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诒谋录/卷4 中华文库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

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瑝、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欧阳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以报其德，诏从之，乃自员外郎赠郎中，后世以为美谈。不知又有先于修者，王曾为参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诏赠宗元工部员外郎，严氏怀仁县太君。

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诏，述英宗治命：“应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盖英宗久欲厘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遗命行，可谓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狱者，纵小民妄诉，虽虚妄灼然，亦不反坐，甚而听其蓦越，几于搂揽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堕其计中，为其所困，殊不自觉，良可叹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己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开基创业之初，首念及此，虑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苟能举而行之，庶几妄诉者息矣。

旧制：期丧百日内妨试，尊卑长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试，洎中选，被人论诉，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回上言：“诸州士人以期制妨试，奔凑京毂，请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诏从之，自后冒哀求试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

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其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县义仓米，始于仁宗时。始集贤校理王琪尝于景祐中陈请，乞每正税二斗，别输一升，领于转运使，遇水旱振给。有司会议不同而止。庆历元年九月，琪申前议，上特诏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给，所赖为多，行之日久，官吏视为公家之物，遇振给，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台谏之选，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除御史里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判官。自清要而历繁剧，选任既重，一时号称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于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并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则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杨畋力谏，乃定以太宗配。今南郊又以祖宗并配矣。

祖宗重堂后官，更用士人，其叙迁至员外郎者，与外任。其后多不愿出，惟求子孙恩泽，遂以为例。仁宗嘉祐八年，中书奏：“今后愿留人，虽许供职，其诸房提点并须择才，候职事修举方补。如不职，与堂除知州。”盖犹以士流之故，优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属，而士流不复为堂后官，因是朘削。旧制：堂后官外任，止于通判，不得为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诏堂后官无得佩鱼，若士人选用而至提点五房，方许佩鱼，以示别也，今虽非士人选用，皆佩之矣。

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魫，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乃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其后南京、北京皆援为之。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其眂京具体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贤，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以上疾愈，医者许希有请也。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泗水侯、孔汲沂水侯，崇先圣之嗣也。六月，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重节义之风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冲虚观妙真君、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虚无之教也。然仁宗因医者之请，姑勉从之。伯鱼、子思之封，以配享从例封也。伯夷、叔齐逊千乘之国，岂求身后虚名；庄、列物外人，何羡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封为灵贶侯。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其初出令也，则曰“优老”。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年六十者，听注差宫观，以三十月为任，无得过两任，其后不拘此令矣。

元丰初，诏检正官、检详官各以四员为额，亦同都事、录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员，通掌诸房，权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于人主亲擢，则宰执反惮之，所请不敢不从；出于宰臣进拟，则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进。近世目宰属、枢属官为“旋窝”，人不以为乐，其人主亲擢，则又有“跳出旋窝”之号，颇恃以自矜矣。

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皇祐五年，高若讷为枢密使，罢政，仁宗恶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词罢，以示贬黜。其后皆以前宰臣为之，皆带平章事，罢政宣麻如故；而自执政拜使者罢政，不复宣麻，踵若讷故事也。

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矣。

太庙斋郎，后改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假版官行于衰乱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为通仕郎、假承奉承务郎为登仕郎。改旧通仕郎为从政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假将仕郎去‘假’字。见任合改人并带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给告敕。”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监、判院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谓也。其他寺监亦然，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称判，政和五年，言者谓官制之改，称判者悉除去，惟大宗正司以官尊者称判，其次为知，若六院，不可复言判也，遂诏悉改为监。

今之右文殿修撰，旧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笔：“集贤殿，旧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可改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诏：“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相犯，可改为宣教郎，见任人不别给告，但改称呼。”

政和四年八月，诏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改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品秩并依旧。中兴以后，端明复旧，而述古与枢密直皆废矣。

大夫之称，亚于卿，而郎官上应列宿，文臣以为阶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创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远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职事旧称，为寄禄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横行以十二阶易十二阶，犹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阶，并以八阶易之，无乃轻亵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转，犹作九资，则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转不过四资，是减四十五年为十六年矣。祖宗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圣君宏模一旦坏于建议之臣，使良法美意扫地无遗，最甚者，称谓不顾义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丰之制，则人无得而议矣。

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权侍郎迁进法。”诏三省议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带修撰除者，满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除者，满二年取旨；除修撰与外任职事修举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与外任、除待制，即才能为众所推，绩效显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诏从之。且天子侍从之臣，非有才能绩效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铨部注拟常调，计资历岁月者之为也。是时虽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盖欲假此令以扼异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则曰人主特拔擢也，岂不愚哉！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尚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泥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寖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陞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令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例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己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馀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