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十二卷目录

　赋役部汇考二

　　周二〈总一则　武王一则　定王二则　敬王一则　显王一则〉

　　秦〈始皇二则〉

食货典第一百十二卷

赋役部汇考二

周二

按《周礼地官》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 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 疾，凡征役之施舍。”

〈订义〉史氏曰：“国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夫谓其身，家谓其居。如止知其居，则土著之民在尔，僦寓转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

《易》氏曰：“稽国中及四郊都鄙者，举王畿千里言。”

之也。不言六乡、六遂、邦甸者，举上下以见其中。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则其目也。黄氏曰：“九比，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专掌比法，盖乡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也。故其职又曰：‘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考夫屋以待政令’。” 国中，六乡也；四郊，六乡之馀邑也。六乡，四闾之吏。《司马法》：“闾方百里三万家，四闾十二万家，六乡为七万五千家，其馀五万五千家为四郊。” 此亦大约也。乡之民杂，必比而居之者，使各从其类而习其事也。邦国都鄙，皆本司徒乡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数，而邦国“则受” 其比要，内外之势，详略不同。

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 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 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

王昭禹曰：“《颁比法》者，颁校比之度数也。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其校比则有法矣。其比法则自司徒而颁之，乡大夫则受其法于小司徒而用之。”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

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

郑氏曰：“《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

刘执中曰：“三年则大比，谓简去其老疾，不任役。”

者，补其阙落“不成伍者”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 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易氏曰：“会，聚也。小司徒以军制聚万民，自五两以至军师咸在焉。独言会万民之卒伍者，先王之军制，调兵必五数，出兵必百数。不五数不足以调兵，故积数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数不足以出兵，故积数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阵，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阵，二千五百人之师成一大阵，万二千五百人之军成五大阵。” 郑康成曰：“五、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 郑锷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闾即五伍之两，四闾之族即四两之卒，五族之党即五卒之族，五党之州即五族之师，五州之乡即五师之军也。万二千五百人为乡，合之以为一军。王之六军出于六乡，举一军之制则六军之制皆可得而知。” 又曰：“说者谓五人为伍，则左右前后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则二十五人矣。两两相比则谓之两，二十五人纵横皆五，何以谓之两耶？盖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为卒，则横纵皆两矣，唯卒之横纵皆两也。” 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两名之。李景齐曰：“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天子六军，大国不过三军。” 此定制也。然尝考《司徒》卒伍之制，而约之以《司马法》，不能无疑。《司马法》曰：“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是则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约而计之，兵车一乘则三两之数，四乘则三卒之数，百乘“则三师之所合，五百乘则三军之所合，积而至于千乘则六军聚焉” ，是则六军之数，适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军言之，则不足于万乘；以诸侯之千乘言之，则不应有六军。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内以为军，则足以容万乘，而所谓六军者，特寓于六乡，乃天子宿卫之兵尔，其馀六遂都鄙之兵，盖不与焉。悉诸侯之国以为军，则大国有千乘，而所谓不过三军者，仅止于五百乘耳，非其不足于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卫之兵数约之。此周人居重驭轻之法。唐人府卫，《君子》谓其得乡、遂之遗者，盖出此。

