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墨经校释》序附录一_梁任公先生来书 中华文库

适之我兄：

　　奉函及所赐《墨经校释序》，欢喜无量。此种序文，表示极肫笃的学者态度，于学风大有所裨，岂惟私人纫感而已。嗣复奉读大著《墨辩新诂》稿本；掸绎终篇，益感共学之乐。除随手签注若干条外，对于尊序所讨论者，更愿简单有所商榷：

　　公对于吾所提出之牒经标题公例，谓定得太狭窄，此论吾亦表相对的敬佩。吾之公例所下字，诚不免过于严格。但我终信此公例确为“引说就经”之一良标准。在全书中既有什之八以上不烦校改而得此例正确妥帖之适用。其馀一二，亦引申触类而可通，何为而不用之？故谓时有例外焉则可，谓此例不足信凭，则不可也。其所以牒经文首字者，正如宋本书之夹缝，每恒牒书名之首一字，初不问其字之为通为僻能独立不能独立。如《经说下》第七条第七五条所牒之“不”字，第四三条所牒之“所”字，第三三条第四五条第五〇条第七四条所牒之“无”字，若非适用此例，则其字皆成赘疣。公谓“不应牒出最常用之字”，似非然也。

　　《经上》、《经说上》之末数条，吾亦未敢深自信，且自觉有不安处。然于公之所释，抑又不能无疑。第一：依尊说将原文六条合为一条，共为三十六字。《墨经》文极简，《经上》尤甚。其长至十一字者仅两条，馀皆十字以内；其文体纯似几何书之界说。如公所说，则此处忽为说明的文体，与全书似不相应。第二：公所以将此六条合为一条，其理由，谓因“原书短简每行平均五六字，为上行所隔开，误分作六行，故不可读”。《墨子》每简若干字，今无可考。然《汉书•艺文志》称《尚书》脱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聘礼疏》引郑注云：“《尚书》三十字一简；”今本《礼记》、《玉藻》错简数处，或三十五字，或三十一字，或二十九字，或二十六字；《汲冡穆传》则简四十字；可见古籍盖以每简三十字内外为中数。则此三十三字，断无分为六行之必要。即合以上排之“化征易也”至“动或从也”十九字，至多亦两简已足，何至分为六简。《经下》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一条，亦已二十三字，然不闻分为两行或三行，致为下排所间断（此条在《经》中为最长，假定上下排必同简，则此简合下排之“无不必待有说在所谓”，共三十二字）。此外《经下》之上下两排合二十余字成行者甚多。即《经上》之“穷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一行，亦已共十九字。彼皆不闻以简短间断，则公所谓因每行平均五六字以致间隔者，恐不合事理。鄙意以为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间，应认为《经》文每条界线之唯一标准。其今本文相连属者如《经上》之“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八字，应为一“经”，或为两“经”，尚可以成问题；如《经下》之“物尽同名”至“说在因”三十一宇应为一“经”，或为两“经”、三“经”，尚可以成问题。其馀两排相间者，则条与句之断连，不应更生问题。今于原文之“诺不一利用损偏去也服执誽”，将“损偏去也”四字抽出，而以“诺不一利用服”为句；于原文之“法异则观其宜动或从也止因以别道”，将“动或从也”四字抽出，而以“法异则观其宜止”为句。则《经上》发端，何不可以“故所得而后成也体”为条为句：《经下》发端，何不可以“止类以行人说在同异”为条为句？则《经》之系统且紊矣。故公所持“六条合一”之说，吾始终不敢赞成。此亦治《墨经》方法之一种讨论，愿公更有以教之。

　　至公之《诂》此条，诚别有妙谛。但“六条合一”之说若不成立，则谛虽妙恐未必原书之意矣。若吾于“正五诺”以下三十五字疑为复衍，细思亦觉其武断。此盖“正无非”《经》文之《说》，但未敢强解耳。

　　复次：吾谓此书有后人附加，公之所难，于吾原意似有未莹。公谓：“……因为研究这些书的人很少，故那些作伪书的人都不愿意在这几篇上玩把戏”。吾之《读墨经馀记》固明云：“但附加者仍必出先秦人之手，且为忠于墨学者之所为；非刘歆王肃辈有意窜改古籍。”质言之：则吾所疑附加之人非他，乃公孙龙、桓团之流也。别人诚觉此书难解，研究者少，龙、团之徒固不尔。其诵习之而有所案识增益，实意中事；此非可以与作伪者同科也。《论语•季氏》篇末“邦君之妻……亦曰君夫人”共四十三字，与书文义毫无关系，其必为后人附加无疑；然其动机却非在作伪。古书如此类者不少（《礼记•王制》、《玉藻》诸篇皆有之）。吾所谓《经说》有附加者，乃研究之结果，而为有意义的附加，固不容援此为例；但以证明附加与作伪不同，不能以无作伪之故便断为无附加耳。要之吾观察此书，与我公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之处。公夺此书于墨翟之手以予公孙龙、桓团，谓此四篇与《大取》、《小取》，皆战国末年同时全部产出。其不认此后更有人附加宜也。吾则谓不惟六篇非同出一时同出一人，即此四篇亦非同出一时同出一人。虽非同出一时同出一人，然却是同出一派。百余年间，时有增饰。故其思想虽同一系统，而微有演变。即文体亦然。《经说下》与《经说上》文体繁简不同，至易见；可以推定下篇较为晚出。其上篇文体有类似下篇者，则吾疑为晚出所附加，其非原本也（如“欲【左上+左下食+右隹】其指”一条，文体确与全篇不类）。故吾对于《经说上》疑为附加者数处，对于《经说下》则甚少也。此问题与“大乘是否佛说”之争颇相类：公夺此《经》以与公孙龙、桓团，是犹谓大乘经典皆马鸣、龙树辈创造，则无附加非附加之可言。我则谓大乘经典实出释尊，而数百年间，递有增益也。吾所谓附加者。其界说如是，愿更察之。

　　大著《新诂》已精读一过。虽意见不能尽同，然独到处殊多可佩。其有不敢苟同者，辄签注若干条，附缴。拙稿复勘，所欲改者又已不少；弃于他业，辄复置之；即以呈公之原稿付印。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自感其不足；必欲为踌躇滿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终其身不能成一书而已。有所见辄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不问所见当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新诂》，作速写定；不必以名山之业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

　　十年四月三日　启超敬复

　　（收入梁启超：《墨经校释》，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