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部汇考三百四十四

伤寒门十

《元朱震亨心法》

伤寒伤风

凡证与伤寒相类者极多，皆杂证也。其详出《内经》热论，自长沙以下，诸家推明，甚至千世之下，能得其粹者，东垣也。其曰：“内伤极多，外伤间而有之”，此发前人之所未发。后人徇俗，不能真切，雷同指为外伤，极谬。其或可者，盖亦因其不敢放肆，而多用和解及平和之药散之耳。若粗率者，则必杀人。初有感冒等轻证，不可便认作伤寒妄治。西北二方极寒肃杀之地，故外感甚多。东南二方温和之地，外伤极少。杂病亦有《六经》所见之证。故世俗混而难别。

正治温散，宜桂枝汤、四逆汤辈，甚者三建汤、霹雳散。从治用热药加凉剂引之，或热药须俟冷饮最妙。《经》曰：“从而逆之”，此之谓也。反攻用乌头煎之类。

伤风属肺者，多，宜辛温或辛凉之剂散之。戴云：“新欬嗽，鼻塞声重者是也。”

王履㴑洄集===
《仲景伤寒立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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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章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予虽不敏，僣请陈之。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以归咎于仲景之法，而委废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贻祸于后人，《伤寒论》不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贻祸于后人，《伤寒论》其可一日缺乎？后人乃不归咎于己见之未至，而归咎于立法之大贤，可谓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虽移易无穷，终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观之，则其法其方，果可委废大半哉。虽然，立言垂训之士，犹不免失于此，彼碌碌者固无足诮矣。夫惟立言垂训之士，有形乎著述之间，其碌碌者当�《趄》犹豫之馀，得不靡然。从令争先，快睹而趋。�“略之地乎？”夫其法其方，委废大半，而不知近日之简便是趋，此民生之所以无藉，而仲景之心之所以不能别白矣。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后人能知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则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御夫粗工妄治之万变，果可惮烦而或废之乎。是知委废大半，而不觉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犹《六书》假借，虽移易无穷，终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原者欤？苟不余信，请以证之。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什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就三阴寒证而详味之，然后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谓“三阴寒证，本是杂病，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谓其证之寒，盖由寒药误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辞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药误治而成变证，则惟太阳为多，纵使三阴证，亦或有寒药误治而变寒者，然岂应如是之众乎？夫惟后人以仲景书通为伤寒、温暑设，遂致诸温剂皆疑焉而不敢用。韩祗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

