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十六卷目录

　史学部总论三

　　性理大全〈论史学〉

　　顾充历朝捷录〈东周七国后秦论　宋齐梁陈隋总论　汉唐宋总论〉

　　焦竑焦氏笔乘〈史通　史通所载史目　世说注所载史目〉

　　群书备考〈论史〉

　　何乔新椒丘文集〈诸史〉

经籍典第四百十六卷

史学部总论三

性理大全

《论史学》

程子曰：“古者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其善恶皆见于 后世。自秦罢侯置守令，则史亦从而废矣。其后自非 杰然有功德者或记之，循吏与夫凶忍残杀之极者， 以酷见传，其馀则泯然无闻矣。如汉唐之有天下，皆 数百年，其间郡县之政可书者宜亦多矣。然其见书 者率才数十人，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 复幸而得，盖其恶，斯与古史之意异矣。　司马迁为 近古，书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纪，本《尚书》，但其间有 晓不得《书》意，有错用却处。”李嘉仲问：“项籍作‘纪’，如何？” 曰：“纪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问：“班固尝议迁之失，如 何？”曰：“‘‘后人议前人固甚《易》。　《史》迁云：‘天与善人’，伯夷 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颜何’”为而夭，跖 何为而寿？指一人而较之，非知天者也。　君实修《资 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 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 子，太子死，遂亡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 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 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 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 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 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 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 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 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 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纠 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 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客有见 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曰：“近方见 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涑水司马氏曰：“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 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 史，无繁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 之。但恨延寿不作志，使数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见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闻，如伯夷《序传》 引盗跖是也。若孔子虽颜子之夭，只说不幸短命死”， 则知盗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刘氏问马永卿近读何书？对曰：“读西汉到《酷吏 传》。曰‘班氏特恕杜张，何也’？”曰：“太史公时，汤周之后未 显，至班氏独以为有子孙以赎父罪，故入《列传》。曰：‘孟 子云：‘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而班 氏固辄没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论者，以谓二人 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后世人臣之忠，班氏之 意，欲以教后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于此 极有深意。张汤之后，至后汉尤盛。有恭侯纯者，虽王 莽时亦不失爵，至建武中历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 使入《酷吏传》，以张纯之故也。”曰：“是时杜氏之绝已久， 而亦不入《酷吏传》，何也？”曰：“杜、张一等人也，若独令张 汤入列传，则世得以议矣，故并贷杜周。此子产立公 孙泄之义也。”永卿退而检《左氏》，“郑卿良霄，字伯有。既 死为厉，国人大惧。子产以谓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乃 立公孙泄、良止以止之。公孙泄，子孔之子也。良止，良 霄之子也。郑杀子孔，子孔虽不为厉，故亦立之。且伯 有以罪死，立后非义也，恐惑民，故立泄，使若自以大 义存，诛绝之后，不因”其为厉也。　《新唐书》序事好简 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 岂有繁简也？意必欲多，则冗长而不足读；必欲其简， 则僻涩令人不喜读。假令《新唐书》载卓文君事，不过 止曰“少尝窃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载此事，乃近 五百字，读之不觉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补于天 下后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谓之文，如 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 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 于旧。”且《新唐书》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其病正在此 两句也。又反以为工，何哉？然《新旧唐史》各有长短，未 易优劣也。

