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16 中华文库

责当丧以朝礼，晋其狄乎？曰：“晋处父如介葛卢、倪黎来之比耳。”〈自记。文公二年。〉

文不书“八月雨”，后时也；僖书“六月雨”，及时也。〈自记。文公二年。〉

“跻僖公”，汪氏说斟酌于情理间，极不可易。盖惟兄弟同庙，而意欲跻僖，故迟迟作主者，议未定也。夫作主，则当告祔于所宜衬矣。今欲以僖继闵，则当祔庄；欲以僖继庄，则当祔桓，此所以迟迟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计决，然后以主祔桓而不继闵矣。然不继闵虽非，而兄弟昭穆同庙，则祔桓未为失。故作主之时，未有逆祀之形，拊祭之时，亦未见升僖之迹也。必于大袷之际，然后逆而跻之，则新主入庙之后，同堂异室，而僖屠闵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末录本之义。〈自记。文公二年。〉

《春秋》有称王去“天”者，王姚江谓偶尔遗落，朱子亦尝云然。思之不尔。王非天也，加他个“天”字，见得有一毫不似天处，便不是。天既可以添，便可以去。此等处非孔子手段下不得，故曰“游、夏不能赞一词”。却非孔子意为之，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无一字无所本。《礼记》于君之亡，称天以主诔之；《周礼》太师述王行事，称天以谧。宜幽便曰幽，宜厉便曰厉。厉王之子宣王尚贤，不敢改也。若曰此天之为也，圣人行事有怕人处，似不近情理，却确不可易。如子继大宗，所生父便降服，厌于祖也。鲁跻僖于闵，《春秋》讥之，君父一也。嘉靖身继大统，便尊兴献于正德之上。试想，正德在时，兴献称臣否？生称臣，而死遂踞其上，安乎？所以汉朝几百年，尊一部皮毛《春秋》，亦是好的。未必即是圣人之意，然据之以断事，大样不走。如光武之父，始终不敢僭帝号，止称曰南顿君，何等严肃。然光武却似太遇，既系中兴，追王有何不可？鲁闵公既为君，虽弟，父也；僖公虽为兄，既曾为之臣，则子也。虽叔侄犹然。此等事，须与同志考据折衷，有一篇议论，一以圣贤经传、古人成案、大儒论断为准。吾辈在今日为今人，后人视之便是古人，不悖于礼而定于一，最有功于名教。郑康成岂必贤于朱子？而朱子议祧僖祖庙时，不记得康成一段议论以为遗恨。苟得此，其有助岂浅鲜哉！

冬“救江”，而明秋江，灭晋之不能，救江明矣。然若只书“伐楚”，不书“救江”，则无以见其不能救江之意；只书“救江”则处父之师，实向楚，不向江，故书法如比。《传》谓“王臣行而不书者，责在晋也”。〈自记。文公三年。〉

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自记。文公四年。〉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赵盾柄政，改始颓于大夫矣。后乃尤而效之，故扈之盟，斥晋大夫而略诸侯，若曰自此，诸侯大夫班矣。〈自记。文公七年。〉

《书》称“徐戎”，《诗》称“徐方”，皆与淮夷、蛮荆并举。盖自西周而不服王化，非一日矣，非自夫子夷之也。〈自记。文公七年。〉

“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乙酉，公子遂会雒戎”，只越三日，其为以两事出无疑矣“而不以继事书，此谨内外之辨，《春秋》书法也。〈自记。文公八年。〉

《春秋》因事而见义。宋王者，后得自命官，故因司马杀、司城奔而书官，则知列国之不书者，僭也。其不名，啖氏以为不失节，或旧史失其名也。其后再书“司马华孙，”馀则以常书。〈自记。文公八年。〉

“毛伯来求金”，不称使，不但为未君，直讳求金耳。〈自记。文公九年。〉

楚椒以礼来，故爵其君，而著其臣名，书法之宜也。胡氏“渐进”之说，是若渐强而须假以名号，则是夫子畏其强也。〈自记。文公九年。〉

惠公仲子，僖公成风，恐皆祇是并隧、并赠耳。仲子、成风，自是不当赠、隧，故宰咺名而秦略，其君臣不必特系之惠、僖而后见也。但僖公之薨已久，不应至是始隧，故孙、胡有是说。〈自记。文公九年。〉

