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53 中华文库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先是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上曰：“当俟祔庙毕，择日开经筵。”寻有诏直须来春，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不冝用寒暑废，上纳其言。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吕公著讲“学而时习之”，曰：“《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逺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逺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又以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徳之士，皆不逺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逺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徳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徳、文王之皇自敬徳也。”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徳，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圭谓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闻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读，讲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因言：“有天下者，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谨，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不可不谨，至于人之疾病，常在乎饮食起居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谨，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逺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谨。”上纳其言，为之动容俛首，后因辅臣奏事，语及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因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为龙圗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司马光言：“臣以驽朽，得侍劝讲，窃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于经席之中，未尝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意陛下欲䕶群臣之短，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不能开陈，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诚圣心仁恕之极，群臣捐躯无以报塞，然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若皆黙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㫖，禆助圣明，伏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补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

四月壬申，同知谏院　　请开经筵，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

九月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光辞，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得兼劝讲，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葢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阁门，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二月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髙，人^[1]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

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太常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荐王昭素于朝^[2]，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髙堂？’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诚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言：“臣等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若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于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寔，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轻可知矣，今若使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毎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徳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是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曽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3]，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

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抚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徳”，“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而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 —— 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訞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因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茍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圭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圭进读《史记》，光进读《资治^[4]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5]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戌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㪷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 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起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因言从諌之美，拒諌之祸，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諌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6]也。”丙戌^[7]，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専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丙戌^[8]，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惠卿弟 —— 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榖利害营缮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甚不得进用。

元丰元年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髙逺，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髙帝、武帝有雄才大略，髙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葢以子房道髙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丁亥，御迩英阁，讲官黄履进讲《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冡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冡宰者，诏冡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或包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岁终，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聚故也。”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自少已来略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馀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覧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而无成。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巻上进，幸䝉赐覧，今所奉诏㫖，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馀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习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书八巻编集，俟书成，取㫖赐名，其后君锡父䘮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锡，良规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

熙宁元年二月丙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论苏秦、张仪事。〈 详见讲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元丰元年十月乙卯^[9]，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乞子 —— 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从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马光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乞留在局编修，从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为秘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秦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是上《五代纪》三十巻，总二百九十四巻，目录、考异各三十巻，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而恕已前卒，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恱《汉纪》逺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

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己丑^[10]，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以康与修《资治通鉴》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从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书少监刘攽等言：“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功力最多，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甄录，惟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诏与恕一子郊社斋郎。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马杰、灵台郎^[11]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䟽阔，不可用，新书为密，乃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圭序之，琮等各迁两官，赐物有差，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迁官。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此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成】

八月乙丑，诏复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享、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历，元亨监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历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

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历，其岁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

三年八月癸亥^[12]，诏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谬。先是，《崇天历》以八月戊午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历》则以己未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司天历官舒易简等言：“乾兴元年，历七月注十三日望，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朝廷从易简等说，而琮争不已，故命大防详定。既而大防言：“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乃私历之误，已自屈伏。然据诸家历议，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但颁历即无注十七日为望者。自天圣三年后，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为望，尽十七日辰度已前定望，犹属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于《崇天历》本经不当进，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诏如大防议。

四年二月戊寅^[13]，诏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毋得私印，以息均给本监官属，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皆增食钱 —— 判监，月七千；五官正，三千。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更支茶汤钱三千。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而中书议增其俸，故有是诏。

六年六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及集众官详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戾，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不免踈缪。”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历比较踈宻，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様制造，司天监别测验以闻。

八年闰四月壬寅^[14]，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司天监官吏进官，赐银绢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监生石道言未经测验，不可用，不聴。至熙寜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恊，迺诏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终五年冬日，行馀分略具，会括提举司天监，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又《明天历》朔望小馀常多二刻半以上，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为踈。《崇天历》以熙寜元年交食，视《明天》为宻，然但见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气后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诏朴改造，自以己学为之，视《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赐朴钱百千，至绍圣初，又改历。

五月癸酉，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道尝言《明天历》未经测验不可用，坐是夺官，既而月食，与律不协，历官皆抵罪，乃还道保章正，仍为监生，王至是与修《奉元历》成，故有事命。

九年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测验天象，已及五年，䝉差卫朴算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谬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増损，立成新法，虽已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士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人以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䝉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漏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蚀，不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是括有此奏。【八年闰四月壬寅，初行《奉元历》】

十年八月己丑，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西上阁门使、英州刺史姚麟副之。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极得宜。”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见新历为密，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复闰于戊午，恐理亦不谬，宜更不湏考究，其所差讲究新历官等并罢，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至十年，议者以为占月食差，故再诏朴集议，至是罢。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辽、髙丽、日本国历，与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髙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无据，今造浑仪、浮漏木様，准诏进呈。及欧阳发具新器之变、旧器之失，臣等看详，除司天监浮漏踈谬不可用，乞依新様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缪，欲依欧阳发条奏施行。”从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减罢。以冬官正王赓言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故增置三令丞、主簿，于职事无补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为学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