朱子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书疏 爽，班固书密塞。　或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 《大戴礼》为主，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 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 身而无首，此尚为知所考信邪？　司马子长动以孔 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吕伯恭发 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尔。　《史记》亦疑当时 不曾得删改脱槁。《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样 处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左 传》只有一处云，“陈桓公有宠于王。”　或谓史迁不可 谓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历代世变，即《六国 表序》，是其极致，乃是俗人之论。知孔子者固如是耶！ 正朔服色，乃当时论者所共言，如贾生公孙弘新垣 平之徒皆言之，岂独迁也？　问：“伯夷传得孔子而名 益彰。”曰：“伯夷当初何尝指望孔子出来发挥他？”又问： “‘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是大事，所以书在后。” 曰：“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 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　《伯夷传》辨许由事 固善，然其论伯夷之心，正与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视 苏氏之古史，孰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耶？　或以史 迁能贬卜式与桑弘羊为伍，又能不与管仲、李克为 深知功利之为害，不知《六国表》所谓“世异变成功大， 议卑易行”，不必上古；《货殖传》讥长贫贱而好语仁义 为可羞者，又何谓耶？　或谓迁言公孙弘以儒显，为 讥弘之不足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谓儒者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则彼所谓儒 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汉书》，不合要添改。《史记》 字行文亦有不识当时意思处。如七国之反，《史记》所 载甚疏略，却都是汉道理。班固所载虽详，便却不见 此意思。吕东莱甚不取班固。如载文帝《建储诏》云：“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 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 以陪朕。岂不为豫哉！”固遂节了吴王一段，只于“淮南 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盖“陪”字训贰，以此言 “弟则可，言兄可乎？今《史记》中却载全文。”又曰：“屏山却 云，‘固作《汉纪》，有学《春秋》之意。其叙传云：‘为《春秋考纪》’’。” 又曰：“迁史所载，皆是随所得者载入，正如今人草槁， 如郦食其踞洗。前面已载一段，末后又载，与前说不 同。盖是两处说已写入了，又据所得写入一段耳。” 《汉书》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载当 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 《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　孔 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陈寿检拾而为《蜀志》，故甚略。孔 明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 及此。　《晋书》皆为许敬宗胡写入，小说，又多改坏了。 东坡言《孟嘉传》陶渊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 二处，东坡此文，亦不曾见。包扬因问：‘《晋书》说得晋人 风流处好？曰：“《世说》所载，说得较好，今皆改之矣。《载记》 所纪其祖先之类特甚，疑其故臣追记而过誉之。” 问：“班史《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曰：“读其书自可见。”又曰： “‘温公不取孟子，取扬子，至谓王伯无异道’。夫王霸之 不侔，犹碔砆之”于美玉。故荀卿谓“粹而王，驳而霸。”孟 子与齐、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异也。　《史记 功臣表》与《汉史功臣表》，其户数先后及姓名多有不 同。二史各有是非，当以传实证之，不当全以《史记》所 传为非真也。如淮阴为连敖典客，汉史作票客，颜师 古谓其票疾，而以宾客之礼礼之。夫淮阴之亡，以其 不“见礼于汉也。萧何追之，而荐于汉王，始为大将，若 己以宾礼礼之，淮阴何为而亡哉？”此则《史记》之所载 为是。《三代表》是其疏谬处无可疑者，盖他说行不得。 若以为尧舜俱出黄帝，是为同姓之人，尧固不当以 二女嫔于虞，舜亦岂容受尧二女而安于同姓之无 别？又以为汤与王季同世，由汤至纣凡十六传，王季 至武王，才再世尔。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 孙纣，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岂不甚谬戾耶？《通鉴》 先后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时而记之， 或因事而见之。田和迁康公，《通鉴》载于安王十一年， 是因时而纪之也；《史记》载于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 见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节，《史记》以为湣王，《通 鉴》以为宣王，《史记》却是考他源流来，《通鉴》只是凭信 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 如何。张敬夫说《通鉴》有未尽处，似此一节亦可疑。 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 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 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说高祖间 楚事，亦不载上一段，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 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 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 亦系轻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 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 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尀 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 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添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 “汉”也。　《通鉴》文字，有自改易者，乃皆不用。《汉书》上古 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馀只 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胡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当 是温公节否’？明仲云：‘豫让好处，是不以死生二其心， 故简子云‘真义士也’。今节去之，是无见识，必非温公 节也。　《通鉴》例，每一年成数次，改年号者只取后一 号，故石晋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问吕丈，吕丈曰： ‘到此亦须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系年，下 面注所改年号。　或谓温公旧例，年号皆以后改者 为正，此殊未安。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 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大非《春秋》 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此类尚一二条，不知前贤 之意果如何耳’’。”　问：“温公论才德如何？”曰：“‘他便专把 朴者为德，殊不知聪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 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 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 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谓之圣人’，则圣人一 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说得偏，谓之不是不可。” 问：“温公言‘聪明强毅之谓才’，聪明恐只是才，不是德？” 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尧舜皆曰聪明’，又曰‘钦明，又 曰‘文明’，岂可只谓之才！如今人不聪明，更将何者唤 作德也’？”　问：“温公以正直中和为德，聪明强毅为才。” 曰：“皆是德也。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聪明便是智，强毅 便是勇。”　问诸儒才、德之说。曰：“合下语自不同。如说 才难，须是那有德底才。高阳氏才子八人，这须是有 德而有才底。若是将才对德说，则如‘周公之才之美’ 样，便是有才，更要德。这个合下说得自不同。”又问智 伯五贤。曰：“如说射御足力之类，也可谓之才。　《通鉴》：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 商君议更法首，便有‘斩敌首降敌’两条赏罚，后面方 有此两句比类之法。其实秦人尚战功，故以此二条 为更法之首。温公却节去之，只存后两句比类之法， 遂使读之者不见来历。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 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问：“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 得行；意谓子房如此，则是胁其父。”曰：“子房平生之术， 只是如此。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非诚实。高祖 只是识事机，明利害，故见四人者辅太子，便知是得 人心，可以为之矣。叔孙通嫡庶之说，如何动得他！又 谓高祖平生立大功业过人，只是不杀人。温公乃谓 高祖杀四人，甚异，其后一处所在，又却载四人，又不 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休其人 极“无行，自请于吴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 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 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温公此样处议论极纯。”因 谕章惇言：温公义理不透。曰：“温公大处占得多，章小 黠，何足以知大处！”　胡致堂云：“《通鉴》久未成书。或言 温公利餐钱，故遟迟，温公遂急结末了。故”唐五代多 繁冗，　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 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 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 《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 忙里做成，原无义例。　《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 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末后一表，其 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 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　《唐鉴》欠处，多看底辨得出， 始好。　《唐鉴》多说得散开，无收杀。如姚崇论择十道 使，患未得人，他自说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贬其 说？”　或谓：“史赞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 兼隆，则伤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 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 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 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　范《唐鉴》首 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宗后来做处尽 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便别。”　问：“欧阳以除隋之 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赞之无乃太过！”曰： “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理会本领处，故其言 如此。　范氏以武王释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诛高 德儒，此亦据他眼前好处。恁地比并，也未论到他本 原处。似此样且宽看。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 复有一事可言。　范《唐鉴》第一段论守臣节处不圆， 要做”一书补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资 质浑厚，说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疏，多不入理，终守臣 节处。于此亦须有些处置，岂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议 论，岂不为英雄所笑！　《唐鉴》白马之祸，欧公论不及 此，　《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 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　吕伯恭晚年谓人 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 纲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 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法’”云 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 那有激，便不平正。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 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实处。如宦者张居翰，当时但言 “缓取，一日则一日固，二日则二日固。”欧公直将作大 忠说得太好了。　致堂《管见》方是议论。《唐鉴》议论弱， 又有不相应处。前面说一项事，末又说别处去。　子 由《古史舜纪》所论三事，其一许由者是已，然当全载 史迁本语，以核卞随、务光之流，不当但斥一许由而 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许由冢”，则亦明其 实有是人，亦当世之高士，但无尧让之事耳。此其曲 折之意，苏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杀舜，盖不知 其有无，今但当知舜之负罪引慝，号泣怨慕，象忧亦 忧，象喜亦喜，与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母欲使之， 未尝不在侧，欲求杀之，则不可得而已尔，不必深辩 《瞽》《象》杀舜之有无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 归之，则苏子虑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启 而天下归启，则苏子又讥其避之为不度而无耻。于 是凡《孟子》、史迁之所传者，皆以为诞妄而不之信，今 固未暇质其有无。然苏子之所以为说者，类皆以世 俗不诚之心度圣贤，则不可以不之辨也。圣贤之心， 淡然无欲，岂有取天下之意哉？顾辞让之发，则有根 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据，则虽卮酒豆肉犹知 避之，况乎秉权据重而天下有归己之势，则亦安能 无所惕然于中，而不远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 释，则不获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幸其见舍，则 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强取之， 乃为逆，偃然当之，而彼不吾归，乃可耻耳。”如苏子之 言，则是凡事之为辞让者，皆阴欲取之，而阳为逊避， 是以其言反于事实。至于如此，则不自知其非也。舜、 禹之事，世固不以为疑，今不复论。至益之事，则亦有 不能无惑于其说者。殊不知若太甲贤而伊尹告归， 成王冠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罢，此类多矣。 当行而行，当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苏子盖贤共和而 又何疑于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则当遂有之，而不可 归，归之则为不度而无耻，则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 子之心，而杨坚夫妇所谓骑虎之势也。乃欲以是而 语圣贤之事，其亦误矣。　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 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吕伯恭极恶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 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此语最 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 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 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 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 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诗说》以足之。又 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 “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 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 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 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 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 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 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 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 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 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 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圣贤 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 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斯亦惑之甚 矣。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 《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后刘聪、石 勒诸人皆晋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至宋、后魏诸 国，则两朝平书之，不主一边年号，只书甲子。　问：“正 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 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 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讼 狱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可随他做，如何 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 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馀。如秦初犹未得 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 自太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 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 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 君臣，皆不得正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 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 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馀书主、书殂。既 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 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只合书甲子，而附注年号 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帝几年，吴青龙几年之

