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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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部总论十

　　明春秋大全〈纲领七则　总论七十四则〉

经籍典第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部总论十

明春秋大全

纲领

胡氏曰：“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 自孟轲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今载七家精要 之词于卷首，智者即词以观义，则思过半矣。

孟轲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 臣贼子惧。”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 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曰：“《春秋》无义战， 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又曰： “《春秋》以道名分。”

汉董仲舒记夫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 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诵其师说曰：“拨乱世反之止， 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 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 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 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礼义之大 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 墨也，舍则无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 止于获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 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 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 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 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

横渠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 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 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河南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 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 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又曰：“《春秋》一句即 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 可以尽道矣。”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春秋》之 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 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极谨严”，韩子 之言深得其旨。

总论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 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 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 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必因时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兴，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 道周矣。圣人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 私意妄为而已。事之谬，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 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 以圣人之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 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 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 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论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 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 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 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 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 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 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 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 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 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 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 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得明于后 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 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

上古之时，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 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孙明复 主以无王而作，亦非是。但颜渊问为邦，圣人对之以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则是。大抵 圣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验今，参取百王之中制， “断之以义也。”

《春秋》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 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 则义须别。

《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后相因既备，周道 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 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颜子得闻，尝语以“四代礼乐” 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春秋》之时，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圣人直书其 事，而常责夫被侵伐者。盖兵加于己，则引咎自责，或 辨谕之以礼，又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 下诉之方伯，近赴于邻国，必有所直矣。苟不胜其忿 而与之战，则以与之战者为主，责己绝乱之道也。 《春秋》《经》不通，求之传；传不通，求之经。

《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 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圣人倾否之书。”

《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 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奸恶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所以惩恶； 奖忠义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

《明类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 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 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 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 斯得之矣。”

《谨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当国大臣 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策。缘始 终之义，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缘民 臣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 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于是改元，著 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 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 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 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内无所承。上不请命 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 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于内。 复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 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幼，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 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君，其如景公之命 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 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 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寿，受其父 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 褒，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绝也。 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 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 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 由是不睦。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也，又特于 《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会诸侯，以列国诸 侯而上与王世子会，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 奉承王命，不与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 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 世子，使国本不摇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 为主，而崇高之势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 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圣人莫 能修之，谓此类耳。

龟山杨氏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 此明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 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

五峰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 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然 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 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 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 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 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 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 臣贼子惧。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什么事，明 年有什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 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 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贵王贱霸而已， 未必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要备二三百年之 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 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 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 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 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 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 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 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 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 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 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 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 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 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 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 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 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 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 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 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 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

《春秋》初时，天王尚略有战伐之属，到后来都无了，只 是诸侯抗衡。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来做；大夫 才不奈何，又被陪臣出来做。

《春秋》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 戒尔。其事则齐桓、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 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 切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 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 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 亦无意义。

《春秋》大概自成、襄以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 有不同。若昭、哀以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 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与其爵，削其爵，赏其 功，罚其罪？”是甚说话！

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 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 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 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 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 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 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 如此乎！”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 “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 有所自致也。

问：“‘‘《春秋传序》引夫子答颜子为邦’之语，为颜子尝闻 《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颜子 说。盖三代制作极备矣，孔子更不可复作，故告以四 代礼乐，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则 取之，恶者则诛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为据 耳。”

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 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 不善者为戒。

问：“孔子‘有取乎五伯，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 予五伯，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 而不废五伯之功。”

东莱吕氏曰：“孟轲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孔子惧，作《春秋》。说之邪也，天下所同闻也；行之暴也， 天下所同见也。同闻同见而惧者，独孔子焉，是何也？ 手足风痹，虽加笞棰，顽然而不知痛，无疾之人，一毫 伤其肤，固已频蹙惨怛，中心达于面目矣。人皆风痹 而孔子独无疾，宜举世不惧而孔子独惧也。《春秋》既” 成，而乱臣贼子惧，向者不惧而今者惧，果安从生哉？ 亦犹风痹之人，仓佗和缓，疗以针石，气血流注，复知 疾痛痾痒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经》文化工，随事立义，其变无穷。若概以 例观，则画笔拟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触类而 长，取证于本例之外，则无所书而不为例也。”

双峰饶氏曰：“《春秋》虽因《鲁史》而修之，然实却是作。盖赏罚天子之事，时王不能正其赏罚，故《春秋》为之褒 善贬恶以诛乱贼，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赏罚也。此 事前古所无，孔子始创为之。”

