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卷137 中华文库

右魏《受禅碑》，世传为梁鹄书，而颜真卿又以为钟繇书，莫知孰是。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魏志》，是岁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犹称令。是月丙午，汉帝使张愔奉玺绶庚午王升坛受禅，又是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松之注《魏志》，备列汉魏禅代诏册书令、群臣奏议甚详，盖汉实以十月乙卯策诏魏王，使张愔奉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三四而后受也。又据侍中刘廙奏，问太史令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坛场。又据尚书令桓阶等奏，云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盖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丙午张愔奉玺绶者辞让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坛最为缪尔。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为十一月，此尤缪也。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

右钟繇法帖者，曹公破关羽贺捷表也。其后书云“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集贤校理孙思恭精于历学，余问孙君建安二十四年闰在何月，思恭为余以汉家所用四分乾象历推之，是岁己亥，二历皆闰十月。而陈寿《三国志》所书时月虽为简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则合。按《魏志》，是岁冬十月，军还洛阳，其下遂书孙权请讨关羽自效，于《吴志》则书闰月权讨羽。以魏、吴二《志》参较，是闰十月矣。《吴志》又书十二月权获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书权传羽首至洛阳。盖二《志》相符，乃权以闰十月方徵羽，至十二月获之，明年正月始传首至洛，理可不疑。然则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由是此表可疑为非真。而今世盛行，复有两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类繇书，然不知其果是否。姑并存之，以俟识者。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右魏钟繇书，其辞云“戎路兼行，履险昌寒”，因述曹仁、徐晃破关羽事。其后题云“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军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后，未尝出征履险冒寒之役。又古人笺启不书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据《三国志》，羽围曹仁于樊，为仁所败而走，后为孙权兵斩于沮。与此帖不同。

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

右魏《刘熹学生冢碑》，在襄州谷城县界中。余为乾德令时，尝以公事过谷城，见数荒冢在草间，傍有古碑倾侧，半埋土中，问其村人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灭，不暇读而去。后数年在河北，始集录古文，思向所见谷城碑，疑为汉碑，求之又数年乃获。按《襄州图经》云“学生冢在县东北”。《水经注》云“魏济南刘熹，字德怡，博学好古，立碑载生徒百馀人，其不终业而卒者葬于此，号学生冢。”今碑虽残缺，而熹与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见。盖余昔所见乃学生冢，而碑魏时碑也，熹谷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书。

右魏《贾逵碑》。《魏志》逵传云“逵为绛邑长，为贼郭援所攻，绛人与援约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为将，怒逵不肯叩头，欲杀之。绛人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援义之遂，遂不杀”。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斩之。诸将覆护，囚于壶关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释其械而逸之”，与《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为援所执，临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载绛人约援事。如传所载，不独逵有德于绛人，而绛人临危能与逵生死，亦可谓贤矣。自古碑碣称述功德，常患过实，如逵与绛人德义，碑不应略而不著，颇疑陈寿作传，好奇而所得非实也。松之又注“《魏书》：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当以碑为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右《邓艾碑》，考其事迹终始，即魏邓艾碑也。艾尝为兖州刺史，据碑云“晋初尝发兖州兵讨叛羌，艾降巫者传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兖人神之，遂为艾立庙建碑纪其事”。艾于三国时为名将，尝有大功，其姓名闻于世甚显，史与兖人皆不应误。而“艾”、“隆倍名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慎于传疑也。余古人“艾”、“乂”常通用，《汉书》曰“黎民艾安”，与“惩艾”、“创艾”，注皆读为“乂”，岂非邓侯名“艾”音“乂”，而书碑者从省欤？后人读史无音注，乃直以为蒿艾之艾，而流俗转失，久而讹缪，遂不复正。此理或然，览者详之。熙宁壬子正月晦日六一堂书。

右谷朗者，事吴，为九真太守。碑无书撰人名氏。其序云“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嬴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吴不显，史传无所见，所谓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秦本纪》，非子邑于秦，而此与朗子永宁侯相碑皆为“扉子”，莫详其义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右吴《国山碑》者，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是岁晋咸宁元年，后五年晋遂灭吴。以皓昏虐，其国将亡，而众瑞并出，不可胜数。后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鉴矣。熙宁元年中元后一日书。

