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制部总论四

朱健古今治平略

《叶水心宋兵制论》

“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异矣。然国擅于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唯兵之听，遂以劫胁朝廷。故“国擅于将，人皆知之，将擅于兵，则不知也。”大历、贞元之闲，节度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犹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于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稍收节度兵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御纪纲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端拱、淳熙以后，契丹横不可制而然尔。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乃上下方扬扬然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于民以啖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俛首事敌，而使之自安营伍之中。故王安石欲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于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矣。元祐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绍圣以后，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虚。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十七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化为盗贼。干离不始，挟兵才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失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自靖康破坏，诸将自夸豪雄，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校“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俊收光世兵权，制驭无策，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寖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严，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者，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以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后来者习见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内臣贵幸因之以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于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懦弱，加以役使，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于中外。盖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且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备战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计一兵之费，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营伍将校，其上则路分钤辖、总管者居其一焉；恩赐阅视、借请券食者居其一焉。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谓第一等户，尽其赋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及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自养 “大兵，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又有配隶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养。然则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养兵者，为其有事而战，不为其无事而备也。无事而备，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后可。今养之于无事，竭州县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战也。则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乃其势之宜然尔。夫兵以少而后强，财以少而后富，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朝廷果决于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

荆川稗编

《陈傅良春秋兵制论》

《春秋》诸侯见于传者，虽未尽信，变更王制，略可考也。鲁自禽父三军，《诗》称“公徒三万”，举成数也。成公元年，谋伐齐，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战于鞍，四卿于是乎与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军，盖三分鲁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军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季氏专将一军，而孟仲各专一军之半，公无军焉。八年，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故邾人告吴曰：“鲁赋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始以夫田为赋，大变丘乘之制，民无馀力矣。齐威公相管仲，参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之轨，为五人之伍；十轨之里，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连，为四戎之卒；十连之乡，为十卒之旅。五乡一军，公将其一；工、商、高、国各将其一。”凡三军，教士三万人，车三百乘，盖如乡之法。伍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一大夫。自邑积至于五属，为四十五万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万，九十家一车，得车五千乘，可为三军者四”，盖如遂之法，以通国之数而递征之。率车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仿周，变从径便。艾陵之战，三军分左右，至简公时，公孙舍之、公孙侨帅车七百乘伐陈，始竭。作子产修庐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后遂《丘赋》矣。楚、吴、越、秦皆夷也，初无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为军政，作《荆尸》以伐隋戎，分二广而为三军。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战，左右师溃，唯中军之卒不败，则犹《武》之旧。然而东宫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见于传，往往非古。公子婴齐为简之师，组甲被练，皆创名之。康王𫇭掩，始井沃衍，牧皋隰，赋车籍马，而有车兵、徒兵、甲楯之数。灵王斥地益大，陈蔡不羹，邑赋千乘，于是有五师。至平王，又始为舟。吴越不详见《吴王僚》伐楚，空国，而二将，阖庐伐齐，盖可见者四军。夫差益强，带甲之士十有三万。黄池之会，三军皆万人。勾践栖于会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吴，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其再伐吴，自将中军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一年，夫差伐齐，有四军。其后战国相并，诸侯斥地益广，而丘乘之法坏。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临淄之中七万户而卒，固已二十一万，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创为技击，以兼宋五千乘之国，号称“东帝。”赵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然武灵王变胡服，灭中山五百里，犹三军也。孝成王卒百万矣。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而破燕栗腹尚二十万。李牧败匈奴，亦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五万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奋击，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至安釐王时，秦围大梁，悉北县胜甲以上为戍士三十万；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燕地三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栗腹之败于赵也，二军六十万，车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顷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陈，收东地，兵尚十馀万。大抵战国之制，胜甲以上皆籍为兵。先是齐桓、晋文始为召募枓民之法，而是时秦有陷陈，楚有组甲被练，越有习流君子之军。迨至战国，益尚骑射，而技击武卒胡服百金之习，行于中国，后世诈力之兵用矣。技击之法，得一首而受赐金，武卒一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覆其户，利其田地。锐士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胡服以金铛节首，前插貂尾，为贵职。武士冠鹖尾之冠，缦胡缨短后之衣。百金禽将赏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礼》。至春秋缪公霸西戎，始作三军，置陷阵。哀公救楚，车五百乘。献《公五年》，为户籍相伍。孝公用商鞅，遂破井田，开阡陌。以前后汉参考秦法，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邮，邮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长，长有两卒。一为亭父，一为求盗。五亭一乡，乡有牧，三老、游徼。十于乡曰聚，聚有啬夫。十亭一县，县有令、丞，尉不满万户为长。凡亭亭闲之道，南北为阡，东西为陌。阡经陌，纬《东汉·光武纪》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毕陌、陕陌，《酷吏传》有京兆阡、南阳阡，盖即其地名云。曹植诗曰：“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犹存云。以周百步之亩加之，凡二百四十步为亩，听民买卖，随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则给公家

