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 中华文库

　　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上说，真是一种惊人的大成功。他的效力不仅等于万斛麻醉剂，麻醉得中国人民神智皆昏，他的效力不仅打破日本独霸远东的雄图而代以英美共霸远东的鬼计，他的效力尤在利用中国人民的昏聩，给中国立了一种共同宰制共同管理的根本大法，使他们以后的侵略皆有所根据而成为法律化。

　　吴佩孚要统一中国而主张定国宪，赵恒惕要割据湖南而制省宪，与美国帝国主义及英国帝国主义要共管中国而订立所谓华府条约，用意正同。

　　由华盛顿会议到现在，为时不为不久，中国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国际地位有什么变迁呢？当英美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会议发出增加关税，退回租借地，考查撤消治外法权的口惠时，中国幼稚无识的资产阶级何等的讴歌，何等的感戴。然而事实怎样？直到现在不仅旅大退回无望，而威海卫反有永远被鲸吞之势；不仅考查撤废治外法权为欺人的鬼话，即二五附加税也要千方百计拖延打消。至于国际地位不仅没有丝毫增进，而其危殆奴化之日趋严重，正为本篇之所欲论。

　　在理，中国国民受了这样可耻的欺骗，似应翻然觉悟而发挥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事实不然，他们不仅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这种精神，而且反因此增加崇拜外力、迷信英美的程度。他们只知道把华会决议不能实现的缘因归罪于军阀，而不知道中国军阀实完全倚仗外力而存在，更不知道华会决议是灭亡中国的陷阱。

　　然而中国人民这样的昏聩决不是偶然的事体。在十二年以前的半世纪中，中国人民实富有爱国的精神和排外的思想，每次外交问题发生都足以激起国人的注目与呼号，对于外国人（尤其是英国），用武力与流血手段强迫中国人吃洋烟、信洋教、买舶来品等无礼残暴的欺凌，莫不泣血饮恨而思报复于万一。彼时中国人之视洋人，只有凶恶，强暴，掠夺，无礼，野蛮的观念，决引不起现今中国人对于洋大人谄媚，尊敬，崇拜的奴隶心理。不但如此，中国革命运动及一切政治改革运动之起源，根本即起于抵御外患之一念，因要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急起推翻满清误国的政府；因恐交通命脉握于外人之手（铁路风潮）迅速实行辛亥革命，这是何等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何等自觉的爱国精神！

　　现在呢，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真是薄弱到了百二十分，不但远不如前清时代，而且根本变成媚外与崇拜洋大人的奴隶性质。这样的转变，比中国现在任何的坏现象还要更坏更危险，这不但是民族衰亡的预兆，而且成为衰亡民族的普遍事实。最近十二年以来，固然也曾发见国民的爱国运动，如五四运动便是最著之一个，然而这种运动的背面实含有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用与教唆的作用，以致国民运动丧失其真实的性质而变成为狭义的偏畸的对日运动。当着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向中国侵略时，中国人民对之起高度的反抗，这是很应该很伟大的；然而当着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的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民不特无积极的反抗，连一声半响也没有。这种奇特的现象，只有迷信英美而被其催眠与奴化的缘故才能够说明。

　　我前已说过，中国人民这样的昏聩决不是偶然的事。远东第一把交椅英国帝国主义在任何他国之前即坐定了的，珠江和扬子江流域是他固定的势力范围，关税盐税及全中国的经济生命归他操纵，他的商品占中国全输入的第一位，中国大部分的铁路抵押在他的掌握，最重要的商埠及南北国防咽喉（北如崴海卫、南如香港、九龙）通在他的手里。他在中国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固然是得意忘形，而中国人因无处不遇着“大英”的势力，并且大英势力在各大都会成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不特与之帖然相习，而且崇拜洋大人的新习惯遂渐渐成为社会化。

　　至于美国前此在中国虽未获得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彼时为他自己发展的程度所限，还未达到严厉侵略中国之需要及能力），然自麦荆莱于光绪二十五年间英德俄法宣言开放中国门户以来，这样鬼巧的政策，一面不费一兵一矢得插足于宰制中国的均势，别面又滥便宜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从此更专用文化侵略的政策，退回赔款增加留美学生，广派教士，在中国内地遍设青年会与教会学校，造成几十百万的亲美派，换过说，无异造成几十百万的内应队。然后再临以可怕的经济侵略——即新银行团，以全世界的债主资格（美国现在为全世界的债主）号召华盛顿会议，一跃而为领袖列强宰制中国之主人。

