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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尝谓：《论》、《孟》之外，若子、史，若诗文辞赋，与夫异端方技术数之书，虽有纯驳邪正浅深偏全之不同，然而，吾心之体未始不该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抑岂不可以为学之助乎？既又自以为太史公言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慱如司马迁然，尚云尔。况今天下九流百氏之书，止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穷乡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窥蠡测，又焉得遍观而尽识也？于是遇书不复力求，惟取家藏故书而读之，读竟则思，然又性质庸塞，加以俗事纷扰，所得毫发，旋复遗忘，终未能资乎外而养乎中也。数年以来，井钓江淮，自愧无益于进，追思往昔所读经、传、子、史诸书，其或理有未畅，语有未莹，舛有可考，疑有当辩者疏而通之，补而足之，推广而明之，不分伦类，随笔记录。久之，不觉成编，至于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奥，则未款启而弗敢以轻言也。第恨家厄回禄，片纸只字无遗，执笔之际，无所考证，往往不免郢书而燕说，世之慱洽君子不以肤末于学而遽云云，见嗤改而正诸则幸也。

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十有三年春，蔡传谓三代虽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数，其说详矣。永嘉史氏《管窥外编》所载诸儒论辩不胜其多。或以为，《春秋》书“春王正月”非春也，圣人假天时以立义耳。又谓颜渊问为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时，既曰行，必因当时不行而言也。又引《左传》春搜、夏苗、无冰献麦等事为证，反复数百馀言，不过皆为商建丑即以丑月为岁首，周建子即以子月为正月。今按出屋许氏言，《春秋》改时改月出于圣人特笔，而他书月数不改乃时王之制。如是，则诸家不改月数之说，为有据矣。而考亭朱子诗传孟注亦未以周月为夏月也。夫众言淆乱折诸圣，圣经无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诸家之辩考之古诚不谬矣，蔡氏之说又岂不可为来世法乎？不然，则汉之太初历以寅月冠岁首，历代因之，更千载而不变者，得非天道不爽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则蔡说自可垂法后世，商周月数改与不改，不必深究也。

蔡传中有前后自相异者，如《尧典》“粤若稽古”，与《召诰》“越若来三月，”及《大诰》“弗吊兴多士，弗吊昊天子”，字义本同而皆训释不同，何谓也？

《易》乾卦爻言：“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本义》曰：“内卦以德学言，外卦以时位言。进德脩业，九三备矣。此则欲其及时而进也。”盖乾卦至九三，圣人德业进修无以加矣；至九四，则将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时者，勉之之辞。云峰胡氏曰：“三四重刚不中，危疑之时，自昔圣贤处此，惟有进德脩业而已。” 此说与《本义》颇异，未详其义。

“九四重刚而不中”。《本义》曰：“九四非重刚，刚字疑衍。”盖以九虽阳爻，而四非阳位，故也。云峰胡氏犹以为上干之刚，以五为中，四则重刚而不及乎中，与九三并言之，何哉？

《随卦》六二“系小子，失丈夫”。程传曰：“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是也。在随之初，当为之戒。”《本义》曰：“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二说不同。今按临川吴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牵系，故爻辞示戒。”又按九五：“孚于嘉，吉。”《本义》曰：“阳刚中正，下应中正。”下应中正，指二也。二既中正，必不舍九五而系比初九，其为戒辞明矣。

《师卦》六五：“弟子舆尸。”《本义》曰：“弟子，三、四也。”今按六三“师或舆尸，凶。”六四“师左次，无咎。”此弟子，盖独指六三一爻，岂《本义》误而兼言之，或字有讹谬耳？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本义》有曰：“小人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窍恐此语颇有讹误。夫军旅之兴，用人非一道，凡有一智一能之士，皆可使也。功成之后，分其高下等差，封之爵土，荣以禄位，加之赏赉，则人怀敌忾之心矣。苟但优以金帛而不封之以爵土，则赏不酬功，恩不补劳，而功臣为之解体矣。如汉之韩、彭，唐之李𪟝、尉迟恭之流，皆一时贪力逐利之人也，使无高位重爵以激扬之，则必望望然去矣，亦安能得其心而尽其力哉？又按朱子有曰：“开国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以此说易，《本义》中数句可也。

《卦》：“苋陆兵。”朱子：“苋，马齿苋。”陆，商陆也，一名章陆。程传误以为一物，《本义》亦欠添改。

《诗》“汝坟父母。”孔迩传言：“父母指文王。”又曰：“父母甚近，不可懈于王事而贻其忧。”刘氏亦曰：“父母，行役之父母也。”盖妇人喜其夫妇，劳之曰：“尔不可懈于王事，尔虽行役，然父母甚近，可以知其安否也。”窃恐后说胜前。

《氓》：“三岁食贫。”又曰：“三岁为妇。”又曰：“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又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总角而至于老，则不特三岁矣。此岁岂指淫奔之初而言也。传言是妇失身于人，宜为人所贱恶，然少而亲昵，老而弃之，则其人忍矣。宜其谓之蚩蚩之戒也。

《野有死麇》，鲁齐王氏研几图以为淫诗。今考此诗，首云：“有女怀春。”传曰：“当春而有怀也。既曰有怀，则必不拒人之诱矣。”又曰“吉士诱之。”既曰吉士，则亦非强暴之人矣。其末三句，盖是女信其人之诱，使之舒缓而来，无动我巾，无使庞吠，欲人不惊觉而适其愿之辞也。况其语意又与“将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等句相类，其为淫诗无疑，岂亦郑卫之诗，而误列于此也欤？

“十月之交”。传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昼一夜则一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据历家之说也。然张子独以为天右旋，日月皆左旋，盖以天行健，日月不能及，反若右旋。正其后诸儒皆本说，而见于蔡氏书传尤详。东嘉史氏，以为历家考验天象，其法自有传授，先儒之说固为有理，恐不如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辑诗传，则先述历法；晚年订书传，则取《正蒙语录》，中虽有定论，而诗传竟无改易，则史氏之说似不可不仿也。

《小弁》首章，传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废而作此诗。”及释六章“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谗，弃逐其子，鲁视投兔，死人之不如。”其后篇题下，又曰：“序以为太子之传，述太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处也？”孟子注亦曰：“幽王废宜臼，宜臼之传为作此诗，叹王信谗而不察，伤己无辜而被废，忧怨迫切而无过甚之辞，非孝敬笃至者，弗能及也。使平王而知此，东迁之后，必能止申侯之罪，报乃父之仇，而周室中兴矣。”序谓此诗太子之传，述其情而作似不必疑也。

