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中华文库

第十章 明国之内政紊乱

万历初政与张居正

   前节所述明廷派遣十万兵于辽东，极为困难，盖万历季年之国家经济，真所谓濒于危殆者也。万历帝当初政时，稍有令名，皆由张居正卓越精力之辅佐而来。讲述圣学，申明祖训，起衰振隳，不稍苟假者，江陵宰相之政纲也；使日讲官注帝之起居，进《帝鉴图说》以范君德者，居正之面目也。彼以当时立国之要务在强主权，号令一下，虽万里之外，亦必奉行。彼又屡调查户口，测度民田，去徭役之浮额。万历七年，减冗费追征额百万余两，汰去内外冗员；十年正月，又令免天下欠租二百万余两，非府库充实，安得如此耶？惟居正用人，不免出于爱憎，阿谀之徒，间有誉之为伊尹、周公，比之为舜、禹者，彼恬然不以为怪；然置名将戚继光于北京附近以当蒙古，置李成梁于辽东以当女真，其一生治绩显然，不可没也。居正以严厉态度，当国步艰难时，能得帝（神宗）之信任，跻国家于太平。相传帝在讲筵读《论语》，至“色勃如也”一句，误读“勃”为“背”，居正遽厉声曰：“非背，当读勃！”帝悚然惊起，同列皆失色。由是帝益心惮之，即此一端，可以见已。万历十年，居正死于位，尔后帝亲政，明之边境，东西渐有摇动，其一为哱拜反乱，起于今甘肃省宁夏，其一为受日本丰臣秀吉征韩之影响是也。

朝鲜战役之影响

   万历二十年，即日本文禄元年。是年丰臣秀吉，大筑城于肥前之名护屋（按即名古屋），以为行营，征发西日本之兵，遣诸将伐朝鲜。兵十三万人，水师九千二百人，舳舻相衔而至釜山浦，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为先锋，大谷嘉隆、藤堂高虎等率水师，分海陆攻击，所向皆破，进陷王城。国王李昭走义州，求援于明廷。清正擒其两王子，攻略北境，八道尽陷于日军。明国大惊，以祖承训为将，率大军来援，行长逆击破之。明宰相石星等大恐，遣说士沈惟敬讲和。其时李如松方平北边，自恃雄武，唱主战说，再以大军来战，小早川、隆景等迎于碧蹄驿，大破之，如松仅以身免，保平壤城。日本征韩军留朝鲜者已四年，沈惟敬乘行长等战力之疲，行和议，日军撒还。和议之成约七事，其第四条朝鲜半国属于日本，沈惟敬居中变换辞命。庆长元年（万历二十四年），明使至伏见，赠秀吉以国王，封册如足利氏之例，而无割地之事。秀吉怒其违约，且责其无礼，再举伐朝鲜，与明军相持。逾年会秀吉薨，遗命回军。
   明出兵于朝鲜之原因，虽有种种之义，因国防上之必要，有不得不出兵之势，但战事持久，需兵力甚多。《明史日本传》：“自关白侵入东国以来，前后七岁，失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未操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所谓数十万兵，不甚明确，大约前后动员有四五十万人。明王德完论当时兵饷曰：“本朝岁入大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万两。然宁夏用兵之结果，支出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余两；朝鲜用兵亘七年，于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外，支出二百余万两；播州用兵之结果，又支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两。累年积算逾二千六百余万两。”据此报告，明之财政，颇告穷窘。加以帝自中年以后，奢侈之度，逐年增加。万历中所行矿税，最招人民嗟怨者，即所以补充此等财政之缺陷者也。

开矿及增税之弊

   使独占矿山以采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之秋。其始开采之区域，以畿内为限，后及于河南、山西、南直、湖广、浙江、陕西、四川、辽东、广西、广东、江西、福建、云南。无地不开采。开矿本非弊政，但国家以应急之手段，无所抉择，且一委于宦官之手，遂酿大祸。神宗先命地方守土官吏报告矿脉所在，宦官与此等官吏合而开采，其矿脉微细，无所得者，命其地居民偿之；又稍忤地方有司之意志者，直逮捕之，甚至富家巨族，诬为盗矿者；有良田美宅者，以其下有矿脉，直没入之。新增之税，又极繁多。就一般言，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而两淮盐税，浙江、福建、广东市舶税，成都茶盐税，重庆名木税，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或系新设，或系增加。贪婪官吏，所至设厂，以奸民为爪牙，剥夺无所不至，穷乡僻壤之米盐鸡豕，皆令输税。由是中人家产，大半倾败。

