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国论事集/卷6 中华文库

元和七年，盐铁使王播，每月进奉钱帛数万贯，谓之月进。李绛奏曰：

陛下新降德音，断四方正税外进献，天下无不闻知，海内无不歌咏，事光史册，声布华夏。今盐铁使王播，每月进纳钱帛，不知何以为进？若奉公无私，安得有馀羡之月进？纵有馀羡，亦是官钱，固非割其禄俸，又非贡其家财，即所进之钱，尽是官物，只合输纳有司，不合进入内库。进宫物，结私恩，外则有隳制书，不可以不惩。逮臣详思所献，进退无补，上损惟新之化，下兴众庶之议。伏请宣布王播，已后如有进奉，并仰于户部送纳。

即降诏与王播。故李绛在位，更无进入内库者，遂尽纳户部。其惟理是从，如是之速也。

元和七年，蕃寇径至州城西门，驱掠人畜而去，朝廷忧之。宰臣李绛因延英奏陈：

今边上空虚，兵非实数，守将贪滥，背公徇私，虚人既多，实兵须少，力既不敌，坐受伤残。今府库未充，国力犹阙，未得广添兵马，且须即日取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军镇兵。本置此者，只防蕃寇侵轶，俾其御难战斗也，不使其鲜衣美食，坐费衣粮尔。今寇贼为患，来如飘风，去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须与镇军合势，犄角驱逐。镇军须倍道急趋，同力翦扑，而牵属左右神策，须申状取处分。夫兵不内御，须应机合变，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蕃寇方驱掠杀戮之际，百姓涂于草莽，方云入京，取远中尉处分，何异暍渴而穿井待水，馁馑而耕粟俟食，岂可及事机乎？纵其将领谙识事体，星言应接，缘是禁卫将士，无惧节使之心，进退前却，号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则与无兵同。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赴急如发机，前战不旋踵，则兵威必振，贼氛自消，陛下无惊怠之忧，生灵亡驱掠之患。若安处无事之地，坐仰厚赐之恩，寇至以申状为名，不曾御敌，节将以理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镇遏之声，都无讨逐之力。圣恩便此处分，实为久远之制。

上曰：“朕比不知旧事如此，何以得其然？事即便宜处置，其京西、京北镇军，皆元属西京，为弊日久，不乐割属节度使，竞为阻事。”遂因循不行。

上尝谓宰相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见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吉甫对曰：“德宗自用圣智，不任宰相，奏请皆有疑虑。别结他门，私恩信纳，事倾宰相，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达，当时人情，颇亦思乱。”

上曰：“不可尽归怨于德宗，朕以谓此是当时宰相之过。德宗深在九重，何由得尽知外事？政之可否，只合是宰相执论，一度不得，至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道理既当，事实无私，自然上意须回。详思至当，岂有固守无理之事，茍违重臣所请？必不然也。朕在当时，不见宰臣执论公事至于再三者。卿等皆须励志，不得顺朕之错，须执奏，且至五六度，不得谓朕怒怪，便止不论。卿等当悉之。”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帝曰：“绛言是也。”绛或久不谏，帝辄语之曰：“岂朕不能容受耶？将无事可谏也？”宪宗有此议及处分，是天纵圣明，神授聪哲，动臻理要，深知物情，可谓有君无臣，间代之主也。

宰臣李绛，尝因延英论及边事，曰：

自古及今，戎狄与中国并，虽代有衰盛强弱，然常须边境备拟，烽堠精明，虽系颈屈膝而亭障未尝一日弛其备也。何者？夷狄无亲，见利则进，不知仁义，惟务侵盗，故强则寇掠，弱则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圣王以禽兽蚊蚋待之，其至也则驱除之，其去也则严备之。今北虏蕃臣，复多历年载，虽是有功于国家，报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厌。满其志，则曰事当宜尔，悍气益骄；酌其中，则曰效之难图，怨辞立至。故印马益广，望价转多，无厌之心，实难为足。若不如此，异日必有不顾恩德，为患封疆。寇至而谋，则事不及矣。今西、北两都，皆无备拟，兵但虚数，坐盗衣粮，将无实效，岁邀官爵，衣甲器械之数，破官钱空有其名，部伍训练之方，务酒乐都亡其制。古者兵无二事，志在杀敌，将无异望，专在诛寇，器用犀利，斥堠精明，若有烟尘，负弩死战，若无警急，即营生业。今则不然，战士采拾以供上命，惟责程课，不恤饥寒，主将刻削以结内宠，不辑戎事，惟济己身。今戎狄继来婚嫁，于国情实，巨细必知，边塞空虚，有无咸悉，至于山川要害，道途险易，似皆深知熟习，委曲谙识，脱或见利忘义，因便乘间，风尘暴至，羽檄交驰，急诏征兵，无及系累之苦，闭壁逃祸，宁救驱掠之灾？使边人仰天而呼，望国而泣，蓄甲不足以卫疆场，命将不足以扼寇仇，此圣主所宜图之，不可忘于终食之间也。伏望诏敕边镇节度，俾其虚实有无，少阙事宜，分析奏闻，仍请于八座丞郎两省中，选择公忠清干不挠之臣奉使，各与大镇节度使，各与点阅军中，访问事理，一时上闻。然后申明制度，增缉募兵，谨其殿最，行其赏罚。罚在不舍，刑罚必加；功有可褒，爵赏必及。如此，则陛下高枕，边人永宁。古人曰：“备豫不虞，有备无患。”此经国之常制也。

