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中华文库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章太炎先生讲演　弟子王　謇　王乘六吴契宁　诸祖狄记录

　　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惟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语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至《水浒传》乃渐可解。由是白话文言，不得不异其途辙。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

　　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 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今世作白话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以十分分之，常语占其五，鄙语、古语复各占其半。古书中不常用之字，反存于白话，此事边方为多，而通都大邑，亦非全无古语。夫所谓白话者，依何方之话为准乎？如曰首都，则昔在北而今在南，南京、北京，语言不同！不仅此也，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伙颐、沈沈，皆当时鄙俗之语，不书，则无以形容陈客之艳羡。欲使声口毕肖，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成得白话文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如“必子之言夫”，即白话之“罢”字，轻唇转而为重唇也。“矣”转而为“哩”，《说文》以声之字，或从里声，㭒或作梩，可证其例。“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

　　又如抑扬之词，“肆”训“甚”，《诗·嵩高》“其风肆好”，即其风甚好。今江浙语称“甚冷”、“甚热”曰：“冷得势”、“热得势”，其实乃“肆”字也。古语有声转之例，“肆”转而为“杀”，《夏小正》“狸子肇肆”，“肆”，杀也。今人言“杀似”、“杀好”、“忒杀”，“杀”皆“甚”意。又今天津语谓甚好，曰：“好得况”。“况”亦古音古字，《诗·出车》：“仆夫况瘁”，“况”亦“甚”也。又如赞叹之词，南京人见可惊者，开口大呼曰“乖乖了不得”，“乖乖”即“傀傀”，《说文》：“傀，伟也。”四川胥史录供，造张目哆口卷舌而不发声之字曰“𠮚”，“𠮚”即咄咄怪事之“咄”。如白话须成格律，有系统，非书正字不可，则此等字，安得不加意哉？又如形容异状之词，今江浙人称行步两足不能相过曰“垫脚走”，“垫”应作“絷”；《春秋》卫侯之兄“絷”，“絷”《穀梁》作“辄”，《说文》为两足不能相过，“絷”从“执”声，故变而为垫音也。今语喉破发声不亮曰“沙”，《礼记·内则》：“鸟皫色而沙鸣”，若严格言之，字应作“嘶”。《汉书·王莽传》：“莽大声而嘶”。“嘶”正字，“沙”假借字也。今南方呼曲背曰“呵腰”，北方曰“哈腰”，实即“亚”字，《说文》：“亚”象人局背形，音变而为“哈”，又变则为“呵”矣。又如动作加人之词，今上江称追奔曰“捻”，实当作“蹑”，声转而为“捻”矣。吊挂之“吊”，与吊丧意无关，《一切经音义》引《方言》：“𠄏，悬也”， 窗钩亦曰“了𠄏”，“𠄏”音如“吊”，吊挂之吊，正应作𠄏耳。又北人语打谓“奏”，至东三省，则官厅叱责人犯亦曰“奏五百”、“奏一千”，此字正应作“盩”。《说文》：“盩，引击也”，江南语以荆条或竹筱击人谓之“抽”，“抽”亦“盩”字。又北方人称“斩”曰“砍”，此字不知何以从“石”？唐末已有此语，书止作“坎”，《宋人笔记》载朱温遣人相地，久而未至，温大怒，既至，问之，曰：“干上龙尾”。温入，人谓之曰：“尔若非干上龙尾，已坎下驴头矣。”其实“坎”应作“𢦟”。^[1]《说文》：“𢦟 ，杀也。” 其字后人亦作“戡”，西伯戡黎，旧正作“𢦟”也。唐人言“坎”，不知其语之来历，后遂妄作“砍”字。如此之类，白话不定统系、格律即已，如须定统系、明格律，则非写正不可！故曰：欲作白话文者，识字应过于昌黎也。

　　要之，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且今人同一句话，而南与北殊，都与鄙异，听似一字，实非一字，此非精通小学者断不能辨！如通语言“不”，江南、浙江曰“弗”，《公羊·僖二十六年传》注：“弗者，不之深也”，“弗”“不”有异矣。有无之“无”江南一带曰“无不”，“无”古音如“模”，变为是音，而通语则言“没”，实即《论语·阳货》“末之也已”之“末”，“无”与“末”又异矣。又，北人言“去”，如“开之去声”，实乃“朅”字，与通语曰“去”者义同而字异。又如“打”字，欧阳永叔《归田录》历举其不可解之处。“朾”本音宅耕切，不知何以变为“打”字，作德下切，且“打铁”、“打钉”，称“打”则可，今制一物件曰“打”，每一动作，辄曰“打”，如“打坐”、“打拱”，“打”于何有？欧公颇以为非。余谓宅耕切之“打”字，依音理不能变作“德下切”。今扬州鄙人呼此音如“鼎”，江南、浙西转如“党”，此实“打”之音变也，而通语作“德下切”者，乃别一字。按“挝”字，《说文》作“𥬸”，乃舌上音，古无舌上，唯有舌头，故“挝”音变为“德下切”，正字当作“𥬸”，声转则为“笪”，《说文》：“笪，笞也。”音当割切，又转而为“挞”，皆一语之变也。至于“打量”之“打”字，应作“㛆”，《说文》：“㛆，量也。”音朵，转为长音即曰“打”矣。是故，不详识字，动笔即错！其所作之白话文，乃全无格律之物，欲使白话登于文苑，则识字之功宜何如？

　　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研精小学之士。颜之推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见地下小光，问左右是何物，一蜀竖就视，云：“是豆逼耳”，皆不知何谓，取来，乃小豆也。蜀土呼豆为“逼”，时莫之解，之推云：“《三苍》《说文》，皆有‘皂’字，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见《颜氏家训·劝学》篇）其孙师古作《匡谬正俗》，人问：“砺刀使利曰略刃，何故？”师古曰：“《尔雅》：略，利也。故砺刀曰略刃。”以颜氏祖孙小学之功如此，方能尽通鄙语，其功且过昌黎百倍。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今有人误读“为𫄨为绤”作“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者，盖亦忘其颜之厚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