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30 中华文库

《离骚》顷注得一过，看出此人学问条理，读的书既多，一字不乱下，都合义理。今人不得其意，说他忧惶瞀乱，所以一句说向天，一句说到地。何尝如此，比人若及圣门，恐不在游、夏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然绝无片言只字传于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见一点羽毛文彩，亦不可少。

《骚》体甚鸡作，屈子后，惟汉武帝《瓠子》、《秋风》可以步武。文中子《东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铺张赋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虚》、《长杨》、《两京》、《三都》，皆赋之祖，已不为佳，何论其馀。就中，《两京》差优耳。汉赋，汉之俗文；英华，唐之俗文；诗馀，宋之俗文，睢不为可也。

昌黎赋数篇，别具风调，得《骚》人精髓。柳赋不及，太白赋尤差。〈清植。〉

唐赋小巧，与诗馀同成戏具。凡诗内纤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固尔。至今所传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论赋。〉

韩文公《龟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灵有神之谓，若下“神灵”字便腐。“鬼”宇却是字诀。学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祇是意直笔又直，便难看。所以笔调字眼上，又须略变。

曹子建四言诗，一气嗬成，如冲曰数出，绝不用一句《诗经》调。陶渊明便将《诗经》成句写出。韩文公又觉得有意雕刻洗脱，不如子建自然。柳诗诸体俱工，长律尤超绝，无一语不从汉魏出，却又陶链精熟。东坡诗无甚好处，引用故事，亦不知拣择，然天才自胜，随意写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邱一壑，小小结构。欧公自负能诗，如太白自负能文，俱不佳。

诗选从来无善本，不知河汾所选若何。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过于《礼》；言今古经权之事，莫过于《书》；言阴阳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过于《易》；何以止说学《诗》？盖“温柔敦厚”，长于讽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经所兼也。孔子言语与它贤不同庭全在此。如论学，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论巧令之无当于仁，而尚曰：“鲜矣”；患难时极自信语，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兹乎”；极其责备，止曰：“毋乃尔是过与”，“是谁之过与”，“真则将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似替他筹画一般；极其刺讥，而曰：气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极其痛诋，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于三家之堂。”此等处，果是得力于《诗》。就是责宰予之画寝，责子路之野，其言俱极峭直，此如诗中有苏公、孟子之作之类。然到后来，又以听言观行、名正言顺等道理，从宽说来，令人意消。故作诗者，全要含畜蕴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诗，唐以下便少，宋诗尤少。朱子有几首，道理极透，意思极足，而格调亦下。问：“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论其格调。”曰：“诗不同，格调差，诗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诗？诗说尽便不是。夫子未尝说作诗之法，然观于子贡之悟学，于夏之悟礼，皆亟许其可与言诗，及所说兴、观、群、怨之等，作诗之法便可想见。朱子诗不到处，即在说事理太尽也。问：“邵子谓‘删后无诗’，想是见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抛却。三百篇独绝千古者，不过几篇，其馀如春秋时作，何必尽过汉、唐人。”

某欲选古唐诗之有性情，关于人伦日用者，数百首，令子弟自幼读之。大抵诗以性情为主，试观三百篇，何尝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诗要浑厚，不要雕刻，有义理便浑厚，浅露便是雕刻。然又须自己雕刻过，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闻一友人说：“唐诗间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处多在此。宋诗则断无解不去的，便觉意味浅薄。向曾作《铜雀台诗》，极诋曹丕无人伦，不遗馀力。后翻得唐人崔国辅诗，只用四句五言绝已尽，云：‘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觉得粗竦村气，不自己作过，竟不解他的好处。”此言殊是。