神宗秕政，犹不止此。其诸皇子成婚，取中央国库（太仓）之银二千四百万两，又为爱儿福王营河南邸第，支常制之额十倍。且自万历二十年前后，宴居深宫二十余年之久，仅接见大臣一次，其荒怠情形，可以想见。开矿之弊，廷臣陈疏，前后及百数十次，彼毫无悔悟；但侍臣云：“矿使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将尽，恐不利于圣躬。”始下停矿之命，而恶税则终帝之世不改。彼又素嗜鸦片，二十年不见朝者，或即受烟毒之原因所致也。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立财政之基础，至是破坏殆尽矣。 立太子问题及东林党论

   明党言论之炽，为汉人种之特色。神宗时立太子问题，其一事也。帝之长子常洛为王恭妃所生，年齿既长，以次子常洵为宠妃郑贵妃所出，久不肯立太子。廷臣请早定太子以立国本，忤帝意，得罪者甚多。阁臣之中，有赞立太子之议者，阳赞之而阴预郑贵妃等宫掖之阴谋。吏部郎中顾宪成，欲使主张立太子说之王家屏入阁，忤帝意，削籍归乡里。还无锡，再兴宋杨时讲学所之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集诸生讲学，以砥砺气节。东林书院，由是为海内儒者之宗，四方学者集之。讲习之余，必论时事，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最指弹宦官，朝士不得志者，遥相应和，东林之名大著。其后考功郎赵南星、左都御史邹元标罢官，因归乡里讲学，海内目顾、赵、邹三人称三君子，其名行声气，耸动天下。其徒总称东林，自相标旁，称为清流，负气节，抗政府。凡曰东林者，不必皆为君子，其因不得地位而不平，以攻击当道为快之伪君子亦不少。当时廷臣亦互立朋党，关预时政，有祭酒汤宾尹等所率之宣昆党，言路有齐、楚、浙三党，就中齐党之势最盛。御史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弹劾大臣之奸邪、小人之构党、百官之贪滥者也，考察权限，与吏部共司黜陟；大狱重囚，刑部大理寺共会鞠，又有直奏政治得失、军民利弊之权。至于六科给事中，则所以封驳制敕之得失，凡大事之廷议，大臣之廷推，大狱之廷鞠，均得预闻。万历末年，彼等滥用此权，其风尚以抗章讦发、弹劾阁臣为能，以致酿成阁臣、言官相水火之局，而神宗耽于宴安，内外一切奏章不省，又为致此之大原因，满廷臣僚，无由仰见圣断，遂借党势而行其意。万历三十六年，阁臣补缺，顾宪成与阁臣叶向高、孙丕扬等，推巡抚凤阳都御使李三才。廷臣、宦官反对之，宣昆、楚、齐相结托而挫之，彼等益攻东林，终创大东、小东之说，目东宫常洛为大东，称东林为小东，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大僚非其党者不能安于位，当时有虎豹之称。每六年吏部行京察大典，阻扰部议，无所不至。万历三十九年之祭典，尚书孙丕扬与侍郎王图等计议，大黜宣昆党，遂起非常之争，孙丕扬亦以失意者之攻击，辞职而去。万历四十年，以东林反对党之赵焕代之，至尚书郑继之之时，反对东林益甚，遂有丁巳之京察，一时清流与彼党异趋者，悉废锢焉。

梃击、红丸及移宫

   此三案亦言论之争点也。梃击者如前所述，神宗久不立太子，及群臣数请立太子，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常洛为太子。然郑贵妃尚谋立其子福王常洵不止，太子之地位甚为孤危，群臣又奏请福王就藩不已，神宗终以四十二年，令福王赴河南。翌四十三年，有名张节者，携木梃入太子慈庆宫，击伤门者，幸张节于前殿就缚，太子得无事。刑部郎中胡士相以疯癫具狱，提牢主事王之寀侦知为郑贵妃宫内马三道等所嗾使，中外皆谓出于贵妃弟郑国泰之谋。贵妃哀请于太子，神宗执太子之手，责群臣以离间父子之恩爱，太子以为疯癫之行为，不深介意，磔杀张节，远流马三道等，其事乃解。
   红丸之事，次此而起。此非起于万历之朝，但与梃击之问题，实相关联。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死，太子常洛立，是为光宗。即位数日病，郑贵妃使宦官崔文升进药，体益不适。阁臣方从哲，使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病势俄革，翌日遂殂。方从哲称遗旨与李可灼以银币，世人颇疑李可灼，御史王安舜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给事中惠世扬数从哲十罪三可杀，从哲遂辞职。天启初，礼部尚书孙慎行，谓以非太医之李可灼，进不知何药之红丸，追劾从哲有弑逆之罪，红丸之争端又起矣。
   移宫一案，当光宗死时，郑贵妃所进之李选侍，在乾清宫与宦官魏忠贤密谋拥立皇长子以自重，阁臣刘一燝等夺皇长子，急于文华殿举立太子式，次奉之于乾清宫。左光斗、杨涟等以为非嫡母生母之李选侍，尊居于内殿之长清宫，太子反退处于慈庆宫，劾为不法。李选侍不得已，移于哕鸾殿，太子正位于乾清宫。然移宫之时，李选侍侍者魏忠贤等，盗出内府私藏金宝，因法司案治甚急，刘一燝等以为虐待先朝妃嫔，故为流言，御史贾继春奏请奉安李选侍，帝责其妄议而削籍云。