　　华盛顿会议是一种“欲取先与”的政策，又是一种“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在这样的骗局之下来愚弄近视而无识的中国人，自然是容易成功的。他方面，欧战中及欧战后的短时期中，中国人看不见英美在北京政局中播弄的阴谋鬼计（如参战及帮助袁段等），而只看见日本显明的侵略，因而只发生排日的感情，把英国过去在中国的侵略及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大患通同忘掉，这犹情有可原；初不料时至今日，英国帝国主义借临城细故，敲诈全国路权，强迫续租崴海卫及津汉租界，而前此轰轰烈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群众竟充耳无闻，半声不响。

　　临城土匪架去一二打洋大人去保镳，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们试以此与华侨同胞在美国、坎拿大、新旧金山、古巴、秘鲁、南洋等处所受的虐待与横逆比较，这算得什么事？又试以此与乐志华在上海租界巡捕房所受之肉刑比较，这算得什么事？又试以此与近日英国赴日救灾船之船员恶意抛投大批被难中国男同胞于海中而将中国女同胞奸得落花流水之事相比较，这算得什么事（沪上各报载云）：（据九月十六日由日本开进天津港某轮船船员之谈，认英国普里悠华拉尔轮船，由横滨载难民至神户，闻途中厌黑人华人等之下级船员，乘难民疲劳之际，袭击船室，将男子全部投之海中，女子则加以非礼，后被发觉，将该船扣留，因恐激动众怒，故未发表云）？又试以爪哇英人最近杀毙华侨十二名，伤四十二名之事（见九月二十六日申报）相比较，这算得什么事？然而华洋血肉价值的贵贱不仅在外国帝国主义者视之有天渊之别，即在全中国的舆论代表，绅商领袖视之也有天渊之别。故对于前者连篇累牍，如犯圣明，叩头谢罪之丑态日不绝书；而对于后者则噤若寒蝉，视同蚁命，这样卑贱的民族心理经过这一翻试验，洋大人得着把柄，遂再准备下文。

　　下文不是别的，就是临案通牒和共管铁路的护路案。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扶植的，土匪也是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如土匪之军械皆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他各国）间接（因外国商品的输入，以致乎工业农业破产失业而流为土匪）养成的；论理，临城案的责任及中国内乱的责任，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军阀更要多负一些。现在英美各国帝国主义者反借着临案细故敲诈中国的赔偿，侵害中国的主权（如要求田中玉等永不叙用），攫取中国的铁路。国民及国民党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严重的侵略不仅不反抗，而且反打电给各国公使请其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撤销承认北京政府。

　　中国之大患不仅在军阀，尤其在外国帝国主义。军阀在中国的势力根基业已动摇，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根深蒂固，方兴未艾。万恶的军阀固应急于打倒，但当以国民革命的力量来打倒他，决不当引虎拒狼，请求外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在这一点上，藉临城案请求外国干涉内政的举动，不仅犯了“甯赠外人”的罪过，而且缺乏政治的常识。外国帝国主义借着这种呼声，一面可加重分量敲北京政府的竹杠，别面又可借此证实他们所说的“中国人民欢迎共管”！不特如此，在他们还未完全达到共管目的以前，一定是继续帮助军阀，决不会帮助中国人民，如现在美国帝国主义命顾维钧上台为曹吴撑持门面，英国帝国主义命盐务稽核所会办韦尔敦承认北京政府向金城、盐业、中南、汇业、东陆五银行举借大选费，就是明证。

　　洋大人现在似乎成了昏聩可怜的中国人的上帝，华会决议又是洋大人播弄昏聩可怜的中国人的乾坤；上帝的权威愈大，乾坤的变化愈无穷，昏聩可怜的中国人便愈不相信自己有力量解决时局而益拜祷于上帝——洋大人之门。十二年以前，惟恐交通命脉握于外人之手，因而激起革命；十二年以后，惟望洋大人共管铁路，断绝军阀的饷源，兼便货物的运输。十二年以前，惟恐外人干涉内政，因而推倒满清的统治；十二年以后，惟恐外人不干涉内政，绅商领袖日夜祷祝，只想建立洋大人统治之下的和平。这样反常的奴隶心理，有的说是人心厌乱的反映，有的说是中国人自己能力不够的必然趋向，然而实际又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宣传与愚弄的结果。他们有教堂、牧师、青年会、教会学校、报纸、无线电、通信社、亲英亲美派的外交家或留学生、变相的侵略队——侨华的外商和商会，以及上年新发明的万国公民大会以制造或散布无形的势力，他们给中国人建立了改造神经系统的大工厂，不愁中国人的神经感觉不随洋大人的意向为转移。