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能窥仲景藩篱。又以

“夏至前胸膈满闷、呕逆气塞、肠鸣腹痛、身体拘急、手

足逆冷等证，视为温暑”，谓“与仲景三阴寒证，脉理同而证不同”，遂别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阴寒证”，乃是冬时即病之伤寒，故有此证。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阴寒证”，求对于春夏温暑之病，不亦。�乎？虽然，祗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适当温暑病作之际，其为惑也固宜。以余观之，其胸膈满闷，呕逆气塞等证，若非内伤冷物，则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之病也。且祗和但曰“寒而当温”，然未尝求其所以为寒之故。能求其故，则知温暑本无寒证矣。考之《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证，不过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极甚之证。况其所治之方，亦不过升麻、甘草、当归、𪔀甲而已，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是知仲景所谓阴毒者，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之论者，遂以为阴寒极甚之证，称为阴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并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以治。窃谓阴寒极甚之证，固亦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观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后人所叙阴毒，亦只是内伤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耳，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者也。朱奉议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其伤寒即入阴经为寒证者，诸家不识，而奉议识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专为即病者立法，故其书中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况又视《伤寒论》为全书，遂将次传阴经热证，与即入阴经寒证，牵合为一立说。且谓“大扺伤寒，阳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而于所识即入阴经之见，又未免自相悖矣。夫阳明证之宜下者，固为邪热入胃，其少阴证果是伤寒传经，热邪亦可温乎？况温病、暑病之少阴，尤不可温也。自奉议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少矣。迨夫成无己作《伤寒论注》，又作《明理论》，其表章名义，纤悉不遗，可谓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阴经之寒证，又不及朱奉议之识，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于三阴诸寒证，止随文解义而已，未尝明其何由不为热而为寒也。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释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闭腠理，郁阳气而为热，故非辛温之药，不能开腠理以泄其热，此麻黄汤之所由立也。至于风邪伤表，虽反疏腠理而不能闭，然邪既客表，则表之正气受伤而不能流通，故亦发热也。必以辛甘温之药发其邪，则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汤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药者，盖由风寒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后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于麻黄、桂枝之热，有犯于春夏之司气而不敢用，于是有须加寒药之论。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景《伤寒论》专为即病伤寒作，则知麻黄、桂枝所以宜用之故，除传经热证之外，其直伤阴经，与太阳不郁热即传阴经诸寒证，皆有所归著，而不复疑为寒药误下而生矣。若乃春夏有恶风恶寒，纯类伤寒之证，盖春夏暴中风寒之新病，非冬时受伤，过时而发者。不然，则或是温暑将发，而复感于风寒，或因感风寒而动乎久郁之热，遂发为温暑也。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于是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败毒散、参苏饮、通解散、百解散之类，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虽非至正之道，较之不慎，而轻用麻黄、桂枝于春夏以致变者，则反庶几。然败毒散等，若用于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风之证而已。其冬时受伤，过时而发之温病、暑病，则不宜用也，用则非徒无益，亦反害之矣。纵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于《三阴经》每用温药，正由病之所必须，与用之有其时耳。馀有别论，兹不再具。若概以“三阴寒证”视为杂病而外之。得无负于仲景济人利物之至仁，而误后世乎。自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病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具文，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若谓仲景法不独为即病者设，则凡时行及寒疫、温疟、风温等病，亦通以伤寒六经病诸方治之乎？《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岂非亡其法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无遗也。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说，明书其名，则不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于秦火之馀，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余尝欲编类其书，以“《伤寒》例” 居前，而《六经病》次之，相类病又次之，差后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伤寒温病热病说》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且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者也；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于感寒，或者通以伤寒称之。夫通称伤寒者，原其因之同耳。至于用药，则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伤寒盖感于霜降后、春分前，然不即发郁热，而发于春夏者也。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独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双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而表气受伤故也；后发之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若无新中之风寒，则无恶风恶寒之证。故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是则不渴而恶寒者，非温热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风寒，亦见恶风恶寒之证者。盖病人表气本虚，热达于表，又重伤表气，故不禁风寒，非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也。但卫虚则恶风，荣虚则恶寒耳。且温病、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后传里者。盖怫热自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遂复还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于春夏温病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疏乎？殊不知紧为寒脉，有寒邪则见之，无寒邪则不见也。其温病、热病，或见脉紧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与内伤过度之冷“食也”，岂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识脉形，但见弦便呼为紧，断为寒而妄治。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为寒？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诚由怫热在内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风寒，否则非温病热病，自是暴感风寒之病耳。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其间有误攻里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证，邪纯在表，未入于里故也，不可与温病、热病同论。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方书多言四时伤寒，故以春夏之温病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视之，而无所别。夫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寒疫也。与温病、热病，自是两涂，岂可同治？吁！此弊之来，非一日矣。历考方书，并无救弊之论，每每雷同，良可痛哉！虽然，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固不必求异，其发表之法，断不可不异也。况伤寒之直伤阴经，与太阳虽伤，不及郁热，即传阴经，为寒证而当温者，又与温病热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谓仲景发表药今不可用，而攻里之药乃可用。呜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治法其有不当者乎？彼时行不正之气所作，及重感异气而变者，则又当观其何时何气，参酌伤寒温热病之法，损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即病伤寒药通治也。