《绵》之八章云，注疏以为文王事。朱子传曰：“大王虽不能殄绝昆夷之愠怒，亦不陨坠己之声闻。”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注曰：“事见《诗·大雅》。”疑指此章而云也。

“文公四年，晋侯伐秦。”胡传谓：“圣人以常情待晋襄，而以王事责秦穆，故晋侯得称爵也。”“二年，秦晋战彭衙。”传又谓以晋侯为主于处己息争之道，远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则似又以王事责晋襄矣。前后似不照应。周礼，祭祀供萧茅。郑氏疏曰：“萧读作包，”而引左传证之，盖以为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谓“一茅而三眷”者考之，则萧者香蒿而茅者，其为二物明矣，当从杜说。

《礼记·鲁子问篇》：“吾闻诸老聃。”冯氏曰：“老聃，古寿考者之称。”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岁者。”本朝宋太史曰：“老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阳，一字聃，聃谓耳漫无轮也。寿一百六十馀岁。周平王二十四年，以书授关尹喜，再八年入春秋。孔子则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书关尹之时，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说，则孔子适周之时，则聃犹未死也。庄周宗其道，言必称之，家语所记，又与《史记》合，岂欺后世哉？朱子虽尝疑有两老聃，而终亦自以为不然。注礼者，直述之可也，乃曲为之回护，而其实终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玉藻》：“君酒肉之赐，弗再拜。”子思于鲁缪公之馈鼎肉，稽首再拜而受。孟子因万章之问，亦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何欤？岂礼道其常，而圣贤变礼以从宜欤？抑亦所处之位与所遇之时有不同欤？

明堂位周之大赤。盖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记·周纪》云：“武王伐纣，斩纣头悬于太白之旗，悬嬖妾及二女头于小白之旗。”二说不同。荀子言纣悬于赤旆，必有所受。而迁史之讹明矣。

《庄子·逍遥游篇》：“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丧其天下焉。”盖言尧往见神人，而有志于道，虽有天下而不与，若丧之也。陆氏以四子为王傀、啮缺、被衣、许由。今按尧让天下与许由，则尧、许固同时矣。若夫三子皆在尧前，尧岂得一时而皆见之哉？此四子虽有所指，然非陆所言也。其《让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恐非是。

“汤之问棘也，是已。”梁简文云：“汤，广大也。棘，狭小也。”今按《列子·汤问篇》张湛注曰：“夏棘字子棘，为汤大夫。”则棘为夏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为证耳。

《荀子》言武王诛二人，又两言悬纣首于赤旆。《史记》云斩纣与妲己首，是诛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亲断纣颈，手污于血。愚谓武王伐商，在于除暴救民，非复仇报怨也。纣死而天下定矣。悬其首于旗，欲何为乎？悬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乎？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德。又言施惠、邓析子法先王不是礼义，及其论治天下，则曰隆礼义而杀。《诗经》又曰：“法后王以一天下制度。”前后语意自相矛盾。又曰：“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道与法果何分乎？岂道谓隆礼尊贤之类，而法乃治世刑重，乱世刑轻者耶。先儒言其学不纯粹，而言时或出入申商间，于兹信矣。

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以衣食之。杨注谓紫紶未详，又曰俗传是紫具，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内含珠，古谓龟贝，为货，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说虽稍通，然于衣字有碍，窃疑紫紶如禹贡皮服织文之类，既无考证，不如缺之。

相者之术，巧发而奇中，见诸传记多矣。荀子非之，以为相形不若论心，其言亦似有理。东莱吕氏犹以为无敌而为吾道增一异端。若夫列子、子游、子夏、子张、子思、孟轲于惠施、宋钘之中而既非之，则其失抑又甚焉。杨雄曰：“荀卿非数家之说，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盖亦不以卿之言为然矣。

杨子《法言·问明篇》：“孟子疾过我门，而不入我室。”盖指孟子言“孔子疾乡原过我门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曰：“亦有疾乎？”问杨子亦有所疾乎，故复答曰：“我所疾者，则在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释注而知其秘，乃谓雄讥孟子摭我而实我食，失之远矣。

《史记·郑世家》：“子产，郑定公之幼子也。”其下无注。愚按，郑穆公生公子喜、公子师、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𬴂、公子发、公子嘉，此所谓郑之七穆也。发，字子国。古有，孙氏王父字。子产，发之子公子侨也，侨子参，谓之国参。今曰“定公幼子”，《循吏传》又曰“成公幼子，”岂传写之误耶？谓子贡家益饶，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实先后之也。其意盖谓孔子非子贡多财，历聘诸侯则不能致此声闻之盛。殊不知圣贤取重于人者，初不在财与势也。谓孟子书为轲自著，韩子以为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二说不同。朱子以《史记》为是。今按，古者诸侯死后方谥，孟子所见，若梁惠、梁襄、齐宣、滕文、邹穆数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窃恐韩说为长。

《淮南王安传》：“王子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盖言不害不为王爱，王后蔡不以为子数，太子迁不以为兄数，如淳注曰：“不以为子兄秩数。”意虽近而欠别白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赵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谓古人以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朱子两存其说。今按《史记》汤寿一百岁而崩，岂有人年九十馀而犹生子乎？当从赵氏为是。又按蔡氏书传言，太甲继仲壬而为王，亦主赵说而言之耳。

经传中言，帝与老氏不同。今以书多士篇证之，尤为明白。始言惟天不畀，继言惟帝不畀，末又言惟天不畀，此三语反复一意，不过皆言商纣不君，天不佑之而致于丧亡也。可见天即帝，帝即天，宁有彼此之间哉？程子曰：“以其形体而言，谓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谓之帝。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孟子、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邹氏曰：“孔子之称水，其旨微矣。”饶氏以为征旨，川上之叹是也。今按荀氏《宥坐篇》，子贡问君子遇大水必观之说，孔子答之甚详，仲尼称水，其指此欤？

荀子言孟子恶贩而出其妻。今按韩诗外传言，孟子欲出妻，因母言而止。二说不同，岂荀子在前，或别有传云。杨氏荀子天地比注曰：“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皆天也。”此说最为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减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气，但人自不觉耳。其言盖本于此。

《楚辞·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极称其善。盖尝因是言之，以为人物之命虽各禀于有生之初而不可移，然君子行法俟命，正义明道，如易剥之六三，复之六四，而未尝以吉凶悔吝易其所守也。屈遭谗放逐之际，不忍宗国沦丧，披历忠悃，声之歌赋，冀其君之感悟，而其君终不悟也。于是，捐身赴渊，视死如归，其必有见于此，宜朱子之深叹而重许之也。