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郑锷曰：“军制已定，则有征伐之时，起之以为军旅，四时之间，作之使趋田役，有盗之际，比之使作追胥，闲暇之时，令之使出贡赋，无不可也。” 黄氏曰：“乡之军制，寓于比、闾、族、党、州、乡，故会其卒伍而为伍，两卒旅、师、军，盖常自为六军也。用之于起军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贡赋，皆乡法也。军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 《田役》曰作，田竭作，车少人多。役随事多少，车不出，皆临时作之。田虽为六军，盖不止七万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当时比之，不使临事纷错也。野皆不如此，不会卒伍。大抵乡车人不相须，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会之于卒伍。野车人相得，其用在车，无竭作之事，故合之于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军为车千乘，以《司马法》“三百家共一车” ，约之七万五千家止得车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赋也。大抵六乡皆守兵，会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军备其人而已。车马之赋，不尽出于民，则以公车充之。校人有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车、乡赋，闾师征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贾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给土地，则据土地计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遍知其人数。” 郑锷曰：“上文于岁时入数、大比受要之后而言，乃会万民之卒伍，则氏数既定，然后军法可制也。军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何耶？盖会万民之卒伍者，所以起军旅也。此言可” 任之人数者，所以作田役也。将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将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观其所受者上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观其所受者中地，则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观其所受者“下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盖因其受地之优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馀不足也。” 说者谓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为三等者，盖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余以为此言六乡受地之法。学礼者见《遂人》颁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亩” ，至馀夫亦如之，乃谓六乡受田之法与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殊不知经之所载，自王畿之乡、遂、都、鄙，至于诸侯之邦国，凡授田之法，自有四节。《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此一节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又一节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 此又一节也。《大司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此又一节也。即是四节。考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乡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马》言诸侯国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 ，而继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与遂同，又不与都鄙《大司马》同，非六乡田制而何？何则？上地当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当食七“人，六人，下地当食五人” ，此固常法也。六乡在内，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则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则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则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将以强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则不可与乡同，故别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 ，见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莱五“十亩、莱百亩、莱二百亩” ，不与乡同，则以遂地远而瘠，授之莱乃所以饶远而已。又以爵位考之，乡大夫爵与遂大夫同，乡师爵与遂师同，小司徒爵与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则小司徒掌授乡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则《小司徒》所言，为六乡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则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于大司徒言之；施政职于九畿之外，而令其军赋，则大司马事，故邦国之田，于大司马言之。” 以是观之，谓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者，妄说也。吕氏曰：“《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参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 《司马法》之出士徒数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为不胜计，以虑败也。故不尽用之，虽败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实数也。自此以后，调发者皆用实数，幸而一胜，不幸而一败，则皆不可救矣。晋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甚

非先王之制。他如鲁成作丘甲，曹操案户籍，得三十万众；苏秦以齐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万。而曹操谓崔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 是皆以实数调发，惟诸葛孔明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蜀之所以强者，以孔明不尽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万二千，数年之间，所折者不过二万耳。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 作。

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无过家一人。盖用徒役，不必一时皆遍，计所役久近，取劳佚均而已，不于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宽民也。” 王昭禹曰：“以其馀为羡，则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备，此民所以有馀力而不困于役也。” 陈及之曰：“‘竭作’，郑氏谓‘尽行’，非也。田猎所以教民习” 兵事，则不可不皆教之。及其当田也，今日发某甲，明日发某甸，亦不一时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则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 ，若曰“尽行” ，不胜其扰也。

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 罚，诛其犯命者。“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

郑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灾寇。” 郑司农曰：“当征召会聚百姓，则小司徒召聚之。馀子，谓羡也。”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郑锷曰：“经野则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则为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则为牧养之区，《左传》所谓‘井衍沃，牧隰皋’，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公田处其中而私田包乎外，是之谓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莱视田半，下地授莱视田倍，比中地田莱之相等，是之谓牧其田野也。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 四县为都。

郑锷曰：“井地之法，始于一夫之受田百亩，积而至于九夫，则地方一里凡三百步，为田九百亩，是为一井；积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纵横皆二井，则地方二里为田三千六百亩，是为一邑；积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则地方四里为田一万四千四百亩，是为一丘，积四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则地方八里为田五万七” 千六十亩，是为一甸田。至于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为一成。甸又谓之乘，言车乘之法至是始成田。至于一成，则四成积为四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则方二十里矣。于是为县，至于四县，则方四十里矣。于是为都田。至于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为一同。

愚案：郑氏以“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则方十里为

“一成积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为一。同积万井，九万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浍。” 虽《横渠》亦从其说。殊不知《小司徒》“四井为邑” 至“四县为都” ，皆以四数言之。言田之实数，《司马法》自“井十为通” 至“终十为同” ，皆以十数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为甸” ，即《司马法》“通十为成甸” ，“六十四井而成百井” 者，其三十六井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 ，即《司马法》“一同” 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万井者，其三千六百井为山川城郭，大约《小司徒》之法，比《司马法》皆是三分之二实地。郑氏旁加之说，其算法则是，但不必谓旁加之人专治沟洫。陈君举亦曰：沟洫之事，岁岁有之，而军赋不常有。若专以某人治沟洫，某人出军赋，则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税。王氏《详说》，复为之说曰：“畿内用贡法者，以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事于民耳。邦国用助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恐其税民无艺耳。都鄙虽在畿内，然实诸侯，此所以用助法。” 郑伯谦疑此岂有天子之国自税民田，而令诸侯但为公田而不税哉？又谓：周之畿内以及天下诸侯，一用贡法税夫，无公田也；公田，商礼也。文王为商诸侯，其田犹依商礼。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摄政，遂变之。此皆泥于康成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之说。至黄文叔以此为遂法，谓“六乡之民职业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参差不齐，故不为井田之法；必使备六军，而人徒车辇不相须，故不为丘乘” 之法。大约乡教士，野教农。郑言“井法备于甸而止于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 ，盖以此为都鄙井田之制，其说转乖。《司马法》“成三百家，一车，七十五人而调一人也。” 《小司徒》“四甸为县，为”

