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部杂录

《文献通考》。容斋洪氏《随笔》曰：“范蔚宗《东汉书》叙诸王止于和帝。盖自孝和以后，殇、冲、质三帝皆早世，安、顺、桓三帝皆无子，惟灵帝二子：皇子辩，陈留王协。辩嗣位，为董卓废而杀之，立协，是为献帝。献帝六子，其二为曹操所杀。建安十七年，封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然是时政在曹氏，天下” 三分，虽有“封爵”之名，而实无所谓“土地租食”矣。既封后九年，魏始受禅，四王皆降为列侯云。

秦，罢侯置守，曾不数年，始皇死而群雄蜂起，六国之裔与其强宗，大概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之后，项羽主约霸天下，然所建置诸侯，亦多是己自王之人。及汉高出并三秦，讨项羽，刘项之势既分，而诸侯多附汉，其中立怀两端者，皆为汉所击灭，如赵歇、魏豹、田横之类是也。既灭项氏之后，羽所建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俘之，然后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耳、韩信、吴芮之徒，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后，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后，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盖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为子孙之忧，于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者，则六师夷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也则剿灭异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馀诸侯则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而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故不久而遂废。盖罢侯置守，虽始于秦，然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则始于西都景武之时。盖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尽废矣。至东汉，更始既入关，虽尽王诸造，谋复汉者，然诸人虽有受封之名，多聚处京师，布列要职，实未尝有裂土建国、南面称孤之事。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诸皇子为公，十七年皇子之为公者方进爵为王。徐徐如此，未尝有尽王子弟以镇服天下之意。盖是时封建之实已亡，尺土一民皆上自制之。诸侯王不过食其邑入之租，而于所谓藩维屏捍本无所预，故亦不必急急然视为一大事，如周汉有天下之初也。

前汉孝文之时，梁怀王薨，贾谊上疏，拳拳以诸侯强大、皇子单弱为虑，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从之。后汉显宗则谓：“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于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诸王，与孝文异意，何也？盖孝文之时，分封之大小，可以验国势之强弱；显宗之时，分封之大小，不过系租入之丰俭。国势则宗藩强而皇子弱，殊非强干弱支之远虑。“租入则兄弟丰而诸子俭”，乃见先人后己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东汉之初，名存实亡，故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无系于理乱安危之大势矣。