　　新发明的万国公民大会，不用说是华盛顿会议脱胎换骨的产物，居然以美国公民的资格在中国发起国民运动，满拟领袖沪江京津的总商会来运动废督裁兵理财，其目的是要在外国政府和外国商人的“帮助”之下建立商人政府或商埠同盟。这要算是华府会议新辟远景之第一幕。

　　华府会议新辟远景之第二幕，不用说为临城案与护路案。而其愈接愈妙的第三幕，就是英国侦探何东爵士公然号召中国人民遨请外国公使列席的和平运动。以英国商人和贵族的资格居然敢到中国来号召这样的和平会议，可想见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奴属空气已到了何等程度；以这样“请君入瓮”的英国侦探的阴谋，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苏省教育会、《申报》及其他各报各团体居然为之摇旗唤呐，大吹大擂，可想见中国居重要地位的社会阶级死心塌地崇拜外力的奴隶心理已到了何等程度！即以现今的国际法而论，那有一个未被保护的国家或非确定的殖民地，能容许外国人代其发起国事会议而为之监督或仲裁？以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江苏省教育会，及《申报》诸君的知识，岂不能洞见及此？只缘他们此时充满了妄自菲薄、倚赖外力及苟且的和平心理，遂不惜昧着良心，不顾国家之独立与主权，饮鸩止渴，只想在英国及列强保护之下过洋奴式的和平生活。呜呼！外国帝国主义在前清末叶只能征服中国的政治经济，还不能征服中国的民族思想；现在呢，不仅征服了中国的民族思想，举国喁喁惟望洋大人之速临兹土俾我以和平。呜呼！不亡何待？

　　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本身赞成英国侦探的和平运动，而且通电全国各省的商会与教育会请其赞成，不久应声四起，举国若狂，便可蔚成“华人实愿共管”之大观。即使此会（即各国公使列席的和平会议）开不成，而外国帝国主义得着这次无形的大成功，已足壮其共管与干涉之胆略，而毫无所踌躇。呜呼！哀莫大于心死，而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银行公会……诸君的心就这样的死了吗？当万国公民大会要来与你们合作裁兵制宪理财的运动时，你们尚知以“有碍主权”或“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谢绝之，当侨华美国商会打电回国说华商欢迎共管，速美政府大派兵舰来华时，你们也还知道否认，奈何这一次竟不頋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人格而附和比前两项阴谋更甚的英国侦探的鬼计？世上丧心病狂可惊可骇可鄙可耻之事，宁复逾此！

　　这样英国侦探给中国发起的延请外使列席的和平会议，不是天上滴下来的，实有华会决议为之根据。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侦探对于中国人民客气些说，则云这是外人关切中国之善意的发起，官式些说，则云中国战乱妨害外侨生命财产，这样的会议是根据华会决议之精神的。现在请看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解释列强代表应参与会议之理由：

　　“此计划中有一最易引起非难之点，且已略有非难之声者，即列强代表列席是也。其反对理由，至为浅显，即谓讨论之事，纯属内政，应由华人自决之。夫华人果欲自决者，尽管自决可耳，但不得谓列强之列席别有作用。即如华会中讨论中国事情时，列强极能加惠于中国，证据昭然。且此次会议亦宜有外人之赞助，如裁兵问题，非有借款不克实行，此即有待于列强之助力者；再则会议果须成功者，中国已表示赞成开会之各领袖，必须亲自到会，若派代表，决不能成事，而欲各领袖亲临，莫善于以列强参加为号召之具。至列强方面，自亦须妙选名流以参加之。或者此项会议可与华会所决定之海关附税会议联带举行，我国内（指英国）舆论，固屡有人提议此附税会议之讨论范围应加以扩大矣。”

　　岂特英国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如此解释，而“中国”的全国商联会代表张维镛、马炎文更代替英国侦探解释得上劲。今摘录这两位“中国”商联会代表与英国侦探何东爵士的一段谈话于下：

　　“……此外并讨论及于外人襄助问题。张马两君谓日来报纸宣载，有一部人士对于此点颇有怀疑，恐因此惹起外人干涉内政之嫌，斯固慎重主权之论，然以先例证之，似尚无甚大碍。盖辛亥改革之时，友邦方面，怵于战祸之延长，重令吾民涂炭，略忆当时，似由汉口英国领事提倡南北议和会议，卒致实见，并闻会议于上海英大马路之议事厅。由是清廷宣布退位，民国遂完全成立，足下主张之请友邦人士赞助一切，此正本诸华府会议议决各国力助中国速谋统一促进裁兵之精神，外人若果立于赞助及顾问地位，决无妨碍。何氏深以为然，……”