第十二章 太祖死于疮痍

廷议之弊

   明廷自广宁败绩之后，言论纷纷，为战为守，皆无定议，尚方之剑，下赐于廷臣者几次。赐尚方剑之意，在许阃外之将相，有专断之权，然中央政府之言论，仍得掣肘，边臣终不得何等之实权。以军国大事付之于文官口舌，如之和何其可？言战言和，徒供朋党上之问题，以为是非耳。吾人前述熊廷弼因言官弹劾去任，未几而辽河以东失陷；辽阳既陷，朝廷再起廷弼，党论又纷纷发生矣；廷弼方竭力辩驳之间，又丧失山海关以东矣。而明人尚不觉悟，以为边疆之事，武备必不劣于敌人，就中新自葡国输入之火器，虽可以寒敌人之胆，然以无定见之设施，逐岁变移，使敌得乘虚而入，又乌得不败耶？故谓明人之败，虽由于军备、财政，而实由于议论者，非过甚之言也。

王在晋政策之评论

   自王化贞败归，有欲以山海关为防御地者，有欲以关外作防御地者，是非之议，喧扰不已。及王在晋出为经略，在山海关外数里地之八里铺，造新城，与关之旧城对峙，设重关，计划已成。先是，广宁败兵西走之时，有袁崇焕者，独策马出山海关还，扬言于朝曰：“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朝廷奇其才，擢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散兵。崇焕终不欲奔走于在晋之下，乃对八里铺筑城一事，极力反抗之。在晋为人未始无远略，有劾以十三山难民满数万，而彼仅救出六千人者，其实彼对于辽东之难民，颇虑无处置之方。以吾人观之，彼于明季之财政，尚能知其情形，彼所谓“财政之濒于危殆，比奴酋尤可畏也”。彼于天启之初，要求辽东兵饷八百余万，乃于地租附加税每亩加编七厘，止得四百万两；且默察各地方，对于士兵之动员，已加赠之新税，并进而顾虑人民之负担，其影响所及若何。彼以为处置难民之难，更甚于外敌也。彼上封事谓：“袁崇焕每曰：‘我不惜身命。’予应之曰：‘身命与封疆孰重？’予乃令彼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予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予又尝谓今岁甲兵具备，明年伺敌隙，可袭广宁。然必有恢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广宁可复；有灭虏之力量，而后全辽可复。否则得而必失，徒启无穷之争，而遗不了之局耳。故予之亟亟守山海关者，非以关门自划也。”其反驳八里铺之议，则答曰：“中前所在山海关东三十五里外，前屯在七十里外，觉华岛在二百里外，予未尝不发兵守备。然屯大兵于此等地方，所忧更甚，万一此等之地，陷于敌人，吾等直有开关门而容纳逃兵耳。且乌合之兵，不足守此等要地，间谍不可恃，兵器粮饷不可继，又将奈何？予非敢以山海关为限也，顾国力不足也。”彼之言皆老成持重之见，非出臆断。自一面观察之，固不合于兵家攻守之见，是以在晋之议，不为少壮者流所悦。自彼去后，八里铺之议遂寝，明国乃采袁崇焕之议，而倾全力于宁远城及觉华岛矣。