《三阴病或寒或热辨》

尝读张仲景《伤寒论》，于太阴有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于少阴有曰：“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于厥阴有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观仲景此论，则伤寒三阴，必有寒证，而宜用温热之剂也。及读刘守真之书，有曰：“伤寒邪热在表，腑病为阳；邪热在里，脏病为阴。”俗妄谓有寒热阴阳异证，误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谓也。寒病止为杂病，终莫能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气者，乃阳热之气，非阴寒之所能也。虽仲景有四逆汤证，是治表热里和，误以寒药下之太早，表热入里，下利不止；及或表热里寒自利，急以四逆温里，利止里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汤证，复有承气汤下之者。由是伤寒汗病，经直言热病，而不言寒也。经言：三阴证者，邪热在脏在里，以脏与里为阴，当下热者也。《素问》论伤寒热病有二篇，名曰热，竟无寒理，兼《素问》并《灵枢》诸篇运气造化之理推之，则为热病，诚非寒也。观守真此论，则伤寒无问在表在里，与夫三阳三阴，皆一于为热，而决无或寒者矣。两说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复究诘其义，而久不能得，虽至神疲气耗，不舍置者，自谓此是伤寒大纲领。此义不明，则千言万语，皆未足以为后“学式，况戕贼民生，何有穷极也哉！”意谓成无己之注，必有所发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随文而略释之，竟不明言何由为热，何由为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盖止知伤寒皆是传经，故疑于六经所传俱为热证，而热无变寒之理，遂不敢别白耳。以寒为本脏之寒欤，安得当热邪传里入深之时，反独见寒而不见热者，且所用温热药能不助传经之热邪乎？以寒为外邪之寒欤？则在三阳已成热矣，岂有传至三阴而反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则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伤寒论》以来，靡或遗之而弗宗，至于异同之论兴，而渔者走渊，木者走山矣。宜乎后人不能决于似是而非之际。故或谓今世并无真伤寒病，又或以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内伤。又昧者至谓《伤寒论》中诸温药悉为传经热邪而用者，以三阴经属阴故也。又其大谬者则曰：“论中凡有寒字，皆当作热字看。”呜呼！末流之弊，一至此乎！于是澄心静虑以涵泳之，一旦豁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当否也，姑陈之以从有道之正。夫三阳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阳也，寒郁其阳，阳不畅而成热，阳虽人身之正气，既郁则为邪矣。用麻黄发表以逐其寒，则腠理通而郁热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热不得外泄，则必里入，故传阳明、传少阳，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阴之病，则或寒或热者何哉？盖寒邪之伤人也，或有在太阳经郁热，然后以次而传至阴经者；或有太阳不传阳明、少阳，而便传三阴经者；或有寒邪不从阳经，而始直伤阴经者；或有虽从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少阴，而独见少阴证者；或有始自太阳，即入少阴，而太阳不能以无伤者；或有直伤即入，而寒便变热，及始寒而终热者。其郁热传阴与变热，则为热证；其直伤阴经，及从太阳即入少阴，则为寒证；其太阳不能无伤，则少阴脉证，而兼见太阳标病；其始为寒而终变热，则先见寒证而后见热证。此三阴之病，所以或寒或热也。苟即“《三阴经》篇”诸条，展转玩绎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传经，或直伤，或即入，或先寒后热者何也？邪气暴卒，本无定情，而传变不常故耳。故《经》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或中于阳，或中于阴。”夫守真者，绝类离伦之士也，岂好为异说以骇人哉！盖由其以温暑为伤寒，而仲景之方，每不与温暑对，故略乎温热之剂，而例用寒凉。由其以伤寒一断为热而无寒，故谓仲景四逆汤为寒药，误下表热里和之证，及为表热里寒自利之证而立。又谓“温里止利，急解其表”；又谓“寒病止为杂病。”嗟乎！仲景《伤寒论》专为中而即病之伤寒作，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作，故每有三阴之寒证，而温热之剂之所以用也，以病则寒，以时则寒，其用之也固宜。后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远，愈说愈凿，若知此意，则犹庖丁解牛，动中肯綮矣。且如寒药误下而成里寒者，固不为无矣。不因寒药误下而自为里寒者，其可谓之必无乎？殊不知阴经之每见寒证者，本由寒邪，不由阳经直伤于此。与夫虽由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于此而致也。虽或有因寒药误下而致者，盖亦甚少。仲景所用诸温热之剂，何尝每为寒药误下而立？况表里寒之证，亦何尝每有“急解其表”之文乎？夫里寒外热之证，乃是寒邪入客于内，迫阳于外，或是虚阳之气自作外热之状耳，非真热邪所为也。观仲景于里寒外热之证，但以温药治里寒，而不治外热，则知其所以为治之意矣。若果当急解其表，岂不于里和之后明言之乎？且三阴寒病，既是杂病，何故亦载于《伤寒论》，以惑后人乎？其《厥阴病篇》诸条之上，又何故每以“伤寒”二字冠之乎？夫《内经》所叙三阴病一于为热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阴病兼乎寒热者，言其变也。并行而不相悖耳。后人谓伤寒本无寒证，得非知常而不知变欤？然世之恪守《局方》，好用温热剂者，乃反能每全于寒证，无他其守，彼虽偏治此，则是学者能知三阴固有寒邪所为之证，则仲景创法之本意，可以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不为他说所夺矣。或曰：伤寒之病，必从阳经郁热而传三阴，今子谓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而为寒证，其何据乎？余曰：据夫仲景耳。仲景曰：病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夫谓之无热恶寒，则知其非阳经之郁热矣；谓之发于阴，则知其不从阳经传至此矣；谓之六日愈，则知其不始太阳，而止自阴经发病之日为始数之矣。仲景又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夫得伤寒，未为热即为厥者，岂亦由传经入深之热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时，便见诸寒证，而并无或热者，此则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执“凡伤于寒则为病热”之语以为治，其不夭人天年者几希矣。