某近选诗，必篇中有缘故方存。不然虽做得好，无关于人，读了亦酝酿不出甚好意思来。如此选择，自汉至宋，不过三百馀首。但观《论语》中兴、观、群、怨，及“无以言”，专对四方，达于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删《诗》，都是要有实济。杜诗细加选择，尚存五十馀首。李诗却是一种仙气，都没收煞，绝无吉凶与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见元结两首诗，就那样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爱民为嘱，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来芳藻名篇，岂必篇篇入选？去取之间，要当有一点意思在。若必全说道理，亦不是，有经史在，何取有韵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触物感事，却关到性情上。倘乐而淫，哀而伤，说得太过，亦不足存。诗主体制，只有古、律二项，乐府不宜编在古诗之外，凡诗皆乐也。诗以四言为正，然三言、五言、长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端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行以五七言成章者。诸体皆备于汉、魏，惟律起于唐。今人以汉、魏作为乐府，后来作为古诗，舛矣。如今唱者为曲子，不唱者为诗馀，其实一也。

选诗自应从苏、李起，而以苏冠，郎其诗亦当冠首。“骨肉缘枝叶，结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诗之义。言骨肉固同根共命，郎结交之友，亦非无因，天下大矣，何独这几人该做朋友？盖或意气相投，或德业相劝，郎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乱，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该父子、兄弟、夫妇，次句可该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作，看来那件事虽可怜，但处得未为妥当，不足垂教。且著语太多，过于冗长，故删之。

蔡文姬《悲愤诗》，缠绵哀怨，立言称情有体，实开曹、杜一派，绝作也。《十八拍》意思不过如此，反觉得似安于外域，不愿复同者，故汰之。

曹子建诗，欲寻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实得些《风》、《骚》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没有道理意思，只得千此觅长。自张协辈起，至陶靖节一洗此风。杜工部虽亦琢句，都在自己闲作，至于关系大篇，便以淳朴为主，如《北征》、《咏怀》诸作。所谓‘诗看子建亲’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当丕篡位，私自痛哭，丕闻而恶之。其峙多寄托之词，而归于恳挚忠厚。六朝人宗之，以为源出《国风》，信然。〈锺旺。〉

武侯诗只一首，读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尽其材，仪、廷辈皆非端人，而用之终身，此实成大业之本。是诗讽刺俱在言外，曰：“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若曰是谁之谋？乃相国之尊，齐国之大，晏子之所为也。相国之尊而不能用，齐之大而不能容，胜于深文丑诋矣。且中间“以士目三人”，以谗言斥晏子，下语显然矣。

陶渊明诗，有杜、韩不能到处，其语气似未说明，义蕴实已包涵在内。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自秦、汉来，黄老盛行，都说圣贤以《礼》、《乐》、《诗》、《书》，教得人奸伪丛生，此持却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黄老之说，如言人元气本足，却被后来饮食药饵戕贼生命。不知阴阳之气，自初而盛、而老，知识开后，人事错杂，嗜欲纷起，亦理势之自然。所以用饮食药饵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气也。凤鸟虽不至，到底礼乐一新。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亡而大义乖，老庄之学，果兆焚坑之祸。不知《诗》、《书》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汉之伏生、孔安国辈，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为事，终日驰驱于名利之场，不见有问津于此者？下遂一笔溜到饮酒上去，谓我若不快饮，亦尤而效之，岂不负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时，元亮尚敢讲学，立教自标榜耶？“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又谦得有意思。谓吾之行事，谬误于《诗》、《书》、《礼》、《乐》者，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谢灵运、鲍明远之徒，稍见才华，无一免者，可以观矣。

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当时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韩子惜其不遇孔子，议论甚正，但与阮籍同讥，则未必然。其论诗，亦不列陶，而反及谢。故论诗，亦必经朱子而后定。

自沈约有四声八病之说，而谙遂趋于律。今既为此体，便当莫犯八病。沈时本无律体，今观梁、陈间诗，便有许多竟是律诗者，无非求去八病耳。

鲍明远诗，雕镂已穷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黄石斋、倪鸿宝，乃是欲学此种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远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词尽而意不尽。他手作此等诗，多觉破碎纤小。他却才力大，饶有一片清幽之气，可与子建双峰并峙，无与方驾者。

