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分共之经过 中华文库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来到这个大会，听见主席和曾同志的说话，其中关于兄弟的，兄弟很觉得惭愧不能接受。现在得这个机会来和离别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种报告，因此一切客气的话可以放弃。

今天的报告，本来应该把各方面的详细情形都说到，但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专就一个标题来报告，这标题是“武汉分共的经过”。武潢几个月来，容共与分共的情形，实有报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广州也有几天，也作过几次演讲，但都未得把事实上的经过详细的报告。经过的事实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愿意知道的。自四月以来，武汉同志的工作，广东后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汉分共的经过做标题，先对各位说一说。

兄弟愿意把纯粹的事实从头叙述，有时或参加兄弟个人的批评。但这不过是兄弟个人的意见。希望报告事实后得到各位的批评，很严重的很不客气的批评。至于事实有关系于兄弟工作的经过，也应该说一说，因这并非一人的关系，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关个人，实关于本党。报告后对于兄弟作一种很严重的很不客气的批评，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说武汉分共的经过，先把容共的由来说一说。我们要知道“容共政策”四个字，是起于什么时候？兄弟记得在四月中来到武汉，即看到满街把拥护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并拢贴出，有时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比拥护三民主义还要多些，这个情形是很不对的，因为政策与主义是有分别的。不论是政策或是主义，都是依旧时代与环境而定的，在某一时代某一环境下需要什么 政策，什么主义，故主义与政策总脱不了时代环境的关系。可是主义的时间性要长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时间就不同了，政策系由主义发展出来的，没有主义的时间性长。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时间性是很长的，自秘密革命运动起至军政、训政，完全依三民主义而实行的，到宪政时期更是如此。至于政策是主义的产物，由主义按着时间与环境而定出一种适用的政策，故主义不与政策相提并论的。

兄弟到了武汉，便感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次、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主义与政策的不同，没有弄清楚，而把主义与政策相混，这是很不对的。说到政策，总理以前有联段政策、联张政策。这两个政策在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去的东西，但在当时是重要的，必要的。那时候中国的大军阀就是曹锟、吴佩孚，握有军政大权，害国殃民的也就是曹锟、吴佩孚。总理所以把联段政策、联张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来，系为打倒曹锟，打倒吴佩孚。这个政策是一时的，是不错的。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永无同样继起的人。所以曹、吴打倒后，便要变更政策，即是打倒曹、吴佩孚之后，如有继起的军阀，也应该打倒。那时曹、吴打倒后，张作霖实行与帝国主义勾结，段祺瑞大开善后会议，故不但在和他们联合，即曹、吴打倒，而段、张继起，故应以打倒曹、吴的精神，打倒段、张。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有对段祺瑞忠告的电，后来更明明白白的发表宣言来反对他，这实在是总理联段、联张的精神；因为段、张已为军阀，与曹、吴相同，故即放弃联段、联张的政策，政策与主义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这是对于政策和主义的解释。现在将容共政策的历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国七八年，在民国七年俄国革命之后，总理有电报给列宁，庆祝俄国革命的成功。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俄国派人到广州、到桂林去见总理。俄国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吴佩孚，同时也即在南方考察国民党，这个是联俄容共未实行以前的经过。

到了民国十一年冬，俄国代表越飞在上海和总理联名发表一个宣言，这可算是联俄的起点。当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陈逆在广州造反，总理以孤军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后亡命到上海。正当曹锟，吴佩孚二大军阀在北方肆行祸国殃民，南方又有陈逆作乱，总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处的环境是最为险恶的。宣言中说明俄国愿意帮助中国国民党反抗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认共产主义是不能实行于中国，故俄国不是来宣传共产主义，而系来赞助国民革命。这篇宣言实系国民党的重要史料，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苏俄既声明不是要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而是要来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便也以这个理由来加入国反党。兄弟此次在上海见着张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说容共政策，他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第一个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李大钊就是他介绍入党的。当时李大钊见了总理后，说他加入国民党，愿为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脱第三国际党籍；总理说可以的。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点。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在大会内否决了不许党员跨党的提案，自此以后，系本党已确定容共政策的时候。

