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中华文库

　　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中世纪末，封建制度既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资产阶级便起来推翻封建而建筑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经济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发生了“改革内政以图自强”的革命运动。

　　然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经济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见崩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许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不过少数觉悟的革命党，凭借饱受外国剌戟的外埠华侨势力，奋斗不息，勉强完成辛亥革命罢了。

　　故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这样一来，更加以国际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的捧袁空气之压迫（当时捧袁外论，英美主之，压力极大，对于民党吹毛求疵的疑惧或诋毁，极力制造中国非袁则亡，则惹干涉，则不被承认等空气。），及全国还无革命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和平、统一、妥协等倾向之鼓荡，自然新政权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自帝制，复辟，以至今后假名统一与联治之争，那一役不是根源于未曾解除武装而且反为新统治之主人的封建馀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军阀为前清遗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粤等经过民主革命领域的新军阀，也是在这封建政治的残留局面之下孳乳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正确的肯定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看《努力》十九号）！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这样的阶级战争，发生于一定的经济情形和国际情形之下，谁也不能否认。假使经济地位上的革命阶级早已成长，假使国际帝国主义不忌革命党统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总可完成，把旧支配阶级解除武装而退处于无权。这样，则中国现状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轨道，由新支配阶级来制定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是容易解决的事体，何至酿成内乱与战争？衹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

　　所以要国体政体确定，非先确定新旧两阶级的胜负不可，要靠妥协，调和来立国定政，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旧势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复；也只有新势力完全制胜反革命，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宪法制定也是无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换过说：新旧阶级的地位没确定，死文字的规定，不能发生作用。

　　国家政权，系建筑在阶级抵抗上面，为这阶级用以统治别阶级的机关，只能属于一个支配阶级而不能有两；若一国有新旧两个胜负未分的支配阶级同时存在，各据政权或武力以相抗，则其现象必为内乱与战争，或妥协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为半新半旧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断定：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确立之可能时，政治上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不过为宪法上一个容易解决或修订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横在我们之前，则完全为另外一回事。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过说，就是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

　　可是在这样武人主倡的联省自治说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论家和智识者“将就现状”、“因势利导”的赞同，认为是解决时局的惟一方针。最近胡适之先生在《努力》十九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诂定联邦运动的作用为“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他更找得与军阀作战和推翻军阀的工具为省议会。这不可不说是联省自治论中的大进步。

　　但我要明白告诉适之先生：你这种英国式的议会政策用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即封建的军阀被推翻后——是有点作用的；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军阀没有铲除的时代，省议会无法免掉他们的制造、强奸、蹂躏和压迫，如此而可望充分发展地方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吗？故适之先生当承认：你这种和平改良的议会政策，原先想藉议会来推翻军阀，结果只有军阀推翻议会，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证以过去现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适之先生一若承认过去为法治而不为武人政治，故将督军总司令权力扩张之原因归于地方之无“权”；又若承认今后也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张赋地方潜势力以合法的“权”，使之到省议会里面去与军阀作战，并“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若忘记现状——封建残局——以为改变一种政制就可以止乱定国，那末，不将乱源嫁于政制，便将政制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便完全犯了这种错误。在今日而讨论未来的政制可以说是无病呻吟，毫无意义；若讨论现实的政制，则决不能置现状于不顾。所以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势必成为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奠定，惟一的出路，只有贯澈民主革命。在现状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权不能脱离军阀之手，中央政权也不能脱离军阀之手，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我们既不梦想一个将就现状或超越现状的宪法来统一，更不梦想大批军阀来统一；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统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幸福和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对外独立之上，才能够真正的统一。

　　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所以革命数十年，议论卅载：上不能破坏旧军事组织解除军阀的武装而反使封建残局孳乳延长；下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的宣传运动之机会；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萦情于现成的势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帮助而不能自已，致使可以膨涨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缩；乃反蔑视群众无力，或诬群众麻木，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论家所应急于觉悟而改变的。可是现象不然，或则仍然梦想借外力以废督裁兵，或则仍然梦想联合几派现存的势力来统一，或则梦想改变一些纸上的制度来和平改良。够了！这些过去都已试验了，现在须得觉怡起来罢！大家试想想：不要以为除革命外还有别的出路；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