徭役，给郡县一月而“更谓更卒；已复给中都一岁谓

正卒，已复屯边一岁谓戌卒。”凡战得一首，赐爵一级。爵有十八级：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袅，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长，十一曰右庶长，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驷车庶长，十八曰大庶长”，盖皆以战功相君长。昭王始有锐士，虎贲八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分三军。《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非商鞅之旧矣。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兴武职甲卒，而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抵。自战国时，秦与山东戎卒仅存五百馀万，至是杀伤益众，而北筑长城四十馀万，南戍五镇五十馀万，骊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馀万，兵不足用而后发谪矣。先发㢮刑，次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次治狱吏不直者，次隐官徒刑者，次以尝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凡在里门之左，一切发之，谓之“闾左之戍。”未及发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计，尽征材士五万人卫咸阳，教射禽兽，令自赍粮，而胜广起矣。周章之戏，楚兵百万，秦发近县，不及，放骊山徒奴产子，授兵以击盗毋已。及周文破关东，盗益起，发关中卒东击盗毋已，而阿房不罢。章邯将三岁，亡失已十万数。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馀万人，而“峣关下军将皆贾竖，一啖于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过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邮乡县，犹古遗法。然而古人寓兵于农，藏用不示，是以民习于教而无斗狠，上藉其力，下安于义。自鞅始明，以战县为刑赏，以多杀为爵级，以怯斗为后隶，斯民要利于上，非战无由。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虣，弃礼义，虽能卒致强盛，而自焚之衅具矣。昭襄之际，征调无度，民非商君之旧。至于始皇混一，罢讲销兵，意谓士散于天下，而利器专于京师，可以弭患。不知斩木揭竿，无非战卒。且苍头厮役，往往皆贾勇豪杰也。养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赏蹈利而无礼义之习，何有于秦哉？盗遍山东，二世不悟，方且纳“赵高之邪计，过为阻深，以示强大。章邯百万之师，势在呼吸。”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进，此秦之所以亡也。

