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部总论二

宋罗愿小集

《内宫问》

或问：“《礼记》所载后、夫人、嫔妇、女御之制，其合于古乎？” 曰：“不然。嫔妇、女御，则信有之，若夫人则诸侯之妃，不在王宫。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礼》，九嫔实亚后，而夫人不与焉。《内宰》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内小臣曰：“‘若有祭祀、宾客、丧纪，则摈诏后之礼事，相九嫔之礼事，正内人之礼事’。此皆自” 后而下，辄及九嫔，无所谓夫人者。曰：夫人，坐论妇礼者也，乌可以职求？曰坐论妇礼，则其不见于礼事也可也。然《内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衣服。”《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则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视诸侯，九嫔之等视卿。天子以内之卿代“外之诸侯；以内之嫔，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则浆人之职何以云“夫人致饮？”掌客之职何以云“夫人致礼？”曰：浆人之致饮，此职之在诸侯国中者尔。王后有酒正致饮，侯国无之，故以浆人。《周礼》之所记，有掌侯国之事，如《环人》讼敌国之类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职，亦诸侯相见之礼。若诸侯朝天子，皆于其汤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饩致享，其礼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职，先言“王合诸侯”，次言“王巡守殷国”，次言 “凡诸侯之礼”，次言凡诸侯之卿大夫士为国客，则知此言“诸侯之礼”者，诸侯相为宾之礼也。有同姓之国，有舅甥之国，有夫人父母之国，则夫人为之致礼。若天子之宫，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与诸侯行礼耶？曰： “然则王宫之无夫人审矣，则嫔妇女御之分处六宫也奈何？”曰：“六宫之处，嫔不在焉，古者六宫九室，六宫以象王之六寝，王后之所治也，世妇为后之属，实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嫔之所居也，女御为九嫔之属，实分处焉。此《礼》所谓后立六宫”，又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嫔各有室，不在六宫。或曰：“何以知世妇属后，女御属九嫔？”曰：“内宰上春诏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献之于王。” 而《春官》世妇每宫卿二人，其职曰：“世妇掌女宫之濯溉，率六宫之人共粢盛。”则是世妇属后之验也。“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冬率其属，以时御叙于王所。” 而《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寝。”则是女御属九嫔之验也。曰嫔次于后，则嫔当以何人为之？曰嫔之义尊矣，古直以嫁为嫔，故《书》云：“釐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 《诗》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所谓九嫔者，盖亦从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国，以娣侄媵之，“备官而行，数至于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择，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说也。”曰：“然则御叙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为十五夕，其实不然。夫内宠无并，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与庶妾，更进迭退，一月而再见，其为降也甚矣。古以贵贱为接见之疏数，故《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夙夜在公”，贵者也，故其接也数。抱衾与裯，贱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礼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进于王，所以正内治。故《诗序》云“贤妃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于休沐之义。以五日一休，一嫔与其御进；又五日一休，一嫔又与其御进。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嫔毕见。凡一时而再见，凡一岁而八“见，此嫔御进见之大数也。自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内则》曰‘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则世妇不进御与？”曰：“‘否。《周礼》：九嫔掌以时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惟世妇不然，掌丧祭宾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嫔御，亦不及世妇。世”者，代也，妇又已嫁之名，盖先世女御之老而无子者为之。故《王制》云：“国君不名，卿老世妇。” 卿老亦致政而归者，则以先世之臣妾，在所当敬故也。是以内宰于六宫、九嫔、女御皆教，而独无教世妇之说，以其素习于礼，不待教也。或曰：“诸侯之宫何如？” 曰：“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传》曰：‘秦伯纳女五人’。” 哀姜之嫁，亦有“葛屦五緉”之语，则并夫人为五也。《公羊》言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而陈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则是并夫人为三也。至其宫则半天子，故《礼》曰：“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此其降杀

之序也。至其末也，齐威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

又六人，则是九人也。晋文公以夫人礼逆怀嬴，然犹

曰“班在九人”，则是亦九人也。而齐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嫔，皆有所依仿，其僭侈甚矣，不可以为法。

郑伯谦太平经国书

冢宰属官

或问：“三公与王论道经邦，当时下兼冢宰，而其所统六十官之属，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为之务，何也？”曰： “此固所以论道经邦也。人徒见夫内外庭宿卫之士，士之贱者也；烹庖饔膳之士，士之辱者也；鱼腊酒浆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为末用，而宦寺嫔御、洒扫使令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还，所以蛊坏人主之心术而侵夺大臣之权柄者，往往皆是人为之。盖公卿大臣，其内外则有限，其进退则有时，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后也。若夫侍御仆从之人，备趋走使令之职，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际，无不与之同焉。比其极也，则变换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谨以市其信。”人主一堕其中，则亦何所不至哉！故虽以文武之圣，而侍御仆从犹乐于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诏后世者，又不独见于太宰之属。他日立政之作，尢拳拳于缀衣虎贲趣马之微焉。昔者先王之时，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而前巫后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无不致“其谨焉，用能保护君心，养成圣德。”宦官宫妾，便嬖侧媚，得以趋走使令于前，而不得以乘间取荣宠、窃威福也。周公之深智远识，固有见于此。是以乱萌祸机之所在，无不究极。用见古人辅相之事业，皆“格物穷理之学，要非屑屑然乐亲群有司之细务，而厚集权势以尊己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后世识此意者，诸葛孔明一人而已。汉初犹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后庭尔。”朝夕出入禁闼，洞然无内外之限。故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常多，而亲宦官宫妾之时常少。日见正事，日闻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论道经邦之地，固造原立本于此也。自武帝宴游无度，于是外庭日疏，内庭日亲，公卿大夫一“切隔绝不接见，而小人独在左右，事趋媚矣。大臣无权，而小臣专权，异时关内侯、骑、都尉之爵，下及于烹庖、乐工、医师之贱，至鸣玉而曳组。房闼有制政之渐，妃妾起巫诅之风，阍寺擅废立之权，夫谁得而制之？微物细事，其倾祸毒国，至于此烈也！”而今儒者顾方不屑意于天下之细务，溺意高远，学僻而事左，异日“败理伤化，则往往起人主厌薄之心。是故书生之清谈而迂阔者不足怪也。”论道经邦之事业，当于太宰属官而求之。