类，方为是。”又问：“‘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馀，如东

晋亦是正统之馀也。”又问：“东周如何？”曰：“毕竟周是天 子。”又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 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　问：“宋、齐、梁、陈 正统如何书？”曰：“自古亦有无统时。如周亡之后，秦未 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底道理，南北亦只是并书。”又 问：“东晋如何书？”曰：“宋齐如何比得东晋？”又问：“三国如 何书？”曰：“以蜀为正。蜀亡之后无多年，便是西晋，中国 亦权以魏为正。”又问：“后唐亦可以继唐否？”曰：“如何继 得？”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 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 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 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急须焚 之。　《纲目》于无正统处并书之，不相主客。《通鉴》于无 统处须立一个为主。某又参取史法之善者，如权臣 擅命，多书以某人为某王某公，范晔却书“曹操自立 为魏公”，《纲目》亦用此例。　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 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 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 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 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汉侍 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是自杀，故但据 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而至 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然悉书“其官，亦见其 实汉天子近臣，而附贼不忠之罪，非与其为汉臣也。 此等处当时极费区处，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 否？胡氏论彧为操谋臣，而劫迁九锡二事，皆为董昭 先发，故欲少缓九锡之议，以俟他日徐自发之。其不 遂而自杀，乃刘穆之之类，而宋齐丘于南唐事亦相 似。”此论窃谓得彧之情矣。　因说：“《通鉴提纲例》：凡逆 臣之死皆书曰‘死’，至于狄仁杰则甚疑之。李氏之复 虽出于仁杰，然毕竟是死于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 相随入死例，书云：‘某年月日，狄仁杰死也’。　伯恭《大 事记》辩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渠一日记一年。渠 大抵谦退，不敢任作书之意，故《通鉴》《左传》已载者皆 不载，其载者”皆《左传》《通鉴》所无者耳。有太纤巧处，如 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伯恭少时 被人说他不晓事，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云：“我 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东莱吕氏曰：“史官者，万世是非之权衡也。禹不能褒 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 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 有国家者，皆设史官，典司言动，凡出入起居，发号施 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后发，兢兢栗栗，恐播于汗简，贻 万世之讥，是岂以王者之利势而下制于一臣哉？亦” 以公议所在，不得不畏耳。汉绍尧运，置太史令以纪 信书，而司马氏仍父子纂其职，轶材博识，为史臣首。 迁。述黄帝以来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号实录。武帝 乃恶其直笔，刊落其书。呜呼，亦惑矣。公议之在天下， 抑则扬，塞则决，穷则通，纵能削一史官之书，安能尽 柅天下之笔乎？

问：马迁既汉武时人，必能详纪武帝故实。及观《武纪》 止言封禅祷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书》中 固有录及武帝者，然《封禅书》不过又述《武纪》所言《平 准书》，又何独详述武帝生财法？至律书言兵，又言文 帝而不及武帝。迁谓夫子《春秋》于定哀也辞微，亦须 略举弘纲，而或详载或不载，既自不同。若《武纪》尤可 “疑者。”潜室陈氏曰：“《史记》不专为《汉史》，乃历代之史。故 其纪汉事略于《汉书》，而纪武帝事独详。若《封禅》《平准》 二书，虽谓之南史家风可也。”　问：“《汉史》上自天文、地 理，下至沟洫、刑法，皆为立志；而选士之法，最为近古， 何乃不为立志？”曰：“《汉书》缺典，处兵无志，选举无志，为 太史公未作，得此书，故孟坚因陋就简”，　问：“太史公 作《史记》，上自唐虞，而八书之作，止言汉事；班孟坚作 《汉史》，合纪汉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书 未必皆言汉事，独《平准书》专言武帝。其赞说古今《汉 志》虽为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独《古今人表》专说 古而不说今，自悖其名。先辈尝讥之，中间科等分别 人物，又煞有可议。此却班”史之赞。画蛇添足矣。

