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生篇 中华文库

昔者顾亭林之论学也，谓吾人不当徒言允执其中，而置四海困穷于不言。旨哉言乎！今之中国以贫为患矣，集无数之人民而成国，人民富足，则国力充实；人民穷蹙，则国力虚耗。吾今且不为政府言理财之道，而为社会言治生之方。

《大学》有言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生计学之精义也。一国之生计有然，一家之生计亦何莫不然。

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必使一家之人，咸勤厥职。于此有数义焉。第一，则不可使子弟起倚赖父兄之心也。方子弟幼少之时，必与以相当之教育，随其性之所近，各畀一业，使专习之，期于长成之后，能自谋生，而无藉于父兄之助。吾观英人遗传财产之制，与中国颇不相同。凡田宅之类，概归长子承袭，而众子不得与焉。吾国之俗，则父遗财产，众子均分。以两制相较，似吾国之制较为公平，然英人之为众子者，以不得父遗财产之故，不欲受其兄之豢养，竞出海外，自图立身之道。英人殖民事业之成功，实由于此。天助自助者，乃英国教育家之格言。人人有独立之精神，斯可铸成独立之国势。还观吾国，一家之中，往往仅有一人经营职业，岁有收入，以维持一家之生活，而安坐而食者，辄数十人、数人，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也。欲财之足，岂可得哉？汉邓禹有子十三人，读书之外，皆令各习一艺，彼已富贵矣，然犹为其子孙深谋远虑如此。君子爱人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不督子弟以各图自立，而使生仰给于人之心，是乃与于不慈之甚者也。仰给其父兄已为不义，若至不能仰给于父兄而不得不仰给于他人，则更为无耻，非仁人之所忍也。

秦商鞅之立法也，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此使人民各自谋生、人自为战之道也。儒家重亲亲之义，则诋之为杂霸。汉人之语曰：“子孝廉，父别居。”以父别居为子罪，此自儒家之论。吾观西人壮而有室，则与父别居，其家族制度，迥与吾国不同。此事当另作一篇论之。余独取其人各自立，实为使国力充实之一道。此一义也。

第二，则为父兄者，亦不可有倚赖子弟之心也。谚云：“养儿待老，积谷防饥。”此家人妇子之私情，似亦人情之所宜有。夫衰老之父母，不克自养，不得不有待于子妇之承欢，斯固然矣。余之为此言也，非欲为为子弟者免去其养亲之责，不过欲为为亲者筹其自养之方而已。待养于子，子而贤也，固可无忧；子而不肖也，不免有失所之叹。吾人于少壮有为之时，当勤俭贮蓄为衰老时自养之预备，纵使老而无子，或有子而不肖，亦可以其辛勤储积之资，送老来之日月。吾人之自为计，固当如此。且人人如此存心，则于国家亦大有益。盖老者以其平日之所积，足以自活，使少者无后顾之忧，得专心并力以成其所企之业，其于开展国力，实非小补。故对于子而责其养我，以父子之关系而论，似可无惭；然子因养我之故，而阻其能力之发展，因以阻国力一小部分之发展，以小己与大群之关系而论，不免有愧。日本人老而传家政于其子，谓之隐居，有未老而隐居者。福泽谕吉氏曾痛言其弊，谓“人生在世一日，对于社会即有一日当尽之义务，未老而隐居，是自弃其天职”，正与余之所见相同。吾国人从前国家观念不甚发达，往往视其子为私有之财产，遂至有上文所举养儿待老之谚。如此，则生子纯以自利，不得为高尚之思想。须知子固为我之子，同时又为国之民。教育吾子，非徒自利，即所以造就国民。此吾人对于国家之义务也。此一义也。

