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乱感言 中华文库

三月初五日长沙之变，举国震动，环球侧目，其祸盖未知所届也。胡文忠与张石卿书云，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呜呼！是又不啻为今言之矣。今者祸固未弭也。即曰暂弭矣，而酿乱之种子不去，终无一日可以即安；而他日之继起者，且将未有已也。故略述所怀，以资惩前毖后之一助焉。

今兹肇乱原因，据长吏所报告，则曰“由运米出省、米价腾贵所致也”。此诚不失为近因之一种。若以为原因仅在是，斯大谬矣。夫米价腾贵云者，谓米价比较于百物之价而独为腾贵也。故必凡百物价，举无以异于前，而惟米价独腾，斯得曰“米贵”。若百物之价，以同一之比率而并腾，米不过旅进于其间，则当名之曰“物价腾贵”，不当名之曰“米价腾贵”。吾之所以首龂龂致辨于此者，良以救治米价腾贵之策与救治物价腾贵之策，截然不同。米价腾贵之原因较简单，而治之尚易；物价腾贵之原因甚复杂，而治之极难故也。

湘乱之原因种种，自不徒在米价物价。然米价物价之腾贵，为其直接近因，则无疑矣。但不知仅为物价之腾贵耶？抑于物价普通之腾贵外，复益以米价特别之腾贵耶？若仅为米价腾贵，则宜专讲平米价之治标策。若仅为普通之物价腾贵，则宜专讲平物价之治本策。若普通之物价既腾贵，而就中米价复特别腾贵，则宜兼用治本治标之策。然要之欲行平价之政策，则非先明价值变动之原因不可也。凡测物价之贵贱，其法有二。一曰以货币之价值为标准而测之者，二曰以劳庸之价值为标准而测之者。必两法并用，然后真贵真贱，乃可得见也。夫使凡百物价，以同一之比率而并腾，则非物价之腾，乃货币价值之落耳。畴昔有银一两于此，持之足以易米四斗或易薪三百斤，今则仅能易米二斗或易薪百五十斤；畴昔有一房屋于此，每月出租银二两可以僦居之，今则需索租银四两；骤视之一若米价薪价房价之骤腾，而不知实银价之骤落耳。盖以米四斗易薪三百斤，以薪三百斤易米四斗，今昔等也；以米八斗或薪六百斤售之，其所得价足充此房之租，今昔等也。然则物价实未尝变，而货币之购买力，仅得前此之半。俗人不察，倒因为果，则曰物价腾耳。明乎此理，则知今兹湘乱，实以币制之紊为其一大原。何以故？频年以来，银价下落，我以用银之国与全世界用金之国相贸易，而输入超过于输出者，岁值恒二千馀万两。岁岁如是，已亘二十年。持银以购外货者，其购买力仅逮前此三之一。外货之价既涨，而内货自不得不随之。故前此日用所需之物品，以银七两能购得之者，今也同一之物品，必以银十两乃能购得之。此生计日蹙之一原因也。然银价下落，犹曰世界大势煎迫，非我所自致也。及滥铸铜元之恶政行，而痡毒滋益甚。湘省物价皆以钱文起算，而畴昔行用制钱持千一二百文可以易银一两者，今兹行用铜元必须持千八九百文乃能易银一两。故前此有钱千二百文者可持之以易银一两，同时即持之以易米四斗；今之银价下落之故，就使持钱千二百文依旧能易银一两，而以一两之银易米已不足三斗；复以铜元价落之故，持钱千二百文仅能易银六七钱，以之易米，不能及二斗。夫人民之有此千二百文钱之富力者，今昔一也。而所能购得之物品，今不逮昔之半。夫安得不转死于沟壑也。故吾常谓中国若不行金本位制，则全国将雕瘵以毙；而政府滥铸铜元，其杀人之效更惨于毒刃。闻者或以为过，今试察湘乱之由，亦可以憬然悟矣。

