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部总论三

性理大全三

《朱子》

屏山刘氏作《元晦字词》曰：“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昔者曾子称其友曰：‘有若无，实若虚’。不斥厥名，而传于书，虽百世之远。揣其气象，知颜如愚。自诸子言志，回欲无伐，一宣于言，终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从事于兹，惟参也无惭。贯道虽一，省身则三。来辅孔门，翱翱两骖。学的欲正，吾知斯之为”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华其继，来兹讲磨，融融熹熹，真聪廓开，如源之方驶。望洋渺弥，光我缩气。古人不云乎，“纯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则时予之耻。勿谓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养于蒙。言而思毖，动而思踬，凛乎惴惴，惟颜曾是畏。

延平李氏，与其友罗《博文书》曰：“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辨论，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 “此子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

“朱子自题画像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沈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暗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 勉斋黄氏曰：“先生自少励志圣贤之学，自韦斋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韦斋病且亟，属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憾矣。”先生既孤，则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学焉。时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延平于韦斋为同门友。先生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延平称之曰：“乐善好义，鲜与伦比。”又曰：“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者益深矣。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儆，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则，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谨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情性为心。根于心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闲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遗。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人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 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而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闲，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巨细，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际，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室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施设，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贤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语》《孟》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差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诸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阈者，既以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词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其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闵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著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公编年之书，缉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孟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章，先生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浅深，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小异，亦必讲磨辨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痾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边裔，亦知慕其道，窃闻其起“居，穷乡僻壤，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矣。”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几，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资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而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秦汉以来，迂儒曲学，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墙，而近代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学者，亦岂能以造其阃域哉？呜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传也。”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馀年之闲，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馀，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驳尤甚。”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闲，历仕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闲，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终日若对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 存。及其久也，静虚动植，中一外融，而人不见其持守之力，则笃敬之验也。其穷理也，虚其心，平其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无躁易凌躐之患，心专虑一而无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究里，自流而诉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而又反复以涵泳之，切己以体察之，必若先儒所谓“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若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尝徘徊顾恋，如不忍去，以待其浃洽贯通之功，深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闲，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资英迈，视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独与道俱，卓然独与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人之视之，但见其浑灏磅礡，不可涯涘，而莫知为之者。” 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欲尧舜其民。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固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儒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据依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语》《孟》二书，世所诵习，为之说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释言》未备。《大学》《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学》次序不伦，阙遗未补；《中庸》虽为完篇，而章句浑沦，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灿然也。先生蒐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又尝集《小学》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识其门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书者，学者之饮食裘葛，准绳规矩，不可以须臾离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也，推卦画之本体，辨三圣之旨归；专主筮占，而实该万变，以还洁净精微之旧。其于《诗》也，深玩辞气，而得诗人之本意；尽削《小序》，以破后儒之臆说；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复温柔敦厚之教。其于礼也，则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补其阙遗而析其疑晦，虽不克就，而宏纲大要固已举矣。谓书之出于口授者多艰涩，得于壁藏者反平易，学者当沈潜反复于其《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难。谓《春秋正义》《明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裔，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谓“《周官》编布周密，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学者既通，四子又读，一经而遂学焉，则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思过半矣。” 谓《通鉴》编年之体近古，因就绳以策牍之法，以纲提其要，以目纪其“详。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放《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大义，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为史家之轨范。”谓诸子百家，其言多诡于圣人，独韩子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之。因为之考订其集之同异，以传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莫白，亦颇为发明其旨。乐律久亡，清浊无据，亦尝讨论本“末，探测幽眇，虽未及著为成书”，而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夫析世学之谬，辨异教之非，捣其巢穴，砭其隐微，使学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则，而不踬于荆棘擭阱之涂，摧陷肃清之功，固非近世诸儒所能仿佛其万一也。自夫子设教洙、泗，以“博文约礼”授学者，颜、曾、思、孟相与守之，未尝失坠。其后正学不传，士各以意为学。其骛于该洽者，既以闻见积累自矜，而流于泛滥驳杂之归，其溺于径约也。又谓“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而陷于旷荡空虚之域。”学者则知所传矣，亦或悦于持敬之约，而惮于观理之烦。先生身任道统，而广览载籍，先秦古书，既加考索，历代《史记》、国朝典章，以及今古儒生学“士之作，靡不遍观，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实用而翦其烦芜，参伍辨证，以扶经训而诘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数千年闲，世道学术、议论、文词之变，皆若身亲历于其闲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以上达，直遂柯叶散殊，亦皆随其所至。究其所穷，条分派别，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囊括，无所遗漏。故所释诸书，悉有依据，不为臆度料想之说。外至文章字画，亦皆高绝一世。盖其包涵停蓄，溥博渊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无穷也。学者据经辨疑，随问随析，固皆极其精要。暇而辨难古今，其应如响，愈扣愈深，亹亹不绝。及详味而细察之，则皆融贯于一理而已矣。尝有言曰：“学者望道未见，固必即《书》以穷理；苟有见焉，亦当考诸书，有所证验而后实，有所裨助而后安。不然，则德孤而与枯槁寂灭者无以异矣，潜心大业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者，惟有《书》耳。谓可躏跞经传，遽指为糟粕而不观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践之，而勿以空言视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岂远乎哉？至于晚岁，德尊言立，犹以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歉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规模广大，而科级甚严，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节而进。至于切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丁宁恳到，提耳而极言之，每诵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之语，必三叹焉。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闾，深虑斯道之无传，始颇指示本体，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学者益切矣。呜呼！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也。而统之相传，苟非其人，则不得而与。自孟子没千有馀年，而后周、程、张子出焉，历时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传，绍邹、鲁之坠绪，前圣后贤之道，该遍全备，其亦可谓盛矣！盖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诗》《书》繁乱，礼、乐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从而赞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经》始备，以为万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馀，六经既已灰烬，诸儒各以己见妄穿凿为说，未尝有知道者也。周、程、张子，其道明矣，然于《经》言未暇厘正，一时从游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于异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上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复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敝可也。