或曰，今之术者，以人之时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之一生穷达寿夭，莫不巧发而奇中，何也？曰：“此则气数之命，若释氏所为定业者。盖以五行之冲合生克，四时之休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丑，则人之生死休咎囿于此数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禄命辩》力诋其谬，末引子罕言命缴之而欠理气之分。唐韩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宋苏子赡亦云，己之命有同韩公，故一生遭人口语无数。于是，始以术者之言可信，而宋说亦自有理不可遗也。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者，利不苟趋，祸不苟避，惟义所在。

《惜誓》，洪氏以为贾谊作，朱子亦以其辞坏异奇伟非贾谊莫能及。今考《史记》、《汉书》本传，惟吊屈原、鹏鸟两赋而无此篇，且其死时年仅三十三，篇首乃谓“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寿冉冉而日衰，”汉文之时而谓之乱世，可乎？谊未尝如技伯、比干之所为，而又曰“惜伤身之无功。”反复一篇旨意，而证以出处本末，以为谊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玉《九辩》曰：“今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遂眺而远去。又见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韩子《杂说》曰：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变化来。故曰师其意不师其辞，此题是也。山谷黄太史言：“作赋须读宋、贾、马、杨之作而效其骤，便有古风。“愚谓屈原辞赋之祖，苟能究心《离骚》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则宋、马诸作又在我取舍矣。

神仙者流，此老、庄、列子之外，如《黄庭经》、《参同契》、《淮南子》、《抱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传》等书，次第祖述其言，修炼之术备矣。大概言人之有形不过精气神三者而已，苟能保固三者，可以长生。荀卿言精神相反，一而不二，惟圣人意与此合。然而世之传其书，用其术者，悉皆不得其效而反以召祸，不能成丹而适足以丧躯，其故何哉？岂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欤？抑亦无仙风道骨，弗足以承此欤？先儒程子有日置风于密室之喻，以为学其术有可以延年致寿，而未能飞升变化。朱子《感兴诗》则曰：“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遽能安。”又诗曰：“迷心昧性哂竺学，贪生惜死悲方仙。”其说如此。然则，神仙之术果可学乎？

谭氏《化书》有曰：“三王，有仁义者也。不知其仁义者，化为秦汉之战争。”窃惟道德仁义，一道也。其行与否，则在乎人焉。尔秦汉战争，由不知仁义故也。而曰仁义化为战争，则是战争反缘仁义起也。岂不误哉？又云：“有赏罚之教，则邪道进；有亲疏之分，则小人入。”是不然。使为国者，赏所当赏，罚所当罚，则观感惩而邪者退矣。亲所当亲，疏所当疏，则贤否分而小人远矣。又何谗谮之足患哉？又曰：“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当也，犹为争夺之渐。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此语亦未然。夫恩赏所加，惟患不当耳。当则厚薄高卑各有等差，则功多者劝，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赏虽当犹为争夺之渐”，吾未闻也。又谓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穷礼之旨。愚闻道者，天理之当然，礼者，道之节文也。知礼与道者，始名为儒。今曰莫知莫穷，则又恶足谓之儒哉？予观是书，文虽高妙，而言则驳杂，其中或祖黄老、庄列，或本释氏、或述晏墨，语皆亲切。至其言儒，则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远也。但其后七夺、丝纶、雀鼠等篇，极言民食之急，以<矢见>夫剥民以自奉者，则为Ａ１８恻有补于世。老子曰：“民之贫，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贫。”景升之言，亦有所自云。

李氏《中和集》言：“人有断蛇，作两段，而其首尾犹动。煮蟹已熟，而其足犹动。或问其故，曰此气动，非性动也。”愚谓人物之生死，不过阴阳合散之所为耳。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理之常也。蛇断、蟹熟犹动者，馀气散未尽，生理未遽绝也。夫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未有气存而性不存，气动而性不动者也。

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载高辛帝以女妻盘瓠之事，览者未尝不笑其诞，且姜原、简狄之生稷、契，后人犹或疑之，况有甚于是者乎？后之作史者，于此类，皆勿书可也。洛阳令董宣杀湖阳公主之苍头，光武不知罪，则倚势假威者知所惮，而忠直者知所劝矣。范晔正宜表而出之以劝后人，乃例侪之酷吏传，何耶？

陈寿《三国志》，庞统为莱阳令，不治，免官。鲁肃言统非百里才，先主与谈，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蒋琬除广都长事，不理，先主怒欲罪之，诸葛亮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先主乃不加罪，后事后主，功业略与亮比。尝谓人之才器各有所宜，非长于知人者，弗能随其才而用之也。唐韩子言：“医师之用药，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譬可谓亲且切矣。统与琬固一时之彦也，使不遇鲁肃、诸葛荐之先主，则终于下位而已，又孰能知其才之美，而使之居大位以尽其才哉？由是，知世无不可用之人，顾用之者何如焉耳。

吴暨艳为选曹尚书，好为清议，时见郎署，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等，弹射百寮，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其居位贪鄙，志节汗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处之。后孙权听谗罪艳及选郎徐彪，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典。艳、彪皆自杀。夫分别贤否廉贪而黜陟之，选曹之职也。艳、彪所行如此，可谓不负任使矣。使其取舍进退一以至公，而不扬人暗昧之失以显其谪亦何不可之有哉？惜其君臣之间诚意未孚，而骤欲行己之志，贪污肆行而遽欲沙汰太过，此取祸之道也。虽然，艳、彪固可罪矣，孙仲谋以公道黜而罢之可也，而乃听受谮言迫之死地，则过矣。法正言许靖有虚誉而无实用。今观靖虽声闻过情，行事举动未悉充当，未尝如法正之杀人报怨也。正既知浮誉且不足重，而所为悖理乃如此，使不遇知己之主，亦殆矣。岂非明于责人而暗于省己者耶？步骘困穷时，同卫旌脩剌奉瓜以献。焦征羌，焦待之甚薄，卫怒而骘略不介意，且曰：“吾贫贱，主人以贫贱待之，固也，宜也。”后骘为相，而卫卒以无闻。盖士之致远者，其器诚必异乎凡庸。步骘遭人鄙薄而能处之，宽泰如此，其器识过人远矣。卒致爵位通显宜哉！

《晋书·王戎传》言：“戎见晋室将乱，慕遽伯玉之为人，与时卷舒。”愚窃或焉。夫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非与时浮沉者也。若戎者，居平时，既乏蹇谔之节；遇乱世，又无康济之才耽禄嗜利，略不知愧，正孔子所谓鄙夫可与事君者，而曰慕伯玉之为人，不亦缪乎？郭舒争缪坦事，引尧舜以谏王轨，且曰：“晏子称君曰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以敦为君而己为臣也。然则，舒之罪岂在钱凤、沈充之下乎？况舒先事王澄，澄为敦所杀，舒纵不能为澄报仇，洁身而去可也。今乃俯首以事之，亦已甚矣。史氏赞其忠亮，乌在其为忠亮哉！

