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四十一卷目录

　赋役部总论四

　　群书考索〈东南财赋　东南牧养　东南岁入　东南县邑民财　九州所产　九

　　州之田　九州田赋　九州土贡　唐邓汝颍陈蔡许洛地利　两浙地利　荆州地利　扬

　　州地利　淮浙财赋　江淮巴蜀财赋　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诸路经制总制月桩及两浙

　　岁收缗钱　两浙板帐江西月桩　两浙税赋〉

　　性理会通〈田赋〉

　　大学衍义补一〈贡赋之常〉

食货典第一百四十一卷

赋役部总论四

群书考索

《东南财赋》

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

夫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战国、汉、唐至于今用之。昔越王句践国于会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东及饶、信是也，其为郡十，地至狭也。当是时，玉帛之贡于吴府无虚日，外而吴之公卿大夫皆有赂，内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养，然未尝有不给之虞。吴王濞国于全吴，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闽中是也，其郡二十，地虽广也，而寻阳、兴国、宜春、高安割而属之长沙。当是时，吴之百姓无赋也，惟即豫章山以铸铜，煮海水以为盐。而吴之富擅天下，至于金钱之饶，在处而有，不特取之吴而未尝有乏财之虑。〈陈傅良：〉

《唐》财赋皆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

爰至于唐代宗大历之际，刘晏掌江淮盐铁之权，岁入六百馀万缗。是时天下租赋之所入，不过千二百万，而江南之利实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间，韩滉之节度浙江东西也，是时车驾在奉天，滉则献绫罗四十担；李晟驻军于渭桥，滉则饷米百馀艘；乘舆反正于长安，滉则贡米百万斛。非特此尔，而唐虽名为都长安，而大农之国计实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也。宪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国计录》，备述元和之初，藩镇瓜割玉帛之不贡于王府者十五道，而岁租赋之所倚办者八道，实皆东南也。曰浙江东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当是时，户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万，而兵之仰给于县官者八十三万，又且“师旅四出，诛吴平潞，划蜀殄蔡，收齐伐魏”，其间廪给之费不可一日阙，而初未尝告乏，则是东南之地善用之而财赋未尝不丰也。〈陈傅良《十策》：〉

祖宗之时，银绢缯絮钱谷皆仰给于东南。

仁宗皇帝庆历三年，诏“会国家之财赋，转一岁之中而为定式，别其州县之廪给、诸路之转搬，与酌漕舟车之费，而东南金帛之成数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东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八十九万，银以两计，凡二十万；绢以匹计，凡五十万；江西钱之上京以缗计者，凡三十四万，银以两计，凡十三万；绢以匹计，凡三十万；湖南北钱之上京者二十七万，银二十二万，绢一十三万两；浙东西钱之上京者七十四万，银四万八千，绢七十二万；福建银之上京者二十万八千。此其大凡，而奇赢之数不与焉。”与夫近而两淮之运，远而川广，所贡不下百馀万，诸道金缯绵絮之饶，亦且数百万，皆不可毛举。是时，宋之在东南诸郡者，凡六百二十万石，铜之铸于饶、池、江、建者，凡六十八万缗，是则国家财赋之仰于东南也者，未尝不丰也。〈同上。〉

《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

国家抚有南夏，大江，剑阁以南，泰然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为外屏。以元丰二十三路较之，户口登耗，垦田多寡，当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广狭，财赋丰俭，当四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当天下四分之三，方今仅当四分之〈阙。〉“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栗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专于北者其利鲜，专于南者其利丰。故长江、剑阁以南，民户虽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于天下，关陕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吴衢进图〉

《东南牧养》

方今“王气盛于南”，故牧养亦盛于南。

上古王气在东，中古王气在西，近古王气在北，方今王气在南。上古牧养之盛在于海岱之间，故《禹贡》独称“莱夷作牧” ，今登莱之间是也。中古牧养之利盛于秦陇，秦之先牧养蕃息，受封于周，今之秦凤路是也；近古牧养之利，盛于河朔，元魏孝文于