顾充历朝捷录

东周七国后秦论

周自西辙转东，而王迹扫地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 泯棼《棼幺》。”�不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以为九鼎 之法而已。三晋强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所 不贳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 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故 紫阳作《纲目》，托始于此，以见坏法乱纪，自王朝始也。 其后安王立，而田和即求为诸侯噫相，彼盍旦尚犹 患之，谓求所不当求也，况诸侯而可求乎？盖尤而效 之周亦无辞于田氏耳。烈王之时，六国互峙，百派分波，争涸其源，四疆来侵，攘肌及骨，未闻有西归以受 好音者。而齐威特举朝礼，天下同舌而贤之，其空谷 之足音，晦暝之日月与？秦败三晋之师，显王赐以黼 黻之服，长其桀𪉑，然而诸侯弗齿也。孝公发愤修政， 而刑名之说，始于商鞅之佐秦，禁网牛毛，令严弃灰， 田开阡陌而使之富，背弃仁义而使之诈，以故民安 于战斗，狃于攘夺，颉颃相高，力甲诸国，而秦始称王 矣。山之东，山之西，谈士云起，狙诈如星仪，秦辈掉三 寸不朽之舌，以簧鼓天下。今日说合从，则欲悉虑以 摈孤秦，明日说连横，则欲拱袂而臣六国。心心有主， 喙喙争鸣，如群儿一饼，兢获自矜，以争相雄长。斯时 也，齐有孟尝，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皆飞仁 扬义，秣马厉兵，谟臣盈室，武将连横，相与计图弱秦。 吾意函关虽大，拳泥可封也。然楚怀客死，徒自切齿 腐心，而三城既得之后，终不思以只矢贯函谷之西， 而每每割地赂秦，如抱薪救火而亡，所以互相救卫 之道，在六国亦蚩蚩然唯知有秦焉耳。噫！向使六国 之君申盟结好，如率然在山，雍渠在原，首动尾应，一 唱五从，并力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 不悟，惜夫赧王献地，秦灭，东周姬氏八百六十七年 之祀，遽尔终斩，当时诸侯，无有仗义以责及秦者，而 韩、魏二君，捐廉弃耻，反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之， 而卒昧鲁仲连之计，迨至郊见上帝，而秦亦侈然以 帝自居矣。噫孰知异人逃归，不韦隐计，而柏翳之嗣 已潜移于宫阃之中乎？吕政以眇眇之身，奋六世之 馀烈，执敲朴以鞕笞，天下自此无岁不干戈，无人不 介胄，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先灭韩，次灭赵，魏次 之，楚次之，燕又次之。而齐之四十馀年不受兵者，亦 附于松邪、柏邪之歌。军声所临，百举百克，破纵擅横， 吞嚼八区。子顺曰：“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斯言 验矣。初并天下，自号始皇。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 夷封建于郡县，走凶奴于远方，灰《诗》《书》于烈焰，埋儒 生于尘土，合兵器于金人，自以二世三世而可以万 万世也。然阿房筑怨，长城筑愁，张诽谤之网以镌磨 锻链，其民若薙氏之芟草。既蕴崇之，又行火焉，骄悍 自高，以执仇黔首，而天下皆吞舌侧目，不敢谁何。而 土崩之势，已兆于立国之初。沙丘行诈，胡亥袭尊，恣 其刻薄之性，挈宇宙而鼎镬之。然座未及暖，而胜广 之徒，奋其白梃，偏袒大呼，而天下从之如流水，谪戍 强于五霸，闾阎逼于戎狄。而先人蒙霜雪，冒矢石，尺 攻寸取之地，复散而为六国，且以鼠窃狗偷而不足 忧也。及王纲不纽，天地瓦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 邯之手以御之，而楚、沛席卷之师直捣关外。当是之 时，上有高枕肆志之主，下有指鹿为马之奸，嘉言结 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而上不知迨阎乐作乱于望 夷，而为王弗许，为侯弗许，与妻子为黔首，又弗可得， 而胡亡而秦亡矣。项羽啸兵西噪，杀戮已降，而数世 之业一旦殒殕，如摧枯折朽之易，不亦可为万世之 长笑哉！夫周自威烈而后，以残颓之弱祚，寄命于方 张之虎喙，尚绵绵延延，远过其历。而六国以万乘之 强，不能支一秦之师暴。秦以天下之强，竟卖亡于谪 戍之卒。此其故何耶？盖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 用惠。六国唯不知所以自强，而秦又以其强者而虐 用之，固自亡之道也。故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宋齐梁陈隋总论

予观五代之将兴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馀，朝脱臣 班，暮居黄屋，得之何无难也？五代之将亡也，以天下 位庇一身而不足，朝华夕悴，变在反掌，失之又何易 乎？”盖闻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势可以挈 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而又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 荒者、淫者，则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纵耳荡目于亿兆 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间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长，非 无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闻，要之皆不足录 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而尚衰于末路，又况其龊 龊者乎？故使梁有不纳叛之隋文，则侯景可无台城 之危；陈有禁像寺之宋文，则蒋帝可无私祐之祀；宋 有乐求成之梁武，则邑里可无萧条之惨；齐有重本 宗之陈文，则诸王可无屠剥之凶。奈之何？所短者不 能用所长，而地丑德均，五代同术也。佛老之好，陈武 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残，孝元效齐明之忍也；弑君 攘位，齐明蹈刘劭之逆也。君子曰：“与乱同事者，罔不 亡。”又曰：“与败同辙者，罔不覆。”数主有之矣，又其甚也。 废帝肆恶于宋，而东昏肆虐于齐者为尤悖；后主极 欲于陈，而炀帝侈乐于隋者为益深。蠹世殃民，梯炎 絓祸，固桀、纣之赤帜，幽、厉之翘楚也。近则丧元于其 臣，远则委命于其敌，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则 身弑国亡。”灼灼验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涤瑕荡秽，若 拨曀霾而扬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 浊淖“中，而饮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则为五代之君者

