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卷134 中华文库

（集古录目序已载本集卷四十二，今存目删文。〉

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申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无谢、尹之知音，而《集录》成书，恨圣俞之不见也。悲夫！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书。

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一作之）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右真迹〉。

释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门，位中庭，右祝郑。王呼内史册命郑，王曰：“郑，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五邑祝。今余隹乱商，乃命锡女赤芾同冕齐黄䜌旗用事。”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郑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郑其鬻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薛尚功释云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𨚕，王曰：“𨚕，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畽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旗用事。”𨚕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𨚕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𨚕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释文

 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尊彝。 其熙万年无疆，霝终霝命。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

薛尚功释云

 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䵼彝。 其熙万年无疆，令终令命。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

释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宝用。

薛尚功释

薛尚功释“舟”为“周”，馀同上。

右原甫既得鼎韩城，遗余以其铭。而太常博士杨南仲能读古文篆籀，为余以今文写之，而阙其疑者。原甫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亦自为《先秦古器记》。原甫博学，无所不通，为余释其铭以今文，而与南仲时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识君子。具之如左。

刘敞〈原甫〉释文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安宁，𢀖雍明德宣□我猷用□所辞辟□□□□剿虔不□□□□以宠我万民嘉遗我锡卤赉千两。 㐱法文侯□□□□□□征绥□□坚久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嗄妥怀远邦君子晋姜用蕲□□麋寿作惠□亟万年无疆。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右原父所写如此。〉

杨南仲释文

佳〈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隹〈惟〉司〈嗣、孠同〉。朕先姑君晋邦。余不𠭖，〈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宁！𢀖〈经〉雍〈雍〉朙德宣𨚱〈疑“匚夫”省，隶作恤。〉我■用𢢀■辝辟，巫〈疑即母字。〉■久�■虔不■〈疑遂字，读为坠〉𧭷〈诸〉■〈覃〉■〈享〉𠂤〈师〉臂我万民■■我■〈疑易字〉。■〈■，或■字省〉。赉千两勿法文侯𫖳令■〈疑卑字〉。■〈疑母字，读为贯。〉甬〈通〉�征■〈疑繁字。〉汤■■〈受〉久吉金用■〈作〉宝■〈■〉鼎用康嗄〈疑西夏字〉。妥〈读为绥〉。■远弋刃君子晋姜用■〈疑𪯲字，读为祈。〉■■■〈疑衅字，读为眉。〉■■■■〈为〉亟〈极〉万年无强〈疆〉，用享〈享〉用德㽙〈疑允字。〉，保■〈其〉孙子三■是■。

右嘉祐巳亥岁，冯掖有得鼎韩城者，摹其款识于石。乐安公以南仲职典书学，命释其字。谨按其铭盖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汉世知者已稀，字之传者，贾逵、许慎辈多无其说。盖古之事物有不与后世同者，故不能尽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传者，今或得于古器，无所依据，难以臆断。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简易，故隹、司、𢀖、●、●等字皆假借也。郑司农说《周礼》云“古者书仪但为义”，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者是也。■者，进取也，从■。故(臼又)，疑为■。■〈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女巫)疑为母。而■读为繁。雍用邕，声邕，从巛，古文作■。今此■，从水从吕，故疑为雍。鲁字，古作■，〈即旅字〉。古文旅作■，而■〈者〉字用■为声。盖古文鲁、旅、者三字通用，故(言鲁)疑为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疑为易，而读为锡、为赐，皆以声假借也。卤从卤，〈古西字〉。中象盐形■〈胃〉，上象胃中谷形，故■、胃二字通。卑者从■，在甲下，〈■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在甲下，为卑。故■疑为卑。〈亦恐借为卑读。螅〈音冠〉。象穿宝货形，贯字从之，■或即笞帧＝瘛睹诗》有串夷字，俗用为串穿之串，而《说文》不载，岂非■字之省也。故疑■读为贯。通从■，凡从■、彳之字多通用，故彳甬疑为通。古语二字相属者，多为一字书之，若秦钟铭有■、〈小子〉。■■疑为西夏字。〈秦钟铭亦有此字。妥字，《说文》无之，盖古绥字省■尔。其后相承读如■，故■疑读为绥。方人，〈音偃〉。石鼓文皆作■。古之旌■悉载于车，故疑■即■，而从车，借读为祈。近尝有得敦蓝田者二铭，皆有用■万■之文，故知然也。■今幡为许刃，而■芑之■，〈音门〉。用之为声。《诗》“凫自淞觥保又省为■。《易·系辞》■又读如尾，■〈门〉、尾、眉声相近。又古者字音，多与今异，〈徐铉所谓“如皂亦音杳，■亦音门，乃亦音仍，他皆仿此”〉。是也　固■、眉古亦同音欤？秦钟铭亦有■、■字，故■疑为眉。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为为。允字，字书所无，而于文势宜为允，盖用川省声也。他字不可识者，犹十一二，与其偏旁之异者若■、■、■、■、■之类，皆今所不传。以小篆参求之，不能仿佛。以今揆之，其间或当时书者、铸器者不必无谬误矣。姑尽浅学，以塞公命云尔。