第三，则兄弟不可互相倚赖也。由以上所言，父子之不可互相倚赖，其义甚明。兄弟之不可互相倚赖，亦同此理。予前言英人之为少子者，不得父遗之财产，亦羞受其兄之豢养，此固丈夫之志事也。吾国人重亲亲之谊，兄弟之不能自养者，多由其兄弟之能有馀力者资助之；同居共财，往往而有。论其一人之私德，岂不可钦，然自国民生计之全体言之，则实有无穷之弊害。盖一人生之，数人坐而食之，实大悖生计学之原则。兄弟之良善者，以不忍之故，而愿养其同气，其所以自尽者，固为得矣。彼兄弟之坐享其成者，怠惰因循，不求自立，以兄弟之资助为当然，而不知因人而食之为大可耻。受之者既大损其独立自助之精神，施之者亦不免养成倚赖根性之失。偏于厚亦君子之过也。此又一义也。

第四，则女子亦不可怠于治生之天职也。一家之中，男女分业，男子出外以营职，因有收入，女子则管理而运用之。男子虽岁入多额之金钱，若女子不善经理，则家计亦难恒足。西洋各国女子终身不嫁者有之，社会中女子可执之职业亦复不少。吾国近日女子职业学校已有萌芽，女子多有以织袜为生者，裁缝一科遂渐普及，女子多能自制衣服，不须雇人，此皆社会进步之征候也。然普通之人家，多有收入较丰，无需女子服此种工作者，惟操持家政之道，不可不亟为讲明。现今之女子，多有闲坐嬉游漫不以家政为意者，甚可叹也。此又一义也。

由以上所述而引伸之，更有数义，为改良社会者所不可忽者。欲求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不可不戒早婚。泰西之人，早婚者极少。男子必有赡养室家之确实收入，女子必有操持家政之能力，始行结婚。结婚之后，与亲别居，自立门面。此种家族制度，虽似奇异，固亦有其生计学上之理由。吾国之人，以奉祀祖先为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故恒急于为子授室，以早日抱孙为莫大之幸福。夫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但须以子妇永久之幸福为断。今不问其子有赡养妻子之能力与否，而汲汲为之成家。成家之后，其子不能自谋，乃不得不仰赖其亲代负赡养之义务，此家累之重，常人所同叹也。其实即不早婚，亦未必遂有无后之叹，而徒自重其负担，使其子妇生仰给坐食之心，此胡为者？余尝见人少而娶妻，学未成，业未就，而儿女成行，既无赡养之资，复昧教育之道，徒多此不健全之子女，累及亲族而贻患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据生计学家言，世界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供人食用之物品，则以算术级数增加，故世界之中常有人满之患。人浮于事，无业者众，生存竞争日益剧烈，水旱兵戈之惨剧，乃为芟除过多人类之一法，此真人类共同之忧患也。欲减杀此人类之苦痛，在积极的方面，宜讲增殖物品之方；在消极的方面，宜讲制限生育之道。昔希腊之斯巴达，持绝对的国家主义，人民生子者，必经官长之检查，体格不强者，则弃而不育。此残忍无人理，固不可行，人为淘汰，可行于他种生物，而不可行之于人类之间。然吾人虽不能行人为淘汰于既生之后，未尝不可行人类淘汰于未生之前，则所谓戒早婚者，亦不使社会多产生不健全分子之一法也。此一义也。

欲求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又不可不戒娶妾。信耶教者实行一夫一妻之制，回教徒则实行一夫多妻之制。吾国之人，有妻有妾，乃一种变形之一夫多妻制也。纳妾之可否，系伦理学上之问题，兹不具论，但自生计学上言之，纳妾亦增加消费之道，是不可不察也。

自余一人言之，实深信一夫一妇之义者。但欲禁止纳妾，此又为立法上之事，造端宏大，未易见诸施行。夫吾国人之主张保存纳妾制者，莫不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其极强之理由。乃有人儿女既已成行而纳妾者，或其妻虽未生子尚有生子之希望而纳妾者，此又何说乎？吾发此论，必为多数人之所骇怪，然余实见夫并世之人，多有因未能制欲，多纳偏房，既酿家庭之不和，复来生计之困难者，以为诚有思虑之人，断断不宜出此。此与戒早婚之义相同，与社会生计有至大之关系，不可不加深察也。此又一义也。