所谓以劳庸价值测物价贵贱者何也？考各国生计界之现状，物值恒与劳庸之值同升降，甲腾则乙随以俱腾，乙腾则甲亦随以俱腾。递相为因，递相为果，故虽腾而不为病。质而言之，则虽谓未尝腾焉可也。例如有人于此，每日食米一升，而在十年以前，米价每升值银二分半，而其人每日劳力所获之庸银，平均得一钱，则是以所入四分之一购米，以其四分之三为他用，而足以自养；十年以后，米价涨至每升五分，而庸银亦涨至每日平均二钱，则是其人仍以所入四分之一购米，以其四分之三为他用，而仍足以自养也。如是则米价虽腾而实未尝腾也。或米价于十年间由二分半涨至五分，而庸银平均率十年间由一钱涨至三钱，则就米论米，虽其价为倍腾，而按诸实际，则不能谓之腾，而反应谓之落。何也？前此须以所入四分之一购米者，今则以六分之一而已足也。故比年以来，欧美日本诸国，其物价皆飞涨，而识者不以为忧，反以为喜。盖以其庸银之涨率，校物价之涨率，有过之无不及也。今吾国百物之价，视十年前盖涨至一倍有馀矣，而庸银之与之应者则何如？全国庸银升降之率，今未经确实调查，固无从深悉。虽然，以大势度之，其必有日退无日进可断言矣。何也？庸银升降之原则，与物价同，恒应于供求之率以为比例。而劳力供给之多寡，则以人口之增减为其原因；劳力需求之多寡，则以产业之盛衰为其原因。我国民蕃殖之力，优于万国。同光以来，无大灾变，人口岁增之速率，殆可想见。新增加之人口非有新职业以位置之，则无以为养，其事甚明。今也我国非徒不能得新职业也，而旧职业且尽见夺。盖凡百洋货，皆成自机器，质美价廉，我国旧产，万不足与敌。前此凡用手工所成之物品，无所得销路。居肆之工，倚机之女，乃至一切恃手指以自给者，悉啼饥矣。工既不竞，商亦随之。国之石民，惟馀一农。而农业中凡须稍加人力者，如茶丝糖油诸品，无一不败绩失据。全国中惟一之生产事业，则天然之农产而已。人口岁增，而职业之范围岁减，得业之途岁狭，劳力之供过于求岁甚，庸银夫安得而不岁微。此在通国各省，盖莫不有然矣。若以湘省特别之情形论之，则洪杨之难，湘中为比较的完善之区。前后百年，无甚疮痍。其蕃殖力视他省当尤速。前此承军兴之后，湘军遍布他省，稍得杀其人满之患。今兹征兵令行，湘军率皆失职归籍，益复与故乡贫民争业。而湘人素称守旧，新式产业之不兴，视他省尤甚，又不能如沿海之民，糊其口于域外。由此言之，则湘中庸银之率，只有日退而决无日进，益可断断矣。夫以银及铜元价值日落故，虽劳力者所受之庸，一如往时，而其资生之具，已减泰半。况乎其更不逮也，又况乎并至至微至觳之庸，且求之而不能得也。夫人虽以伯夷之清，陈仲之廉，终不能食槁壤饮黄泉以自活。吾民自昔以来，其生事本已极觳矣。十年以前，举其胼手胝足之所入，仅足以免饥寒者，今使所入如旧或且稍增焉，犹将不免于半饱，而况乎并此区区之所入而不能得之者，且什人而三四也。夫人而终岁仅得半饱，则恒心固不可得保。若并半饱而不能得，则伯夷亦将为盗跖，而陈仲亦将从狐父游矣。故今日中国人民之必出于作乱之一途，实为生计学之原则所支配，无所逃避。今兹湘变，则其速发祸小者而已。

夫人民生计之现状，既已若此矣。使政府及大小官吏，非有所以速其变，则尚可以弥缝于一时。而俟今日之补救也，更有以速之，乃始益不可收拾矣。凡速乱之道有二：一曰积极而速之者，二曰消极而速之者。如治病然，积极速乱者，譬犹进毒，可以速死；消极速乱者，譬犹忌医，亦可以速死。而今之政府，则两者兼之也。夫以日本人民，生计之舒，得业之易，远过我国。而以课税过重故，彼中有识之士，犹不胜其忧危，况我国今当民穷财尽之时，布缕所输，杼柚其空，粟米之征，粒粒辛苦。而当局者毫不察国力之所能任，不审政治之缓急轻重，惟是浮慕新政之名目，以自欺而欺民，施令如牛毛，挥帑如流水。无一事使人民能食其利，而所以朘削之者，乃日出而不穷，是直蹙之于必死之途已耳。夫国家必要之政务，诚不可以不举。举一政则必需财，其取诸民，亦非得已。虽然，取之以其道不以其道，则其所系于民命国脉者重矣。善取于民者，必丰殖之然后取之，而所取又恒必于其所丰殖者。今人民之生利机关，政府丝毫不为之设备，已不能丰殖之以为可取之资矣。而所有租税，又无一能衡诸学理为系统之组织。故各国租税，务稍重富民负担而减轻贫民负担者。我国乃适与相反，惟敲削贫民，诛求到骨，而富者反毫无所出。试观今国中最大宗之租税，莫如田赋、厘金、盐课三项。田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于佃丁也；厘金虽征诸行商，而负担实转嫁于小贩及消费物品之贫氓也；盐课则猗顿黔娄岁纳惟均者也。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此米价腾贵之一直接原因也。租税原理，凡必要品之消费税，必以增价之形式转嫁于购物之人。现行厘金，为全世界古今未闻之恶消费税，百物皆无所逃遁。考成愈严，则民之受害愈重。此又凡百物价腾贵之一直接原因也。其他各种杂税，名目迭出不穷，而按其性质则无一非以病贫民。而所谓最良之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地价差增税等，凡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则无一而能行。以此言之，则虽使所取于民者，铢黍未尝滥费；所资办之新政，一切皆实事求是。然且足以召乱，况乃羌无故实，而惟损下益上之为务者哉？此财政之紊乱，吾所谓积极速乱者也。大势虽复如此，然苟得一二良有司以莅之，犹足以挽末流；而复益以官吏非人，直接间接以助天为虐。夫时局之艰，至于今日，有牧民之责者，就使仅能清慎自守，而才识不足以任重应变，则折鼎覆𫗧之患，已无可逃。何也？今日雕瘵垂毙之生计界，恃个人之力，万不足以生死而肉骨之。凡百积极之设施，皆不得不赖贤明之政府以助之长。而善牧者首去害马。其权尤绾自国家，故虽有循吏，断不能卧治以尽其职。昔人谓无过即有功者，今实反之，无功即有过矣。故今之官吏，就使饬躬蹈常，不逾矩范，而即此泄遝之习，愚呆之举，已足以蹙全国于杌陧之途；而况复寡廉鲜耻，惟私是图，草菅斯民，上慢残下者也。此吏治之颓坏，吾所谓消极速乱者也。夫以全国生计界之现状若此，憔悴离瘼不可一朝。所谓雕零铩翮，无所假于疾风；零落春枯，不足烦于霜露。即无所以速之者，则亦不过稍延时日，偷积薪厝火之安已耳。今旦旦速之，而速之且不一其途。夫安得不溃而横决也哉。