王子安《述祖德诗》，嫌其后半衰飒，郎年不永之相，所以当初不选。令观之宜选，文中子踪迹冥味，似有似无，惟观此诗，可知实有其人，不宜没也。

文章乃天地元声，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诗人何尝不师六朝，然陈子昂辈出，声气便不同，觉得清而厚，此岂人能为之？

问：“曲江诗何如？”曰：“曲江才华英艳，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几无与比。君子哉！若人。”问：“摩诘。”曰：“他是元晖、子山一派，声韵谐和，对仗工巧，所以无一首不可被诸管弦。祇是说到清闲高雅而止，无甚滦义。钱起亦是比种。至宋，此派遂绝。”问：“燕公。”曰：“他才气大，大率唐初如陈子昂〓王勃、杨炯、王续、杜审言、沈佺期及燕、许之属，又是一种气调，迥乎不同。”问：“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论，别为一家。韩门孟、贾、张三家，文昌为最，东野骨节尚大。。”问：“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飘飘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

燕、许信大手笔，尚不脱六朝腔调。如“胆犹忠作屏，心故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云覆连行在，风回助扫除”之类，其调都教唐人用烂。至老杜《北征》、《咏怀》，一洗此陋，直抒胸臆，真气流注，另一风格。祇是初唐人语意气象，宽舒博大，是太平气运。如“边镇成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无是也。郎“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何尝不雄，而悲切无比。如陈子昂“邱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何尝不悲壮，却无急迫激烈之气。韩文公七律虽少，如气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之类，亦极意庄严，清雅绝伦。

台阁体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岁荆南梅似雪二首，又大样，又脱套，燕公最擅此长。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诗皆有一段浑厚处，足见开国气象。若魏郑公一篇，气格之高，乃所谓开太平者。

张曲江诗，“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陶靖节尚偏于山林枯槁，曲江乃更浑全。曲江历贫富贵贱，体兼《雅》、《颂》，陶则专于《风》、《骚》耳。韩文公不提起，岂以其句句对偶，是六朝派耶？韩论文，亦从不提董、贾，大抵他自己位置太高。

诗能穷人，虽未必然，亦不可开口便悲哀。张曲江、韦左司诗，俱和平温厚，可以养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诗，某意以张燕公“去岁荆南梅似雪”一首为第一，情景词调都合。尝欲推老杜一首为冠，不可得，或者“玉露凋伤枫树林”乎？

李、杜、韩、柳四家诗，缺一不可。如《长干行》之类，不但像汉、魏，更觉得飘洒，虽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诗，初亦仿摹汉、魏，晚乃自开派头，一空依傍，冠绝古今。韩诗直追汉、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诗中，汉、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独到。至香山、义山诸家诗，集虽大，而力量气味争差远矣。

韩文公平生不轻许人，独于李、杜诗，称之不容口。极平常语，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伟，其气盛也。韩赠张籍、赠崔立之诸长篇，比之《北征》、《咏怀》，毕竟差些。以韩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论诗，太白如酒，少陵如饭，有杜可无李，有李不可无杜。

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当时被之管弦声调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诸体诗，皆妙绝千古，只绝句，须让太白。绝句要飘逸蕴藉，如《峨帽山月》、《问馀何事》诸作，实是绝调。然昔人亦有推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者。

杜工部气盛，其长律，一团气在里面郁勃，其为人也好善。韩文公于古人诗，少所许可。工部连六朝人无不推奖。

工部诗有性情，就是少时作，已有一段缠绵委曲之意。如太白与杜诗，不过千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已。杜却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诗已驾乎六朝，却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则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齐抹倒矣。末云：“绝笔于获麟”，亦太矜张，未闻孔子耑能诗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极自任，到下面立言，却无此等状态。郎是当代词人，无不推扬，王维、郑虔已至失节，而恳恳切切，为之解救。此岂浅中人可及！