嘉倘梢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国子监书学、豫章杨南仲识。

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来，裁归一体，故古文所见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阳蔡襄。

右《商雒鼎铭》者，原甫在长安时得之上雒。其铭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雍公𧭶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雍公不知为何人。原甫谓古丁、宁通用，盖古字简略，以意求之则得尔。而蔡君谟谓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经所载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亦奇怪。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 字形类也。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于坛山模此字。而赵州守将武臣也，遽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书。

右古器铭六，余尝见其二：曰甗也、宝和钟也。太宗皇帝时，长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可以开阖，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学士句中正工于篆籀，能识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秘阁。余为校勘时，常阅于秘阁下。景讨校修大乐，冶工给铜更铸编钟，得古钟，有铭于腹，因存而不毁，即宝和钟也。余知太常礼院时，尝于太常寺按乐，命工叩之，与王朴“夷则清声”合。初，王朴作编钟，皆不圆。至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朴钟为非，及得宝和，其状正与朴钟同，乃知朴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书。

右古器铭四，尚书屯田员外郎杨南仲为余读之。其一曰绥和林钟，其文摩灭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识者。其二曰宝盉，其文完可读，曰“伯玉般子作宝盉，其万斯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其三、其四皆曰宝敦，其铭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宝敦。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盖一敦而二铭。余家《集录》所藏古器铭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药假家居书。

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日，孟飨，摄事太庙斋宫书。

右《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下。其形制与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

右一器，其铭云：“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其容四升，外方内圜而小霈抵，望之略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

此铭，刘原父在永兴得古铜簋，模其铭以见寄。其后，原父所书也。

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以正其缪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右《煮簋铭》曰：“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霈抵，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甫所见可以正其缪也。故并录之，以见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右《伯冏敦铭》，曰：“伯冏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按《史记·年表》自厉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数，共和以后，接乎春秋，年数乃详。盖自穆王传共、孝、懿、夷、厉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盖千有九百馀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远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堙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阳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邪！其后《张伯匚臣铭》曰：“张伯作煮(匚臣)，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何人也。二铭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镐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必购而藏之。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归自长安，所载盈车，而以其二器遗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张仲之𠤱。其制与今不同，而极精巧。敦、𠤱皆有铭，而云𠤱获其二，皆有盖，而上下皆铭，铭文皆同。甚矣，古之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其于一用器，为虑犹如此，则其操修施设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见《诗》、《书》，伯冏，周穆王时人；张仲，宣王时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后年世乃详。盖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馀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谓远矣。而斯器也，始获于吾二人，其中间晦显出入不可知，以其无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时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谓幸矣，不可以不传。故为之书，且以为赠我之报。欧阳修记。

右《张仲器铭》四，其文皆同，而转注偏旁左右或异，盖古人用字如此尔。嘉讨校原父在长安获二古器于蓝田，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铭。甚矣，古人之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诗·六月》之卒章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周宣王时人也。距今实千九百馀年，而二器始复出。原父藏其器，予录其文。盖仲与吾二人者相期于二千年之间，可谓远矣。方仲之作斯器也，岂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尔。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常在于远大也。原甫在长安，得古器数十，作《先秦古器记》。而张仲之器其铭文五十有一，其可识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馀以俟博学君子。