按文中子后序言：太宗尝读《周官》“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言，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则诏群臣议封建，必是时事也。后之儒者，往住追恨当时诸臣不能将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复见三代之治，以为遗憾。愚尝窃论之，以为必能备究古今之事情，然后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盖封建一事，汉以来未尝废也，然行之辄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众建诸侯，有德有功者则畀之，初未尝私其宗亲，虽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极一时之选。若其果贤，则微子尹东夏，蔡仲君蔡，邦“虽仇雠不废也。若其不贤，则管、蔡为戮，五叔无官，虽同气不恕也。”至汉则且私且忌，故始则剿灭异代所建国，而尽以畀其功臣；继则剿灭异姓，王而尽以畀其同宗；又继则剿灭疏属刘氏，王而尽以畀其近亲。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长之徒，初无功德足以君国子民，特以其近亲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乱，墟其国而陨其身矣。” 盖有先王之公心，则其弊不至于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连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大小相维，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虽多，而制禄不过十倍，其卿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名山大泽不以封，必赐弓矢然后征，必赐圭瓒然后鬯；有巡守，有述职，有庆，“有让”，纲纪未一日隳也。若汉初诸侯王，则畀以大城名都，连数千里，未尝为之分限。山泽蓄货，在其国者，不领于天子之大农；五岳四渎在其国者，不领于天子之祠官。故为诸侯者，一受封之后，即自负其富强，摘山煮海，招纳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诃，谋臣不敢议，所以纵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后，则作佐官之律，严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积毁销骨，所以猜防之者复如此。盖方其纵恣也，则畏之有同乎敌国，及其猜防也，则抑之不啻如谪徙矣。盖有先王之良法，则其弊不至于此。由汉而来，有天下者，未尝不王其昆弟子侄，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与汉无以大相远。盖其初也，惟务私“其宗亲，未尝有择德而授之意。故有国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复不能固结之以恩义，绳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则流于纵恣，西晋是也；刻核者则过于猜防，曹魏是也。而晋、魏皆缘是以亡，是岂封建误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强慕美名，则适足以为祸乱之阶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审时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袭之诏，不久而遂停。而当时诸臣虽以魏郑公之贤，亦以为事虽至善，时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说，盖其度之审矣。如颜师古之议，欲封建与郡县并行，王侯与守令错处，则汉初已尝如此。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盖古之所谓“诸侯”，即后之所谓守令。然自汉中叶以后，王侯之与守令，始判然为二，承流宣化，而实有治人之责者，守令也；食租衣税而但袭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并建，则凡王侯受封之地，必尽废内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后可。但恐恣纵专擅，犯上作乱，复如汉初之事，容之则废法，而贻子孙之深忧，诛之则伤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晋以后，王侯多是虚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内之地而遥封者，如元魏之以会稽、苍梧、建邺、丹阳等郡，封其臣为公侯之类是也。盖户封既为虚名，则受封者之俸禄，必仰给于县官，而出纳之吝，有所不能免，于是遂有“虚食”、“真食”之异。今欲尽复旧制，则王侯受封之地，其户邑之入，必合尽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赋随之，京师府藏顿鲜，无以供军国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又王侯于所受封之郡邑，既无抚字之责，而徒利租赋之入，于是一意侵渔，不顾怨讟。为封户者甚于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谓王侯者，非子弟即勋臣，素号名贵人，华屋玉食之奉，于京师为宜。今使之块处外郡，朝不坐，宴不预，忧谗畏讥，此绛侯之所以恐惧，长孙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则又非受封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

止斋陈氏曰：谨按《国史》，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为贵州防御使，时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杀其礼，非旧典也。夫贵州属广西，下州防御使从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礼，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储君副主犹云士，明人有贤行着德，乃得贵也。先王以家人不惮自贬，如此损益，教道行矣。故国人观之曰：“世子将君我，而齿我于学”，然后众知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节，出阁封王，后世之夸心也。艺祖起百世之后，独追古意，自王礼杀而为防御使，非圣人能之乎？绍圣中，皇子初命，便封国公，遂为故事。

《图书编明同姓诸王传叙》明兴，何姓鲜少，所谓庙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当是时，开基江左，去塞万里，近亦数千里，虽尝图宅咸阳，诏迁汴邑，然时有未遑，议遂中辍。高皇帝经始虑终，防边为急，于是大启宗封，错布万国，择选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盖世，开府北平，天险地利，甲于诸藩。北平以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葆塞山戎，为宁王；度渝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巿东北诸国，为辽王；北平西接古北口，濒于雍河，中亘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为代王；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为晋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为庆王；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为秦王。金城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嘉峪护西域诸国为肃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于曹、滕，车兵雄于鲁、卫，莫不佐以元侯，翊以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则垒帐相望；缔好宗潢，则轺轮不绝。若乃周、楚、齐、潭、鲁、蜀诸王，并列内郡，亦皆秉钺麾旄，部兵耀武。盖草昧利于建侯，板荡维于宗子。斟酌周、汉而衣食于县官，宁有尾末之忧；惩创宋、唐而缀旒于下国，必无“坑沉之祸。”世平自足以展亲，时危不难于复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画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虽坚，髋髀莫解。叶高进贾谊之策，而齐、黄竟晁错之谋。凌逼既深，猜忤遂积。建文数年间，雉罹龙跃，利害相寻。靖难以后，矫枉鉴覆，益笃因心骄恣复萌，稍申裁抑，书敕再三，规诲恳切，而齐谷不悛，终负私贷。宣德初，二叔不靖，汉以义灭，赵以恩完。自是以后，天子揽纲结纽，彝臬日严。一不律则夺禄，再不律则夺兵，三不律则夺爵。贤傅终老于梁园，懿亲绝踪于魏阙。即使力如晋、郑，无假于勤周；顽如吴、楚，何缘而抗汉。以故八十馀年间，有圜土之收，未闻甸师之戮。至正德中，寘𫔍狂猝，卒起穷边。宸濠凶奸，久窥神器。不逾朔旬，身殒国除。今皇帝峻德明伦，每布诏令，首念宗人。诸王拱辰宗海，好礼乐善。虽尧亲九族，周享万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于理财，宜民莫大于通”变。洪武时，亲王岁禄米五万石，他用亦不下万石，而吉凶之赐不与焉。高皇帝约己裕人，未几肆减六之一。今载属籍者，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盖四万有奇。邸禄岁增，民财日窘，至“共蓬而居，分饼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其为祸一也，而不早为之所，可乎？