　　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现在的妖孽岂止张维镛与马炎文！

　　这样前此未有的亡国现象和倚赖外力解决国事的奴隶心理，一面固然是外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长期宣传的结果（全部的宣传工程中当然以华盛顿会议最为收效宏大），他面我们又可在本身发见一种所以致此的重大原因。原因维何？就是还没有一个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国民革命党。假使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党，我们试想：当华会骗局发生及发生以后，这个党应如何在民众中宣传揭破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式假面具；当旅大与威海卫之退回发生问题时，这个党应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当临城案发生列强小题大做借口敲诈中国的主权与利益及全国报纸昏天黑地的媚外时，这个党应如何出头，顶天立地，竖起民族的正义，向外国帝国主义说硬话，向本国人民指示应持的态度与方针；当护路案发生时，这个党应如何拼命的号召全国人民抵抗英国帝国主义亡我的侵略；当美国公民大会及英美侨华商会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共管空气，诱奸中国总商会及人民团体时，这个党应如何出头无情的反对，并多方洗涤人民浸渍于外论的不正观念；当上海商人发起裁兵运动、民治运动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时，这个党应如何的出来领导他们指示他们组织这种运动，成功这种运动……。呜呼！凡此种种拯救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与奋斗工作，凡属真诚爱国之士，莫不属望于具有三十年革命历史的国民党，而我国民党则何如？国民党以临城案中不仅不能纠正或挽回商界舆论界昏天黑地的媚外风气或“开门揖盗”“甯赠外人”的风气，而自身且躬犯之。旅大问题，全国汹汹，国民党一声不响；威海卫及护路案，全国静如死海，任人宰割，国民党也半言不发；外国商人与外国报纸日在中国肆其广长之舌，制造共管空气，未闻国民党出一言半语之反驳；上海商人的裁兵民治及召集国民大会的运动，国民党全不注意诱掖他们而与之接近……。假使国民党做了以上各重大而必要的工作，何致外国帝国主义于临城通牒之后又敢提出共管铁路案，何致媚外与崇拜外力倚赖外力以解决国事的奴隶心理如此伸长，何致英国侦探何东于万国公民大会的圈套之后又敢公然来沪号召延请外使列席的和平会议？

　　英国侦探公然能在中国人民面前号召列强主宰中国内政的国事会议，并受各界昏天黑地丧心病狂、恬不知耻的欢迎，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一件小事。这样英国侦探号召宰割中国奴隶中华民族的会议，不但未受国民党的反对，而且大得孙大元帅的赞成而许以亲自出席。这样的赞成不是一种小而可恕的疏忽，他的恶影响，不止于“赍寇兵资盗粮”，至少也等于给洋大人以“革命领袖也赞成列强共管中国”的口实，而实际又无异于不知不觉中助长开门揖盗奴属外人的奴隶心理。

　　在民族主义上说，是不容许犯这样危险的错误的。借临城案以反对曹吴二大军阀及借外人之和平号召以证明曹吴不愿和平之罪，这样的政策不能不说是见小忘大而且根本不智。这样政策的结果，除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徒供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与证实“华人实愿共管”之外，国民党及愿意和平的商民得不到丝毫利益。质言之，就是英美之帮助曹吴如故，曹锟之做总统与吴佩孚之武力统一如故。反一面说，倚赖外力与奴隶的心理既成而不可挽，岂特打倒军阀的民众势力永远不能形成，而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结婚的共管家庭，不久即将建筑于见小忘大，苟且偷安的中华民族之上，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往事已矣，来日方长。全国商民及上海商界同胞苦兵灾战祸亦既十二年之久，希望和平，本不为过。不过和平当以自身的力量致之，侵略中国的外力，帮助军阀的外力，怎能倚靠他们为中国人民致和平；纵然人民力量现还薄弱，然而只应横厉无前，向前做去，总有达到目的之一日；决不应妄自菲薄不顾民族人格与独立而摇尾乞怜于累世侵略我疆土，戮辱我祖先，鲸吞蚕食方兴未艾的外国帝国主义之前，并且羊乞狼助，决无幸理。你们现在应翻然觉悟，拿出前此拒绝美国公民大会及否认侨华美商通电的精神，无情的反对英国侦探何东爵士亡我奴我的阴谋；只有贯澈你们前此召集国民大会的主张，才能组织人民推翻军阀的真势力而达到和平的目的，你们决不应妄自菲薄，你们这种主张是很对而且很有力量的。“迷途不远，回头是岸”，你们快快醒觉罢！

　　复次，我们仍不能不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变前此的错误政策，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系统的宣传并组织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临头的侵略与共管；领袖全国商民组织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