《北史·王轨传》言，轨被祸，虽其自致，然亦为贺若弼所陷。吾读史而悲之，使轨谨足以防奸，谦足以下人，密其口语而不泄，竭忠少主而不倦，则祸曷从而至哉？戴溪氏称人之保全功名，以其能谦谨也。然则，谦谨二字，其为将之要也与。

唐李太白《蜀道难》一篇，或以为为章仇、兼琼而作，或以为为房瑄、杜甫而作。萧氏尽废旧说，以为因玄宗幸蜀而作。以今考之，皆无证据。且其“问君西游何当还”等句轻忽，而尔汝之称，尤非人臣所当施于君上。盖白之天才绝人，是乐府诸题各效一篇，以寓其伤今怀古之情，《蜀道难》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讽，有为如说者之云也。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注谓其风骚之极致不在屈原下。予读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续骚者，其病在“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之言，有几于不知命者欤。

柳子厚憎王孙文，晁氏叙之曰：“《离骚》以龙蛇鸾凤托君子，以恶臭物指谗佞，而宗元仿之。”今详其词意，盖言君子之作忠效劳如此，而群小之妨贤蠹国如彼，其是非善恶如猿之与猕猴，不难辩也。人君曷为不斥远小人以杜其奸，曷为不亲用君子以展其才，其言似矣。然则，子厚之贬谪，亦君子之过乎？苏子赡论贾生有曰：“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吾于柳亦云。《非国语》词简旨微，其中小有差失，然非深于理者不能分别也。如屈到嗜芰之说，苏子瞻亦尝辩之，而苏说亦未尽也。盖柳意主于孝亲，而苏则重在忠国，各举一偏言也。虞盘乃曰：“《国语》诚可非，而柳子之言亦非也。”乃著《非〈非国语〉》而辩斥之，则过矣。朱子尝言：“《非国语》辩得皆是，不知虞何所据而非之也？惜不得其书而详考之。子厚不信贲羊之说，盖以其性在怪妄也。而复自述谪龙城之说，何欤？铙歌鼓吹曲，自汉魏而下，惟柳作为首。浦阳吴氏作《楚汉正声》，取其所作辞赋系于司马相如、杨雄诸赋之后，而他作不预焉，其意从可知矣。谢皋羽，宋末遗老，而其作辞隐指远，中含黍离歼露之悲，非俗眼所能识也。宋太史宋曲沈奥典雅，极力模仿，犹瞠乎柳之后。至于刚陈琏之作，造制益工，其去柳、谢益远矣。《钴姆潭西小丘记》一篇，言新理畅，状物如画，今因其语而释之，如曰：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视不壅也；瀯々之声与耳谋，听不杂也；悠然而虚者，与神谋，神虚故能通也；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心静故能应也。所谓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澈虑滞志，无所容其入者，如此。

韩退之尝欲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及后，《与刘秀才书》论史事则云惧刑祸不敢为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盖畏刑祸乃韩公之本心，其言述史以褒善贬恶，则一时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遗书讽之，辞虽婉而意则实严矣。

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尔。《易》曰：“冶容诲淫。”《左传》叔向之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书有内作色荒之戒诗，言褒姒灭周之祸，唐室之不兢岂不亦由是哉？但其辞语迫切浅近，发扬太过，有失为尊者讳之义也。不然，则国风于姜氏、齐侯之事，曷为讳之乎？

《五代史》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易、保定三关，复趣进师，左右谏曰：“陛下离京四十馀日，兵不血刃而取关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燕之地，未宜深入。”世宗不悦，会有疾，乃还。欧阳言史臣讥世宗轻万乘之尊，驰千里而袭人，殊不知世宗此举，盖假克南唐之威而乘述律之怠，其取胜必矣。说者又谓，虏众果聚幽燕之地，周师深入未必能胜。今考《辽史》，言燕人闻周师至，皆遁入西山以避，或请出师拒战，辽主不肯，且言所失皆汉人故地，不足惜。由是观之，则述律之怠可知，使世宗乘机进兵，则契丹不足平，而十四州之地可指麾取矣。不幸天不假年，中道崩殂，建至有宋革命，坐受其侮而莫敢谁何也？他日，遂成靖康之祸。《易》曰：“履霜，坚冰至。”收正阴阳消长之机，夷夏盛衰之会也，是可为叹息哉！欧阳公《秋声赋》，寓意深远。九秋之时，草木零落，百物变衰，亦由当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元城刘公与马永卿论国事，亦以春风秋霜生杀为言，公之此赋，岂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欤？盖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盛衰无常，吉凶靡定，非识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通鉴纲目》书唐魏征、王圭事，其下分注，载范氏之言。而《论语》注亦曰“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不可以相掩。”其辩明矣。尹氏发明，乃曰“王、魏为东宫之臣，受命于高祖也。受命于高祖，则是高祖其君也。王、魏之与太子、秦王均之人臣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难，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后复事太宗，亦受命于高祖也。若是，则二子非不能仇太宗，亦不当仇太宗，但失于不请不能辅导失职之罪耳。愚谓斯言辩则辩矣，无乃启后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夫臣之事君，犹妇之事夫也。王、魏受高祖之命为东宫之臣，亦犹父择妇以配子也。岂有人杀其夫而为之妇者反俯首以从之乎？由是观之，尹说之谬不辩而明矣。《宋鉴》辽汉会师侵周，周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帅师御之，胤至陈桥为众拥立而还。今考《辽史》，是年，首书宋太祖废其主宗训而自立，无出师会北汉伐周事。近故侍讲永新刘定之，以为此盖宋太祖欲迫恭帝禅位，周之时相欲图策立之功，故为此声以骇寡母孤儿，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说是也。先儒又谓宋太祖之取天下出于无心，其保天下出于有意，此言亦未尽也。宋之取天下，与梁、晋、周无异，但不至于已甚焉耳。所谓以逆取之，以顺守之者，其历年三百，宜哉！

蔡卞请重神宗实录，从之。尝闻史者录实事而善恶是非具见，其所系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熙丰之朝，君则偏听独任，相则浅狭执拗，自是君臣上下皆无可称之善矣。蔡卞欲讳其妇翁之恶，请重脩神宗实录，哲宗感其说而从之，盖恐范祖禹、黄庭坚诸人私有损益于其中，而是非善恶不得其实，故也。殊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语言文字可得而变移黑白者，其用心亦误矣。其后，蔡Ａ１９所著《铁围山丛谈》，所纪多汴京末事，且谆谆为其父讳，岂非卞有以启之乎？