太宰诏王

或问：“太宰主群吏，司徒主万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万务，无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驭臣，八统驭民，太宰必以诏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柄谓权柄之大也，统谓统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纵阖辟之间，是非人臣之所得为也。盖圣人之为天下，一切听于法，而无操纵阖辟之权以变通之，则吾之爵禄生杀，有时而穷，而人情取必之馀亦有时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贵也，或无爵而未贵；有功者宜富也，或无禄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为幸；非所可赦，而有私义之免以为福；置之尊贵而使自爱，夺其荣富而使贫窭。罪重于过，而或止于废，过轻于罪而或扺于诛，此皆人主之所用以为耸动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统而言之，亲故宾客固当敦敬而尊礼，贤能勋贵固当任使而保护。然恃恩者常易骄，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尽瘁之士亦不能无累日取贵之心。今也，亲亲未已而贤贤继之，尊尊贵贵未已而下，下继之内朝序齿，忽变而序爵于外朝。投壶、燕射、序贤，或变而序官于宗庙，不拘于一而迭出于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为转移变化之术，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测之恩，用不测之威，我可以取必于人，而人不可以取必于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而不得以要持而固，必暂出于“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惨怛而悲，此岂非权柄统驭之大者乎？”太宰虽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权柄，专统御，摆落乎法令而杂用乎经权，则绳墨废而法守乱，末流之弊将至于荡然自肆，诬上行私之人皆得借口以专其欲矣，周公所甚虑也。其大者归于王，而其小者则守于冢宰；其权而变者归于王，而其经而常者，则守于冢宰。若《内府》供王之好赐予及冢宰之好赐予，此好赐予之常者也。若《司会》“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此废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叙，“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禄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记》言“周人之亲而不尊”，《祭义》言“周人贵亲而尚齿”，此亲亲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万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权，故其疾速进退皆在我，而百官万民不得执法以要其君虽然，权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诏，此亦虑其所终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间，相济而相维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无一官之不尽其职，而王畿之内，所以无一民之不入于善也。盖天下之人，见太宰必然之法，则不敢以不自尽；见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权，则内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昂振厉，惟知自强于为善而已。昔者尝观诸夏、商与齐、鲁之事，则大异于周矣。盖夏后氏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弊至于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弊，至于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及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盖齐之所为，无以异于商，而鲁人之治，则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赏，用必然之罚，必亲亲，必尊尊，必举贤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固至于此，此宜周公之所惩也。为之定法以自守于其下，使人主时用其意，而操纵阖辟于其上，上下相与出于必然不然之中，然后可以振厉人心于无穷。

太宰九两系民

或问：“九两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长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职，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师儒之间，宗族朋友之际，山林薮泽之豪，岂尝有位于朝，有禄于国者耶？而均之曰得民，与牧长主吏并立而相参，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 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内，近而乡遂，远而都鄙，其官皆长吏也。三等，采地之间，卿之有邦县，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则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则其利入有以得民。长与吏虽有禄而无地，然既食其禄，则民亦有以尊其贵；既专其政，则民亦有以悦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类，其分必以群。不为之两，则涣散四出，而其势不可合矣。是以牧长、主吏，先王各使之系其民而听其两，不可纵也。不听其两，则其势将至于涣散。听其两而从其得民，他日有怀诈怵邪之诸侯、倾侧扰攘之士出于其间，则逆节之萌，祸心之包藏，其将何以制之？”先王于是有师儒、朋友、宗族、豪富之“两，以参互于其间。是九者相与为两，而后邦国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后有相训、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礼乐，足以师表一世，其门人弟子不远数千里而从之，虽饥寒流落，滨于死而不去，此师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垒，而畏垒之人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阳城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庄之族，齐诸田、楚、怀、屈，率以强宗大族，更相维持，系属人心。若汉郭解之游侠，轻财重义，出万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则民心争慕而惟恐。或后蜀卓氏、孔氏、程、郑、刁间之徒，占山林薮“泽之利，殖货累巨万，而富比封君，隐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联民之族类，相悦而相附，相制而相维持，故彼动而此禁，一萌则一揠，先王经理邦国之大意，隐然可见于此。后世《王制》不明，是九者虽未尝不兼有，而为治者不知也，徒为之牧长，为之主吏，而所谓师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尝过而问焉。是以越雪蜀日，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为意，而师之得民者废；溺冠骑项之馀，俳优侏儒，争以儒为戏，而儒之得民者废；禁游侠，破党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废；诛锄强宗，迁徙大族，嫉恶州县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废。五者尽废，而牧长主吏虽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县之守令，大抵以办财赋为职，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无复一人经意矣。秦汉以来，牧长主吏之间，如有番令吴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岭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宾客之势而倾动天下。吴王濞擅山海之利，赋不及民，拊循招纳，而山东七国之变相挺矣。士不考论后世之变，而惟见《太宰》“九两系民”之说，则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太宰节财用〈论九式均节财用〉