右南乡太守司马整。按《晋书》，宣帝弟曰安平献王孚，孚次子曰义阳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随穆王整。整先望卒，后武帝分义阳之随县封整为王，谥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为南乡太守，是岁晋武受禅，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阳，而南乡人为整建此碑。《晋书·地理志》，当魏末荆州分属三国，而南乡、南阳皆属魏，后晋武改南乡为顺阳。此碑今在光化军，军即襄州谷城县之阴城镇。阴城当魏、晋时，为南乡属县也。余贬乾德县令时得此碑，今二纪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右《南乡太守碑》，不著书撰人名氏，题曰《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司马府君纪德颂碑》。云“君讳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孙、太尉义阳王之子”。按《晋书》，宣帝弟曰安平献王孚，孚次子曰义阳成王望，望第三子随穆王整。整先望卒，后武帝分义阳之随县封整为王，谥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乡太守徙南阳，而南乡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军。军即襄州谷城县之阴城镇。按《晋志》不列南乡郡，据此碑所载县令名氏，有武陵、筑阳、丹水、阴城、顺阳、析六县，此盖南乡郡所治也。《晋志》但云南乡魏时属荆州，武帝平吴，改为顺阳郡，而不著顺阳治所、兴废、属县之名，而独此碑可见也。又整《传》但云整历南中郎将，封青泉侯，薨赠冠军将军，亦不言其为宣威将军、南乡南阳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右南乡太守将吏三百五十人，分为二卷，其磨灭者犹有二十馀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无次序。其名号有令，有长，有南阁祭酒、门下督、主簿、部督邮、监汀督邮、部劝农、五官掾、文学掾、营军掾、军谋掾、府门亭长、主记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将、部曲督，又有贼曹、功曹、议曹、户曹、金曹、水曹、科曹、仓曹、铠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书佐，有修行，有从掾位，有从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晋之际，太守官属之制盖如此，他书或时见一二，不能如此之备也。

右晋《陆喈碑》。喈为宣威内史，建武元年卒。碑以咸和七年立，而碑后题云“咸和七年岁在庚辰”。咸和，成帝年号也。成帝以泰宁三年八月即位，是岁乙酉，明年改元咸和。据历，七年当为壬辰，而此为庚辰者，缪也。陆氏有二碑，余家《集录》皆有之。据《陆吮》后题云“泰宁三年岁在乙酉”，与今历合，则当时历官不应至咸和而顿尔差失，然则庚辰特书碑者误尔。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右晋《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摹传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益为可惜也。后有“甚妙”二字，吾亡友圣俞书也。论与文选所载时时不同，考其文理，此本为是，惜其不完也。

右《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摹，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乱，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太宗皇帝时购募所得，集以为十卷，俾摹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今予所得，皆人家旧所藏者，虽笔画不同，聊并列之，以见其各有所得。至于真伪优劣，览者当自择焉。其前本流俗所传，不记其所得。其二得于殿中丞王广渊，其三得于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三家各自有石，较其本纤毫不异，故不复录。其四得于三司蔡给事君谟。世所传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传，更俟博采。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余尝集录前世遗文数千篇，因得悉览诸贤笔迹。比不识书，遂稍通其学。然则人之于学，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颤，虽不能挥翰，而开卷临几，便别精粗。若范君所书，在余《集录》，实为难得也。窃幸览之，为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书。

书虽列于六艺，非如百工之艺也。蔡君谟以书名当世，其称范君者如此，不为误矣。滁山醉翁题。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今乃获见范君笔法，信乎时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于中必形于外。若范君者，笔迹不传于世，而独传其家，盖其潜光晦德，非止其书不传也。

右王献之法帖。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馀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敝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书。