又有一事，虽不如前二事之重大，然亦有关于生众食寡之义，则不多用仆婢是也。家中多用一人，即多一人之费用。于此有节，则家庭清简，淡中之趣味，有使人穆然意远者。多用仆婢，不外一种骄惰之习。骄使人浮，惰使人窳，非兴家之气象也。余观日本、西洋中上流之社会，其使用仆婢，皆不如吾国人之多。如英国之大学教授与敕任视学官，家中仅用一女仆，司炊爨扫除之事，其馀事件，皆主人躬自为之。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主张“事必躬亲”之义，不惟不用仆婢，并不欲令子弟服劳。奴仆亦国民之一，私人多养一奴仆，即国家少一独立之国民，觇人国者，视其奴仆之多少，即可以知其国力之盈虚。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总之，家中以不多住闲人为第一要义。仆婢之外，如亲族中之游民，亦不可顾恤情面，听其常久寄食，既非所以惜物力，亦非所以重人格，而此等寄食之人，又与恶影响于家庭之教育，其害有不可胜计者。此又一义也。

以上所言，多发明“食之者寡”之义，至“生之者众”，则尤有可言者。吾人欲谋生财，不可不愼选职业，要以能有益于社会者为断。往往有一种职业，自私家言之则为生利，而自社会言之则为分利者，此吾人之所当避也。姑举一例言之，如从前之贩卖鸦片者，岁有收入以肥其家，自其家言之，不能不谓为生利之人；而自社会言之，则此乃分利之尤者。凡不利于社会者，纵令暂时有益于个人，终不能长保其利益。从前贩卖鸦片之人，至今日尽失其生业，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据此大原则，以观察今日中国之社会，又有数义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请次第说明之。

第一，吾人不可不知仕非为贫之义。官吏者，非谋生之职业也。吾人苟对于国事，确有一种政见，欲得有事权以伸其行道济时之志，则可投身于政界。服官者，义务也，非权利也。能行其道，则服官为宣力于国家；不能行其道，而尸位素餐，则服官不过为私人谋生之具。夫谋生之道多端，何必服官哉？此义孟子尝言之矣。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今日之中国，承科举时代之积弊，才力稍强、欲望稍多者，群趋于官吏之一途。求过于供则物价上腾，供过于求则物价下落，此生计学上之公例也。今官吏止有此数，而求官者多至不可纪极，是供过于求也。供过于求，则物品必有滞销之时，求官者百而得官者一，私人之损失固甚大矣，而国家之损失尤大。向使以此多数人求官之心思日力，而用之于开发地力，扩充实业，则其所生之利，必有百倍千倍于今日者。吾观今之人徒知谋生之为急，而不知所以谋生之方，乃误认作官为一种职业，运滞销之货而侥幸万一之利，其智不亦甚矣！今者国体虽号称共和，而人民参政之权，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其所以致此之根原，要在于国民之无能力。举多数之人民，群致力于实业，不恃逢迎结纳为生活，始可以销灭倚赖政府之奴隶根性，始成为确能自立之国民，始能发生真正之舆论，始能举监督政府之天职。征诸历史，欧洲民权之发达，原于都市之勃兴，可以知其故矣。

类于官吏者，又有二种人焉，其一则为当兵者，而其他则为奉职于局所之人。今日鲜有以当兵为职业者，因其可以发明上条之义蕴，故不避繁琐，就之一言。夫当兵亦如服官，乃国民之义务，非可视为私人之权利者也。如德意志、日本各国，采征兵制度者，国民于一定年限，有服兵役之义务，此义务完毕之后，乃退而各自谋生。此亦如吾国古者寓兵于农之义。特在今日征兵各国，则不特农人应服兵役，无论何种之人，皆有为兵之义务而已。中国近世择雇兵之制，当兵者久留行伍之间，视为一种职业，遣散归农之后，则成为无业之游民。吾湘之人，于近数十年间投身于军营者甚众，近者一一遣散，民间及猝添无数失业之人，此亦社会之隐患也。盖从前当兵之人，既不足任对外之战争，则于国家为无用，因此可证职业而不能有益于社会者，终必失其效力。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骎骎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结论。湘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前清限制旗人不得营农工商之业，惟得为官与兵。经二百馀年，满人乃尽失其生活之能力，几几乎无以自存。吾湘之人，虽从前多当兵者，然尚有多数之人营各种之生业，其受害较满人为浅，然已不胜其弊矣。今吾湘人暂无当兵之机会，正吾人当通盘筹画，早图变计之时。合全省之人专精并力以图实业之发达，其收效之远大，有不可以数计者。此又指导社会者所不可不知也。

