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32 中华文库

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诏崇文院纂唐遗事，翰林学士承㫖盛度请命官刋修《唐书》故也。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余靖，并同刋修《唐书》。闰五月庚子，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曽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唐书》官。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卒辞之。

七年六月庚午，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唐书》。

皇祐元年六月壬午^[1]，改命同刋修《唐书》、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刋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圗阁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书》，易史馆修撰为集英殿修撰。

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诏刋修《唐书》官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八月戊申，命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刋修《唐书》。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刋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从之。

嘉祐五年七月^[2]戊戍，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巻，刋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监修国史，知枢宻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翰林学士晁迥、杨亿并修国史。初，景德二年，毕士安卒，时冦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旦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及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其领史职如故，于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馀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为漏室、窑务为甄官，岂若直指其名也？悉冝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并当悉心，务令广备，初无彼此之别也。”因诏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㸔详，皆具载其名，如有改正増益事件字数，亦各于名下题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赵安仁、晁迥、陈彭年、夏竦、崔度并进秩，赐物有差。王钦若、陈尧叟、杨亿尝预修史，亦赐之。

天圣五年二月癸酉，命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宻副使夏竦，修真宗国史，翰林学士宋绶、枢宻直学士刘筠、陈尧佐，同修，宰臣王曽提举之。故事：宰臣自领监修国史。至是以曽提举，乃别降敕焉。【《㑹要》云修两朝史时，王旦未领监修，故特授敕；曽以监修而再授敕为提举，盖一时之制也】九月甲寅，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冯元同修国史。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曽言：“唐史官呉兢，于实录、正史外，录太宗与群臣对问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谓监修国史王曽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谕史官详载之。”

八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 —— 帝纪六、志五十、传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増纪为十，志为六十，传为八十，总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监修而下皆进秩；而夷简固辞之。甲午，修国史夏竦；同修国史宋绶、冯元；编修官王举正、谢绛、李淑、黄鉴；管勾内臣韩守英、承受蓝元用、罗崇勲、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亦赐勲一转，又各赐衣物有差^[3]。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从之。【江氏《杂志》：“陈相就史馆检先君传，云尝为县小吏，因此进本入内，至今史馆无国史。”与欧阳所言不同，当考。《㑹要》载修言，但称史官，无李淑姓名，当考】

天圣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诰程琳等，重修定编敕。时有司言：“编敇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复増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请加删定。”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曽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盖去繁宻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具本末，又须诏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十一月甲辰，诏见行编敕又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

七年五月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九月，编敇既成，合农田敇为一书，视《祥符敇》损百有馀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㫖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州阅视，听言其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版颁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圣编敇》。

二年五月己巳，诏曰：“敇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揺，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天圣所修敇令，既已颁宣，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宻院具奏听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间私冩编敕、刑书，及毋得镂版。

庆历三年八月，《天圣编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増又四千七百馀条，丁酉，复命官删定。翰林学士吴育、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知谏院王素、欧阳修，并为详定官；宰臣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十月丁巳，史馆修撰王质；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敇。

四年五月癸酉，司勲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依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

七年正月己亥，《庆历编敇》成，凡十二卷，别为《总例》一巻，视《天圣敇》増五百条：大辟増八、流増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㫖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曽公亮并加勲，及赐器币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馀件，前后多抵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曽公亮同提㸃详定编敕。

七年四月壬午，宰臣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敇》，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帙凡五卷，视《庆历𠡠》，大辟増六、流减五十、徒増六十有一、杖増七十三、笞増三十有八、配隶増三十、大辟而下奏裁聴㫖増四十五云。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研核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于是历成来上，赐名《仪天》，命翰林学士朱昻为《历序》，颁行之，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因谓宰相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歩天道，平秩人时为功，究灾祥吉㓙者，虽有妙术，必待之而成。近年唯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始王熙元等上《仪天历》，独昭逸请覆算，熙元等不从，后二岁，历果差，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推验亦如其说，平居算䇿，未尝离手，熙元亦服其精一，言后人鲜及。”熙元，处讷子。