袁崇焕与宁远城之守备

   守宁远之议，虽由于崇焕之建言，而热心主张之者，不得不推兵部尚书孙承宗，崇焕所以能自展其才力者，一赖承宗之援助。觉华岛为横于今宁远城西南海中之岛屿，崇焕以此岛为贮积粮饷之根据地，置水师，而航路可通山东及朝鲜，有机可乘，则溯辽河而袭敌，至宁远城，则足以遮断敌之来路，彼于是倾全力以筑城。天启三年九月，孙承宗决守宁远，先命祖大寿筑城。大寿度朝廷不能远守，仅筑十分之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趾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命诸将分筑，以翌年完工。直接辅助此事者，乃名将满桂也。于是崇焕就职，誓于城共存亡；又能抚将士，部下乐为尽力。天启五年夏，崇焕分遣将士于锦州以东地。当时之宁远，于辽西最为殷富。十月，孙承宗罢，高第代之，谓关外必不可守，又令尽撤锦州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崇焕争之不听，第意坚甚，并欲撤宁远、前屯二城。崇焕曰：“我已前言之矣，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守具，驱屯民入关。明廷朝令暮改，莫甚于此。自是山海关数百里之地，再遗弃于境外，惟宁远孤城，孑然仅存耳。袁崇焕、满桂等，何所挟持以待常胜之敌耶？太祖谍知经略易人，以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正月，大军西征。

太祖负重伤

   金国前者利用熊廷弼之去，而略取辽河以东；今又利用孙承宗之去，直思夺取山海关。彼视宁远城之守备，以为不值铠袖之一触。太祖此次之兵数，不下十万，可谓倾国之师。正月二十三日，太祖进下辽西诸城，遂越宁远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而驻营。太祖先遣放俘囚，劝袁崇焕降，告曰：“我将兵三十万来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若降，即封以高爵。”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尔加兵耶？锦州、宁远二城，乃汗遗弃之地，我修治之，义当死守，岂有降之理耶！所云来兵三十万，料不过十三万，予亦岂少之哉？”不从命。集满桂、祖大寿等将士誓死守，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将士感奋，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悉令入城中，逃者处斩。崇焕此时守城，其确以为可恃者，葡国新输入之多数巨炮，及善于施放火器之闽卒，彼所视之如生命者也。二十四日午前二时，太祖之兵，攻城之西南隅，被火炮击退，乃凿城根以攻之，又不成。城兵见敌有怯色，乃携棉花、火药，进而烧敌之战车。翌日又攻城，终不能克。据清记录，则此时损伤游击二人、备御二人，兵五百。太祖谓诸贝勒曰：“予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其实太祖已负重伤，此役朝鲜使者在城中，就所亲见者记其事，比明之记录更详，今录于左：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袁崇焕，崇焕悦之，请其入阵。崇焕战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三数幕僚闲谈，及报贼至，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瑗等谈古论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惧不能仰视，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见贼兵蔽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为诱入之地也。贼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及战方酣，从每堞间推出甚大且长之木柜，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伏甲士，俯下矢石，如是数次。又从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无数。须臾地炮大发，土石飞扬，火光之中，见胡人与胡马无数，腾空乱堕，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队拥聚于大野之一边，状如一叶。崇焕遣一使备物谢曰：“老将久横行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奴儿哈赤先已负重伤，及是供礼物及名马回谢，而约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
   太祖乃仅焚掠觉华岛而班师。自古兵骄必败，太祖之攻宁远，实为疏忽。太祖兵法有曰：“攻城必操胜算而后动，若攻之不能拔，反损兵气。”今一旦自蹈覆辙，此所以自夸勇智之太祖，不胜其悔恨之念也。彼欲医此伤疮，是岁七月，乃赴清河，浴于温泉，乘舟而下太子河，派人召大福金来。福金者，后妃也。至距沈阳四十里叆鸡堡而殂，年六十有八。然太祖之柩未冷，宫廷之间，又演出惨剧。据《清实录》曰：“太宗之母，出自叶赫。福金死后，太祖立乌喇之满大贝勒女为大福金。大福金美丰仪而心术不端，颇拂太祖意，虽有机巧，皆制于太祖。太祖以己死后，必有扰乱国政之忧，预书遗诸贝勒曰：‘我死后必以之为殉。’诸贝勒以遗命告大福金，福金不愿从死，语颇支吾。诸贝勒坚请之，大福金遂著礼服，饰以金玉珠翠珍宝之物，涕泣谓诸贝勒曰：‘吾年十二侍先帝，今二十有六年，何容相离？但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共幼，幸恩养之。’大福金遂殉死，年三十有七，与上同殓。殉太祖者，此外有阿济根、德因泽二庶妃。”大妃乌拉纳喇氏，虽曰继母，然太祖之正妃，诸贝勒之母也，乃以父之遗言为质，共要请而置之于死，未免不孝矣。清朝之记录，于当时真情，颇为掩饰。乾隆时重修实录，乃全删之。吾人推求其故，当由于太宗争夺汗位，出此隐谋，谓出于太祖之遗言，其实与事实适相违反也。就朝鲜所闻，则太祖临死时谓贵永介曰：“九王当立而年幼，汝摄位后，可传九王也。”贵永介以嫌疑，遂让洪太氏。贵永介即长子代善；洪太氏即四贝勒，太宗是也；九王即睿亲王多尔衮。是太祖欲以最宠纳喇氏所出之多尔衮继汗位，因子幼母寡，暂以长子摄位，其心苦矣。然而太宗前半生之骨肉相贼，祸因亦自此始。