“并州置牧场，马大蕃息，今之河东路是也。宋朝以来，川广之马，足军国之用。”盖牧养之利，亦王气去来为之盛衰。〈同上。〉

《东南岁入》

今日所入倍于祖宗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缗钱，不过一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言利之臣极力聚敛，然后岁入五千馀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过千万，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则所入信倍于祖宗时多矣。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元丰之间，纷更费用，犹不过月支三十六万。至宣和间，崇侈无度，然后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然月支犹不满八十万。比年安静无事，乃月支一百二十万，非泛犹不与焉”，则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多矣。〈郑湜《札子》：〉

《东南县邑民财》

自晋南渡之后，东南渐重，而西北渐轻。至于宋，东南 愈重，而西北愈轻。

自晋元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至于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乱，江淮独全。历五季纷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杀戮几尽，而东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间，咸获安业。逮宋龙兴，伐罪吊民，五国咸归，未尝妄杀一人。自后数十百年间，西北时有少警，而东南晏然，斯民弥得休息。以至元丰中，比往古极盛之时，县邑之增，几至三倍；民户之增，几至十倍；财货之增，几至数十百倍。至于庠序之兴，人才之盛，地气天灵，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极盛之时，有所不逮。天下之势，正犹持衡，此首重则彼尾轻。故自东南渐重，则西北渐轻。”以至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守内辨》，〉

《九州所产》

周九州所产，与《禹贡》九州所产略同。

“扬州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银、齿、革，豫州其利林、漆、丝、枲、青，兖州其利蒲、鱼，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鱼、盐，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贡》扬州惟金三品，瑶、琨、筱、簜，则金、锡、竹、箭固扬州所产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与夫砺、砥、砮、丹，则丹、银、齿、革固荆州所产也；“豫州厥贡漆、丝、𫄨、纻”，则麻、漆、枲固豫州所产也，然则馀州皆以其地所产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昭禹《周礼解》。〉

《九州之田》

“吴越”闽蜀之田，在古为瘠薄，在今为“膏腴”，由人功之 修治。

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养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养灌溉之功至，犹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数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尽者亦多矣。〈《汉经》：〉

《九州田赋》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赋轻，有田轻而赋重，有田赋俱 等。”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赋轻，如青州田上下，赋中上；徐州田上中，赋中中；梁州田下上，赋下中；雍州田上上，赋中下也。或田轻而赋重，如冀州田中中，赋上上；扬州田下下，赋下上；荆州田下中，赋上下；豫州田中上，赋上中是也；或田赋等，兖州田中下，厥赋正是也。以州之兵赋考之，民之能出兵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馀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当然。而《禹贡》所出之赋乃尔轻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号为沃野；豫州夫地之中，商贾所集；扬州东方之都会；荆州南夏之名区，故冀、豫为罗绮之乡；荆州为鱼盐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此所以田轻而赋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狭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国，地险患多，田土之外，杂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赋轻”也。至于兖州，无雍、梁之边患，无青、徐之僻陋，又无荆、扬之鱼盐，又无冀、豫之罗绮，居天下有无之中，此所以“田赋等”也。〈《胡氏书》。〉

《九州》之赋，惟梁、扬、冀、豫有时错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给之岁，即出第二等也；扬州鱼盐之海，出第七等，近于太轻，故有时而出第二等，以补除馀州之不足；豫州，中国之交会，出第二等，盖亦甚优，故错出第一等。至于梁州，则夷狄北境，变故不常，而定出八等，似若太优，故无事则错出第七等，有事则错出第九等也。〈同上。〉

《九州土贡》

九州土贡，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赋，无地不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贡，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齿、革，荆、扬所同。至于他物，若漆则同出于兖、豫，砮则同出于荆、梁；磬则同出于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滨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丝枲之属，兖州则有丝及织文，青州则有丝及丝枲，徐州则有元纤缟，扬州则有织具，荆州则有元𫄸玑组，豫州则有枲丝𫄨纻等贡，古于雍、《梁》无之，至于田赋，则九州特有高下尔，岂非桑麻谷粟无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邓汝颍陈蔡许洛地利》

