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野记/5 中华文库

　　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馀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

　　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馀。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侯文忠舆出，则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如是者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

　　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酋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馀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藉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

　　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清同治四年，余在常州，喧传有琉球贡使过镜，偕众往观。

　　使舟泊西门外接官亭下。久之，见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骑持名帖随之，立岸上，大呼曰：“使臣接供应！”即见使舟有二人出，如仆隶状，跪鹢首，向岸叩头，亦大呼曰：“谢天朝赏！”于是二役既舁箱入舟中，亦不知何物。须臾，舁空箱随骑者匆匆去。久之，武、阳两邑令呵殿来，舆立河干，两令端坐不动，执帖者以名帖两手高举，大呼：“使臣接帖！”于是正副二使臣出，至鹢首，向岸长跪，以两手各捧一邑令之名帖戴于顶，而口中自述职名焉。两大令但于舆中拱手，令人传免而已，不下舆也。礼毕，使者入仓，两令亦呵殿归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两令之名帖，以红纸为之，长二尺，宽八寸，双折，居中一行，大书“天朝文林郎知常州某府、某县、某某人顿首拜”。字大径二寸许，此余所目睹也。

　　至所闻则更可异矣。琉球贡道只准收福建海口，至闽后，即须由内地前进。闻到闽后，浙闽总督有验贡之例。是日，总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县则立侍案侧，两贡使手捧表文、贡单，至头门即跪，报名，膝行而进。至公案前，以表文、贡单呈验，总督略阅一过，传询数语，即令赐食，即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续续至，二使者叩头谢，乃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须臾食毕，复向上九叩首谢恩毕，乃鸣炮作乐掩门，无私觌之礼也。

　　琉球服装，衣宽博之衣，腰系大带，宽尺许，以颜色分贵贱，冠亦如之，冠似僧冠而稍高，惟足则中国之缎靴，盖彼居本国皆赤足，惟入贡始靴也。其仆役则宛然戏剧中所扮苍头状，一身皆黑，最易识别。

　　考琉球全国之地，不过中国一大县，本无国王也。明洪武好大喜功，赐其土酋金印，封为国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为之辅，于是俨然一国矣。其时日本正当幕府时代，列藩分封，不相统一，琉球遂幸延国脉四百馀年。及日本推翻幕府，力行新政，回顾卧榻之下，有人酣睡，又非条约之国，遂一鼓灭之，夷为冲绳县矣。

　　闻亡国之王为世子时，曾在京师国子监肄业，徐小勿孝廉为其教习，授以试帖诗，居然能工，逮归国为王后，常与臣下联吟，亦不废政事。惟贫小而弱，无力豢兵，国之不国，不待日本之吞而始知也。

　　乾隆间征越南，拟治阮光平篡弑之罪，复黎氏社稷。会王师大败于富良江，阮光平惧中朝大举复仇，遂卑词乞降。帝因彼既胜而降，遂亦许之。于是加封号，挥宸翰，恩礼稠叠。及光平来朝，复赐宴赐诗，赐游三海，待以隆礼。光平归国，仍复不靖，时以我国沿海盗舟供其指使，劫夺商民，且封海盗为提督总兵诸官，海疆官吏无可如何。黎氏残裔归国后，复为阮光平所歼，中朝亦不过问。

　　至同治间，法人开殖民地至越南，见其地势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据之，始而通商，继渐逼入内地。时越南王告急于中国之书不知凡几矣。朝命李文忠派员前往，侦探实情。令下，无人应者。

　　有桐城马复贲者，以应试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兄为操江练船管驾官，忠裔也。复贲请于兄，愿应募往，兄遂为介绍于文忠。文忠大喜，许以归来后，必专折以荐，惟此时亦宜有职衔，乃立畀双月候选同知执照以行。此光绪七年事。复贲少有大志，好酒任侠，弛斥不羁，好读书而不工举业，尝作乘风破浪之想，此行而愿遂矣。其行程由内地广西出镇南关，终日行深箐密林中，虎狼之叫嗥，瘴疠之恶毒，一无所恐，随役死二人，而复贲且无恙也。既间关至越南，达中朝君相意旨，留其国者二年。

