辽东、女真，西南接靑、齐、苏、杭、日本，可谓三面受敌矣。然海路自隋唐，不复开拓，乃以元世祖之威，困不得志于日本壬辰之乱。神宗皇帝，万里山师，率从燕蓟而来，必有其所矣。陆则辽东，自阙西以后，有三江之阻。女真自关北以后，有三岭之险，要亦非无可守之道，必因其形制，复为关防，又必任以忠勇之人，庶几居常有保障之谨，遇变有守御之实，惟当于西北二边及海西湖西沿海诸处，议合郡邑可并者，各为大镇，建设衙门，专治军务，先为不可败之形，然后大功有所恃矣。其小目，曰募土兵，曰设屯田，曰开诸岛，曰习水战，曰备战舰。征兵守边，古所不免，然其所守御，非可专责于遣戍留屯之士矣。必广募土兵，厚其生利，俾审地形习兵技，内无畏慑之心，外有服制之具，然后能得其力。今当命西北方伯，召募民兵，团结队伍，阴行部勒，时且畋猎，以为缓急之用，其胜于征兵远矣。设屯田者，用兵之法，见粮为重，虽以诸葛亮之忠谋，出师北伐，以馈饷屡绝，不能成大业，其他可知也。我国二边，自有海运，固无中国转输之劳，然兵不可坐食，民不可独耕，今当略依朱子说，参以历代所行议，就边上旷土，使以训链之暇，量力耕种，择人主管，以济其法，开诸岛者，东国环海为疆，岛峙甚多，大而设为州府，小亦隶于牧场，然其中有土地膏沃，风气和畅者，若预加措置，使民入居，必以耕作为主，而兼通鱼盐之利，其当北敌之至，不但沿海一带士女，得有所归，舟船粮饷，自有所补。今当选遣臣僚，详察诸岛及长山、安边、边山之属，得其形便，建将领设镇堡，盖又因势利导之一法也。习水战者，壬、丁之变，倭既倾国入寇，如入无人之境，惟于海路，因李舜臣一战，遂不敢扬帆北上，以之龙湾命令，得通于湖南，而倡义诸将，久保江都，自是为设统制营，以领舟师。然且船朽卒怨，徒拥虚簿，虽有春秋水操，亦甚灭裂，今当悉依舟师之法，亟加链习，使于风涛至险之际，进退出没，能尽其妙，则早晩缓急，可以有用矣。备战舰者，国家储养船材于诸岛，而官吏所耗已多，加以庸工凡夫，徒循旧制，莫能如李舜臣之别创龟船，以决奇胜。今当就沿海诸邑，有战船处，酌量添造，务令坚致便利，又访谙于海役者，使之运智出奇，毋拘一格善矣云云。〈批旨见上。〉疏凡累万馀言，而纲目俱举，本末该备，且方留意于春秋大义，故尤复眷眷于战守备御之策矣。

7月14日

○甲申，命窜领议政南九万、右议政吕圣齐，旋命安置北塞。九万又栫棘，以论嬖宗杭事也。〈详见上。〉时，师命辈得罪。上意稍似倾向于士流，而嬖宗挟宫掖诪张，事有大可忧者，朴世采以士流领袖，造朝首论之，固为正直光明，可有辞于百世。上既震怒。九万素刚直，心如铁石，方当雷威震叠，辞气益从容，竭论极谏，尽所欲言乃已，直引逆柟为戒，闻者为之动色增气，咸以为至难，被上切责，至有窜置，而时事益无可为矣。夫党人尚乖激结幽阴，自取狼狈，彼既得罪，则士流之暂时登进，即其势然也。士流素以淸裁，自持自初论后宫嬖宗事，抗直不挠者，固皆士流名胜，世采、九万，大节固卓然。师锡亦能遇事抗言，士流前后言行，不但无可疵，亦可谓炜烨矣。而修初史者，乃以冒嫉之事，暗地污蔑，所谓后宫之党，已万万绝悖，而自解有恃等语，尤不成说。邪正淸浊之分，自有定形，非曲笔巧舌所能诬也。主勋、焕而开告密，结潭、铉而作内援，师命之经营密旨，致祥之诬辱圣母，春泽、重爀之聚银钻刺，以至辛、壬颐、集之恶逆，事实昭著，非所可讳，则党人何以自解于公议之诛？而韩、赵之诎勋戚而伸直道，南、尹之主平恕而抑幽阴，李征明、李益寿之论斥后宫，朴泰辅、李世华之树立大节，戊辰初儒贤之首罪嬖宗，甲戌后诸公之力护东宫，皆可以有辞于后世，匹美于前哲，则彼名义虚声文饰奸言，岂足以轻重于士流，而百世是非之公，必有以处之矣，嘻噫痛矣！