献之帖，盖唐人所临，其笔法类颜鲁公，更俟识者辨之。

右晋贤法帖。太宗皇帝万岁之馀，留精翰墨，尝诏天下购募钟、王真迹，集为法帖十卷，摹刻以赐群臣。往时故相刘公沆在长沙，以官法帖镂版，遂布于人间。后有尚书郎潘师旦者，又择其尤妙者别为卷第，与刘氏本并行。至余集录古文，不敢辄以官本参入私集，遂于师旦所传，又取其尤者，散入录中。俾夫启帙披卷者时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倦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

右晋七贤帖，得之李丕绪少卿家。丕绪多藏古书，然不知此为真否？七子书迹，世罕传，故录之。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别无文辞，惟以此为表识尔。古人刻碑，正当如此，而后世镌刻功德、爵里、世系，惟恐不详。然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此碑无文，疑非宋世立。盖自汉以来，碑文务载世德，宋氏子孙未必能超然独见，复古简质。又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益疑后世所书。按《宋书》，文帝为元凶劭所弑，初谥曰景，庙号中宗。孝武立，改谥曰文，号太祖，其墓曰长宁陵也。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

右《宗悫母夫人墓志》，不著书撰人名氏，有志无铭。其后云“谨牒子孙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盖一时之制也。按悫本传与此志历官终始不同。本传云“宋孝武即位，以悫为左卫将军，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使，讨竟陵王诞，入为左卫将军。废帝即位，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卒”。此志乃大明六年作，志云“为右卫将军，监交、广二州，湘州之始兴，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始迁豫州，监五州军事，又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荆州大中正”。而传皆略之也。悫，南阳涅阳人，而此志云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

右齐《镇国大铭像碑》。铭像文辞固无足取，所以录之者，欲知愚民当夷狄乱华之际，事佛尤笃尔。其字画颇异，虽为讹谬，亦其传习，时有与今不同者，其录之亦以此也。

右《南齐海陵王墓铭》，长兼中书侍郎谢眺撰。海陵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鸾既废郁林王昭业，而立昭文，又废为海陵王而杀之，遂自立。按《谢眺传》，眺当海陵王时为骠骑咨议，领记室，又掌中书郎，后迁尚书吏部郎。此志题云“长兼中书侍郎”，而据传，眺未尝为中书侍郎，史之阙也。按《南齐书》，刘俊为长兼侍中，后魏临淮王彧为长兼御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盖当时兼官之称，如唐检校官之类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

右梁《智藏法师碑》，梁湘东王萧绎撰铭，新安太守萧几作叙，尚书殿中郎萧挹书，世号“三萧碑”。法师者姓顾氏，几、挹皆称弟子，衰世之弊，遂至于斯。余于《集古录》而不忍遽弃者，以其字画粗可佳，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书。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传此本为浮屠智永书。考其字画，时时有笔法不类者杂于其间，疑其石有亡缺，后人妄补足之。虽识者览之，可以自择，然终汩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蔡君谟，今世知书者，犹云未能尽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

《梁书》言武帝得王羲之所书《千字》，命周兴嗣以韵次之。今官法帖有汉章帝所书百馀字，其言有“海咸河淡”之类，盖前世学书者多为此语，不独始于羲之也。

右魏《九级塔像铭》，不见书撰人名氏，盖北齐时人所作也。其年号见于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后魏太武号也；又曰武定四年者，东魏孝静号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齐文宣号也。按高洋以后周大统十六年受东魏禅，是岁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岁在涒滩”是矣。碑文浅陋，盖鄙俚之人所为，惟其字画多异，往往奇怪，故录之以备广览。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右《大代修华岳庙碑》。按《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为太安，故《魏书》兴光无二年，而此碑云“二年三月甲午立”者，盖立碑后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于文成，才四世尔。太武之弑南安王馀，立不逾年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故以为世也。魏自道武天兴元年议定国号，群臣欲称代，而道武不许，乃仍称魏。自是之后，无改国称代之事。今魏碑数数有之，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由是言之，史家阙缪可胜道哉！然予于史家非长，故书之以待博学君子也。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三十日书。

