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8 中华文库

问：“《韶》至何时始失传？”曰：“其晋之东乎？汉高庙中尚有之。五代乱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尽者。至此始灭绝无遗。”

问：“古乐似皆以诗为主。”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条理备矣。诗所以言志，而诗之言，必抑扬高下，歌之而后可听。其诗之和平广大者，以宫声歌之；清扬激发，慷慨悲壮者，以商声歌之；欢忻流畅者，以角声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征声歌之；繁碎嘈杂者，以羽声歌之。然五声无节，不能中和，则以律和之。由律而写其声于八音之中，至于克谐无相夺伦，则神人以和矣。”问：“凤仪兽舞是实事否？”曰： “是实事。如今官府行礼处，略有肃雍之意，便人皆聚观，各有惧然悚然处。虽悍卒野人，亦不敢哗。可以见矣。”

教化莫重于乐。唐虞之教胄子曰“典乐”，夏商曰“乐正”，周曰“大司乐”。今之“祭酒”，郎古之“司成”。成，乐之一终也。又有“司业”，业，悬锺磬之板也。即如做戏然，竟把国子辈演成一个样范，后来要变亦不会变。其初勉强教习，及其成也，都是顺其自然，导以固有而已。后来把第一义先澌灭尽，而以下贱倡优视乐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辈出，得乎？宋时用女戏，门人问有事当用否，朱子曰：“时尚安得不用？”圣贤亦不能违时，祇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驯。明尚演其馀习，高丽人进贡，论官之品级，以妓陪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女无别，则廉耻道丧矣，教化将从何处说起？

雅乐是舞者舞，歌者歌。俗乐是舞者自歌，殊无理。如《大武》之舞，始而北出，一人“总干而山立”，人莫知为谁也。歌者则歌“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人知为武王矣。“再成而灭商”，一人“发扬蹈厉”，人莫知为谁也。歌者则歌：“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燮伐大商，会朝清明。”人知为太公矣。以此推之，想《韶》亦是自征庸在位，殛罪命官，遂有九成也。当时国子，岂必如今优人，不过有其象而已。为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观者则称羡慕诵之，虽其词夸多，亦无妨。若斟酌雅俗之间，如苏武，即将史传语，放在他口中自说，而姜下别用人赞叹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当。宫博厚洪长，君欲其如此；商激昂慷慨，臣欲其如此；角清和调畅，民欲其如此；征警动而烦杂，事欲其敏也；羽细碎而凄切，物在天地间至多，却各不相混也。听人之声皆出于喉，其人便正道而贵；入鼻多者，恐乖厉，或作危险；舌音多者，或心同互，或巧佞；齿音多者，或狠，或艰深；唇音多者，或不正，或贱。试之颇验。作诗用韵脚，若是喜庆事，用宫音，便洪亮；发扬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骇愕事，用征音；悲恻事，用羽音。

“黄锺之宫”，另是一物，非“黄锺管”也。朱子以“律准律通”比之，极是。然吕氏所谓：“取竹断两节，间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次日含少”者，此义千古不明，以启《隋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说。某谓黄锺八寸一分，应锺四寸二分，自黄至应，相距三寸九分。是诸律长短，皆在比距内耳。黄锺为宫，则自太簇为商，至应锺为变宫，皆以少声与之相应。少声者，言其声比黄锺为少也。既得黄锺，遂穴诸孔于三寸九分之内，间而吹之，其全声则黄锺之宫，其次所穴孔间而吹者，郎所含商、角、征、羽及二变之少声也。此以一管而备五声，故曰“黄锺之宫”。及“制十二筒”之后，则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自记。〉

向解《吕览》“三寸九分”，以为黄锺以下，应锺以上，中间三寸九分，于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诸律，所谓“间而吹之”。立此为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王振声往天坛看乐器，其穴孔处，却非隔八相生取之。今《律吕正义》书中，乃言其故。琴是隔八相生者，平方也，面也；管以比例言，则立方也，体也。体便隔八相生不得。乃知吕不韦不知此义，故云：“三寸九分，间而吹之。”班孟坚《汉书》全引此段，只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过，知不如是，故去之耳。