“懒真子”，天道远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有十五子，并载于《王子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此其一也。而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 “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盖以祉者舂陵王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双溪杂记》：国初，天下诸王皆置护卫，有兵权。至太宗靖难后，遂皆革罢，不许来朝。初制，亲王岁支禄米一万石，后因地方丰歉，或有减支。郡王、将军俱有常禄，亦因民供有限，悉减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关支。又如初封郡王岁支二千石，以后袭封俱支一千石。后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庆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论之，一岁皆支米一千石，反多于亲王禄米矣。先年陕西庆府分封郡王，俱于庆府一万石内分拨，并军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时奉何事例。又如镇国等将军，年十一二岁即请封号禄米。弘治某年因灾异，礼部会官议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纶白于诸大臣定议，“镇国等将军年及十五，方准拨支禄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论之，则日益不及；以宗室论之，往往衣食不继。又宗室降为庶人者，计口月给米一石，比于将军中尉，反得实支。宗室例不种田纳税，商贩营利，而禄常不给，势所必至矣。

《弇州山人稿》。汉宗室多同名者，其自列侯以下，或应有之，乃至诸王，亦自相犯，何也？岂非以宗正之失职耶？余不能尽志，姑志其显者。四刘庆，六安王、河间孝王、更始燕王、清河孝王；四刘章，城阳景王，高密顷王、齐哀王、常山靖王；三刘嘉，梁荒王、琅邪康王、汉中王；三刘云，城阳哀王，广德夷王、东平炀王；三刘定，沛釐 “王、彭城顷王、甘陵贞王、两刘长，淮南厉王、济阴悼王两刘荣，临江闵王、沛幽王两刘遂，赵叛王、梁夷王两刘交，楚元王、济北怀王两刘寿，济北惠王、琅邪恭王两刘勃，济北贞王。常山王两刘胜，中山靖王、平原怀王两刘武，梁孝王、城阳惠王两刘元，淮阳文王。”淮阳王即更始两刘旦，燕剌王、长沙炀王两刘贺，泗水戴王昌邑王，两刘授，河间顷王胶东共王，两刘宠，陈愍王，乐安夷王。夫以王、贺废主，然泗水先封，名之“同”犹可也；淮南窜死赵、遂、燕、旦，以反绝国，何所取而同之？此大不可解者也。

《双溪近录》：“唐、宋宗室得举进士。”《皇明典礼》：“凡镇国将军以下，有文武才堪备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职名品级。”按国初静江王守谦出知东平州，后宗室日骄，无志于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无如我国朝者，二百年来不下万馀人分封之制，初分亲王岁支禄米万石，郡王五千石，袭封亲、郡王，各灭半支。后又以岁歉不给，乃为折支之法，则实支又减半矣。将军而下，每不得减半，盖由生齿之繁，如庆成王七十馀子，又十一岁即支禄米，有司不能供亿。予在礼部，既举行十六岁已上支禄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检制其宫嫔而然。为立妃夫人而下，不系奏请，宫嫔所生，皆与庶人同，不得混袭，庶省岁支。嗟乎！使帝孙王子，岂谓无才而不得一试？贫乏者不得为商农之业以自给，坐受困辱，则处宗藩之法，于斯阙矣。