自殽之后，秦、晋交兵，是非曲直相半，虽然晋遂不能制楚，而楚以竞秦为之挠也。使夷夏消长于是，则《春秋》之所恶也。是故于晋之敝于秦，而楚乘间以得诸夏也，则狄秦以见志。其后河曲之战，又人之，何也？曰：“晋称人，故人秦。且深贬者一而不再，凡为主者书“及”，河曲之战，不书“晋及”，亦犹恶秦焉耳。”〈自记。文公十年。〉

盟王，臣罪也，女栗之盟，独公与盟，故讳之。〈自记。文公十年。〉

《春秋》之教，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孜其上下文以见意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则无坏道也。而世室屋坏，此属辞而义见者也。〈自记。文公十二年。〉

趟盾悔子雍之迎，而弗克捷陪之纳，皆能徙义者也。〈自记。文公十四年。〉

“执单伯”，“执子姬”，再举“齐人”，男女之别，不可并书。〈自记。文公十四年。〉

前书“司马”、“司城”，至“华孙来盟”，乃著其姓，未知何意？或者见杀与奔，义不系人，来盟之人。期例无不著也。凡来盟不称使，皆其君未有成命，其臣以权出而行之也。斋高子、楚屈完之例是也。〈自记。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之归，不书“齐子叔姬”，而曰“子叔姬”，无异于未嫁之词。则知以叔姬为舍之母者，非是《三传》于此一事首末，似俱未可信。〈自记。文公十五年。〉

诸侯未盟扈之前，“侵我西鄙”，曰“齐人”；盟扈之后，“侵我西鄙”，曰“齐候”则见诸侯不讨商人弑君之罪。〈自记。文公十五年。〉

一岁两见侵，反汲汲求盟焉，而又不得，于以见鲁为齐弱之效也。不讳者，耻在大夫，且不以商人之侮辱为耻也。〈自记。文公十六年。〉

若果有疾而“不视朔”，《春秋》何以书哉？《穀梁》说是，《左》、《公》皆未可信。〈自记。文公十六年。〉

“毁泉台”，《左氏》于事或有之，不如《穀梁》“缓丧”之义正。“缓丧”，犹云不专意于丧耳。〈自记。文公十六年。〉

前此“盟于扈”，此“会于扈”，而书法同，皆以不讨齐、宋之弑君也。春秋之初，成宋乱序诸侯，责诸侯也。至是而政在大夫，其闻邻之有不礼于其君者，岂独不怒于色而已。于是诸侯虽欲讨乱而不成乱，势且不能，故略之而义已足。〈自记。文公十七年。〉

赤亦不地耳，与隐、闵何异？其不日，以其未成君，稍略之，杀于成君者。然或旧史因遇弑不得其日之实耳。〈自记。文公十八年。〉

妇人嫁曰“归”，故常事归宁。则内夫人曰“如”，适外之女曰“来”，不言“归”也。姜氏无罪，不容于；鲁而去，言“孙”则非恶，言“如”则不还，故取“归宁”之“归”为义，而变文以书之。〈自记。文公十八年。〉

宣公夫人与出姜俱称“妇”者，皆有姑之词也。彼讳丧昏，故没夫人，使若不知为夫人者。此则过有大焉，而不讳其细，故夫人之也。彼书“纳币”，此不书“纳币”，何也？书“纳币”，讥在丧也，在丧“纳币”而犹讥之。此书“逆女”于“正月即位”之下，则“纳币”不足讥矣，举重之义也。〈自记。宜分元年。〉

史畏襄仲，不书杀伯，则必书其自卒矣。夫子不仍旧史书其自卒，而但削其事，则非卒可知。所谓“讳而不没其实”也。〈自记。宣公元年。〉

“楚人侵郑”，继“伐陆浑”之后，则是移陆浑之师也。不以继书“戎、夏”之词也，戎非郑比，故又一“子”之，一“人”之。〈自记。宜公三年。〉

得臣之卒不日，胡氏谓“贬其与仲遂之谋”也，夫不日何足以贬？且不贬仲遂而贬得臣，何也？盖高固方来，宣公为之大用嘉礼，虽卿卒不以闻，故不日耳。〈自记。宜公五年。〉

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为蒙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绝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为褒贬。惠伯之不卒，必以为贬，可乎？名翚于隐朝，则意见矣。其不卒，或旧史失之，非义所在。〈自记。宜公八年。〉

《春秋》书“犹绎”而《檀弓》有“卿卒不绎”之言，则仲遂之功罪姑无论矣。所谓“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者，此类也。又案《周官》，大臣死有废祭之文，则不但绎祭也。〈自记。宜公八年。〉