古称肥沃之地，至宋朝反成瘠卤硗埆。

观《史记货殖列传》，“郡国之所有，东方之桑麻鱼盐，南方之竹木鱼盐，与西方之五谷畜牧，北方之枣栗裘马，则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备养生送死之具，导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则其民丰乐饶足，老死而无憾。”及行天下，览及山林薮泽之所有，往往与古无类。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御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硗埆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沃，原泉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颍滨《民政》。〉

《两浙地利》

吴、越未尝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间，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叶学士进卷。〉

《荆州地利》

鄂乃荆州之地，于古为瘠，自唐以来，乃以“沃”称。

三国之季，吴主孙皓自建业诉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埆瘠，民间苦之。当时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诚以地薄而民穷也。据《禹贡》“荆州，厥土涂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则是鄂之瘠，振古则然矣。然而李唐长庆中，崔郾为观察，治陕以宽，继治鄂以严。或问其故，曰：“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陕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犹且为沃，则土腴可知矣。彼唐尧以来至于三国之季，二千五百馀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孙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时，才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盖三代以前，东南荒凉为甚；春秋而下，又为吴楚之境。“两汉之际，未经葺理。自吴主、孙权以来，始倚武昌为重，更三国、东晋、南朝之时，常为重镇，舟车所凑，人物萃焉，积壤流膏，耕凿滋利。岁时浸久，遂为沃壤”，则亦宜然也。〈《宇内辨》。〉

《扬州地利》

扬州于古瘠薄，而近世乃为“衍沃。”

按：《禹贡》“扬州，厥田下下。”是东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称江浙之间，川泽衍沃，有陆海之饶，与古相反如此，岂不以东晋、南朝之时，人力有致于此耶？尝观汉武帝时，赵过能为代田，比他亩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谋画有工拙耳。汉魏以还，天下有变，常首难于西北，则衣冠技巧转而南渡，四方习俗取利，举萃东南，农商工贾，曲尽其便。人物之繁，与京华无异，而土壤亦从而沃矣。加之乱离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环聚，以粪其田，鸡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莱辟，种植时而灌溉利，虽欲不为沃壤，得乎哉？〈《宇内辨》。〉

《淮浙财赋》

“《国用多》而常患不足”，盖知生财取财，而未知节用。

绍兴之初，岁费一千三百二十万，而一岁所入，止以淮、浙盐息计之，已二千三百万。以二千三百万之息，而为一千三百二十万之费，国用当充衍而有馀。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减于绍兴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广租赋，与夫其他名目甚众，而储峙匮竭，常患无一年储，何欤？岂非知生财聚财之源，而未知节财之道欤。〈王榜眼《馆职策》：〉

《江淮巴蜀财赋》

汉、唐以江淮巴蜀财赋给军，宋以江淮、巴蜀之资供 军用，何不见其“有馀

巴蜀、江淮自昔号为富饶。汉高东向争天下，独命萧何留收巴蜀以给军，是以巴蜀之资取天下也。唐肃宗驻兵彭源，河洛以北，莽为盗区。第五琦所谓“财赋之所出，江淮为渊”，请以江淮租赋，命轻货以给军。故史臣谓张巡、许远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此以江淮之资平天下也。今敛戍守边徒，以江淮、巴蜀之资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见其有馀，何哉？〈学士院撰《馆职策问》。〉

《两淮湖广四川财赋》

“版图视《古》为减”，而“财赋视古为增。”

以今日事势论之，“合吴、越、楚、蜀之地，东西犄角，视昔版图所有，殆不能半。而两淮、湖广、四川之赋，分隶于四总所，不属于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过闽、浙数路。”夫以闽、浙路之所出，而资东南七八十年军国之需，无非殚竭民力，以赡经费。〈陆浚《馆职策》。〉

《诸路经制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

宋末取民多于宋初时。

今上供正赋，不过缗钱二百万，如经制钱六百六十馀万，宣和末，发运使经制两浙创立，建炎初，吕颐浩再复，总七百八十馀万；绍兴初，参政孟庾总财赋创立，月桩四百馀万；绍兴初应副大军创立，皆祖宗未尝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类，又起于近时也。姑以两浙言，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三百三十馀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县支费皆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二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郡支费又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郑湜《札子》：〉