宋《南渡录》所纪徽钦二帝北狩之事，细征曲折，靡不周备。此盖当时山林疏弃之士传闻编录，遣辞之际，妄为增损，暴扬太过，不可信以为实也。其间如圣僧献茶，天罗王不免马足之厄之说，奔窜困踣、求衣觅食之事，间关道途数千里之远，夷狄之人不谙文字，中国之臣又无在者，孰从而记之。刘氏《宋论》亦谓粘罕腹下有瘢，类太祖殂时之状，故入汴之时，尽取太宗子孙以去，人谓太祖复生以报冤。吾于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说可为后世之鉴诫，故用表而出之。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真夹攻灭辽，则我犹有一藩篱也。靖康之祸，虽曰天命素定，亦由人为有以致之，观程史所载燕山先见之说，能不为慨叹乎？

《金史·文艺传》，蔡松年言利兴党，诬杀田瑴，而赞乃谓之文，不能掩其所短。愚谓言者行之表，无行之人，其言未能中法度而有条理也。今松年之心术行事如此，文辞虽美，奚足尚哉？又谓李纯甫知道，今考其始末，无异晋之阮毕之流，晚年用力佛老之学，而著书皆祖其意，至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纯甫之沉溺异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又谓李汾狂气，今观汾虽有文学，可谓不知命者。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荣辱得丧皆听于天，而无较计于利害之私。今汾仕而不达，动辄尤人，狂疏无忌，卒以不得其死，宜也。《隋书》刘焯、刘炫传，赞有曰：“天之于人，常与者聪明，而不与者贵仕。焯、炫其如命何？”吾于李汾亦云。

《方技传》刘完素、张从正皆以医名世。完素用药多寒凉，其法专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治疾多效。从正则熟汗、吐、下三法，用药如完素而少变之，亦多奇验。今观二子所著《原病式》、《儒门事亲》等书，各有的见，可与丹溪朱子《格致馀论》参互而用，信知医矣。其术之精微变化，亦必自有传授，后人不得其秘，拘泥纸上语而用之，鲜不误矣。此又学医者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颜陈和尚者，一时骁将也。当蒙古初入中原之时，三战三捷，北兵为之夺气。本传止言其梗概，而不纪其克敌制胜之详，史脩于元，岂有所讳耶？

《宋鉴》言秦桧将终，犹起大狱，恶张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异己，谋欲杀之，会桧死，乃免。论者以为出于一时之幸，使桧不死，则诸贤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术数可得而谋也。诸贤无致死之道，使桧不死，亦未必能杀也。昔公孙弘挤董仲舒相胶西，卢杞使颜真卿谕李希烈，李逢吉遣韩愈如镇叔，吕夷简诱富弼往契丹，盖皆欲致之死地，其后三子皆免，而真卿独死，由是观之，人之生死岂不有命，而小人轩然自以为得计，不已谬乎？或曰，如子言，则汉末诸贤死于党锢者，皆果有致死之道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则不知时势者也。邦无道，危行言孙。王昏政乱，奸邪横行，欲以口舌救之，无益于君，而甘就诛戮，其与宋之诸贤所遇之时有不同矣。盖天下之事有常有变，机会之至有缓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祸难，虽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觉其未发而有道以处之，如邵伯温所谓权轻重，死于所当死，可也。祸已迫，而如杨雄、杨亿之所为，则为后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张衡《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仲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张子曰：“五纬，五行之精气也。”朱子曰：“五星皆是地、木火、金、水、土之气上结而成。”严思善曰：“山川之精气上为列星。”今按诸家皆以星宿为地二五之精气上结成象于天者，诚为不易之论。又按临川吴氏言天开五千四百年，轻清之气胜上，始有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为天，又历一万八百年，浊气搏在中间者，始凝结坚石而成土、石、木、火四者成形而共为地。如是，则地未凝结之时，在地者未成形，而在天者何以成象乎？列子曰：“天积气耳。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翟者。”杨泉曰：“星者，元气之英也。”斯二说，比之诸家辞优，而与吴说不相妨，学者详之。

张子《正蒙》曰：“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致堂胡氏又即其说而推明之，皆不易之至论也。南轩张氏说，大略亦与此合，但其言人遭震死者，而其皆仿佛有火书篆文，不类世间文字，神物主之，乌能如是？朱子曰：“雷虽祇是气，但有气便有形，神物气聚则须有，才过便散。”既有神物，则震死人书其背，夫复何怪？

梅圣俞赠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后身，生为郭氏子，以报子仪纳官贯死之恩。今按前后身之说，始于佛老，汉以前未有也。欧阳公平生不喜佛老，诗文中未尝不辩而斥之，圣俞与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耶？

苏子瞻《应制科策》有曰：“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今按《六韬》一书，吾尝以本文辞气、当时事实、及《前汉书·艺文志》、《唐李卫公问对》等书考之，知其非周太史本文，盖后人依仿而为之也。观其文伐篇，文王问文伐之道，太公告之以阴谋诈计，至百馀言而不厌，亦独何心哉？当是时，文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卒商之畔，国以事纣，守节仗义而为商之臣子，仲尼称其德，盖以此也。今乃与师尚父谋为伐君之计，则是越勾践事吴报仇之心也，岂文王之心乎？他如死将之子赘婿人虏之类，皆秦汉以后之事，其非古书无疑矣。苏氏此说，虽主为时君用人而言，非正为此书而发，然亦易为人所信，故深岳之。

临川吴氏言汉张良、三国诸葛亮、唐狄仁杰、宋范仲淹四公，出处虽不同，其为百代殊绝之人物则一。或曰，范公之于孔明，若是班乎德则无愧，才则差不及耳。曰朱子尝称范公杰出之才，《与周益公书》又言其才德兼备，而谓其不及孔明，何也？曰赵元昊之才智孰与司马懿？灵武五郡甲兵之强孰与曹魏？孔明举数万之众往而伐之，而懿悉力御备之不暇，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为师，乃甘受元昊之侮慢，以中国全盛之力，而不能制其死命，复书中至以大王称之，于此一事，而其才可见矣。朱子、吴氏之说，盖特举其大者耳。欧阳公亦言范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为将之道，固当持重，然雍容简静而坐失机会，亦不可也。《阴符经》二十一句，蔡氏无注，黄氏言朱子所深取者正在此内，今反不注，盖不可晓，岂先得蔡氏本而后得褚氏本耶？别当考之。