　　于八年壬午冬，伴越南二使一范姓一阮姓者来天津乞援师。文忠却其请，而越遂亡。文忠旋丁内艰，朝命合肥张树声署直督，文忠以复贲属之，张已奏请以五品京堂用。已属稿矣，会有谮复贲于张者，言其酗酒狎妓事，遂不果荐，仅以同知终。文忠复莅，亦无如何矣。

　　嘻！以复贲之勇侠，使将一军，颇足以伍绛、灌，惜不遇知己，奈何！其在越南时，有致友人书一通，兹录之以证当年之实事焉。书云：

　　　　越土之广，古交阯无是也，实由乾隆中兼并占城、真腊二国而然。自是分为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极南海滨沃壤，为法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运械往云南，道出北圻东京，羡其地之富，乘间攻取。法以数十人之力，数日之中，连下八省都会，越人无计御侮。其时，云、广与越交界隙地，土匪出没于深山密箐中，劫杀边民。内有刘永福者，广东钦州人，素枭桀，有越官与相识，遂招其拒法。法受创，与越人成约而罢。因其地形险阻，民心未附，法遂幡然变计，阳尊以虚名，而阴收其利，越人为其所愚。数年以来，察地抚民，根深蒂固，一二年前，时有侵侮之事。越人噬脐莫及，复欲乞援于朝廷，而私与法人立药一节，显背国法，自知未能蒙允，忍而不发，以至于今。刘永福自助越人击退法兵后，该国授为三省提督，驻扎宣光一带，设关征税，裕饷练兵，虽未必忠于越人，而仇视法人，实其本愿。云南自普洱、临安东至开化各府，皆与越交界。万山重叠，路极崎岖，内有大河三：一由蒙化东南流历元江、临安至蒙自境入越界，名元江，下流名洮江，东流六百里，历越之宣光、兴化、山西各省至其东京；一由蒙化南流，名李仙江，又名把边江，历普洱、思茅南入越之兴化省，折而东流七百里，名陀江，亦至东京，北与洮江会；一由开化南流入安平，入越界下流，名宣江，历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馀里至东京。三江总汇，名为富良江，一名珥河。又东南流三百馀里，分为数十派，潆洄而东入于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刘永福所驻之地，即洮江中流，云、越交界要隘。法之图越也，实意在云南矿产之富，若越之东京，则早已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积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从前法、越约中，原载明通商中国云南一节，今法人以永福即为越官，碍其通商之路，即系越人背约。去年八九月间，法人定议先攻越南，故贲于十一月奉差赴越，传语国王，留其都城二十日，反复笔谈数万言。今年三月初八日，法陡兴兵将东京攻破。其时贲适在彼，身入其中，彼此商办，法人亦知理屈，仍将城池交还越人。贲即飞请速派大员来此，大可补救。适合肥丁艰，张公置任，遂将此事束之高阁云。

　　据余闻人言，刘永福之弃越投清，亦复贲之计划，尝询之，而彼不承认也。嗟乎！以酗酒狎妓之微嫌，遂没其困苦艰难之功业，中朝之赏罚不均，于此可见一斑矣。

　　缅甸既敷衍了事后，遂定十年一贡之例。逮英人破阿瓦都城，逐其国酋，夷其宗社，而中朝尚复不知。于是有光绪十三年与英人定《缅甸条约》。兹录之以证中朝自欺之笑柄焉：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太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

　　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

　　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

　　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

　　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

　　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奉旨依议。钦此。

　　按：第一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以虚名与中国，第二条则实利归己矣。第四条更见狡猾，彼已与藏番连年开衅，藏恃城险，英恃炮利，互有胜负，未得便宜，意欲使中国飭令藏番降服，而又不肯明言，恐违公法，故隐约其辞，且示退让，则中国与藏番不得不入其玄中矣。彼总理衙门群豕乌得知之。