或问：“‘《王制》之书，言冢宰岁杪制国用’。此九赋九贡之后，亦有九式以节财用。冢宰与王论道经邦者，而区区于理财用之末者，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财聚于公上而大臣不敢撙节于其间，则府库之充牣，财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宫室、器用、服食、赐予一切始无度矣。是固蛊坏心术之大源，而以道佐人” 主者之急务也。予尝论冢宰属官，以为“内外庭宿卫之士，士之贱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鱼腊酒浆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丧服为末用，宦寺嫔御、洒扫使令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际，易以惑悦人主之耳目，而侵窃大臣之权柄。是以冢宰一举而尽握之”，此固一说也。然而府库“之财物，国家之耗费，亦莫大乎是。数者之间，使太宰身不得总其人，心不得约其用，则多寡、丰杀、去取、用舍、损益之目，谁得而检之？”秦、汉以来，散无统纪。武帝穷奢极侈，尤为无度。卫士已三万人，而郎卫之外又增置期门、羽林，南北军之外又增置八校尉，无复多寡之节。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充天子私供养。大官七丞，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庖人主宰割，无复丰约去取之制。黄门给事禁中，钩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监，无复用舍损益之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疋，金钱以巨万计。县官空虚，而吏始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矣。异时元帝在位，虽号温恭少欲，而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疋。此御史大夫贡禹所以拳拳献忠，愿减诸离宫及长乐宫卫之大半，太仆减食谷之马，水衡减食肉之兽，省宜春之苑，罢角抵之戏，复齐三服官之旧，而还高祖、孝文之节俭也。虽然，禹徒知高祖、孝文之节俭，而岂知有太宰九式之均节耶？以《周礼》考之，“膳夫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庖人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会；酒人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饮酒不会；内府岁终不会王后之服；司裘岁终不会王之裘与其皮事。”夫一岁之财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岁之人，冢宰所以制一岁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会”，岂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贱有司也，以区区贱有司，而与至尊较出入之是非，计用度之当否，则于势为不顺，于事为难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丰杀、去取、用舍损益之数，则自有九式存焉。吾何与知，而与至尊者较曲直取与耶？是故好用匪颁，吾则共之；刍秣币帛，吾则共之；工事、羞服、丧荒、宾客祭祀，吾则共之。以至向之所为贱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则总持之。夫惟财供于有司，而式法持于太“宰。是以人主不敢违式法而过取。百官有司于此，亦不敢至于违式法而过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颁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职币》以式法敛币。馀职岁以式法赞逆会，太府以式法颁货贿。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碍，则侈心以式法而销。国用不屈，民力不匮，而王府之财用始沛然有馀，而论道经邦之地始造。原立本于此，而无以蛊坏之也。或曰：“小宰之职，以法掌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之戒，其军旅、田役、荒丧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财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会同、朝觐、军旅、田役，何也？”曰：“朝觐、会同之用，不过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赐、飧宰而已，此则宾客之式也。军旅田役之用，亦不过币赍，委人共委积薪帛，司勋掌赏地，宫正颁衣裘、车人、矢人、缮人、槁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数，一切皆有法式，以给其财，此则币帛刍秣匪颁工事之式也。”或又曰：“军旅田役莫大于糇粮，而不为之式，何也？”曰：“居者积仓，行者裹粮，人自为具，非公家之给也。公家之” 所给，惟官府中供军事者耳，此则有“廪人治师役之粮食，仓人供道路之谷食，遗人掌道路之委积”，是不为无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谓理财，惟急于理其出而已。盖财多则下之用者易失之渗漏，上之取者每患于过差。《九式》之法不过以撙节人主，亦以堤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避名也。式法不行而后上下始交征利矣。锱铢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财，不足以赡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呜呼，是其所以为秦、汉欤？