《阴符经》注有曰：“苏、张、申、韩之所以杀身赤族。”今按《史记》，苏秦为齐大夫所杀，张仪卒于魏，申不害相韩而卒，韩非因秦饮药死，四子惟苏、韩不得善终，如此云尔者，盖以四子所学之弊，皆足以杀身赤族也。张与申幸而免耳。

朱子《感兴诗》二十首，虽云仿陈子昂感遇诗体而作，然其辞严义正，有补世教，非陈可得而仿佛也。《感春赋》有九歌遗意，其辞婉，其旨隐，其寄意于君可谓深切矣。屈子，朱子，其心则一也。《戊申封事》其末有曰：“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经筵面陈四事札子亦有曰：“臣病老之馀，寒斋独宿，终夜不寐，忧虑万端，而进对之时，率多遗忘，言语精神又不能以自达，窃恐自今已往不获久侍清闲之燕也。”此等语句，读之使人流涕，惜其主不能用也。其注《离骚》“恐美人以迟暮”，谓屈原爱君之切，尝恐不得及其盛年而事之，其意盖亦如此。杜诗所谓“颇觉良工心独苦”，谅哉！年谱言，先生尝作卧龙庵，祀诸葛武侯。门人言其微意有在。窃以为朱子此意，盖以高宗南渡之后，偏安一隅，委靡颓堕，不能振迅奋发，恢复疆土以雪仇耻，故于此而致意焉。观于垂拱奏札二篇，及戊午谠议序，反复以天经地义，内脩外攘不可逆为言，又与出师二表答华歆等正议等篇相表里，且其诗又有“永念千载人，丹心岂今昨”之句，盖意气相合，无间古今者也。

韩文《董生行》，朱子考异曰：“嗟哉！董生谁将与俦？”疑而问之之辞也。今按《小学》亦载此篇，其末句误为“谁能与俦”，注者不考本文，而曲徇之，固无不害，亦可见数百年之间而遂为讹舛若此，矧夫收拾补缀于煨烬之中者乎？

历代之将，若晋之羊祐，吴之陆抗，唐之李抱真，《将鉴博议》皆深与之。今考羊、陆则有交欢边境之失，抱真虽善用兵，晚年惑方士服丹丧躯，其智无足言，而戴亦或不能无遗议者，当时取其一长而不责其备，亦或思虑未及而举彼以弃比欤？

文文山丞相为人赋诗曰：“悠悠成败百年中，矣看西山曲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泣秋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笑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此或人盖指留梦炎之流也。夫宋亡迨今三百馀年，梦炎之墓骨已朽，而公之名真与日月同光，其视一时之贵富真梦幻泡影，露电之不如也。

朱子曰：“庄子言臣之于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看得君臣之义似逃不得，须著臣服他，无自然相须一体之意。”至哉斯言！夫臣之于君，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所谓义也。不得已而臣服之，则是畏其势，而非所谓义矣。

唐薛逄诗云：“病来犹作晋春秋。”郝氏注以桓彝称褚裒之言当之。愚谓作者撰述也皮里，春秋不过言其内有褒贬耳，何撰述之有？此盖指孙盛春秋为言耳。

《忠武录》中所录薛能诗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此诗含不满诸葛之意，不当录入也。

潮汐之说，朱子极称馀氏之说最为切当。如其言，有早晚大小之异，则以为系于月。盖以水与月皆阴数而气相感，故也。余尝游婺州之属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水晦日则涸，月生明则渐泻出，未望则长，既望则满。由是观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丰山之锺，霜降则鸣，亦气之相感也。

周子《爱莲说》一篇，仅百馀字，形容莲之可爱，宛然如在目前。盖不必求太极于梅枝而全体呈露矣。邵庵虞公《四爱堂记》有曰：“夫爱，出于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则玩夫生物之理而见天地之心焉，亦无所不爱也，而所爱亦岂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与道为体也，其乐乌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爱而私也，栽之、培之、照之、润之、附益其不及，防闲远去，其为害者皆其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寓其意焉，非溺情于形质之偏也。姑以周子爱莲之说论之，窃意夫日用彝伦之间，饮食男女之欲，同行而异情者，非出于淤而不染乎？明霄洞照安行无为，而不矜说以索隐行怪者，非所谓濯清涟而不污者乎？不蔓不枝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亭亭净植者，中立不倚之谓也。此其所以为可爱者乎？”今按虞公此说，虽不主于发明此篇，然其雍容整暇，言有尽而意无穷，亦可谓深知周子之爱而善于形容者矣。学者合而观之，则辞以求意，而于道也其庶几乎？

苏子瞻《李氏读书山房记》极称公择善读书，而遗其书以淑后人。且言古之人无书可读，而皆明于礼乐，深于道德。秦汉而下，纸与字画日趋简便，而学者益以苟简。今之士又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篇反复致意于斯。韩退之《送诸葛亮诗》有云：“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鸿鹄。”盖言觉往从李繁游，读其家藏书，而学必有得也。柳子厚亦言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宋太史当元末，授徒义门，郑氏取其奕世所积书，而阅之，其后《送东阳马生叙》尚谓“少时家贫无书，借之而读，手自抄录，日夜不倦，精勤专一而学所以成也。”凡此数公，皆一代儒宗，其言类皆若此，而其德业文章卓然名世者，又岂穷一经，用一岁月之功而能然耶？《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何天之衢，享。”是故博以求之于散漫不一之途，约以会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后可谓之学，岂可以率易苟略而求之哉？

刘静修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而无一字作今人语。其为文章，动循法度，春容有馀味，如《田孝子碑》、《辋川图记》等，作皆正大光明，较之文士之笔其气象不侔矣。《燕平学仙台诗》有云：“大块如洪垆，金石能久坚。三山巨鳌簪，世人虮虱然。天地会有尽，何物为神仙。使无不足道，信有亦可怜。”《桃源图诗》云：“但至于今又千载，不闻更有渔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曾棨游长春宫旧杜诗有云：“仙道谅未然，谁能识其故。”则骑墙之说也。《元诗体要》马伯庸《无题诗》有云：“秦氏故侯归汉主，石家小妇嫁孙郎。”此语深有讽剌，岂以当时宋之宗族旧臣有再仕于元者而发欤？

叶衡题画马图诗云：“涧有清泉原有草，不知何苦恋金鞍。”此盖讥士之慕恋于轩冕，不若隐退而自适其性也。

莫诚父《掉歌》第四首云：“小鱼易钓不值钱，大鱼往往潜深渊。渔者日取小鱼去，还使大鱼长弃捐。”此盖以渔者喻君相，而以鱼喻人材也。言当时国家虽多方求贤，然而所获皆一才一艺之人，至于卓伟非常之士，则多隐于深山大林之中，必待上之人致敬尽礼，然后出。虽欲致之，而终不可得。此诗与唐陈陶闲居杂兴诗意相类，所谓六义之比也。