“四车，四车亦三百人而调一车，一车七十五人，亦四而调一也。故丘甸县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车而调四车，自足为行列，故丘乘之法备于此。野法皆四而调一，乡三百家，出一车十马” ，见《司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车四马十二牛” ，见《汉志》。轻重不同，乡役多，野役少，乡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优内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安有内外之异？《孟子》曰：“乡田同井” ，则乡未尝不以井授也。特乡之地近内，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则有井而无牧。至于野外之地，不无媺恶肥硗之差，岂必如指掌之平，棋局之画？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经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于遂言之为加详。井以九起数，邑以四成之，则制地之数可于是通行矣。若夫县都之名，偶同于公卿“采地” 之名，亦非以此为采地。薛氏之说，分明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见之。谓八家皆私百亩，同种公田百亩，此《孟子》之说也。谓八家各耕百十亩，以十亩为公田，馀二十亩为庐舍，此《汉志》之说也。今因录诸家之说于后。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谓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赋。周时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彻法。《孟子》曰‘乡田同井’，则是乡皆用井。哀公问年饥，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彻，是邦国亦用” 彻法。《周礼》一书，皆通率而言。所谓互见者，以班固之言。考《孟子》“九夫为井” ，全无亏欠。后世为图，亦以纵横成列。不知九夫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则是六百亩，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则一井地止三百亩。若如《孟子》、班固所计，则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说皆不通。盖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备言之。案《左氏异议》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薮，五薮当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当一井衍” 沃之地，九夫为井。《左传》“楚𫇭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 今曰“井九百亩” ，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为之计度，可以知井田之说，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据图言井九百亩，亦徒见其不同耳。《礼运》说“大道既隐” ，而曰“以立田里” ，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 《论语》说禹“尽力乎沟洫” ，与《匠人》“井间有沟” 同。《皋陶谟》“畎浍距川” ，与《匠人》“井间有浍专达于川” 同。观《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其实皆什一以贡，彻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于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备于周。

“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郑锷曰：“‘井邑、丘甸、县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令之出贡赋，与夫凡税敛之事，俾皆供上之求。盖治地有法，则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则上可得而取’。黄氏曰：‘乡野皆以军法令，贡赋、贡赋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军法令之。野有税敛、杂征、薪刍、疏材之属，乡无之，委人可考，贡赋、税敛、民食必参相得，而后其令可行’。” 郑曰：“‘地事，农牧、虞衡，地贡九谷山泽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则皆为农事，薮牧虞衡视农为别，农定法而后薮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

黄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县、都，各有界域。” 郑康成曰：“守谓虞衡之属；职谓九职政税也。” 郑锷曰：“分其地域，则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县、曰都，有县、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则不敢以相逾。盖井邑之制在是，一乱其守则井地坏矣。施其九职，则农圃之民有农圃之职，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职。施其所职而平其政” 赋，则各适于其宜。盖征赋本出于此，一失其平，则怨怒生矣。康成谓“政当作征” ，是也。《易氏》曰：“六乡、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后施之以职。王畿如此，邦国亦然，如是皆以贡赋税敛令之，则远近轻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大丧，“帅邦役，治其政教。”

郑康成曰：“丧役正棺引窆复土。” 史氏曰：“兴土工以为因山之役。”

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 众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贾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挍，比户口。” “六乡四郊之吏” ，谓比长、闾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乡而兼四郊，乃六乡之闲田，县师所治之地。”

《乡师》之职，“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以国比之 法，以时稽其夫家众寡，辨其老幼、贵贱、废疾、马、牛之 物，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纠禁，听其狱 讼。”

郑锷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数，谓之比法；乡师用法则谓之国比之法。言其法乃国之法，而非乡师之所制也。” 项氏曰：“小司徒先贵贱，乡师先老幼，盖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可任为军，所谓可任者，家三人之类。戒之使谨，令之使行，纠之使不肆，禁之使勿为。”