会计上〈论司会以上七官〉

或问：“《周制》，天下之财皆受令于太宰，而总于太府。其王府则专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赐；其内府则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则专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于司会则惟总其会，司书则惟总其书，职内则惟记其入，职岁则惟稽其出，职币则惟振敛财帛之馀，与夫《司裘》掌” 皮，则又皆惟会讨，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纳移用之权，尽总于太府，而司会至掌皮，则不过纠察钩考之而已。然太府则下大夫为之长，而司会则反以中大夫为之长，司会之权反重于太府，何也？曰：此圣人之深意也。以会计之官稽掌财用财之吏，苟其权不足以相检括，而为太府者反得以势临之，则彼将听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卤莽而察奸欺？卤莽奸欺无所忌，则沉溺掩蔽之弊生，而匮乏枵虚之患至，暴征横敛之原必自是而启矣。是以圣人必使之有相临之势，以去其相党之私，然后理财之本末为可观。今以《司会》而下考之，所谓“职内”、“职岁”、“司书”、“职币”、“司裘”、“掌皮”，亦均之为理财也，宜属于太府，而皆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掌财用财者，无不于太府受财焉，而诏王及冢宰废置，乃司会主之。司会之权不亦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会、司书皆一体也，司会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司书亦掌《六典》八法八则之贰。夫六典以治邦国，八法以治官府，八则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职业，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贰之以 “小宰”，因其理势之当然。彼《司会》《司书》乃亦得而贰之，司会之权不重乎？夫惟会计之权重，则紏察钩考之势得以行于诸府之中，事不至于欺伪，用不至于干没，数不至于亏耗，国计不匮而功化无不“举，推而至于典法则之处，无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则财用足，财用不缺则百度无所亏，可以备威仪，可以兴文物。车旌圭璧之器，梓匠轮舆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礼，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师田、行役、冠婚、丧祭，皆可以并举而无遗。”当其礼制乐作，兵寝刑措，而馀财馀力之效，虽神祗祖考犹安乐之。治道之成，天下，夫孰有废而不举者？向使司会之于太府，不敢论其曲直当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为欺，而彼此相容以为奸，则不终日而匮乏随之矣。财力既绌，国用萧条，下无以应无厌之求，上无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礼乐庶事废坠而荒落，向之所谓《六典》《八法》《八则》，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则周家所以重司会之权者，固将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郑氏不深于《周礼》，乃谓“太府若汉之司农，司会若汉之尚书。”不知汉以司农、少府掌内外之财，而尚书特少府之属官耳，紏察钩考之权，安得以其属而行于其长也？而后之儒者则又疑泉府仓人、廪人掌“泉谷之出入而不会计。”不知此三者之列于司徒，特以其事近于民耳。若会计则同出于司会而已。且其致九贡、九赋、九功、九式之财用，所以于其入而会之也；掌官府郊野县都百物之财用，所以于其出而会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参互而会之也。百官之府，百里远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会皆得以会之，固不应若《尚书》之卑，而法不及行于司徒之属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汉唐何足以知之？汉兴之初，亦尝少近于此。以萧何为相国，而以张苍为计相。计相之权，正周司会之职也。命名曰相，与相国并立，其事权为甚重；计天下之财，而财不在其手，其钩考为甚公。使汉终守此制，而行之于司农少府之上，夫谁曰非古？然其迁计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计相而为主计也，又止于四岁。自是而后，主计之名，与苍俱罢矣。司农、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财入，而三公之属又有仓曹以主仓谷，有金曹以主盐铁货币，又自分司农之财而有之，而会计之官独无闻焉，遂使郑氏猥以《尚书》而充之。每观文帝问一岁钱谷出入之数，而平、勃皆以为不知，而请问治粟内史，则知钱谷自司农之外，无有能知其数者。宣帝之世，韩延寿守东郡，放散官钱千馀万，是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诘问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岂自计相罢后，御史总领天下之财计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归禁钱于司农，归水利于少府，归盐铁于郡国，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后，改司农、平准为中准，而列于内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诸曹，列而为监，又尽用奄人以领之”，不惟无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无复有与财计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财虽掌于士大夫之手，而纠察稽考，犹未有执其权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盐铁，二曰租调，三曰度支。度支以相会计，其名非不美也。然当时三司独设副使，以三司使为之长，则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属耳。其官长治财，而其属考之，于势为不顺。宋朝三司使，其属官亦有磨勘司均之，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后，南库令宰相提领，虽少异于他官之检核，而内外不得以兼统矣。然则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汉之计相而正之，以周人“司、会”之名，使之权尊势重，以临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国用其庶几乎！

会计论下

或问：“西汉自计相主计之罢，司农、少府分受天下之财，仓曹又分司农、少府之财，利权散主，漫不可考，疑其为防甚疏矣，而当时之财物反以充羡。东汉自光武归盐铁之利于郡国，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出少府之陂泽于司农，司农以四时受郡国钱谷之数，四方调度，一切关请。又有尚书以参互钩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乱，疑其为防甚密矣，而当时财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东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宫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岂后世之所能堪？尚书少府之属耳，焉有其官长理财而其官属能考之者？前二论已详之矣，此不必复论，乃若西汉之所谓充羡，亦不过一时取天下之财而聚之公上”耳。非有会计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无，以均节财用之出入，而至于有馀也。《食货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后，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