宋诚夫《大都杂咏诗》云：“紫云楼上如渑酒，孤负春风二十年。”此盖四十时所作也，犹有少年之态。又云：“狗者已仕明天子，牛相宁知别太平。近来朝报多如雨，不见河南召贾生。”语涉讥刺，大抵如苏、刘之诗。

傅子全寄修史诸公诗云：“仙李摧残六十秋，”此言唐亡已久矣。又云：“剖犯北去空亡晋。”言契丹德光灭晋而北归也。剖犯，《五代史》言德光死，众剖其腹，实以盐，载北去，晋人谓之帝犯。其下三句，盖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完颜亮伐宋之事，而错综以成诗也。若夫三史并立之失，惟近世会稽杨维禛之论最为确当，后之作者必有取焉。

松雪翁子昂《题岳武穆墓诗》，古今绝唱。窃谓赵公，宋之宗室，宗国之丧，原于杀良将，讲和之初，此等语句凄怆痛愤，非公所忍言也。其后赋诗，又有 “往日兴亡君莫问，且将忠赤报皇元”之句，亦不知心安否也。今观元人题陶元亮归去来兮图云：“文章撑住晋乾坤，三径清风宛若存。何事挥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孙。”呜呼！斯言尽之矣！至于尊信佛典，为之书录流传，皆非儒者之事也。

天台陈刚中之诗，豪迈卓异，每每惊人。其《题范增墓诗》云：“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博浪沙》云：“一击车中胆气高，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消？”此皆有出人意外之见，较之杜牧《赤壁》、《项羽庙》二诗，庶几近之，而他作亦不减此云。

张文忠公三事忠告，诚有位者之良<矢见>。观其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盖尝谓读其书，考其为人，能竭忠徇国，正大光明，无一行不践其言，希孟之学，岂有得于怀孟之博与？

赵子龙题昭君出塞图诗云：“我见此图重太息，毛生本是忠君客。冶容若使留汉宫，卜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祸胎已入虎庭去，玉关寂寞无天骄。”此盖蹈袭前人之意也。与王安石所谓“意态由来尽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之语略同，皆是反说。或曰，女之不遇，亦犹士之不遇也。当时，元帝按图召幸，昭君自恃其貌之美，不赂画工，而卒不蒙宠幸，遂致远嫁匈奴。所谓修正而不蒙福者也。此固然矣。夫恩宠荣幸可夸耀于一时，而未必能垂于永久。赵飞燕专宠昭阳，杨太真三千第一，迨至时势一去，废弃死亡，泯没澌尽，卒与腐朽同化。若昭君者，虽一时不遇，而千载之下莫不歌咏而伤叹之，其为孰得孰丧，必有能辩之者。

张翥仲举，别号蚬庵。遭元末丧乱，其诗悠深思远，属词命意皆有怀君念国，闵乱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交释大杼，其所题咏尤为慷慨悲壮，大杼既匿其遗骸，又编刻其诗，浮屠氏中乃有斯人乎？其张公之惠勤也欤！

南柯陶九成所纪古今事，虽间有可取，然怪诞淫亵之事，祸福报应之说，杂于其中，则非吾儒之所宜言也。录中言铁崖杨廉夫，尝以宴饮中见歌儿舞女缠足纤小者，取其鞋，擎杯以劝客，号为金莲杯，且谓其疏放可喜。予则以为，此小人处富贵之态也，曾谓儒者而有是乎？且马融绛帐之设，君子讥之；谢安东山之携，贤者耻焉；陶谷、秦弱兰之事，遗笑千古；杨公以一世文儒，尝预修元史，不此之监而乃放旷于礼法之外，甘酒嗜音，随俗沉浮，至以女履贮酒而饮，其有玷名教深矣。陶氏不为掩覆，顾反夸道而笔之于书册中，以为后人劝侈诲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吴中见有鞋杯售而用之者，其杨公之罪案也欤！

杨伯谦《唐诗正音》，始音遗响，诸体咸备，其用心亦勤矣。邵庵虞公叙犹叹其知言之难。盖作诗虽难，而选诗尤难，非有过人之鉴裁者，不敢当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骚之后，历汉、魏、晋，以至于唐，而诗体大备，和平清丽，有风雅之遗意。又历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辞不胜理，而唐之音节于此焉变矣。元人虽变宋习，而又过于工巧，所谓气运使然，非偶尔也。其间虽有追尚古作，不随俗而迁变者，又在学者善择焉而已。

魏伯阳《参同契》有云：“牝牡四卦，以为橐龠。”俞氏注曰：“橐即鞲，龠其管也。丹法位乾坤于上下，列坎离于东西，而乾坤之阖辟，坎离之往来，俨如橐龠之状。”盖鞲囊，即铁匠鼓风之袋，龠即袋口过风之管，括苍刘氏所谓宵鼓之以犹鞹之鞲是也。今按晏氏，既以为“鞲囊又何物也”，不知橐与龠本一物，而以龠为三孔笛，则是又以为二物矣。不知其言。“继体复生龙”，明指震卦，而以复卦言之，亦不识何说也。又谓朱子无师授口诀，不能得其术，今观其感兴之诗，与夫“以三光陆沉温养子珠，阴在上阳下奔”之语，为要法，岂真有所不知者哉？晏则学儒不至，而流于技术，窥觇想像于形似仿佛之间，偶得一二，遂自以为是，岂亦果有教外别传，而得仙家之要诀乎？乃敢以是而短前世大儒，诚可谓不知量矣。“曲折戾九都”，朱、俞皆无注，陈注以为九都之府不知何所指也，其仙家之隐语乎？

“河鼓临星纪兮。”今按《尔雅》抑氏乞巧文，河鼓盖牵牛之异名。俞注以为其位在斗牛之间，不知的指何星也？

“腐露其形骸。”陈注言学他术者，往往致于死亡，腐臭其形骸，岂知金液还丹，并与父母肉身变化而飞腾者哉？盖谓丹成之后，血肉之躯亦能飞升变化，不特蜕骸之身为能然也。俞氏则谓跨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后，法身则然，岂可以血肉之躯投畀水火乎？今按陈、俞皆自谓得仙，而其言或相同异，何欤？

“故为乱辞。”朱、俞皆训为谬乱其辞。晏氏以为如《楚辞》“乱曰”之乱，盖述庐陵黄氏之说也。今观此后文法如骚体，当以晏说是为。其以空同道士邹诉为朱子寓名，则亦祖他说也。