昔咸、同军兴之际，湘人当事者以军费无所出，法刘晏用士人之策，任用书生，办理釐金、督销两局之事，自是而后，衣食于此两局者甚多，此亦一种职业也。然任其事者，人皆能之，不必为特别之技能，不必经长久之学习，是以谋干者多难得而易失。其得之也全凭亲友之荐引，往往奔走营求，经一二年之停辛伫苦，仅乃得之，接事未久，或主者易人，又不免于撤换。此诚依人作计不得已之下策也。余恒劝亲友宜勤求一门专精之学问艺业，不可恃两局为生涯。我有学问艺业足以自立，但有人求我之事，而不必有我求人之事，岂不甚快。此亦选择职业者所不可不知之义也。近日人心浮动，有舍本逐末之趣势，乡人多弃其本业而争趋城市，余甚悯之。居乡务本业者，虽勤劳而寡获，然安而可久。入城市谋事者，虽间能多获，然飘泊无常，且易染恶习，或至丧其人格而不可恢复。余每见亲族欲弃乡里本业而远适谋事者，必劝阻之。余亦绝不肯为乡人荐引，以徒利目前或贻终身之损害也。此又选择职业者所不可不知也。

因论釐金、督销两局之事，又触发余之感慨。夫任此两局之事，乃人人之所能，故争之者多，难于长保其地位，斯固然矣。然两局之中，真能办事者亦颇难得，若久于其任，熟习公事，能保信用，则亦为当道者之所倚仗，而非新进者之所能与争。盖官场用人，亦未尝不重资格、重信用，真能办事之人，断不至于有失业之忧也。考两局肇设之时，原仿刘晏用士人之意，以士人能自爱，多廉洁也。行之既久，初意浸失，银钱经手，易有侵渔，因而失其信用者比比矣。信用既失，不可回复，此后乃永绝其谋事之机会。吾国之人思虑浅而眼光短，良为可哀。夫所侵渔者不过少数，而失其终身谋生之机会，所得小而所丧大。营目前之利而贻永久之害，可悲可痛，孰甚于此。且此非徒个人之失策，亦国家之大忧也。余在英国时，某英人问余：“中国商人，皆重信用，何以中国官吏，从上至下，皆不免侵渔之陋习？”余实颜汗，无以为辞。生于中国社会之中者，渐染积习，视为固然，流俗滔滔，恬不为怪。若夫东西各国，政法修明，乃罕闻此事。自非然者，何由富强？人民之廉贪与国家之兴衰有绝大之关系。若谓此风遂不可挽，则是中国竟无可为。曾涤生家书有曰：“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槖，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俭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此则区区之愚所馨香而祷祝者也。此一义也。

夫失其信用，固治生之大戒，而忘分冒进，亦非永保职业之道也。近数年来，以社会经极大改革之故，人民大长其嚣竞，得业失业，易如反掌；拔帜立帜，曾不转瞬。安常守故，则嫌其枯寂。攀高竞进、则唯患不速。一有蹉跌，乃顿失其所据矣。既失业而悔之，欲求故地，不可复得。此等事乃余之所常见，往往旁观叹息而莫能相喻者也。余观英、德之社会，莫不尚老成而贵资格。少壮有为之人，初入社会任事之时，多居辅助之地位，听高年之指导；及其更事既多，乃随流平进，终至高位。人无侥幸之心，而社会之组织，异常巩固。英伦银行，世界金融之中心也，其势力之伟大，甚为可惊。及询其主持行务之人，以何法而取得其资格，乃皆由历试而来。现在主持行务之人，恒以储蓄后进、愼选替人为其重大之责任。以如此伟大之事业，乃归于自治团体之所经营，英人自治能力之强，于此可见，而其立法之精神，亦实有可师者。治生者固当力保其现有之职业，不可希高慕远，求进太速，反失其固有之地位也。此又一义也。