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财

物之浩穰，汉之富庶，于是为极矣。然建元三年，平原

河溢，民已相食，何遽若此廪廪也？六十馀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遂不足支一朝之变乎！盖自贾谊、晁错劝文帝以蓄积均之为蓄积也，谊则欲公私之兼足，而错则专剥民以厚君。今年人粟于边郡，明年入粟于内郡，郡县之仓庾皆盈矣，而民则无颗粒之馀，平居无事，犹以自支而不见其缺。一旦旱干水溢，变起仓卒，民则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见其上之有馀，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则穷兵黩武，内则穷奢极侈，公卿大臣曾无一人焉执均节之法以限制其方张之意，至是则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财，不足以赡一人之欲，财力既屈，急征横敛，生民复被其毒，萧然殆无以异于水旱之时也。嗟夫！举天下之财而藏于国，其敛之既无度；举国家所有之财而奉一人，其用之又无节，而其极也又不免暴征于民，以宽其目前之计。若是而犹曰“西汉之财物充羡”，吾亦不知其以何者为充羡也。况又有所谓卤莽蔽匿之失，干没渗漏之弊，千奸万欺之转移攘窃乎？取之无度，用之无节，而会计之尤为无法。盖尝观之，中尉脱卒，动数万人。〈王温舒〉乐安隐田几四百顷。〈康衡〉关东流民无名者四十万。〈石庆〉少府陂泽，多为贵戚冒垦。〈石显〉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无定数也。近税武关以给守卒，远田车师以给过使。”〈上武纪下西域〉公车索求于长安。〈东方朔〉掖庭出私钱以养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钱以市财用。〈杨恽〉剂券甚不明，而廪禄所给，甚无定所也。“会稽计籍，三年不上”，〈严助〉内史假货殖，多不入。〈倪宽〉东郡官钱放散至千馀万。〈韩延寿〉乘传而行郡国，矫赋至六百万。〈贾谊〉课最甚不严，而州县所供甚卤莽而无定期也。乘舆赐竭，取给大农食货。大农钱尽，续以少府〈贾谊〉平陵工作，取诸《水衡》。〈宣纪〉私用经费甚不常，而缓急所移用甚紊乱而无定制也。以至无额杂赋羡租之积，尤为泛然无统。如赎罪之钱储于北军，〈江充〉无名之钱，储于郡内。〈张安世〉卒吏之钱，寄于州郡。〈东海〉“廪牺之钱”，寄于冯翊。〈韩延寿〉军市之租，委于边吏。〈冯唐〉则涣散尚有未易究者。执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犹存，不闻有奉公廉平者。籴边谷百万，而虚数至六十万斛。〈赵充国〉僦民牛车，而增价至三十万。〈田延年〉甚者或私僦宾客，而入多逋负。〈郑当时〉则其转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数者。盖自汉家无计相之官，公卿大臣无有能知钱谷之数，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独被其害于中，以至于若此时也。周家之所谓“充羡”，宜不如此。夫以汉去周之近，使其参酌《周制》，有书契版图如《司书》，则口算田租何至于无定数？有颁财受财如《太府》，则剂券廪给何至于无定所？有九贡、九赋、九功之令，财用有日成、月成、岁成之考，出入，则课最期会，何至于无定期？有王府、外府，则经费私用必不至于紊杂；有职内、职币，则羡租杂赋必不至于涣散。总而言之，有会计之权，如司会之重，则凡百官吏又将不敢以容其奸欺。奈何聚天下之财于公，而听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财而人无不贪，犹饮人以酒而人无不狂也，与人以利而人无不取，犹饲马以刍粟而马无不食也。”周公创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会计之法所以为尽善者，盖不独考其国之财，亦将以并考天下之财也。以《司书》观之，所谓“知民之财”者，则诸府所受之贡赋必欲知其欠馀也；所谓“知器械之数”者，则执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则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产有蕃而有耗，无不考之。知山林川泽之数，则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泽之蒲苇鱼鳖有盛而有衰，无不考之。若其有馀，则输官之数必不容其亏，若其不足，则“输官之数必不取其盈。”盖上下相通，有无相济，合天下为一体而为之，不若汉之判然不相关也。论财物之充羡，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后可。

