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部杂录

《诗经邶风》：“击鼓章，土国城漕。”〈注〉役土功于国。

《老子道德经》：“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诗小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闻见前录》：“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崇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 “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壹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尽。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复，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史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 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

《梦溪笔谈》：“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夏秋沿” 纳之物，如盐麹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麹，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却扫编》：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甚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朱子大全集》夏税牌由，“契勘人户递年送纳夏税、和买本色折帛钱多是无凭照应合纳数目，是致送纳或多或少。及有人户在约束前已纳之数，当来亦无照凭，兼下户不成端疋之数，依已降指挥，每尺纳钱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县，每户置立牌由，分明开说某图某都人户合纳夏税、折帛、和买䌷绢” 各若干，给付人户收执，须管于省限内尽数具钞，同牌由赴场，照数送纳。如不赍，牌由同钞前来，定不交受。其有人户在今来约束以前，赴所属送纳者，亦仰给付《牌由》数内若有少欠，仰人户照牌由数目，依数纳足。须至晓谕。

“受纳秋苗晓谕。检会赵知军任内，契勘星子、都昌、建昌县每年受纳人户秋苗所收水脚、雇船、起纲头子、市例等钱数，多是人户输纳，重有所费，深属不便使军。今将三县人户应合纳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纲头子并专㪷市例，总减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钱系照钞收纳，除外，并不得多交民户” 一文。窃虑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行乞觅钱米，已散榜管下县分晓谕。切虑元给文榜沈匿，合行再给文榜晓谕者。

“右，除已再谍受纳官常切钤束外，今立赏钱三十贯文，出榜县管下要闹处张挂，晓示人户知悉：自今后应输纳户下米斛，每正米一石，除前项立定雇船起纲市例钱六百七十文足，并随钞收勘合促零钱外，不许例外乞觅民户一文。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别作乞钱米之人，不拘多寡，许人户经” 官陈告，将犯人根究，依例勘罪追赏施行，的不虚示。各令知悉。

减秋苗：“照得本军去年交纳人户秋苗，每一石正米连省耗加耗，共计一石七㪷六升。今年冬米，许人户从便赴军仓交纳。今于去年所纳数上，每一石更与减米一斗，合行《晓示者》。”

“晓示人户送纳秋苗。契勘管属都昌、建昌县递年所纳人户秋苗，并系起发上供之数，缘是工户、揽子等人把持县道，兜收在己，与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纳，窥伺县道窘束，全无措置，即将下等籼米以应副预借”为名，动欲减饶合数，唯是循良细民，各县却复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钱，将收到水 “脚钱等侵移使用，缘此起发纲运，大段迟滞，且又欠折不足，事系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即，若不预行措置，定致上供转见拖压，细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县官前去各县受纳，与减加耗靡费之类，令人户自行打荡，斛面不得阻节。如有诸乡人户情愿赴军仓输纳苗米，并”听从便，重与优加裁减，务使乐输。及行下约束，都昌、建昌县不许预借官物，如有不遵约束，辄将米斛预借县道，本军将来并不理为纳过之数。本军除已具申诸监司照会外，须至晓示。

约束科差夫役。“访闻管下诸县以和雇为名，科差夫力，应副过往官员修造船扛诸般役使，以至县官出入公干，亦令保正长关唤夫力荷轿担擎，有妨农业，甚者至令陪贴钱物，为害尢甚。除已行下约束外，如更有似此去处，仰被扰人户径赴本军投诉，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应今后本县违法辄差公人下乡追扰，许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重断。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径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应人户二税。如已送纳获钞，而本县重叠追扰，许人户执钞赴军陈诉定追，承行乡司等重断勒罢。

《搜采异闻，录》：“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二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䌷一百九十万疋，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为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挥麈后录》：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取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政和间，谋利之臣建议，以为彼处减匿税赋，乃创置一司，号“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尽行根刷拘催，专供御前支用。州县官吏，无却顾之心，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其推行为尢者，京东漕臣王宓、刘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启于钦宗者，命斩彦，窜斥宓、寄以徇，下宽恤之诏，然无乡从之心矣。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锺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齐东野语》：“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常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 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初，郡无税，行军劳苦者，给复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民资不满三万免，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

《云麓漫抄》：今之民间所纳夏秋二税，盖唐大中间取一年诸色科敛最重者定为二税，则诸色科敛已在其间。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麹钱五文足陌，一任造曲酒货卖。”则是再增酒曲钱矣。又置坊户，以三年为限，限满必增钱，实封投状，百日限满，拆封给价高人，上户增价攘夺。洎其久也，课高难办，又创立“户酒”之说，将一坊酒额，尽均苗头上旧坊户既有酝具，上户亦有力造酒，酤卖五等，下户自令出钱，数且零细，家至户到，贻害良农。目合浙东、湖北皆有斯解，悉缘达官慕爱民之虚名，忘久远之利病，为无穷之害。予向在汉东，偶有为此举力争得免，故书以告来者。