太祖遗事 （一） 不饮酒 奴儿哈赤平生不嗜酒，此于太宗诫侍臣语，引太祖行状知之。 （二）举贤才 世所传太祖训言，不免稍出于后人之文饰，然彼抱名世之才德，固无疑也。尝训群臣曰：“君为天所立，臣为君所任。国务殷繁，必得众多贤才，量能而授职。天下之全才无几，一人之身，有所知有所不知，有所能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战者宜使治军，优于经济之才者可使理国，博通典故者可咨得失，娴习仪文者可襄典礼。当随地旁求，列于庶位。”又曰：“尝闻古训，心贵正大。予思心所贵者，诚无贵于正大。卿等荐人，勿曰舍亲而举疏，当不论家世，不拘门第，举其心术正大者，其一才一艺之士，亦国家之所需也，其人若堪辅弼大业，急宜显陟。” （三）即位之训言 天命元年正月，太祖即位，训贝勒大臣曰：“闻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同济，惟秉志公诚，能去其私，天心必加眷佑，地灵亦为协应。盖天无私而四时顺序，地无私而万物发生。人君无私以修其身，则君德清明；无私以齐其家，则九族亲睦；无私以治其国，则百姓又安。是以万邦协和，亦不外于此。为治之道，惟在一心。”又谕群臣曰：“贤臣翊赞朝廷，必本忠诚之心，视国家如一体，质诸天地而无惭。盖忠诚而慈惠，则利济必周；忠诚而敏速，则庶务就理；忠诚而武勇，则克敌奏功。施之凡事，皆可胜任。若慈惠而弗忠诚，施与必不公平；敏达而弗忠诚，更张适滋纷扰；武勇而弗忠诚，轻敌寡谋，益取败而致乱，才具虽优，动辄得咎。故明君治国，务先求忠诚之人而倚任之也。”又谕曰：“君德明则贤臣悦，君德暗则贤臣忧。人君智虑未周，必咨询嘉谋谠论，听而受之，然后称睿哲之主。人臣有闻，即以入告，且尽言规谏，乃可谓忠诚。夫事方兴而即谏者，上也；事以定而后谏，下矣，然犹愈于不谏。求忠诚于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又谕贝勒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有善于征战者，惟用以征战，不可私自驱策。若机密之地，必择谨慎端方者处之；辞命之任，必择言语通达者委之，俱随才器使可耳。” （四）兵法及军令书 太祖之兵法书，据天命三年四月谕贝勒大臣之命令，可窥其兵法及军令之概要，其言曰： 凡安居太平贵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僻地，勿令敌见，少遣兵诱之，如其来，则中吾计也；不来，则详察其营垒远近，远则厚集兵力，近则直薄营门，使彼自拥塞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稍退以待众军。众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而决进退，此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可拔者进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夫不劳兵而胜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若劳兵力，虽胜无取。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录，制云梯二，出甲二十以备攻城。凡军士自出兵日之班师，各随牛录勿离，如离本纛，执而诘问之。管甲喇、管牛录官，不以所领法令申诫军众，各罚马一匹。若论之不听，敢违军令者处死。凡有委任职事，自度果能胜任则受之，不能则辞。盖成败关系，非止于一身，如不胜任，强而受之，则率百人者百人之事败，率千人者千人之事败，国家之患，莫大于此。凡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争先竞进，若一二人轻进，致受重伤者无赏，纵殒身亦不为功；迨列阵已定，争先登城，方录其功。有一二人先登破城，即驰告本旗大臣，俟一军毕登，然后鸣螺，俾众军听螺声而并进。 （五）太祖朝之汉人

   辅翼太祖之事业，称开国佐命之功臣，费英东、额亦都、扬古利等，皆女真人之酋长也。至于范文程，则久参太祖帷幄，特宜注意。文程字宪斗，沈阳人，本宋文正公仲淹后，少而颖敏沉毅，读书通大义，诸生也。天命三年，杖策谒太祖于抚顺。文程果为文正裔否，不能无疑，然颇通达政治。。是时抚顺之守御李永芳降，尚公主，范、李二人为赞太祖开国庙谟之汉人代表，但太祖尚不甚利用汉人者，此亦当时之情事，不得不然也。至太宗时，则利用汉人之策盛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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