问：“‘律准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弦，如琴状，一弦为全律黄锺，或具七声，如十二管之有黄锺之宫一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声，皆不可知。此弦不在十二弦之内，馀十二弦，即应十二律，用十二弦，不用此弦。此弦以验十二弦之合否，为十二弦之母。”

问：“何妥虽止存黄锺七均，但既有黄锺七均，用此以推各律，依以旋生，有何难处！而谓‘自此旋宫之法遂废’，何也？”曰：“正是。总是因陋就简，不去推勘补足他。且因此可见朱子所谓‘君臣之道不达’一段议论之确。盖五伦都是达道，后世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达于天下，而君臣之道不达。何也？君者九州之网，然宰相亦做得主行些事，六部亦做得主行些事，下至乡亭、啬夫皆做得主行些事，便人人有君道，有臣道。后世事无巨细，俱要称制裁决，所以朱子云然。黄锺独存一调，而不能各自为宫以相生者，以此。这道理甚神妙。”

明道论乐，谓：“将上下声考之，须得其正，一言以蔽之，省辨论者多少纷纷。”此等处，与所谓“加一倍”法者，皆可谓要言不烦。〈自记。〉

问：“朱子谓‘从来无祉角’何也？”曰：“亦尝疑此。朱子谓自汉、唐以来之乐，不能以祉角成调，不知何故。宋徽宗强为之，起声是祉，尾声又走了。”问：“审音是祉而用之，如何会走？”曰：“如弹琴，头一声是祉了，尾声不应，弹至那里，一样安放，却是别声。可奈何？此理甚微。盖三代而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声竟亡。”问：“民事既错，则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毕竟差，如今所生之物，竟有较古时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声不用，国祚遂衰弱而绵长；景王造无射之锺，伶州鸠知其以心疾死；刘歆造乐而莽死；荀勖造乐而晋乱；宋仁宗作乐亦以心疾死；王朴为周世宗造乐声太高，世宗死而国祚促；宋太祖至太常闻乐，嫌其管太高，令下二律，国祚遂衰弱而绵长。如响应声，此理怕人。齐景公作《征招》、《角招》，只怕那时此二声便有些作怪。晏子劝景公出舍于郊，大戒于国，于行庆施惠之时作此乐。我辈不会吹弹，又无精晓音律之人可问，不知果否。第向时曾听一友弹琴，逐曲问他，大抵宫、商调多，羽亦有，未有说是角、征调者。又亡儿学琴时，说琴中本有哑处，某不信。同是有木有弦，如何会哑？及试之，果然。以此验之，或有此事。郎以人之说话言之，激昂慷慨者，商声也，凄切哀怨者，羽声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欢悦和畅，是角声；紧切事理，一字不浮泛，是征声。此二声便少。”问：“三代以后，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约官声是天地元声，圣人谓黄锺万事之本，此不容亡者。慷壮激发，凄紧琐细，此后世之所有。至民气欢悦流动，诸事恳挚警切，此圣王之事，三代以返，不能及也。角与宫相近，征与羽相近，以为是角矣，仍是宫；以为是征矣，仍是羽。今人认错部位者多。”

元人曲子只四出，犹是古乐之遗。古乐只升歌、笙人、闲歌、合乐四节，儒先都谓舜乐九成，周乐六成。某意谓四节之乐，唐、虞、三代恐皆如此，所谓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却无此说，存以备考。如今戏亦当以四出为则，把中间没情理者尽删之，至其履历姓名，莫要自己叙述，使一人在旁以诗歌咏叹之，更有情理。戏最可厌，是中间夹杂许多不相干事，而收场草草。文章须是篇末收拾完全，一丝不漏，戏何独不然？