殽之役，书“及姜戎”，此与白狄伐秦，不复书“及”，累晋也。连兵结怨，与戎、狄而伐婚姻之国，曰：“狄道”也。白秦、晋之兵不解，而荆楚强盛之势成矣。继书“灭舒缕”亦因事属词法。“蓼、六”之寥，皋陶、庭坚之后也，此则群舒之一。〈自记。宣公八年。〉

内失地不书，我纳于彼而非力取，旋复归者，则书之。济西田及罐、阐是也。归谨及闹不言“我”，旋取旋归之词也。归济西田则远矣，故言“我”。其取也，何以不言“我”？取不言“我”，而归言“我”，臣子之词也。〈自记。宜公十年。〉

称“齐侯使国佐来聘”，其忘哀之罪自见。〈自记。宣公十年。〉

楚子县陈而能悔，人郑而不取，此所以变而书“入”、书“围”，各降一等书之也。〈自记。宣公十二年。〉

即之战以晋及楚者，毕竟是内晋外楚之词。得臣避晋侯，故称人，林父不避楚子，故称名。〈自记。宜公十二年。〉

入陈、围郑、伐宋，屡书“楚子”者，见累年会盟征伐，中国诸侯皆无复身亲之事。政在大夫，宜其不竞于楚也。〈自记。宜公十三年。〉

朱子曰：“归父会楚，宋及楚平，《春秋》责其叛中国而从夷狄耳。罪其贰霸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愚谓朱子此言，一空众说之陋。文定犹屡以盟主为言，皆不足以训者也。〈自记。宜公十五年。〉

“灭赤狄、潞氏称“晋师”，灭甲氏及留吁则称“人”，前犹粗有名焉耳。于是士会为太傅，晋焉得有太傅？盖官制乱矣。〈自记。宜公十六年。〉

宣榭之火，周来告也，告则列国犹书，况周乎？经未有斥言周者，此言“成周”何？以王朝宗庙之重。言“宣榭”则疑鲁，言“京师”则不亲，故举国号以书。若曰此非异代之榭也。《公羊》“新周”者，“亲周”也，故知程子以“亲民”为“新民”者甚确。〈自记。宣公十六年。〉

为国重民命，旧史书“大有年”，则圣人缘而书之矣。必以为纪异，可乎？宣公饥馑游臻，税重而民困，喜“大有年”，则幸而书之矣。何必曰纪异也而后为志乎？〈自记。宜公十六年。〉

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内兄弟字者二：季子、叔是也，皆取贵于《春秋》者也。友不称公弟，前以公子之属书矣。友为大夫，无列也；胖有通恩之美，友有存社稷之功。或谓“友讨共仲，而为之立后，酿成三威之势”。此非其疵者，管、察、霍皆邦其嗣，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田氏六卿比比于世微三威，异姓之卿其不兴乎？〈自记。宣公十七年。〉

“箴尹克黄”，则君在也，安得与归父同例？君在则杀之者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则杀之者主桓也，可以无死，死伤勇矣。〈自记。宜公十八年。〉

一句之民五百馀家，而出一乘，则七家而一人也。丘出一乘，几于人尽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自记。成公元年。〉

齐侯战败而穷，求盟者齐侯之志也。然不曰齐侯使国佐来盟者，欲以赂免，非专盟也。不曰国佐及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国佐盟”，以我师存焉，则有内辞矣，且以见实追及而盟之也。〈自记。成公二年。〉

凡会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独会楚公子婴齐书“公”者，大夫之执国命旧矣，盟会征伐专之屡矣。独是役也，楚寇临境，臧孙不行，孟氏请赂，以忧贻君父，而使与强楚之大夫盟。不据事直书，则无以见大夫之罪也。〈自记。成公二年。〉

蜀之盟，从楚者十有一国，自成、庄之盛，未有若比者。诸国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讳也。讳则何为不没公？继乎会蜀，深著鲁大夫之罪焉耳。荆楚强盛如此，故公之会盟，出于不得已而无足讳。楚、秦在诸侯上，以强大相先也。经仍赴告之文，无所更改，惟蔡、许见削，则《左氏》疑为得之。〈自记，成公二年。〉

据古庙制，考官非特作庙也，新之而迁旧主，易以新主焉耳。如是则新主虽未入，亦安得不哭？况新主未入，则旧主在焉，但旧主过期应迁，不可复以其谧名宫耳。如此则尤宜哭也。刘、胡之说，亦未知然否。〈自记。成公三年。〉