谚有之：知病即药。今日而欲弭乱，惟有将各种生计机关大加整备，将财政确立计划而根本之根本，尤在吏治。若举其最重要之条目，则速颁币制，收回纸币铜元等恶币以平物价；建设适宜之银行政策，增加资本之效力，间接以助实业之发达，使食力之民可以得业。而目前第一义，则尤在痛惩酿乱之官吏，使天下观听一耸，知朝廷尚有纪纲，不肖者得有所戒，而人民怨毒之气，亦可以少平。不此之务，凡百补苴，吾知其悉无当耳。

问者曰：子所言，治本之言也。然今兹之乱，以米贵为直接原因，然则平米价之治标策，亦当采乎！答之曰：吾不习于湘中之事，其利病不敢悬断。顾以吾所信者，则凡百物价皆为生计界之原则所支配。一腾一落，咸有其所以然之故，绝非用简单之手段所得左右。若必欲以人力强抑扬之，靡论其不能也，即能矣，而将不胜其敝。夫米价亦何独不然。以吾所闻，则湘乱将起之时，米价每担涨至八千，此诚为湘中前此未闻之现象。虽然，其所以致此者抑何由乎？衡以今日生计界之大势。湘之米价，果饶有下落之馀地乎？此不可不深察也。在一般愚民，不解生计学理，则以为米价之贵，实由运米出省所致；而蠢蠢之大吏，亦从而附和之，以是为唯一之原因也。欲辨其是非，则非取他省及他国之米价以衡之不可。夫百物恒趋于价贵之地，若水就下。此生计学之公理，无所逃避者也。而在今日交通便利之世，则此公理适用之范围愈广。而其发动愈捷，使他处米价而贵于湘耶？则湘米必滔滔流出，虽欲扣留之而末由也。使湘之米价而贵于他处耶？则他处之米必滔滔流入，虽欲壅遏之而亦末由也。夫湘之邻省，其米价视湘何如？吾固未深悉。然以湘米之贵，而犹有人肯运以出省，则邻省必更贵于湘，最少亦与湘同价，从可见矣。且使他省皆不贵，惟湘独贵，则商民趋利若骛，必有人趁此机会，运米往售，以博奇赢者。虽曰交通未大开，转运非甚易，然内地如长江一带，数日可达，即海外如暹罗、缅甸一带，亦半月可达，此皆产米最饶之域。使湘之米价，而果远昂于彼诸地，则自乱起以迄今，外米必已纷纷输将，无俟长吏之代大匠斫也。如其不然，则是现在湘米之价，必与全世界之米价不甚远也。果尔而长吏欲强平之，则是代斫未有不伤其手也。则试以现在他处之米价与湘之米价相较，吾虽未经调查，不能周知。但据所睹闻，则暹罗、缅甸等处输入日本之米，每担约值日币六圆强，广东之米，每担约值龙洋七元弱。此以较湘米之价，实不相远也。何也？日本为用金国，以近日银价下落之故，其一圆约当我龙洋一元二角有奇，故日本之担值六圆强，与广东之担值七元弱，恰略相等。而广东物价，皆以银洋起算；湖南物价，则以钱文起算。以近日铜元价落之故，广东之七元弱，实值制钱八千以上，与湘米之价，又恰略相等。故湘米之担值八千文，实为现在全世界普通之米价。湘民但见去年之值四五千文者，今所增忽将一倍则以为是暴腾，不知非米价之腾，而实乃银价与铜元价纸币价之落耳。官吏之罪，不在其弛米禁，而在其滥发恶币。不此之责，而彼之责，则官吏反有所逃罪矣。吾民若犹不寤乎，则盍将此两月中银价对于百物之价与去秋银价对于百物之价一比较之，观其所下落者几何？又盍将此两月中铜元纸币兑换现银之价与去秋铜元纸币兑换现银之价一比较之，观其所下落者几何？更进而取今日之银价铜元价纸币价与数年一比较之，观其所下落者几何？苟深察乎此，则知现在之米贵，非由区区一二州县水旱偏灾所致，更非由运米出省所酿成；实则吾民今有十千，仅当前此五千之用，而所失之五千，则由发恶币肥私囊之官吏紾吾臂探吾喉而夺吾食也。今不为正本清源之计，而惟要求官吏以平米价；官吏所以自忏悔而谢责于民者，亦曰平米价而已。此全世界普通之米价，果湘吏所得而平乎？藉曰强欲平之，则惟有出于二途。一则由他处贩米入湘，虽出更高之价靡恤也；二则以官力压制湘民之蓄米者，而迫令以一定之法价出粜也。由前之说，则此贩米所出之高价，仍由湘民负担之（若仰捐施为数几何）。朝四暮三，究何所择。