　　乾隆间征服廓尔喀事，载之《圣武记》中。逮至英伦，见使署旧日档案，始知廓当日举兵，实非抗中国也，乃欲伐印度也。印与廓有切齿仇，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顾力量不足，拟借上国以为助。其时译音不通，廓之语言又为印、藏夹杂之音，愈不能解。及见兵起，边吏仓皇入告，乃命福康安征之，故一战即降。

　　降后上书于福康安，详述由廓入印山川道里甚悉，请发大兵收印度，愿为向导。福据以上闻。乾隆帝忽疑廓此举为复仇之计，将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歼旃，不允所请。且其时正用兵西北，开辟新疆，亦无暇他顾。厥后英人之灭印度亦廓尔喀导之也。惜哉！使当日移征新疆之师而收印度，而今日富甲地球矣，即鸦片亦无由而兴，何有于禁，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也。自是廓亦定十年一贡之例。

　　光绪元年冬，余在京候试，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见，余亦随众往观，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入正阳门，而至四译馆止焉。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仅译吏一人，语且不精。幸廓使能英语，遂以英语相酬答焉。

　　至光绪三十一年，又见其入贡，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可谓有始有终矣。今则为英之保护国，亦渐更其政俗，然其教则仍佛教也。

　　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馀里耳。

　　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

　　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

　　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

　　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

　　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

　　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馀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摇动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

　　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姿，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即宿廖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

　　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馀党，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凿确，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

　　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决。语令曰：“尔明日毋出面，俟我上院询明后，再商办法。”

　　次早，布政入见巡抚，密问曰：“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列首选，吾甚刮目者，岂有所干求耶？”布政曰：“否。闻公欲杀此数人，何也？”中丞大惊曰：“何来此言？孰诳尔耶？”布政曰：“有据在。”乃出印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颤声答曰：“印则是也，我何尝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骇曰：“是不可不究。”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有夫人小婢曰：“某日有某卖婆来，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亟逮卖婆至，初不承，继将用刑，乃哭曰：“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立命逮某绅，一讯而服。

　　盖省绅欲娶廖，廖意终不属。省绅曰：“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则奈何？”廖曰：“某若死，则嫁尔。”省绅乃出此毒计，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龃龉，结怨甚深，拟一并除之以为快。于是案乃大白。

　　廖逃至外县，追捕监禁。卖婆与省绅皆拟斩。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病去。布政升巡抚。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中丞刘琨，云南人。布政李恒，江西人。其馀人名、地名当日告者皆详之，今忘之矣，仅忆一妓一抚一藩耳。

　　曩在京师见有属对之工者，辄记之，以资谈助。

　　“麦秋至”对“桑春荣”，“三白瓜”对“万青藜”，“青龙棍”对“朱凤标”，“陶然亭”对“张之洞”，“狮子狗”对“熊伯龙”，“乌须药”对“黄体芳”，“李象寅”对“杨猴子”，“赤奋若”对“朱逌然”，“杜鹃花”对“李鸿藻”，“老板”对“童华”，又“树已半枯休纵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

　　以绝不相当之二语，集而成对，觉字字铢两悉称，可称工妙绝伦。

　　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引《猗觉寮杂记》云：

　　某县有尉，夜半叩令门求见甚急。令请待旦，尉不可，不得已披衣起，延尉入。问曰：“事何急，岂盗贼待捕恐失时耶？”曰：“否。”

　　“岂有疾病仓猝耶？”曰：“无。”

　　“然则何急？”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笑曰：“然则君有何妙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养蚕于冬为便。”令曰：“君策真非古人所及，奈冬无桑叶何！”

　　尉瞠目不能答，久之长揖，曰：“夜深矣，请安寝。”