建安叶氏曰：“《春秋》大义，如尊君而卑臣，贵仁义而贱 诈力之类，其义虽大，无难见也。其难见者，盖在于微 辞奥义，各适乎时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时中，未易窥 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与，或罪非 著而夺，或尊而退之，或卑而进之，或婉其辞，或章其 实，要皆得乎义理之安，而各当其则。文质之中而不 华不俚；宽猛之宜，而无过不及；是非之公，而无有作 好作恶。”

丹阳洪氏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 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然独求于 例，则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其失迂而凿。”

可堂吴氏曰：“《春秋》为讨贼而作也。始也圣人惧乱贼， 终也乱贼惧圣人。然则《春秋》之义无他，亦求之两惧 之间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圣人则禀夫天理之 全。故天叙有典，唯圣人能叙之；天秩有礼，唯圣人能 秩之；天命有德，唯圣人能命之；天讨有罪，唯圣人能 讨之。孔子虽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实行天子 之事也。”

《春秋》纪事，大而天地、日星、人伦、邦国，小而宫室、器币、 草木、禽虫，凡天下万物之理，无不具焉。能通是经，则 理无不穷矣。故扬子曰：“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胡氏曰：“‘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穀梁》 辞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 为主，则当习《公》《谷》。如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 鲁，即隐公兄弟嫡庶之辨，摄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 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赗，仲子以为豫凶事，则诬 矣。王正月’之为大一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当习” 《公羊氏》，谓此类也。若夫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 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甚。郑 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穀梁氏》，谓此类也。若 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矣。万物纷错悬 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要在反求于心，断之以理，精 择而慎取之。自晋杜预、范甯，唐啖助、“赵匡，此数子者， 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造宫墙之侧，要皆未见宗庙 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预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 有浅深，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 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 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纲 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

元城刘氏曰：“《公》《谷》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谷》未 尝言之，故汉儒推本，以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 矛盾，则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 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 《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 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 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 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 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 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 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 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 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 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 聘于列国，是甚道理！

《左氏》说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 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 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

《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 上文甚事。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 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 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 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 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论，所以《公》《谷》、左氏 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 何凿空撰得！

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 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 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 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 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 《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 太多，尽堆在里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从这 里上来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 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 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 不曾见国史。”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 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 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 事多误。

“《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 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都不折 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 《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像胡说。”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 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 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 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 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公》《谷》二《传》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 系。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 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 “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 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 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 “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 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 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安国《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体用该贯， 有刚大正直之气。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有过当 处。”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是，则 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 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 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说道圣人当时之意，说 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以褒之；他当如彼，我便书 那一字以贬之：则恐圣人不解恁地。”

二程子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观其推 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 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 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 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 不解作得。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 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圣人之心？” 问：“于《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 之。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横渠所谓‘非理 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为 经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 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与后世看。纵未能尽得 之。然不中不远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 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谷》 释经，其义皆密，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也。公 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罪下也。若此之类，深 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 曲说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 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损益，转相传授，浸失本 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然则学者于三 传忽焉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 精，则《春秋》之宏意大旨，简易明白者沮于僻说，愈晦 而不显矣。

程子曰：“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 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 《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 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 理，方可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 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 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 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 物为权？义也？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 人自看如何。〈以下读春秋之法〉

或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 《春秋》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 伪。”又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问：“《左氏》即是丘明 否？”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将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为准。 玩味久，必自有会心处，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所易见也。唯微辞奥旨，时措 从宜者，所难知尔。更须详考其事。又玩味所书，抑扬 予夺之处，看如何。积道理多，庶渐见之。”

问读《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而准 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 是底犹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只是圣 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

看《春秋》，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须先随事观理，反复 涵泳，令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意味。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 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 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桓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 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桓文迭霸，政自诸 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主盟中 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襄公 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 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 六卿，而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 世，更没奈何。

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 道理，全不似《公》《谷》。要之，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 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 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 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 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 一实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 此等处，便见得是季氏专鲁，田氏篡齐以后之书。”又 问：“此还是当时特地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 间做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 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

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说为正，如何？”曰：“便是他 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 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毕竟是理会甚事？自可 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会得一个 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 理者为非。亦有可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 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读《史记》，便见秦之所以亡，汉 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 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 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临川吴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 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馀’”噫。读《春秋》者，其亦可以 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随物而赋形；《春秋》，山岳 也，山岳徙步而异状。持一概之说，专一曲之见，恶足 与论圣人作经之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