《扪虱新语》：“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事之臣，一旦尽废新法，而独于役法数年而不能定。彼欲尽改荆公所行，非于此独有惜也。岂亦知其利而强为是纷纷耶？大抵先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坏之后，便不可复。《周礼》至穆王时已自不行，今《吕刑》之书可见已。”唐太宗《府卫法》，至德宗时与李泌议复之，亦不能也，而况后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犹持之。论兵民法差役，不亦谬乎？予以为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为念，当并罢保正副，而专用耆壮，方尽免役之利。

《江南野史》：按盐䕠米为南唐横赋。艺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访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讫不能建明蠲除。盖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名之曰沿纳盐䕠米其一也。《见闻录》：余尝读罗一峰先生与府县言上中户书，其词恳诚，且不惜郡县之怒与怨者，非特见其胆力大，亦由平日干请绝也。书云：“‘伦尝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王荆公行青苗，门人故旧遗书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伦素性刚褊，好论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门却扫，凡有干谒，非独公事，至于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勿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 “凡民有患难，势可言于官，则为言之，不可言则多方救护之。”吾邑之民，困于苛敛，其患甚矣。予无力以救之，恶得已于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缓其二。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税之征，有上中户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离而去为盗也难矣。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诸征姑勿论。以上中户言之，吾幼时犹未有也。祖宗之时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数名者，一家有两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闻诸人云：“合县二千六百名。”掾则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询之旁县，无如是之多也。征诸往时，无如是之多也；度诸事势，亦无如是之多也。吾乡八、九两都，素号重难，永乐以来，杂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户，逃绝者有之，无粮者有之，军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鳏寡孤独者有之。欲凭《元报》以尽征之，可乎？若曰“户有虚绝，田无逃亡，此可施之于经界既正之时，不可施之于赋艺之日。”何也？民田亩数升，官田亩数斗。下甲人户，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给，横豪之剥削无已，官府之征求无艺，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户。况里书作弊，飞派诡寄，一区虚粮，有至数百石者，一里有至数十石者，一家有至数石者，欲执粮以定征，可乎？吾见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托，以上而为下，以下而为上，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户，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脱妇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何求不足，“冤号之声，上彻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顺。苦雨连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乡曲，鸡犬不宁，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若求貱于粮，里已貱虚粮已貱盐粮又貱中户，貱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则何为而可也？吾闻纸价数万，四十六县出之。一县一千，则四万六千矣。县加五百，则六万矣。吾县以一千五百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绝、军户、生员、贫难下户，悉应蠲免外，其馀人户，多则朋合，少则独征，足一千五百之数则已矣。事难悬度，其损益又在执事裁之也，主于不伤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据元申之数，务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独执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从乎？”或曰： “其如上司何？”予应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于人间也？方其困于闾阎，游于学校，击节伊、周，高谈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财者，民之命也，伤其财则伤其命，伤其命则伤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职，所以固其本也。诸公其肯伤邦家之本，而不能为吾民之福乎？郑侠，布衣也，见民苦于新法，为流民图以进，况名在从臣之列者，吾当披肝沥胆，以与百姓请命，诸公宜无不从者。信笔遽书，不觉满纸。此书今士大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绝少者，何也？”客笑曰：“枨也欲，焉得刚？” 尊俎馀功，天下府州县《黄册》，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其不任役者带管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曰“畸零。”

《松江府志》：“输纳白银，例有火耗，每银一两止加六釐七毫，以供印串及比簿灯烛诸费。自万历至崇祯初，未尝丝毫增益也。华亭自罗公明祖去后，日渐以多，上青之弊，亦在此时。”盖四方多事，始有差官承舍守催，经管吏胥不能无费，势必三四倍取偿于民矣。其后府中取法马较定重铸遂以借口，每两顿增三分，则自“壬午年始。”

