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中华文库

皇明典故纪闻　　（明）余继登 辑

　　●卷一

　　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久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自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顶，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诸将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军惊问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规小利，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各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大事去矣。”于是率诸军进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

　　陈野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达等转战至城北。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惊愕仰视，我师因大破之，遂擒野先。

　　太祖擒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发兵取镇江，召诸将徐达等将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母焚掠，母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设营田司，以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理财乏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太祖为吴王，即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实、姚琏来见。因言：“主公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今日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亦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驻跸之地。

　　儒士范祖斡初见太祖，持大学以进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

　　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为吴王时，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载良、童翼、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太祖既定宁越，欲取浙东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时，所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焉。胡大海以为言，遂罢之。

　　太祖为吴王时，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

　　句容有虎为民害者，太祖遣人捕获之，令养于民间，饲以犬。宋思颜以为扰民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越国公胡大海尝言：“吾武人不读书，然吾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故其军一出远近皆趋附之，可为行兵者之法。

　　佥院常遇春守金华，其部将有扰民者，衢州总制王恺执而挞之市。遇春怒，使人让之。恺曰：“民者国之本，将军上股肱，肯令伤其本乎？挞一部将而万民安，亦将军所乐闻也。”遇春谢之。

　　太祖初命诸将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谕诸将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以给军饷，尚余七千。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太祖谓左相国徐达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之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即与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太祖尝谓群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啮之马，凋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此方今所当急者。”

　　太祖尝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公尔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

　　太祖见陈友谅镂金床，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尤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太祖尝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庚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召徐达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虽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经为身害。”

　　太祖时，曾下令，凡农民田伍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绵，出麻布绵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于衣者？

　　太祖尝命中书省录用诸司劾退官，因谓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于民则无所损也。”

　　太祖以儒士杨训文为起居注，谕之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犹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他日复命训文、滕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吾所以观此者，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

　　太祖尝下令曰：“主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

　　太祖尝谓太史令刘基等曰：“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剑以朘其脂膏，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纾。”

　　太祖将营宫室，典营缮者以图进，见其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谓极陋矣。然千古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夫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吴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言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太祖尝谕按察司佥事周滇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然凡事当存大体，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也。”

　　太祖尝禁种糯，其略言：曩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价稍平，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谷丰积而价平，居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太祖尝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当何据。对曰：“礼，改葬易常服用缌麻，葬毕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缨衫绖，皆以粗布为之。起居王曰：“此比缌麻为重矣。”太祖曰：“与其轻也宁重。”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者，乃不复改。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等府租赋有差。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

　　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博士许存仁讲《尚书·洪范》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乖异迭见，其应如向。今宜体此，不修人事，上合天道。”

　　吴元年，上海民钱鹤皋作乱，执华亭知县冯荣，荣不屈，囚置狱中。及徐达遣指挥葛俊擒鹤皋，荣始出狱，即争于俊曰：“反者鹤皋耳，余皆良民。即有从者亦皆迫胁，将军必欲加兵，荣请先死。有邑无民何以为治？”俊从之，全活甚众。

　　太祖谓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前代朝贺皆用女乐，我太祖吴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尝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辟之薅草莱者，施镈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棰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时除郡县官皆给道里费：知府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州判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半之；典史十两。著为令。又予文绮罗绢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盖谓初授官，不免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如此。

　　太祖因试将士，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醯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

　　吏有受赃者，事觉赴井死。太祖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

　　吴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太祖命藏之。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古之贤臣，亦忧治君。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诚以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窃位苟禄，于生民利病谩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太祖一日祀山川毕，出斋次，顾谓世子等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圣人所以戒盈满而谨怠荒。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著。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

　　太祖谓台省臣曰：“近代法令极烦，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太祖谓省臣曰：“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连坐。”参政杨宪言：“民轻犯法，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得活甚难。凡从轻典，虽不求其生，自无死之道。”

　　太祖新建宫殿成，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西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又谓李善长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群臣推戴之意，告于上帝曰：“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先是，连日雨雪阴霁，至正月旦雪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至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明朗，众皆忻悦。

　　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太祖因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所贵，斟酌时宜。近世泥古，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无谓。”于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

　　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机，未免有劳圣虑。”

　　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甚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太祖尝谕汤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以威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

　　太祖尝因宴群臣，谓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机方殷，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刘基对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圣虑。”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虑之。矧德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疚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卷二

　　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谄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颜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太祖初即位，中书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做中书令乎？”乃命钟同取《东宫官制》观之。因曰：“朕今立东宫官，取群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典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且谕之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令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将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谓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已，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太祖御东阁，与学士陶安等论前代兴亡之事。因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棼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岂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

　　太祖尝谕胡廷瑞曰：“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太祖命诸将北征，谕之曰：“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

　　应天府有滞狱逾半岁者。太祖闻之，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自今狱囚审鞠明白，须依时决遣，母使滞淹。”

　　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甚有益，如药石之能济；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可杜矣。”

　　太祖尝谓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来台臣久无谏净，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临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辞，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常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肯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不之咎，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错？”

　　太祖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厉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谓之鸳鸯战袄。

　　国初中书省议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念虑之际，儆戒或怠，则无以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为《存心录》以进。

　　蕲州进竹簟。太祖谓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竹簟固为用物，但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初，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观览，庶有所警也。”

　　太祖尝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太祖谕宋濂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按太祖此谕，足祛千古之惑。

　　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诏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群臣编定，尚恐有轻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止择其可者从之。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

　　太祖尝手诏中书省臣曰：“昨张冲上书言时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谓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据而用其所长；一谓中书省令各衙门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贵简当，选其陈事剀切不避忌讳者，量加擢用，以养忠直之气。此言甚可取也。夫闻得失则知利病，知利病则生民蒙其福；听忠直则正人多，正人多则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炀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隐微之过者。太祖曰：“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此为尽职乎？植佳木者必去蝉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书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诏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强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疏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刑部勘问，皆不实。或言元时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著为令。”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太祖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谕之曰：“天生人材，当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又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所举非所用，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太祖因礼部奏定祭礼，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乃生民脂膏，以此为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异。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者。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太祖尝手敕谕中书省臣曰：“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当。毋徒苟顺而已。”

　　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杰，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朦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也。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

　　太祖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一十八坛。中五坛亲行礼，为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烦渎天地，惟众神主司下土民物，参赞天地化机，愿神以民物之疾苦闻于上天后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报。”

　　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

　　洪武三年五月，诏设科取士。诏曰：“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土，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土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材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於戏！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咨访得失。或考问古今典礼制度。

　　太祖尝谓诸武臣曰：“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

　　太祖御东阁，闻学士宋濂等讲“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诏天下曰：“自古帝王开基立国，必赖贤俊之臣，共熙庶绩，以康兆民。是故殷汤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泽流无穷。今朕肇基江左，统有万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尽得人，岂朕用贤之道未广欤？抑贤智之士抗其志节而甘隐于岩穴欤？诏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访，以礼遣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云家书敬覆，尊长与卑幼云书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捧榼，杂麻麦菽粟以进。凡三日始还宫。仍斋宿于西庑，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疋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遂大雨，四郊沾足。

　　左副将李文忠送所获故元诸孙至省，省臣请献俘。太祖曰：“古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对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烦，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宫毕，赐中国服。”

　　元平，百官表贺。太祖问群臣元之所以亡与己之所以兴。因曰：“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获其遗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尝谓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诏于午门外择空地立亭建碑，刻国家政事可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时遂废。

　　太祖一日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太祖尝谕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谷，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于是省部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

　　礼部尚书陶凯等据古礼，请每膳用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洽然太和。虽日一举乐，不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哉！”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朕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太祖一日朝退，见二内使干靴行雨中，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敕百官入朝遇雨雪，许服雨衣。

　　太祖大宴诸功臣，因谕之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罢朝，坐东阁，召诸武臣，谕之曰：“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间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太祖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缪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当痛绝之。”

　　太视览儒士严礼等上言治道书。谓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今礼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谕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卷三

　　太祖因享庙，谓礼部臣曰：“经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斋戒三日，凡致斋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太祖谓李善长曰：“人之一心，最难点检。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者？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点检。此身与心若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凡诸事，为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今每遇祭祀，以为当斋整心志，对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检持甚难。盖防闲此身，使不妄动，则自信己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

　　洪武四年春，严内城门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论如律。

　　中书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给三石。”太祖曰：“内使辈衣食，于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但月给一石足矣。”

　　太祖谓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寮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岐所惑；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刘真为治书侍御史。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蹇谔之风以为百官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刑部搜狱中囚，得一私书，乃吴兴王升以寄其子平凉知县填者，其言曰：“凡为官须廉洁自持，贫者士之常也，古人谓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抚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以谦敬为先，进修以学业为务。有暇日，宜玩味经史，至于先儒性理之书，亦当潜心其间，于此见得透彻，则自然所思无邪。又熟读律令，则守法不惑，仕与学不可偏废。人便则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经税而后来，余物非所觊也。”太祖览书，嘉叹良久，赐升手诏，遣使往谕，赐白金百两、绢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复其家。

　　太祖谓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鉴衡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论刑法。或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然鱼鳖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惨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以致尧舜之治也。”

　　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后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

　　太祖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

　　太祖谓省台诸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

　　太祖谕京卫诸将士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太祖闻诸勋臣庄佃多倚势害人者。召诸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

　　太祖尝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遣陪臣朝贡，礼部已受表。将入见，主事曾鲁取其副视之，曰：“前王乃陈日熞，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书诘之。”盖叔明逼死日熞，惧朝廷致讨，故托贡以觇之，遂却其贡。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方丘毕，还宫。皇后妃嫔见，谓之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句容民献同蒂嘉瓜二，省臣以进。太祖曰：“草木之祥，生于其地，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之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赐民钱遣之。”

　　太祖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其词不可考也。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原。朕尝设置有司，颁降条章，敦笃教化。务欲使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满赴京者，往往不书农桑之务、学校之教，甚违朕意。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隳学者，皆论如律。於戏！彝伦不振，实君师之过。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岂职分之当为？凡在君民，体朕至意。”

　　太祖尝于冬月幸三山门观修浚城濠者，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别取锄偿之。曰：“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即命罢其役，仍命行工部，遣各夫匠还家。

　　内使有奏增肉饲虎者，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饲之乎？”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皆纵之。

　　太祖尝谕来朝守令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锢其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风。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勉修厥德，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太祖尝谓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

　　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所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太祖尝命御史察举天下有司，谕之曰：“古人有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太祖制中都城隍神主成，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竞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著为书，曰《昭鉴录》，以赐藩王。因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尝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阅武罢，谕诸将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卫卒有差还，受亲旧私遗者，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识，请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识？慰劳馈赠，人之常情。”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殆，岂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俭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不尽言。”

　　太祖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太祖尝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常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绎思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而欲以区区知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意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当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亲军旅，备知其疾苦。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濠营造之士，宜各给衣米，庶不至饥寒也。”

　　太祖尝谓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谨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尔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尔等宜尽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潞州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太原岁进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于远方取珍味，甚得贻谋之道也。”

　　太祖谓都督府臣曰：“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废事。今命尔等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处，统理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之务，皆专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当朝日，以是日日食，改于己亥日行礼，释奠先师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税课司有税及民间瓜菜柿枣畜牧饮食之物者，事闻，太祖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执而罪之。

　　礼部尚书牛谅言：“古礼，凡大祀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顺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古人所定，非过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太祖以为未当。命学士承旨詹同与学士宋濂议，乃改定初献奠玉帛将毕，即分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又谓古人祭用香烛，所以达道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罢之。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山阳民有父得罪当杖而子请代者。太祖谓刑官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太祖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谓之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所长，则天下之才难矣。”

　　洪武时南郊甘露降，群臣有献诗颂德者。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太祖谓太子、诸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知其内。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则必为其所陷矣。”

　　太祖命汤和等防边，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太祖命翰林官考古制以闻。学士宋濂等言：“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内丧，神宗当郊而丧未除，皆未尝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所以示有尊也。”从之。

　　洪武时，日照知县马亮考满，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此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遂黜之。

　　洪武时，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太祖赐玺书劳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预治乱，是大不然。吏诈则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为令，欲使上官驭吏，严之以法。奈何贪官动为下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两参政致极刑于奸吏，朕闻兹事，当哉。故往谕之。尚慎终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曰：“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以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尝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选官，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铨选之后，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

　　太祖谓省臣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输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敕中书省曰：“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干往赈之。岂意干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临淄县丞王基言：“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太祖召而诘之曰：“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卷四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

　　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之务，当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谕礼部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徵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太祖命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近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天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职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皆得加授阶。

　　太祖尝谓诸行人曰：“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

　　太祖尝敕刑部臣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皆减死论。”

　　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给事中有言：“国初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盖尊无二上之意。”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礼，何得有异于是？”诸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

　　太祖谕部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检王德亨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途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

　　工部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工部臣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采办以价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直，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未免过于督责，而吏卒夤缘肆贪，所得之直，不偿所费。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为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于此置铁冶，岁收铁百余万，请仍置冶。”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彼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泮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学正孙询讦税使曾必贵为胡惟庸党，又讦故元参政黎铭尝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太祖曰：“询不思以圣贤之道教人，而为告讦之事，岂儒者所为？”置不问。

　　洪武时，有以犯罪减死戍边者，多艰于衣食。太祖闻而怜之，悉命还家取赀用，定期而来。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无知，故抵于法。今先期来归，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几改过迁善矣。”特命宥其罪，与道里费，放还田里。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

　　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按察司以闻。太祖曰：“原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贞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命贞复职，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时，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请逮问之。太祖曰：“此亦错误，其勿问。”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所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大刻；夫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岂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济大惭。

　　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间雪雹而雷，时气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谕中外百司，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 　　太祖谕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便利，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

　　太祖御华盖殿，闻大学士朱善读《心箴》毕，谓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谀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太祖谓侍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侍臣对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舆图之广，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弊。谓侍臣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无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太祖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自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史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太祖谓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太祖谓户部曰：“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土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宜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知县倪孟贤审其妄，谓寮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惟欲抚辑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岂朝廷命孟贤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论妄告者罪。”

　　洪武间，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广都司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太祖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闻之，怒曰：“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今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旧有银矿，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因自为注。谓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览。”

　　太祖闻侍臣进讲有“论人之善恶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谓之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太祖曾谕兵部臣曰：“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母令失所。”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尚爵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

　　●卷五

　　守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言：“见储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太祖谓左右曰：“守边之计，足食为先。今皓言储粮足用，边郡之民可免挽运之劳矣。”

　　太祖谓侍臣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二十以下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暝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

　　国朝之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又设前后中左右千户所，以分领士卒。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

　　太祖尝谕吏部臣曰：“为国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以簿书之过，谪戍云南，近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者，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召复其官。

　　御史凌汉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邀汉饮，厚报以金。汉告曰：“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固拒之。太祖廉得其事，擢汉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饥。有司不以闻，有使者奏之。太祖谓户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

　　洪武时，严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沉香等物者，为里人所讦，按察官论当弃市。太祖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释之。

　　洪武间，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乃后的在百步内，而牌高至二丈余。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岂有二三丈之虏哉？”可发一笑。

　　太祖一日召试官陈宗顺等至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子窃铁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给纸笔，今诸儒著《信论》。

　　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时，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刑部请罪之。太阻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过。遂释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当籍其家者，如谋叛、奸党、造伪钞之属，则没其赀产丁口。余者止收赀产而不孥，仍以农器耕牛还之，俾为衣食之本。

　　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山东岁歉民饥，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今岁山东夏麦甚丰，秋稼亦茂，尔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储。如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榜示民家，有余粟愿易钞者，许运赴仓交纳，依时价偿其直。官储粟而扃钥之，就令命富民守视。若遇凶岁，则开仓赈给，庶几民无饥饿之患。”

　　太祖念军士艰苦，为将领者不知爱恤，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

　　太祖谓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辄，必至害军。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俾咸诵习遵守。”

　　太祖谓五军都督府臣曰：“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太祖尝与侍臣论守成之道，曰：“人常虑危，乃不陷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险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间，儒士有起自田间而骤至峻擢者，或言非爱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间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

　　太祖尝谓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难，自非圣贤，鲜有无过者。若有过能改，则志于善矣，可以录用。比岁受禄之人及民间子弟，久居学校，教养有成。或因小过罢黜者，悉许自新，仍录用之。”

　　太祖尝与兵部尚书沈溍言：“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溍对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

　　给事中有荐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遽使入政，可乎？后生少年，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太祖谓兵部尚书茹常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尝令诸犯法者输粟北边以自赎。因谓学士刘三吾者：“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太祖见朝阳门外有隙地，因命种桐、棕、漆树五十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以资工用，省民间供应。

　　太祖谓侍臣曰：“朕尝命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工人问之，言：‘模范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则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审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岂可忽乎！”

　　太祖尝谕太子、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太祖谕兵部曰：“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其令官为市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减其半，州县又减府之半。一马率十户饲之，岁终则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员封赠例，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贵，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

　　太祖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议，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母阿比以为同，母矫讦以为异，久执厥中，以副朕所托。”后之会议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敕令：“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勿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

　　洪武间，令郡县官朔望诣学谒先圣，然后升堂，师生叙揖。学官侍坐，诸生东西立，比次讲说经史。考课既已，学官率诸生送出学门退。

　　洪武间，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见辞谢恩则服之，遇雨雪则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谓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胃，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同侍班，以备顾问。百司奏事有阙遗者，随事规正。

　　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

　　太祖谕群臣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谓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言时政，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于国政何补？”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容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腹诽之法？”

　　太祖尝谕五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

　　洪武二十五年，诏：“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皆由东阶出入，无得径由中道。”

　　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洪武时，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既迎神而后入班，为御史鲁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谨固当罪，然既与祭，但后时耳，姑识之。”

　　洪武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

　　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太祖曰：“尔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仪休事耶？”友德惭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罢民间岁输马草。凡军官之马，令自刍牧，各卫军士马匹，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抬。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

　　太祖尝谓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示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国初，士人因过罢黜者，不得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太祖谓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洪武二十五年，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

　　国初，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僧录寺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

　　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将鞫之，门卒检其身，得大珠一颗，持以献。僚属方骇愕，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命槌碎之，始以上闻，太祖嘉叹。

　　洪武间，湖广孝感县言民饥，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太祖谓户部臣曰：“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秀才张宗浚等，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洪武二十七年，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止许一二人，三四人者勿听。仍毋得创庵堂，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谓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学士刘三吾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哉？”

　　太祖谓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绵花，率蠲其税，仍岁终具数以闻。

　　太祖谓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乱亡，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则可以保兹天眷。卿与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所警，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

　　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自今以后，所从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太祖谓侍臣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泆，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各尽其道，则事无不济矣。”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马儿罕国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号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书传，诏诸儒臣钱宰等至，开扃翰林院，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因谓之曰：“朕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异焉。今年春暮，黑气始销，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称朕意。”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御制诗，命次韵和之。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次坐殿中，时酒楼初成，又赐钞，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以时耕作，毋怠其事。每岁秋后，遣人上数京师。

　　洪武间，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得伸理后，往往赐衣钞诸物，或赐宴，或升秩。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诸如此类，不可胜纪。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言者赏。不依原伍因而纵令，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各递降调边卫，受贿者治重罪。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太祖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陵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因遣使谕边将曰：“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刍粮，未尝仰给朝廷，由其劝课，抚绥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缘边列卫，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将校不能抚绥，又困扰之，如东胜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其赏赐，贪淫无厌。使守边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粮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谕，尔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吴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中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太祖尝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洪武间，有道士献道书者，太祖谓侍臣曰：“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太祖颁《祖训条章》于内外诸司，因敕礼部曰：伯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如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者不王”，以后诸吕用事，尽改其法，遂至国家大乱，刘氏几亡，此可为深戒者。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后更《祖训》为《皇明祖训》，但更《箴戒章》为首章，目仍旧。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太祖谓户部尚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定亲王岁禄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亦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制，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于是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干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

　　洪武间，朝参官皆赐食。太祖御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于门外，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叩头就坐，光禄寺以次设馔。食罢，仍叩头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给为难，始罢之。

　　太祖听侍臣讲《无逸》篇，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励，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复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复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命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太祖尝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书成，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颁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辈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礼，往往奢侈自纵，以致覆亡，虽屡加戒饬，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旧制及国初以来所定礼仪，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颁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罢，与侍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终岁勤动，稍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太祖尝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内一款：“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按圣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独不然？

　　太祖尝命楚王、湘王帅师征古州洞蛮，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

　　太祖尝谕晋王等六王曰：“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

　　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洪武三十年敕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

　　太祖于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已有，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间，行人高稹陕西巡察私茶回，备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览观风俗咨询民情为务，今稹亦可谓能利国富民矣。”擢鸿胪寺丞。”

　　太祖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给，乃遣人材分诣各县，督其耕种。仍令籍其丁男所种田地与所收谷菽之数来闻。”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庙毕，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寺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格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务斋洁以安神灵。”

　　●卷六

　　成祖靖难，师至紫荆，所服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诸将见者骇异，以为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岂可遽言嘉应，况当戒慎之际，不可以此为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战，自以数百骑突入阵，大呼奋击，矢集其旗者如猬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御祸之难。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成祖尝谓侍臣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敕兵部：“自今计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给；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并减俸及递降一等，皆如百户之例。”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壅滞矣。”