伤则免牲，死则无牲可免矣，卜日后而免，则曰牛。《穀梁》凡所谓“亡乎人”者，皆无可奈何之意。〈自记。成公七年。〉

伐剡之役，盖吴始称王，加兵小国，而又赴告中国以示威也。告至于售，是以季文子闻而哀之。〈自记。成公七年。〉

凡史例有详略，古史虽不可见，班、马以后，皆以人之贤否，繁杀其词也。伯姬有贤行，旧史盖录之独详，故圣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书伯姬之归，书伯姬之归，不得不书其始，皆缘末绿本之义也。必皆以为讥非礼，过矣。“媵”微事犹书之，况“纳币”乎？〈自记。成公八年。〉

当时晋既通吴，欲以病楚矣，恐非以剡事吴而伐之也。其诸剡事楚，而吴、晋交加以师欤？〈自记。成公八年。〉

书“来媵”，程子谓“以见姬之贤”是也。然将以见齐媵之失礼，故先录卫、晋。何言乎失礼？异姓一也，一娶十二女二也。〈自记。成公八年。〉

成公十年，《公羊》经无“冬十月”三字。愚谓三传皆同，则必有说，如只一传独异，必文之缺、字之误也，不可据以立论。〈自记。成公十年。〉

晋征鲁师多矣，至却绮之来书“乞”者，苟非其同恶，则必以义驱之，然后伯者之令行矣。秦、鲁东。西遥绝，无恶无义而征诸侯，患其不至，卑其词请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后，虽有义举，沿袭为之，至晋悼之业成而后一变。〈自记。成公十三年。〉

公及诸侯朝王于京师，旷事也。经不书，及诸侯朝王，而后又以“伐秦”致，明本不为朝王动也。削刘子不书，讳王师也。僖朝王所何如？，曰：“以晋文犹能为王动也，然谲而不正。又召王而会之，竞无可取。故书“天王狩河阳”，以正晋文之失，而仅以朝予鲁而不予诸侯也。若书刘子会伐，则须列晋侯上，疑于朝京师，奉王命而伐秦。故没王官，则知此师为晋动也。又践土河阳，志朝王而先会后朝，其词若先会盟而朝者，以责下也。此志伐秦，而先如后伐，其词若因朝而伐秦者，以存上也。践土河阳，实与而名不与，此则名与而实不与。〈自记。成公十三年。〉

如《传》说，则华元未至晋耳，安得言“自晋归于宋”？盖河上已是晋境，故云“自晋”。又鱼氏所以复之者，惧其以晋讨也。则称自者，亦著其所自复与。〈自记。成公十五年。〉

前伐泰，刘、成二公不害，故王臣会伐，自尹子始。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至是方显然彰著。〈自记。成公十六年。〉

“九月辛丑，用郊”。犹曰“用”，此时以郊云尔。〈自记。成公十七年。〉

纳宁仪与纳鱼石，均恶也，二子力不足以自还，故著楚纳。鱼石实致楚师，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为文也。各举其实而已。〈自记。成公十八年。〉

“叔孙豹、郜世子巫如晋。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二事恰相连，一旅见于普，一并受命于晋，否则两事皆造晋，而听命受命焉者也，是以不书“及”。凡书“及”者，内为志，必受君之成命以往也，而后书“及”。〈自记。襄公五年。〉

鲁屡受莒侵伐，前又与之会盟而不校。盖孟献子等方柄政，故以释怨休兵为事〈自记。襄公十年。〉

城楚丘戍陈，犹有所豢也，虎牢之戍，上无所蒙，与专内辞无异。与专内辞无异者，其非贬可知。〈自记。襄公十年。〉

楚屡救郑，《传》说也，据此以求笔削之意，间有不通而强说者多矣。王仲淹所谓“弃《经》而任《传》”是也。今断之曰：“《传》事或不可尽信。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为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会者之纪载耳。他时楚救，盖诸侯削之矣。独此既戍虎牢，则有扼吭拊背之势，故著楚救以叙功。旧史如此，非义理所系，因而不改也。”〈自记。襄公十年。〉

伐郑之后始会萧，鲁不以伐郑致，与僖公从桓伐陵之致殊文者，外楚而内郑之词。且虽与屈完盟，不可言“至自会”也。此类疑圣笔所修。〈自记。襄公十一年。〉

伐泰之役，《左氏》曰：“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不书，堕也。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夫以堕不名，殊无理，《传》不足据。彼谓人者大夫也，名者卿也。人齐、宋、卫，而序监之上，不应大夫先卿而为是说耳。当时之序，主盟者为之，大较以强弱为先后，齐世子光先下于附庸矣。后乃列诸侯上，况大夫卿之间哉！〈自记。襄公十四年。〉