《陈傅良论汉兵制》

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每立秋，斩牲于郊，名曰䝙。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会，飨赐，观以角抵，罢遣一岁为材官。骑士，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行者不可便还，因住一岁。诸不行者，出钱三百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有事，以羽檄发材官骑士，以备军旅。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事已罢。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宠将帅。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尉为执金吾，而置三辅都尉属焉；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置建章营骑属焉，后更名“羽林骑。”元狩闲，兵革数动，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买多复，征发之士益少，于是发谪吏，次谪民，次谪戍，次七科谪，而又多赦罪人、亡命、㢮刑官、徒、从军。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属卫将军，尚屯关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发矣。边兵不赡，至出武库。昭帝始元闲，始募奔命，及发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闲击羌，发三辅、中都官、徒、㢮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以益边兵，盖北军亦出矣。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裔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命将旋罢，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按汉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佑言“命将旋罢”，是矣。又按汉兵，郎官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至东汉不过六百人。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候、剑戟卫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虽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候。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于一校。”大略可见兵数盖仅盈万。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计，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军霸上。惠帝末年，陈平、周勃为将相，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文帝备边以三军。景帝七国之变，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楚，而大将军实婴监军荥阳，皆因军设屯，事已即罢。武帝虽置关都尉，领如郡国，亦无营垒。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非也。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无给赋，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更有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若乃赏赉虽或无常，廪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糓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吕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北狄南越，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南北军记》云：“南北军，汉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为天，皇帝之座，以兵师为营卫。规天摹圣，则爪牙之卫，讵可一日而缺诸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姿，躬持三尺，纠合义旅，虱鞮鍪而汗介胄，其勤五载，缚婴斩羽，而后天下合为一，任罢之兵，佚诸农亩，巴渝北貉，无勤远人，卧鼓包戈，将与天下相安于无事矣。然方是时，荤狁北张，蛮雎粤盰，剑立之壤，植大 “强宗豪姓，盘互关东，而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羽檄召而后来。帝室皇居，无武卒锐士以镇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此高帝建军之本意欤？夫天下形势，惟地与兵，汉都洛阳，戍卒建议，即命西驾，按秦故地，左殽右蜀，大华、泾、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岿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军，负城环宫，路佖营迾，棋峙星布，平居无事，虎视耽耽，四征不庭，如火发发。而又卫尉藩护，金吾徼巡，武库司兵，司马崇掖章沟虎威，昼挥夜呵，戎心奸胆，战栗骇落，无敢弗率，干我天威，镇安四方，巩固万世，兵威地利，两兼得之。信乎《高祖》 “贻燕子孙”，规模宏远也。

《陈傅良论东汉州兵》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北军省中垒、胡骑、虎贲三校，止为五营，谓之五营校士，置北军中候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凡三将。及羽林令。卫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惟 “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唯更赋。九年，省关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候吏卒。时光武久在兵闲，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尉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为恶，韩延寿始以试士僭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愧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罢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鹯，豚鱼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枭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屯聚内地，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而边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丘二尉；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其后又盗贼沿边缘海，稍稍增兵，而扶风、汉阳三百坞，魏郡、常山六百一十六坞，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荥阳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汉氏略循周畿之制，讫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三军交警于境。安顺以来，“窦宪三将以击边，刘尚、邓骘、任尚、朱宠、马贤、张乔六七将以御羌，而鲜卑之寇、南单于之变，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征为积射，诱为义从大略，建立名号，皇甫规所谓“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也。至安帝永初闲，募入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轻。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动摇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千馀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射御，然而皆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追貊以“韩，平淮以江、汉、齐、卫，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

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

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边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赵

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齐、辽东，开西南裔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虽段颎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甲胄焉，称无上将军。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将，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专臣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时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臣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驩，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绛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尢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如范明友、邓广汉之属，往往诸奴，视相府无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易诸屯，付之所亲许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创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荡无良法。当时荥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下房帷，政归台阁，更相倾争，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门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郡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系于兵，古之制为，不可易矣。