浦阳吴立夫《论倭书》，盖其年十八时所作也。规模仿司马相如《谕蜀文》，其末所述谕其王之言，虽古之辩士莫能过也。其他《大游》、《观日》两赋，与夫《形释》、《泰誓论补》、《牛尾歌辞》等篇，皆雄深卓绝，真先秦先汉间作者。前辈柳待制、黄侍讲，以文雄一世，皆称赏之，自谓莫及，信哉！宋太史虽游黄、柳之门，而有得于吴居多，所著《龙门凝道记》、《罗山杂言》、《六经论》、《七儒解》、《诸子等辩》，文过《法言》、《中说》远甚，宜其名满天下，文传四夷，为一代之宗师也欤！

胡仲申《衡运》一篇，深有得于邵子元会运世之旨。其他文，如《井牧》、《慎习》、《尚贤》、《广谟》、《原道》、《乐道》、《斋记》等作，皆醇正通达，有关世教，庶几韩子《原道》、《原性》诸篇。其序郑氏心学图说，则引“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主，辩释老而参与先儒之言，非心悟理融，洞见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尝谓，仲申持养纯熟，践履笃实，有伊洛诸儒气象，岂其有得于白云许氏之所传耶？

国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刘公伯温、苏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充、许公存仁、高公季迪，皆元末遗才，其学最称该慱，编摩著作直欲跨越董、马、班、杨，左思、范晔而下弗论也。惜其诗词颇染宋人气习，而不能纯乎盛唐之音，论者以为不古若也。诸公既没，作者辈出，求其精著述之妙，穷述作之工，无愧于西京盛唐者，犹未多见也。

永乐中，闽人林鸿，字子羽，为膳部郎中，以诗名。尝吟绝句数首，作《梦游仙记》，言梦入武帝瑶华洞中，与仙女赋诗倡和，女云其诗每为其父录入《露光集》中，如“一鸟铙天净，万潭花雨香”等句，尤见称赏。此事之妄，不必深究。但其中诗，如“赤栏马道挂云烟，梦入瑶华小洞天。尘念一萌仙境闭，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诚为清新婉丽，一时诸家有所不及。近年，晏铎采国朝诸公之作，编为《鸣盛诗选》，而以鸿作弁诸首，其中去取虽或未悉，当亦可谓之知诗者矣。

近世郑露注《孙武子十三篇》，务推求本义，不杂以己意，故其言详，其事核，有功于兵家。太原刘寅作《六书直解》，证据经史，辩析舛谬，其论历代兵制，尤有的见，读之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可谓深于兵法者矣。盖河东风气刚劲，而锺于人者亦皆奇伟魁杰，故其见于言论如此。

刘侍讲《宋论》三卷，议论精确，文法严密，反复曲折，说尽事情，但其搜英宗之小失而不察其贤，哀光宗之卑屈而不责其懦。又谓南渡之后，相虽有鼎、浚，将虽有韩世忠、岳飞诸人，止可以保固江左，不可以恢复中原。呜呼！使高宗苟能誓雪仇耻，付托岳飞，专意进取而不惑于奸桧，则金虏不日遁矣，又况韩、刘、二吴皆良将乎？刘公言止可恃以支吾，而不能制吴乞买粘罕之死命，斯言恐未为得也。又云子朱子非集濂洛诸儒之大成，盖集同时湖、浙、江西之大成。今按邵庵虞氏，因论周、程、张子之学，继之曰先元晦论定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临川吴氏论道统，亦谓朱子集周、程之大成。由是观之，则此说亦考之不审矣。其论蜀党、洛党相攻，以为贤者自不相攻，意亦未尽。夫程氏、苏氏之学术、言行，其是非得失，见于诸子之论辩，详矣。后之君子欲求至当之归，以朱说为主，而考其果孰为是，果孰为非，孰为得，孰为失，可也。今乃惟知斥其不当分党相攻以较其曲直是非，而不显著抑扬取舍于其中，是使美玉武夫混然无别，而于真儒俗儒之学，又孰知其所以然，而决其向背也哉？此外褒贬予夺，无大遗失。

尝见《宋史笔断》一书，其论尤为详悉。观者若能以史为案，以此为断，并取罗氏《遵尧录》、李氏《长编》等书参考而折衷之，则一代之治乱得失，亦可见其大略矣。

《长春真人语录》，或问入道之要，如何进修？答曰：“当务忠孝，以报君亲。”其末谓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日，可办供祀之具。”可见其平日孝亲之实。又言：“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谓学者不欺心，不背理，闲情念，葆神气，恶衣恶食，听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曰其师弟授以日记一帙，令每日凡有举念、动心、出言、下笔、应接人事，皆书之。其不敢书者，即不敢为。既为之，即书之。所谓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标其帙云。凡此数条，皆推老以附儒，虽先贤格言不过如此，但未知其果能践其言否，而不自欺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非勇于自治者，其孰能之？昔金华许子有曰，省编一帙，凡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及疾亟方始绝笔。今刘氏道家者流，宜其放纵于礼法之外，乃能严于检束如此，可谓暗合道妙矣。使其从事于吾儒之教，其所就岂可量哉！

胡推官《朱子大全》一序，馀近读之，觉得其中铺叙不甚详备，脉理亦不通畅，如曰“圣贤之生岂偶然哉？关教化之盛衰，系吾道之否泰”。窃谓气化盛则圣贤之生必得位以行道，气化衰则圣贤虽生居下位而道不得行，所谓关气化之盛衰者，然也。而又曰“系吾道之否泰”，其意亦谓圣贤生则道泰，圣贤不生则道否，语意重复而非文字之体矣。既曰扶持名教，而又曰振立纲常，名教之与纲常亦有异乎？六经之中，精而性命道德之奥，粗而名物度数之详，大而修齐治平之具，细而动定衣食之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崇卑、上下、内外、本末，无一事之不该，无一理之不具也。今而曰观其发明之旨，则帝王之大经、大法，无所不具，则是六经所载止是人君可得而用乎？至于奏札之类，又皆子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见于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者，勉斋黄氏所谓立朝之言论、叔县之设施者，此也。《纲目》一书，续春秋之笔，削定千载之是非，乃弃不言而曰述札奏以启人臣忠义之心，何其疏之甚欤？又曰先生既没，道不与之俱没，书之幸存而名与之俱存。言天地人物之理固不随一人而存没也。圣贤名穷天地，亘古今而不磨者，虽云待书而传，然其所以传者，是果待于书耶？抑考是书，虽赖其重刊，复文误字间见层出，不可殚举，亦由校正之人不知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