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受州里之役 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众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沟渠之役。州里，州所里也。五党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于州里。役要，役数之要书，欲知役数之多寡。” 项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数。以考司空治役之章程，则役事可得而钩考矣。” 史氏曰：“未役为民，既役为徒。”

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军旅会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乡师，则正治之而已。” 贾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军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于乡。”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 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

王昭禹曰：“族师职卑，所统者寡，故使之校其数，然后登上其籍。乡大夫职尊，所统者众，故登其籍，不校其数。《小司徒》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则使登其籍于大司徒也。” 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黄氏曰：“征不言岁，而言七尺、六尺者，岁虽登而身不及则为疾，所谓痤短侏儒者也，则” 舍之国中，晚征而早舍，为其近而役多；野则早征而晚舍，以其远而役少。郑锷曰：“征者，谓任其力，以给繇役也。”

《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 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

贾氏曰：“役谓役作。”

《族师》，“每族上士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五家为 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 联”，使之相保相受，以役国事。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 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

《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郑锷曰：“周制，王畿之地不过千里，可为井田者则授之乡、遂之民，内自国中，外至畺地，不可为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为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广狭，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赋，是故名官曰《载师》，载如舟焉，轻重毕载，苟不量所载，舟必溺；如车焉，轻重皆任，苟不胜其任，车必折。”

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

贾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国中’” 已下是也。郑锷曰：“《载师》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广狭，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赋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赋。”

以《廛里》任国中之地。

张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称。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 其里受地视廛，则所谓廛里者，必聚庐托处于其肆者，故曰“任国中之地。” 郑锷曰：“廛以居商贾之货，里以为民庶之居。”

以场圃任园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种植，妨五谷之生。惟室庐之傍有园圃以毓草木，于此则树果蓏也。常时则辟场为圃而种植，九月则筑圃以为场而纳禾稼，此则场圃同出于园地。”

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

黄氏曰：“‘宅田，居于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书》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亩之宅’。是不独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则皆曰宅。廛有征而宅无征，城郭中不能容，则居于外’。郑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禄，虽死，禄犹及其子孙，况老而致仕者，固当给禄矣。谓之宅田” ，则非也。郑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谓其家之所在耳，岂凡称宅者皆致仕者哉？郑康成曰：‘士读为仕，仕者亦受田，所谓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郑司农曰：“贾田者，吏为县官，卖财与之田。” 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备国之访问士。”

“受职于朝，贾列肆于市” ，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

郑司农曰：“官田，公家所耕田。” 王氏《详说》曰：“先郑牛田牧田说是也。牛人养国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无田何所取给乎？” 郑司农曰：“赏田，赏赐之田。”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黄氏曰：“郊外四甸之在远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万五千家，馀地尽以为公邑。自此至畿畺四处，皆有公邑，故据此而言之。” 陈及之曰：“公邑之田，谓在官之田，未颁与人者。”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 田任畺地。

黄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谓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内也。‘以小都之田任县地，谓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县地之内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谓三公及亲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则为附庸之国。不能五十里者，谓之食邑’” ，非谓尽食其地，盖亦使取公田之税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当有禄，尽取给于此，而归其馀于王，故谓之“稍” ，专以廪禄为义也。《司马法》：“三百里曰野。” 言其居民授田悉与甸同也。甸为公邑，稍为家邑。公邑合而听于遂人，家邑离而听于家大夫费郈、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郑以为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视伯，谓之县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见都鄙之有王田也。《图说》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县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计百同之地。” 此王畿所以为千里。

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 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郑司农曰：“任地，谓任土地以起税赋也。” 贾氏曰：“‘园即《上经》‘场、圃，任园地’” ；“廛’即《上经》‘廛里，任国中之地’。廛则《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是廛无谷也。园则百亩田畔，家各二亩半，以为井灶，种䓗韭及瓜，是园少利也。” 黄氏曰：“国中什一，使自赋役多税轻，远郊二十而三，役稍简矣。自此去国益远，役益简，税渐增至十二” 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盖并杂征为十二，自郊至都，役赋相乘，除而通平，然犹必优内也。贾氏曰：“漆林之税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 郑锷曰：“漆之为物，特为用之饰。舜造漆器，群臣咸谏，惧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于成林，则奢意无极，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陈君举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于天下，而《载师》立法，多寡不均，盖参之前文而得其说。近郊十一，则圭田之税、商贾之田，税所以轻者，盖圭田以当禄奉祭祀，商贾既有关市之征，不可重也。远郊二十而三，则庶人在官者之田、赏田之税、畜牧之田税所以比田税差重者，抑闲民及豪强之家也。甸、稍、县、都皆无过什二，则公邑之田税，卿大夫采地之田税，岁贡什之二而有其八” ，是亦优于畿外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随宜而取。若井田则什一而税，智者不能易此说。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 事者出夫家之征。