明世用冷谦、韩邦奇等所定之乐，将舞都依字音五行。有僻仰伸缩，而无疾徐进退，信为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与造化相应。如黄锺为宫，则太簇为商，只隔一位。姑洗为角，亦隔一位。至林锺为征，则隔二位。南吕为羽，又隔一位。自南昌至黄锺，又是两位。角、征相隔两位，故取中以蕤宾为变征。羽、宫相隔两位，故取中以应锺为变宫。月行节气亦然。至将置闰，则越两节气不得不置闰，与五声二变同。故房氏以二变为闰宫、闰征。

有谓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为不是者，其说以气是一呼一吸，未有极长而渐缩短，极短而渐放长。不知阴阳二气，以相对者言，则呼吸是也；以一气之始终言，则渐长、渐短是也。如人之声，自丹田出，即撞入鼻，乃到舌，次齿，次唇，则出口矣。何尝一出郎一入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乐时却用他不著。其调中所用律，则寄于箫管之孔，琴之弦，锺磬之厚薄。八音惟革、木不入律，填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却藏着，所谓“王府则有”。金、石、丝、竹有差，则取出管来正之。

声大莫如黄锺，细莫如应锺，皆可以起调，而其腔板声口，则不改于其为宫者也。如《大江东词》，大声唱使得，郎低声唱亦使得，而其声口则净也，非旦也。

问乐律。曰：“律者，乐之末节也。”曰：“诸书言古律分寸不定，因失中声，而古乐无由复，何云末节？”曰：“假令乐得中声，遂能凤仪兽舞乎？古礼之不复，果以衣冠笾豆之制，阙而无所考乎？”曰：“然则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气得天地之中气，形得天地之中形，则声亦得天地之中声。声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虫，皆非中也。就人之声，喑哑叱吒则过大，咿嗄啾唧又过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声，高下抑扬，大不过宫，细不过羽，其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吕十二，配人之中声也。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姑洗、仲吕、蕤宾、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皆锺名。又以锺之击有轻重不等，则声不足以为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尽力用气吹之为较准。故制管为律，以存圣人中和之声。于是以十二律之声，写入金、石、丝、竹、匏、土之内，则声皆和而乐成矣。”

问：“宫、商、角、征、羽，既分清浊高下，如宫浊矣，何以旋宫又有极清声为官者？”曰：“此是两样论头。如应锺为宫，其声细矣，则他律为商、角、征、羽者，更细于宫。律管本长，于为宫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则以变以半应之自合。若在言志之持，论其气象是宫是商，终不得变。大抵宫、商、角、徽、羽，为虚位。”

古人作乐，以律从诗，今人讲乐，以诗从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岂非以律从诗？如今填词，却是派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铁板不可易。又自乐学失传，论者便谓声音之道，无从理论，而诡诞者，又造为秘传怪异之术，转相迷。其实今日看戏，见忠臣孝子则感泣，见奸邪害正则发指，是即乐之大本大源也。圣人有作而欲制礼，郎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乐，郎今昆腔戏考定而条理之可矣。

乐有调有声，调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如歌《关雎》、《鹿呜》之字句是也。如以宫调歌《关雎》，则“关”字必用宫，所谓起调也。至“逑”字必收到宫上，所谓毕曲也。二章“参”字、“侧”字，三章“参”字、“之”字，皆然。是之谓调。若每句之字，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七音任用，各随其宜。如首“关”字用宫，未有次“关”字仍用宫而并头者，势必须用别音。盖印一字随人歌作七声，总在高下长短上分别，非本字自为一定之七音而不可变也。

全曲谓之调，每一律有五调，共六十调，二变不为调。每字谓之声，每一律有七声，共八十四声。自隋时，郑译得旋宫法于西域苏祗婆，何妥耻其不能，止用黄锺一调七均，至今雅乐尚如此。今俗乐唱戏者，亦未孜调声之全否，但用某调，则以某声起调，某声毕曲。如用黄锺，则以黄锺歌第一字，及完仍以黄锺歌末一字。而通歌所用字，总不出黄锺所生之宫、商、角、征、羽、变官、变征。以他律为官皆然。《律吕新书》中，却不曾把五声为调一处，挑剔发挥明白，故人难看。 “声依永，律谐声”，分得清楚，则了然矣。