论税赋出于私田

或问：“畿外有贡，畿内有赋，有税、有征敛之目，其别如何？”曰：“公田以为税，私田以出赋。征敛，则税赋之总名；家征力征，则以一家馀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则以一夫私田之赋言之。若畿外诸侯，则食公田之税以为禄，输私田之赋以为贡耳。学者于贡、赋税之说，何其纷纷也？愚请略公田之税，而姑论畿内之赋，次及” 于畿外之贡，然后纷纷之说，可以尽折而一之。人徒见夫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则以民赋为止于兵车，以九赋为诸臣禄田之赋，非也。赋税虽一，而赋有三。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此兵赋也；甸出长毂一乘，此车赋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赋也。时方有事，则农出一兵，甸出一车，事已则兵还于农，车还于甸。虽名为赋，其实则使民自为卫耳。有以足军之用，而未有以足国之用也。国之大用，有祭祀，有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不取诸民，于谁责而供之？于是始助百亩之私，以制九等之赋；劝九职之任，以代九赋之出。今考之《周礼》，国中四郊之赋，闾师征之；野之贡赋，县师征之。委人征薪刍、木材，兽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羽人敛齿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锡石。《泽虞》取国泽财物。掌葛掌染草，则征𫄨绤染草，以当邦赋。掌炭掌荼，则征灰炭、茅莠，以当邦赋。其始也，以九谷为主，而其终则皆以九职之物充赋。其始也，以五等定轻重，而其终则皆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熟读一书，其所以孜孜于田赋之说者，盖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税，《周礼》曷尝一言之？岂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赋不言军旅？亦以一兵一车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黄帝为井牧以来，未之有改。彼则自周公之身而经始之，色目常虑其巧立，轻重常恐其过差，有无常患其相违，受用“常忧其相乱。是以太宰正其名，载师酌其数，闾师、县师随其物，太府谨其待用。”盖其终始本末，无毫发不经思虑者。达之王畿之外，则有异名而无异法。诸侯食其税于国，则税之名变而为禄；诸侯纳其赋于王，则赋之名变而为贡。始于太宰之致其用，中于司马之制其赋，终于小行人之令其献。考之《职方氏》，自扬之金锡，荆之丹银以至并之布帛，此则取物以充赋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宾物以至要服之货物，此即变赋以为贡也。其纤悉委曲，则与畿内无一不相应者。盖尝以《禹贡》之书考之，然后《周礼》贡税赋之别，源流会通，益无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内，尧之所都也，“厥赋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税，虽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赋折以他物，则其等实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赋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诸侯之国也。田赋之下，于是始立为贡篚之制焉。有金木铅石之贡，有漆丝羽茅之贡，有球琳琅玕银镂砮磬之贡，此则太宰之九贡也。然《禹贡》与《周礼》少异者，《周礼》畿内之类，通可以言贡，而《禹贡》则专指以为赋；《禹贡》畿内之赋专以米粟之属，而《周礼》则杂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异者耳，不害其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贡税赋之法不复存成王、周公之制。鲁之宣公初税亩，是以公田之外，复履私田之亩，行十一之税。虽然，赋则尚无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则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车之赋，非复《司马法》之旧。哀公之用田赋，则受田百亩而出赋二十亩，私田之赋，非复《载师》之旧。至于邦国之贡，益悖谬而无统。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诸侯既不致贡于天子。子产言郑伯以男，而使从公侯之贡，是晋人责贡于诸侯者又难给焉。此岂惟非周家之旧法哉？虞夏贡赋之法，自三代以来所谓相承而不废者，至春秋而扫地矣。呜呼！读《周礼》见周之所以盛，读《春秋》见周之所以衰。

宫卫〈论宫正宫伯宿卫〉

或问：“宫正掌兵卫，宫伯掌郎卫，而兵卫郎卫则皆统于太宰，何也？”曰：“宿卫不统于太宰，则内外之势有所限隔，而贤否之人无所决择，事权将分，政令得下，移而错出，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曰：“信如是说，则九兵皆宿卫也。虎贲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马》？司隶之隶，何以掌于《司寇》？司寇犹有可诿者。曰：‘是掌外朝与京师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军之外，此独为王之亲兵，乃不统于太宰，而散于司马，何耶’？”曰：“司马亦听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马者，内外虽不可以不相统，而彼此之势则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卫掌于宫正，而王之亲兵与四夷之兵，则掌于虎贲与司隶。昔者西汉之世，以期门羽林等为宫禁之”亲兵，以卫尉掌宫门之屯兵，而以城门校尉掌京师十二城门之屯兵及三辅所属于中尉之兵。所谓“南军”，盖指环卫王宫在长安之内者言之；所谓“北军”，盖指十二城门及三辅属中尉之兵在长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垒益北军，以长水、池阳胡骑益南军，盖北军不出长安之外，南军不散在三辅之中，八校则包南北军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刘氏，乃北军制南军之效；刘屈釐发三辅近县兵及长水、宣曲胡骑入长安与太子战，乃南军制北军之效。宋朝有阁门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亲从官数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与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马步军，殿“前太尉独统摄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内庭宿卫无不预者，而独宿直诸班禁卫则初无所统摄。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关。” 是汉以南军、北军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维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遗意。而其所为不同者，汉南北军虽隶于三公而掌于太尉，然皆以文属，而政令不行于其间。国朝则皆统于枢府，周则皆统于冢宰，此所以远过于汉也。故尝因是而考之，以为周人宿卫之制，其别有五，而其所以为宿卫之政令者，其目则有四。盖居则有宫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为环列腹心之卫，若宫正、宫伯之所掌是也；出则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视朝则在路门之右，若虎贲士之所掌是也。奉舆马，督扈从，视朝则在路门之左，则有太仆以掌之，所谓“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是也。执其兵器服，以卫王之门外，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则有司隶以掌之，所谓使其属，帅四夷之隶是也。由是言之，环列，腹心之卫，非兵卫在内，而不出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隶，则以王之出而环卫诸门。侍御仆从之役，则以王之行而整饬驺从。此宿卫之别也。然环列腹心之卫则为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绪而纠其德行，会其什伍而教其道艺，所以劝之而使为善。掌其纠禁而会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颁其衣裘而时其“诛赏，所以警之而使不为恶；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所以不使之放僻邪侈之失德，以乱宫中之政令。宫正均外朝之稍食，内宰均内朝之稍食，所以养人心之善，而保护廉耻之风，此宿卫之政令也。”夫以贵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职事，以宫中之徒役而错置于八次八舍之中，既劝其为善，又禁其为恶，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丧廉耻。若是，则凡居王之左右前后，与备王之顾问应对者，孰非直谅多闻之士哉？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学问日新，职业日修，而王亦中心无为，日见正事而闻正言也。其馀凡系于宿卫之兵者，则大司马教之，太仆正之，司隶令之，师氏帅之，内外相统，而彼此相持，虽名为兵，而不闻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诡谲之人得以厕迹于其间者。每观成王之季，吕伋掌虎贲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则吕伋不敢以擅发，召公虽得以制命，非有二诸侯将命以往，则召公亦不敢以专行。不惟内外相制，而内之夹阶戺而立堂垂，执刘钺而止戈刃者，则又无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际，虽以僭窃之楚，而环列之尹、太师犹得以掌之，是犹有太宰统宫正、宫伯之意。区区之曹，荷戈与殳，犹有贤者如《候人》之诗，是德行道艺犹未有愧于宫正、宫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汉之兴，虽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内外之制，然已驳杂而不纯矣。虽然，汉犹古也，不惟南北军隶于三公，而卫尉、光禄勋皆属于丞相、御史。光禄勋岁以四科考第郎、从官。凡更直执戟，内谨门禁，外充车骑者，无非以经明行修者为之。故当时诸吕之乱，滕公除宫，左右执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宫，谒者执戟卫端门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观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财者，皆得补郎，而郎选于是始衰。自期门、羽林、佽飞之属，反隶于光禄勋，以为天子私人，而兵卫于是始变。自宣帝又发羽林、孤儿、佽飞射士征西羌，而禁卫始纷纷轻出。光武以来，其制益坏矣。京师止置北军，而八校之兵并为五营，南军不复有焉。中尉不掌京辅士卒，城门不置屯兵。郡国罢材官、车骑之屯，而卫“尉不闻更戍之士”，于是北军分为宦官所亲。窦武诛宦官，虽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未几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内，而内之所存者，又未尝教之使知义焉。魏晋而降，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士大夫不复与宫卫，直阁，带刀，变生肘腋。唐兴，置左右金吾卫将军，掌宫中及京师之巡警烽堠，凡翊卫及外府佽飞番上者皆属焉，而文武于是判焉两途。德宗之世，权移近习，宦官握禁兵，而废立在其手矣。反复魏、晋、李唐之乱，参观两汉之盛衰，吾然后知《周官》之制不可废。有宫正、宫伯矣，不可以无虎贲。有虎贲矣，不可以无司隶。有宫正、宫伯与夫虎贲、司隶之属矣，又不可无太宰以兼统之。