杜诗俱以《北征》为第一，伦儿曾说：“《咏怀》自起至‘放歌颇愁绝’，一气喷出，无一句重复，又有转折，似更妙。”细观之，果然。此等诗，起处最难，若是宋人，便落谭理窠臼。他人便流夸大，谦虚太过又不称。立言直是妙，结处亦好。

子美《北征》无一对句，昌黎《与崔群诗》“燕席谢不诣”二句，便对。柳诗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凌司马》、《与韦道安》二诗，虽曹子建把笔不能过。友云：“昨夜思韩文公《南溪始泛诗》，说到‘野人来馈瓜’，作几行写。工部《何氏山林诗》‘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轻轻四句，便包括在里，又妙有风韵。所以昌黎那样叹服。”工部自云：“诗看子建亲”，把庾、鲍竟推与太白矣。

杜诗如“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之类，都耐思索玩味。韩诗便无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说同纥兵不宜多，而曰：“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似人都晓得此之为祸。虽祇说至此，不肯说尽，然以前后推之，何尝不尽。看杜诗，须如此细看。

老杜诗，说安内攘外，都有几句好说话。“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便是用兵要语。知道形势，经过战场者，所谓老马，选将之法也。至于卒伍，不过饮食劳苦，体恤颁给，他便为用，如鹰饥则就食，饱则扬去，此使卒之要也。顾宁人说：“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杜诗为自家保全，喜号得便雅淡；为国家收复，喜得便狂荡。立言之体皆妙。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极有意味。如“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何尝不好，然汉高祖岂不如此。至此四句，却是贞观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长处。当时承宇文之后，文物独盛，而十八学土之属，半于朝廷，然不听其言，虽多奚为？若后进无人，亦非长治之道。诗家谁见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浅薄。其妙在朴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语，却造句甚古，有断华反朴之意。

“赤骥顿长缨”一首，不过世无用我，将欲卷怀之意。公干辈皆有此等诗，却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长歌，却不如鲍明远。曹子建、鲍明远、陶渊明三家，直开三派。曹全以气胜，开杜、韩之派；鲍才人之诗。顿挫凌厉，开太白之派；靖节闲雅自然，开韦苏州之派。

杜长篇，时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学母无不为”等，俱不成语。然以此见其大。

坛长谓：“工部自许，不过是‘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如何便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果然可议。后想来，正见古人不欺处。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真，圣门狂者本是如此。韩文公亦是一面自许，一面疏漏，却不怕人笑。若后人为之，必加弥缝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得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韩文公就有知遵不足处。

韩诗温柔敦厚，缠绵悱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则工部有不及者。丛《春秋》立义之最大处，惧乱贼者，惧后世之乱贼也，若本人之身己为乱贼，尚何畏于死后之诛？此等实说著深微，千古不刊。陶诗“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当时风尚，盛道老庄，以为周孔之道，凿朴生伪，而渊明谓扎子欲使其淳。可知连上“真”字亦非放达谑浪之谓。以此意选诗，便寥寥矣。

某人论《南山诗》，痛加贬斥。曰：“却不必。大凡前人诗文，都有一用神以为秘诀。韩文公作诗，将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为吾于此时，有此时情景，于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纵工何益？《南山诗》所列，彼时所见，实有此许多情状，他乃一气吐出，谁禁得他？祇是后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长律，无一不精，以“弱岁游玄圃”、“知命儒为贵”二篇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为尤。“弱岁”篇，因刘梦得用五十韵，有欲索性将麻韵用尽之意，间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则直抒己意矣。柳诗工已到至处，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气，直逼陈思耳。