以上所言，均发明生众食寡之义，今将于“为之者疾”之义有所敷陈。以程功之敏速而言，吾国较之西洋各国，迥不相及。铁路尚未开通，则交通迟滞；机器尚未广用，则制造缓漫；此皆大悖于为之者疾之义者也，然此犹属社会生计之范围。今请就吾国现在之情状，个人能力之所及者，箴其阙失，而谋其变通，当亦读者诸君之所乐闻也。

欲求“为之者疾”，则首重惜时。荷兰人之谚曰：“时者金也。”人之生利，必需劳力，未有安坐而能获者。以劳力施于事物，又必需一定之时间，始能收其所期之效。故计功者不可无劳力与时间之二要素。劳力大而时间短与劳力小而时间久者，其效相等，此力学之所明示也。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此历史上之美谈，以之处今日之时势，尤为对证之药。美国大富豪摩尔根氏，最惜时间，会客交谈，人不过五分钟，虽接见大统领，亦不违此定例。即日本人诸户清六氏之佚事，亦大有足称者。诸户氏白手成家，致富巨万，生平爱惜光阴。有来言事者，立门中与之谈，事毕即退，并不延之入坐。食时常备饭二碗，更迭食之，以省添饭之时间。家中常备人力车，以便有事时即刻外出。盖商业利在乘机，一有违误，则损失不可胜计，故东西各国成功之人，莫不以急起直追，一日千里，为趋事赴功之秘诀。吾国之人全不知时间之可贵，因循玩愒，万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甚非开国进取之气象也。凡事有可于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常人动叹事忙，而不知由其平日之不勤有以致之。若案无留牍，判决如流，则虽处军务倥偬之中，仍能好整以暇。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其急于礼见贤士也，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此真精勤孟晋，一向无前，三千年之下犹使人闻风兴起，宜其多才多艺，而能制定有周一代之礼乐也。嗟我兄弟，邦人诸友，毋再因循，因循则事愈不可为矣。此一义也。

惜时则不可不省无谓之应酬。夫人类者，乐群之动物也，岁时过从，礼俗相交，正人生之乐事，所谓社会之亲和力也，此安可无之？独不可太滥耳，太滥则废时失事，既非所以成己，亦非所以成物。周末文胜，孔子作《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吾观泰西之俗，颇有尚质之意，交际率真，不尚伪善。中国近今之习俗，则颇有文胜之弊。形式虽具，真意沦亡，如拜谒回候，请酒复席，多有出于勉强，并非事势之所必须。人之精力，大率销磨于此中，而事之废弃者多矣。昔谭复生在长沙，曾创延年会，欲联合多人，将无谓之应酬，一概省去，彼此相谅，无复猜疑。其所以名为延年会者，谓人生年寿之长短，与其作事之多寡为正比例。作事多者，虽夭亦寿；作事寡者，虽寿亦夭。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可以延年矣。遭遇厄会，志不获施，然此义实可悬之日月而不刊。民国成立以后，文法稍宽，人民益厌薄伪善，然社会中之交际仍有当省而不省者，盖缘办事之心未诚，故觉朋从之情难恝。若真做事人，则职务在身，责无旁贷，自不暇八面周全，虽应酬稍疏，人亦必能相谅矣。今姑举一事以为例。文酒宴游，此士夫之胜事，各国风俗，亦大抵相同。愚游英国之时，亦曾与其中流人家之宴会，每食四簋，较常餐不过稍丰。即结婚之筵席，亦与常同，初无过为盛设之事，其盛设者亦不过六簋、八簋止矣。款客而不伤于费，达情而不侈于欲，此可久之道也。中国酒席，则肴馔太多，往往略尝，即便撤去，食品过多而不为用，宁非暴殄？余妄倡一论，谓今后酒席，当以八簋为限，又宜同时而进，不可过事迁延，务减短会食之时间，庶无废事失时之患。此亦穷变通久之一道也。比较西洋人与吾国人之会食，抑犹有可论者。中国人会食之时间太长，往往宴毕即散。酒阑人散，兴味索然，似专以饮食为事者。西洋人会食之后，必留连时许，游戏歌唱，以相娱乐，宾主尽欢，始从容散去。此无关治生之旨，不过以示吾国宴会，尚多可以改良之馀地而已。余近赴友人之席，主客闲谈，对于此事皆颇有改良之希望，然相顾不发，敝俗何自而更新？此则区区私怀，所望于率先社会之勇者也。吾乡有李生者，求学日本，专心课业，同国人相访，读书如故，既不对话，亦不送迎，勤苦卓立，良可嘉尚。吾国游民太众，进见无时，非稍从简略，不复可以读书治事。吕新吾有言：“余尝自喜行三种方便：不面谒人，省其疲于应接；不轻寄书，省其困于裁答；不乞求人看顾，省其难于区处。”吾愿闲居无事之人，无轻于造访，使他人有勤修正业之馀日，盖亦一种之方便也。此一义也。