问：“如奏黄锺之商，用黄锺七声乎？用太簇七声乎？”曰：“竟用太簇为宫之七声。因其为商，不可云太簇之宫，只可云黄锺之商。他律皆如此。”

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丝、竹、匏，此五者有十二律。至鼓、、圉，则不具。埙虽为人所吹，然土为之，亦未知能具与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乐，虽以竹为之，而以锺为主，故以竹管而取锺名者甚多，黄锺、夹锺、林锺、应锺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丝、匏可以字字依人声音节簇，而金、石、土、革、木止一声，或以起乐，或以止乐，或以节乐也。

问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为众音之节，故最尊。丝，堂上之乐。竹，管也，乃堂下之乐。天子元侯始用管，卿大夫则用笙，笙郎匏也，故次于竹。土，埙也，虽其用小，而为人所吹，与竹、匏同，故次之。至鼓与祝、圉，不过节乐、起乐、止乐而已。”又曰：“鼓无当于五声，故又次之。

问：“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清声，何也？”曰：“方响郎磐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声，郎不能全具五声；少一声，第十声，少二声；第十一，少三声；第十二，少四声。盖律至应锺穷矣，只得截律变半为四清声，以全十二律之五声。二变不为调，故止十六。所以编锺、编磬皆十六，编箫之管亦十六，其故俱是如此。”

旧欲一部《乐书》，竟分八章：《乐用》、《乐教》、《乐章》、《乐声》、《乐律》、《乐器》、《乐舞》、《乐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乐》一篇为经，《礼记》中《乐记》为传，而与经相发明者，曰《附大司乐》，与传相发明者，曰《附乐记》。或将八章另编，各成一类，以便专考一门者。言乐者，嫌不得古之黄锺，犹习礼者，嫌不得古之衣冠，岂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礼耶？自元以前讲历者，必欲求上古之历元，冬至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勉强凑合，终不能确。至郭守敬，始悟其非，追之既往未必是，验之将来未必合，又无关于历之紧要。于是一笔勾去，郎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而《授时历》遂迺超绝前古。自元以后，人皆翕然服之，不复言膺元矣。黄锺之说，亦是如此。朝庙之乐，实能歌咏祖宗功德，字字确实，明创业之艰难，道君臣之一德，悯将士之憔悴，咨黎庶之勤劬，便好。然古之作乐者，非徒以朝庙为重也。移风易俗，全以用之邦国，用之乡党，用之闾巷者为要。盖朝廷郊庙之乐，臣民得与闻者有几？惟家家户户皆得见之，方能兴感。孟子云：“今之乐，由古之乐。”以《乐记》“冕而舞《大武》”一段，及“宾牟贾”一段观之，古之乐与今之戏何殊，若将《廿一史》中，忠孝节义之实事，如戏编出，但词不要艳，声不要淫，使听者心气和平，可以语，可以道古。何代事，即用何代衣冠、官号、器具、礼节。自士大夫以及编氓，无不欢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思义，妇思节，则太和之风，洋溢于宇宙。此岂徒讲黄锺之所能致耶？至于词，汉郎用乐府，唐郎用诗，宋以后即用诗馀曲子，无不可者。编纂皆要设一局，礼局、乐局、天文局、书算局，讲求在这里，便有举而用之之时。朱子何尝能用于当时？明朝承其馀绪，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三百年，莫以空言为无补也。今欲考订朱子所言礼为一书，而以己见辑《乐书》，至历算有梅定九之书在，亦觉灿然可观矣。