　　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国朝最重诬告之法，永乐初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言：“皇上即位以来，广开言路。凡有可行，无不听纳。然无知小人往往搜求细故，钳制诸司。或怀挟私仇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徭；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听，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诏可之。

　　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永乐二年，虏寇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成祖以其欺蔽诛之，仍榜谕天下都司并缘边卫所，凡有草贼及虏寇声息，不即以闻者，镇守官以下，职无大小，罪与永同。

　　成祖因有司请修比干祠墓，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为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谀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妻父某坐事逮系都察院，当伏重法，至刚希恩求免。成祖问：“法司鞫狱，情之轻重，外人何以知之？”对曰：“此右副都御史黄信与臣言。”信遂以漏泄狱事伏诛。祖宗之重刑狱如此。

　　礼部尚书李至刚以孝慈皇后忌辰，请仿宋制于佛殿修斋诵经。成祖曰：“人子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永乐初，清凉寺僧言：“近寺军民，牧放牲畜，蹂践寺外之地，请付法司治罪。”成祖曰：“京师隙地少，居人艰于孳牧，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济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与侍臣论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刑部尚书郑赐以部吏所书文移多谬误，郎中等官亦不省视，皆当治罪。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

　　永乐初，有于承天门遗木牌，无姓名，止列宝钞提举司官吏不法数事。成祖谕法司曰：“投匿名文书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盖小人假公法报私忿诬陷忠良，其速毁之。自今有此者，悉勿问。”

　　成祖尝谓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给之，岂得复有私营？近有于皇城内畜养鸡牲，糜费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后，民尚艰食，朕日夜为忧。此辈坐享膏梁，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尔等识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罪不宥。”

　　成祖谓侍臣曰：“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昨有憸人为朕言，朝廷法太宽，非所以为治，朕已斥之。今朕当守成之日，正安养生息之时，乃严法为治，岂不反有伤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圣人大宝曰位，守位曰仁，何尝谓严法也？”

　　成祖尝命侍臣辑自古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朕博考载籍，每览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读之不能释手，读书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资禀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尔等辑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权衡，使中有所主也。”

　　镇远侯顾成言：“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成祖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合朕意，盖斯人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于是赐以银币奖之。

　　永乐初，西洋诸国使臣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听。

　　成祖欲闻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县官考满至京，选其识达治体知恤民者，于六科办事，令各言所治郡县事。久尚未有言者，乃复召都给事中朱原贞等，谕之曰：“朕夙夜虑天下之民有失所者，为尔曹未能尽知，故选郡县考满官假办事之名，俾于六科随尔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闻，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达。而至今不闻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间，岂都无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犹尚默默，况远在千里，尚肯言乎？尔等退以朕意申谕之，其所治何利当兴，何弊当去，皆直言勿隐。于今不言，将有他人言之，则不能逃罪矣。”

　　成祖谕兵部臣曰：“将士随朕征讨，其中有阵亡病死者，已录其后。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陈，亲管官隐匿不报，致失所者，非朝廷报功之意。宜速下各卫，令征讨官应袭子孙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袭职；十四以下并寡妇幼女送京师优养；旗军死亡有幼男者，纪录食粮，当升以官者，如例升之；其无子止有寡妇幼女者，一体优给；若有亲可依，不愿赴京者，听，其俸粮如例于所在给之。”

　　永乐初，山东有人献阵图者，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当复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异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于闲时问侍臣：“今外间军民安否？”侍臣对：“陛下施仁政，军民皆安，正太平之时。”成祖曰：“太平岂易言？必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军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以为太平无事。”又曰：“奸邪难识，其情似真而实伪，其言似信而实诈，苟一听其而信之，鲜不有失。”

　　永乐初，擢举人王偁为翰林院检讨。成祖因问：“检讨之下有何官？”左右对曰：“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又问：“已除人未？”对曰：“已除。”又问：“其贤比偁何如？”对曰：“偁初除，未知其为人。如旧博士中，皆老成文学士。”因叹曰：“古谓用人如积薪，此类是已。国家用人以贤以劳，偁之贤既未可知，劳亦未有，而令贤有劳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升职，与偁同。

　　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憸人怀侥幸之心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故不得不斥。”

　　永乐二年孟春享太庙，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无故不陪祀，为礼部所劾，谪戍三万卫。”

　　永乐初，福建瓯宁县纪录军丁江阴，年六岁能记《御制大诰》，诣阙陈诵，赐衣及钞，驿送建宁府儒学读书。

　　成祖召刑科都给事中杨恭等，谕曰：“国家号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虽其为恶之心未必革，然为上者用法当以宽，不以猛。待人当以诚，不以伪。猛则民不堪，伪则民不信。去岁命御史给事中往各处抚安军民，禁止奸慝，导其为善。临遣之际，谆谆告戒，务要安民。昨日给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见无犯法者，乃阴遣亲信，用银诱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终不戒也。遂执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执阴诱者送官，何以处之？古人治天下，无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示人，待其受之则加之罪。赖魏徵谏而止。朕尝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于左右。今此辈小人，但图邀功，不顾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驰往，释所诬民，而执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门，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君临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军民老少皆安。尔等职居近侍，比来皆不闻一言及于军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条析以闻，朕将审择行之。”又曰：“天立君以养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资臣以成治，臣不辅治，是不忠君。朕与尔等，皆不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给事中马麟等，谕曰：“为治贵得大体，比尔等疏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吏治文书，丛脞积累，其精力有时而敝，岂免错谬？自今奏内有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皆令从傍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此当罪之。”曰：“下岂敢慢上？或一时急遽，漏写有之，必非故违。亦令从傍增之。”因曰：“尔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当革，何利当兴，何处军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当历历言之勿隐。若此细故，可略也。”

　　成祖与侍臣论人，因曰：“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进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于法，自言不当违令干进。成祖曰：“古之圣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为子能改父行，致显闻于世，足以为贤。若以父死非命，终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尔能力学以图进用，虽违令而志可嘉。朕不尔罪，尔其勉之。”

　　成祖尝谓学士解缙等曰：“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皆勉之。”

　　成祖谕吏部臣曰：“尔等职专铨选，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宁侍成祖于右顺门，从容语及世人竭诚诵经饭僧奉佛可以福利先亲者，成祖谕之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能思天位者亲之所传，大业者亲之所建，天下生民亲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夷咸宾，光昭祖宗，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能为孝乎？”

　　成祖尝与侍臣论刑赏，待臣进曰：“古称赏人以官，不若赏人以财。”成祖曰：“以朕论之，亦未尽善。若人君一心爱民，则二者皆重。盖知财出于民力，则必不肯轻与；知官所以养民，则必不肯轻授。”

　　成祖命姚广孝等往苏湖赈济，谕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君岂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为子当孝，为父当慈，务各尽其道尔。卿往体朕此心，不可为国惜费。盖散财得民，仁者之政。”

　　礼部尚书李至刚奏：“今岁山东郡县野蚕成茧，缫丝来进，请率百官贺。”成祖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饭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将来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

　　学士解缙等进《大学正心章讲义》，成祖览之至再，谕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靖远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严宝等杀贼数百人，并得其所掠货物。成祖谕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将能导之方略，作其志气。今严宝等有获，亦尔之功，但所获货物，宜悉与之，尔勿干与毫末。盖人冒险成功，而不推利与之，后来不复乐为用矣。”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驺虞，群臣朝贺毕，成祖谓侍臣曰：“适闻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岂得为仁？一念不诚，岂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惧，何可便谓驺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尝因祥自怠。警怠者，国之安危系焉。驺虞果为祥，在朕更当加慎。”

　　成祖御右顺门，召翰林院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谕之曰：“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朕嘉尔等恭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朕固常存于心，尔等亦宜谨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缙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成祖喜，皆赐五品刽艮。又曰：“皇后数言欲召见尔等七人命妇，其令即赴柔仪殿见。”是日缙等之妻入见中宫，训劳备至，皆赐五品冠服及钞币表里。

　　成祖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往者虑各处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即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即守令无所可取矣。且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及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征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迹以闻。”

　　永乐时，御马监有索白象食谷者，户部以闻。成祖曰：“此所谓率兽食人者，勿听。”因召御马监官责之曰：“汝辈坐食膏梁，衣轻暖，岂知百姓艰难？计象一日所饲谷，当农夫数口之家一日之食。朕为君，职在养民，汝辈不令朕知而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复敢尔，必诛不宥。”

　　奉天征讨官有以罪系狱者，刑部请论功定议。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以爵赏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县出五色石可为器用者，成祖曰：“此侥觊小人，不可听！数年兵革灾荒，百姓困苦未得宁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为？”命ㄏ出之。

　　永乐时，中官有于应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宝，责之曰：“数年军旅供给，加以权豪横肆，百姓艰难，京师为甚。既令尔牧民，当体国家爱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几民可休息。宦者，宫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权，汝何用畏之而辄听其役民略不之拒？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远外任小官职当如何畏之？譬为人典守宝货，擅启藏，纵人私取，必不免责罚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尔，若再蹈前非，必诛。”遂逮其中官，责之曰：“朕为天子，不敢轻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为乎？”令锦衣卫执治之。

　　成祖闻管屯官有不劝率军士者，因顾侍臣曰：“朕在藩邸时，数因田猎过田家，见所食甚粗粝，知其所苦，每亲劳问之，无不感悦。今屯种军士亦田家，若管辖者能知其情，时时劳问所苦，谁不敢奋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须先得其心，然后可以图功。若养之于无事之时，用之于感恩之后，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乐二年十二月，赐六部尚书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缙等入谢。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缙等稽首而退。

　　成祖谕户部臣曰：“数年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供给特劳，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复旧，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尝居劳苦者，后来安逸亦当同之。尝见前世人主，一旦富贵，顿忘向来所共艰难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为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乐初，以山东道御史文郁不谙刑名，改为工科给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三年四月，以万寿节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赐宴。成祖命礼部，自今命妇虽大朝亦止于三品以上，余悉免之，著为令。

　　永乐初，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表贺，以为圣德覆被之应，天下太平之征。成祖谓礼部尚书李至刚等曰：“瑞麦固是嘉应，但四方远迩，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为太平。今中外果无匹夫匹妇之愁怨于下者乎？览表祗益惭愧耳。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也。”

　　成祖闻南阳草寇窃发，谓兵部臣曰：“此虽小丑，不治将大。元末汝、颖初乱，才数千人。顺帝恬不加意，敕书至芦沟桥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鉴也。夫治患于初萌，则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则费力多，而所伤不少矣。”遂命丰城侯李彬、新城侯张辅率兵捕之。

　　成祖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成祖御武英殿，览《存心录》，顾翰林侍臣曰：“适览慕容超郊有异兽出坛侧，隋炀帝祀圜丘暴风未成礼而退，后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动天。夫不德亦动天。善则降祥，不善则降殃。但各以类应之。”又曰：“祭祀时固当诚敬，亦必平素积累善行乃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临祭一时致其虔恭，此岂有获福之理？”

　　成祖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召六部尚书近臣，谕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母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确。”又曰：“朕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然后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辄入宫中，间取四方奏牍，一一省览。其有边报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宫中事亦多须俟外朝事毕，方与处治。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驰矣。卿等宜体朕此意，相与勤励，无厌斁也。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永乐时，都御吏陈瑛言御史车舒怠惰不事事。成祖谪舒戍边，因谓瑛曰：“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锦衣校尉讦朝臣毁谤时政者，成祖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诘之，果然。因叹曰：“人主听言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论校尉如律。”

　　成祖谓兵部尚书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无敢与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财寓外人，此虽细事，渐不可长。”随已斥之，亦敕各衙门卫士于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检。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则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后治，则用力多而难胜矣。”

　　成祖宥都督程达罪，令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因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寻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故驸马富阳侯李让家人有中盐虚买实收者，锦衣卫鞫之，言告者不实。成祖命六科给事中孙琳等共审之，实锦衣受贿。成祖曰：“富阳侯之子，朕外孙，孰敢诬之？朕但虑锦衣卫故抑告者，初不虑其纳贿，命付都察院鞫之。”于是侯之子恳谢过丐免。成祖曰：“法度与天下共之，岂为私亲废？尔曹政当奉法保恩，岂可恃思挠法！夫欺慢以苟利，与贿赂以逃刑，虽尔曹亦不可得免，况尔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谕曰：“宥罪可施于疏贱，而贵近不可侥免，行法必先于贵近，则疏贱可以知警。富阳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乐四年六月朔，日当食，阴云不见。礼部尚书郑赐请表贺。成祖曰：“此朕恐惧修省之际，何可贺？”又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者，水将为灾。以此言之，可贺乎？”乃止。

　　成祖尝谓近臣曰：“早来在宫中偶忘一事，问左右，皆不能记忆，盖沉思久而后得之。朕以一人之智，处万几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朕自起兵以来，未尝违忤直言，尔等慎勿有所顾避。”

　　海外番夷由广东南雄至南安入贡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运。成祖闻之，曰：“为君务养民，今番贡无定期，而农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贡者不绝，皆役民接运，岂不妨其农事？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十一月农隙却令运赴南安。著为令。”复顾侍臣曰：“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旧令，海运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发。有先后者，治部运官罪。有三十余艘违约，五日方行而同日俱达，亦无所损。或请治违约之罪，成祖曰：“始虑海寇为患，故敕令同约，今已济而无损，其功可赎。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门，百官奏事退，复召侍臣，与语久之。侍臣请曰：“圣躬勤劳，请少息。”成祖曰：“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民生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永乐时，有言黄福乃建文时旧臣，不宜重任者，成祖谕之曰：“君臣相与，在推诚，不可蓄疑。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若或蓄疑则人苟图免责，谁肯尽心？”

　　成祖尝谓翰林臣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致仕陛辞，成祖赐坐与语，慰谕良久，又赐酒馔楮币，给驿传送。侍读胡广曰：“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具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成祖问侍读胡广曰：“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对曰：“勤者可给。”成祖曰：“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商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人君则当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侯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卷七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务，悉不以闻，径送六科。成祖知之，召参议贺银等责曰：“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达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闻，则是无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尔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

　　成祖退朝，顾谓侍臣曰：“若等无事家居时，亦不废观书否？”对曰：“有暇亦时观书自适。”成祖曰：“常爱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朕视朝罢，宫中无事，亦恒观书，深有启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阴，朕与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进玉碗，成祖谓礼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

　　人材高文雅陈言时政，首举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言辞率直，无所忌讳。都御史陈瑛请罪之，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又召尚书郑赐，谕曰：“不罪直言，则忠言进，谀言退。自古拒谏之事，明主不为。卿当体朕心，今后言事者，但观其可用与否。人所见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与侍臣语，知京师有疾不能得医药者，叹曰：“内府贮药甚广，而不能济人于阙门之外，徒贮何为？”命太医院如方制药，于京城内外散施。复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艰。犹于咫尺不能有济，何况远外？”

　　永乐五年春，敕讨安南总兵官张辅等曰：“闻尔已破贼东都，得粮甚多，足充军食，宜爱惜勿妄费。广西所运饷即停罢，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贮之，令如法守备。挽运军民悉罢归。”观此敕，可见国初用兵尚能因粮于敌，今之东征者，何独不然？

　　永乐间，直隶、浙江军民子弟披剃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成祖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因叹曰：“朕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纵肆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且此辈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乐初修北京宫殿，有大木数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达于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官建祠立碑。

　　永乐时，守卫官有于皇城不诵经者，成祖闻知召至，谕之曰：“尔爵禄自诵经得之耶？身备宿卫，不于此时用心防奸，乃一志诵经，可乎？若意欲修善，当存心忠孝，不越分违法，自然有福。如无是数者，而望有福无祸，得乎？若闲暇之际，口欲诵念，则太祖皇帝御制《武臣大诰》等书，其中皆趋吉避凶保富贵之道，尔取读诵，亦于身家有益矣。今后若仍于宿卫之所诵经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长孙出阁讲学，召翰林诸臣，谕之曰：“人于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说。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

　　成祖与群臣论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语多伤气，非调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成祖曰：“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非好多言也，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

　　永乐时，武昌僧欲修观音阁以祝圣寿，成祖不从，曰：“人修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外求哉！”

　　永乐时，开平卫卒蒋文霆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以百姓为子，今有司岁办各色物料，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万不偿一。若其土产，尚可措办，非土地所有，须多方征求，以致倾财破产。今后有司妄取民一钱者，以受财枉法论。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从之。

　　成祖谓都御史陈瑛曰：“国之本在民，民无食是伤其本。朕自嗣位以来，夙夜以安养生民为心，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陂池，捕蝗蝝。遇有饥荒，即加赈济。比者河南郡县荐罹旱涝，有司匿不以闻。又有言雨旸时若禾稼茂实者，及遣人视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实为食者。闻之恻然，亟命发粟赈之，已有饥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过，已悉置于法。其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成祖尝谓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过。联于奉先殿旦夕祗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承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联始耳。”

　　成祖尝谓都察院臣曰：“自昔阉宦弄权，假朝廷之号令，擅调军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衅，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监前代之失，立纲纪，明号令，调发军马，必以御宝文书。联即位以来，一遵旧制，爱恤军民，首诏天下，一军一民，不许擅差。复命所司，严切禁约。去年曾命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时之过，后甚悔之，更不令采。近闻李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于彼召集军民复以采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大为军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计李进所为，与昔之弄权者何异？若后来仿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统治天下？今进所为，所在军民官都不奏来，此亦与胡、蓝、齐、黄欲坏国家事者何异？尔即差御史二员径诣山西，将李进一干为非之人鞫问明白，械送京师，必置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虽关皇亲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纵。”

　　文皇后弟徐增寿，靖难时，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成祖正位，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后追封定国公，命其子景荣袭爵。乃以告后，后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识如此。

　　文皇后尝问成祖：“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谁何？”成祖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论思典词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请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上所以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

　　嘉定县僧会司言，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以民之愿为僧者给度。成祖谕礼部臣曰：“国家之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税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成祖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药导引，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又愚之甚也。”

　　守卫卒有自陈母病笃乞假省视者，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卫官，不听。”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听归，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尔，况远外哉！谪其官戍边。”

　　永乐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柏生花为瑞来奏，成祖赐敕责之曰：“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遍知，故委任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而乃肆志安逸，于军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柏花为瑞。夫时和岁登，物无疵疠，生民足食，四夷顺安，此国家之瑞也。尔等验之人事，岁果丰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尔等，若复为期罔，虽欲幸免，不可得矣。”既而苏州、扬州复以桧生花为瑞，复降敕责之。

　　成祖谓兵部臣曰：“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令明言于镇守官，勿阻之。”

　　永乐时，有告言肃王听百户刘成言辄罪平凉卫军者，成祖谓侍臣曰：“王居深宫，岂得悉闻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恶者造饰毁誉于王前，王与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从之，今过则皆归于王矣。谗佞，德之蠹也。林无蠹，有美木；左右无谗佞，有美德。不可不去。”

　　永乐六年五月，命礼部移文中外，凡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发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成祖尝语吏部臣曰：“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法司奏录囚当决者三百人。成祖谓诸臣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实。有一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辄驾虚词掩实情者，有讷于言虽怀情实而口不能发者，须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贴匿名榜，言县官贪污，法司推问，疑一吏与之有隙，遂极搒掠，吏不胜即引服。僧之从者，悯吏无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实。向使僧之从者不言，岂不枉杀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余人，宁无一二冤抑？尔等其详审之。”既而得释者二十余人。

　　永乐七年春，御史何晟以过凤阳陪祀皇陵，直行寝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论大敬，戮于市。

　　永乐七年春，成祖谕礼部臣曰：“我太祖君天下四十余年，法度明备，朕恪遵成宪，今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著为令。”元宵放假始此。

　　灵丘县民李文秀妻一产三男，循例给粮至八岁，有司请罢给。成祖命至十岁罢之。

　　永乐七年，谕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为务，而安民之道，以教化为先，是以上下相承，风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天命嗣大统，即位以来，夙夜拳拳，志图治理。今建北京，思与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务善去恶，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长，一乡一坊有乡坊之长。为家长者教训子孙，讲读诗书，明达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长幼，各循其序，如此，则一家和顺辑睦，有无穷之福。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保相恤，毋为争竞，毋习赌博，毋奸亢窃盗，毋藏匿逋逃，如此，则乡坊之内，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发，不可不戒。诚能遵朕斯言，身家获吉。不然，宜行妄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孙，不可不戒。或有尝为恶于前，而能改过于后，亦是善人。若不改悔，终为恶类。其省之慎之，不可怠忽。”

　　成祖谓尚书方宾曰：“近日郡县数奏水旱，朕甚不宁，与卿等皆当修省，更须择贤守令。守令贤则下民安，民安于下，则天应于上矣。”

　　山西代州献嘉禾，礼部请贺。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朕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

　　永乐七年十月，成祖巡狩北京，谓行在礼部尚书赵羾曰：“北京冬气严凝，群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议，每常朝毕，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

　　永乐时，山西安邑县民言县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芜，而税粮尚责里甲陪纳，侵损艰难，请暂停之，俟招抚复业，然后征纳。成祖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陪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又逃徙，租税愈不足矣。即移文各处，有若此者，悉停征其税。县官不能抚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抚复业，勿复扰之。”