韩诗意尽言止，直率不加雕饰。柳诗工致，虽说愁苦，亦觉冠裳佩玉。各有长处，不相下也。

宋人学问才情，有何不及唐人？祇是诗不及耳。唐人亦是风气适然，成一种风调，大家传染，遂擅其长。宋诗不是别样不好，祇是有些呆气。问：“唐人不呆，而宋人呆，毕竟有个缘故。”曰：“唐人善用虚，无板板说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问：“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说，不如宋人掐出那事三两个字来用，教人费猜。三百篇何尝用故事？汉、魏间用事，都是将其事直叙出来。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欧诗学韩，而笔力不及，却于不及处，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间鸠，重读《徂徕集》”之类。但他自己极得意的“庐山高”，却不见得佳处安在。

邵康节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说尽，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己。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样大头脑，下面却淡淡说 “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这样大头脑，下却以“天监”在下转去了，浓浓淡淡，不尽其辞。《长发》之诗，说契，说相土，又说汤。数百年事，一两段驾过，方是诗体。

诗文全关气运，都是帝命。王荆公学问，何必下于柳子厚，而诗大不及。东坡学问，何必下于白乐天，而诗亦不及。

王荆公一生长处，在孝友清节，故其诗一说到骨肉节概处，尽有精采，至论事，便隔壁。可见此事是发乎性情的。

东坡诗殊少风韵音节，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寿昌事，未经人歌咏，东坡所作，趣味极短，且末尾如何引温峤、颍封人诸事作结？殊为不类。若老杜为此，毕竟有许多缠绵笃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诗》，说：“造化乃其徒”，甚好。后忽云：“柳州柳，愚溪愚”，虽然以比地方因人而传，然拟人亦非其伦。

宋潜溪、方正学文字，如何比得东坡？东坡生动有仙气，峰峦波澜，尺幅涌现。其诗亦自成一家，但没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祇是东坡诗，就引用许多，却不蜡蹋，黄山谷便蜡蹋可厌。

杜工部于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诗，独无思亲诗，何也？韩文公亦尔。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说耳。朱子《上母寿诗》，述韦斋平生，无不详悉。韦斋学问人品，迥出人群，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为大中作文，亦无一语褒扬，曰：“先子之命云尔。”惟其如此，所以可信。东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绝古今。至王荆公，则竟父子相圣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采朱子诗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馀好诗俱删去。岂知流连景物，止以一二语见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诗更妙。如《芣莒》之篇，何尝有一字说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诗，比方正学好。

明诸家诗，俱不见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气，律诗有六七首，古诗亦有二三首，祇是太直。唐人亦。有直处，却用淡淡写来。盖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幽光。如人说话，胸中有所感愤，倾泻直吐，听者便觉难耐。惟作平淡语，虽直直说过，倒令人思之觉得有味。

宋诗，单看亦各有好处，若选以配唐人，便不称。欧、王且然，无论其他。王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今看来殊觉浅薄。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调，但根柢气格不是。

鹿大常诗，选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气，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励名节，笔写得出诗，亦看得多，知道各样变体。诗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体局亦然。孙高阳诗，便都是一样，不知变。魏孝子学漪《百韵诗》，便段段有变化。可见钱受之不知诗，选明诗，不登二公，止选高阳，未为允也。

王阮亭绝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诗，须有意思滚出来才好。陈泽州律诗，时有浚醨，如送某假归诗，有句云：“自怜名迹清流外，常恐交游泛爱中。”却是唐句。

学诗先将《十九首》之类，句句摹仿。先教像了，到后来自己做出，无一点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学诗当从韩、柳入，律诗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诗最忌先得句为韵，补缀成之。那两句何尝不好，但读到那里，便觉得气不贯，意不浃洽。先觅句者，必非大家，无论李、杜、韩、柳，郎钱、刘亦决不如此。

绝句不要使力，要淡远，意在言外。古诗却要有气力。

诗到形容情事难得逼肖处，只得造字。然须造得自然，令人不觉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持须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当避；口头边字当避；此题用熟的故事当避。又人所作都现成，我须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里雕刻，我须避到现成一路去。