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陈宣之俭质，运以齐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炀之富强，庶乎其

得之耳。

汉唐宋总论

自夏、商而后，语有道之长，而享历绵永者，莫过于周。 其后裂而为七，分而为三，迭而为五，吕窥嬴牛易马， 与夫朝并暮析，彼君此臣，纷纷若岁馀之闰，无容喙 矣。由周而后，凝命之久者，又莫过于汉、唐、宋。而要之 制度之创也世殊，规模之建也代异，又不可以不考 也。“断蛇奋旅”，秦苛歇矣；“晋阳举旗”，隋恶除矣；而攘位 于孤寡，曹、马之狐媚焉耳。南阳举事，东都烈矣。灵武 反斾，旧物收矣，而依栖于临安，晋元之江左焉耳。单 于来朝，蛮夷率服矣。王会有图，秦、越一家矣，而俘肉 于金元，怀愍之臣妾焉耳。汉、唐岂宋所敢仰窥哉？然 观家法所立之最善，则彼杂霸、杂夷之治，尚秕政也； 观高、曹、向、孟之称贤，则彼吕氏、武氏之祸鸣牝鸡也； 对语分羹，手刃同气，何如遵母后之教者之为厚？《六 经》表章，仅为羙谈；文体三变，号称复古，又何如文星 聚于昴，以兆伊、洛、湖、关之学者为正脉哉？故虽七制 迭承，大纲允正；三宗继美，万目以张，而终不若致治 之正，如许将所谓远过汉、唐者也。嗟夫！一代之兴，必 有一代之治。汉、唐、宋之治也，岂真不可为三代哉？用 非其人，治有时而敝耳。故汉以节义是矣，而激烈成 风；唐以纪纲是矣，而威令不肃；宋以忠厚廉耻是矣， 而懦耎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由此以兴，而 亦由此以亡。法则是，人则非也。君人者，能起敝以维 风，更化以善治，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而古治 复矣。

史通

山谷称《史通》《文心雕龙》皆学者要书。余观知几指摘 前人，极其精核，可谓史家申、韩矣，然亦多轻肆讥评， 伤于苛刻。《浮词篇》云：“《汉书》：萧何知韩信贤，贤者不陨 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淮阴堕业无行，盈满速祸，以贤 为目，不能无谬。夫贤之为言，异于人云耳，而辄律之 以儒行，责之为圣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皋陶、伊尹、 傅说、仲山甫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采而编之为列 传首。”夫迁书与经典并行，世多其书，辄弗论著，而复 责之以编纂，不亦复乎？《辩识篇》云：“彰善贬恶，不避强 御，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编次成书，郁为不朽，若丘明 子长者，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史佚倚相者下 也。夫史佚当盛，周绾史职与董狐《南史》未知先后，而 抑居丘明、子长之下，此何据乎？《杂说》篇：“李陵《与苏武 书》，观其文体，不类西汉，迁史编于《李传》中，斯为谬矣。 今《李传》并无其书，且陵书为齐、梁拟作，迁亦何从逆 睹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谓昭公知礼，则讥其饰智矜 愚，爱憎由己；称颜子”殆庶则讥其曲垂编录，不能忘 私。至尧之幽囚，舜之野死，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 文丁杀季历，一以《汲书》为据。勇于信冢中之断简，轻 于悖显行之六经，几盖小人之无忌惮者哉！且自云 “因王充之问，孔，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夫充之浅妄，亦 何足法也。

史通所载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记甚多，然渐就湮没。如“《晋书》不 行，沈约而行唐太宗；《唐书》不行，刘昫而行宋祁。世俗 识真者少，古书散轶，正坐是耳。《史通》所载，多有其名， 今备疏之。”谯周《古史考》、荀悦《汉行状》，陈寿《益部耆旧 传》《楚国先贤传》、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萧大 圜《淮海乱离志》、和峤《汲冢纪年》《西京杂记》《三辅黄图》，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南徐州记》，《晋宫阙名》，《洛阳伽蓝 记》，《邺都故事》，赵岐《三辅决录》，沈莹《临海水土记》，周处 《阳羡风土记》，桑钦《水经》，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 志》，常璩《华阳士女记》，《会稽典录》，辛氏《三秦志》，罗含《湘 中记》，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建康宫殿记》，扬雄《家 谍》，谢承《家语》，挚虞《姓族记》，殷敬世传，孙氏《谱记》，《六宗 系传》，杨之山《哀牢传》，顾协《琐语》，谢绰《拾遗》，刘义庆《世 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杨松《介谈薮》，韦昭《洞记》， 郭子横《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刘劭《人物志》，陆景《典 语》，刘勰《文心雕龙》，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祖台 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