　　成祖征虏，次凌霄峰，谓学士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对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成祖曰：“是何言也！圣人有资于刍荛之言，况君臣之间？古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朕有所为，必尽众人之情，何尝专任一己以掩群策？”

　　成祖北征，至威虏镇，日暮犹未食，中官请进膳，曰：“军士未食，朕何忍独先饱？”令人视各营军士皆食，始进膳。

　　隆平候张信强占练湖八十余里，又占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为都御史陈瑛所劾。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区，耕农水道所经，其家僮尝据之以擅利，中山王闻之，遂归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贪纵厉民如此！”命法司杂治之。

　　成祖御右顺门览奏牍，时御案有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趋进，移置案中。成祖顾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审录，谕之曰：“刑当矜恤，然论刑之际，尤当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过，如失足沟涧，偶出于误，当矜其情而将护之；小人有罪，如贪嗜饮食，恣意为之，非过误也。君子误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惩，有纵恶之失。尔等其审邪正，精权度，不宜概论。”

　　成祖闻温州府民岁输白矾赴京者，阻隔山路，负运艰难。因问工部臣：“矾欲何用？”对曰：“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劳民于数千里之外，可罢其岁征，自今制布衣不必染色。”

　　永乐中，进士王彦自陈：“臣家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没臣家，臣虽中进士，实罪人，应就系。”成祖谕三法司曰：“学至于中进士，亦成才矣，成才勿弃。且有罪能自陈，可矜，并其家宥之。”

　　永乐九年，齐庶人榑之妃邓氏卒，礼部言当以庶人礼葬。成祖曰：“榑虽以罪削爵，亲亲之谊宁过？”命仍以王妃礼葬之。

　　成祖尝谕工部臣曰：“雨雪连日，朕与卿等犹不免惮寒，何况下人？京城之中，军士最艰难，有出征者，有守卫者，独妻子在营。此际寒冻，不能出门户，而薪炭踊贵数倍，盖有饮食不能以时者。今抽分处积薪不少，每户给百斤，出征者三倍给之。”

　　永乐时户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诸王岁给禄米，宜各撙节。”成祖命辽、宁、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旧例；沈、唐、郢、鲁王府俱依祖训，万石内岁给米三千石，余支钞；安王俯岁给米千石；顺阳王五百石。余皆支钞。”祖宗时通融如此，今何不仿而行之也？

　　成祖尝命来朝觐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县，未必都无一事可言，都无一民不安。尽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议，便于民者即行，言有不当勿问，缄默者罪。”

　　永乐十年元宵节，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元吉诗其母往观，中官以闻，成祖曰：“此贤母也。”命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

　　成祖谓礼部臣曰：“近有一种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

　　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其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成祖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不在于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内一二人欲有所陈诉，锦衣卫官促之起，遂不得陈。成祖见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达，况千里之外哉？”顾锦衣卫官曰：“继今敢复尔者必诛！”

　　永乐中，修国子监。成祖谓工部臣曰：“太学于国体甚重者，盖成就贤才之地，视他官府，须坚致弘丽有加，尔尚书侍郎，亦频往督视。”

　　永乐中，镇抚陈恭言，侍卫防御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成祖曰：“所言禁卫宜严最是，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尚书吕震因请罪恭妄言，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岂可罪？朕恒语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缪当容之，罪之则言路塞，人君无由得闻善道。尔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尝谓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来朝，朕命言民间利病，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比闻山西饥民有食树皮草根者，未闻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记之。如境内有灾伤饥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隐之罪。”

　　永乐十一年夏，成祖谓行在户部曰：“人从徐州来言，州民以水灾乏食，有鬻男女以图活者，人至父子相弃，其穷极矣。即遣人驰驿发廪赈之，所鬻男女，官为赎还。”

　　成祖尝谓指挥张昶曰：“皇亲最当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开平王、永城侯、德庆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坏法，皆取灭亡。前鉴不远，汝今富贵，但常不忘贫贱时，自然骄逸不生。若溺富贵而忘贫贱，奢傲放纵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尔，尔宜慎之。”昶，皇太子妃兄也。

　　成祖尝坐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赞圣德者，成祖叹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以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言已怆然。

　　成祖尝语皇太孙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艰，于经国之务懵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尝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

　　永乐十三年春，贵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师，恩诏至思南府，闻太岩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此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尚书吕震请表贺，成祖曰：“人臣事君当以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所为。呼噪山谷之间，空虚之声相应，理固有之，岂是异事？布政司官不察以为祥，尔为国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贺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请封禅，尚书吕震请如讷言。成祖谓震曰：“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亦间有之。朕每闻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自谓太平之世？且圣经未尝言封禅，唐太宗亦不为封禅，魏征每以尧舜之圣望太宗。尔欲处朕于太宗之下，亦异乎征之爱君矣！尔当以古人自勉，庶几不忝宗伯之任。”

　　永乐时，崖州黎以私忿争相战斗，卫将利于渔取，欲发兵剿之。琼州知州王伯贞执不可，曰：“彼自相雠杀耳，非有寇城邑杀良民之恶，不足烦官军。”卫将不从，伯贞乃遣宁远县丞黄童视之，果仇杀。获首贼数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议》书成，成祖谓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

　　永乐十五年，成祖以洪武间天下寺观皆已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观，僧尼混处，屡犯宪章，命礼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规，违者必诛。

　　永乐间，内官张谦及指挥千百户等官使西洋诸番还，至浙江金乡卫海上猝遇倭寇，时官军在船者才百六十余人，贼可四千，鏖战七十余合，大败贼徒，杀死无算，余众遁去。朝廷闻而嘉之，赐敕奖劳，升赏有差。

　　永乐中，兵部言，幼官袭职者有兔缺，例不当袭。成祖曰：“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兔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

　　永乐十五年寿星见，群臣请贺成祖曰：“比岁寿星见，卿等以为瑞致贺，然四方旱涝蝗疫比比有之，而鲜有为朕言者。朕之所愿，时和岁丰，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贤者在位，谗慝不作，百工举任其事，政平讼理，国家清明，此可为瑞。寿星之瑞，不足贺。”

　　欧宁人有进金丹及方书，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即与毁之。勿令别欺人也。”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楼阁龙凤花卉之状，奇巧特甚，此冰异也。成祖赐群臣往观，群臣请贺，不允。

　　永乐间，陕西耀州民献玄兔，成祖以其图并群臣所上表及涛文赐皇太子，谕之曰：“贤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则有以感召和气，屡致丰年，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中之瑞也。彼一物之异，常理有之，且吾岂不自知？今虽边鄙无事，而郡县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尝无，岂至理之时哉？而一兔之异，喋喋为谀。夫好直言则德日广，好谀言则过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创业艰难，惧弗堪负荷，不敢怠宁，终不为彼所惑。尔将来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审之于理。但观此表及诗，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姚少师广孝论文有曰：“今之为释老文字者，往往剿取释老之说，甚至模仿其体，以为儒者不克卓立。”其意盖为宋苏辈发也。

　　永乐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挥卫青等调山东都司马步官军缘海捕倭，有功者奏闻升赏，退避者即斩以徇。当时军令之严如此。

　　永乐十六年十月，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亡命黥刺者不许。

　　永乐十七年，成祖令自今在外系囚当死者，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无冤，三覆而后决之。因谕法司曰：“刑，圣人所慎，盖轻者残肌肤，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妇，不得其死，有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屡诏宽恤，然虑在外有司罔体朕意，滥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师审录。尔等会审之际，尤须敬慎，不可轻忽。”

　　成祖敕皇太孙曰：“比闻出郊围猎，一军害民，即惩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发无犯。人传尔之善至于北京。朕闻之甚喜，此可验尔勤学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须，抚恤惟均，苟有所偏，必为所怨。今尔于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军土知畏法，足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尔虽不自觉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将有不令而从，不言而信者矣。”

　　永乐间，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应诏言事讦直，词侵工部尚书李庆等，庆等不能平，数言于朝，请罪之。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于今，正欲闻过。古之明王皆奖直言，今汝数请罪之，是欲朕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过失，若诚有，即因而改之，岂非善德？果若无之，于汝何损？今罪之，将重其名，而益朕与汝等之过矣。”

　　成祖闻开、徐等州县民饥，慨然叹曰：“君以民立国，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虽有水旱灾伤，而民不至于饥窘者，则恃蓄积有素。但如汉文、景之世，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太宗时民间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亦何忧水旱？皇考置预备仓，出内帑易粟储之，以赈饥荒，此诚良法。然有司必至饥民嗷嗷，始达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赈之，其馁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后遇饥荒急迫，即验实发仓赈之，而后奏闻可也。今各处所奏民饥，宜急遣官赈之。”

　　成祖北征，中途饬诸将曰：“军中必严肃，昏夜不得喧哗，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动，虏或遗人口驼马牛羊诸物，不可贪取，恐为所饵。”又曰：“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至于同列，尤须和协。一队当敌，则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风，同舟之人齐力以奋，波涛虽险，靡不获济矣。”

　　成祖闻山东高密逃民复业者，有司征其累年所负粮刍。因谓户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无出乡，安于王政也。后世之民，赋役均平，衣食有余，亦岂至于逃徙？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赒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

　　成祖北征，闻军士有取民田谷饲马者，责之曰：“农民终岁勤劳，以供国用，汝独不念耶？兵行之际，刍粟一给于官，又敢虐取诸民，立命斩之以徇。”

　　●卷八

　　仁宗为太子，会侍侧。成祖顾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问：“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

　　仁宗为太子，居守时，有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弃事者，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暂归即来，未尝擅离，因以事忤内使，故挟私诬构耳。仁宗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仍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仁宗监国时，谓左都御史陈瑛曰：“官军赴北京听调者，巳多与道里费。今闻在外扰民，强市货物，横夺资财，道路苦之，所领头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于所过之处，戒谕将士，有复犯者，令民执送，领兵官以军法治之。”

　　仁宗为皇太子时，赴召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为之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之耆老问所苦，具以实对。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若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曰：“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勿惧擅发廪，吾见上当自奏也。”

　　仁宗为燕世子时，太祖尝命与诸世子分阅皇城四门卫士，还奏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因谕吏部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尝谓吏部臣曰：“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廪禄，何裨政理？其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宫、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

　　仁宗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尝取于数百里外，谓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虽虞衡之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实亦为民守，非公家专有之。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听人采勿禁。”

　　仁宗尝谓工部臣曰：“古者土赋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比年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更不究物产之地，一概下郡县征之。郡县逼迫小民，鸠敛金币，诣京师博易输纳，而商贩之徒乘时射利，物价腾踊数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缘为奸，计民所费，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余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产之地计直市之，若仍蹈故习，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诛不宥。”

　　仁宗尝谓翰林儒臣曰：“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来朝野物议何如？凡军民中利有当兴，害有当革者，卿等悉为朕言，当审其可否，悉行之，庶几少纾民困。”

　　长沙民有自宫求进者，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

　　仁宗即位后，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谕之曰：“卿等皆国家旧臣，又事朕于春宫，练达老成，今朕嗣位，军国之务重，须卿等协心赞辅，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其母惮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祖宗付托之重。”

　　衍圣公来朝，旧皆馆于民间。仁宗即位，孔彦缙入贺。仁宗谓侍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乃赐今宅。

　　嘉河卫指挥阿必察遣头目咬纳等来朝，奏乞授咬纳等本卫指挥，仁宗谓侍臣曰：“一来朝遂授指挥，再朝当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赏之？”不许。

　　四方奏报雨泽章疏，旧皆贮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贮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盖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

　　仁宗尝谕鸿胪寺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

　　仁宗闻京城军民私宰牛者甚众，因叹曰：“愚人苟图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罚，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直追钞，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谓户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欤？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赈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以群臣进言者寡，敕谕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统，君临亿兆，顾天下之广，庶务之繁，岂一人所克独理？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是以嗣位之初，首诏中外，旁求直言，此实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视法，今人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岂非宪纪不振，言路犹壅？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犹，辅朕不逮，庶副倚重贤人君子之意。”

　　仁宗谕户部臣曰：“农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俟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

　　仁宗召大兴、宛平二县官，谕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罢不急之务，以纾民力。尔为京县亲民官，正宜加意抚绥，使民先受其惠。比闻在京百姓犹有困于徭役者，此皆尔等不职之故。昨敕群臣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尔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与尔约三日，凡民间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来闻。朕为尔处置。若复坐视不理，必罪不贷。”因顾侍臣叹曰：“朕忧悯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犹上下不通如此，何况数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无逸也。”

　　仁宗谓侍臣曰：“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监戒。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遂命司礼监刊印赐诸世子。

　　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辨金银珠香。本院官覆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止。

　　仁宗阅京官诰词，顾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朕见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辄自尊大，恶闻直言，左右之人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或贤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见听，亦退而绝口以图自全。君臣之间，各谓永享富贵，然未久皆致祸败。朕与卿等当深以为戒。君臣一体，务始终同心，庶几可以共图利安。”遂取五人诰词，亲御宸翰，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

　　仁宗于早朝时，见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班朝臣之下，谓鸿胪臣曰：“赞侃兄弟宗亲，岂宜过列疏远，其令班于驸马之次。著为令。”

　　仁宗尝谕杨士奇曰：“近日觉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发落，事有过处，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间已进文字来，甚惬朕心。”又曰：“《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朕恒存此心，闻群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尝不悔。”

　　洪熙中，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致，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乞敕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赴京，来不过一二十人，正副使给与驿马，余与驿驴，庶几陕西一路之人，可少苏息。臣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及硇砂、梧桐、碱之类，惟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其与民买卖，以省官府之费。”仁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所言其皆从之。”

　　仁宗谓刑部、都察院曰：“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持法明信，则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轻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恶，卿等其以为戒。卿等皆国大臣，非独自己当存矜狱之心，如朕一时过于嫉恶，处法失中，卿等更须执正，毋以乖迕为虑，朕不难于从善也。”

　　仁宗谕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贤否，军民休戚之所系。唐太宗书剌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览，闻其有善政则各疏于下。故当时所用之人，皆思奋励致治效，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皇考亦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尽识其人，又不悉其姓名，虽或闻其贤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为臣有善而上忘之，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肯自戒？如此，国家何以望治效。尔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历，揭示西序，朕得闲暇观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会，礼部尚书吕震请备礼朝贺，仁宗以山陵甫毕事不忍遽即吉，杨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备礼，遂不作乐，止行五拜叩头礼。翌日诏士奇等，谕曰：“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日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如昨日朝会，从震所请，今悔何及？赖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当，但直言之，毋以不从为虑。”

　　仁宗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侍讲王进佐之，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

　　仁宗以大祀南郊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则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皆已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与协恭，承天休者，公卿百执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庶几克享天心，风雨调顺，年谷丰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谓刑部尚书金纯曰：“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

　　洪熙元年三月，诏曰：“朕恭承大统，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爱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狱，惓惓在怀。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顾执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饰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谬妄，尤甚枉人，朕深悯之。夫五刑之条，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异处，斯已极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傅会昧情夫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许恣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人之为非，固有父子不相为谋者，肆虞舜为君，罚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链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一切勿治。尔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爱人，务崇宽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违者，必罚不贷。”

　　仁宗闻淮安、徐州、山东民饥，而有司征税方急，于是坐西角门召大学士杨士奇等，令草诏，悉免今年夏税及秋粮之半，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对曰：“斯事可令户部工部与闻。”仁宗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内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楼书诏，览毕即命用玺，已遣使赍行。顾士奇曰：“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谦因言事免其朝参，自是言事者遂少。仁宗因灾异屡见，遂敕谕群臣曰：“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烦，殆难独理。是以数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因大理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谦就职，但免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益少，岂以为无事可言与？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摅其嘉谋嘉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义。弋谦朝参如故。”

　　旧制，守卫皇城皆亲军诸卫军士，不得更番。仁宗悯其久劳，或经月不得归见父母妻子，命选散卫军之精壮者助其守卫。兵部尚书吕庆言：“守卫事重，散卫军何可尽信？”仁宗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牺牲所见畜羊少，请给钞遣官于出产之处市买。仁宗曰：“能爱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岂当惜费？比年有司不达大体，于市牺牲但准洪武中价值，凡物直随时低昂，岂有一定之理？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而祀神之物，独仍旧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牺牲，悉准在京时直给钞往市，如于所产之处时直不足，则就所在有司不系赃罚钞内补给。畿内从巡按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监市，毋致扰民。”

　　●卷九

　　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以县民艰食，采拾自给，借函关驿粮赈之，奏请秋成还官。宣宗谓户部臣曰：“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宫求用者，谓礼部臣曰：“皇考在御时，尝有自宫者，以其毁亲遗体为不孝，皆发戍交阯。今此人尚敢尔，即循例发遣，更申明禁约。”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卫军士有言民间利病者，宣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圣人不弃刍荛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洪熙时，行在礼部考山西按察司佥事不称职，例降边远杂职。宣宗曰：“退人以礼，彼尝为方面官矣。遽降杂职太过，可令为县正，不称，则如例降之。著为令。”遂降湖广应山知县。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伫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因谓尚书吴中曰：“昔魏征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交阯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劲勇善战，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五百人为中官马骥所夺，贵与贼战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刘安等请给敕命，宣宗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旧典如何？”对曰：“无之。”曰：“朕与卿等宜恪遵成宪，旧典无，不可与。”

　　仁宗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宣宗即位，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士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下吏部会户部工部议，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概为大理寺卿，同西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此巡抚之始。

　　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选授，后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命诸王婚娶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宣德时，真人张宇清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礼部侍郎胡概代为之请。宣宗曰：“僧道给度牒，祖宗有定制，无请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与。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宗谓侍臣曰：“适观大理奏录囚，有同饮至醉斗争杀人者。当其同饮之时，自谓意气相合，及醉后不复省记，遂至如此，皆酒之过。古人酬酢百拜，岂有此祸？汉以来，醉酒杀人至于亡身破家者不少。名为毒药，岂不诚然？此真可以为戒。”

　　宣德时，锦衣卫力士宁真言：“山西中条山有胆矾，乞令有司采进。”宣宗曰：“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时，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宣宗谓吏部臣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谪交阯大蛮县知县。

　　宣宗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义勇卫军阎群儿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群儿将杀之；其妻即诬群儿与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陈贵家。御史悉论斩。都察院勘验，实不为盗。宣宗谓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辄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陈，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谕决，朕必不汝贷矣。”

　　山东清军大理卿汤宗言：“济南等四府旱荒，民无食，工部派买颜料，乞暂停止。”工部言：“颜料皆陵寝殿宇待用之物。”宣宗曰：“山东之民，祖宗之民也。艰难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扰之耶？其悉停罢。”

　　宣宗尝语侍臣曰：“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时，锦衣卫总旗卫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请旌表。宣宗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章曰：“朕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经，耳目所及，军民利病，岂无可言？而泯焉不闻，岂朕之所望哉！尔国之大臣，实总宪纪，可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一切休戚，具以实闻，毋有所隐，庶副朕忧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致治在用人之说，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借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

　　宣宗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宗尝敕守边诸将严固备御，曰：“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防边之道常如寇至，则寇不至，昼夜顷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为人患者，率窥伺间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与朝臣等，乞为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尝召学士杨溥，从容谕曰：“沧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饬，所以克致太平，号称明良。若为君者不资于臣，为臣者不赞辅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也。”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仪宾庆贺行礼，旧五班次。宣德时，始以宁王言命各以品级序于同等官员之左，遂为定制。

　　宣宗闻浙江所属府县缺官数多，谕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宣宗览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宣宗御文革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

　　宣宗因侍臣言为政在人，知人为要。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棰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及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宣宗闻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因谓锦衣卫官曰：“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

　　宣宗尝谕鸿胪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固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遽至败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临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已而悉召诸学士及史官，谕之曰：“国史贵详实，卿等宜尽心。”于是赐士奇等及学士以下钞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行此礼，至节日止于露台设香案行九拜礼。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

　　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侍，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井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复谕之曰：“朕闻有道之朝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傅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卿等必有所陈论也。”已而亲制诗赐士奇等。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拣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胧绚绮疏。忽似粲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治至希唐虞。” 　●卷十

　　宣宗与侍臣论及封建，曰：“周秦享国长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刘，以农事启国，至文、武积德累仁，乃有天下。继之以成康，保恤丞民，克绍先业。秦自孝公据崤函以窥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业。至始皇吞二周、灭六国，专诈力刑罚以制天下。继之以胡亥，残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长；秦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尝作《猗兰操》赐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卫反鲁，隐居谷中。”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伤不逢时，而托为此操。朕虑在野之贤有未出者，故亦拟作其词，曰：“兰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众草为伍，于乎贤人兮，汝其予辅。”又谕之曰：“荐贤为国，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馈赆，或请治送赆者罪。宣宗曰：“被逮而致馈，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下宽恤之令，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

　　广东南海县民叶发言，番禺县径口地有银矿，民多窃取烹炼，宜开冶置官。宣宗曰：“今各处岁办银课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岂可再开银冶？”不听。