《易袚汉南北军始末论》

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于三辅，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也？尝考之司马子长作《三王世家》，载公户满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姓也。盖同姓亲也，于内为逼，故处于外而使之正异族；异姓疏也，于亲为有闲，故处于内而使之正族属。”南北军调兵之意，殆犹是欤。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甚迩，民情有闾里坟墓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而论载独略，范蔚宗后史于此尢阙焉，往往杂见一二于纪、传、表、志之闲，考其始末，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按《百官志》，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风，右即冯翊，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于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邑，错列畿甸，其势为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典，连贬秩，则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无疑也。南军无常在之兵，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高纪》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傅，著也。言傅名籍，以给公家之徭役也。”又《汉仪注》：“民年二十为正，一岁为卫士。”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武帝建元元年，诏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其省万人。郑氏云：“去故置新，常二万人。”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后期门、羽林七校之类，增置不一，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是以国无重费，而民亦不以为病。《王尊传》：“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置卫士。盖宽饶为卫司马，及岁尽交代，上临飨，卫卒数千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考《韦元成传》，则寝园所用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纪》“初元三年，随即罢甘泉建章宫卫士，未见其为病民也。至光武讲省兵之制，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馀人而已。其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而后《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于郡国之证欤？”又曰：“杜佑《通典》谓汉氏重兵悉在京师”，是不然。两汉之初，正以京师无重兵。尝以后《百官志》考之，卫尉卫士六千人，南宫、北宫卫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门，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南屯七百二人，苍龙四十人，元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东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总而计之，南军为九千四十六人；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越骑》、步兵、射声各七百人，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总而计之，为四千五十人。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门止于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过三千人耳。总是三者，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或曰：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则殆不止是，然亦不过倍之云尔。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则其数当益少于此也，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故此以万旅言之。大抵南北军之制，在《汉志》为甚略，无所考证。然杂见于纪、传、表、志者，亦可参考其一二，其大要则无出于高《后八年》之纪也。考之《高后纪》，则见二军之权势，内外足以相制，表里足以相应，高帝之法，可谓规模宏远矣。汉初定天下，京师之屯惟此二军，诸夏本根所系甚重，故高祖于卫尉中尉之任，皆不轻授，而必付之郦商、周昌。高祖十一年《百官表》书卫尉王氏，中尉戚鳃王氏，史失其名。而《萧何传》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其面折廷争，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欤鳃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属也欤？高帝钟爱赵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则以戚氏本兵，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而王陵固高帝付以托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吕氏固已专国政，刘泽，吕氏之戚属也，实为卫尉，而表于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泽既为王之国，终吕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权分属于吕禄、吕产，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兵权尽归吕氏矣。史称太后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据兵卫宫，谨无送丧，为人所制。”故史称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齐王传》云：“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陈平、周勃谋诛吕氏，太尉勃欲入北军，乃令纪通持节矫内之。又令郦寄、刘揭说禄解将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将北军，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实颛南军之权，故令平阳侯告之，使毋内吕产殿门。按《表》，高后七年，“刘泽为王卫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产既颛军，其权不在卫尉审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书卫尉足，而文帝诏封功臣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愚谓平、勃区处南军，宜无异于北军，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耶？岂平勃欲诛吕氏，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故平阳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详载尔。又不然，则勃既将北军，其势已足以制南军，故令平阳侯告卫尉。若南军未附，势未可知。卫尉守殿门，相国虽不得入，而犹得徘徊往来于殿庭之次，是南军犹纵其入，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若卫尉于是时不能久抗相国，则南军将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异时陈蕃之举是矣。平阳侯既驰告太尉，而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朱虚侯刘章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庭中。会天大风，从官乱，莫有斗者，遂得杀之于郎中府吏舍。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报太尉勃至于起而相贺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盖南军尚存，不能为太尉勃之忧。而吕产在宫中，勃深虑其不胜，必卫尉应于内而后足以克敌，于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诛产之功，竟以北军而清宫掖，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夫北军讨之于外，南军应之于内，表里相济，于此可验。然是时诛吕氏，北军之功居多，而南军无大功。故文帝褒赏功臣，如纪通、刘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或者以其功为劣欤？当是之时，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其后除右丞相，亦旋归政柄。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特一时之权宜而已。南北军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领，失本意矣。然出于仓卒周防之谋，故随

即罢卫将军，仍以其兵分属焉。是虽出于一时权宜

而于南北军之制，初未尝有所更易，此汉初兵制之

善者也。其后武帝内增七校，以壮翼卫之势。又恐北军偏重，则置“期门、羽林”与夫城门之兵，兵籍纷纷，而南北军之制隳矣。

《林𬳶汉南北军考异》

《南北军考异》：“古者前朝后市，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京城之军则谓之北，所以别也。”