世说注所载史目

《史通》所载，尚未该备。梁刘孝标注《世说》，“自汉、魏、吴诸 史，子传地理之外，如晋氏一朝诸史，及诸公列传谱 谍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齐、梁 以上书也。谱谍别传，姑不暇及，馀书亦疏其目。已见 《史通》者不载。谢承《汉书》、张璠《汉纪》、薛莹《后汉书》、刘向 《别录》、环济《吴纪》、梁祚《魏国统》《曹暪传》《魏末传》、朱凤《晋 书》，虞预《晋书》，刘谦之《晋纪》《晋后略》，曹嘉之《晋纪》，邓灿 《晋纪》《晋惠帝起居注》《晋安帝纪》《晋百官名》《晋诸公赞》 《摰虞世本》、车频《秦书》，《赵书·名士传》，《江左名士传》，《海内 先贤传》，《逸士传》，《江表传》，萧广济《孝子传》，《文士传》，《华峤 谱叙》，《晋世谱》，杜笃《新书》《世语》，《竹林七贤论》，《八王故事《高逸沙门传》，《名德沙门题目》，《永嘉流》“人名：周祇《隆安 记》《浦南记》，荀绰《冀州记》《三秦记》《丹阳记》《扬州记》《陈留 志》《南州异物志》，《襄阳记》《豫章旧志》，《浔阳记》，张资《凉州 记》《西河旧事》，《东阳记》，《永嘉记》，《会稽土地志》，《会稽郡志》 《会稽后贤记》《洛阳宫殿簿》，《神农书》，《五经通议》，《文字志》 《文章叙录》，《挚虞文章志》《妇人集》《妒记》，《青乌子》，《相冢书》， 《相牛经》。”

群书备考

论史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 简以达，今之文也烦以塞。”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 记烦而志寡。”曾南丰曰：“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 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 难知之事，其义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 而称也。”《东皋子》曰：“见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见辱于” 君子，万世而不泯。苏老泉曰：“甚矣，秉史笔者之难也。 见闻有限则弗遍，意见先入则多偏。野史杂记，多恩 怨好恶之口；滥述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好恶或关 于时说，否臧或碍于世家，知几愤于十羊九牧，韩愈 卒于窜定不全，皆有以也。”

蓬莱道山，地至清也；册府芸香，职至华也。披阅“《金匮》 石室”之珍储，讨论“鸾台凤阁”之故实，儒生之至荣遇 也。夫苟一私缠缚，百事顾畏，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 白有期，汗青无日，居是职者，亦难称矣。

尝爱孙盛作《晋春秋》，质以大司马之威而不变；吴竞 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纪， 魏谟之“善恶必录”，虽以天子临之而不失其职。古人 正直若此数子者可矣。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故史佚居三公 之次。博闻强记，备天子之遗忘。其在列国，齐之太史， 鲁之克，晋之董狐、史苏、史黯，皆有记言记事之职者 也。《鲁春秋》始同，列国一经，孔子之笔，遂与《吴越春秋》 之类相天渊。左氏之传，其义例洵有可称，诚足以羽 翼圣经，而为史家之巨擘矣。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 曰编年，曰纪传，曰实录。而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 记，二曰起居注，三曰日历，四曰臣僚事状。观刘知几 三长之说，袁松五难之说，与夫三等四患之说，史岂 可易作哉？汉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褚少 孙补之，裴骃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班固之父彪，尝 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吕东莱以《左传》拟 之，洪容斋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虽以 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之注释，亦不 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几所以有《史通》之作也。范晔作 《东汉书》，自负无愧良史。刘昭补注之，而晁氏、陈氏多 讥之。由此而言，则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诞，诚然矣。 其后荀悦仿《左氏》之体而作《前汉纪》，袁宏剪范晔之 秽而作《东汉纪》，皆有可观。陈寿之志，三国王通数称 其书，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浅。使无习凿齿诸人正之， 则大统几于不辨矣。《晋书》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 未善，唐命房乔等再加撰次，而文多骈丽，有失史体。 《南北史》成于李延寿，温公以佳史称之，然多详于北 而略“于南。”盖当时两朝分错，国各有史。南朝则沈休 文撰《宋书》，裴子野更删为《宋略》，江文通有《齐志》，萧子 显更为《齐书》，而梁、陈二史又成于姚思廉父子。北朝 则魏收有《魏书》，李百药有《齐书》，令狐德棻、苏绰、牛弘 皆修《周史》；《隋书》则魏徵总其事而同修述者，颜师古、 孔颖达也。韦述撰《唐书》，刘昫复增减之，欧阳修、宋祁 撰《新唐书》，梁、唐、晋、汉、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軰尝修之 矣，欧阳修以其烦猥失实，重修之而藏于家，后朝廷 取付史监，谓之《新五代史》。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焘 有《通鉴长编》，陈仲微有《二王本纪》，陈桱有《通鉴续编》， 揭傒斯有《宋》《辽》、金三史，惟陈桱之编为知正闰。《元史》 尝作于胡粹中，洪武间命宋濂等纂修，亦既有成书 矣。宋司马公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王》，终于五季，集 为《资治通鉴》。胡文定复有《举要》《补遗》之作，所以救其 失也。刘恕复有《通鉴外纪》之书，所以补其缺也。朱晦 翁继《麟经》之后，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作为《纲目》。金履 祥之《通鉴前编》，得朱子之意者也。本朝之《续纲目》，续 朱子之遗意者也。