昆腔之吐字，每字有头、腹、尾，如西要鸟之为箫，伊要乌之为忧之类。如但有头腹而无尾，则声短，非其本音矣。歌、麻、支、微、齐、鱼、虞，皆自发自收，为声之元。东、冬、江、阳、庚、青、蒸、真、文、元、寒、山、先、侵、覃、盐、咸，有头腹而无尾。国书以“阿、厄、伊、乌、于”五字为字头，最妙。歌、麻郎阿部，支、微、齐郎伊部，鱼、虞郎乌部。

古人习乐，其舞蹈有节，能使血脉活动，所以云“养其血脉”。祇是如何舞法，今已不传。然果然作乐，不患无传。《礼记》说乐如抗如坠等，声之节，郎舞之节。其转折疾徐，亦如大不过宫，细不过羽之意，以理准之，虽不中，不远矣。

乐最要紧，礼郎存于其中。即如章服，代各异制，惟优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荡尽无复旧制，而《韶舞》则全存之。友曰：“髫年看剧演，见扮高力士者，尚戴紫金冠，今则为乌纱帽矣。唐制，中官虽极老，必戴紫金冠，不敢乌纱帽，见《勺中志》。做那一朝戏，郎用那一朝衣冠，方是名优。”曰：“嘉靖改定礼乐，以为大备，其实到此乃大崩坏。舞按五行，丑不可言。古舞断不如是，大率郎如今剧演。‘冕而舞《大武》’者，郎武王；尚父则‘发扬蹈厉’。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见当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哉！又恐人不晓，歌者却从旁赞其功德若何，行事若何，所谓‘一唱三叹’也。优孟之似孙叔，人郎以为真。故当日乐工，皆非庸俗人也。”

各省大吏，多以优伶为性命，无怪其然。即吾辈之几本书也。不尔，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时，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归于正。样样都动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读书。如今礼乐久废，只得守几本书，检束身心，开广知识。若移而之他，则放辟邪侈，不可言已。古时必有民间之乐，《韶》、《武》岂土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于燕闲。使徒九庙、明堂之间作《韶》，而天下郎风移俗易，恐无此事。

如今，即将古书中忠孝廉节之事，制为词曲，去其声容之无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易风俗，感动人心。不妨从粗处做起。礼始诸“污尊而杯饮，篑桴而土鼓”，后来便至“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古人诗何尝有平仄，后分为乎仄，又于平仄之中，分为四声，又于古诗之中，论出声病。唐人则竟字字程式，做成律诗。用之久，自然渐渐细密。

连日，因蓝总兵演戏，做到入情时，未有不感动者。以此见得乐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种中，选其忠孝节义有事实者，改其义理不通处，每事四出，此外诲淫导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风俗矣。

至尊尝论及乐律，奏曰：“其理于经书上略可考见，至声气之调和，都不能晓得。”谕曰：“和不和极容易讲。如你向我说话，声高，我高声答应，声低，我低声答应，自然和。若你低声说，我胸中有不喜欢的意思，高声答应，这便不和。”此语见得天地间都是感应之理，实说得着声气根源。时壬辰四月。

舜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词责人之意多，略有满假。益窥见到此，故赞曰：“满招损，谦受益。”此是行兵紧要处，骄忿极害事。孔明七纵七擒后，以为兵可用矣，故《前表》有“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诸语。直视曹叙如孟获，微有自恃之意。及街亭既败，想亦见到比意，故《后表》曰：“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识高矣。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郎戎。”孟子推衍其说，如发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里事。教民至于七年，岂但与民休息，而上下相信，郎以之战，民亦各知大义，胜不轻喜，败不轻惧。国手教弈，若有下一善著，狂呼得意，下一失著，悔恨失声者，国手必斥之。盖轻喜轻惧？中不定，气不静，最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他原有战胜攻克的本事，却不用，所以规模大。后人便疑孟子用兵未必济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事事束缚之以礼，教人便动不得，何必用兵。穀梁子说得是：“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到得“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曾与人打仗，何况孟子！后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说将兵非其所长，岂知正是他本领大处。老子亦见得此意，日：“惟慈故勇”；以“无为”“取天下、都确有此理。