南军卫尉寺，《汉旧仪》曰：卫尉寺在宫内卫尉。”《考异》：“南军卫尉主之。卫尉有卫士令丞，诸屯卫候司马皆属焉。周勃既入北军，乃令人告卫尉毋纳吕产。以此知南军主之卫尉明矣。卫士令丞，诸屯卫候，诸屯卫司马。”《考异》：“按：张衡《两都赋》曰：‘卫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缪也。校尉，北军也；卫尉，南军也。据宫门四面皆有公车，每门各有二司马，凡八司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员，多至千人。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考异》：或以光禄勋为南军，既于史无所据，况所领皆郎，乌可以军言？曰“守门户，充车骑。”孰谓其非军也？郎而非军，宣帝胡为出之击羌也？按《礼仪志》，国有大变，则闭宫门，城门设屯卫兵，不过诸郎与北军尔，初不及卫尉之所领，何也？以是知卫郎、卫兵同为南军，事出一体尔。中郎，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侍郎郎中郎中车将、郎中户将、郎中骑将。期门府，蔡质《汉仪》曰：期门府，次虎贲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期门郎表：掌执兵送从。比郎亡员，多至千人。服虔曰：“与期门下以微行。后遂名官。”《徐官考》曰： “谨按周之兵制，无事则散之田亩，有役则召以县师。而宿卫常养之兵，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至六军之徒，一军百人，大司马之属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贲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贲之禄比下士，足以代禄，盖庶人在官者也。汉期门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贲之遗意欤？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千五百人。”《考异》：“应劭《汉官仪》，以虎贲曰古官。谨按周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成王之导末命召公，俾齐侯吕伋，而伋方发。虎贲之士，宰臣统总宫卫，其严如此，汉安能及哉？”《期门仆射给事期门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卫”，后更名羽林骑。颜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异》：“《后志》以六郡良家补，《汉仪》以三辅良家补。”然以史考之，赵充国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甘延寿以北地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亦六郡也。当以《补志》之言为正。羽林孤儿，《徐官考》曰：“汉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欲勿殇童，汪踦《周礼·冢人》：“凡死于兵，不入兆域。”则是死于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军士不幸死，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又军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与丧归。武帝则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号曰羽林孤儿。皆所以激厉将帅也。羽林令丞监羽林中郎将监，羽林骑都尉，羽林黄头郎、都尉，《通典》：西汉奉车、驸马二都尉并属光禄勋。奉车都尉《考异》：“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奉车盖始于此。”东莱曰：“或以奉车驸马为加官，非也。荀氏《汉纪》及《通典》并不列于加官，即此可考。”驸马都尉《考异》：“金日䃅为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出则骖乘入侍左右。驸马盖始于此。”《汉制丛录》曰：“驸马都尉之官，虽置自武帝，然于时尚主者独取列侯，未拜此官。”骑都尉，《考异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公为汉王，靳歙，迁骑都尉，则是汉初亦置矣。”《考异》： “按：本表及《后志》，骑都尉本监羽林，盖南军也。”及考《金涉传》，在成帝时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胡越骑之在三辅者，若长水、长杨、宣“曲之属，此北军也，今迺领，盖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异》：“按：都尉本军中官，高祖时，靳歙以骑都尉定三秦，自后无除。武帝以李陵有广之风，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张掖。其后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罗、上官安以骑都尉为车骑将军，自”此骑都尉遂为一官。至宣帝时，以骑都尉监羽林，故骑都尉遂为羽林官。