《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难经》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伤寒汗下之枢机乎！夫邪之伤于人也，有浅深焉。浅则居表，深则入里。居表则闭腠理，发怫热，见恶寒恶风头痛等证。于斯时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入里则为燥屎，作潮热形，狂言讝语大渴等证。于斯时也，惟咸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谓之伤寒汗下枢机，其不然欤？惜乎释者旁求，厥义滋隐。《外台秘要》曰：“此阴阳指身之表里，言病者为虚，不病者为盛。表病里和，是阳虚阴盛也；表和里病，是阳盛阴虚也。”窃意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无过不及之谓均，过与不及之谓偏。盛则过矣，虚则不及矣，其可以盛为和乎？故《内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且谓阳虚当汗，阴虚当下，乃遗邪气，而反指正气为言，得无晦乎？《伤寒微旨》曰：此阴阳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实大，寸脉短小，名阴盛阳虚，可汗；寸脉实大，尺脉短小，名阳盛阴虚，可下。苟汗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尺脉力过于寸而后行；下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寸脉力过于尺而后用。”窃意越人“设难以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反以脉不以病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证已急，不可稍缓，待脉应而未应，欲不待则惑于心，欲待之则虑其变。二者之间，将从病欤？将从脉欤？吾不得无疑于此也。或诘余曰：“仲景《伤寒论》引此，而继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语。夫桂枝表药，承气里药，反则为害，是固然矣。然麻黄汤亦表药也，其不言之何欤？且子以阴盛为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黄也，今反举桂枝又何欤？余曰：何不味仲景之言乎？其曰：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又桂枝汤条而曰：“啬啬恶寒，淅淅恶风”，麻黄汤条而曰：“恶风。”夫风寒分言，则风阳而寒阴，风苟行于天地严凝凛冽之时，岂得谓之阳乎？是则风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黄皆温剂也。以温剂为治，足以见风寒之俱为阴邪矣。但伤卫则桂枝，伤荣则麻黄，荣卫虽殊，其为表则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误为主，不为荣卫设也。举桂枝则麻黄在其中矣。所谓“阳盛即毙”者，是言表证已罢，而里证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谓阴盛以亡者，是言里证未形，而表证独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观之，则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畅然于其中矣。