　　宣德时，有建言洪武、永乐中法制有当改易以从宜者。宣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有成宪，以贻子孙。子孙能谨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聪明，或惑于小人而变更之，不免生祸乱。如唐府兵，其制颇近古，一变为广骑，再变为方镇，遂使武夫悍卒得专方面，唐遂以亡。宋赋役，祖宗时，皆有定制，其后信用小人，变为新法，民不胜其烦扰，自是朝政反复，国是日非，卒致夷虏之祸。是皆可监。”侍臣对曰：“子孙惟恭俭，则能保守。”曰：“然而亦须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岂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与侍臣论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为人有雅量，从吏尝污金织赐衣惧欲逃者，原吉曰：“污可浣，何惧为？”有吏坏所宝砚石，匿不敢见。召谕之曰：“物皆有坏，吾未尝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宣宗以礼部所典者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及四方万国朝觐会同者，皆有事于此，遂首建之，地位规制如南京，加弘壮焉。

　　朝鲜所贡方物，旧有金银龙头盏之类。宣德五年，宣宗始敕国王曰：“金银非小国所产，自今贡献，惟以土物效诚而已。”国王感悦。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诣献陵。顾谓侍臣曰：“皇祖尝言，古帝王陵寝有崇奢丽及藏宝玉者，皆无远虑，吾子孙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语朕恒记忆不忘，今所建寝陵，皆皇祖当时规画，不敢有所增益。”

　　宣宗奉皇太后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皇太后顾谓宣宗曰：“百姓爱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孙，令问长世，千载之下，人犹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国家恒轻徭薄赋，以存恤为务，庶几为民父母之道。”于是皇太后过视道旁农家，皇太后召其老妇，问所业及安否。其妇女老稚，皆欢喜，踊跃应对，质朴如家人然。皇太后喜，赐钞帛布饮食，皆欢跃感戴。民有进蔬食酒浆者，皇太后尝之，举以与帝。曰：“此农家食也，当知之。”

　　宣宗侍皇太后，驻跸陵下，召扈从官张辅、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入见。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赞辅多用心，今国家清宁，生民无事，固是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力。”辅等叩头对曰：“皇上聪明睿智，敬天法祖，仁爱兆民，以致康济之功。此皆本于皇太后圣德大训，臣等实无寸补。”皇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祖宗积善垂庆。卿等皆先朝旧人，自今更须协力一心，非但国家蒙福，祖宗神灵昭鉴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子孙安荣永世。”遂命赐六人酒馔及白金文绮。

　　宣宗自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穑之事。因取所执耒耜三推，顾谓侍臣曰：“朕三举末，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耕者初不知为帝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跃罗拜呼万岁。命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

　　宣宗召蹇义等，语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傍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临轩策士毕，还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鲠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

　　宣德间，有建言请设谏官者，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迕，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尝曰：“‘唐太宗受人谏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二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咈，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宣宗闻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与外人，因谕侍臣曰：“洪武、永乐间，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今内官敢尔，岂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饰以彩色，又间贴金。朕恶其华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拟！”遂命司礼监榜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闻豹房勇士以民居宽好欲夺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号令儆众。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此曹敢轻易犯法者，恃中官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传朕言释有罪人，并须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当食，阴雨不见，礼部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表贺。宣宗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惧惟甚，可比于是欤？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宣宗与学士杨溥等语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终，而一言荐之，岂能保其终身？故亦难乎举之者矣。大抵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什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

　　宣德六年三月，尚书胡濙等条奏户口事宜内一款，各处军卫有司常宜省谕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系他处人民，即报官拘审，发回原籍。若纵容不举，该管旗甲亲邻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与保甲法并行，极可以防奸弭盗。

　　旧例，南京各衙门以公事诣北京者，悉自出资赁舟。宣德六年，宣宗闻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岂可自赁舟？”于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诣北京者，俱给驿。

　　宣宗御左顺门，出御制《闵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琎，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诗曰：“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礼部成，赐宴落之。命公、侯、驸马、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掌印官及本部属官皆与焉。

　　宣宗闻刑部系囚反狱，谕侍郎施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宣德间，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民私烹炼，宜开官冶。命主事郭诚往，同三司官集民丁，发地得银砂四千余斤。烹三十余日，计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所得不偿所费。宣宗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职，未惬人心，因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才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今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置极刑。尔都察院揭榜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既又敕天下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诚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军民者祖宗之军民，军民安则天下治，天下治而后有以仰副祖宗付托之重。爰自临御以来，惟以安人为心，而内官监太监袁琦随诗曰久，肆其狡险，欺谩朝廷，假干办公务为名，朦胧奏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员，毒虐军民，恣肆贪残，赃秽狼籍，金银以千万计，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视民患，徒怀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发其罪恶，已敕法司榜示天下。尔等其体朕恤人之心，务隆绥抚。民者国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为国安民者臣，尔等勉之，必使军民皆安于下，而无叹息愁恨之声，庶几尽尔等之职，不负朕委任之意，尔等勉之。”

　　旧制，进士于各衙门观政，不佥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顾佐言，始令照永乐年例，进士于刑部、都察院理刑者，与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谙练政务。

　　宣宗闻御史陈斌言，贵州所属生苗累肆劫掠，请命总兵萧授剿之，语兵部尚书许廓等曰：“蛮人虽务劫掠，若防守严密，安能为患？何至便兴兵，殄灭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岂能尽灭之？但当慎防而已。且彼虽变夷，亦好生恶死，宜令授及贵州三司差人抚谕，使改过自新，如其不悛，发兵剿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人君御世之权惟命德讨罪为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举十六相，诛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也；齐威王封即墨大夫以万家，而烹阿大夫，齐国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恶为好恶也。故爵赏刑罚至公无私，然后能服天下。”

　　宣德时，满刺加国差巫宝赤纳来诉其国为暹罗所侵扰，礼部言：“诸番贡使，例有赐予，今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宣宗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纻丝、袭衣、彩币、表里、绵布悉如他国贡使例。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则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皆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为宜。”宣宗谓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从之。”

　　宣宗尝谓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创造寺院为名，群舁佛像，遍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南京国子监助教等官，旧无皂隶给使。宣德中，以司业陈敬宗言，始给之。

　　宣宗因应天题请考官，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据文章不悖经意，即可充选。然应举之人，皆凭学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辞，亦终无益。”

　　国子监东号房，原系金吾等三卫草场。宣德间，以监生人众，特赐与诸生建房舍，其闲地给本监种蔬菜，以供会馔。

　　宣宗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母卒，问尚书胡濙曰：“英母亦应得赐祭及营葬否？”濙对曰：“旧制，官三品四品父母丧，曾受封赠者，官为营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宣宗曰：“儒臣吾所优礼者，况非此母无此子，其遣官赐祭。”仍命有司治葬，勿为例。

　　宣宗因侍臣观《宋史》，闻侍臣言宋家武备不饬，率流于弱，当时未必无将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诚失之弱，将帅虽有才亦不得展，必为小人所坏。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

　　宣德间，御史朱鉴言：“洪武间，各府州县皆置东西南北四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石。仓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民受其惠。今各处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仓廒废弛，谷散不收，甚至掩为已有，深负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县修仓廒，谨储积，给贷以时，征收有实。仍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监察御史巡察，违者罪之不恕。”宣宗谕行在户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近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废弛。言者比比，而未有兴复之者。尔户部亦岂能无过？其如御史言，违者从按察司监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闲，阅内库书画，得元赵孟ぽ所绘《豳风图》，因赋长诗一章，召翰林词臣，示之曰：“《豳》诗周公陈后稷公刘致王业之由，与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穑艰难。万世人君皆当鉴此。朕爱斯图，为赋诗，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励，尔其书于图之右。”

　　宣德间，因天文生、阴阳生有司概编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阴阳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间，苏州知府况钟言：“御史与外官相见礼仪，及凡迎诏敕诣，学校皆有一定礼制，比来各处公差御史，多有违越礼分，各府知府亦有自顾茸贪暴，畏其纠劾者，接见御史，谄谀拜跪，甘受詈辱。间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辄求小过，擅作威福，使贤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约。”宣宗命行在礼部同翰林院会议申明。

　　宣宗曾敕谕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贤为要；事君之道，荐贤为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负荷之重，必得贤才，共图治理。夙夜在念，寝食不忘。尝敕朝臣三品以上举荐所知，又出示《招隐》、《猗兰》之作，庶几群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曾有举荐，其余旷时积月不举一人，岂果无遗贤欤？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欤？岂典铨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诚心求贤望理，不图臣下玩为虚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乎？尔吏部即会在京三品以上官，众议推举有才行者，有文学者，具名来闻，朕擢用之，毋徇私滥举塞责。”

　　宣德间，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劝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由，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宣宗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屡有言者，已命尔申明旧令，至今未有实效。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宣宗谓侍臣曰：“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出所赋《织妇词》以示，曰：“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劳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其词曰：“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斯螽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先夙兴。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纩。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沉思一怜汝。”

　　旧制，诣郊坛皆朝百官后乃行，至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谕礼官：“明旦早行，不视朝。”既至南郊，躬诣神厨，凡诸祭物一一阅视。召太常寺官，谕之曰：“祭物固应精洁，典祭之官，皆以虔诚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执事，分毫无慢，庶几神明有歆享之道。”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请配神，太常寺所进祝版误书月日，宣宗览之，促命改书。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责之曰：“一岁之间，两祭社稷，而于祖宗前怠忽如此，岂是小过？汝等皆授职有年，正是官怠于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庙以有事为荣，若再蹈前失，理无再宥。”

　　宣宗闻各监局小内使多为僧人所惑，有长素食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召监局之长，谕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于善，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恶念，即是地狱。所以经云即心是佛。今后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即是修行，敢有潜逃为僧者，皆杀不宥。”

　　宣德间，广东按察司佥事曾鼎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当离俗。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处寺观田地，多在邻近州县，顷亩动以千计，谓之寄庄。止纳秋粮，别无科差。而收养军民子弟，以为行童，及匿逃军逃民，代为耕种。男女混杂，无异俗居。又有荒废寺观土田，报为寄庄，收租入己。所在贫民无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丰富，安坐而食。乞敕礼部会议，取勘僧道寄庄之田及废寺观田。有人耕种者，开报佃人户籍，顷亩多，则均分本处无田之民，以供徭税。其私置庄所，隐逃军逃民，男女杂居者，所在法司，严捕治之。”

　　宣宗谓少傅杨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简庶吉士俾进学，因思贤才必自国家教养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诗述意，卿当以朕意谕之，俾知自励。”诗曰：“国家用贤良，岂但务精择。贤良之所出，亦自培养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皇祖简贤科，教育厚恩泽。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绩。朕心切旁求，夙夜恒侧席。是科凡百人，中岂乏卓识？爰拔俊茂资，将以继往昔。优游词垣内，研究古载籍，搞辞务淳庞，励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泽物兼辅德。勖哉副予望，奋志毋自画。”

　　宣德间，湖广荆门州判官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妄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奸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革奸弊。”从之。

　　文武官俸，每石旧折钞二十五贯。宣德九年春，掌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议欲每石减作十贯。少师蹇义言：“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濙乃减作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礼部尚书胡濙言：“景星见西北方天门，考之占书，天子至孝，任贤使能，海内欢悦，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则景星见。今睹斯瑞，实皇上圣德、海宇太平之应，请偕文武群臣上表贺。”宣宗不许。遂敕群臣曰：“古之人有言，时和岁丰为上瑞。今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四方告饥，不可胜纪。朕每念天与祖宗付托之重，内惭于心，夙夜之间，惓惓祗惧。星文之瑞，何救民之饥而欲表贺哉？圣贤之心，惟德是敬，恒钦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尔文武群臣，尚其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为本；典军旅者，以武备为重；任刑法者，以平恕为要。敬慎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生灵之颙望，上答天地宗庙之付托，而吾君臣亦得同享无穷之美。钦哉，其止勿贺。”

　　翰林院待诏邹循当授敕命，言其父缉先以侍讲事太宗皇帝，复以中允事仁宗皇帝于春宫，历二十余年，升左庶子，卒不获生受诰命，臣秩卑，于例不应得封赠，伏乞矜赐。宣宗曰：“皇祖往征北虏，命朕居守北京，时缉恒在左右，所言皆正，盖良臣也。”命吏部特与缉及其妻诰命，不为例。”

　　宣宗朝罢，出《思贤》之诗，以视群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贤臣相与赞辅。虽屡诏求贤，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诗以著予志。”诗曰：“天命赫赫，付畀万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功，其责在予，亦惟求贤，以求厥图。尧舜大圣，咨于臣邻。汤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辅。惟时匡辅，百工允厘。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贤，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戋戋，命彼皇华，历于丘园。庶几多才，拔茅连茹。奋其功庸，翼我王度。维天昭昭，维岳降灵。笃生贤哲，聿驰骏声。启予沃予，以迪先德。扬其耿光，有永无斁。”

　　宣宗因与侍臣论晋事，曰：“古先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于是荡然，岂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萧山人。为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体。仁宗有意进用之，一日顾谓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翘楚者。”

　　宣宗尝谕右都御史熊概曰：“朝廷优恤军士，给以衣食，欲其得所。比闻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诛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粮，克减冬衣绵花。亦有都指挥、指挥假托公事，遍历取财，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所以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窜。朝廷任彼抚绥，乃更肆为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诛，则是不教而杀。尔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处死，家属戍边。”

　　宣德末，刑科给事中年富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国家可忧，戎狄为甚。自永乐以来，招纳丑类，縻以官爵，杂处京都，坐费国用。养乱召危，必由于此。乞敕大臣，历考明验，参酌成规，皆遣还故土。以慰彼思，释我内患。”

　　年富又言：“近年军民之家，逋逃规免税徭，明为僧道，累以万计。不织不耕，坐食温饱，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败伦伤化，莫此为甚。乞敕礼部令各处寺观僧道未度者，悉遣复业，隐占者逮问还俗。”

　　宣德十年，敕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凡政事得失，军民休戚，皆所当言；纠举邪慝，伸理冤抑，皆所当务。比之庶官，所系甚重。近年以来，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谙；或逞小才，以张威福；或搜细过，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权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无伸。而风纪之道，遂致废驰。自今监察御史有赃滥及失职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黜退。按察司官有赃滥及不称职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黜退。仍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阙，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闻奏，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滥及不称职，举者同罪。”

　　给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诏免灾伤，税粮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输租如故。乞命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处饥馑，官无见粮赈济，间有大户嬴余，多闭粜增价，以规厚利。有司绝无救恤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仍免富人杂役为息，候年丰偿本。”从之。

　　●卷十一

　　英宗初即位，敕省诸冗费，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议，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省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糖蜜果品减旧数三之二，其添造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尽行革罢。厨役六干四百余名，拣选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广、江西等处荐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为四千斤。

　　英宗初即位，敕工部曰：“洪武永乐间，各处府县岁贡彩假，工部验中方送内库，且无贿嘱及包揽之弊，故皆精密鲜明，足称朝廷赏赍，亦不虚费百姓财力。近年以来，徒见糜费民财，而假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盗易换。且听人包揽解纳，及至京，该部该库官吏人等，又从而求取贿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恶，悉送内库。此积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礼监取洪武、永乐间伫丝纱罗绫绢之类，与尔工部及各布政司府县，务以此为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监察御史同尔工部官辨验，仍委司礼监官参视，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当进正统元年《大统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

　　正统初，大学士杨士奇等言：“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难通，少有阻隔则粮饷不足，实非长久之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递之费，此实国家经久长策。”于是拨京军三万，就近地下屯。

　　正统初，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言：“夷狄为患，自古有之。若处之辇毂之下，宠以崇高之位，其能摅诚尽节如金日殚，万无一二；忠爱勤劳如仆固、怀恩，尚不克终；至于桀黠难驯如刘渊之俦，殆不可缕数。往事甚明，皆足为鉴。今归顺达官人等，日累月增，动以万计。固难阻向化之心，亦当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将新降附者，量赐赍装，遣往江南卫所，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

　　永乐中，以驼毼温暖，令内官于所出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疋，自后岁以为常。至正统初，陕西右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氁毼九百余疋，复加造驼毼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从之。

　　正统元年三月，擢一甲进士周旋为修撰，陈文、刘定之为编修，赐羊酒宴于本院。

　　正统元年九月，尚书胡濙自劾不谨失行在礼部之印。英宗不问，为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礼部印。

　　正统初，以两京御史及天下知县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员；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员。

　　正统初，有继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问拟不孝重罪，大理寺评事吴亮驳奏冤抑，英宗敕法司：“今后继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邻佑保实，取问如律，如有冤枉，即与辩之，著为令。”

　　正统初，吏部主事李贤言：“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边军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达官，岁省数十万之费，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兽心，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达人在胡，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备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乱，可不鉴哉！乞敕兵部将达官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鲁穆由御史为福建金事，刚方廉介，理冤绳奸，执法无私，人目为“鲁铁面”。后为佥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赙助具棺敛焉。

　　云南晋宁州塔墩有大树颇著灵异，土人号为“塔墩圣母”。永乐时，大风折其树，军人陈福海钜以为板，内有神像，戴冠执简，容貌如画，人皆惊异，立祠以祀。正统初，州官请加封号，英宗谓礼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礼也。”圣见之不惑如此。

　　正统初，达官军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财。御史成规以为言，英宗诏锦衣卫兵马司分捕之。犯死者于犯所枭首，徒流者发边卫充军，仍罪其头目。若地方被劫夺而官校纵容者，重治以罪。

　　正统二年，敕谕尚膳监及光禄寺曰：“比闻进宫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还一二，光禄寺不以奏，尚膳监不以言，重复造用，甚费财扰民。今后凡进食物必须印信揭帖，备书器皿扛索之数与收领内官姓名，尚膳监如数还之，不足即以奏闻。敢隐瞒扶同者，悉坐以罪。复敕宫中六尚司知之。”

　　正统初，敕工部曰：“今军器缺用，尔工部会同五府、兵部、锦衣卫、司礼监、内府各监局，往年退出诸色军匠，择其精壮者，令在营操备。老弱者仍送原衙门，与见在匠役成造军器。尔工部、司礼监各遣官提督，务在坚利，使可经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库支用，勿复科派有司扰民。每季仍以造完数目具奏，以凭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营私以取罪戾。”

　　正统二年九月，早朝钟既鸣，有京卫指挥张胜等八人潜坐阙右门，为给事中所劾，皆谪戍边卫。

　　先是进表官无定例。正统二年十月，始从礼部言，自今惟圣节表令三司堂上官躬进，正旦、冬至遣首领及所属佐贰官代行，遂为例。

　　故事，享庙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统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宣宗忌辰。礼部请于西角门视事，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统初，刑部申明旧制，凡民讦官长，宜量加责罚，不许摭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妇女非犯奸恶杀人及毁骂公姑不孝等罪，并免提问。

　　正统三年，山东东平州知州傅霖言：“皇上肇登宝位，却珍奇之献，罢不急之征，命巡抚侍郎督粮储，命监察御史清军政，一切内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沭浴圣泽，欢欣踊跃，以为尧舜之治复见于今日。然臣切见徐州、临清等仓，仍用内官收粮；淮、浙等处盐场，仍遣内官并锦衣卫官校缉捕。以臣愚见，各处收粮自有州县官员，巡盐已有监察御史，凡有规避，律具明宪，又何用内臣并锦衣卫官校以瘠民膏血而骇民耳目乎？”英宗嘉纳之。

　　正统初，三氏学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无繇；子皙，伯鱼父也，从祀廊庑，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纥元已追封启圣王，创殿于大成殿西崇祀，而颜、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鱼子皙仍为侯爵，乞追封为公，偕颜、孟之父俱迁配启圣王殿，庶名位胥安，人伦攸叙。”英宗是其言，命礼部行之。

　　正统三年四月，以监试岁贡生员不严，致有商议及易卷之弊，下编修谢琏及监察御史赵全等于锦衣卫狱。当时之严于廷试如此。

　　正统三年五月，御史郑颙奏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每遇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差内官锦衣卫官抽盘，不无停滞损坏。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其顺天府都税司并塌房课钞，宜令顺天府置簿按季填报，以凭稽考。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滞，不必专委内官。

　　正统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顺天府科场失火，焚东南席舍并对读所，延及厅事而止。府尹姜涛暨御史时纪等上章请罪。英宗特宥之，命于本月十五日为始再试。

　　正统三年十二月，英宗谕都察院臣曰：“比闻闸办银课扰民，已皆停罢封闭，各处坑穴，禁人煎采。近闻浙江、福建等处有等顽猾军民，不遵法度，往往聚众偷开坑穴私煎银矿，以致互相争夺，杀伤人命。尔都察院即揭榜禁约，今后犯者，即令该管官司拿问具奏，将犯人处以极刑，家迁化外。”

　　正统四年，英宗问户部臣，永乐、宣德间，宣府、大同二边军粮供给若何，及有无运送银绢布疋之数。户部言：“国初，大同粮料俱系山西布政司供给；永乐十九年方起倩军夫于京仓运送粮料二十万一千一百余石于宣府；宣德六年至十年，亦于京仓通州攒运粮料三十八万石赴宣府；其山西税粮岁止拨四十万石或三十万石赴宣府备用，并无运送银两布绢。其后，宣府陆续添设保安等卫所，通旧八卫，共一十九卫所，官军数多，于是每年奏令粮户赍价于松江等处收买布疋，或遣人解银前去准籴，或出京库绢运彼，准作官军月粮。此皆权时制宜以足边防之用也。”