当时虽有持异议的，但经大会决定，故即一致行动。然而当时大家都认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问题。有些以为容共政策是因时代，因环境而定的，故亦必随时代随环境不同而变化。国民党内固然讨论这个问题，苏俄共产党内也讨论这个问题。在苏俄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会的讨论结果也不尽同。大约苏俄共产党的意见，可分为三派：一派人称他为最右的，他们的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可以合作到底，但这派还极少数，而且没有势力。还有杜（托）洛斯基本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张革命无间，从开始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为止，他主张绝对不妥协；连在俄国，他对于农民也是不主张妥协的。他有许多演说，对劳农政府表示不满，反对权力。他说现在的苏俄是假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他是这样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他对于俄国现状尚且如此不满，对于中国更不用说了。他以前批评总理，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民国十四年三月间总理去世后，在俄国追悼大会中，杜洛斯基有一篇演说，他并非驳斥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说中国应先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等到这种主义完成后，再做无产阶级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他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好比前清国民党员加入满清政府去做官一样容易腐化。还有一派，是史达林和布哈林，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去操纵一切，慢慢地取得国民党的一切权力，到必要时便消灭国民党。俄国现在得权力的就是这一派。

他们这种主张在莫斯科孙文大学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r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说得明明白白的。这篇文章已翻译成为中文，用真笔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谅必有见过的。文中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后，得国民党的掩护，已取得广大的工农民众；但我们的加入国民党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义的，所以共产党应该保存原有的组织到相当时机，并且不能不要有这个组织的。大意如此，如要知道详细，请参考原译。如此看来，俄国已明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政策，看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如何而不同的。他们共产党每年大会里都接受各种报告而加以辩论，研究时时变更政策的。自我们容共后，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们已变了好几次政策了。总而言之，我们容共是一种政策，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一种政策，这是很明白的事实。但到何时才分手呢？这实为一个大问题。怎么解答呢？那也是应该以时代环境如何去解答。时代环境变了，政策不能不变，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当然也是如此。至于等到何时才改变呢？这是无人能先知道的，不过总不外跟时代环境如何而定的。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说，国共两党为国民革命而合作时，可以打一个譬喻，如大家共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样呢？如果是两只船，同在一条航线，彼此照顾，则不但未到上海时，不会有问题，到了上海后，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一双船，则到上海后，便到了分歧点了，一个要驶往天津，一个要驶往日本，如何不生冲突。

不错，国共两党都要国民革命，然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国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只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两只船的譬喻。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绦路去，其势非冲突不可。即使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

有许多同志早就说要分共，但党中大多数都不主张，这全在对于时代环境的看法不同。总理为什么要容共，我们试看十二三年间的情势如何。那时军阀吴佩孚从江西向北江进攻，东江叛军进到石龙，西江连肇庆也给敌人占去，南部在邓本殷手里，我们只有一个广州。但广州尚有时时可以造反的刘（震寰）、杨（希闵），故前后左右都为军阀包围住；更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商团的作乱，帝国主义明白宣言说，你如打商团，我就打你。处在这样危险的情势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内部分裂，是不许的，所以分共是不许的。虽有许多同志主张即时分共，但都受了总理的诘责，默然而止。至于十四年间总理逝世之后，情势还是一样，东江才于三月克复，而刘、杨已有广州阴谋叛乱了。六月十二日才把刘、杨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国主义音已在沙基杀死许多学生、工人、商民、农民，死的满街是血，想来各位当中，必有些是身历其境的，也不忍多说了。沙基惨案之后，不久东江方面又被敌人估去，把当日克复东江时莫大的牺牲，弄得干干净净。同时反动派又在广州干起来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张胆的杀死了廖仲凯先生，那并非暗杀，是明杀的。廖先生被杀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说道，听见他们要用手机关枪来杀我们哩。说时觉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车到了中央党部，他们六七个人真是用大号曲尺装的手机关枪子弹来杀廖先生。那时广州大势，岌岌动摇，东江敌人已向我们进攻，而南路也同时呼应，在那时候，也有些同志以为容共政策应该变了，但是我们并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为自私，因为自己的利害，这便是极大罪恶，应该受大家严重的惩处，然而我们当时实因正在把全力去对付帝国主义，对付军阀，对于他方面的事，不免轻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马车的马，他的两只眼都被罩着，只顾往前冲，不容旁顾，虽然轻忽不注意的错误，万无可辞，但决不是出于什么自私之心。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时，已曾说过。