中国人之习俗，大悖乎“为之者疾”之义者，又在于不守时间。时间之可贵，前既言之矣，然我惜时而人不守时，则亦常受人之牵掣，而不能无浪掷光阴之患。西人最重守时，如与人约某时往晤，必如期前往，不差分秒。有违误者，则主人他出，不复坐候，将虚此一往返，而不能达其面晤之目的。且如此行为，甚为西人之所贱视，视之与不守约束、发虚伪之语者同科。又如赴人酒席，亦必如时，不可迟亦不可早，早则主家尚未准备，颇不相宜，迟则主家迳自开席，不复相待。社会中人皆视守时为天经地义，有犯之者，众不之齿，监督严重，良不可及。中国之人全无守时之观念，凡有约会，任意迟延，每次必使如期而至者，坐候一二小时，实为苦事。事之坐废者，不知凡几。此真吾国最大之积弊，不可不急行改良者也。此事在常居国内者，往往视为固然，不求改变；其曾游海外者，习于西俗之秩序整然，归国之后，深觉此事之苦痛，而无可如何。余每遇有约会，必如期而往，宁往而久待，不肯随俗苟且，尤而效之。区区之愚，或为旁观者所悯笑，不知流俗滔滔，骤不可挽。必有痛言其弊之人，始有变革之机；又必有实行改革之人，始有观摩之效。所愿同志君子，勇猛开先，一变至道，其有益于风俗人心，非浅鲜也。此一义也。

至于“用之者舒”，则可言者尤不止一事。今请先言储蓄之义。人生在世，寿长者七八十年，然二十岁以前，为受教育之时期，不惟不能有所收入，而且多需支出。二十以后，始为任职就业之时，人之能生利也。其尤有望者，仅此数十年间耳。迨其衰老，则精力不继，不复可以任劳，不得不舍弃生业，坐耗居诸。故人当少壮有为之时，不可不储蓄馀资，以为老年之豫备。且教育子女之费，嫁娶丧葬之需，皆不可不豫储之于平日。不独此也，人之治生，全赖心力与体力，若偶有病患，即收入顿微，又况失业闲居，乃社会中恒见之事，若其毫无贮蓄，岂不窘迫万端？此西洋学校教授修身，所为汲汲于养成勤俭贮蓄之思想也。大凡立身居家之道，先在知理财之方，使贮蓄有素，资用常馀，则置身社会之中，常有超然独立进退裕如之象。若漫无思虑，浪掷资财，及至手中拮据，或至丧其廉耻，可羞可痛，孰甚于斯。吾观西人保险之业，异常发达，如人寿保险，尤足征人民思虑之深，平时岁入数镑，取之不难，迨至寿命已终，寡妻弱子，坐享巨资，无虑失所。此牺牲现在之利益以为将来，智虑浅短之人民，不知出此。此余所以对照彼我慨然兴叹者也。考英人优待教员，亦有养老年金之设，其法使任教员者年纳若干，储为公积，老而退职，乃有所凭。近岁英国国会制定国家保险之法，凡为仆役者岁贮工赀若干，由主人扣存，主人、国家各益少许，集成巨款，用作基金，俾仆役衰老之年，得所赡养，法良意美，此乃国家社会主义之先驱也。英之立法家为人民谋贮蓄如此，吾国知此义者尚少，立为政策，以图进行，不知当俟诸何日？吾愿国人善自为谋，竞讲贮蓄，将来家给人足，百废具兴，强国利群，何施不可。吾观并世之人，全不知储蓄之义，每岁所入，挥霍无馀，或且过之，毫不省记，一有疾病，或遇闲居，则借贷无门，困苦万状。余尝旁观太息，谓以若所为，困苦之来，无可幸脱，乃曾不知畏避，甘以身受其牵纒，虑浅智昏，良可嗟叹。近日生活程度，逐日加高，然以今日之收入，较之昔时，有增加十倍者。假如往年收入仅有百金，今则可获千金，若使维持旧状，无使生活程度骤然增高，纵使物价上腾，仍当有馀可蓄。何以收入愈多，馀存无几，岂非但顾今日，不虑明朝。此诚弱国之病源，窳群之败兆也。语云：“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须知收入虽多，不可长恃，奢侈成习，补救维艰。总之，无论所获多少，决不可一举而空之，所存虽属细微，积久可成大数，保家之道，莫切如此。此一义也。

