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华文库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

　　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①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20世纪，面向18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象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页中的20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20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60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

　　“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40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20世纪转向18世纪，又从18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ac.cn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①。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19世纪70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乡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19世纪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ｂｅｉüｂｅｒｗｉｅHｇｅｎｄｅｍ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21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ｄｅ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①，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②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101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 　　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342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S22PDF的版权由郭力所有 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②“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③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ｖｅｒ－ｕｎｄｚｅｒｔｒｅｔｅｎ）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②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15页。而在第16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02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103，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104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105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

　　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

　　他正象夏洛克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

　　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22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

　　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①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①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

　　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107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1905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ｕｍｆａｓｓｅｎｄｓｔｅ）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31页）。1905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1917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ｖｅｒｓａｇｅｎ；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32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指公历，按俄历为10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3月〈指公历，按俄历为2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33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提出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纲”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109，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cn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①。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①，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

　　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

　　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象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

　　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①。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就是这第3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31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Ｉ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

　　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

　　第2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①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862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112，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18条和第19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16条和第17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1—3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4—6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7—15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14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

　　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

　　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116，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 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复）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　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

　　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

　　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119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

　　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3500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1700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佣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您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1918年4月28日的讲话①中引了一句话：

　　“……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于是“纯粹民主派”

　　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20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 　　121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37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122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

　　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36页）

　　这是怎样的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的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124；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①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

　　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28（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27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29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

　　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②。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看，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130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

　　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象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象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①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Ｖｅｒｓｔüｍｍｅｌｕｎｇｅｎ，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28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29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

　　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①。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

　　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马克思所讥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象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

　　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１３２，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象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

　　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①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133，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样主张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②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4D5，甚至可能占5D6。”（第45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1D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暴动，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

　　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

　　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是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

　　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①、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

　　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135，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

　　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发展所代替。

　　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机136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37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①。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137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138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3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①。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3）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1905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①）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1917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等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①。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

　　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象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①‘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月5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

　　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上面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1918年11月10日

　　1．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预备议会时，曾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搞了假选举。

　　2．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5．第一，只有在各党派名单符合人民真正分属于这些名单所反映的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最受拥护的党是社会革命党，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这个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无法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治统治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自身循序发展的各个阶段。

　　8．革命是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第二次代表大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然后，在11月和12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体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集团军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走过的、妥协的阶段，即资产阶级的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1917年11月和12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最后，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叛乱（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叛乱，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全体人民已经完全明白，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约，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

　　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现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开地得到机会，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立宪会议选举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显然，就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10月25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法没有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已经遭到破坏。

　　17．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

　　19．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载于1917年12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213号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①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ｂ）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ｉｎｔéｒｅIｔ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

　　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141，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