黄氏曰：“里布出于蚕桑，宅虽不毛，犹出里布；屋粟出于艺植，田虽不耕，犹出屋粟。《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复有此税，以夫、屋为名，所以给施散，若今之义仓欤。民无宅则无里布，无田则无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国则出十一之贡，在野则出九一之赋。一夫百亩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车辇，给繇役” ，视其费为之数。

以时征其赋。

易氏曰：“征其赋” 者，谓任地之正赋，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当时不常有，故不立为一定之法。

《闾师》，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郑康成曰：“主征六乡赋贡之税者。” 陈及之曰：“闾师征国中及四郊之税，县师征野之税，皆民田什一而税者也。”

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 政令，以时征其赋。

贾氏曰：《闾师》征敛百里内之赋贡，故云“掌国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数。”

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 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 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物， 任虞，以泽事贡其物。

郑康成曰：“贡草木谓葵韭果蓏之属。” 《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则任之以其职，闾师言任民则任之以”

“其贡” 黄氏曰：“凡任民，国中九职杂居，与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参差不齐，故皆使什一自赋。圃收、工贾则皆视农夫，百亩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贡其一。畿内无贡，谓之贡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国中贡，即赋也。什一自赋” ，其实《夏法》。

凡无职者出夫布。

郑锷曰：“所谓无职，则指闲民为臣妾耳。臣妾者八职之所役，闲民者八职之所恃，初无可贡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盖使出一夫算口之泉，与里布、夫家之征异矣。然此布非罚布也，亦以出为言者，既谓之无职，殆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励勤耳。”

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 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郑锷曰：“先王使民植桑、种麻，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者，使之养生丧死无憾。然人之情好逸恶劳，欲其不惰于本业，非有以罚之则有所不勉。盖庶人之家，五母鸡、二母彘，畜以为牲，不畜则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则使其祭不得用盛，不种植则使其死也。有棺而不得用椁，不蚕桑则使其衣不得衣” 帛，“不绩其麻” ，则使其丧不得衣衰。凡皆所以耻之。

县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 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三年大比，则以 考群吏，而以诏废置。

吕氏曰：“先王自封建诸侯外，有闲田，散在诸侯之国。或谓诸侯有罪，则削其地以为闲田，若有功则以闲田增封之，天子平时各命王官以掌之，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闲田以总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维之意。”

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 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 器，以帅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 岁时征野之赋贡。

郑锷曰：“贡赋之出于野者，必当以时征之，不先时以困民所无，不后时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说者谓《载师》《闾师》皆言以时征其赋，此独言以时征野之贡赋，何也？《载师》所征者任地之赋，《闾师》所征者国中四郊之赋，《县师》征公邑之赋贡其地乃公邑之闲田，故特言野以别之。”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掌均地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 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 日焉。”

郑锷曰：“或谓《周礼》一经，于徒役之事以为用民之力，事之至大，故屡言之。今观均人视岁上下为用民之节，不过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为其然？” 余尝论之，是说自前汉始，文帝集诸儒刺六经，作《王制》，以为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自是学者不敢违。郑康成觉其不通，遂改旬为均，曰“公事均用三日。” 余尝笑其凿，古者龙见而毕务，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毕。故卫文公《楚宫》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诗人以谓得其时制，则知力役兴于农隙之时，十月之候，营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则一月而九日，计冬之三月则二十七日矣。年丰则食有馀，多用其力，不为虐也。一旬而二日，则一月六日，计冬之三月则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歉减丰年三分之一也。一旬一日，则一月三日，计冬之三月，则九日矣。无年而力役不作，减三分之二。如以为一岁不过三日，奚必谆复作《经》，屡言役事之为大乎？

武王克商立彻法分九畿而任贡

按：《诗经大雅》：“彻田为粮，豳居允荒。”