　　正统四年十月，有窃瓦剌贡使银物者，获之，命斩于会同馆以徇。

　　正统初，成国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员俸粮，每月关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运粮，除正数外每军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一石。”英宗以带运艰难，不欲重困军士，止而不行。

　　正统五年，朵颜卫都指挥同知朵罗干遣使朝贡还，易得犁铧，为关隘所阻，不得出。英宗谓兵部臣曰：“远人当怀柔，农具故未有禁，听其归，勿阻。”

　　正统时，敕谕文武百官，内一段言：“朝廷于百司设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与佐皆当以诚相与，有善相辅，有过相规，彼此协和，事乃有济。不可专恃己见，不采众善。属宫中，贤者须礼之，不及者须教之，不肖者须明其罪黜之。如或悦谄谀纳浸润，则贤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与成功？尔大臣宜体朕心，表率群僚，钦哉。”

　　正统五年，用大学士杨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渊等往各省直修备荒之政，赐之敕条列合行事宜。一、见今官司收贮诸色课程并赃罚等项钞贯杂物可以货卖者，不拘稻谷米粟二麦之类，贸易储积，并须照依时值，不许亏官损民。凡州县所积预备谷栗，须计民多寡，约量足以备用。如本处官库见储钞物不敷，于本府官库或本布政司官库支买；如又不敷，移文户部，奏闻处置。一、凡丁多田广及富实良善之家情愿出谷粟于官以备赈贷者，悉与收受，仍具姓名数目奏闻。一、籴粮在仓，须立簿籍二扇，备书所积之数，用州县印钤记，一在州县收掌，一付看仓之人。但遇饥荒，百姓艰窘，即便赈贷，并须州县官一员躬亲监支，不许看仓之人擅放。二处簿籍放支之后，并将实数具申户部。所差看仓，须选有行检老人富户就兼收支，不许滥设。一、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折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深负祖宗仁民之心。尔等于所属府州县，并须亲历查勘，前项官仓粮储原数，实在几何，百姓借用未还亏折几何，务要根究的实，着落前后经手人户供报追价，不许听其诡诈指扳死绝逃亡人户搪塞遮掩。追完之后，令照例纳米赎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论赦前后，械赴京师，发戍辽东边卫。一、比先所建预备仓廒，或为豪民所据，责令还官；或年深毁坏，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为起盖。如本处有空闲官房，许令折用，并须完固可以经久。一、洪武年间于各州开浚陂塘，以防水旱，盖永远之利。亦因后来有司不得其人，视农事如等闲，委而不问，以致土豪奸民掩为已有；或湮塞为田。尔等须一一亲历踏勘，如有前弊，责令自备工力如旧修筑坚固还官，悉免其罪，如隐占不还，及违限不即修筑者，亦械赴京，发戍辽东边卫。一、凡各处闸坝陂堰圬田滨江近河堤岸有损坏当修筑者，先计工程多寡，于农隙之时，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紧要之处，其余以次用工，不许迫急。其起集人夫，务在受利之处，验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务在坚固经久，不许苟且，府县正佐官时常巡视，毋致损坏。一、各处陂塘圩岸果有实利及众，比先有司失于开报，许令开陈利民之实，踏勘明白，画图贴说，具申工部定夺。如利不及众，不许虚费人力。一、但遇近经水旱灾伤去处，预备之事，宜暂停止，待丰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过州县仓廪谷粟充实、陂塘堤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虚废坏等项，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闻，如或贪酷虐民，验有实迹，就便拿问。一、今后府州县官考满赴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吏部行该部查考虚实，以凭黜陟，事完回京。仍将所备谷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闸坝，备细造册具奏。遇有兴利除害之事难以处置者，具奏来闻。”

　　正统间，山东乐陵县筑仓起土，得白金九锭，重三百九十余两。有司以闻，英宗命易粮贮仓，以赈贫乏。

　　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绐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宜亟返邦国。”以黄纸为书，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执送总兵官柳溥。械至京，会官鞫之，乃言其姓名为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贵州至广西。英宗命锦衣卫锢禁之，凡四逾月，死狱中。其同谋僧十二人，俱谪戍辽东边卫。

　　正统时，司礼监火者贾麦儿以私事嘱吏部尚书郭琎、户部尚书刘中敷，皆从之。事觉，英宗命宥琎、中敷，戒勿再犯。麦儿送法司论如律，枷示于司礼监之新房。

　　正统五年岁暮，敕文武群臣曰：“昨钦天监言，正统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护。朕惟事天之诚，虽微必谨，敬天之变，岂以微怠？况兹岁始，阳德方亨，致灾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群臣悉免贺礼，及期救护如制。”

　　正统时，广东南海卫指挥曹忠等送占城国进贡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礼部请治忠不谨之罪，英宗特宥之。

　　巡抚左侍郎于谦言：“臣奉命总督河南、山西二处预备粮储，今在仓各以数百万计，第恐有司不谨，复如前日他处事体。臣欲于每岁三月初，令州县记其缺食之家申达，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给。其所给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蚕麦既收，随即住支。仍将所给之数申报上司及户部。候秋成抵斗偿官，岁终仍报所偿之数。果有贫乏及笃废老疾不能偿者，官为设法补完，毋损原数。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薥秫，次黍麦，次米稻。后先有伦，毋致红腐。州县官有能设法经营，使新陈相易，不致浥坏者，听。当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仍令风宪官稽考伺察。如此，则出纳以时，而所贮不腐，防闲严密，而奸弊不生。”从之。

　　正统中，御史彭勖疏言僧道三害，请凡僧尼未度者，皆令还俗。丛林不许创立，官民之家不许修斋设醮。事下礼部、都察院，尚书胡濙等查洪武间禁约条例入奏。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约，违者依律罪之。寺观有赐额者，听其居住，今后再不许私自创建。

　　正统六年四月，成国公朱勇等奏，准选骁勇都指挥等官纪广等五十一员、熟闲骑射幼官赵广等一百员。至是，英宗命置学，授官以训诲之，除教授一员，训导六员。此京卫武学之始。

　　正统中，汉中府石泉县教谕黄士文言，本县民止一里五十六户，每春秋祭文庙，用猪羊五十四只，帛三十六段，措办实难。下礼部覆议，凡州县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释菜礼，过三里者仍旧制。

　　正统时，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郑颙等奏：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晋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至东影山遭风桅折，进港修理，妄称进贡。今已拘收人船，将前项物货并护船器械发福州府大储库收顿听候。英宗曰：“远人宜加抚绥，况遇险失所，尢可矜怜。其悉以原收器物给之。听自备物料修船，完日催促起程。回还本国。”

　　正统七年正月，鸿胪卿杨善奏：“孟春享太庙，赐陪祀官胙，应臣等引奏谢恩，其光禄寺卿奈亨不预报知，法当究问。”亨奏：“旧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庙社稷，看牲、省牲官复命，俱在百官行礼之先。今孟春亨太庙，杨善止容天地坛看牲官于奉天殿复命。俟百官行礼毕，方令太庙省牲官于奉天门复命，事属紊乱，乞治其不敬罪。”英宗两释之。至是，善复移文礼部，言亨不由儒业发身，不谙祖宗制度，妄加訾议，乞考定申明。尚书胡濙等议奏：“自今看牲省牲及钦遣祭旗纛等神，凡遇圣驾升殿，俱于殿中复命。若御奉天门视事，亦于百官未行礼之先复命。”从之，著为令。

　　旧制，朔望各衙门堂上官皆支光禄寺酒馔，正统七年，以光禄寺卿奈亨言始罢之，著为令。

　　正统间，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参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太仆寺乃旧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请俟建六部完，以旧兵部为寺。许之。

　　正统时，山西太原左卫卒张敬言：“顷者，山西获贼官校之升多非实功，有所司受赂阴与擒获者，有私赂狱贼诬平民于官后乃擒获者，有市他人所获为己擒获者。夫赏当功，则臣下亦罚当罪，则奸邪息。此属虽绐朝廷得官，然众耳目不可涂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明升之职，重置于法，则奔竞之路塞，公正之门开，人人务立实功矣。”都察院议宜行敬言于天下。从之。按此疏最中今日之弊。

　　正统间，江西所造九龙九凤膳亭及龙凤白瓷罐，俱不及式。工部请治提调官罪，复令改造。英宗恐劳民，诏勿改造。提调官宥之。

　　工部尚书吴中，山东武城人。有才能，然惟声色货利是好，宠妾数十，甚畏其妻。尝领诰命，妻命左右诵之毕曰：“此文天子自为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当。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为妇人所诮，亦足羞矣。

　　正统间，大学士杨士奇言：“臣蒙先朝赠臣祖公荣为少傅、祖母胡氏为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将实伯祖公辰、伯祖母严所出，继公荣后。今公辰嗣绝，臣兼承其祀，伏见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亲，国朝惟有封赠亲生祖父母之制，无及旁亲之令。今公辰虽于臣称为伯祖，严氏称为伯祖母，实臣亲祖父母，非其余旁亲之比，伏望圣仁不循常例，臣本身及妻即今所得诰命，移赠伯祖公辰、伯祖母严氏，俾得沾恩，光显无穷。不胜拳拳，祈恩之至。”英宗命并予之。

　　福建尤溪县银屏山自永乐间县民朱得立开采纳银，宣德间设官局，后奉诏书罢局封坑，而坑首额户犹照旧纳银。布按二司以为言，英宗曰：“生财有道，不在坑冶，况万民以为益乎？其即罢之。”

　　正统时，陕西管粮参政年富奏，各处进贡马无应付事例。英宗命每匹日给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统时，御史时纪往陕西，枉道回家娶妾。英宗闻之，诏逮纪下狱。仍谕三法司曰：“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如监察御史时纪，因差往陕西，枉道回家，及与长垣县县丞萧节之夤缘交结，挟势娶民间女子为妾，背违礼法，有玷风纪，已付法司问罪。自今尔等差官出外，必精选知礼义廉耻、明达大体、无贪污淫秽之行，然后遣之，仍严加戒饬，庶几纪纲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饬、违礼犯法者，尔堂上官即具实举奏，以凭降黜。若堂上官徇情党比，以致贤否混淆，旷职废事，并罪不宥。”

　　正统时，御史彭勖言：“郡县守令，凡遇水旱灾伤，虑勘覆之劳，匿不以闻。间有上陈者，部司又以国用不敷，不为停免粮税，以致冻馁，贫困流离转徙。臣于凤阳、颖川一带所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凤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比因累岁荒歉，税粮孳牧，逋负者多不能陪纳，有司不量民情，又且责偿远年赈济粮米，饥窘日切，棰楚日加，若不转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议其便利。凡天下旱涝之处，一应应征钱粮盐钞并孳牧杂办赈济仓粮，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不问土著流移，验口赈给。其守令功绩，必考其户口增减以为殿最。则有司必勤于抚字，生民必得其安养，不负列圣保邦制治之仁矣。”英宗从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统八年，敕云南大理府知府刘烈曰：“以尔廉平公正，命长郡治。尔宜体朝廷简拔之意，益励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属，宣布德泽，爱恤吾民，审度人情，因俗为治，利所当兴，弊所当革，尽心尽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礼教兴行，斯尔之称。所属官员果有贪淫不法，蠹政害民，情状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实奏闻，其余尔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罢软老疾不胜任者，亦开具奏来。寮佐官及所在卫所官，或倚恃豪强，非分害民，明指实迹奏闻。一应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为民患者，即举问如例。”

　　正统时，大理寺奏：“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备照，赦后三犯者绞。英宗曰：“律为常法，赦乃一时恩典。自今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

　　正统时，刑部强盗越狱。下尚书王质等于都察院鞫问。狱具，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狱王温等，谪戍威远；黜巡风主事王俭为民；降尚书王质为户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为浔州府知府。其原问郎中等官，以不早归结，各降黜之。

　　正统八年，兴平王尚旃奏：“臣长子志臬蒙恩赐一品冠服，乞并给与禄米供赡。”户部言：“《皇明祖训》无郡王长子支给禄米例。”英宗曰：“《祖训》所当遵守，吾岂俭于亲亲邪？”遂止不给。

　　正统八年，敕谕内官内使曰：“祖宗旧制，内官内使职掌内府事务，纤毫不敢透漏。今尔等有不遵法度，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交结，透漏事情，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借拨军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问。自今宜相戒饬，谨遵法度。其有徇情违法者，必罪不宥。”

　　正统时，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英宗命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正统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以进表至京宿娼。事觉，谪戍威远卫。

　　庆成宴，带俸官不得坐。正统九年春宴，带俸指挥使李春、指挥佥事王福不应与宴，入席搀坐，为礼部所劾，下法司论罪。

　　正统时，安定卫国师摄刺藏卜等以朝贡至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赐车辆糗粮。英宗以茶数过多，诏允安定王五百斤，官为运去。其国师二百斤，徒众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运。仍命礼部著为令。

　　正统时，府军前卫指挥佥事鹿麟受枉法赃，卖放操军三十九名。事觉。英宗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场号，令仍发辽东铁岭卫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统九年，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开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行嘱托，规从轻省之处。如东直门牛房，岁汁用草止十五万，今添纳至三十余万。积聚既多，久则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该管官司，畏避权势，辄与收受，以致给军多不堪用。及至支盐，又嘱管盐官搀越关支，倍取利息。致无势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丧赀失业，嗟怨莫伸，其弊不可胜言。此皆尔等不能体国利人，循情受嘱之故。今姑宥尔等之罪，以后必须严谨禁约，草听殷实，军民承纳，御史监收，但作弊者即拿问具奏，官豪势要及该管官员之家，不许仍前承纳，与民争利。违者听御史举劾。各场务会计岁用之数拨纳。果有多余，设法另行堆积，以备支用，毋得滥收作弊。各处中纳盐粮，务要干圆洁净，敢有仍前挟势将杂糙米上仓，及该管官司听嘱收受者，听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拿问，情重者具奏处治。御史提督官纵容不举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财教唆捏写诵状诬告平人者，刑部奏，虽称教唆，不系越诉。英宗命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间福建各场岁课银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福建增至三万二千八百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二千七十余两。宣德间，福建又增至四万二百七十余两；浙江又增至九万四千四十余两。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苏息。至是，有盗矿脉相斗杀者。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各言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事下二处三司议，福建三司附言，浙江按察使轩𫐐等奏曰：“复开银场，虽一时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间，恐有司横加科敛，人心摇动，其患尤深。为今之计，莫若择官典守，严加禁捕，则盗息矣。”朝廷是𫐐言。已而，刑科给事中阵傅复请开场，中贵与言利之官相与附和。乃命户部侍郎王质往经理。今福建岁课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浙江岁课四万一千七十余两。盖比宣德时减半，而比洪武时已十倍矣。至于内外官属供亿之费，殆过公税，厥后民困而盗益众，至正统十四年，王师戡定，民始安戢云。

　　旧制，税课司局官攒不给俸，日令巡拦供给。正统九年，山西太原府税课司巡拦言其所收钞少，供给太重。英宗命各处官攒悉照资品给俸，革其供给，后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统九年闰七月，敕谕云南总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银坑年远坍塌，即今军民缺食，用人采办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计。顷因言者以云南罢敝，虑军资民食不给，欲因山川之利，以资官民之用。今尔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偿所费。朕闻之恻然。敕至即如旧停止，与民休息。”

　　正统时，大理寺卿俞士悦等言：“例文职受财枉法，满贯当绞者充军，其不满贯者，俱赎罪为民；武职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者概充军，则前功尽弃而罪反重于文职。乞令武职受赃私纵操卒满贯当死者充军，其余不满贯当流徒杖者如旧赎罪还职，则不惟优待武臣，抑且宽恤刑典。”从之。

　　显陵神宫监右少监阮菊擅伐陵树百余株私用。事觉。英宗命斩之。

　　正统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驸马都督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人懒慢不朝，请治以罪。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规法？”命跪于午门前以愧之。

　　正统十年，英宗召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洪武以来，寺院庵观已有定额，近年往往私自创建，劳扰军民，其严加禁约。除以前盖造者遇有损坏，许令修理，今后不许创建。敢有故违者，所在风宪官执问，治以重罪。若纵容不问，一体究治不宥。”

　　正统时，平乡伯陈怀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吴浩胆略超异，武艺精熟。乞取到京擢用。英宗曰：“吴浩有胆略、材武，正可保障边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来。”因谓兵部尚书徐晞等曰“自今在边有材略者，毋得辄动，著为例。”

　　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查、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

　　英宗尝谓吏部尚书王直等曰：“给事中以封驳纠劾为职，不徒侍从而已。故居是职，非得行检庄饬，才识优长，仪貌丰伟，语言端正者，其曷克称？今后务慎其选，毋视常轻畀，庶言职得人，有裨于治。”

　　正统时，大同参将石亨奏：“国家设法推举武职，诚当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记诵之学；熟于弓马者，不过匹夫之勇。临敌致胜，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谋在心，未曾试用，莫得而知。所以，汉、唐以来，皆设军谋宏远、知识绝伦等科，令其各陈所能应诏。如赵充国以良家子应募；郭子仪以武举自进。设使当时拘于保举，岂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后乞许其自陈，起取试验，果有可取，令于各边总兵官处谋议，果能措置得宜，实有功效，然后不次升擢之，则得实才为国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举荐及自陈者，具名奏闻定夺。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许擅离职役。”

　　正统时，陕西副使陈嶷先奉敕赴陕西提督水利，行至临清闻丧。以敕付县官奏缴，径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嶷不面白取旨，擅自奔丧，宜治罪。英宗曰：“嶷诚有罪。然子闻母丧，情迫于内，观过知仁，其宥之。”

　　正统时，福建复开银场，贼首叶宗留等率众称乱。巡按御史请于处州、建宁等处各除抚民官一员，且调福建兵擒剿，浙江兵策应。奏下，户部请令廷臣会议。英宗曰：“此何必议？止盗莫如择人，诚得其人，贼可平矣。府县添设官，准其请，务选贤者任之，使盗息民安，浙江官军可不调。盖采矿皆小民失业所为，今宥罪，令复业，理当退散。若复不散，然后调军，则彼伏辜，而朝廷亦不伤好生之德矣。”遂命户部郎中杨谌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于各银场晓谕。

　　旧制，立春，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后复四拜毕。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头贺礼。正统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礼部言：二节同一日，宜杀立春礼。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后，文武百官即入班行贺正旦礼。从之。

　　正统十一年。有僧四人私建寺于彰义门外。为御史林廷举所奏，英宗特命发边卫充军。

　　北京试院乃旧礼部。正统时，以今礼部成，始改旧署为试院，初修时，计屋八十二间。

　　正统十二年春，英宗谓工部臣曰：“官民服式旧有定制，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者。尔工部其通谕之，此后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正统时，弥陀寺僧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近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输税。然臣空寂之徒，乞赐蠲免。”英宗曰：“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

　　英宗御奉天门早期，退谕礼部尚书胡濙等曰：“朝廷人材须要作养，方获实用。今命翰林院侍读等官杜宁、裴纶、刘俨、商辂、江渊、陈文、杨鼎、吕原、刘俊、王玉每日俱在东阁进学作文。仍令学士曹鼐、陈循、马愉严督考试，务期成效。凡会讲时，轮流经筵侍班治事。”

　　正统时，曾敕礼部曰：“擅留阍者，朝廷具有着令，日者太监喜宁乃敢私收役使，纵令生事扰人，已敕法司擒问如律。尔礼部其移文申谕内外一切官员人等，有私收者，许即连人首送，俱宥不问。匿而不举及自后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为人所觉，俱重罪不宥。”

　　正统时，闽县知县陈敏政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大明律》娶同母异父姊妹者，以奸论，并离异。近见世俗之人，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者；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男为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后若此依娶同母异父姊妹律减等科断，庶有以别男女而厚风俗。”英宗从其言。

　　正统时，永兴王志璞奏：“臣父永兴王嫡母高氏、生母马氏，先后薨逝，俱蒙遣官致祭，造坟安葬。但平日行实，未曾传述。恐日久沦没，子孙无闻。乞敕翰林院撰文以志，俾存没有光。”英宗以亲亲之义，特从其请。

　　旧制，赠官无赠两官者。正统十二年，礼部右侍郎马愉卒，赠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两官自愉始。

　　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郭琎为福建参议时，年二十四，人呼为小方面。

　　正统时，江陵县岁贡生员张架，以内府考试怀挟文字，英宗曰：“此辈若处以常律，不足以警后，其谪戍边卫，逃则杀之，著为令。”

　　正统时，给事中张固奏：“释教以慈悲清净为本。为其徒者，当寡欲持戒，岂期无赖贪饕，载佛像于街市乡村，鸣铙击鼓，无端诞说，惑世诬民。乞敕巡视御史及五城兵马缉拿究罪。”从之。

　　正统时，给事中张固言：六科都、左、右给事中多缺员，乞选各科年深者，以次升补。英宗谓吏部臣曰：“给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慝，举得言之。况都、左、右给事中为之领袖，非识达大体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资而用之，不亦泛乎。”