内治〈论内宰下十有九官〉

或问：“内宰之赋，治王内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内宫何以容人民之居处？凡建国，佐后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王后何以与市井之细事？内小臣掌后之好事于四方，掌后之好令于卿大夫？妇人无外事，何以外通诸侯而内交群下？”内宰既掌宫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内祭祀，汉家尚除秘祀，今女祝之设，岂无执左道入宫而为厌祷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宫妾，数者混然淆乱，杂居而错处，岂无为淫邪以污宫壸者？后夫人以下，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数也，何以独不著其数？典妇功、典丝枲、追师、染人、屦人，无非是人也，而内司服、缝人何以独参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妇矣，而此又有世妇；《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内司服；《冬官》有锺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独不可并省而合于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职事，三等之官长，其所议论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则尤为可疑者曰：“子之所以为疑，非以夫后与市事，则内外为相紊；人民官吏与宦官宫妾杂处，则内外为相乱。有外祭祀，则内将有厌祷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则内外猥多”泛滥之职耶？此正周公立国之规模，维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纤悉详尽者，不以通内外，则以严内外者也。夫以宫阙之尊严，而与市井之猥贱，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诸侯卿大夫之好礼，以士大夫之目“贵爱”，而杂奴仆熏腐之馀，亦固几于亵矣。然家与国非异政，王与后非异体，内庭与外庭非有异势也。且王后之分，阴阳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则立朝于前，以先乎义，后则立市于后，以后乎利，朝市何嫌于相关乎？天子享诸侯，王后则亚献上公，侯伯子男来朝夫人，则致礼四方，何嫌于有好事乎？前有宫人之职，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寝处燕息、沐浴栉𩔁私猥之事，而隐然厉其败礼败度之心。后有《典妇功》等，取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杜耗费之渐，以去其害国乱政之源。士大夫何嫌于处内庭乎？凡此无非所以通内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即宫壸之执事室庐，府之在内者。至于府、史、胥、徒、贾、奄、奚工、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盐、女幂、女奴、女御，则又自分而为内外。《天官》世妇以广嗣为义。《春官》世妇，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异，则不得不分。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饰，内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饰。锺氏染羽毛以充国之用。染人“掌丝帛以充王后之用。”内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妇功、典丝枲之职，虽用士人，而内司服、缝人之职，则自用奄人。外则有不可以至内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随所在而祭之，不唯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内则有女祝，在外则有司巫，内外不敢互用也。“国君过市，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是市虽立于后，而过市之禁则极于严，内外未尝相杂也。以至九嫔、世妇，女御之不著其数，亦所以严内官之选。不苟于色，不轻于泽，以浊乱宫闱之内。凡此又无非所以严内外而异之也。盖昔者先王之意，以为内外不通，则内外间隔藩墙有比邻之异，精神扦格而不通，法令窒碍而不行，利害相视而不相成，非宫中府中一体之意。至其一于通而不行之以严，则又不免于尊卑之烦紊，男女之浊乱，职事废弛而不举，知虑疏略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设官分职之意也。天下犹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为用，先王之所以严内外者实似之。至于精神气血之所以周流于一身者，则未尝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内外者实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内外之政甚无足观者。朝市异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挟蛊媚之道，门庭闺闼之内，尚不暇于整饬，而况市井之细，诸侯卿大夫之 “事乎？妃嫔媵嫱，列屋而望幸，负宠而争妍，宫掖有丑恶之声，妃妾起巫诅之风，宦寺擅出纳之权，宦官宫妾相与乱其内，而公卿大臣疏隔于外，莫有谁何之者矣。”究论所自，则皆始于太宰之权去，而内宰以下十九官之职不领于大臣也。呜呼！大臣之权去，内外之祸盖有不可胜言者。