7月20日

○庚寅，左议政赵师锡札救南九万、吕圣齐，以去就争之。上批以可慨责之。〈详见上。〉〈史臣曰：“上于师锡，眷待恩遇，迥出千古，至遣大宗伯，辛勤召致，人皆谓师锡入朝，必能回天。收还两臣，及其入陈出札，不啻缕缕，而乃返违拒，邈然不许。终又降之以严批，于是人皆知所以恩礼非常，必召乃已者，只为痛嫉造言者，而非有宠眷于师锡也。”〉

7月23日

○癸巳，引见时，左议政赵师锡白上曰：“殿下不择大臣，以如臣之类，备员充位，故不以大臣待之，区区所陈，坚拒不从。此臣尤不可以因仍冒据者也。倘殿下终不能以理制怒，则国家将如何？而臣以何事，仰补圣明乎？”领议政金寿兴曰：“既往不谏，而不得不略陈所怀，古语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朴世采所奏，若非隐秘之事，则可以显陈于疏章矣。何必袖进于咫尺登对之日乎？曩在孝庙朝，奉朝贺宋时烈上来时，间有私觌，而或命王世子传言，谟猷密勿，情志相孚，有如此也。此固臣深所慨然于我圣上今日之举也。”上答以体念。

11月5日

○甲戌，副护军李翔因湖西伯尹以道状论斗星查事，上疏自列奏事不谨之罪，使家人直呈，其略曰：“弑父烝母，俱是覆载难容之恶逆，渠虽一物之微，实关风教之悖乱，昔先正臣李滉，驰书温溪洞人，责以不治淫女之非，布衣臣权鞸，上章请斩梁泽，以明弑逆之不可赂免，此岂有私于两贼而然哉？不过人心之所共愤，王法之所当诛也。臣慕古人已行之事，恐大狱或失其情，既在可言之地，全昧阴中之祸，臣之自谋，可谓踈矣。今则按核已毕，狱情实反，臣之所言，率皆归虚，臣未知其间事实之如何，而臣于此，不胜惭惧之至。”又曰：“囚人亲族，以此仇臣，至使姓名，上下囚人之口，因此转辗，人口哓哓，中外听闻，不胜其藉藉，涓涓之微，几何不至于滔天耶？虽然知我罪我，可付公议，何敢自谓所闻之必信，而与人呶呶乎？惟是奏事不谨之罪，终有所不敢逃者，封章自列，以俟威命。”上令勿待罪。

11月16日

○乙酉，修撰朴泰万疏劾李翔，以斗星查事也。上答曰：“李翔之用意诬人，投疏尝试之状，极可寒心，决不可置之，削去仕版，俾正其罪，而尔之所论明快，予用嘉尚。”