“北军中尉府中尉。”《考异》：“武帝始有执金吾之名。及按《功臣表》，虫达从起砀至霸上，为执金吾，未审当时为何官耳。”《考异》：“北军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垒令丞，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八校尉有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则北军为京城兵，而主之中尉无疑矣。中垒今校尉，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城门校尉，高帝置。 “出从缇骑百二十人。”《徐官考》曰：“谨按《周官》，司门下大夫二人，郑氏若今城门校尉。”《汉制丛录》曰：“按《刘屈牦传》，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表》云：‘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是城门校尉之官，自武帝时始有。然表但云‘中垒屯骑等八校尉，皆武帝初置。至城门校尉，独不言起自何时’”，所未喻也。成帝世，平阿侯谭、成都侯商、红阳侯音踵相蹑，以特进领城门兵，岂至是屯兵益盛，又与前世殊耶？司马丞八屯司马门候，《徐官考》曰：“按周司门之属，每门下士二人，即门候之官。”欤城门令史八校尉中垒校尉，东莱曰：“谨按中垒掌北军”，则知八校皆北军也。故《后志》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中兴，省中垒，但置北军中候，以监五营。又按：《中尉》有中垒令、丞，则知北军之统于中尉。中垒在北门，即与南军不相乱，颇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八校尉，各有丞、司马。

“总南北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军正丞，周庐千列，设戟百重，入守虎关，出陪豹尾。”此古人设卫，所以强干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轨也。昔成周宿卫之制，居则宫正、宫伯之卫，行则虎贲氏之卫。仆从之卫，掌于太仆；守隶之卫，掌于司隶，其制盖不一矣。宫正有宫中之徒役，宫伯有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为环列腹心之任，居卫之制然也。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后王而趍以卒伍，视朝则在路门之右，行卫之制然也。太仆掌奉舆马，督扈从，视朝则在路门之左。司隶掌率夷隶，执兵器，服兵服，以卫王之门外。朝在野外则守内列，仆从守隶之卫制然也。由是言之，“环列腹心”之卫，非兵卫在内，而不出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隶，则环卫诸门；仆从之徒，则整饬驺侍。此宿卫之别详矣。然虎贲缀衣，无非吉士；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执刘钺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居虎门而诏王媺者，乃率四裔之卒隶，纠其德行，稽其功绪，劝以善也。掌其纠禁，严其诛赏，防以过也。由是言之，腹心之卫，“固择有道有德之贤，而宿卫之兵，亦皆使贤士大夫为之，此宿卫之任严矣。”噫孰知圣人防微杜渐之意不止是耶？盖人君处内庭之时多，处外庭之时少，亲侍臣之意玩，亲大臣之意严。今宫正、宫伯之兵卫郎卫，固为太宰之属。而虎贲之虎士掌于司马，司隶之五隶掌于司寇，皆听命于太宰。内外“相维，而贤否无相混之嫌；事权不分，而政令无下移之渐，此周制之所以尽善也。”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候，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如八校、胡骑、越骑，则是募兵而卫。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朱虚入卫，卒平诸吕；方朔执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日䃅之侍，缚莽何罗之逆。王国侯国，拘不得入；同族犯法，限不得与。虽以龚胜、萧望之之贤，宁从退免？则宿卫所任之人，固无愧于周尔。然始以南北军皆隶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军，以成安刘之功可也。自武帝疏远外庭之后，卫尉之职领于将军，城门之兵领于司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无与焉。大司马之任，又非向时太尉之比。岂知禁严之地，大臣皆不预闻，则凡可以转移人主之心志，惑乱人主之视听，无所“不至，异日之变可见尔。”甚至东汉以来，又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分属之后，政令不行于其闲，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尔。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领统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奈何禁之，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后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其流祸至是也。唐制有八卫，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从。是故宫禁宿卫，是统是司，内厢仪仗是临是职者，左右卫也。皇城四面、宫城内外诸门，置兵分助其役者，骁卫也。正衙朝会，釐铠旅卒，两厢列仗，唱警应跸，而武卫之职举焉。正殿之前，队立于阶，《长乐》《永安》队列于庑，而威卫之职专焉。皇城之四面，宫苑之城门，则职于领军；京城烽堠之宜，南卫番上之数，则职于金吾。禁卫名籍器仗出入，则职于监门；供御兵仗；宿卫弓箭，则职于千牛。纲举目张，惟唐为详焉。此唐人十六卫之制也。张廷师之谨畏，至三十年未尝有过；阿史那忠之清谨，至四十八年无有纤隙。庞王久典宿卫，习知制度；段志元卫章武门，夜不示诏，则宿卫所任之人，亦无愧于周尔。然始以大臣兼领宿卫，使文皇有甘寝之安可也。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其选始轻。禄山、吐蕃之变，神策禁军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势益横，自是南衙日轻，北衙日重矣。夫所谓禁军者，盖太宗举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还归，而愿留宿卫者三万人，给以渭北腴田，号曰“元从禁军”，本为兵立制，非为制置兵。其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总名北衙者，岂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卫，已备汉人南北军之制。汉以卫尉护南军，以金吾巡北军，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是北军已寓其闲。观《白集》羽林卫将军之制，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其知之矣。而其元从禁军，亦犹官制。员外之置，初非禁卫正兵也。今以禁军为北衙，卫兵为南衙，以备汉制，岂不过欤？北衙既横之后，外庭诸臣莫之谁何，萧复言之而不见听，高元裕谏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预禁军，专归宦者，其为患至是也。噫！汉不以中朝属外朝，而使阉宦宿直，卒成何进之乱；唐不以北衙隶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乱。其视周人以禁卫属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渊哉！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司始于梁之乾化，国朝因其名，置亲从官数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与副同主判之。”“殿前司始于周之显德。国朝循其旧，有马军、步军，独殿前得统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内”庭宿卫无不预者，而独宿直诸班禁卫无所统摄。至亲从之官，复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专出于宦者之手。殿前一司，虽统摄班禁卫，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关，亦汉 “南北军相统”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维持，实祖周人之遗制。不特此尔，为金吾者，有拥众度河之功；为虞候者，有上疏论事之直；“为指挥者，有手不释卷之贤，抑不特此尔，周以冢宰主之，国朝以枢府统之，内朝外朝混然一体，其政柄兵令，一惟枢府之为听，与汉、周闲史洪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其防微杜渐之意，岂人之所能及知哉！”