诗即有作料，须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无意思，只将词藻铺排，最可厌。

律诗封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诗》。“江上”对“渭阳”，“水鹢”对“林乌”；王荆公“女伤悲”对“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杜诗“丛菊两开”矣，而下“他日之泪”；“孤舟一系”矣，而动“故园之心”。丛菊两番，开出他日之泪；孤舟一只，系住故园之心。聊诗“壁空”矣，而 “残月曙”，“门掩”矣，而“候虫秋”。又“壁空”那“残月”之曙。“门掩”那“候虫”之秋。前人皆推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对偶，有搭配不来者。曰：“都搭配得来，久已坏了。律诗本是陋体，古人有嫌字眼太偶俪，太现成，未免俗气，多避之。”

唐人作诗，动呼人名，如“白也诗无敌”之类。今若作诗，亦呼其名，殊觉不必。诗之工拙不在此，犯大圣大贤讳，尤不可。孔孟之讳，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韵！韩文公、王荆公皆不免犯此者。诗虽佳，亦不足录。此郎无忌惮之端。

作诗要好甚难。离却古人，创辟一蹊径，便不像样；一依古人，又如保栱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须是有性情，又有学问，在诗里边工夫又到。却不多做，触事乘兴方为之，断绝酬应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然必定字字工致，便华缛伤雅。诗亦如此。某捡旧作《武侯诗》，以“苦李”对“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律诗中偶用耳。

高高士子为望亲庐求记，曰：“不如诗好。文便着实，说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说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诗，说得离奇飘渺些都不妨。且诗又不消说尽，正是妙处。后来人正坐要铺张，反不好。”

每一真人出，便有一假者来磨难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谓至当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辈人出来为祟，郎如李、杜持，当时便有无数蚍蜉之撼，到底敌不过韩文公、王荆公等之拥护，妣蜉多而势反寡。韩公等如熊罢然，势虽寡而力反过于众，以人心之公是归之也。

世有灵异之物，多遭劫，何况人。陈希夷谓种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将成，必有鬼物败之。”上帝各样福泽都不吝，只惜名，虚名无益。想是清名直达帝廷，李太白所谓“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正此名也。〈以上论诗。〉

考订书学，是要紧事，须兼通篆籀，方能通楷书之不可通处。如“之”下著“心”谓之志，心之所之也；著“日”谓之时，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时”上作“山”，于义何取？王荆公不讲求制字之根，而逐字为之臆解，费尽心力，徒增笑柄。

平声加猛厉则上，扯长些则去。入声甚短，入声惟闽中多得其正。北人气硬，平声多成上声。声音之差，不独口差，郎耳亦差。南陵人“知”读作“兹”，“兹”读作“知”，闽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读“知”，他听作“兹”，教他读“兹”，他听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杨友云：“天统声，地统音。声郎韵部东、冬、江、阳之等是也，音郎字母影、喻、晓、洽之等是也。声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韩于此最严，唐人错者亦少。”曰：“一字有两声者，如‘过’字、‘治’字之类，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密，唐人尚不分。杜诗‘魑魅喜人过’，作平声解者，或谓魑魅寂寞久，亦喜人来过；或谓魑魅欲啖人，故喜人来过，攫而食之。理皆难通。盖言魑魅喜人有过失，与上句意方相应。古人四声借用者甚多，不足异也。”

《等韵》三十六母，现用止廿四字，《经世韵》又列为四十八行，某却分断得有些明白。《经世》盖就现用廿四字，细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则有音无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无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说皆是也。