而因此益踊他省之米价，而影响于全国愈益危矣。由后之说，是使全湘之农民，失其自由，为祸将益不可胜穷。试思农民出米一担，其所需佃租之费几何？牛种之费几何？肥料之费几何？其所以得此资本之利息几何？合计总应在四千文以上矣。而其终岁勤动所藉以仰事俯畜者，悉于是乎赖。方今百物腾踊，不知所届，彼良农之挟米一担，易钱八千者，其果足以自糊其口与否，尚非所敢知耳。须知湘民以农为唯一之恒业，病农即病全湘；而抑制米价，则病农之尤者也。今欲已乱，而出此下策，其毋乃扬汤止沸之类乎。昔爱尔兰当千八百二十年，遇大凶灾，死者十馀万人，而其时小麦输入于爱境者甚多，堆积至于红朽。德国当千八百六十七年，亦遇凶灾，民之散而之四方者十数万，而同时谷物之输出于外国者亦极多量。此等故实，骤视之一若甚戾于事理而不可索解，殊不知乃由其人民贫困已极，虽至廉之物品，亦无力购买，徒瞠目而流涎已耳。人民生计之觳觫既至于此，则虽米价视平年为贱，又岂足以救死。夫彼乞丐之仰施舍于人以自活者，则百物之贵贱，于彼无与，至易见也。何也？一物而值百金者，固非彼所能购；一物而值一钱者，亦非彼所能购。等是不能，则百金与一钱齐观也。呜呼！我后我大夫，亦知吾民今日之濒于乞丐者，已什人而六七乎。今兹湘中之米贵，以常理论之，自当由乏米使然；然观乱作之前十日，而米犹滔滔输出不已，则又安知非与前此之爱尔兰、德意志同一现象也哉。即未必纯然同一，而要之湘人之购买力，斫丧殆尽。而彼从乱之民，大率皆濒于乞丐。虽米价倍贱于今，而亦无所得食，此则吾所敢断言也。由此观之，而谓平米价之治标策，果足以已乱耶否耶？

抑此犹就湘言湘耳。实则全国人民，其颠沛之状，何地不与湘省相若者。盖人民无所得职业，谋食之途尽堙，全国购买力日销日蚀以至于无，而复直接间接窘于种种恶政，以致百物腾贵，生人道尽。此现在二十二行省公共之现象也。贾山至言曰：“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罪而死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王荆公上仁宗书曰：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又曰：昔晋武帝趣过目前，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取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必将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曾文正与人书云：今者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呜呼！数贤之言，由今读之，盖不寒而栗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我国数千年历史，覆辙相寻，若一丘之貉。乃其所最可异者，则前车重叠，入于坎陷，而踵其后者，曾不知所戒。若赴火之蛾，旁观者悚息以为之危，叹息以为之怜，而彼且蹈厉以进，栩栩然若有以自乐也。今者晚汉、晚唐、晚宋、晚明之病征，悉具备矣。而所以自速死亡之手段，又一一心摹力追之，惟恐不肖。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者乎？国存实难，其有不获亡者乎？吾诚不知彼当局之百数十人者与吾四万万人，历劫以来，果有何种不可解结之冤业，而今乃坐蒙其惨报，一至此极也。呜呼！吾岂直为湘乱言哉！

（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