吴氏寿昌曰：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馀，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辞》，并杜子美数诗而已。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凡曩时有发端而未竟者，今悉该且备；凡曩时有疑辨而未莹者，今益信且白。宏纲大义，如指诸掌，扫千百年之谬误，为后学一定不易之准则。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 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词气闲。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推先生一人而已。

鹤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类者为之君师，以任先觉之责。然而非一人所能自为也。必并生错出，交修互发，然后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尧、舜，则有禹、皋陶；有汤、文，则有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各当其世，观其会通，以尽其所当为之分。然后天降以位，人极以立，万世之标准以定。虽气数诎信之不齐，而天” 之爱人，阅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闾接授之法坏，射饮读法之礼无所于行，君师之材移于孔子，则又有冉、闵、颜、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义，天开日揭，万物咸睹。自孔子没，则诸子已有不能尽得其传者，于是子思、孟子又为之阐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后孔氏之道历万古而无弊。呜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谁为之？秦汉以来，诸儒生于籍去《书》焚、师异指殊之后，不惟孔道晦蚀，孟氏之说亦鲜知之。千数百年闲，何可谓无人？则往往孤立寡俦，唱焉莫之和也，绝焉莫之续也。乃至国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极关辅，地之相去，何啻千馀里，而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漏，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如沈痾之开，大寐之醒。至于吕、谢、游、杨、尹、张、侯、胡诸儒，切磋究之，分别白之，亦几无馀蕴矣。然而绝之，久而复之，难传者寡，而咻者众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条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生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粲然中兴。学者习其读，推其义，则知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匹夫匹妇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而实不外乎“暗室屋漏”之无愧。盖至近而远，至显而微，非若弃伦绝学者之慕乎高，而哗世取宠者之安于卑也。猗其盛欤！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陆九渊》