国书“阿、厄、衣、乌、于”五字，妙得声韵之元，毫无勉强。小儿坠地，头一声便是阿，稍转方有厄音，再转方有衣音，又转方有乌音，至会说话方有于音。自喉而舌，而齿，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复叠呼，便有四万声。《音学五书》所少者，此耳。将来把毛稚黄书及《度曲须知》，择其精要语，附刻于后，便成完书。至某所就国书推出者，则载于某所编《乐书》之后。毛稚黄及《度曲须知》，亦晓得支、微、齐、歌、麻、鱼、虞七部之字无头，它部之字皆有头。却不知七部乃声气之元，别字都是他生的，无有生他者。如“西邀乌”是“萧”字，“西”是字头，“邀”是字腹，“乌”是字尾。又“支”，乃“真”之头，“都”乃“东”之头，“于”乃“元”之头。韵部自当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无头，却不晓其所以无头之故，故仍旧以东为韵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齐、鱼、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萧、肴、豪、尤收乌字，东、冬、江、阳、庚、青、蒸收鼻音，真、文、元、寒、删、先收舌抵锷，侵、覃、盐、咸收唇音。

儿音古所无。“望道而未之见”，“而”古注作“如”。“星陨如雨”，《传》曰：“与雨偕。”是以“如”为“而”。“而”字，古盖读“如”，似 “日”字平声。今山东、江、淮此音甚多，而闽、广则无矣。《洪武正韵》不收儿音。近猗氏卫先生，于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儿为舌音，非也。独以“影”宇为首，则精确不易。

“麻”字应为最初之声，诸声皆由此起。前人读麻为谟，洼为污，鸦为乌，入歌、鱼、虞韵，非也。国书先“阿”字，得元声矣。

宁人谓：“《易》韵亦错，惟《诗》不错。”但如“兴”字，以“鴥彼飞隼”一章论之，是在蒸韵。至“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及“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与“音”字、“心”字为韵。宁人无以解之，乃曰：“‘兴’字，古两用。”又安知《易》韵之不叶者之非两用耶？昌黎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其见卓矣。三百篇不独各体俱备，即用韵变化，法亦俱全。如“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卑豺虎”。是以“者”与“虎”叶，而以中句作过文。《离骚》中亦有用此法处。毛大可只见“维予侯兴”等一二处，便以为古皆通用，尽破从来之藩篱。杨升庵韵尤舛。其实镇部止应分为六，昌黎便如此用。国书十二乌珠，本之蒙古韵。蒙古韵，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现载有，惜不见元人韵书语可证也。十二乌珠内，三部是闽、广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系满洲音，汉人不用，其馀六部，正与所分同。以此见昌黎不谬也。又韵部率以“东”字为首，而国书独首歌、麻；等韵率以“见”字为首，而国书独首“影”，皆超出千古。盖“歌”字从丹田起，“影”字从喉起故也。

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却无破绽。今用韵，且当以杜、韩为宗。杜是老规矩，韩却变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齐、佳，不敢通用鱼、虞、萧、肴、豪、尤，其实支、微之于齐、佳，与鱼、虞之于萧、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韵，且复唐人之旧，渐次复到古韵，方是。《广韵》分部，二冬下有三锺，但二者律诗通用，今遂并锺于冬矣，其实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阳，看“康”字从“庚”字头可见，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读“仪”。侯部宜入鱼、虞，“侯”古读“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支不应与鱼、虞通，自汉已误，《参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选诗，本欲选他此首，因韵错恐误人，遂置之。其诗则屈、宋之亚也。前人于唇喉齿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讲，至宁人却讲偏旁，故独有着落。杜、韩用韵皆精当，惟入声不能如宁人。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

猗氏卫先生论韵，与宁人同，言侵、覃、盐、咸，是真、文、元、寒、删、先闭口，不应东、冬等部无闭口，故于每韵后作圈，以为有音无字，皆存其位。其实侵、覃、盐、咸四部，何尝无别部闭口在内，如侵虽是真、文之闭，亦是庚、青、蒸之闭口，若此之类不须补。

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著《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精当，岂不大快！他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倒美出破绽来。他将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