天圣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

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万年^[4]历》。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徳》《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各具两本以闻，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官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而《崇天》《乾元》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戍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宻。伏縁历算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踈，不可常为凖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逺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焯、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踈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预考交㑹，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徳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踈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徳》、刘焯《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徳》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軰，益以踈逺，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㡬，不可偶縁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今朝纲内弛，边事日生，西北二方交有凭陵中夏之志。二府之中，岂无材猷之士，臣向尝面论之，而陛下谕臣，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若更选用，诚乏可使之人，臣请于外择人，陛下又以为疆事未宁，邉臣无功，岂当遽召而用之，审如圣意，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容身养望者尔。若然劳臣益解体，武士益离心矣。陛下试思臣前议，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重于改为，则请并本院职事于中书，其见任枢密使副，不才者罢之，诸房吏且皆如旧，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赏罚之权、省冗滥之费、塞侥幸之望，改而张之不伤体，裁而制之不动众，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不报。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枢密使，上曰：“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壬戌，诏晏殊班张耆之上。九月，初，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

五年十月庚辰，罢宰臣兼枢宻使。时贾昌朝、陈执中言：“军民之任，自古则同，有唐则命枢臣专主兵务，五代始令辅相亦带使名，至于国初，尚沿旧制，干徳以后，其职遂分，是谓两司对持大柄，实选才士，用讲武经，向以关陕未宁，兵议须一，复兹兼领，适合权宜，今西夏来庭，防邉有序，当还使印，庶协邦规。臣等愿罢兼枢宻使。”既降诏许之，乃诏枢宻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十一月癸未，枢宻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邉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

神宗治平四年，中书、宻院议邉事多不合 —— 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枢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栅，宻院方诘责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宻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熙宁三年五月丁巳^[5]，置审官西院。上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枢宻院亦止是五代分置。”曽公亮曰：“欲分宰相权耳。”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宻院乎？”〈详见审官西院〉

五年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敇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䟽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徳则舜固无以加于尧，尚尊礼之如此，今陛下卓然独奋于百王之后，四方拭目以观尧舜之治，而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己，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帅，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宻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闰七月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宻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上从安石议，文彦博请令王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详见保甲〉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𧷢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𧷢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逺，恣横私徇，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外人莫不闻知^[6]。”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眀辨黒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逺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历诋执政，言：“此出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諌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谓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实，亦常事。彦博等别有意，乃以为御史欲并枢密院归中书，不知御史初无此议论也。”安石曰：“中书欲并密院果何利？若谓臣与彦博等多异论，故并密院，臣顾与彦博合议政事，姑以利害言之，臣何苦欲并密院乎？”

天圣元年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宻副使张士逊等所请也。以知礼仪院、翰林学士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冯元，为判太常礼院；同判太常礼院官为同知院。判太常礼院，典礼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増置礼仪院，以辅臣领其事，于是始罢。【礼仪院占公人二十二人，岁费钱千七百馀贯，非汎行礼支给在外，日逐行遣，祗应不多。详定仪制，久来属太常寺及礼院管勾，今请停罢所有承受宣敕，行遣公案诸般文字并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诏太常礼院，日轮知院一员在院，㸃检典礼公事。初，同知太常礼院薛绅言：“汉魏以来，朝廷大政必下礼官、博士定议。《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礼院官盖古博士之任也。国朝同知院四员，日更直本院，其后或别领职事，因循废直。请如故事，轮一员在院。”乃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冯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敕太常礼院，同判院官轮一员在院㸃检典礼公事，又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敕同判院官^[7]四员：张复、杨嵎、专领祠祭，而宋绶、晏殊常在礼仪院祇应文字。后移三馆于右掖门西，与礼仪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带馆职，因而更不赴，今既废礼仪院，又三馆移入禁中，请如绅所奏施行。”绅，映子也。【咸平、祥符二敕，《会要》有之，《实录》并不载，今附见此，不别书】

康定元年十一月^[8]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李仲容兼礼仪事，判太常礼院、知制诰吴育、天章阁待制宋祁，并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先是，谢绛判礼院，建言：“太常寺本礼乐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于体非便，请改判院为判寺兼礼仪事。其同知院，凡事先申判寺，然后施行。其闗报及奏请、检状，即与判寺通签。”于是始从綘言也。