凡侵、伐、围无书“同”者，鲁为齐弱，未有若此数年之甚者也。藉晋摅怨，十二国之师，四而环之，鲁人盛大其事，而书“同圉”，《春秋》因之。〈自记。襄公十八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史官互也。简策所害非一人，有曰九月者，有曰十月者，有一误焉。而《春秋》谨所疑也，两书之尔。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盖此类。〈自记。襄公二十一年。〉

“乐盈复入于晋”，不言自齐；“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著晋过而稍损齐、盈之罪也。齐、盈之罪不见奈何？曰：“书齐”“伐晋”于盈入之后，则助叛明矣。下书“晋人杀乐盈”，不曰大夫，则讨贼可知。”〈自记。襄公二十三年。〉

书“孙林父人于戚”，而曰“以叛”，则罪林父过乐盈矣。谓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与君敌也。前是未著孙、甯出君之罪，以罪君也。至是一书“弑”，一书“叛”，则前罪亦因以明，所谓“罪大而不可解，恶积而不可掩”〈自记。襄公二十六年。〉

卫成公、献公，皆出也不名，而复也名之。权衡自应如是，盖如是而后为乎。〈自记。襄二十六年。〉

剽非正也，而喜以为君也，是其君也，不得以反正之辞与之也。喜贼也，而陆以为臣也，是其大夫也，不得以讨贼之辞典之也。〈自记。襄公二十七年。〉

子札褒贬之说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远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春秋》所恶于吴、楚而外之者，僭号焉耳。恶之，故夷之而加夷号焉。吴伯爵而子之者是也。故季子以诸侯兄弟之贵，降从术椒之例，夫亦恶乎其号也。或曰： “如楚大夫之称公子，不亦可乎？”曰：“始通也，楚累而后书。”其累而卒书之何也？曰：“义显而止。〈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澶渊之会，宋儒所论当矣。盖系此于葬蔡景公之下，而恃书“宋灾故”，以见其意，则晓然著明矣。或谓：“《春秋》弑君者多矣，何独于此特笔乎？” 曰：“以世子弑君始于此也。楚额南蛮也，不可责天下诸侯往而正之也。诸夏之君，自蔡般始。春秋之初，君弑有不葬者，非臣子隐而不成丧，则弑者不以君葬之，否则诸侯犹知其为弑而不会也。般既无隐庸之心，又不敢不以礼葬以盖其事，然而诸侯皆往会焉，则不得不以葬书也。书“葬蔡侯”，则诸侯会葬定贼可知矣。书 “葬蔡侯”于上，而著以“宋灾故”大会于下，比事属辞，《春秋》教也，为此类也。臣弑君而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诸国定之，自蔡般始。故两书所会之故，为一书之大书特书。州吁何以不然？曰：“州吁诛，卒不定也。”又书“葬景公”，则我会可知。会其葬，不讨其贼，而豹会诸侯大夫以谋宋灾，以为大恶也。故隐内卿而目会故，所以遍非诸侯大夫也。或曰：“隐内卿，内无罪也。伯姬卒于灾，于我有哀焉。”〈自记。襄叁三十年。〉

晋、楚之会两先晋，皆为天下诸侯，隐存内外之坊，非于晋、楚有薄厚耳。〈自记。昭元年。〉

莒、鲁争郓日久，《春秋》书郓，悉未尝系莒也，则意此邑疆界未明。与绎为邾邑异。〈自记。昭公元年。〉

展与为弑君者所立，故去疾得系之国。〈自记。昭公元年。〉

观围戮齐封徇诸侯，数其弑君之罪，则弑麇之迹，当日必甚秘。以伪赴于诸侯，齐封之对，乃发其私也。《春秋》严乱贼之法，而不轻与人以弑君父之名，传疑一也，略于蛮方二也。〈自记。昭公元年。〉

越惟于伐吴之役书“人”，或谓许伐吴，或谓责诸侯，皆非也。纯外越，则是内楚也。越蛮也，楚亦蛮也，子楚于上，则不得号越于下。以后皆号之也。〈自记。昭公五年。〉

留有罪，不日陈留何？目“世子”杀于上，则著“公子”奔于下。〈自记。昭公八年。〉

君臣同谋则称国，此时陈无君也，何以不书招杀？过与招同罪者也，若书昭杀，则疑过为非招之徒而见杀者也。然则何以不书陈人杀过？招实杀过。书杀过，则疑以讨贴与招也，不去大夫多矣，里克、甯喜皆是也。〈自记。昭公八年。〉