藩府亲臣，无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诏修《问刑条例》。吏书屠镛与大理少卿王辅有隙，言“辅系仪宾弟，不当居辇下，出为参政。”遂条为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国初王亲多掌禁兵，为辅佐曷有是邪？

觚不觚录？亲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处投剌作书，有称“王”者，有称别号者，不书名。惟今鲁王一切通名，虽获恭顺之誉，而识者颇以为非。体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而无不称“晚生”矣，又当其时，袭封者无不称“门生”矣。江陵自葬父毕还朝，过襄阳、南阳二府，二亲王来迎，报谒留宴，彼此具宾主，上坐长揖，无毫发等差，若陶仲文之过徽，其王自跪，弟子俯伏吮靴鼻。宴会必侍坐，送必候升舆，尤可怪也。

《春明梦馀录》：“齐王榑，永乐四年，并世子、诸王俱削爵，锢南京西内，宣德三年，以嫌赐裁。少子贤爀存。谷王橞，永乐十五年，并世子、诸王俱削爵，锢西内，宣德三年，以嫌俱赐裁。汉王高煦，宣德九年，并世子、诸王俱削爵，锢西内，后俱赐裁。右齐谷以反诛，汉以反皆诛其子，故国尽除。荆王见㴋，弘治中削爵，锢西内，寻赐” 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国不除。楚世子英耀，嘉靖二十四年诛庶弟恭王嗣，国不除。晋王济熹，永乐十二年削爵守恭园。弟济熿嗣，宣德三年济熿削爵，锢凤阳高墙。济熹子宪王嗣，国不除。辽王贵格，正统中削爵守简园。弟肃王嗣，国不除。宁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诛国除，诸兄弟爵如故。徽王载𫭢，嘉靖中削爵，锢凤阳高墙，国除。伊王《典楧》，隆庆中削爵，锢凤阳高墙，国除。辽王宪㸅，隆庆中削爵，锢凤阳高墙，国除。唐王，崇祯九年削爵，锢凤阳高墙，国不除。

玉牒所载：“亲王二十四，郡王二百五十一，镇辅、奉国将军七千一百，镇辅、奉国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七十三，庶人六百二十，而未封未名者，与夫齐府之馀，高墙之庶，皆不与焉。” 《日知录》：汉王子侯之盛，无过哀、平之间。《王莽传》：“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没，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是皆绝于莽而复封于光武之时。然《汉书》表传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绝，而表言安众侯崇居摄元年举兵，为王莽所灭。侯宠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绍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见。师古曰：“作表时见为侯也。表言今见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时，侯身已没者，其子孙亦但随宜封拜而已。惟安众之以故国绍封者，褒崇至忠，非通例也。又《莽传》云：“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寇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惟国师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武五子传》：广阳王嘉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诸侯王表》：鲁王闵献神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中山王成都献书，言莽德封列侯，赐姓王。《王子侯表》：新乡侯佟元始五年上书言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若此之类，光武岂得而复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际，王莽摄朝，伪褒宗室侯及王子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勿录，旋踵亦绝。”又可见莽摄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绍封也。夫惟于亲亲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则于安众之封见之，故史文虽略，千载之下，犹可以情测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以不论。

武五子传昌邑王贺，废封为海昏侯，薨，元帝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表》云：“贺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贺子绍封，传至孙原侯保世嗣，传至曾孙侯会邑嗣，免，建武复封。”是光武之复封有此二人，安众以褒忠海昏，以尝居尊位故与。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𫐐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昙隆启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㝢”，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扬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皋” “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夏阳县伯”，曲阜今仙源县；夏阳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古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于今代。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第108卷 中华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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