　　正统时，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青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谓兵部臣曰：“朕自即位以来，惓惓以奉天安民为心，累颁诏敕省刑赦罪，轻徭薄赋，凡可以宽恤民者，无所不用其心。又戒饬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滥役，一毫不容擅科。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邓茂七等聚众为盗，所司请发大军剿捕。朕虽遣将调兵，然犹虑其出于不得已，必有激变之者。屡遣御史赍敕揭榜丁宁抚谕，庶保全之。今茂七等果有悔祸之心，躬于延平城下输情诉冤，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张海等以闻，朕悉从之，仍敕海等明正官吏激变之罪。尔兵部可备朕言于榜，以晓谕之，俾其知国家以仁育万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轻重，但能洗心改过即日退散者，俱贷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递年逋负悉免追征。官吏人等敢有违诏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榜文已到，尚且首鼠两端，或仍前结聚，或逃匿山林，必扑灭之，不赦。”

　　英宗谕礼部尚书胡濙等曰：“宗室国之至亲。近闻内外官员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许待以酒馔，余物一毫勿与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体实来闻，不分内外大小官员人等，正犯处死，全家发戍边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隐者，治以重罪。尔即移文各衙门官员人等，一体知悉。”

　　正统十三年，朵林山卫野人女直头目朝贡到馆，径出街市强夺民货，且殴伤馆夫，为会同馆官所奏。英宗曰：“朝廷怀柔远人，加恩优待。此辈不体恩意，违法扰人，令都指挥昌英等于会同馆追问，违法者人杖三十。今后来朝贡者，赏赐后方令于街市买卖五日，永为定制。敢有恃恩玩法者，重罪不宥。

　　正统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员合用皂隶之数。文职，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内翰林院编修、检讨、六科给事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俱近侍各添一名；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翰林院译字官，每员一名。武职，五府管事都督、锦衣卫管事指挥、镇抚司管事镇抚，俱照文官品级则例。其各府带俸都督各六名；锦衣卫带俸都指挥各四名。长陵卫官系奉仁宗皇帝特恩，指挥使、指挥同知各六名；指挥佥事四名。各衙门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每处直堂三十名；鸿胪寺、翰林院每处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寺、国子监每处直堂十名；詹事府、太仆寺、钦天监、太医院每处直堂六名。光禄寺、尚宝司、六科中书科系内府衙门，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监、行人司每处直厅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寺左右二寺，每处直厅四名；刑部各司、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系理刑衙门，每处把门二名；都察院经历司、通政使司经历司，每处直厅四名；户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及各衙门司务厅，每处直厅二名；通政使司有奏诉冤枉人等，户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职方武库二清吏司，俱有军囚人等，每处看监四名。宗人府经历司直厅二名；詹事府主簿厅直厅一名；鸿胪寺司宾署、司仪署、主簿厅，太常寺博士厅，太仆寺主簿厅，各二名。钦天监主簿厅二名；看书五名；观星台把门四名。国子监绳愆厅直厅三名；典簿厅直厅二名。刑部看监旧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监旧有一百二十八名；五军都督府直堂各旧有八名；各府经历司直厅各旧有四名；锦衣卫直堂二十名；镇抚司直厅旧有五名；看监旧有三十二名；经历司直厅旧有四名。俱各照旧不动。在外司府州县官员跟用皂隶，合照在京官员品职额数佥拨。英宗曰：“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等官，系教训生徒官，每员与二名；知县系亲民正官，每员与四名。如有仍前多佥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挨究，依律惩治。”

　　英宗谓兵部臣曰：“朕临御以来，祗体天地祖宗之心，诞敷宽恤仁民之政，轻徭役，慎刑罚，蠲逋负，一切不急之务悉已停止，期所司敷宣德意，抚字黎元，臻于治化。迩者浙江处州等处，小民啸聚劫掠，已命将率兵征剿。今御史具以小民所诉不得已结聚之情来闻，朕览之恻然。圣人用法，宁失不经，仁义之师，胁从罔治。尔兵部其榜谕小民，除首恶凶犯不赦外，其余胁从及为官吏豪民激变为盗者，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户下一切逋欠税粮课。皆与蠲免，仍复其徭役三年，公私债负不许逼抑征索。敢有挟私陷害者，必重罪之。所司奉法循理，推恩存恤，俾各安生业，副朕一视同仁之心。”

　　英宗谓吏部尚书王直曰：“放回官吏挟制官府交结害民者，发口外充军。诱人为非以致盗贼生发者，本身枭首，家属发边远充军。尔吏部移文内外法司衙门，遍谕有众，使知所警。”

　　正统时，东城兵马指挥范质坐事被枷。司礼监内使邵智聪擅令校尉嘱守枷卒，俾少宽质。事觉，命斩智聪，勿再覆。

　　英宗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旧制僧道之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请，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方得申送。近闻多不通本教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籍贯，一概明请。尔礼部即行文诸司，待三年后，凡有应给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该管有司，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经，并诸品科范。番僧审通坛场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敢有似前滥保，事发，其经由诸司官吏里老，俱重罪不宥。”

　　正统十四年，刑部奏定各处生员若犯受赃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隶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近儒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

　　●卷十二

　　正统十四年，降虏之编置京畿者，因虏入寇，遂编发胡服肆掠，人目为家达子。正统十四年，侍讲刘定之疏言时政，内一款言：“往年以来，降胡皆留居京师，授以官职，给以全俸。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昨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媾，变其衣服，不许仍遵胡俗；为兵者，使与中国之兵部伍相杂以牵制之；为民者，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错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给，减漕挽之劳。臣尝于上皇时言之，智谋浅短，不足仰动天听。然今者之祸可鉴矣。”

　　景皇初即位，敕谕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惧之心，朝廷礼仪自然严肃。比闻群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礼，甚者三五成群，高谈嬉笑，略无忌惮，此恭敬之心何在？守卫官军例必辰时换直，欲彼此相识，以辨奸伪。乃今于五鼓未朝时即纷然排拥出入，甚至杂以贩鬻者，此恐惧之心何在？其榜谕皇城四门，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违者纠仪，巡视御史及鸿胪寺官举之，重罪不宥。

　　旧制，凡传奉圣旨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禄寺但附录文簿。及奈亨得罪，言者谓亨尝私馈太监王振，诈称奉英宗皇帝圣旨，日给振酒馔，法司查无覆，本当以诈传诏旨之罪，请自是每事覆本如诸司。本寺卿齐整言：“所司事冗，中旨处分，日每十余，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书不胜其繁，抑且琐碎，上烦听览，乞仍旧附录为便。”从之。

　　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景王初即位，以大官不充，罢之。

　　正统十四年，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等言：“翰林官属虽有额员，然自永乐、宣德以来，往往额外多除，皆出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称者请旨，照例升授本院之职，不拘多余，已是旧例。今本院自讲读以至五经博士等官，俱多缺员。钦惟皇上嗣登大宝，正用人之际，况文学侍从之臣，尤当精选，以备顾问，资益圣学。乞敕吏部，于本院见任官及庶吉士内推选升补讲读等官员缺。其五经博士及典籍侍书待诏之缺，俱于教官内推举，送院考补。如此，庶几官不旷职，近侍得人。”从之。

　　户部左侍郎王沦以庶吉士授司直郎，仁宗嗣位，升郑府左长史。宣德四年，随王之国，六年诏取回京，改户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长史不复别升，非旧制也。

　　景泰时，有言锦衣卫官校缉事之弊者，云多为人复私怨，指无为有，诬致人罪，且例不许辩理。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阴谋不轨大奸大恶，乃今其弊如此，后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为辩理之，如肆诬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近年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远违，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遗此虑，无子者诚有可矜。乞敕各官议，许其妻子完住。量给本处官仓俸米，以赡其家。”从之。巡抚携家始此。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言：“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

　　国子监进士题名碑原在大成门下，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景泰中，司业赵琬言，风雨飘淋，易于损坏。始命工部造屋覆盖。

　　永乐初，内阁官遇常朝，立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因不便，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后因雨，各衙门俱上奉天门奏事，五府立西檐柱外，六卿叙立东檐柱内，内阁遂无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户部尚书兼学士陈循奏，始令常朝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经筵日，同知经筵官序于尚书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旧制，岁遣御史二员于长芦、两淮巡盐；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费不给，给事中李瓒以为言，都察院遂请罢巡河御史二员，令巡盐御史兼之。

　　景泰间，给事中李锡奏：“京师物价涌贵，四方人民疲弊，光禄寺钱粮日少，乞将四月八日并端阳等节宴赐百官酒饭暂为停止。”景皇诏曰：“此祖宗旧制，不可以小费轻改。其遵行之。”

　　景泰时，侍讲邢宽以服阕复除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学士陈循等以侍讲系属官，于掌印不便，遂升为侍讲学士。

　　景泰中，给事中白莹言事，内一款言：“洪武中，凡京官本户杂泛差役俱为优免，今闻各处将京官之家，编作水马驿站等役。请申明旧章，一概优免。”从之。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论死不宥。给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杀，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贷罪。监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无知犯法，可以情而贷。若官吏以学术发身，以法律从事，操威福之柄，岂可怀私受贿，巧文深诋，杀无罪人？原其情与故杀何异？先朝屡有恩宥，皆不及此。岂列圣之仁明，有所不逮？诚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轻重也。”章下刑部，尚书俞士悦等言：“御史言是。自后故勘者宜论死不宥。”从之。

　　景泰三年秋，罢两淮、长芦巡盐御史。盐法、河道，命抚按官兼理。

　　景泰时，赦款内有诓诈财物免追者，于是京师揽纳户、车户得人财物，皆援以为例，不如约办纳装载。户部谓其骗民财，亏国用。请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计不行。从之。

　　景泰三年，以藩劳升致仕礼部左侍郎杨翥为本部尚书，赐诰命，封赠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旧致仕给俸。

　　景泰三年，命尚书都御史等官分行诸郡国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谕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为本，任官以得人为先。任得其人，则官使皆贤才，而政事无不理。政得其理，则民庶皆安养，而天下无不治。近闻各处方面有司等衙门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洁之人，虽其作为长短不同，然不失为君子。此等之人长于作为者，当明陈其事绩，可旌可擢；短于作为者，当明陈其老壮，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劝。亦有贪淫无耻、酷暴不仁之徒，虽其能否老壮不同，然不免为小人。此等之徒不必问其能否老壮，当明陈其过犯，显然证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惩。然知人之难，从古以为病，固有行实贪淫而善于结交要誉以自固者，心实酷暴而巧于容悦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见嗔于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之有也。今特命尔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察方面文职有司等衙门官，务在躬亲遍历、广询博访。果有前项君子之人，宜加礼待，存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罢软不能办理例应致仕及革职者，明白开具实踪奏来，并送吏部，应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前项小人茸不才所为太甚的然为民害者，明白开其过恶显然证佐实迹奏送，来京处治。当送问者，送按察司并巡按御史处问理，依律照例发落。夫进退人才非易事，尔须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实，公以正己之权度，恕以处人之用舍，毋惑于恩仇之嘱托，毋私于亲故之情好，毋徇于势要之使令，毋狃于利害之报复，庶副委任。”

　　景泰时，南京锦衣卫余丁华敏言：“内官十害：广积家财，金银珠玉动以万计，此从何而来？非盗府库之钱粮，则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内官专权倚势，侵占公侯房屋，兴工造作，役军劳民，其害二也；内官家人义男外亲，尽是无籍之徒，肥马轻裘，纵横豪悍，任意为非，甚至纳粟补官，贵贱不分，其害三也；盖造佛寺，费用无算，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其害四也；广置田庄，不纳粮刍，寄户府县，不当差徭，彼则田连阡陌，民则无立锥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盐数，转卖与人，先得勘合，倍支钜万，坏国家之榷法，夺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势赊卖，混赖不还，商人受害，莫敢谁何，其害七也；卖放匠人，名为伴当，办纳月钱，内府监局乏人造作，工役烦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揽各色物件，官府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其害九也；内官监工，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间，户部尚书金濂言节用粮储十事，内一款言：“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虽不费官粮而米价踊贵，实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寺观及奉旨存留外，余令回原寺观住居。仍令五城兵马司挨捕，违者俱如永乐间例，发遣充军。”

　　景泰间，尚书俞士悦言：“兵政，有国之大事。朝廷养军于无事之时，正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也。比者臣点视各营军伍，自总兵而下，私纵役占，动以万计。辇毂之下尚尔，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时，凡问私役军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敕兵部申明旧榜，严加禁革。”又言：“昔萧何入关，首收图籍；曹彬下江南，回载图书。后世皆称其贤。为治之要，固不可无图籍以资稽考也。臣见各营官军，略无籍册文卷可查，止凭自具数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将军马数目造册二本，一进内府藏收，一存本部备照。”是之。

　　景泰时，大学士商辂言：“各边操守官军，寡弱艰难。夫寡弱则不能战，艰难则不能守。切闻口外田地广饶，多被势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己。其军士非但无力耕种，亦无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既不给，则壮气沮丧，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户部选能干官，分往大同、宣府、怀来、永宁等处，会同都御史等官，将田地尽数拨与军士。令其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收成之后，并力备御。如此，则转输之费可省，又岂有寡弱艰难之足虑哉！”部覆：“请敕督抚诸臣核实举行，敢有沮坏者，奏闻区处。”

　　景泰三年十二月，礼部奏：“本部职掌四夷外国，并各处进贡金银器皿方物及赏赐之类。旧有直房三间，系吏、户、礼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处所，于内收贮各处进贡赏赐等物。今瓦剌使臣数多，赏赐动经万计，收贮不尽，遂使各官每日候朝无地可处。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间，是府军等卫带刀上直官军所处。犹有空者，乞将带刀官军并作三间，其余三间拨与本部，收贮各处进贡金银方物及赏赐钞币彩段之类。”从之。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奏：“整点各营官军。其官军不到者，动以万数，衣甲全无。盖由总兵官及坐营把总等官苟且因循，钤束不谨。乞量黜罚，以警将来。”诏：“总兵等官缺军一万以上者，罚俸半年；以下者罚三月。限半月内齐集总督等官。十日一点视，如仍前怠忽，必杀不赦。

　　景泰四年，从科臣张轼言，申禁官员子侄人等于宦所冒籍科举。

　　景泰间，御史左鼎奏：“国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逮至军兴，尤为穷蹙，于是卖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举而行之。科敛愈烦，国用愈匮。尝观汉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连岁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谓多事矣。然卒能使贯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钱，行者不赍粮，岂有他道哉！不过躬行俭约，轻徭薄赋。是以国富于上，民安于下。由是观之，欲致国用之饶裕，岂必掊克聚敛之为哉！诚能痛抑末技，严禁游惰，凡工商僧道之流，减汰抑遏，悉驱而归之农；官吏将士之无用者，罢斥拣择，毋使其冗食。开广屯田以渐实边廪，量减士卒以稍纾边饷。与凡不急之役无益之费，如寺观营造供佛饭僧之类，一绝之而不为。专以务农重谷为本，而尤躬行俭约以率之，慎择守令，严条约以督励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诚，则何患户口之不增，赋税之不广，民财之不裕，国用之不足哉！”

　　景泰间，御史左鼎等陈言时政，内一款言：“停银课以杜民患。正统年间，闽、浙俱采办银课，豪猾贪利，互相杀夺。遂使邓茂七、叶宗留之徒乘势作乱，致劳大军征剿芟除，而银课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举行，臣等谓闽、浙疮痍之民，甫能安业，诚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乞暂免采办，庶无意外之忧。”

　　景泰四年，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敕巡抚官权宜拯济。而临清县儒学增广生员王铭等四人，各愿输米五百石，入国子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呜呼！纳粟赈荒，且犹不可，滥觞至今，恃为理财要策矣，是可叹也！

　　景泰间，御史程璥言：“国子监为天下学校之首，偏在京城东北隅。乞敕工部于今年秋成之后，迁于东长安街之南。改创基图，革胡元之旧址，增辉丹垩，立当代之新规。”时议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时，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间，给事中卢祥言：“近者会议宽恤事宜。其谋逆、反叛、人命、强盗，俱许出首免罪。定不当行之例，施不当加之恩。且谋逆强盗杀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无辜受害者，又孰从而雪冤？好恶既戾乎人心，感召曷通乎天意？是则将以弭灾，而反以致灾。若不裁正于今，必致贻悔于后。恶逆估终之祸，将何以遏止之哉？”景皇帝报曰：“赏功罚罪，自有正典。宽则恐小人无所警惧。法司其计议停当以闻。”

　　初，会试同考官从礼部推选，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为之。至景泰时，礼部尚书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艺为职业，宜专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学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许充。请著为令。”从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员私用什物，俱令府行县办纳，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将原办什物尽易赀入己。代者至，又行派办，民受其害。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从之。

　　景泰四年，山西乡试录内，考官徐霖批《中庸》义云：“文与人同，理与人异。”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则为蹈袭雷同之文，而有戾指背理之失。然此篇文不背理，乃霖之不明也。”诏治霖罪，夺彩币表里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刑罚失中。请敕自今一依祖宗律令，不许妄加参语。”从之。

　　景泰中，给事中林聪等因灾异陈言，内一款：“汰僧道以去游食。先儒有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游食者，为国之蠹也。今京城内外，僧行道童，皆以请给度牒为名，或居寺观，或寓人家者，动以万计。或有已给度牒不回，假托游方而来此。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虽朝廷未尝给以粮饷，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军民之衣粮也。蚕食京师，莫此为甚。况此辈既无家室，又无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兽之心。是以昔者猖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复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谋财而杀伤人命，其他奸盗诈伪不可胜计。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万有奇，若今岁复度，恐天下之民将半为僧道矣。乞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查究各寺观及人家，但有游方挂搭寄住僧道，悉皆驱遣出京，各回乡里。有敢隐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业之趋，国无冗食之费。”

　　林聪疏中又一款：“禁私役以振军旅。祖宗定制，一军不许私役，一卒不许放闲，律有常宪。皇上中兴以来，虑各官私役数多，故自总兵以下，给以从兵几人，各有定数。然亦未尝使之放闲而不行操练也。今各营总兵等官，将给与从兵放使，办纳月钱。却令在营操练者朝夕随从。又有占用卖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闻差官点闸，率皆顾倩顶替，不惟军士被其剥削，抑且朝廷虚费粮饷。夫朝廷养育军士所以防外患，将帅训练军士所以精武艺。今既私役不赴操练，则军士怠惰，武艺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战，岂能得其用哉！乞敕总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军士者，悉皆退出。原给随从者，亦以时操练，则军士无剥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气矣。”

　　林聪等疏中又有慎刑狱一款，言：“迩来法司惟务深刻，或任好恶，或避嫌疑，或执原词，或拘成案，不审情犯虚实，但知希旨迎合。如圣旨批法司辩理者，则与之辩理，罪虽怙终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虽可矜而莫伸。又如当行勘者，不与之行勘。当提对者，不与之提对。狱囚经年淹禁，文案屡岁不清似此。抱负不平陈情恳诉，少者不下十有余次，多者不下二十余次，罪终莫逃。积愤含冤，甚伤和气。乞敕法司，今后在监罪囚，务在推情鞫问，详审重轻，不许任意徇情锻炼成狱。如是，则刑罚得中，人无冤抑。”

　　旧制，内府所用油桩、槐木、石磨等项，每年一换。计买纳完备，费银二三百两。景泰五年，以都给事中林聪言，始命五年一换。

　　景泰中，刑部郎中陈金、户部郎中陈汝言为御史所劾。金等疏辩，诏该衙门查究。于是十三道御史纠金等妄辩，请置于法。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岂可偏徇，不为辩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无验，遂敕：“今后言官劾奏，必究实无妄。”

　　景泰时，泰宁等卫都佥事革干帖木儿等上书，愿附塞居住，且乞大宁废城及甲盾。下大臣议，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译者语以：“尔俗以围猎为生，近塞恐不便尔生业，且又天时炎热。恐尔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敌之时，奏来给与。”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请，亦不失抚驭之道。

　　景泰间，命都察院出榜禁约各布政司，外夷经过处所，务要严加体察。不许官员军民铺店之家私与交易物货，夹带回还，及通同卫所，多索车杠人夫，违者全家发海南卫分充军，其该用人夫车辆，以十分为率，军卫三分，有司七分，永为定例。

　　景泰时，山东阳谷县主簿马彦斌坐罪当斩，其子震奏愿代死。法司为请，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

　　应天旧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京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指挥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间，镇守尚书孙原贞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屯种，曰：“太宗皇帝置立红牌，备开军士屯种定例。颁行天下都司卫所，种样田以验其收成，计子粒以较其多寡，行赏罚以励其勤怠，此诚良法，而万世攸赖者也。今屯军因缮工馈运等差占妨误屯种者多。乞敕户部，于各卫所官军内简精锐以操备，拨冗杂以屯种。如添万人下屯，岁省支仓粮十二万石，又积余粮六万石。若天下卫所各照旧屯种，则粮储不可胜计，兵食岂有不足者哉。”

　　景泰时，内阁书办官日久狎玩，往往窥伺事机，售恩纳贿，及冒署直文渊阁知制诰职衔以愚瞽外人。大学士王文等觉其弊，奏请调之。于是调太常寺少卿王谦、礼部仪制司郎中蒋宏等于南京。