乡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夜战则声相闻，画战则目相识，其欢欣鼓舞足以相死。”情谊既联属，而链习又熟，故鲜败。至卒长、党正之类，用之课农，则保介田畯即是人；用之劝谕，则饮射读法郎是人；用之出兵，则伍两卒旅之长即是人。人相习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尝分也，何等有条理。

汉经费无兵饷，徒有吏禄而已，故太平数十年，则国富用足。自唐、宋以来，有养兵之费，故官俸代以微薄。天下虽无事，而兵常聚食，故国家靡费恒多，而动有不给之患。〈自记。〉

官俸之薄起于宋，其所由薄，则起于养兵。汉时兵在京师者，不过南北军，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馀南征北伐，皆用民兵，无事则农。故少营伍支给之费，而官俸得厚。唐之府卫，睢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木尝坐而仰食，犹然农夫也。至宋削藩镇兵权，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额既多，而更番往来，费尤无数，故国帑虚耗，贫弱不振，而官俸遂减。但三代时，劝农之外，郎以讲武为事，法制整然，条理精密。汉则无事听其佃作，有事便驱而用之，是谓以不教民战。三代之民，日日使之习勤，内外有备，故无仓卒之患。

汉时兵民不分，故国势富强。宋艺祖但就所见目前之弊，率意厘革，因藩镇财富兵强，遂设兵仗以。收其锐卒，立转运以收其利权，务使文官有民而无兵，武官有兵而无饷。以为如此，方不能为害。至各路应设守御之处，皆从京都遣戍，更番往来，以致养兵之费，府库为虚。不独官俸绿以寝薄，即郊祀大典，亦时以匮乏不举。岂知官俸厚，如夭之雨泽，散而为利也。兵饷多，如水之决堤，聚而为害也。若稍竹养兵之费，而散之百官，以养其廉耻，贪墨则丧法绳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闾阎日富。于是兴礼乐，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岂远哉，

朱子论兵政，谓唐之弊，在主兵者专制强梁；来之弊，在主兵者分散烦冗，而归之责成郡守。可知汉法犹诈于唐、宋也。观朱子前后议论，大都犹有取于汉制。〈自记。〉

古之阵法，只武侯八附、李卫公五花阵，为有根。五花原于乡遂之兵，八阵原于都鄙之兵。乡遂之兵，以十为数，起于五；都鄙之兵，以八为数，起于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于万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叠，故出兵自五人，以至于万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叠。其在卒长之教，皆以五八为队而教之。一居中，前后左右为四，无论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阵法也。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无论多少皆依此，此八阵法也。问：“乡遂四闾为族，是百家，四两为卒，是百人，每家出一人。而都鄙四邱为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长壳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乡遂亦出车牛马否？”曰：“亦然。乡遂虽百人，大概亦用七十五人随兵车，轻车也。馀二十五人随牛车，重车也。归马于华山之阳，谓轻车；放牛于桃林之野，谓重车。”

孙武子书，总是说诈，如“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类。终以火攻，实大不仁之事，火攻无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畏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善战者服上刑”。至于人来算计我，却不可以无备，须要事事周到。汉将自当以赵充国为第一，看他几篇奏疏，无一句不靠实，立于不败之地。魏相论骄兵、贪兵、忿兵几句，亦得兵要。外有充国，内有魏相，所以相济成功。若蒋《左传》、《国策》、《史》、《汉》诸书，选集一部兵法，当胜于今所谓《七书》者。

《充国传》：“尝以远斥侯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土卒，先计而后战。”数语尽兵家。之要。〈自记。〉

韩文公论招募乡兵，大妙，客兵便一战而溃。施将军平海，若不即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辅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处。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贪杀，又要多杀，国手祇要自己不败。到赢人，一著亦是赢，何须多？管仲用兵，何曾杀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节制之师，不曾多杀人，司马懿畏之如虎。赵充国金城之役，何尝与贼打杖。都是国手。