《两浙板帐江西月桩》

二者税额太重

两浙板帐钱额之重，实与江西之月桩相似。月桩之敷，出于一时而不能均。如“额之税钱二万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缗，而月桩之额财一千六百九十一贯；贛之税钱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四贯，而月桩之额七千四百缗。”是筠之税钱去袁无几，而袁之月桩几五倍于贛。江西月桩，大略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札子》。〉

《两浙税赋》

两浙既供两淮岁输茶盐，又隶朝廷，取民重于宋初 时。

以两浙言之，“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不下三百三十馀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郡支费皆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一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县支费亦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安得不穷困无聊耶！〈《光宗朝臣僚札子》。〉

性理会通

《田赋》

龟山杨氏曰：“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居则 为力耕之农，出则为敌忾之士。盖当是时，天下无不 受田之夫，故均无贫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奸匈 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为政之先也，田 里不均，虽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泽矣。井田者，圣人均 田之要法也。恩意联属，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 乱，农赋既定，军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 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虽匹夫匹妇，一衣一食，如 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于万物，诚有调燮之法，以” 佐赞乾坤化育之功。

华阳范氏曰：“‘自井田废而贫富不均，后世未有能制 民之产，使之养生送死而无憾者也。立法者未尝不 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贫者 不能自立也；贫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赋敛重而力役 繁也。为国者必曰财用不足，故赋役不可以省’，盍亦 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饥，用不足，问于有若，有若曰： ‘盍彻乎？夫彻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与君皆足，必彻 而后可也。后之为治者，三代之制虽未能复，唯省其 力役，薄其赋敛，务本抑末，尚俭去奢，占田有限，困穷 有养，使贫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 之本也。不然，虽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蓝田吕氏曰：“古之取民，贡、助，彻三法而”已。校数岁之 中以为常，是为贡。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亩，同 治公田百亩，是为助。不为公田，俟岁之成，通以什一 之法助于百亩，是为“彻。”

大学衍义补一

《贡赋之常》

禹贡“冀州，厥赋惟上，上错。兖州，厥赋贞，厥贡漆丝，厥 篚织文。青州，厥赋中上，厥贡盐𫄨，海物惟错。徐州，厥 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蠙珠暨鱼，厥 篚元纤缟。扬州，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 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 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簬楛、包、匦、菁茅，厥篚元𫄸、玑、组。” 豫州，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𫄨纻，厥篚纤纩。梁州，厥 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 州，厥赋中下，厥贡球、琳、琅玗。”

臣按：国家之用度皆取于民，而取民之大纲曰赋、曰贡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详焉。盖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犹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辟者未尽，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贡、分田定税焉。九州各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 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槁取焉，盖米以食人，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远近，各有轻重之等、精粗之异，非若后世一概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 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 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 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 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 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馀，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 ，斯二言也。最为亲切著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 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 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 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 无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 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尢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趋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馀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馀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馀，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 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馀一年。” 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 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德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 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月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陕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 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 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

“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馀，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馀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岁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 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馀。” 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德，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馀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岁事之登耗，屡下宽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瘽身从事，而 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 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 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急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 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 所出，岁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岁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勋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岁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扬州岛夷卉服” ，注，以为吉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 无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 之。”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户部，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户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馀年。

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 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 才百馀户；閺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 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 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 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 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 ，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 ，其言盖本诸此。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 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 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 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核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

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 用。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獒，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来宾服，若远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德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远人亦以是觇之” 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关于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 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 斿贡，九曰物贡。

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盖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馀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 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 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 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 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 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 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 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熟，或穿 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 《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 时乃上。”

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 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 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 ，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奖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远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 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 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 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 无遗。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莅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 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 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岁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德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 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 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 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 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远、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谏罢 之。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大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 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历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 然则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 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甿庶。”又曰：“积 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可与周祖此诏并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 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蠹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 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 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 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 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 其馀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往往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 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会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每岁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旨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历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著为定额，俾其岁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急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馀，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 ，说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绝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块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元惑于贾，而后人亦为所惑，何居。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间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