民国十四年冬季，统一广东，十五年春间，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确定容共政策，当时广东已经统一了。所谓经过一个段落之后便必有一个风潮发生，西山会议派于是决定联蒋削汪的策略了。当时我们二人是一道奋斗的，他们欲把我们二人分开，所取决定联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种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将来蒋同志必然明了的，故自动辞职离开广州。离开以后，许久未和国内同志通消息，因为知道蒋同志终必明了，为避去一切离间挑拨，所以缄默不发一言。如果大家说兄弟不应该辞职，不应该去国，致党的裂痕益深，这是兄弟甘愿受大家的责备的。兄弟离开广州以后，往法国读书。学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样的。当七八月的时候，看见法报中国革命军的胜利，以为可以安心读书；虽则有时看见报上说某同志战死了，觉得很难过。九十月的时候，病得很厉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后，渐渐好了，连接中央及蒋介石同志的电报，催促回来。今年二月间，蒋同志又来一个电报说，你如再不回来，我也走了。那时心里才十分难过，不能再读书，精神与书本子已不能联在一起了。后来再接一个电报，说党要分裂了，于是兄弟便不能不回来了。

回到上海的时候是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到五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用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要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于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汉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遂于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布过，只看见李石曾同志所编“革命”曾发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于信末说明，原函未经本人同意，不便发表，只能列举出几点来，并且说“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与吴稚晖先生不同；汪注重于党的组织和纪律，而吴则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赞成吴的主张的。”这封原信，现时已没有发表的必要。就从这封原信看来，可见当时兄弟等主张，确有分歧及其分歧的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汉，闻得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决定迁往南京，极为欣慰；以为分裂之祸，庶几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后，便接得南京上海实行分共的消息，并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电报去反对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证实，十七日而武汉中央党部也决定免蒋同志的职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当时看来，以为蒋同志等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蒋同志等见兄弟不肯听他们阻止的话，定要往武汉去，不但对武汉同志失望，对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如何而马上就在南京干起来。而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都不出蒋同志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对蒋同志的声势。所以兄弟事后批评，不说蒋同志不对，而说兄弟不对，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 违心之论。

于此有一句附带声明的话。四月四日兄弟会同陈独秀发表过一篇辟谣宣言。这篇宣言是有来历的。当四月一、二、三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如今亲笔书函还在兄弟这里，这一段事，本无关正文，因有人误会谓这篇宣言乃是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治国的，故不能不附带说明几句。

如今再说自从四月十五日宁汉分裂之后，一般忠实同志从党的组织和纪律着想的，都服从武潢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对蒋同志等，然而并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进行，所以十七日免蒋同志职，十九日依然誓师北伐。关于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范围，如今当说说武汉分共的经过了。

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如今逐一说来。

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了。一般忠实同志痛心之极，然而主张立时分共是作不到的，因为四月十九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战，第四方面的主力部队如张发奎军长所统帅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唐生智总指挥所统率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在容共时代自然有不少共产分子杂在里头。吴先生曾责备兄弟，为什么说和共产党死在一块，生在一块。其实这是容共的事实，十四年间东征时候和十五年间北伐时侯，死尸堆里可取证明。即如此次北伐，蒋先云等确是共产党人，确是和国民党忠实的武装同志死在一块的。当第四方面军在前方和张作霖作死战的时候，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摇动，无异给张作霖以一个绝好的机会了。所以当时一般忠实同志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便是国民党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已是无可并存的。然而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祇提出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级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便是此意。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恶感，从此日深，而斗争亦从此开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溯南长沙发生反共风潮，当时苏俄代表鲍罗庭等及中国共产党徒，都要求中央党部对于长沙事件加以严重之处置。及至六月一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兢：“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庭有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兄弟如今将这决议案原文送给主席，以备各位同志的参考。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