内外论

或问：“《周官》之制，内外庭固一体矣。继周如汉，其制亦尝有近于周者乎？”曰：“岂惟汉近于周，虽秦亦然。秦人变古不道，无复先王之旧制。然至于内外之相属，其事则犹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犹得置尚书；在内，主发文书而掌奏下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犹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而举劾案章。又外之” 三十六郡，如监郡者，皆是御史之属为之，犹得以天下之利害径达于御史大夫，而大夫径达于天子。汉兴，惟监郡之制变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书，御史之中丞，则一切因秦之旧而不改，非因秦也，盖因周也。尚书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虽变周之名，而未尝变周之意，汉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复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观之，少府属官，自尚书而下有符节。太医、太官、汤官，有东西织室，有庖人三长丞，有上林十池监，以至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皆属于少府。又复以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宦官皆属于大长秋。御史大夫属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权尊势重，与人主亲近。事下中丞，则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 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统内也。内领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诏例，察州郡治状，黜陟能否，以六条问事，而奏事复上于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统外也。要之，汉之官制，三公、九卿虽列职于外，而皆有属以在内。以《周官》之遗意求之，则丞相犹大宰也，御史大夫犹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书，犹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长秋，犹内宰也。大长秋属少府，少府中丞属丞相御史，是秦与汉之制，皆近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尝燕见奏事，见高祖拥戚姬。吕后之世，审食其为相，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孙弘亦得数宴见，上或时不冠。此虽非礼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见其洞然无内外之限矣。是以阉宦虽宠丞相，犹得以檄召而诘责，而《大长秋》中常侍，犹参用士人而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内庭，不出，不复与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书，而典《尚书》之章奏，尚书之官，于是废矣。既以中书居中而受事，又置诸吏居中而举法，故当时奏下诸事，自中书递送两府，自两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国，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内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并废矣。将军、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独不加，名曰“尊之”而实疏外之，于是丞相御史无复有至内庭者矣。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而领尚书事，宜若内外合为一，然已非丞相职任，俨然号称内朝，而并夺丞相御史之权。昌邑之废，丞相杨敞不及与议，不惟不得至内庭，且不复预内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书之任，中丞无制事之权，三公无加官之号，大将军领尚书之职，霍光告《车千秋》所谓“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内外朝判然如此，此汉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兴，复遵汉初之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则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国而不遣使，内则奏封事而不经尚书，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给事中而得宴见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枢机，相乃讼言其过；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复合为一，然犹未知复中丞之权。元帝以来，石显用事，丞相之权复去而尽归于《尚书》。哀、平之际，又归外戚，纪纲散坏，内外不足以相统，而西汉遂趋于亡。光武惩外戚之用事，愤大臣之窃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为闲职，而取尚书及中丞专委任之，以为台阁之长，以举法归中丞，而以奏事归尚书。二官虽复用事，然疏外庭而亲内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归台阁矣，变前世参用士人之制，而专任奴仆薰腐之馀矣。威灵之季，御史之权尽移于尚书，尚书之权又移于宦官，尚书、宦官合为一党，而宰相疏隔于外，御史缄默于内。是以太尉杨秉奏侯览，而尚书召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当是时也，御史岂真得以察内耶？”事权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盖自古外内之不相属，未有若东汉之甚者也，而其源实始于光武。极其源而论之，则又始于武帝。使武帝不改汉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书在内，内外相属，而关节脉理相应，则汉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于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权分裂四出，而不专领于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极也。盖尝观之，自出纳之要职不领于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为尚书、中书之任。尚书、中书迭用事，而霍光之权重；弘恭、石显之事起，尚书、“中书” 之形成矣。自宿卫之亲人不领于大臣，而宫正、宫伯之官，遂去为光禄勋之任。光禄勋之属日益亲，而门下遂为省，加官遂为司，侍中遂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习不领于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极也，门下、太仆之司，又分为殿中省，为内诸司使矣。以至王府财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汉鸿都之卖爵，唐琼林、大盈之名库，夫谁得而检之？女宠近习之嬖，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母后临政，下令不出房闼，国命寄之刑人，或享专土之封，夫谁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于武帝，是以其流至于不可救，其祸反生于杀戮大臣而无顾忌之心，事权之不合于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管其事也。兼则治，散则乱，合则盛，离则衰。自三代以下，其治乱盛衰之变，凡几见矣。见其变而复《周官》以救之，此为治之大源。

《集说》云：“成周官制，内外一体，汉初犹得相统，自武帝后始不相联属，而东汉为尤甚。” 。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246卷 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