朱子曰：“陆子静说，只是一心，一边属人心，一边属道心。那时尚说得好。在。　子静说‘克己复礼’，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类，别自有个克处，又却不肯说破。某尝代之下语云：‘不过是要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学者切不可不戒。”　问：“子静不喜人说性。”曰：“怕只是自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做一截截断了。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某向与子静说话，子静以为意见。某曰：“邪意见不可有，正意见不可无。”子静说“此是闲议论。”某曰：“闲议论不可议论，合议论则不可不议论。”又曰：“‘《大学》不曾说无意而说诚意。若无意见，将何物去择乎？《中庸》将何物去察迩言？《论语》无意’，只是要无私意。若是正意，则不可无。”又曰：“他之无意见，则是不理会理，只是胡撞将去。若无意见，成什么样人在这里？”　问：“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曰：“子静不著言语，其学正似告子，故常讳这些子。”又问：“陆尝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处，也不知告子高处’。”曰：“试说看。陆只鹘突说过。”又曰：“陆子静说：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将心硬制得不动，陆遇事未必皆能不动。　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闲不同’。此说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有义利不同？只彼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又曰：“他寻常要说‘集义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说成‘袭义而取’，却不说‘义集而取之’，他说如何？”陈正淳曰：“他说须是实得。如‘义集，只是强探力取’。”曰：“谓如人心，知此义理，行之得宜，固自内发。人性质有不同，或有鲁钝，一时见未到得别人说出来，反之于心，见得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若别人说底，一句也不是，才是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说。如“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与“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则一也。岂可一一须待自我心而出，方谓之内！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故自家才见得如此，便一向执著，将圣贤言语便亦不信，更不去讲贯，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又只管理会一贯。理会一，且如一贯只是万理一贯，无内外本末、隐显精粗，皆一以贯之。此正同归殊途，百虑一致，无所不备。今却不教人恁地理会，却只寻个一，不知去那里讨头处。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说吾儒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滚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　或问：“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说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曰：“圣门何尝有这般说话！人要去学圣贤，此是好底念虑，有何不可！若以为不可，则尧舜之兢兢业业，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颜子之有为，若是孟子之愿学，孔子之念，皆当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禅。志公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岂有此理！”又曰：“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闲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 等处，且成片举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乡，但与说云“伱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伤弱，不能饮食之人，却硬要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与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得，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用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子静云：“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 陈正己力排其说，曰：“子静之说无定，常，要云：‘今日之说自如此，明日之说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见人说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谓须是涵养。若有人向他说涵养，他又言‘须是省察以胜之’。自渠好为呵佛骂祖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上做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须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虽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得。圣人告颜子以“克己复礼”，告仲弓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告樊迟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告子张以 “言忠信，行笃敬。”这个是说什么话！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又岂曾说个当下便是底语！大抵今之为学者有二病：一种只当下便是底，一种便是如公平日所习底，却是这中闲一条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圣贤之言分分晓晓，八字打开，无些子回互隐伏说话。”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去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使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却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底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闲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谓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坠千仞之渊’。”　问子静《君子喻于义口义》。曰：“子静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笃好’。子静必要云：‘好后方喻’。看来人之于义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晓，又安能好？然好之则喻矣。毕竟伊川说占得多。”

《真德秀》

勉斋黄氏曰：“《西山》在朝，屡进危言，力扶大义，公论藉以开明，善类为之踊跃。”

吴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潜乎性命，而发越乎词章。先生心得其传，洋洋乎翰墨，沈潜乎仁义，所入虽不同，其见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尽行于时，故私淑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显于世，盖将公利泽于民物，所遭虽不同，其衣被万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学衍义》之书，本诸圣贤之学，以明帝王之治，据已往之迹，以待方来之事，虑周乎天下，忧及乎后世，君人之轨范，盖莫备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知，后有贼而不见。” 此虽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国家者，诚反复于其言，则治乱之别，得失之故，情伪之变，其殆庶几无隐者矣。

《史传》云：“自韩𠈁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许衡》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之言为师，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辉、于秦，抠衣其门，所在林立，盛德之声，昭闻于时。官诸胄学，其教人入德之门，始惟由小学，而《四书》讲贯之精，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为本，四方化之，虽吏为师，刀笔筐箧” 之流，父以之训其子，兄以之勖其弟者，亦惟以是为先语。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极，开世太平之功，无惭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斋姚枢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复仁甫先生，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聚学者谓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学之基。不然，则当求他师。”众皆唯。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亦旦夕精读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寒盛暑，不废也。　先生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先生天资弘毅，卓然有守，其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虽艰危穷厄之际，所守益坚，而好学不倦，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不啻饥渴，于名利纷华，畏若探汤，诚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来，十被召旨，未尝不起，然则不肯枉尺直寻而去。每入对，则众皆注意而听之，卫士或举手加额曰：“是欲泽被生民者也。”