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迺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犹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书，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庐陵欧阳某记，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右《秦度量名》二。按《颜氏家训》，隋开皇二年，之推与李德林见长安官库中所藏秦铁称权，旁有镌铭二，其文正与此二铭同。之推因言司马迁《秦始皇帝本纪》书丞相“隗林”，当依此铭作“隗状”，遂录二铭，载之《家训》。余之得此二铭也，乃在秘阁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尝游长安，买得二物，其上刻二铭，出以示余。其一乃铜锾，不知为何器，其上有铭，循环刻之，乃前一铭也。其一乃铜方版，可三四寸许，所刻乃后一铭也。考其文与《家训》所载正同，然之推所见是铁称权，而同所得乃二铜器。余意秦时兹二铭刻于器物者非一也。及后又于集贤校理陆经家得一铜板，所刻与前一铭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录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书。

右《秦昭和钟铭》，曰：“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国，十有二公。”按《史记·秦本纪》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为大夫，卒，庄公立，卒，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纪》云襄公始列为诸侯，于《诸侯年表》则以秦仲为始。今据《年表》始秦仲，则至康公为十二公，此钟为共公时作也。据《本纪》自襄公始，则至桓公为十二公，而铭钟者当为景公也。故并列之，以俟博识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书。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谓之《诅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马迁《史记·世家》，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无熊相。据文言，穆公与成王盟好，而后云倍十八世之诅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纪》与《世家》参较，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楚怀王熊槐、顷襄王熊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则此文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数之，则当是顷襄。然则相之名理不宜缪，但《史记》或失之耳，疑“相”传写为“横”也。

右秦篆遗文，才二十一字，曰：“于久远也，如后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诏语同，而字画皆异。惟泰山为真李斯篆尔，此遗者。或云麻温故学士于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岂杜甫所谓“枣木传刻肥失真”者邪？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右《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右秦二世诏，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于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于世者，不必皆贤圣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纣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恶而废万世之利也。篆字之法，出于秦李斯。斯之相秦，焚弃典籍，遂欲灭先王之法，而独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万世，何哉？按《史记》，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诏书于其旁，今皆亡矣。独泰山顶上二世诏仅在，所存数十字尔。今俗传《峄山碑》者，《史记》不载，又其字体差大，不类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铉。又有别本，云出于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无异。自唐封演已言《峄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谓“枣木传刻”尔，皆不足贵也。余友江邻几谪官于奉符，尝自至泰山顶上，视秦所刻石处，云“石顽不可镌凿，不知当时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无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风雨所剥，其存者才此数十字而已”。本邻几遗余也，比今俗传《峄山碑》本特为真者尔。

右邹峄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较之，字之存者颇多，而磨灭尤甚。其赵婴、杨樛姓名，以《史记》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于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灭“盛德”二字，其馀则同。而峄山字差小，又不类泰山存者，刻画完好。而附录于此者，古物难得，兼资博览尔。盖《集录》成书后八年，得此于青州而附之。熙宁元年秋九月六日书。

右汉谷口铜甬，原父在长安时得之。其前铭云“谷口铜甬容十”，其下灭两字，“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后铭云“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计掾章平、左冯翊府”，下灭一字。原父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号。余所集录千卷，前汉时文字，惟此与林华行灯、莲勺博山炉盘铭尔。治平元年六月九日书。

刘原父帖

近又获一铜器，刻其侧云“林华观行灯，重一斤十四两。五凤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华宫行灯铭》一，《莲勺宫铜博山炉下髅》一，皆汉五凤中造。林华宫，《汉书》不载。《宣帝本纪》云“困于莲勺卤中”，注云县也，亦不云有宫。盖秦、汉离宫别馆不可胜数，非因事见之，则史家不能备载也。余所集录古文，自周穆王以来莫不有之，而独无前汉时字，求之久而不获，每以为恨。嘉讨校友人刘原甫出为永兴守。长安，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复传于人间。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获颇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铭刻为遗。既获此二铭，其后又得《谷口铜甬铭》，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汉时字，以足余之所阙，而大偿其素愿焉。余所集录既博，而为日滋久，求之亦劳，得于人者颇多，而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志之。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日书。