　　阅此不觉失笑。古今事真有如出一辙者：

　　光绪中叶，金陵有需次通判甘某者，司东台县釐税，每夜必戎装持械携兵役遍巡城市。一夜，巡至县署前，已四更矣，叩署门请见甚急。令以为火盗之警也，披衣起见之，问何事。甘曰：“无他，适已出巡遍城𬮱，恐君更出为劳耳，故来告，请安睡也。”令曰：“吾早寝矣，公来始起也。”甘亦惘惘而去，古今事无独有偶也如此。

　　寄园《寄所寄》所载：

　　　　明山西乔御中廷栋，起家进士，巡方三省。罢官家居时，每晨必具衣冠，升堂高坐，命仆役呵唱开门，以次伏谒，或作控诉状，乔一一为之剖判讫，然后如仪掩门。每日如此，闻者无不匿笑。

　　不意今时亦有相类者：

　　　　光绪间，有皖人张传声者，入资为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其面目臃肿有痴态，腹如五石瓠，食兼数人。需次汴省无差委，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即冠珊瑚冠、孔雀翎，数珠补服，由内室而出，中门置一云板，出则击之，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

　　　　既就坐，一仆进茗碗，一阍者持手版十馀如折扇式，口称某某等禀见，其实并无一人也。张则手举茗碗，作官腔曰：“道乏罢。”阍者斜步出，则又高呼曰：“传伺候，大人下来矣。”张乃雅步登肩舆，出门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剧然。

　　此叶孝廉士芬为予言。叶、张之同乡也，癸卯借汴闱报罢后即馆其家，初见此状，不觉大笑，以为此公殆官痴也。张丁外艰，奔丧归，死于中途逆旅中。

　　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或贻笑柄，或误功名，皆由于此。

　　湖南游子岱方伯智开，应乡试时名于艺。中式后，主司乔勤恪公谓之曰：“尔名当改。”游不悟，问何故。乔曰：“尔归阅《日知录》便知。”游阅至黄幡绰、镜新磨故事，乃恍然，遂更名智开。

　　江西勒少仲中丞应拔萃科时，名人璧。及选贡，学使者谓之曰：“尔名当改。勒人之璧，是何行止。且璧与逼同音，既勒人，而又人逼，非义也。”乃更名方锜应朝考焉。

　　武进王颂平大令国均，戊辰进士，书法甚佳，殿试已列入前十本进呈矣，及胪唱，太后闻之曰：“好难听。”盖“王国均”之音与“亡国君”同也，遂抑置三甲，以知县发安徽，被议改教职，为山阳教谕二十年。复以卓异选云南某县令，未之任而卒，潦倒终身。

　　又曾文正公中乡举时，榜名子城，字居武。余在京曾见是科乡试同年录。会试时，座师命改国藩焉。此事近三十年殆无人知之矣。若今之以“国”、“魂”、“侠”、“血”等字命名者，更卑卑不足道矣。

　　治咽嗝奇方：

　　　用老梗苏泡水和面粉，俟日食时，在日中搓为丸，须即日晒干，丸皆中空，治咽嗝有神效，此理不可解。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朔，日有食之，余目睹武进王仲光孝廉在苏州制此丸，中果空也。他时制之则不然。

　　龙眼核止血

　　　龙眼核去黑皮，研极细末，治刀伤，立刻止血止痛。余见此方后，即手制约三四两许，久未有用。

　　　一日，在金陵见一木工误以斧伤小童面部，血流如注，忆及此，与敷之，顷刻血止，亦不疼，且能速愈。是亦不可解也。

　　菱灰治小儿黄水疮

　　　小儿黄水疮，溃烂出水，甚至不能坐卧。用风菱烧灰研末涂之，一二日即愈。菱壳烧灰，愈陈愈佳，洞庭山所产尤佳。

　　　此极不直钱之物也。昆山张敬夫、广文芬传余此方，愈小儿甚多也。

　　苏州市上有卖一种小面饼者，大如钱，中有孔，可以索穿之，微甘而脆，名曰光饼。予童时尝食之。咸丰间，制钱一文可购十饼。

　　曾举以问塾师：“饼何以光名？”师曰：“想系光福人所创始耳。”遂亦置之。不意越四十馀年，偶阅雷琳《渔矶漫钞》载钱唐吴中林《咏光饼》诗，始知饼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也。