《林𬳶军政》

“甚矣，军政不可一日废也。”夫聚天下不逞之人，而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气咆哮而难制，其心顽犷而难服，非法足以束其心，恩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则百万熊罴、铮铮佼佼，安能入吾奔走之下哉？尝观三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汉可取，其恤兵也宽，其待兵也严，其制兵也整肃，其召兵也周密。夫恤之以宽，则人知自勉；待之以严，则下知自戒。制之以整肃，则无玩意；召之以周密，则无奸心。是以终汉之世，晏然无事。诸吕、七国，变生仓卒，而备御素具，南北边境，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吾观从军有劳，复得以复除亡士过多，将军有谴，《金布》著令，尢恤死事；羽林既死，特录孤儿。其恤兵也宽矣。然加功增级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警必罚，捕降为虏者，诏书加诘，逗挠者有诛，后期者有诛，畏懦者有诛，其待兵也严矣。以制兵之意言之，则京师之兵，仅万人耳，统于一官，未为过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领，欲上下之相维也。都试之役，太守都尉事尔，县之令长丞尉何预，而必欲俱会？欲上下之相察也。伍符素备以正什伍，游徼亭长以防盗贼，其整肃何如哉？以召兵之意言之，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后用虎符以合郡国之信；胶西欲擅发兵，而弓高诘之，自图严助以节发兵，而郡守拒之不从，其周密又何如哉？盖高帝出入兵闲，熟究利病，其为四百年之规模远矣。至我国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为重也。然承五代破碎之馀，其纷纷谋乱，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聚以为兵，其所以堤防制御之术，不得不曲防周虑，厚禄以畀之，重罚以警之，明法以节之，分权以防之。列圣相承，缉熙燕谋，其视汉家之法，又远过矣。伐蜀名帅，超授𬪩赏，典兵旧臣，皆蒙“厚禄；备边诸将，悉予市租。”若宽矣，然王仁赡之贪欲，则下之吏议；潘美之骄伐，则警以匣剑。又未尝不严也，此待将帅然尔。御龙扈从，特命增给沿边戍卒，时赐绢襦，巾履端布，出自特旨；缗钱薪炭，或行泛恩。若宽矣，然武雄之肆掠，则百卒竟诛；川班之妄诉，则全军俱废；酒坊之兵士作过，则罪及主将，又未尝不严也。此特士卒然尔。不特此也，军士衣不得过膝，葱韭不得入营，无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无非念也。营在城西者，粮在城东，营在城东者粮在城西，无怠志也，其制兵之意可见，其整肃也。又不特此也，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见其周密矣。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先军而后国，群臣出守，先军而后州。”库曰“军资”，监曰“军器”，官曰“参军，务”曰“赡军。”其于军事重矣。故其恤之宽，待之严，制之以整肃，召之以周密，无不置其虑者宜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汉之政望今日。