作史之法，贵词简而事明，义严而纪备。《春秋经》文止 三万言，虽无左氏作传，其书亦不至于晦漏而难读 也。迁、固之书，可以拍肩。左氏、范晔以下，互有得失，惟 朱紫阳《纲目》，足以步《麟经》之后尘。然自昔纪载编集， 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纲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 以一事言之，汉景帝四年中皆以冬十月日食，今《纲 目》并书于夏秋之后，盖编缉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 思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误系之岁末耳。至于唐肃 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于天祐之 季，甲子多差，则《纲目》虽不可悉指为门人之作，亦不 可遽指为未脱稿之书。要与同志共订，虽脱稿而未 及修补，亦若《诗传》有新旧说之未折“衷者也。其纲之不合凡例者，虽得徐昭文为之考证，而目中之当删 缉者尤多。近日《续纲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间，其文几 半于旧世之君子，当更订削之。”按《左氏传》，《春秋》自隐 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 百五十年，为十七卷。盖近则闻见多而事详，远则纪 传寡而事简，理固然“也。今日史册，非一人所集，纪籍 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则几倍，以《唐史》校汉则加烦，谓 非史笔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刘元城谓事增 文省为《新唐书》之病，说者承之，至谓以文之烦省论 史，为儿童之见。殊不知《新唐书》之病，正以其文虽省 而事则郁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烦文而事不晦，自是 史家”所难，观欧所论“马蹄”、“逸犬”之文，皆可见。虽孔子 所谓辞达而已，《中庸》所谓“简而文”者，皆可借为作史 之案者也。古之胜今，于斯一验。

何乔新椒丘文集

诸史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一代之史，必属一代之人。 故有唐虞之史臣，而后有典谟之浑噩；有孔子之大 圣，而后有《春秋》之谨严。苟非明足以周万物之理，道 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 显之情，岂足以任其责哉？粤自《麟经》绝笔，史学寥寥。 司马迁易编年之法为纪传之体，上起轩辕，下终汉 武，《史记》作百三十篇。扬子云称其“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如游 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兵甲以至车骑积粟 之差，可谓辨矣，而莫不各当其实，是辨而不华也。叙 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槁鲐 𫚖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 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馀年，论著才五十万 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 言秦兼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 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传首；晏婴 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 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 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知。然论大道则先黄老 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 势利而羞贫贱。此班固所以议其失也。

至固删定史迁之书，成父彪未就之业，起于高帝，迄 于王莽，作《汉书》凡百卷。范晔称其“不激诡，不抑抗，瞻 而不秽，详而有体。”如公孙弘矫饰之诡行，则实其钓 名之言；东方朔诙谐之诡谈，则鄙为滑稽之雄。此不 激诡之体也。盖宽饶之事主，抗言为狂瞽者也，则以 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节而从所好者也，则以 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体也。相如之《风》《雅》，而及于 临卭奔亡之事，则以为淫靡之戒；张禹之传、授，而及 于后堂声色之乐，则以为乖僻之箴：此赡而不秽也。 贾谊《政事》之书载其万言，皆切于世事；董生《贤良之 策》载其三篇，皆明于经术：此详而有体也。然论国体 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以贱直节，述 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傅元所以讥其非也。 范晔之作《东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笔势纵放，奇 变不穷，如《两都官制》之详，《独行逸民》之传，盖云备矣。 然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论隗嚣则辞多虚 美，传方术则事多不经，不免于后人之议焉。

他如荀悦省《前汉》之繁而为《汉纪》，袁宏剪后汉之秽 而为《编年》，体制近古，辞约事详，然既不逮夫左氏之 富艳，复不若《史记》之盛行矣。

陈寿之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有益风化，文中子称其 “依大义，削异端”，司马公喜其叙事高简而有法。不言 曹操本生，而载夏侯渊及惇于诸曹中，则见嵩本夏 侯氏之子也。高贵乡公书卒，而载司马昭之奏，则见 公之不得其死也。然帝室之胄，而以“寇”书之，老瞒奸 雄，而以帝觅之，以觅米之怨，不立丁仪之列传，以父 髡之恨，而短诸葛之将略，不能逭君子之讥焉。 其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萧常作《续汉书》，皆以尊昭 烈之正统，而抑魏、吴之僭号。惜夫，习氏之书亡逸，而 常之史疏略也。

《晋史》始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于唐臣之纂录。然好 采诡异，语多骈俪。贬晋之亡也，且有“鳌坠三山，鲸吞 九服”之言，即协夫咏歌之辞。贬惠王之失御也，且有 “溽暑之气方闻，淫哇之音罕记”，即协夫表奏之语。此 其失也。

沈约之《宋书》号为博洽，载魏晋以来之事，故不免“失 于限断”之讥。

萧子显之《齐书》，喜自驰骋，尤多雕刻藻绘之变，故不 免其文益下之诮。

《梁陈书》撰于姚思廉，然言辞卑弱，故学者罕所传习 也。

《后魏书》撰于魏收，然褒贬任情，故时人号为“秽史”也。 《后周书》撰于令狐德棻，而多非实录。

李延寿之《南、北史》，司马公喜其“叙事简劲，贤于正史但恨其不作志书，使制度不见耳。”

魏徵之《隋书》，论者谓其不当载王劭、袁充两传，惟录 其诡辞妄说也。

《唐书》，《旧史》则刘昫之所纂，《新史》则欧阳修、宋祁之所 修。以李义甫、许敬宗之奸邪，而与长孙无忌同传，柳 宗元、刘禹锡之阿附，而与韩愈同传，此旧史之失也。 《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后小人也。刘蕡之鲠直，而 载之文苑，阳城之卓异，而概之隐逸，此旧史之失也。 新史易之，所以取大节而弃小节也。然委任不专，体 制不一，故“纪有失而‘《传》’”不觉，“传”有误而“纪”不知。“予夺” 无定论，纪载无定统，此所以未惬人之意也。