　　一事一物，莫不有其原始，信乎开卷有益哉！

　　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有友人邀饮于肆，同座皆过夏者，藏阄行令，极其欢洽。

　　座有一淮人曰：“予不习酒令，今说一事，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否则罚一杯。”众曰：“可。”淮人曰：“吾淮某甲，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视之，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欣然往取银，甫入门，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而甲仍从容取银去，失主不敢认，肆主亦不敢阻。是操何术以致此？”诸人思之良久，皆不得其故。

　　淮人曰：“各饮一杯，予言之。当甲挟券入肆时，见失主在肆，即伪为怒容，汹汹入。肆主向之点首，亦不答。肆主曰：‘先生清晨何怒为？’甲曰：‘不可说，不可说，家丑也。然吾两人交情，言之何伤。予昨以事赴清江，今早归，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随说随即取券出，掷案上曰：‘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予将得而甘心焉？今姑取此银去，会须侦之。’肆主唯唯，目视失主亦无言，遂以银与甲而去。”

　　同辈闻之，皆骇叹其狡诈而已。

　　常州市有屠肆。一日，有回教阿轰自礼拜寺讽经归，衣白布回衣，冠尖顶回冠，过屠门，适屠人拒巨斧据高砧斲猪首，血溅其身。阿轰大怒，将挞之，经市人调停，命屠赔偿，阿轰坚索银饼十枚，将行矣，屠人曰：“银既与尔，衣当与我，且已为血污，尔亦不能服之归家也。”遂脱而与之。屠忿甚，掷衣于地，足践而口詈之。

　　一秀才在旁睨之而笑曰：“是奇货，可使倍价而赎也。”屠犹怒不解。秀才曰，“我非虚言，尔如听我计，必能使之倍偿。”屠曰：“若然，我但得原价足矣，馀皆与君。”秀才曰，“可，尔明早衣其衣，冠其冠，据案卖肉，渠闻之必来观，可惟尔所欲。”屠如言。

　　次日，喧传一回人卖猪肉，皆来观。阿轰一见，更怒，势将用武。屠曰：“我以十圆买得者，尔岂能禁我不衣乎？何无理取闹如此？”观者如堵，皆谓屠言直，阿轰无如何，愿将昨所得者还之，求勿衣。屠不许曰：“非十倍不可。”再三请，倍价赎归。秀才曰：“如何？”欣欣然持十圆而去。

　　此武进余益斋工部为予言。

　　昆明赵蓉舫尚书光，长刑曹二十年，且累得试学差，又累次查办外省案件，积资至五六十万。无子，只生三女，长、次皆早嫁早死，惟三女未字。赵没后，尚遗财三十馀万，皆三女掌之，嗣子所得甚微也。

　　一日，三女谒万藕舲尚书青藜曰：“侄女年已逾三十矣，求年伯为我择婿，一须元配，二须少年翰林，三须海内世家。”万曰：“难。”会有仪征胡隆洵者，以赤贫士入都，联捷授吏部主事，万之门生也。闻胡未婚，谓三女曰：“胡某已如尔所约之半，如尔不愿，我亦不敢过问。”女不得已许之，遂涓吉成礼。胡一旦骤富，夫尊妇如帝天，妇视夫如奴隶，不待言矣。

　　赵存日，有红绿佩二事，皆大如掌，一则透水玻璃翠，一则双桃红碧玺也，朝中大老无不知之。及三女嫁后，二佩归于胡矣。胡一日佩之入署，众皆属目，一少年满司员谓众曰：“明日当揶揄之。”