　　景泰时，云南虚仁驿驿丞疏言时政，内一款言：“近年以来，释教盛行，满于京，络于道路，横于郡县，遍于乡村。聋瞽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呜呼，元气乌得不伤，沴气乌得不作？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今长发，勒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沴气自息。”

　　旧例，春秋祭文庙，其两庑合用豕二，粟枣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铏盐五斤十两，均分从祀一百九分。景泰时，太常卿许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只，枣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铏盐五十斤。

　　景泰时，沈王佶淳奏：“臣见文武官员得褒封先代，臣生毋沈简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颁谥妃号。”景皇从其请曰：“母以子贵，其赠章氏为沈简王次妃。”以无发册例，令自具仪告知。

　　景泰时，御史叶峦言：“窃见天下僧徒冗滥败俗，伤化，其间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乞敕该部议，取各僧度牒审验，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实者，仍与执照为僧；若买借他人度牒及无度牒者，究问，递发前项卫分充军。”

　　景泰中，有学官为生员诬陷赃罪械至京自经于逆旅。事闻，都察院请通行天下禁约，凡生员有以奉师束修贽见仪物为赃构词诬陷者，官司鞫实即与分豁，毋一概论赃。其生员诬陷师长，真情暴白，仍械京治罪。从之。

　　景泰时，岷王徽煣奏：“蒙封臣子音为长子，臣弟徽眉为江川王。凡遇节令及家庭行礼，班次不定。”命礼部议，以宗子法言之，则以嫡长为重；以家人礼言之，则以尊卑为先。凡遇公礼，则当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礼，则当依家人礼，尊归叔伯。

　　景泰时，御史钱清酗酒，乘马突入长安左门。守卫官以闻。景皇以其不谨礼法，调灵山知县。

　　景泰时，贵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县官贤否，欲黜陟之，为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礼部移文天下，今后僧道务要本户丁多，本人持行修洁，不系军匠盐灶等籍，里老保结，呈县覆实，具申府司，类呈该部，方许收度。如有扶捏诈冒不实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将本人并保送佥书官吏一体治罪。仍勘各寺院原定额数，如有不及，给与度牒；如有数多，不与出给。

　　景泰中，御史苗穟言：“臣见府州县卫所问刑官不问罪之轻重一概监禁，有一年不决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问刑衙门，今后真犯死罪监禁外，其余轻重罪囚，不许久禁。照旧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与决断者，听受禁之人赴巡抚、巡按等官伸告，则囚犯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虚矣。”诏从之。

　　景泰中，户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牛。景皇命御史兵马捕问，追牛给贫民耕种。

　　景泰六年，永嘉大长公主奏：“愿以置买无锡县田一千二百余亩，岁入租粮七百余石，尽归有司。以助供给军马之用。

　　景泰间，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章文言：“《诸司职掌》内，东宫官从本衙门，以事迹备送吏部考核。景泰三年九月间，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周旋等又奉圣谕：“东宫官皆不必考。”近本府主簿赵政等考满。吏部又移文本府，及送河南道考核。且《诸司职掌》实国家彝典，万世不可改易。况纶音在耳，未及再期，而吏部辄反复不常，难于遵守。”景皇命如《诸司职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给事中李瓒言：“南、北直隶学校，俱无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学行御史二员，专理庶学政，不致废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叶峦、张谏提督南、北直隶学校。

　　景泰间，南京守备平江伯陈豫等奏：“永乐年间例，一家被盗劫，四邻十家助擒之。即获人，赏银五十两，文绮四表里，钞二千贯，各给以盗者赀产。如坐视，四邻各十家均偿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盗乃释。”都察院谓其太重，奏遂寝。

　　陕西旧无贡院，每试士于三皇庙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许资奏，创今试院。

　　景泰七年，景皇诏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近闻民间自宫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间已有禁例，尔礼部其榜谕多人。自今敢有自宫求进及投入王府并官员势要之家者，俱如旧例，处以不孝死罪。该管旗甲里老邻人，知而不首及隐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禄寺丞王钟奏：“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颠连无告穷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唤乞钱。一城之内，四关之中，无处无之。今将寒冱，必有冻饿而死者。乞敕户部等衙门勘审，人给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审其原籍，有亲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给与口粮，递送还家；其无亲戚者，在京以没官房给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穷民，一体矜恤。”命户部议行之。

　　●卷十三

　　天顺初，武清侯石亨奏：“伏睹洪武礼制榜文，凡朝参并护卫官员军校进退，先后有序，禁门出入有常。近年以来，不分贵贱，相参挨挤，皇城各门，诸人往来径行，全无忌惮，有带物货入内买卖者。今后常朝，第三通鼓起，先开二门，官军旗校将军先进摆列。待钟响，朝官依次而进。严敕守卫官军，不许纵放无牌面人员穿朝出入及将物货买卖。如此则朝纲整肃，贵贱有别，门禁严密，奸宄无由而作矣。”从之。

　　天顺初，留守左卫小旗陈福奏：“洪惟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建创寺观，设立僧道，已有定额。其后往往私创庵院，滥将无藉之徒收充，亦有逃军囚匠改名易姓，削发顶冠，人莫之识，偷享安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货殖而财用有余，故人皆乐为之。近年，旱潦相仍，百姓艰食。其游惰之人，或托为僧道，游食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观之，寺观动至千百，僧道不可数计。求财索食，沿街塞路，张挂天神佛像，擅言祸福，以盖造寺观为名，务图肥己，饮食酒肉，宿歇娟妓，无所不为。又有燃指焚香，刺肤割股，惊骇人目，扇惑人心，不惟饕餮于民，抑且有伤风化。乞在内令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拿问发落。仍敕礼部将各府州县盖定寺观、额设僧道名数，除已给度牒者，暂令各寺观附籍，其余查无度牒，悉发宁家随住当差。遇有额内缺数，方许簪剃。设有仍前私自簪剃及指称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将本犯并寺观住持悉发充军。其余滥设寺观尽行拆毁。”从之。

　　天顺初，礼科给事中何琮言：“岁贡之设，始者有司考其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贡之至京，翰林院复考，其中式者送国子监肄业；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决罚。其严如此。近年以来，府州县官视为虚文，不察学行之端庄，不顾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粮年深者贡之。苟资次该贡，虽残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概起送。及其到部，执政者惟出易题以顺其情，应贡者惟记旧文以幸其中，不能记者则又私相传递其文，考试官一概滥取。及送入国子监，须十余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县之职，其动静举止已无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弊而子庶民哉？惟贪婪剥削，以为还家养老之计而已。臣切惟岁贡者，国家求贤之路；学廪者，国家育才之具；郡县者，国家牧民之所。以求贤之路而为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具而养朽腐无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朽贪婪之流。思念至此，宁不为之痛心哉！乞敕礼部、都察院严加考选，仍行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官，将府州县学生员不通文理人物鄙猥残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许充贡。五十以下曾经乡试未中者，考试中式方许起送。则非惟上有所畏尽其教养之心，抑且士知所重，奋其向学之志矣。”

　　天顺初，英宗谕户部臣曰：“京城贫穷无依之人，行乞于市，诚可悯恤。其令顺天府于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收之。即今暂于顺便寺观内京仓支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病者拨医调治，病故者给以棺木，务使鳏寡孤独得沾实惠。”

　　旧制，商人中盐有不次支给者，谓之存积；有循次守支数十年者，谓之常股。

　　正统问，江西参议夏时建议，以民间税粮多寡，官为定其徭役，谓之均徭册。后行其法于四川，四川民以为不便。于是重庆府民奏：“政令一则人易守，科条繁则人易惑。祖宗数十年间所以不轻出一令者，虑扰民也。切见四川民间赋役俱有定制，其徭役临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轻于更变，造成均徭册。以民间税粮多寡为差，分上中下三等，预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税粮多而丁力财帛不足者，有粮少而丁力财帛有余者，今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钜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年无休息之日矣。臣恐数岁之后，民皆弃本趋末，为患非细。”奏上，诏从民便。里长有害民者，如律治罪。

　　天顺元年十月，敕文武群臣曰：“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统。夙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余年。悯此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赍，遣人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仍听婚姻，以续其后，庶副朕眷念亲亲之意。

　　天顺初，禁服大云、柳黄、江黄、明黄等服。京卫指挥等官李春等服大云、柳黄纻丝衣，为锦衣卫所捕获，命各追纻丝二十疋，然后罪之。

　　天顺初，匠人钱善等六人于内府铸印，盗银十两分之。事觉，俱命斩于市。

　　太平侯张𫐄性凶暴，于谦、王文、范广之死，𫐄实有力。既得志，益骄横。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问故，曰：“范广过也。”遂得疾不能睡，痛苦月余而没。

　　《皇明祖训》：郡王岁禄二千石。后以边境用粮浩烦，止给干石。英宗复辟，诸王以情自陈，各量增之。如河东王给一千三百石，内五百五十石折钞。

　　英祖复位后，命自辽东至甘肃一带，边民有强劲精壮愿报效者，募为土兵，收附近卫所，给与银布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本户五石税粮，二丁杂差以供给之。

　　天顺时，兵部尚书陈汝言阿宦官意，将先送两广、福建、云南达官尽数取回。阁臣李贤言于英宗曰：“达人非我族类，自古为中国患，徙之远方甚便。况彼住定，以为乐土，今复取回，多不愿来。”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后有愿去者从之。”

　　天顺间，内阁李贤言于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颇安，惟有一害。”英宗曰：“何害？”贤曰：“锦衣官校差出者，取财扰民。”因备述其故。英宗疑贤言过实，密访之，果然。有一人得银三四千两者，乃召管卫事指挥门达戒之。令再有求索者，一体重治不饶。

　　英宗谓阁臣李贤曰：“朕每得章奏，无不亲阅。左右或以为万几至繁，一一亲览未免劳神，恐非养生之道。朕谕之曰：‘身负荷天下之重，而图自安逸，可乎？劳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复言。”贤曰：“自古圣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长治久安。彼邪佞辈安知远虑，陛下不为所惑，足见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坚如金石，可以驯致太平。”

　　天顺时，南城县知县陈升疏言时政，内一款言：“臣以考满来京，见马快等船所载官物少而私货多，甚至夹带商旅，以规厚利。沿河索军卫有司挽夫以千百计，稍有稽缓，辄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诸棰楚。质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钱米而纵放者有之；忍视其饥寒至于僵殍而不恤者亦有之。乞敕今后每舟令载官物若干，著为定式，不许擅带私货及客商人等。仍将其舟会数，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即拨后次舟，所编军夫一半助驾。沿河亦酌定每舟一只，贴助挽夫若干，余外不许多索。至差后舟亦然。”命会官议行。

　　天顺间，礼部左侍郎邹干等奏：“永乐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取监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滥求进用。况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乞敕翰林院，今后各馆有缺，仍照永乐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学。其教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徇私举保。”英宗命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浙江试场原连杭州府学。天顺间，以浙江巡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请改试场于城东废仓隙地，乃立今试场。

　　天顺间，英宗致书天下宗室诸王，曰：“先于正统十三年因内外官员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礼法求索财物，以致王府措办艰难，甚失亲亲之义，已敕该部通行各处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许令体察，具奏拿问，治以重罪，及致书各处王府知会，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来，差去官员视为泛常，略无忌惮。且如修武伯沈煜、给事中王俨遣往沈府册封行礼，接受王府银两数以百计，其余表里财物等项甚多。况王府财物有限，岂堪如此费用？其沈煜等已置于法。今后但有遣去内外人员到府，除饮馔之外，一毫财物不可与之。若有无知之徒不顾廉耻求索财物者，事发仍照正统年间事例，正犯处死，全家边远充军。庶使人知守法，亲族不至劳费。”

　　天顺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言：“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出斥。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礼部议行。

　　英宗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叠石为山，曰“秀岩”，山上正中为圆殿，曰“干运”；其东西有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圆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至是俱成，后又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

　　天顺中，鸿胪寺言：“旧制，天下朝觐官至者，方面官随品级序于京官之次，则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当班于布政使之后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须当奏对，班行隔越，趋走不便，是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后参错不一。今后方面官请递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着，班无错杂，礼体事宜，两无妨碍。”从之，著为令。

　　英宗复位，益严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学士吕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犹循旧例，至西天小门，不下轿马，为校尉所伺察。礼科纠之，命姑容。仍令礼部张榜禁约，自后凡过西天小门者必下。

　　天顺四年四月，命诸宗室凡无子者方许请继室；生子至八岁者，方许请名；女至十五者，方许请封。著为例。

　　天顺四年，举人万经会试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刘宣以同县故黜己。英宗令礼部及内阁试之，文多疏谬。命枷示礼部前一月，黜为民。

　　虏酋阿台朵儿只伯数为四边患，英宗特遣兵部尚书王骥往巡边。骥至庄浪，斩失机都指挥安敬以徇，兵威大振，虏闻遁去。

　　天顺时，太监阮忍奏：“苏杭等处织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内使如旧例督造。”英宗以苏杭等处高手人匠不多，丝料有限，人民艰窘，遂罢之。

　　天顺间，成山伯王琮、工科给事中郑瑞往楚府册封，沿途受军卫有司米肉，且受崇阳王府羊酒，为科道所劾下狱。琮罚禄一年，瑞罢为民。

　　西苑旧有太液池，池上有蓬莱山，山颠有广寒殿。金所筑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于其上，规制尤巧。元所筑也。英宗命即太液池东西作行殿三：池东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东对蓬莱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缮之，而饰以垩，曰太素。其门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飞香、拥翠、澄波、岁寒、会景、映晖。轩一曰远趣，馆一曰保和。时或临幸，召文武大臣游赏。

　　天顺四年冬，英宗阅射于西苑。命内阁学士李贤、彭时、吕原，尚书王翱、马昂随观。时五军、三千、神机三营，自总兵而下，坐营把总管操官亦千数百人，悉召入西苑，与御马监勇士头目俱驰马试箭，阅其优劣而品第之。阅毕，进李贤等曰：“为国莫重于武备，练武莫先于骑射。为将领者，必皆骑射精熟，而后可以训练士卒，否则众无所取法矣。今所阅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励将来。若再试不进，则黜罚加焉。”贤等顿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国家幸甚。”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钦天监失于推算。英宗召内阁臣李贤等谓曰：“月食人所共见，盖因钦天监失于推算，不预奏，故不及救护。汤序以礼部侍郎掌监事，于此而不尽心，旷职多矣。闻序凡有灾异，多隐蔽不言，见天文有变，必曲为解说，或将不祥字语改削而进。若遇吉兆，却详书进呈。其怀奸不忠如此。且上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闻灾异以加修省，而序乃隐蔽不言，罪可容乎？”贤曰：“自古圣帝明王咸以谨天戒为首务，仰观圣意，实同往圣，非后世讳言灾咎者比。而序昧于大体，不能供职，诚可罪也。”于是执序及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下狱。降序为太常寺少卿，滨忠等罚治有差。

　　天顺五年夏，英宗召内阁臣李贤，谓曰：“朕自复位以来，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毕，阅奏牍，处分讫乃朝庙，方视朝，退朝母后，还宫复阅奏牍罢进膳。饮食随分，未尝拣择，衣服并随便，虽着布衣，人岂以为非天子也？”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上节俭则下民自然富矣。”英宗曰：“《四书》、《尚书》，朕尝读遍，如二典三谟，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齐家、敬天、勤民、用人，为政之道，尽在其中矣。”贤曰：“然。愿陛下体而行之，幸甚。”曰：“朕在宫中，虽极热不挥扇，虽隆寒不近火。”贤曰：“陛下圣质，所禀坚厚，体备中和之气，故能如此。臣闻宋仁宗亦然。”英宗曰：“朕闻景泰不与大臣接言。”贤曰：“自古明君，未尝一日不与大臣论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谓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于君德又有益。”英宗曰：“然。”

　　英宗尝召内阁臣李贤，谓曰：“如今府库钱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军官俸钱，一季支银十三万。”贤曰：“自古国家惟惧冗食。今在京一卫官有二三千员者，可令兵部将老幼残疾官渐调出外卫，却以军补其缺，庶省冗费。”英宗曰：“此时恐难行。”贤曰：“宜安静行之，使其不觉，安土重迁，人情之常。若骤然行之，必纷纷劳扰，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英宗曰：“然。”

　　天顺时，各处告讦并采访事实，辄遣锦衣卫官校籍其家。阁臣李贤言其多枉，英宗乃敕法司：“情重者奏请，余悉发巡按御史并所司问理。不许枉人，违者重罪不宥。”

　　天顺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顺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万寿圣节，是日又值冬至节。礼部言，二节俱该在朝文武群臣行庆贺礼。然致词各异，又万寿节不传制，冬至节传制。今请通致词曰：“兹遇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万寿圣节，应干纳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诚欢诚忭，敬祝万万岁寿。”然后惟以冬至制辞，传答群臣。又各王府及诸在外文武衙门，二节各有庆贺表。若前后宣读，不无重复，请通宣表目，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长至，恭遇圣旦。”其在外文武衙门，至日行告天祝寿礼。宜曰：“今兹冬至，恭遇圣旦，圣寿益增。”从之。

　　天顺间，都御史李宾言：“各处预备仓多空虚，猝遇饥馑，何以为赈？宜令有司出官库物籴之。且多方措置，杂犯死罪而下俱纳米以赎，季上其数于上司，上司时盘验之，岁暮类奏，以凭稽考。”

　　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陈翌奏：“官军缺马征操，请榜谕天下，僧道未度者，许人入一马助边，给与度牒。”下兵部议，以僧道十年一度已有成命，翌不达事体，妄启弊端，难允所请。英宗从之，降敕责翌。

　　天顺六年孟冬，时享太庙，值皇太后丧尚在二十七日之内。乃以阁臣言，命俟服后行礼，遂择初六日行。

　　天顺间，光禄寺以供用龙凤花素瓷器万余件皆损敝，请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英宗以其劳民，已之。

　　天顺时，皇太后丧礼进香，有以他木伪为降真香货卖者，锦衣卫捕获以闻，命各追真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顺时，阁臣言：“南京马快船装载官物，一船可载者分作十船，却搭客商人等私货，俱要人夫拽送，动经二三百号。又阻滞粮船，深为不便。乞令南京守备官，今后若有进来品物，一船只载十五扛，其余一应供用官物，尽船装载。不许仍前多拨船只，劳人拽送。”英宗从其言。敕南京内外守备如所言行之。

　　天顺间，礼部郎中俞钦父廷献奏：“臣田野农民，先以子贵，荷蒙推恩，封为主事。今子进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虽粉骨碎身，曷由报补？窃念臣父用祯，年几九十，气息奄奄，朝不保暮，无由沾思。臣独屡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怜乌鸟之私情，免加封臣，移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带之荣。臣父子子孙不胜感激之至。”疏闻，英宗谓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带，后不为例。”

　　天顺七年春祀。英宗谓阁臣李贤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礼，但艰于拜起。令人扶可乎？”贤曰：“陛下力疾行礼，足见敬天有诚，虽扶何妨。”遂从之。

　　天顺七年春，空中有声。英宗欲祈禳，以问阁臣李贤。贤奏曰：“臣考之于书，无形而有声者，谓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则有此异。乞行宽恤之典，以消此变。”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顺时，侍读学士钱溥、给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馈以金银及镶带，溥等固辞不受。王命陪臣赍至京，溥等犹未敢受。英宗曰：“既已赍至，令溥等受之。”

　　天顺末年，楚府岳阳恭僖王薨，无嗣。其弟镇国将军季墀嫡长子辅国将军均锽请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礼部言：“稽考近制，惟亲王无嗣有以郡王进封者，郡王无嗣有以镇国将军进封者，无辅国将军封郡王例。”事遂止。

　　●卷十四

　　礼君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不敢以卑废尊，以己丧废公祀也。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崩，宪宗初即位，礼臣引此为言，谓：“春二月祭大社大稷，请上如礼行之，释奠先师，遣官如故，但免传制。”制曰：“可。”

　　仕途之升沉，其迟速自有定数，非可因人而侥幸也。典玺丞王纶事宪庙于东宫，颇见幸，希后福者遂多与之通。侍读学士钱溥尝教纶于内书馆，时尚宝丞朱奎以幼童陪读馆中，相亲昵。及英庙不豫，溥意纶必典机务，密遣奎通纶，纶即偕奎至溥家，痛饮，极欢而罢。及英庙崩，溥预有入阁之喜，纶亦以当柄用甚骄恣。遂为司礼监太监牛玉所谮，执下狱，发南京。诸与纶交通者皆得罪，溥谪顺德知县，奎盐课提举。此可为士君子妄交之戒。

　　锦衣卫指挥门达机警有才干，然恃才使势，怙宠张威。既掌卫事，乃建议遣校尉分行缉访，搜求幽隐，索取货贿。由是诈冒者接迹于途，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骚然不安。大学士李贤、指挥袁彬亦几为所中伤。天顺七年十二月，锦衣卫大门忽为狂风所摧折，众欢传曰：“锦衣卫门倒矣！”才两月，宪庙立，达为科道所劾论斩，诏戍广西南丹卫而死。人以为先兆云。

　　高庙严宫闱之虑，《祖训》内明载寺观烧香降香禳告之禁，违者领送之人皆处死。宪庙初，番僧有入内诵经者，又左右有传送银物于寺观者。大学士李贤等指以为言。得旨：“卿等言是，《祖训》具在，敢不祗率！”