圉恶耳，讨贼疑于善也，是以先书“灭陈”，用知志在灭国，则虽讨贼非善也。招不去氏，不与楚讨之义也。〈自记。昭公八年。〉

晋假道鲜虞，遂人昔阳。秋灭肥，冬又灭鲜虞。此与献之减号相类。《春秋》恶其行诈也，故不书灭肥，犹不言减号，书“执虞公”之意也。行诈，狄道也，执虞公时，晋首入经，不得与荆、吴无别。故于伐鲜虞也号之，且系楚灭陈、蔡伐徐之后，无兴灭救患之师，而尤是效，属事而观，宜君子所深恶。前此晋执虞公，传者专责虞公，非经意也。亡国之君甚于公者多矣，何足罪哉？凡执人者与所执者，书法每相配，为均有罪焉耳。人晋而爵虞，乃上下之称，贼晋而非责虞，审也。惟灭下阳以虞首恶，则自取亡灭之罪已著。〈自记。昭公十二年。〉

两言“诱”，皆恶楚也。名般，故名虔，使虔与般同罪也，子楚故亦子戎，楚、戎等夷也。〈自记，昭公十六年。〉

止非弑君者，因其自状而书之曰弑君，盖以戒夫天下后世之为臣子，而不谨其君父之疾者。三传之说善矣。然而与凡弑者无异奈何？曰：“《春秋》世子弑君三：楚商臣、蔡般，立乎其位者也；许止，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许方迁夷，又迁白羽，实楚之县耳。虔能讨三弑以掩其罪，弃疾亦弑君者，岂舍止哉？系于迁后，此脸词而可知者也。盖三傅事实同者，即不得而苟訾其伪。故程氏有断案之说，欧阳之论果战。〈自记。昭公十九年。〉

因闰八月，故昭二十年十一月得有辛卯。或言春秋时闰皆十二月，此处却是闰八月也。〈自记。昭二十年。〉

惠、襄二王之乱，不详于《春秋》，不告也。惠不告，故本末俱脱。襄告矣，而其初致乱之由犹不闻也，叔鞅在京师亲见闻，故详焉。〈自记。昭公十二年。〉

鸡父之役，吴实败楚师。当日吴、鲁姻也，必告，告必以败楚为词，《春秋》何以讳之乎？于时中国通吴以制楚，陈、蔡、许诸国附楚以敌吴，若书吴败楚师，疑吴果为诸夏动者。《春秋》恶吴甚于睡，故特削楚之败以外吴也。〈自记。昭公二十三年。〉

书“宋公卒于曲棘”，所以发人之疑，问其故，则知以如晋而将纳公也。〈自记。昭公二十五年。〉

“居于郓”，与“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春秋》主鲁故也。在他国则复立一君必矣。终昭公之世，意如犹未敢立君也，故时犹称鲁为秉礼之国。是时夫子年已近强，学徒大进，何忌承父命而禀业焉？曾未闻三家有所咨诹，圣人有所论白，盖势不可为，而不在其位故也。可以见处乱邦之法矣。〈自记。昭公二十六年。〉

齐灭谭，楚灭弦，狄灭温，君奔皆不名。吴灭徐，徐子奔则名。窃疑谭、弦、温其国皆不他见，其君之名盖不可考也。膝、杞之属，屡与中国盟会，于其告卒也犹多失名，况谭、弦、温也。徐则与三国异故得其名耳。〈自记。昭公三十年。〉

诸小国灭皆不书名者，怜之也。徐子章羽书名，恶其僭王自徐始也。徐称王在楚前，纷纷毛举他过以当之，殊无意味。书名所以恶徐，非善楚也。〈自记。昭公三十年。〉

“城杞”，晋之私事也；“城成周而书其故，天上之公事也。以此揆之，楚丘、虎牢，盖亦天下之公事也，故以公事书之，而不目其人耳。公之出亡，惟叔孙氏差为无讥，故捞继公书卒，俾考其所以卒而哀其志也。仲孙能率伯命远“城成周”，而未闻有勤其君之志，与季氏分罪矣。况与阳虎而伐郓乎？经没不书，定、哀多微辞。〈自记。昭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