《李氏论择帅以练民兵》

“古之有国者，戡乱定功，未尝不以兵。汤、武之所以王，齐、晋之所以霸，皆以德为主，而以兵辅之。”自战国、秦、汉以来，兵尢重，其国之兴亡，视其兵之强弱与其措置之术如何耳。然古者兵农不分，无养兵之费，而有用兵之实。至唐，兵制凡三变，其初府卫之制最为近古。府卫之法坏而为彉骑，彉骑法坏变而为方镇之兵。至五季，始尽黜以为卒伍，而兵农之分，不可复合，乃有养兵之患。国家建都，兵悉屯于京畿，更戍郡边，以虎符出纳，其分布于诸路，有隶将兵，有不隶将兵当熙、丰盛时，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万人，而土兵、厢兵不在数焉。自熙、丰至宣和闲，禁军阙而不补者大半，而崇、观以来，有事于西夏，“南平方”贼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没者又半之，而靖康闲，金人再犯阙，其溃败损折者又不可胜数也。建炎初，勤王师萃于京畿者三十馀万，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复抡择留屯要害之地，悉罢遣之。其后建言，乞募兵于河北、关中、京西东合十馀万，更番以卫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谓 “不患无兵，不当募”，遂罢。今西北既复为金人之所蹂践，而东南之人类多孱弱，未知于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复方镇之制，若使之募兵以备出战，将校偏裨皆预选任，以时训练之。又团结民兵以备守御，乡村坊郭各随其宜，划刷官田，如户绝天荒屯田之类，以养民兵之可以出战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劝沮，假“以岁月，庶几足兵。”然其要在于择帅臣以总之。帅臣得人，则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马燧之镇太原也，承鲍防之败，兵力衰弱。燧募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士，教之战阵，数月成。精卒造铠，必长短之制，称士所衣，以便进趋。为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制。冲冒器用精锐。居一年闲，广场罗兵三万，以是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镇泽潞也，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伍凋刓，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介偶习射。岁终，大校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戍卒二万，不廪于官而府库实。缮甲淬兵，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而李德裕之帅蜀也，当南诏入寇之后，蹂践千里，荡无孑遗，瘢痍尚新，非痛矫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择州兵之任战者，废遗狞耄什三四，又请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户三取一，人使习战，贷他役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其精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弩，其士曰“飞星鸷，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二军，而威声隐然震于西南。由是观之，择帅得人，兵不难足，但当假以权柄，宽其衔勒，使得尽心而已。或谓方镇增募兵之数，则养兵之费何以给之？殊不知国家屯重兵于畿甸，故岁漕东南六百万斛及四方钱帛于京师州郡租“仅足以办上供，犹有不足者。今畿兵寡矣，而方镇之兵稍增，正当量养兵之费，损正供之数以给之，胡为而不可？事固有时，而变通者正谓此也。若夫团结民兵，人见巡社之法不可行，遂以谓民兵之不可用于天下。然巡社之法可行于西北，不可行于东南，当斟酌其宜，使民乐于从命耳。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第060卷 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