《春明梦馀录》：“户部鱼鳞册：初修，《鱼鳞册》以土田为主田，各归都啚履亩而籍之，诸原坂坟衍下隰、腴沃瘠卤之故毕具，为之经，而土田之讼质焉。其黄册以户为主田，各归其户，而详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之纬，而赋役之法从焉。其后鱼鳞册岁久漫漶，至亡不可问，而田得买卖，粮得过都啚。《赋役册》独以田” 从户，而田在所不复可辨知。于是飞洒诡寄，买卖推收，为虚伪至不可原诘。求其言之痛快可行者，莫如嘉靖中唐冢宰龙为江西巡按时一疏矣。疏言：“国初计亩成赋，县有定额，岁有常征。近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里书飞洒之见在人户，名为活洒，有暗载逃绝户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散，名为悬挂挑回者；有暗袭官绅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为纸上之桑，在户皆空中之影，以影以致派粮编差，无所归著，俱小民赔偿。小户逃绝，责之里长，里长逃绝而粮长负累。由是户口日耗，盗贼日昌，告讦日滋。乞令巡守二道分诣地方，督州县将飞洒诡寄弊源，重者随田丈量，轻者随户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广狭之则，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硗沃之等，均崩滩开垦之数，各将原粮填入原户，归之原田。而图总、都总、县总造《流水册》十本，甲各收藏。县因造册为大，造为册四，上府州县，上南京后湖收架。俾因户推田，因粮编户，户与田有一定之则为便。”求其综核田亩之法，莫如裕州，知州安如山为善矣。裕州故阻险，然四冲野多坡坂，地硗确，土杂砂石，不皆可田种。知州安如山白于上，为丈量，命耆老董其役，命区长验区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算人制亩分，精核版籍。因区定亩，因亩准税。区为纲，亩为目，“纲以丽目，则无漏亩。亩为母，税为子，母以权子，则无逋税。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而当一；山石冈田，三而当一；山石陡陂之田，四而当一”；陂池林麓，廨宇铺舍，廛市之税，蠲之田，溢税则从增，税溢田则从减。咨询遍故人无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征，疆土别故下有定输。此皆可为天下取法。

一条鞭差役之法，洪武以后，皆以丁粮多寡，编派大小差徭。至嘉靖四十四年，议准行《十段锦册》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里之甲，派为定则。如一甲有馀，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久之弊生，里下骚然，莫必其命，浙江为甚。庞尚鹏巡按浙江时，乃奏请行一条鞭法。其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 “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也。其征收不轮甲，通一县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备载十岁中所应纳之数于帖，而岁分六限纳之官。其起运完轮若给募，皆官府自支拨。盖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条鞭则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年之役也。“轮甲则十年一差，出骤多易困条鞭令每年出办，所出少易输。譬则十石之重，有力人弗胜，分十人而运之，力轻易举也。诸役钱分给主之官，承募人势不得复取赢于民，而民如限输钱讫，闭户而卧，可无复追呼之扰。此役法之善者也。”后江陵相当国，复下制申饬，海内通行者将百年，而今又有不然者。余读《怀柔县志》载《赋役议》曰：“天下有名为节省，而其实有大不便于民者，则今日之清减条鞭是已。里甲之累民易知也。”以故改而为条鞭，立法者，贵其可继。故改鞭之始，尚宽有馀地，以俟有司之酌处。乃一倡为节省之说，各疑尽为裁减，减之又减，以至必不能行矣，而各款将终焉已乎必不能已，则私役里甲以济之者也。是止一里甲之累，而今两累之大家为掩耳盗铃之计，其害更甚于加赋。窃谓今日之裁减太甚，徒掣贤者之财，而益以恣不肖者之无忌惮，民困极矣。司国者将有策以复《条鞭》之旧乎？

《计本》。明邓元锡曰：“记载家言，高皇帝方定金陵时，谕太史令基起居注袆言：‘今军兴，四方民苦甚，吾欲纾其力，且奈何’？基、袆对曰：‘师行必赍粮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纾民力宜未易及’。上曰：‘不然。纾民力在均节财用，在制常赋。国家爱养生民，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掊克朘之，虽慈父不能得之子，君能得之民乎？今当定赋节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纾乎’？” 基袆顿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乐初，湖广夏税至后期，户部尚书郁新请案府州县官稽缓罪治之。文皇帝不许曰：“赋入但无失经制而可矣。耕种有先后，地里有远近，何可概必任官？牧民当察其难易而悉其情，一主于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责其民，吾民残矣，其勿问。洪熙初，昭皇帝谕工部言：“古土贡随地产，不强其所无。比年丹漆、石青之类，概下郡县征，郡县迫小民鸠金币转买，价腾踊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费已千百。何痛也！自今于出产地计直市，毋概派毒吾民。”呜呼，圣人之计虑深矣。

《日知录州县税赋》，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时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 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緪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緪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太平、镇江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其直隶之州，则如徐州、泽州之四县，郴州之五县，嘉定之六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九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云：“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判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雒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亳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 “既平交阯，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馀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觉损干。”子悦，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馀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大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勿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馀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总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濙曰： “昨朕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玆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𠈁胄。明年，置安边所，凡𠈁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清、张瑄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国珍，管明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雕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馀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馀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馀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 “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刱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得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奈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馀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繇，则犹有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馀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 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闲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馀，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拥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乙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唐元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 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尢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闲，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

《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令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驱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馀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以钱为赋。《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馀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繇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流通，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赠友诗》曰：“私家无钱垆，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闲。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益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馀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馀，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54卷 中华文库

赋役部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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