圭斋欧阳氏曰：“先生自谨独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蕴，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问其功，则曰三年有成。是以启沃之际，务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为己任，由其真积力久，至诚交孚，言虽剀切，终无以忤。至于其身之进退，则凛若万夫之勇，何可以利禄诱而威武屈也？晚年义精仁熟，躬备四时，道出万物之表。无事而静，则太空晴云舒卷自如；应物而动，则雷雨满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过而无迹。四方之人闻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亲之而知爱，远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则惟见其胸中磅礡浩大，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无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资之高，固得不传之”妙于圣贤之遗言，然淳笃似司马君实，刚果似张子厚，光霁似周茂叔，英迈似邵尧夫，穷理致知，择善固执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体用兼该，表里洞彻，超然自得于“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数君子所未发者焉。宜夫“抗万钧之势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无毁也。”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许文正公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废，许公实启之。是以世祖以来，不爱名爵以起天下之处士，虽所学所造，各有以自见，其质诸圣贤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论者尚歉然也。”

陈氏刚曰：“魏国文正公出”，学者翕然师之，其学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诵习程、朱之书以至于今者，公之力也。

《吴澄》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为得其传，时则有若张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则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学既无传，而张子之殁，门人往往卒业于程氏。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纯洁，又得” 朱子而属之百有馀年闲，师弟子之言折衷无复遗憾。求之书，盖所谓集大成者。时则有若陆子静氏，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于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而二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先生之生，炎运垂息。自其髫龀，特异常人。得断简于众遗，发新知于卓识。盛年英迈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盖不可御也。摧折穷山，壮志莫遂，艰难避地，垂十数年，其所以自致于圣贤之道者，日就月将矣。历观近代进学之勇，其孰能过之？　许文正公为祭酒，门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旧，先生继至，深悯乎学者之日就荒唐，而徒从事于利诱也，思有“以作新之。”于是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请问。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导诱掖之。使其刻意研穷，以究乎精微之蕴；反身克治，以践乎进修之实。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于是一时游观之彦，虽不列在弟子员者，亦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书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馀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致，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闲。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于斯乎？又百年，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揭氏徯斯曰：“先生磨研《六经》，疏条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虽未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又岂一才一艺”所得并哉？其学之源，则见于《易》《书》《春秋》《礼记》诸纂言。其学之序，则见于《学基》《学统》诸书。而深造极诣，尤莫尚于邵子。其所著书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隐居时，有草屋数闲，程文宪公过而署之曰“草庐。”　元文敏公明善以学自命，问《易》《诗》《书》《春秋》，叹曰： “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

薛瑄读书录

《道统》

道流行于天地闲，即元亨利贞仁义礼智是也。未尝有闲断，但道之托于人者，有绝有续耳。　尧曰“允执其中”，故言中自尧始。圣贤相传之道，中而已矣。　韩子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传，又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为得其宗。”愚谓自秦汉以来，诸儒未有论道统相传之详且正如韩子者。至程、朱论道统之传，亦主其说。若韩子所见，诚所谓豪杰之士矣。　春秋之时有孔子，斯道大明。战国之时有孟子，斯道有寄。自秦汉以降，世儒以知谋功利相高，不知道为何物。故韩子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见，不知所传者为何事。窃谓天命之性，道也。圣贤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传。不明不行，则天命之性，虽未尝不具于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则道失其传矣。　圣贤万世所传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至周、程、张、朱，虽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则”岂有异哉？　程子谓：韩子言所传者何事？窃谓圣人之心，天理浑全，得其心斯得其传矣。　孟子统绝汉唐，闲言道者皆妄也，韩子亦止能言道之用耳。　孟子之后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圣贤相传之道，尽性而已。　道学相传，非有物以相授也。盖性者万物之一原，而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谓道也。但先觉能明是道，行是道，得其人而有以觉之，使之明是道，行是道，则道得传；无其人，则道失其传矣。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传，经千馀载，世儒例以子书视之，而无知之者。独唐之韩子，谓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曰：“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是则千载之闲，知孟子者，韩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业闻望重于一世者，犹挤孟子于《法言》之后，尚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绝学，始表章其书，发挥其旨，而一时及门之士，遂相与翕然服膺其说，天下始晓然知其为洙泗之正传，而不敢妄议。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贤之说，会萃折衷，以释其义，与《论语》《大学》《中庸》为四书。由是洙泗之正传益以明备千古入道之门，造道之阃，无越于此矣。有志者尚笃志以求哉！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始明。　尧、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发。周子、程子、张子之学，非得朱子为之发明，后世纷纷，莫知所定论矣。　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子之道，昭然明于万世，而异端邪说莫能杂者，朱子之功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道至濂、洛、关、闽而明，今其书虽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程、朱接孟氏之统，有功于万世。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传者，只是进修有序。尝观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皆与斯道之传者也，而朱子作《大学》《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继孟氏之统，而不及三子，何耶？盖三子各自为书，或详于性命、道德、象数之微，有非后学造次所能窥测。二程子则表章《大学》《中庸》《语》《孟》，述孔门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进，自洒扫应对孝悌忠信之常，以渐及乎精义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据。”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继孔孟之统，而不及三子与？然朱子于《太极图》《通书》则尊周子，于《西铭》《正蒙》则述张子，于《易》则主邵子，又岂不以进修之序当谨守二程之法，博学之功又当兼考三子之书耶？及朱子又集《小学》之书以为大学之基本，注释《四书》以发圣贤之渊微，是则继二程之统者，朱子也。至许鲁斋专以《小学》《四书》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辞，务敦实行，是则继朱子之统者，鲁斋也。