11月25日

○甲午，修撰朴泰万以愼后尹等疏，再疏论李翔事，略曰：“臣闻斗星之狱，多有可疑，及见本道启本，实与臣前后所闻，无一不符，臣于是不胜骇然，敢以寂寥之语，冒彻其可骇之状，所谓门生愼后尹等，托以为师讼冤，投疏诟辱臣身，必欲逞忿，所谓反狱之说，乃其一篇主意，而诚有大不然者，大凡所谓反狱者，即狱事究竟之后，尽弃前谳，更成别案，方可谓之反狱，而今此兪世龟、兪相一、柳世晖等，初以元无所闻，分明纳供，而不知中间见诱于何人，或于三招变辞，或于五招变辞，末复一如初招所供，至于奴仆等数人，初虽为人馈酒教诱，一依其言而纳供，旋复从实直告，石乙山，即所谓亲投玄女所产于水中者。自初发明，终无异辞。其馀奴仆数三人，亦且终不变辞，则后尹之截去初招，与旋复直招者，及石乙山等，终无变辞之实，而只以三五招之变辞者，反谓之直证而便谓之反狱，此果狱情之实状，而以直告君之道哉？且臣取考本道启本，则元演等六人供辞，有曰：‘兪夏雄，以玄女事发论时，以为亲问于邻邑长老，不啻丁宁云。’邻邑长老，即指李翔而言也。其所谓《戊辰录》有曰：‘去岁冬初，我谓李，凡系伦纪者，以风闻治之者，古今通谊。天安境内，有大狱，子盍为我言之？’李即天安郡守所亲之人也，夫既言于儒生，劝以发论，又嘱于邑宰之私人，使之转恳，而此事皆在于此狱未发之前，则此臣所谓怂恿鄕人而发其端者是也。且臣得见抵木川县监李延普书，其概曰：‘别纸之外，又呈一卷册子，盖仆随所闻置簿，而就全藁中，抽出近事一条送呈，或有助于三思之万一云云。’此所谓《戊辰录》也。其中首言斗星之祖，即其所后母之三寸侄，而中言玄女与斗星淫秽之状，至有所不忍形诸笔舌者，见之者，莫不吐唾，人理至此尽矣。此臣所谓撰送日记而立其证者是也。其抵天安郡守洪万运书曰：‘玄光后自言争财之说于晩初，而又谓闻之于晩初云’，民家之羞辱则极矣。城主亦不免光后之所卖云云。其抵全义，前县监李相吉书，极言洪万运治狱不公之状，至欲闻之于朝云云。夫既已贻书于木川矣。亦且累累通嘱于天安、全义，用意捭阖，且胁且激，而前后书辞，俱已现发，此臣所谓贻书而图嘱推官者是也。至于其疏中论狱一款，圣明业已省览，而其投书于曾所未见之方伯，致其殷勤，质以神明，而且示陈疏之意，必欲其不问证左，先加拷掠于斗星，而终不如其意，则推问未毕之前，上章而言其缓治之状，此臣所谓上章而胁持道臣者是也。今婢仆之招，皆言：‘斗星，自少不得于其继母，及其失父之后，不免于饥寒行乞，终乃以丧带结项，适会逢见而救解云。’则此其无私之肯綮也。而必欲移其结项之事于其父未死之前，谓为不堪受杖于其父，而至于结项，以此作书，且假韩伯愈之名，倩送户下人顺日，教诱在囚之人，终至于现发，而顺日供内：‘大监招矣身立于庭前，使扶安书房，裁简纳于米帒中，俾传于柳别将云云。’韩伯愈之招亦曰：‘吾无作书之事，此书果出于矣师李参判家，而门生恩义颇重，不敢斥言云云。’所谓柳别将，即世晖。扶安书房，即翔之妾子晩初。两人所供，如是明白，奸情实状，彰露难掩，辄又诱胁年满不可刑讯之柳蔓，使之自当，真所谓掩目而捕雀者，众人耳目，果可以此诬之耶？以此观之，果不出于用意陷人耶？此臣所谓假名潜书，教诱罪囚者是也。又曰，《戊辰录》，既自僭拟于先正臣李珥所撰《石潭日记》，则柳家田畓之买卖，有何关系世道。而记其斗星擅卖之不当，又以此反复贻书于推官，若是其娓娓不忘，何也？尤为可骇而不可知者。送子天安，探问狱情者，抑何意也？设令玄女果有淫乱之行，其于柳后惠子女，母道姑未绝矣。而乃令崔再龄者，装送相一之妻，脱衰变吉，入于官庭，欲其以女证母，此又纲常之大变也。若是而谓出于讨罪之公心，臣未之信也。噫！玄女之狱，实原于匿名书，各人之招，或以元无所闻为言，或以虽有风闻，不知实状为言，及至兪相一、柳世晖变辞之后，乃曰：‘亲见玄女，面部浮黄，汗痕淋漓，显有落胎之状云云。’《戊辰录》亦曰：‘其子晩初，亲见玄女，产后触风，面有浮气，乳汁淋漓，前襟透湿云。’而所谓投儿之石乙山，则终始发明。观此一款，匿名书，虽未知何人所为，而岂不亦可疑之甚者乎？臣诚迂拙，不喜言人之过恶，而顾此柳狱，实是人伦之极变，义不容含默，敢暴其罪矣。今因后尹之疏，又未免陈列至此，此岂臣所欲为者哉？”上批答以勿辞。

12月3日

○壬寅，全罗道儒生白光瑚等上疏，首陈招延朴世采之意。末复伸暴尹拯之冤。上严批责之，命还给。〈原疏批答见上。〉

史臣曰：“尹拯、宋时烈之相失，起于纤微，而朋徒构扇，转辗乖激，其为斯文之羞则大矣。顾何与乎国家之治乱，朝廷之得失，而时议所趋，互相疵谪，惟排轧是务？自上所处分者，又未免抑扬太过。卒之朝论溃裂，国事泮涣，驯至于莫可收拾之境，可胜叹哉。”

〈肃宗显义光伦睿圣英烈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实录补阙正误卷之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