欧阳修作《五代史》，立例精密，取《春秋》法，文简而能畅， 事增而不赘。其为论，必以呜呼发之，盖以乱世之书， 故致其慨叹之意也。观其书，名曰《家人传》，则帝王正 家之义见矣；曰《梁臣传》《唐臣传》，则忠臣不事二君之 义昭矣；曰《死节传》，则节义著矣；曰《一行传》，则高尚见 矣。自谓夫子作《春秋》，因乱世而寓治法。予述本纪，以 治法而正乱君，则其托意亦甚高矣。议者以为功不 在马迁之下，又谓笔力驰骋，无驳杂之说，岂虚语哉？ 司马温公复纪传而为《编年》，总历代而为《通鉴》，上下 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凡关国家 之兴衰，系生民之休戚者，罔不毕载。删述去取，亦莫 不有深意焉。首书命三晋为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 辩。四皓为惠帝立党，制其父以明父子之义。鲁仲连 射书聊城之事，公则略之而不书；曹操分香卖履之 微，公则讥之以示贬。谓褚遂良无谮刘洎之语，谓陆 贽无报窦参之意；韩休必不至德李林甫、颜真卿必 不至为贼草奏，凛凛乎人道之大经，其有关于风化 如此也。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 失；贾山所言“从谏拒谏”，正以讥熙宁大臣同己之非。 苏秦纵横之说，本不足取也。存其事于《书》者，欱见当 时利口之覆邦家也。啬夫之辩给驰骋，亦不足存也。 公之深辩而不释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无益也。 惓惓乎治道之要务，其有益于政事也又如此。信夫 为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秦汉以来所未有之书 也。惜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纪武后之 年，黜中宗之号，屈平之不见取，扬雄之反见称，未免 后人之讥也。

若夫子、朱子之作《纲目》也。岁年有远近，详书“甲子”以 纪之，则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国统有离合，特书“正 统”以别之，则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终兴废、灾 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变例者， 皆大书以提要，则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有追原其 始，遂及其终者；有详陈其事，备载其言者，皆分注以 备述，则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发潜德之幽光，诛奸 谀于已死，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自今观之，秦、汉、晋、魏 之僭王则别之，使天下知僭伪之不得其正，亦《春秋》 诛吴、楚之法也；宋、齐、梁、陈之分治则卑之，使天下知 传授之不得其统，亦《春秋》黜五霸之义也。卫贬号曰 “侯”曰“君”，岂非《春秋》“杞伯”、杞子之例乎？取留侯招四皓 以定太子，岂非《春秋》嘉首止之意乎？扬雄本仕于汉， 而曰“莽大夫，诛阿附也。”陶潜本没于宋，而曰“晋征士， 表贞节也。”书孟轲之去齐，伤吾道之不行也。贬仁杰 以系周，恶臣道之不立也。《汉史》曰“幸大学而改幸曰 视，虽天子必有师也。”唐史曰“尚公主而更尚曰适，虽 贵当执妇道也。”然朱子之作是书，岂出于私见臆说 而已哉？纲仿《春秋》，而兼采众史之长。如书曹操之自 立，则仍范晔之文；书韦耿之讨贼，亦本范晔之意。尊 昭烈之正统，则取习凿齿之论也。存中宗之纪年，则 本范太史之说也。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论。如书 卫鞅之受祸，则取胡氏之论。书秦割地之和韩、魏，则 本苏氏之说；述秦、赵会于渑池，则杨龟山之议也；述 张良误中副车，则程子之辩也。质诸人心而无疑，参 诸鬼神而无愧，信夫可以接《春秋》之坠绪也。 至若陈子桱之续《通鉴》也，其间如书李重进以谋反， 而君臣之分明；书劾里钵之世袭，而夷狄之祸兆；尊 先圣则书孔宜之官；重道统则书周程之卒；建炎之 《大书》，则法中宗；绍晋之特笔；祥兴之《纪年》，则见有宋 天命之未绝。然纪三皇则多诡异不经之谈，书辽、金 则失内夏外夷之义。建隆分注，无异五代之君，虚中 之死，不纪其谋金之节，君子不能无憾焉。

苏子由之《古史》，所以正迁史之讹舛也。迁《纪》首于黄 帝，而遗伏羲、少昊，古史则增之；迁传孔门弟子，而略 琴牢、陈亢，古史则载之；荆轲刺客之軰尔。迁有不欺 其志之美，古史则正之；西门豹，循吏之流也，迁《史》抑 于滑稽之列，古史则正之。迁谓宰我从田常，古史则 订其误；迁谓子贡变易五国，古史则辩其非传穰苴 而不知考据之乖次，古史则删之而不存；记虞卿而 不知履历之先后，古史则考之而不舛。且其《序》首言： “圣人之于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不为不善，如驺 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又有得于圣心焉章衡之《编年通载》，始自唐虞，讫于治平。首国号庙谥 以表元，系日月以记事。其书吕后称制之年，系之少 帝，黜则天擅政之号，列之中宗者，惧后世改元据位， 僭伪假真而失正也。其书后妃世子之废立者，惧后 世登庶黜冢，徇爱灭公而失顺也。其书将相大臣之 善恶者，惧后世恶直丑正诡谀而失任也。其书四夷 君长之逆顺者，惧后世恃安忘危，穷凶起难而失备 也。至如志灾异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 终始，皆所以权衡褒贬，会成史法，以便观览焉。 大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 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刊，若 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才高学博，名重一时， 若周之戍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昔刘子元著《史通》 四十一篇，以商论前史之得失，自迁、固而下皆讥焉。 然观其书，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贬者十有五六。其讥 前人之失，谓司马体失录烦，谓班固谙练该密，谓项 羽不当为本纪，谓陈涉不当为《世家》，其论确矣。至自 述作史之法，乃欲撰《都邑志》于舆服之上，撰《方物志》 于食货之首，增《氏族志》于百官之下，增《方言志》于艺 文之外，不亦赘乎？其言曰：“作史有三长：才也，学也，识 也。《史通》一书，贯穿古今，不可谓无学矣。三为史官，再 入东观，不可谓无才矣。疑古惑经之类，得非识有所 不足耶？有志于汗青者，宜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