《三百九十七法辨》

余自童时习闻此言，以为“伤寒治法如是之详且备也。”及考之成无己注本，则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于是询诸医流，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欲其条分缕析，以实其数，则未遇其人。遂乃反复而推寻之，以“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不及其数；以“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迩数之，则过其数。除《辨脉法》《平脉法》《井伤寒例》，及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诸篇外，止以“《六经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 诸条数之，则亦不及其数；以“《六经病篇》及痓、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篇中有论有方、有论无方”诸条数之，则亦过其数。至以“《六经病》痓、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篇》有论有方”诸条数之，则又太少矣，竟不能决。欲以此句视为后人无据之言而不从，则疑其或有所据，而或出仲景、叔和而勿敢废；欲尊信而必从之，则又多方求合而莫之遂。宋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其序曰：“今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于是就其十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经篇，霍乱篇阴阳易差后，《劳复篇》中，有方治诸条，以数为计，又重载于各篇之前。又谓疾病至急，仓卒难寻，复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分为八篇，亦以数为计，继于《阴阳易差》后，《劳复篇》之后。其太阳上篇注曰“一十六法”，太阳中篇注曰“六十六法”，太阳下篇注曰“三十九法”，阳明篇注曰“四十四法”，少阳篇不言“法，《太阴篇》注曰三法，《少阴篇》注曰二十三法，《厥阴篇》注曰六法，《不可发汗篇》注曰一法，《可发汗篇》注曰四十一法，《发汗后篇》注曰二十五法，《可吐篇》注曰二法，《不可下篇》注曰四法，《可下篇》注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后篇注曰四十八法”，以其所注之数通计之，得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阳篇》有小柴胡汤一法，其不言者，恐脱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误也。并此脱误四法，于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亦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较之序文之说，犹欠六法，乃参之《脉经》，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伤寒论》又多可温、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诸篇，欲以此补其所欠，则又甚多而不可用。元泰定间，程德斋又作《伤寒钤法》。其自序曰：“若能精究是编，则知六经传变三百九十七法，在于指掌矣。”又曰：“《六经》二百一十一法，霍乱六法，阴阳易差后，劳复六法，痓湿暍九法，不可汗二十六法，宜汗四十一法，不可吐五法，不可下五法，可汗五法，可吐五法。”馀亦以其说通计之，却止得三百一十八法，于三百九十七法中，尚欠七十八法。观其序文乃如彼，考其所计乃如此，则知其犹未能灼然以得其实数而无疑也。故下文细数中，止重叙六经、霍乱、痓、湿、暍、阴阳易、差后劳复诸法而已，彼可汗、不可汗等诸法，再不重叙也。近批点《伤寒论》者，何不考其非，乃一宗其所钤字号，而不敢少易乎？余由是屏去其说，但即论之本文，寝食与俱，以细绎之。一旦豁然，始悟其所计之数，于理不通，而非仲景、叔和之说矣。夫《伤寒论》，仲景之所作也，至叔和时已多散落，虽叔和搜采成书，终不能复其旧，然则今之所传者，非全书也明矣。后之昧者，乃不察此，必欲以全书视之，为钤为括，断之曰“某经几证，某经几证”，以谓伤寒治法，略无馀蕴矣。殊不知其间有论无方者甚多，至若前篇引《内经》所叙六经病证，除太阳少阴证为后篇所有外，其阳明篇无目疼，少阳篇言胸胁满而不言痛，太阴篇无嗌干，厥阴篇无囊缩，若此者，非皆本无也，必有之而脱之耳。虽然，为钤括者，胶柱调瑟，但知叔和之重载，而莫知其所以重载之意也。夫叔和既撰次于搜采之馀，复重载各篇《方治》，并诸可与不可方治者，非他，不过虑人惑于纷乱，故示之以�便而已。林亿乃不解其意，遂不问重与不重，一概通数之，以立总目。何不观重载八篇之中，其方治者，止有一十五条，为《六经》篇之所无，其馀一百五十三条，皆《六经篇》已数过者，安有一法而当两数之理乎？虽程德斋去取与林亿颇异，然亦五十步笑百步耳。其不重数发汗后并吐汗下后诸法，固为是矣。至于宜汗四十一法，却又俱是一法当两数者，与林亿所计，何以异哉？推原其意，似亦不见林亿所计细数，止闻三百九十七法之目，遂自就论中寻而数之，欲以实其总数，然而卒不能实，故为此含糊之说，以欺后人，反又不逮林亿所言也。窃尝思之，纵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于林亿等而出于亿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则后之闻者，必当核其是非，以归于正，而乃遵守听从，以为千载不易之定论，悲夫！余今于三百九十七法内，除去重复者与无方治者，止以有方治而不重复者计之，得二百三十八条，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三十八治，如此则庶或可通也。若以《法言》，则仲景一书，无非法也，岂独有方者然后为法哉？且如论证论脉，与夫谆谆教戒，而使人按之，以为望闻问、切之准则者，其可谓之法乎？其不可谓之法乎？虽然，六经之外诸条，其二家去取不同，固不必辨，然其于六经之中，尤每有悖理而不通者，姑陈一二。如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林亿所校本，则自太阳病止，勿令误也。为一法。自“若酒客病，止杏子佳”为一法。自“凡服桂枝汤，止吐脓血也”，则为证不为法。《程德斋钤法》，则自“太阳病止，随证治之”为一法。自“桂枝本为解肌，止必吐脓血也”为一法。又《林亿本于》“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一条则数为一法。于其馀死不治者，则皆不数。“《程德斋〈钤法〉》于阳明病，下血讝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愈一条则不数，而太阳刺肝俞、肺俞、期门诸条，却又数之而勿遗。馀如两条同类。一云当汗而无方，一云当汗而有方，则取其有方者，而略其无方者。又如当取而不取，不当取而取者，盖亦甚多，不可悉举。若此者。悖理不通。二家皆所不免。所谓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苟熟玩论之本文。以较其言。则罅漏出矣。