天圣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翌日，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有一二小殿存尔！”枢宻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太后诘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曽、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黙然。太庙斋郎苏舜钦诣登闻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懐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霁，农田被菑者㡬于十九，臣以为任用失人、政令多乖、赏罚失中之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霾及今，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雹雨杂下，烈熖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威权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荛之论，庶㡬可以变灾为祐。浃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馀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数遭水旱，虽征赋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未已，违之是欲竞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难任，欲祈厚贶，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来吉士，去佞人，修徳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寛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贤君见变，修道除凶，乱世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前汉宣帝三年，茂陵白鹤观灾，诏曰：‘迺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古之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旧章，礼重功勲，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灾妄起，烧宗庙，燔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故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也。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恭黙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钦时年二十一，易简之孙，耆之子也。【舜钦上疏，正史不载其月，集亦不载月，今附见】甲寅，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王曽，以使领不严，累表待罪，乃罢出知兖州，寻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使奏告诸陵。乙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舎人、同修国史宋绶，落学士。绶领玉清昭应宫判官，而宫灾，故责之。内侍为都监、承受者^[9]，停降、赎铜有差；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仍编管陈州。御史台鞫火起，得知损尝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故也。初，太后怒守卫者不谨，悉下御史狱，欲诛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鲁桓僖宫灾，孔子以为桓僖亲尽，当毁者也；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高庙不当居辽东，殿^[10]不当居陵旁，故灾；魏崇华殿灾，高堂隆以台榭宫室为戒，宜罢之勿治，文帝不听，明年复灾。今所建宫，非应经义，灾变之来，若有警者，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而左司谏范讽亦言：“此实天灾，不当置狱穷治。”监察御史张锡^[11]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贻天怒。”言者既众，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卫者罪。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己巳，下诏以不复修宫之意谕天下，改长生崇寿殿为万寿观。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内火，延燔崇徳、长春、滋福、㑹庆、崇徽、天和、承眀、延庆八殿，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宫。甲子，放朝，近臣诣宫门问起居，以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杨崇勲副之，殿前副都指挥使夏守赟都大管勾修葺，入内押班江徳明、右班副都知阎文应^[12]管勾。令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路，并发工匠赴京师。乙丑，诏群臣直言阙失，又诏只日权御崇政殿视朝，百官并入拱宸门。先是，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丁卯，大赦，其营造殿宇，宜约祖宗旧制，更从减省。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诬伏，下开封，并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宫人多，所居隘，其烟灶近壁，歳久燥而焚，此殆天灾，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冝修徳应变，今乃欲归咎宫人，且宫人付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寛其狱，卒无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滕宗谅、秘书丞刘越，准诏上封事，宗谅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锦必以鱼，物有至贱，能成至贵者，人亦有之，故颖考叔舍肉以启郑庄公之孝、少孺子挟弹而罢吴王之兵，臣之区区，窃慕于此。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深累两宫好生之徳，且妇人柔弱，棰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夜火，先皇帝尽索其类，属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于后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政以御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几咎灾可消，而福祥来格也。”又言：“国家以火徳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言尤鲠直，皆不报。宗谅，河南人^[13]；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御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都知，仍月増俸五万；宫苑使、忠州防御使、入内都知蓝继宗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内押班江徳眀为如京使；入内副都知、賔礼使、入内押班卢守勤^[14]领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药，而下至内品，凡迁擢十五人，并以宫庭火，录卫乘舆之劳也。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鏁，亟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宫，回视所经处，已成煨烬，及执政𠉀起居，帝曰：“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乃以守规为入内殿头。守规，承勲㓜子也。庚寅，重作宝册，命参知政事陈尧佐书皇帝受命册宝，参知政事薛奎书尊号册宝，宰臣张士逊书上为皇太子册宝，参知政事晏殊书皇太后尊号册宝，以旧册宝为宫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作册宝，其沿宝法物，凡用黄金一千七百两，诏易以银而金涂之。丙申，诏以皇太后及上阁中金银器物，量留供需外，尽付左蔵库，易缗钱二十万，助修大内。戊戌，赐修内役卒缗钱。

十月甲辰，改崇徳殿曰紫宸；长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仪；㑹庆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庆殿曰福寜；崇徽殿曰宝慈；天和殿曰观文；大寜门曰宣祐；宣和门曰迎阳^[15]；左右勤政门曰左右嘉福。己酉，再赐修内役卒缗钱。

十一月^[16]甲戌，上以修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遂谒太庙，大赦，改元，优赏诸军，百官皆进官一等。是日还自延福宫。己卯冬至，百官贺太后于文徳殿，上御天安殿受朝。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江徳明为文思使、普州团练使；左蔵库副使、右班都知阎文应为洛苑使、开州刺史，并录管勾修内之劳也，其馀督作、承受、奏事，迁擢者又十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