凡用兵，败后再进，鲜不胜者。王姚江初遇伏而败，夜复整兵而往，便破赣州。用此者多胜。

巡抚浙中者，前有范觐公，后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于今称之。武定之才，视单公为优，当行兵时，施其智术，亦能得其欢心。武定先与镇浙将军结纳为兄弟，及耿逆作乱，武定言于将军曰：“今势危，全要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凭以立事。今与将军约，万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关白将军，郎当按法治罪。迨后别为庇护，操纵总由吾等耳。要使民知吾等不护兵以蹂民而已。”将军唯唯。未几，适有是事，武定闻而升堂作色，令标兵皆环甲，发令箭召将军兵。百姓观者数万。移时而将军缚兵至，以法治之，一时欢声雷动。武定又损家资，及用库金之无名籍者，以充犒劳。凡满兵向前者，必拊其背，奖谕赏密之，故满兵亦归心焉。武定于督兵王子及领兵将军，皆用此法。王子、将军见其兵民归向，肯担当事，亦倚以为重。以故内外和辑。又临事颇能不动。一日，与赖将军、拉将军同坐一山，望见一二千人拥至，从者不敢谁何，两将军皆失色。武定自频捋其须，徐步出帐外。来者至，皆跪，武定和颜色问曰：“汝兵耶，必有苦，试为我言之。”众曰：“无之。”曰：“或有条陈事，试为我言之。”又曰：“无之。”武定曰：“然则欲何为？”众曰：“吾等前私通于贼，受有吴、耿两家付，观成败为去就。今被公厚恩，视吾等若骨肉，心不忍有二，故自首于公。后有贼至，当奋刃以自明也。”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义胆之人也，吾何以得此于若辈！”应时悉焚其札付，而以牛酒犒焉，众皆欣然而去。两将军于是大服。后某以是事同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与之语，果能不动，虽平常语，无郎答者，必稍存思而后应。

当日白头贼妄假名号，众至三万，围安溪县。某出示言：“蔡寅本永春卖浆家儿，托名三太子。值此年荒，民食不继，何故甘被诳惑，以粮资贼？我已兴兵剿捕，诸乡不得仍跻前辙。倘贼以为恚，即可嫁怨于我，若我家破，饷之未晚。或故相违忤，甘心饷贼，是亦贼也，便当移兵先剪，以为诸乡戒。”又复分兵守其要道，抄绝粮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杀降，死无赦。”出示之翌日，即有贼弁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馀悉遣为民。自林起来，贼辄自相疑忌，又苦乏粮，不数日，散走强半。仅六七千人，忿来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陉，贼不敢下，经大风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贼二三里，即结营自固，勿与交锋。治请曰：“万一贼同众来战，奈何？”某曰：“只据险，一交锋，便为黔之驴矣。”又数日，贼尽奔散。其发郎用腰刀截之，弃满道路。盖人多则需饷亦多，无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见桓公，三薰三沐之后，所进不过《管子》头二张书，一二十年用之。邓禹于光武，武侯于先主，一见说得几句话，终身总不出此。他见得明白，所以行之有成。辛酉年，拖将军方督水师，专平海事。某遇于逆旅，问数语，某郎喜曰：“台湾已平矣。”施曰：“何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岂不能行乎？”说得实在是了，便不问而知其能行。

地曾启奏云：“有人说海贼凡数万人，浙江米都是此辈搬去，故常患米少。此说不确。数万人必有宿泊之所，今台湾、澎湖、舟山、金门、海坛、厦门诸岛，无不重兵镇守，其馀小岛，能驻百人者便少，数万人何处栖身？此辈不过是内地之人，乘南风则出掠，北风起则仍归内地耳。”未几，擒获一贼，地奏且莫正法，就此穷究其根株，必有巨猾为之窝主，得其巨猾，则馀党易散矣。其后，果得郑尽心。大凡兵间事，须得其要领，成功便易。又莫妙于以贼攻贼，不易之道也。