《四逆厥辨》

成无己注：“《伤寒论》有云：四逆者，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伤寒邪在三阳，则手足必热。传到太阴，手足自温。至少阴，则邪热渐深，故四肢逆而不温；及至厥阴，则手足厥冷，是又甚于逆。”经曰：“少阴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四者皆寒冷之物，而专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证也。四逆与厥，相近而非。《经》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与厥有异也。吁！斯言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欤！窃尝考之仲景言四逆与厥者非一，或曰四逆，或曰厥，或曰厥逆，或曰厥冷，或曰厥寒，或曰手足逆冷，或曰手足厥逆，或曰手足厥冷，或曰手足厥逆冷，细详其义，俱是言寒冷耳。故厥逆二字，每每互言，未尝分逆为不温，厥为冷也。然四肢与手足，却有所分，其以四字加于“逆”字之上者，是通指手足臂胫以上言也。其以“手足”二字加于厥逆、厥冷等之上，及无手足二字者，是独指手足言也。既曰不温即为冷矣，尚何异乎？仲景所谓诸四逆厥者，不可下。盖以四逆为四肢通冷，厥为手足独冷，而臂与胫以上不冷耳，不谓逆厥有不温与冷之别也。故又曰：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以 “逆冷”二字释“厥”字，足见逆即厥，厥即逆也。故《字书》曰： “厥者，逆也。”虽然逆厥虽俱为寒冷，而却有阴阳之殊焉。热极而成逆厥者，阳极似阴也。寒极而成逆厥者，独阴无阳也。阳极似阴，固用寒药；独阴无阳，固用热药。仲景以四逆散寒药治四逆一条，此阳极似阴之四逆也。其无四逆汤热药治四逆之条者，安知其非本有而失之乎？且四逆汤之名，由四肢之冷而立也。今以四逆汤治手足厥冷，岂非逆厥之不异乎？既以四逆为四肢不温，厥为手足独冷，何故不名治厥之药为四厥汤乎？成氏于四逆散治四逆条下，谓四逆为热邪所为，及于《明理论》谓四逆非虚寒之证矣。至于少阴病死证二条下，却谓四逆为寒甚，若此者，得不自悖其说乎？是知四逆亦犹厥之有寒有热，固不可谓四逆专为热邪所作也。但四肢通冷，比之手足独冷，则有间耳。故仲景曰：“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又曰：“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又曰：“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此三条者，二为死，一为可治。虽通由诸证兼见而然，然死者以四逆言，可治者以厥冷言，则亦可见四逆与手足厥冷之有轻重浅深矣。夫四肢通冷，其病为重；手足独冷，其病为轻。虽妇人小子亦能知之。成氏乃谓厥甚于逆何邪？若能知四逆厥之所以异者，在于独指手足言，与兼指臂胫以上言，则不劳创为“不温与冷”之曲说，而自然贯通矣。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364卷 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