这决议案的内容，大概如此。拿刚才的譬喻来说，已到了争船的时侯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侯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要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支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恰好这个时候，第四方面军已在河南打破张作霖的军队，收复黄河以南。兄弟等便于六月六日前赴郑州，商量第四方面军班师回武汉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汉，第四方面军也陆续班师回来。在那时候，兄弟忽然听得罗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后来才知道罗易因为将那决议案交给兄弟，大受鲍罗庭的责备。罗易的意思，以为国民党左派必当与共产派同其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所消灭，故应该将这决议案给左派知道。鲍罗庭的意思，则以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不同，他仍然是为国民党的，见了这决议案，必然和共产党决裂，责罗易的轻率误事。中国共产党多数是帮助鲍罗庭的，遂将罗易驱逐回去。兄弟等知道这个消息，当然更加紧张。于是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讲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鲍罗庭闻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执行委员会达于七月十五日议决：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可是，同时又发布命令，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由此可见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无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才宣布以上的决议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见共产党七月十三日的传单，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惟共产党员仍须加入国民党，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回七月十九日的传单，宣传大意相同，对于国民党厚诬丑诋，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其初还不明白，何以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后，仍要留在国民党里呢？后来看见莫斯科的电报，才知道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里，为的是好从中取事，以破坏国民党。而其所以退出国民政府，为的是可以明目张胆做坏国民革命的工作。所以电报里头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建立非法的战斗机关，其用意至为明显。兄弟如今将这两种宣言和一个电报也都交给主席，留与各位参考。

中央党部看破了共产党这种阴谋，所以一面训令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一面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饬国民革命军各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撤去。因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共产党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没理由仍然仍留在国民革命军里头，要想利用军队的地位，以为破坏国民政府的利器，这种一相情愿的事，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经此一番严密地防范之后，知道计无所施了，只有纠合贺龙、叶挺一般党徒在南昌发难，以希图一逞。南昌之变，江西备受茶毒，其流毒且及于广东，国民党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进于严厉的驱共了。

以上便是武汉分共经过之大略。

武汉分共的经过是很艰苦的，尤其五六月间最为危险。在河南的军队和多一倍的张作霖军队打仗，而杨森军队又到了新堤，如在广东来说，好比敌人已到了黄埔；夏斗寅军队到了土地塘，即好比敌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来进攻，四面都受敌人的包围。共产党乃乘人之危。德国有一种报纸，译登苏俄中央的会议录，其中有一段是杜洛斯基质问史达林何故仍要助武汉国民党。史达林答道，因为武汉国民党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可见共产党在当时的势焰了。分共的时候，武汉同志发表许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题为“夹攻中之奋斗”，说我们虽是孤军，但不要怕，我们要在四面夹攻中奋斗，以三民主义总理给我们的精神去奋斗，有三民主义总理的精神摆守我们面前，鼓舞我们奋斗的。我们分共，是与张作霖的讨赤、帝国主义的反赤不同，我们是为国民党而分共，为主民主义而分共的。分共之后是不是有青黄不接的现象？不错，是有的。譬如一个人腹内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术；剖腹之后，至少要卧床二三星期才能起来。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国民党到了六五月间，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内有病，不能不开割一样。开割后的暂时虚弱，是必然的现象，是须培补元气，便能回复健康。所不幸的国民党于割腹之后，健康未复，便发一场大热，这个热症，就是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然而这个热症，是可以用精神来治好的。广东在四月闲已实行分共，武汉则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后，同是害着南京特别委员会这个热症。我们如今须要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才能不辜负当时的分共。试想，如果说不要党纪，如何能以党治国，如何能以党治军。其结果必致变为以军治党。如此，这一个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个，互相争杀，了无穷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现在割后之热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今天报告完后，希望大家下一个最大的决心，在最短期以内，治好这割后的热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大家在党的主义下、党的纪律下、党的组织下实行三民主义。我们既能用开割的手段来肃清共产党，必然能用肃清共产党的精神，来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能够把共产党肃清，诚然是一部份的必要工作。但须知道消极的肃清工作是不够的，还要做积极的肃清工作；巩固发达国民党，便是肃清共产党的根本方法。我们要在三民主义之下、在党的纪律下、在党的组织下，把忠实努力的同志团结起来，担负这些工作，担负救党救中国的责任。要能够肃清共产党以后，把国民党破坏的能力、建设的能力同时发挥出来，才能算为忠实努力的同志。将来虑该如何做法，现在不及详说，只看我们的努力做到什么田地。我们要把精种力量聚集在党里，对党努力工作。各位对于兄弟关于党的工作，若加以严厉的批评，是兄弟是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