上林荣宫铜雁足灯下有鞑⒅匕私若屏元年民工李常造第四

第二

百世

裴如晦帖

煜顷尝谓周、秦、东汉往往有铭传于世间，独西汉无有。王原叔言华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购得之，乃好事者所为，非汉字也。侍坐语及，公亦谓家集所阙西汉字耳。煜守丹阳日，苏氏者出古物，有铜雁足灯，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则黄龙元年所造。其言“荣宫”，二史间未始概见，遂摹之，欲寄左右，以为《集古录》之一事。会悲苦，不果。昨偶开箧见之，谨以上献。亦闻原甫于秦中得西汉数器，不知文字与此类否？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后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师。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壮气盛，相次以殁，而余独岿然而存也。熙宁壬子四月。

右汉《袁良碑》，云“君讳良，字卿”，“卿”上一字磨灭。“陈国扶乐人也，厥先舜苗，世为封君。周兴，虞阏父”，自此而灭。又云“当为陈侯，至玄孙涛涂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灭。又云“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盖不知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孙斩贼先勇，拜黄门郎”，“曾孙”灭其名，“贼”下亦灭一字。又曰“封关内侯，食遗乡六百户。薨，子经嗣。经薨，子山嗣。传国三世，至王莽而绝。君即山之曾孙也。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谢病归家，孝顺初”，“初”下数字灭。又云“府举君，拜议郎、符节令”，其后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题云《汉故国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节安车”，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之语。以此知良尝为三老矣。其馀磨灭，虽时时可读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龙殿，引对饮宴”，九龙殿名惟见于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书。

右汉《张平子墓铭》，世传崔子玉撰并书。按范晔《汉书·张衡传赞》云崔子玉谓衡“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铭有之，则真子玉作也。其刻石为二本，一在南阳，一在向城。天圣中，有右班殿直赵球者，知南阳县事，因治县署，毁马台得一石，有文，验之乃斯铭也，遂龛于厅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后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书屯田员外郎谢景初得其半于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则亡矣。今以二本相补续，其文遂复完，而阙其最后四字。然则昔人为二本者，不为无意矣。据徐方回所记二十一字乃赵球所得南阳石之亡者，今不复见，则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十月十八日书。

右汉《北海相景君铭》，其碑首题云《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其馀文字虽往往可读，而漫灭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阀皆不可考。其可见者云“惟汉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识，当为“景”也。汉功臣景丹封栎阳侯，传子尚，尚传子苞，苞传子临，以无嗣绝。安帝永初中，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以续丹后，自是而后，史不复书，而他景氏亦无显者。汉安，顺帝年号也。君卒于顺帝时，盖与遽同时人也。碑铭有云“不永麋寿”，余家集录三代古器铭有云“眉寿”者皆为“麋”，盖古字简少通用，至汉犹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右汉《费凤碑》，云“字伯萧，梁相之元子也。汉安二年举孝廉，拜郎中，除陈国新平长”，又云“试守故障长”。其文班班可见，而卒葬、年寿皆不载。其后悉为五言韵语，其略曰：“不悟奄忽终，藏形而匿景。耕夫释耒耜，桑女投钩筥。道阻而且长，起坐泪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录。熙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斋书。

右汉孔宙碑阴题名。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孙，为泰山都尉，自有录。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书。

右汉《刘曜碑》，在今郓州界中，文字磨灭，仅有存者云“讳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馀爵里、官阀、卒葬岁月皆不可见。字为汉隶，亦不甚工。惟其铭云“天临大汉，锡以明哲”，碑首题云《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府君之碑》，以此知为汉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书。

右汉《衡方碑》，云“府君讳方，字兴祖。其先伊尹在殷，号称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举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胶东令。州举尤异，迁会稽东部都尉，又拜议郎、北平太守，迁颍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宁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于是海内门生、故吏，采嘉石，树灵碑，镌茂伐，秘将来”。此其始终之大略，其馀历历可见，而时亦摩灭。以其文多，不备录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书。

右汉《景君碑》，尤磨灭，惟“谒者任城景君”数字尚完，其馀班班可见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寿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盖汉隶今尤难得，其磨灭之馀可惜尔。

右《景君石郭铭》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铭，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将任城景氏之族多邪？文字磨灭不可考，故附于此。熙宁三年正月朔旦，山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