　　次日，胡入署，此少年急趋至胡前，半跪请安曰：“大人一向好。”胡以为误也，连称：“不是，不是。”少年忽昂首曰：“我适见双佩，以为赵大人复活矣，孰知是尔耶！”众轰堂大噱。自是胡不敢佩矣。

　　三女归胡后，未数年死，无子。胡再娶亦无子，及卒，以弟之子子焉。资财数十万，米市胡同大宅，皆归其弟矣。

　　明秀水沈德符《敝帚斋馀谈》所记：京师李近楼，幼以瞽废，遂专心琵琶。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尝作《八尼僧修佛事》，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并奏，酷似其声，老雉高下曲尽其妙，又不杂以男音，一时推为绝技。

　　不意清光绪季年，京师有瞽者王玉峰，亦能以三弦作诸声，并能弹二簧各戏曲，生旦净丑、锣鼓弦索亦各尽其妙。尤神者，则作洋鼓、洋喇叭、操兵步伐之声，使远处闻之，不知其出于三弦也。

　　观于明之李近楼亦为瞽者，可知瞽人心细，能体会入神。此等绝技，必间世而生，非有师传，亦不能教人。玉峰上距近楼已四百馀年矣，五百年名世挺生，即微艺亦何莫不然。玉峰每于国忌斋戒等日，必奏技于正阳门外之广德戏园，盖是日不演剧也。听者较观剧倍之，价亦倍之，因此致富云。

　　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两头以竹简为之，中贯以柱，以绳拉之作声。惟京师之空钟，其形圆而翩，如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有觉罗旗人号“快手罗”者，精此技，久于金陵以此为生，遂致小康。然犹不知麻瑞子之出类拔萃也。

　　麻瑞子亦旗人，而有痘瘢，其姓瑞，以善空钟得名。尝奏技于东西两庙集及新年厂甸中，余曾见之。能以半段空钟用绳扯之，飞高跃低，左盘右旋，无不如志。西人极诧之，谓两轮去一，重心力已失，何以能圆转如意，不致蹉跌。百思不得其解，乃叹中国人之绝技，固匪夷所思也。

　　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

　　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朔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资承办，恳川督赵尔丰代奏，收回成命，不报。再三请，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大书德宗皇帝神位，顶于首而泣求焉。尔丰大怒，命卫队铳击之，死者枕藉，而川乱成矣。事闻于朝，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

　　七月下旬，端发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兵以行。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无何，朝旨严迫，不得已进至重庆。至重阳日，闻武昌事起，民军已据武汉二城，荫昌率京军南下，亦败退。端大恐，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朝命革赵尔丰职，以端代之。端知事无可为，欲入都面陈机宜，兵大哗。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端之发武昌也，总督瑞澂力荐于端，谓可大用，端遂命董为营官，隶曾广大部下。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

　　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

　　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并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乃即日东下归鄂矣。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

　　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遂为红十字会所得。先是，端之议行期也，尚未得成都独立信。至初五日，资州牧以省电告，遂决意还京，资州众绅环而请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则成都唾手可得，即众亦必以都督举公，且公之兵所以哗嚣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变计，则皆为心腹矣。”端不可。众绅又请曰：“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某等可函致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端叹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毋为我虑也。”皆太息而散。

　　端自入资州后，无日不作还京计，使早日行，亦可无事，乃一因借银未至，二因有投诚土寇周姓约初四日率众来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闻川省独立之信，而祸不旋踵矣。端之至重庆也，凡南北公私函电，及从官信牍，皆为军士所遏不得达，是以沿江各省响应反正之举，一无所闻，盖至死仅知武汉之事而已。死事闻，赠恤如例，特谥忠敏。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

　　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为予言如此。又闻某君云，端方阴谋不测，革党深忌之。当其督鄂督江时，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不知凡几，屡欲起事，均为所败。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

　　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好嬉笑谐谑，而中无城府，待故旧甚厚。好藏古物，生平宦橐皆耗于此。及罢官闲居，犹坐客常满，樽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非某君言，不过以毕镇洋、阮仪征视之耳。嗟乎！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