马见伯整顿山西营伍，兵皆哗然站队。见伯有将材，不知何以如此其无序。凡仕宦所至，要有兴革，须使他不觉，以渐而更。又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为将又须先择材干技力有用者，使为头目，头目皆我之人，则其下安能动乎！此所谓机也。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杀人，虽吴三桂亦不曾族诛，耿精忠亲族尚有为近臣者。前年，一大臣亲族有以叛逆论者，他已自分连坐，乃宽之不同，下谕曰： “岂有人做此等事，而谋之宗族者？”何等圣明。三代以前，想已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汤誓》俱曰：“予则孥戮汝。”如此盛德事，竟超绝千古矣。

有惜晁错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过如此。郎贾谊所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虽似合机宜，但视诸侯王都似剧贼一般，亦太不广。人本领大，度量便大，周公诛管、蔡后，未尝猜疑同姓，亲亲之谊如故。后世多因一事有变，至于惩羹吹蕴者。圣人先从修身尊贤说起，然后及亲亲，晁、贾议论，都不曾理清根本。至族灭一事，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贤，犹族上官，其意以为不尔，恐有后患耳。惟武侯本领大，李严废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吴矣，武侯如此处来，何尝有他患！武侯一切都用王道。罪人以族，婴儿之在襁褓者，何与彼事？皆骈首就戮，实是惨事。当日耿、尚二逆亲族，群臣皆请诛之，蒙垂谕曰：“他在外要反，亲族奈之何哉？”岂独不害其命，并不去其官，两额驸仍如故。甚盛德事，可为万世法。

圣人本领大，只随事处得当，不计其后。间：“他本领大处，就在那不过分际处持得定否？”曰：“他抛得便是大。如‘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到了无德，不亡何用！如殛鲧而用禹，道理应如此。”

某巡抚直隶时，奉命筑永定河堤。当时私心以为何须与水争地，但免其民之钱粮，使无催科之扰，则民赖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坟，终归无益。今思之，圣见为是。大禹之功，万世永赖，然不久亦辄废迁。如今，既与斯民同时，得几年安享地利，令少者长，长者老，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赈济，明知此三日粮，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后之必死，并靳现在之粮，而速之死者。

当日去看南河时，靳总河引到高家堰一带看六坝，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减水坝处也。原是四十里行水，并不说害民，今只留六坝，科道却参我害民。”彼时不解其故，及后大城、静海频苦水患，先是二县无堤，并未告灾，至近岁堤成，民反大病，于时适某出为巡抚，因悟六坝之害，与此正同。盖水平漫，则浅而无力，用堤束之，一遇崩决，则力并而猛，其疾如箭，当之者无不麇溃。后又看漳河，至成安，闻崔惟雅着有治河之书，因访其子。其子便说得好，他说： “筑堤断非良策，漳水来时，初不甚急，至深不过五尺，人畜概得迁避。若以堤障之，一决直是所向无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东行，则西路退出，西行，则东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极肥美，反得数倍收成。只勿与争地，随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粮可已。”某遂据此奏请施行。后有言漳河现分四股，当并归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杀其势也。天分为四，正使势缓，便是世运将泰，不应并而为一。”奏上，遂蒙许可。至兴化一带下河，却是靳总河说得是，他说：“海反高于内地，若开七道河泄水，汐时内水外出，潮时外水内入，出者甜水，入者苦水，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今人不想盐城范公堤因何而筑，全是为海水侵田，筑此障之。苦水所过，田便无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有鱼虾之利。开下河无益。”此言甚当，其后下河虽开，倒底湮塞。友云：“县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贡》一篇，无一堤障字，惟‘九泽既陂’，泽乃可川陂耳。”盖泽水淹漫，略用陂堰，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难以堤束，所以孟子谓“行所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