举债者治生之大戒，非万不得已，断不可轻于一试。举债必须认息，年年还息，积久乃倍其本额，其为损耗不可胜言。夫举债以经营生业，偿息之外，尚有所赢，是固可为之事；若举债以供消费，则毫无生产，徒耗息钱，剜肉医疮，莫此为甚。至不能每年还息，则息又成本，展转增益，亏累愈深，破产之祸，将不可救。昔袁君载有言：“凡人之敢于举债者，必谓他日宽馀，可以偿矣，不知今日无宽馀，他日何为而有宽馀？譬如百里之路，分为两日行，则两日皆办。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并行，虽劳苦而不可至。”至理名言，吾辈所当深玩也。英人斯迈尔斯氏所著《自助论》，乃有益身心之书，余特钞其论借贷之害者一节，以证余说。其言曰：“人一负债，则其品行必不真实。盖借债之人，无以为偿，往往为延期限而捏造言辞，伪托事故，故借债进一步，欺伪亦进一步。借债欺伪，互相追随，岂不悲哉。”画家海昙向人借金，归金之日，叹曰：“古谚云，借债是借忧也，今日吾亲尝之矣。”可知借债不仅有关于生计，并有关于品行。日本福泽谕吉氏，亦宁卖田产，决不借债。能者所见，大抵略同。人能以借债为戒，自不至于浪费。又人来借债，亦不可滥与，使彼负债而不能偿。是坏其品行也，非以爱之，实以害之，诚知借债之害者之所不忍出也。此一义也。

中国之恶俗，大足以增加消费者，其唯赌博乎？赌博者，一种之游戏也。游戏之冲动，乃人人之所有，独其以财物为孤注，乃大有害于治生。近日斗牌之习，流衍全国，不染此习之人，寥寥可数，所谓巨人长德、旷世人豪者多不免此。虽已悬为禁令，然耻尚失所，禁绝为难，甚非兴国之气象也。上流之人，因博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博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余尝谓吾国之宜戒斗牌，一如吾国之宜禁鸦片。此事自一人言之，不过消遣时日，本非绝对之罪恶，然合社会全体计之，则妨时废事，使人丧其生业，乃社会之大忧也。上流之人，一举一动，悉关风教。人谓明哲尚有此举，吾辈何不可为？即如吸食鸦片，若在富人，不须谋生，有资可购，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自其一人言之，似可无需禁戒，然事关全国，未便参差。斗牌之习，理亦同此。若谓于我无伤，不妨任意，揆之公德，岂曰无亏？此则区区之愚，敢为海内人士正告者也。此一义也。

以上所述，皆箴砭时俗之言，所怀区区，未尽百一。近人之言曰，现在英、德竞争，其最后之胜负，决于国民之生产力，而实决于国民之道德力。道德颓败，生产力多因之衰微。国际竞争，何以存立，前途茫茫，不禁掷笔而三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