右《宣尼庙记》，文辞事实皆不足采，其书亦非佳。独其字画多异，故特录之，以备博览。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临旧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阳，斜顺唐逵，指游咸栎，路迩龙门，遂纡雕轩”。按《后魏》本纪，是岁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龙门，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长安，泛渭浮河，乃东归。与此碑所书皆合也。碑无题首，故依本纪为《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怀州，流俗谓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号也。碑云“定鼎迁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至此景明三年，盖十年矣。

右魏《石门铭》，云“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遂开。假节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羊祠开创旧路，诏遣左校令贾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其馀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门在汉中，所谓“汉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详。正始、永平，皆后魏宣武年号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

右《神龟造碑像记》，魏神龟三年立。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辄弃者，以其时有所取于其间也。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独其字画往往工妙。惟后魏、北齐差劣，而又字法多异，不知其何从而得之，遂与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于学问，而所传讹缪尔，然录之以资广览也。此碑字画时时遒劲，尤可佳也。神龟，孝明年号。按《魏书》，神龟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当俟治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书。

右《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书多若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又其点画多异，故录之以备广览。

右《任城王造浮图记》，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东魏孝静年号也。按《后魏书》，景穆皇帝子云，云子澄，相袭为任城王，其后国绝不封。其去孝静时差远，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为谁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

右东魏《造石像记》，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岁次己巳”。武定，孝静年号也。今世所行历谱，惟龚颍《运历图》与今亳州宋退相《纪年通谱》为最详。而以颍所书推之，武定七年岁当己巳，与此碑合。武定止于八年，是岁庚午东魏灭，其事与《东魏》、《北齐书》亦合。而《通谱》以七年为戊辰，八年为己巳，又有九年为庚午而东魏灭。按孝静以后魏永熙三年立，在位十七年，至大统十六年灭。是岁庚午，则知宋公所记甲子不缪。惟武定不当有九年，而七年不得为戊辰，此其失尔。盖孝静始即位，改元天平，尽四年，而五年正月改为元象。今《通谱》天平止于三年，以四年为元象，盖自元象以后递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为戊辰也。苟不见斯碑，则《运历图》与《通谱》二家得失，其何以决？然后知余之《集录》不为无益也。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书。

右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声偶，颇奇怪，而字画亦佳，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图”。天保，齐文宣年号也。《北齐书》有綦连猛，而不为常山太守、都督、仪同等官，不知此所谓綦连公者何人也。嘉贪四昃旁露十日书。

右《常山义七级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文辞声偶而甚怪，书字颇有古法。其碑首题云《慕容仪同麹常山石氏诸邑义七级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以天保九年为国敬造七级浮图一区。至天统中，复持节都督瓜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频阳县开国子、乐平县开国男慕容乐，及散骑常侍郎、骠骑大将军、前给事黄门侍郎、缮州大中正、食新市县干、新除常山太守麹显贵，与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盖北齐时碑也。綦连公不见其名。北齐有綦连猛，不为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乐官兼刺史、太守，并封两县，不可详也。“食县干”入官衔，盖当时之制，亦不可详也。“义”者，众成之名，犹若今谓义井之类也。

右《永乐十六角题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无显者，莫可考究，不知为何时碑。其字画颇怪而不精，似是东魏、北齐人所书。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后又书云“造十六角镇国大浮图”，则知为塔矣。其谓之十六角，只见此碑，而后魏时又有“常山义七级碑”，盖当时俚俗语类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

右齐《造石浮图记》，云“河清二年，岁在癸未”。河清，北齐高湛年号也。碑文鄙俚而镌刻讹缪，时时字有完者，笔画清婉可喜，故录之。又其前列题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冯戬郎、冯贵买之类，皆莫晓其义。若名野义伽耶者，盖出于浮图尔。自胡夷乱华以来，中国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后有冯黑太者，予谓太亦音挞，意隋末有刘黑闼、吴黑闼，皆以此为名者，太、闼转写不同尔。然隋去北齐不远，不知黑闼为何等语也。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无足采者，惟其字画不俗，亦有取焉，玩物以忘忧者。惟怪奇变态，真伪相杂，使览者自择，则可以忘倦焉。故余于《集古》所录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