〈朱注〉彻，通也。一井之田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也。周之彻法自此始，其后周公盖因而修之耳。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军赋与其税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广之，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矣。〈大全〉问：“‘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则非民，私田不治则非吏’。”恐未必是计亩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详知，但因洛阳议论中通彻而耕”之说推之耳。或但耕则通力，而耕收则各得其亩，亦未可知也。

按：《通鉴前编》：“周王即位，立彻法。”

按：杜佑《通典》：“商纣暴虐，厚赋以实鹿台，大敛以积巨 桥。周武王既诛纣，发其财，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于 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

亦曰服

其贡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贡嫔物。

《任嫔》以女事贡布帛。

又《外》曰：男畿，其贡器物。

任土以饬材事

又《外》曰：“采畿，其贡服物。”

𫄨纩也

又《外》曰：“卫畿，其贡财物。”

龟贝之具

又《外》曰“蛮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贡货物。

丝枲

又外曰“镇畿”，又外曰“蕃畿。”

蕃，限也。自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各相去五百里为限。其来朝之岁，具《礼朝觐》篇也。

此《荒服》也。

具职官封建篇

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司徒职以岁 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 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 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 其书。

郑元曰：“登，成也，定也。国中，城郭中也。” 郑司农云：“征之者，给公上事也。舍者，谓有复除舍，不收役事也。贵者谓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服公事者，谓若今吏有复除也。老者谓若今八十、九十复羡卒也。疾者谓若今癃不可事者复之。” 元谓入其书者，言于大司徒。

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 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征，税也，言“征” 者，以供国政也。“任地” ，谓任土地以起税赋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之” 者，廛无谷，园少利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 事者出夫家之征。

“宅不毛” 者，谓不树桑麻也。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以供吉凶二服及丧器也。民虽有闲，无职事者，犹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家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车辇给徭役。

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待其政令， 以时征其赋。

“自廛里” 至“远郊” 也。“掌六畜数” 者，农事之本也。赋谓九赋及九贡。

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 土，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 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物， 任虞，以泽事贡其物。

贡草木，谓葵、韭、果蓏之属。

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 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缞。

掌罚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缞丧，不得衣缞也。皆所以耻不勉也。

又因其比邻，“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 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夫役 人岁不过三日任其土，所以纪地宜也。分五服，设九 畿，所以别远近也。五人为伍，所以知众寡也。”“因井庐 以定赋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

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什一谓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虽不垦殖，亦取其税” 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兴贩之利，衡虞取山泽之财产。

“赋，谓供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 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 费，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 织，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赡，下足而上有馀也。

定王十三年〈即鲁宣公十五年〉鲁初税亩

按《左传》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 过藉以丰财也。”

按《公羊传》：“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 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 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注〉“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经传数万，指意无穷状，相须而举，相待而成，至此独言颂声作者，民以食为本也。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陵弱。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什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

为市。故《俗语》曰：“市井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 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还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馀夫。馀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 国家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挍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 ，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 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挍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馀一年之畜，九年耕馀，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虽遇唐尧之水，殷汤之旱，民无近忧，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故曰：‘颂声作矣’。”

按《穀梁传》：“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 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 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 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 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注〉一夫一妇，佃田百亩，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五亩，以为公田，公田在内，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妇为耕百一十亩，出除公田八十亩，馀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馀二十亩，家各二亩半为庐舍，损其庐舍，家作一园，以种五菜，外种楸桑，以备养生送死。

十七年。〈即鲁成公元年〉鲁作《丘甲》。

按《左传》成公元年春三月，为齐难，故作《丘甲》。

按杜佑《通典》《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 十六井，出戎马一疋、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 出长毂一乘，戎马四疋、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

敬王三十六年〈即鲁哀公十一年〉鲁用田赋

按《左传》哀公十一年“冬，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 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 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 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 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按《国语》：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 对，私于冉有曰：“求来！汝不闻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 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 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 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 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藉矣；若” 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显王二十一年〈即秦孝公十四年〉秦初为赋

按：《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四年，初为赋。”

〈注〉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曰：谯周云“初为军赋也。”

按：《汉书食货志》：“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 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 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 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 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 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 “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 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 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秦

始皇二十八年复徙琅邪台下户十二岁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 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 十二岁。”

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云。

按杜佑《通典》：“始皇建守罢侯，贵以自奉，提封之内，撮 粟尺布，一夫之役，尽专于己，徂春历秋，往还万里，是 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无聊，海内咸怨。夫夏 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 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 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内兴功” 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赀 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