《诸儒》

孟子之后，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汉四百年，识正学者董子。唐三百年，识正学者韩子。

《韩子》气质，明敏、刚正、乐易、宽厚，皆过于人，但生于

学绝道散之时，无所讲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时，得与道学诸君子游，则其所立当不止是矣。　唐之韩子，乃孟子以后绝无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虽 “博爱三品”之语有未莹者，然大体明白纯正，程子所深许，朱子又为考正其书，诚非浅末者可得而窥也后学因见朱子兼论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责备贤者之意，遂妄论前贤，若不屑为者，其可谓不知量也甚矣！　当《韩子》之时，异端显行，百家并倡，孰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为相传之正统？“又孰知孟轲氏没而不得其传？又孰知仁义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释氏，滨于死而不顾？”若此之类，大纲大节，皆韩子得之遗经，发之身心，见诸事业，而伊、洛真儒之所称许而推重者也。后学因见先儒有责备之言，遂剿拾其说，妄议韩子，若不足学者。设使此辈生韩子之时，无先觉以启其迷，无定论以一其志，吾见沦于流俗，惑于异端之不暇，又安敢窥韩子之门墙哉？故论韩子之得失，在周、程、张、朱数君子则可，苟未及数君子，皆当自责自求，殆未可轻加诋议，以取僭妄之罪也。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为学道之宗也。　理气岂可图，而周子图之，非超然有得于图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终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朱子作《濂溪赞》，其曰“风月无边”，以言乎远，则不御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则静而正也。其曰： “书不尽言，图不尽意”，此理之微妙，诚有非图书所能尽者。　周子之学，当时无知者。《太极图说通书》传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语学者，至朱子始发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学者，亦未易得也。宋道学诸君子，有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胜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后，荀、扬以来，或以为恶，或以为善恶混，议论纷然不决，天下学者莫知所从。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后知性本善而无恶。张子气质之论明，然后知性有不善者，乃气质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无复异议者，其功大矣。自孟子之后，汉、唐以及五代之闲，异端与“吾道争为长雄，至于读圣人之书，游圣人之门，以儒自鸣者，犹匍匐而归之，况其馀乎？”独唐之韩子，不顾侮笑，力救其失，而一齐众楚，犹莫之能胜也。至宋道学诸君子出，直捣异端之巢穴，辨其毫厘似是之非，由是邪正之分，昭然若睹黑白，虽未得悉绝其道，无使并行。然吾道既明如精金，而不得淆以铅锡，明珠，而不得混以鱼目。彼虽援引比附，亦无自而入也。是以庠序育才，科举取士，讲学命词，粹然一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之正，绝口于异端之教，是皆道学诸君子距邪闲正之功也。呜呼！盛哉！　发明《大易》象数之原，始于邵子，继之者朱子也。　周、程、张、朱有大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胜言。于千馀年俗学异端，淆乱驳杂中，剔拨出《四书》来表章发明，遂使圣学晦而复明，大道绝而复续，粲然各为全书，流布四海，而俗学异端之说，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濂、洛、关、闽数君子，虽所学成就不同，要皆有大功于圣门者也。　朱子之后，大儒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补于治道。

自朱子没，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辞之闲，能

因文辞而得朱子之心学者，许鲁斋一人而已。　许鲁斋自谓学孔子，观其去就从容而无所系累，真仕止久速之气象也。　许鲁斋余诚实仰慕，窃不自揆，妄为之言曰：“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为浮靡无益之言，而有厌文弊从先进之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第157卷 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