上惊曰：“今边上岂如此空虚也！卿等便令点检，切为殿最。”时天德军中城，旧属振武，有镇兵四百人，其时却割属天德军，交割惟有十人，并军将在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张，馀可知也。数月后，李绛罢相，遂因循旧弊。

上于延英对宰臣等，时盛夏烦暑，上汗流，御服透湿。宰臣等奏事毕起，上留：“卿等且坐。”话及国朝故事，日高，宰臣等奏：“日高，伏恐圣体劳倦。”上曰：“朕归宫中已后，惟是宦官妇人，更与何人语论？所贵与卿等语言，称论政要，亦是乐也。”

宰臣延英奏事毕，因言及前古外戚专宠害政，上曰：“朕每以此为监，外戚不惟止于无权，未尝假其颜色，正为此也。”宰臣等曰：“鉴往古之失，立当今之制，事光千古，道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势，向外都不知有，祗畏恭慎，常恐有违。至于职位、赐与、宾客，岂惟无敢逾制，实亦不逮常人。所以陛下临御以来，后族戚里之家无一人有犯法惩责，盖制于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悦曰：“今岂得知此乎？若有逾越，朕必宽舍，此却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陈贺曰：“陛下简御外戚之道，从古帝王无及今者。圣旨宏远，睿政光昭，可垂万代之法也。”

宰臣于延英殿论政事毕，因言及国朝故事，上曰：“朕览《玄宗实录》，见开元初事，天下不得不理。玄宗初即位，亲见不理之由，遂锐意为政，有姚崇、宋璟、苏颋等辅弼左右，履正奉公，圣贤相合，鱼水相得，何缘而不至于理？及天宝末年，玄宗怠倦，为政务于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奸败倾陷，专权徇私，杨氏一门竞为祸本，又何因而不至于乱？前事是今日之龟鉴，朕当自惕厉。卿等各以此为诫，庶几免于此也。”宰臣等兢惕踧躇，拜贺圣言，皆洞理乱之本也。

上于延英殿谓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备，惟其人。卿各有亲故，则必有冗食者。卿当与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尝不访于公议，有堪奖进，始敢奏陈。至于亲故，不敢援引。”权德舆曰：“臣寡亲故，亦不敢进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违旨。”李绛曰：“至公之道，实无亲疏，惟观其人才与职位相当。若有才用，虽是亲故，亦合进用。昔建中初，德宗临御天下，崔佑甫为相，半年之内，除官八百馀员。德宗谓佑甫曰：‘卿除授太多，又闻多自亲故，何也？’佑甫对曰：‘所问当与不当，不看多之与少。其是臣亲故，方谙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谙者，安敢与官？’德宗赏其言论，以谓所对公当，至今人称之。天后朝命官猥多，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语，及开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绩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嫌，使圣朝阙济济多士之美，是依违容悦之臣，非圣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于位实乖，情故可验，臣岂敢逃责，以妨贤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论多少，只在至当尔。卿当我倚任，勿负斯言。”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间采择人家子女，及有别室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诏，众议喧然。宰臣李绛顾谓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谏论。”吉甫曰：“此嗜欲间事，难言。从谏官上疏。”李绛曰：“居常称美相公，常病谏官论事为难，则推与谏官，可乎？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岂事有不合论者？”吉甫曰：“少间，待敕使出宣事，便讽之，可乎？”李绛曰：“敕使避事，却不敢言。出臣下口，入圣耳，讵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旧人硕德，诚合保重。如绛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顾以凡器，起居相位，无以塞责，获罪为幸。辄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极言采择之弊，曰：“今日之理，实所可惜，流布四方，亏损圣德。伏恐不敢言者。臣过蒙厚恩，无裨盛化，敢陈愚瞽，伏希察纳。”草状毕，李、武并云：“请状一看，可乎？”李绛曰：“此是公状，何敢有隐？”两相遂共读之，皆泫然曰：“不知相公捐躯许国如此，虽两汉章疏，何以过此？”明日延英对见，上举手谓李绛曰：“昨日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过，不喻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其于乐宫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与其父母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敢如此搅扰人家。各有科责，朕已重罚矣。其所取人，并放归家讫。若非是卿发言，朕宁知过失？忠益诚尽，深嘉乃心。朕常居深宫，不知外事，已后脱有处分不合事宜，卿须依此论陈，不得遂成朕错。脱或有得卿所奏，暂未谕，守所见，未从其理，直须两度三度恳论，以至于五六，朕方冀开悟，以道理归当为限。卿等常宜以此为怀。”于是并起谢恩，至于感泣。退归，二相谓李绛：“岂知此？《太宗实录》中且无此事。相公事君之道，为臣之节，极是矣。实惭不逮，有愧于怀。”及晚，出中书，其先所取人并放归家，在于道路。此尧舜禹汤之德，若书之简策，足以彰示万古，岂寻常帝王可望清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