　　初，巡关御史有二员。成化初，御史张璇巡居庸关至龙泉，祝祥巡山海关至古北口。

　　英庙天顺八年正月崩，梓宫尚在殡。四月初一日享太庙，当奏祭祀，礼部请上具黄袍、翼善冠，升殿。鸣钟鼓鸣鞭，乐设而不作。百官浅淡色衣朝参。从之。

　　匿名帖子，旧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便己私者，往往指人姓名揭于内府及京城内外，明加伤害。宪庙初，谕都察院禁约，许诸人首出，并缉拿者皆处死，首者缉拿者视捉获强盗例升赏。

　　成化初，御史吕洪建言：“镇守总兵等官，一蒙差遣，辄奏添在京军官及自带家人，支给行粮，在营安坐。遇有征战，反夺军士功级，冒报升赏。乞行禁革。”其后编修丘浚亦言：“总兵带去旗牌及报效等项，在营哨则凌轹将卒，过州县则劫制官吏，当矢石则在后，报功次则争先。多致将领不协，军士离心，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须编成队伍，与随征官军一例差遣。”此弊不独当时为然，而在今为尤甚，故漫记二公之言于此。

　　先朝于谪官皆不次升擢，如宪庙初升江浦知县彭烈为河南府知府，嘉定知县龙晋为徽州府知府，束鹿知县盛颙为邵武府知府，博罗知县邵铜为温州府知府，衡山知县郑冕为衡州府知府，襄阳知县李人仪为荆州府知府。皆以御史言事左迁者。

　　宪宗初，太监陶荣乞寺额，敕礼部曰：“京城内外寺院已多，而势力之家往往增修不已。或豪夺民居，诡称古额，假名禳灾，而实因以生灾。今后不许妄自增饰，辄求寺额。”未几，礼部尚书姚夔因皇太后诞日，建设斋醮，会百官赴坛炷香，为礼科都给事中张宁等所劾，言“臣之于君，愿其福也，当劝以修德善；愿其寿也，当劝以去逸欲。今不能尽所当为，乃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扬于木偶之前，相率而拜，日为朝廷祈福祝寿，为后世笑。昔英庙复位，属有足疾，其时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祷之义，亦尝为此举，非以扶名教全治体也。”得旨：“所言有理，今后斋醮，不许百官行香。”

　　永乐以来，夷人来降者，多散处于畿辅之地，谓之鞑官鞑舍，给以月粮，久而生息渐繁，犷悍如故。成化初，南京御史郑安言：“门庭之内，非豺狼所宜伏。万一四方有警，彼时伺变而动。昔晋徙戎内地而五胡云扰，近曹钦用达军谋叛，其明验也。愿将畿甸降虏，设法处置，或远徙边郡，或分置外卫。配隶军伍之中，治以中国之法，其原管头目，亦调隔别卫分，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夫人少则易制，势分则易制，庶戊心永遏，中国底宁。”此疏甚是，于时部覆乃谓，徙戎之论，朝廷往因言者有达官不必动之诏，事遂寝。

　　成化初，南京给事中王徽言事疏中，有开言路一款，甚切时弊。大略言：“皇上下求言之诏，始命谏官直言，覆许诸人直言，是以谠言日进于朝，然发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己私，托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虚应故事。言者见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开也。至于奸佞在位，尤惧直言，故于进言之人，多方钳制。或指为轻薄，或目为狂妄，或寻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张，则曰变乱成法；凡有荐举，则曰专擅选官；凡有弹劾，则曰排陷大臣。明则加以重刑，暗则私怀怨恨。言官见其如此，皆曰：“非徒无益于国，实足自祸其身。”此言路所以不开也。”

　　徽又言：“禁庭之内，未有不用内官者。人君因委以国政，授以大权，使坏国乱家，然后治以重刑，戮于朝市。远如赵高、李辅国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辈，皆始爱之而终杀之。伏愿遵高皇帝旧制，今后内官不许在外管军，亦不许置立田产房屋，其家人义男，悉令所司究其来历，发回原籍当差。亦不许文武官员僧道人等与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无内外政无大小，悉断自宸衷，不使内官得与其谋。至于奉侍左右，亦惟择谨厚者为之。且彼之所欲者，不过富贵，陛下厚其赏赐，使之丰足有余，无复外望。则天下蒙至治之泽，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矣。”

　　祖宗朝，以国子监钱谷为养贤之用，例不钩考。天顺己卯，祭酒刘益为监丞阎禹锡所讦，言会馔久废，而椒盐等物折钱钞者不以时给诸生，为他用。户部以闻，遂下益与典簿徐敬于狱鞫问。敬谪戍，益从末减。而国学钱谷自此遂钩考矣。

　　都御史轩𫐐性廉介，其按察浙江，屏去一切供应，俸资外一无所取。朝夕蔬食布袍，待宾客无兼味，约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过一斤，官吏畏之。亲丧闻讣，次日即行，僚属尚有未及知者。

　　给事中李森言事疏内，有重名器一段，其略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五军功而升侯伯都督者；有无才德而升大臣重任者；有因琴棋绘巧而升文职者；有因医卜技能而升军职者。爵禄日轻，廪禄日费。请今后升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军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于各处方面，既公同推举，有不当者，许科道指实纠劾，治以重罪。如此则爵禄日重，而廪禄不费矣。”

　　旧制，祭陵惟遣驸马一员，而各衙门官随行陪礼。天顺八年秋祭，礼部言：“今加裕陵为四，相去隔远。各官往复奔走，不无倦怠失仪。乞遣驸马二员，率陪祀官分诣行礼。”从之。遂为定制。

　　宁远州本中国地，国初，属云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并宁远州及广西太平府之禄州为所占。当时有司失于检察，至今遂陷于夷。

　　天顺八年十月，立武举法。凡天下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果能建功，请命升擢。

　　祖宗以来，凡遇圣节、正旦、冬至，皆赐群臣宴。官卑禄薄者免宴，赐以钞，谓之节钱。俾均惠其家属。自正统以来，内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罢宴。皆给以钞，因而成例。

　　南京科道官李钧等，因太监牛玉事败，因建言鉴往事以防后患。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内臣远去左右也。惟不许内官与国政；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不许内官弟侄在外任事并置立产业而已。自古内臣，当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月归，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所谓不许内官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无耻者多与之交结，或馈以金银珠宝，或加以奴颜婢膝，内臣便以为贤，朝夕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便以为不贤，朝夕谗谤之。虽陛下天纵聪明，而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跻显位，谗谤者久屈下僚。怨不归于内臣，而归于朝廷；恩不归于朝廷，而归于内臣。贿赂月行，威权日盛，而内官之祸起矣。所谓外官不许与内官私相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而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疏入，调外任。

　　天顺八年十二月升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给诰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适值立春，百官行庆贺礼。顺天府官进春，致词云：“兹遇纪元成化，正旦逢春，气节会同，天人交泰。恭惟皇帝陛下，膺干纳祐，奉天永昌。”

　　给事中秦崇言：“师克在和，今镇守者有善谋，而巡抚者或言其否；巡抚者有奇荣，而总戎者或指为非。进止殊途，战守异见，何以成功？”宪庙报曰：“人各有长，朝廷所以参用文武内外之臣，以任边计，正欲其彼此相资，可否相济，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怀私妒，护己之短，沮人之长，几何不遗边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戒其异而勉于同，岂特边臣为然哉！”

　　编修丘浚言：“两广之贼所以多于前者，起于前日总戎者之滥杀无辜也。盖此辈俱是平民，方无事时，输赋税，供力役，养兵奉吏，将赖以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荡其室庐，戕杀其亲属，欲入城则闭门不纳，将入山则又与贼遇。四顾无依，不幸为贼所虏，姑从之以延顷刻之命。贼劫持而虐使之，行则使负担，息则使樵爨，攻城则驱之以当矢石，反奔则弃之以遗官军。侥幸不死，贼去之后，仍趋官府输赋役如常。时其心固自忖曰：“我之从贼，岂得已哉！他日贼平，我等故良民也。”忽闻大军之来，喜得更生。大军既至，其真贼遁入深山，顾将不得已从贼者诱而出之，杀以为功。由是闻者皆甘心为贼矣。宜曲加宽贷，许其杀贼赎罪。按，散贼党与，以孤其势，其计无便于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王俭言时事内有挨查僧道一款，谓：“我朝裁损二教，明示禁约。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动计万千。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还俗，解发原籍当差。仍严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云游行脚，寺观潜匿者，一体治罪。如此则人少游惰，户口可增矣。”

　　反贼赵铎，四川德阳县人。兵败，为千户田仪所斩，傅首京师。好事者称其首重可十八斤。

　　仓大使李添瑀，官考满不称。贷千金赂内官郭聪。聪以手帖嘱吏部，得湖广倚北湖河泊所。事觉，尚书王翱等认罪。得旨：“姑贷之，今后有以帖子嘱托者，随即奏闻，不许隐匿。”

　　毛吉，余姚人。举进士，为刑部主事。执法不避权贵，偶以失朝，下锦衣卫狱，指挥门达选健卒挞之几死。既得释，操法愈励。后升佥事，屡擒巨盗，升副使。追贼至密岫山，众寡不敌，力战而死。方吉出军时，以官帑金四千两为犒赏，委余文司出纳，已用三之一矣。文悯吉死而贫，其家无以为归，计以所余金密授其仆，使持归。是夜，仆之妇忽据中堂，举止如吉状，顾左右：“请夏宪长来！”举家惊惶。胡佥事荣亟往，视之，瞪目视曰：“非也。”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余恨，但余文所遗官银，已付某家，虽官府无所稽考，然污我于地下矣，愿亟以还官。”言毕而仆。於戏！生能杀贼死无所憾，真忠臣也！生不爱钱死不受污，真廉士也！

　　成化初，命光禄寺：今后一切祭祀筵宴等项买办牲口，每年不许过十万，果品不许粘砌。

　　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皆罪极之人，或俘获之虏。景泰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自是以后，千百为群。禁之不能止，为国之蠹甚矣。

　　成化时，广东按察使夏埙言：“两广越在岭表，天生猺獞不可尽除。今乃乘威武不振之时，抚字乖方之日，逼胁平民，使为贼党。贼之纠合者才有数百，民之胁从者无虑数千。进则驱我民以当矢石，退则杀我民以抒怨怒。是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况用兵不已，供费日烦，以易摇之人心，供不已之军费。臣恐外患未除，内变将作。若善为抚绥招致，俾见在之民怀惠而不动摇，被胁之众闻风而皆归附，则贼党自消矣。”

　　宪宗尝谕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当行而缓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门一应奏题旨意，即明白覆奏发落，毋得稽缓。五日内不覆奏者，该科劾之。”

　　成化初，礼部言：“近年哈密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宴赐。朝廷保小怀远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递接，府库竭于赏赐，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恩兰五十人；其土鲁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不得过十人。乞敕甘肃等处总兵巡抚等官，严加防范，仍敕哈密王母等依期来朝。”从之。

　　成化初，大学士李贤言：“荆湘贼寇，虽已往征，其间山林深阻，流民积聚众多，贼闻大军南下，必邀劫流民以为党助。其流民亦恐官军一概剿杀，因而党贼偷生。如此则贼势益众，愈难扑灭。宜降榜文，开谕流民，俾各安业。有能率众擒贼首或斩首来献，比军功加倍升赏。其有被贼胁从走脱来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升赏。”从之。

　　成化时，谕德孔公恂言：“京师天下根本，今内政不修，将老兵弱，何以应变？北虏近为边患，兵部榜谕各处，召募壮勇。夫朝廷养兵百年，才有小警，辄欲募兵，似有示弱之意。万一黠虏窥我虚实，拥众南下，不知谁可御之者？臣见京师以南，德州、临清、东昌、徐州等处，皆襟喉要路。除运粮操备之外，守城不过疲卒二三百人，间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滞，粮道不通。请于德州抵徐、扬及真定、保定等处，起集民壮，分属军政官训练，以备不虞。”诏下其奏于所司。

　　成化时，礼部言：“南京兵部尚书李宾奉敕赈济南京饥民，议浙江、福建、江西并直隶生员及军民子弟纳米送监读书。窃惟国子监乃育才之地，朝廷资以致治者也。近因各处纳草纳马生员已不胜其滥，今又行此令，将使天下以赀为贤，士风日趋于卑陋。安望有资于治理哉！”宪宗曰：“祖宗设太学以教育贤才，非由科贡者不得滥进。今宾等建议，欲令官民子弟出钱谷以赈饥民补太学生。古无此比。且天下财赋所出其途孔多，学校岂出钱谷之所哉！礼部议是，其勿许。”

　　成化时，兵部郎中杨琚言边事，内一款云：“各边杀贼官军，遇有生擒斩首，多为管队官旗诡为己功。亦有俟于中途，见有虏首，以财挟买，不从则恃众强夺者；亦有依将领之势挟取他人功次以为已有者；亦有将领见部下获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亲者。如此之弊，不可缕数。”

　　成化时，礼部尚书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见之，将为所议。昔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伏望皇上以恤民为心，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拘审道途乞丐残疾之人，有家者责其亲邻收管，无家者收拾养济院，照例时给薪米。其外来者，亦暂收之。候天道和暖，量与行粮，送还原籍。有司一体存恤，务令得所。此亦调摄和气之一端也。”宪宗可其奏，曰：“无问老幼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母令失所。”

　　国家优厚运军，许其带土产物货以资用度。成化元年，漕运总兵杨茂复奏免其各关之税。而今乃严为之禁，不许顺带物货，浸失祖宗初意矣。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马快船只，供应艰苦，所载官物，一箱一柜而已。辄用一船，夹带客商，装载私货。所至骚扰，法宜禁约。”部覆，从其言。凡送官物，务尽船装载，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军卫三分，有司七分。违者并应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上谓户部臣曰：“律条明开收受税粮听令纳户亲自行概，平斛交收。比来收粮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过五升，今军官愿明加一斗，可见官攒人等侵害过多。今后收粮俱用平斛，听令旗军行概。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与一石。落地余米旗军自收，不许随斛上仓，亦不许官攒人等勒要，囤基财物。仍严加禁约，敢有仍前作弊，许令巡仓御史参奏究问。”

　　都督过兴镇广西还，道经祁阳，怒知县李翰应接不以时，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钊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诉于朝，勘得实。时兴以疾卒于道，兴妻为子求免死，宪宗不允，命即诛之。

　　高州府知府刘海者，湖广人。知高州时，值广西徭贼入境。民携家避贼者，海皆闭门不纳。城外积尸数里，犬食皆肥腯，海乃烹犬食之。时有“城里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谣。

　　祖宗时，钞法通行，故官员以钞折俸。其后新钞一贯时估不值十钱，旧钞才值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以十贯折俸一石，是斗米一钱也。小吏俸薄，无以养廉，莫甚于此。

　　光禄寺卿蔚能者，陕西朝邑人。虽出身吏胥，而尽心职事，每宴会，躬自检视，必求丰洁。在光禄三十年，未常持一脔还家，其尤可称者。能尝率其僚请清查入内供应器皿，有旨逮问，能谓其僚友曰：“上怒不可恻，某老矣，请独任之。诸公方向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独受青降，调官南京，退无后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气相处者，位相轧则相倾，过相累则相诿者，视此胥有愧矣。

　　旧例，中盐者皆户部定则例，出榜召商，无径奏者。成化二年，有富人吕铭等投托势要，奏中两淮运司存积盐五万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时户部不能执奏，盐法之坏，自此始。

　　祖宗朝，河道但命巡盐御史兼巡之。成化二年冬，始命御史一员提督通州以南抵临清及卫辉一带河道。

　　成化三年三月，命户部尚书马昂，都御史林聪，给事中潘礼、陈越清理京营军士。赐之敕曰：“朕以京营军士视其名则案牍充盈；究其实则队伍空虚。关粮之际，填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收集部曲，往赴边鄙，累旬日不能得数万。盖总兵等官纵之归休，役之私用，受贿买闲，应付权贵，其弊难以枚举。今特命太监怀恩会同尔等，将见在军士点闸，且以十五万实数来报。有隐蔽不报，抗拒不服，即奏闻拿问削夺。清理之后，仍创为良法，以备调用。夫朝廷劳天下之民以养兵，而耗天下之兵于奸弊。兵民日困，奸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时，尔等付之长叹息而已。则曷若今日不避怨怒，尽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复祖宗时兵制之盛乎！”按此敕极悉营制之弊，此举三十年一行之可也。

　　成化初，四夷馆译字官生见有一百五十四员名，而教师马铭又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为礼部所劾。宪庙命礼部会官考选，精通者量留，余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宁家，后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赦。

　　成化三年，国子监助教李伸言，欲荫大臣之子。事下廷议，谓：“爵以待贤，理不可滥，教养之法，义不可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孙各一人，入监读书。

　　成化初，国子监学录黄明善《疏陈都掌御寇事宜》内，请用毒球行烟，谓毒球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献于巡抚山东都御史宋应昌，谓可用以御倭者，然试之无验。

　　兵部侍郎兼学士商辂言：“从祀诸儒有未加封爵者，于所被章服殊不相称。”于是追封董仲舒为广昌伯、宋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沉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

　　陕西茶马司，旧制每岁再遣行人巡视。成化三年，巡抚陕西都御史项忠言：“近日势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备官，私贩入番，茶马之政遂坏。行人职卑言轻，难以禁治。乞依巡盐事例，暂遣风力御史一员，往督其事。”陕西茶马之差始此。

　　成化时，礼部言：“学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义利之辨，诚恐学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学校生员，听令纳马纳牛纳草纳米入监，殊非教养本意。且前代虽有纳粟补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补士子。为士子者，知财利者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自今伊始，虽有边事紧急艰难之处，亦不许以监生生员纳粟纳马等项出身。若再以此例开端者，许该部六科十三道纠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时，学士商辂陈言时政，内广储积一款言：“臣切见各处预备仓所储米谷本以赈济饥民，每岁官司取勘口数，里老止将中等人户开报。其鳏寡废疾无所依倚者，一概不报，盖虑其无力还官负累赔纳故也。今后各处预备仓，饥民关过米谷，不拘丰中，年岁通取息一分。有系鳏寡废疾无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征。将所收之息抵补其数，抵补之外或有余剩，自作正数入仓。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痛革出纳之弊！庶几官无虚费，民得实用。”

　　宪宗尝谓礼部臣曰：“京城内外，居民辏集处所，多有内外官员人等增修寺观庙宇。礼部其严加禁约。”尚书姚夔等请揭榜禁约，继今不许于原额外增修请额。违者许巡街御史、五城兵马司擒治。仍行顺天府晓谕乡村，一体遵行。

　　成化三年，有训导高瑶者上疏于朝，请加景泰庙号。下部议，左庶子黎淳疏言：“正统十四年八月，已册立陛下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则异时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乃又立一亲王为天子，则所立之太子将何为哉？当时虽曰主少国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时姬旦实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今如高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乞究主使之人。”疏入，上曰：“景泰已往过失，朕不介意，岂臣下所当言，显是献谀希恩，俱不必行。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将张灯，预命翰林院词臣撰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疏言：“今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贼情难测，北虏尤当深虑，江西、湖广亢旱数千里，正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之时，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岂宜张灯为乐哉？至如翰林官以论思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进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苏轼之教坊致语，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上曰：“元宵张灯，儒臣应制撰诗，历代有之。祖宗以来，不废此典。朕今视旧减省，止存其概，以奉两宫圣母，岂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讥议，难居文翰之职。命杖之调外任。”于是懋得临武知县，仲昭湘潭知县，昶桂阳州判官。

　　成化间，乐舞生李希安以积官加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说者谓本朝革中书省立六部，以分掌国政，不宜令杂流参之。后又令希安经筵侍班，为科道所劾。乃得旨：“经筵之设，所以讲明道学，关系甚重。故侍从皆用文学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罢侍班。”

　　成化初，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赐予骈蕃，日给大官牲饩酒馔至再，锦衣玉食几千人。中贵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

　　成化初，尚膳监太监潘洪奏，令其侄潘贵中纳两淮运司积余盐，户部奏其阻坏盐制。宪宗曰：“朝廷存积盐课以待边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禄之家尚不可中，况内臣乎？内臣给事内廷，凡所以养生送死，皆朝廷为之处置。固不必营私以殖生，况乃损国课以益私家乎？其勿与。”

　　灵山县知县林锦者有能名，升试廉州府知府，益修其职，招集流亡，捕灭贼盗。守臣荐于朝，乃升广东佥事。

　　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慈懿皇太后崩。礼部言：“孟秋享太庙，正在哭临之内，乞移至初七日。”令仍于初一日祭。

　　慈懿皇太后崩，宪庙奉皇太后意，不欲合葬，止于裕陵左右择地。于是内阁诸臣及五府、九卿、翰林、科道交章极言其非是。章既上，跪伏文华门前以待，必从而后已。宪庙悉览其奏，为恳请于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见从。于是批允合葬，群臣皆呼万岁而退。

　　成化时，户科左给事中丘弘言：“近嘉善公主累请文安等县闲地，西天佛子扎实巴奏求静海县地及宛平佃户。夫公主食禄之家也，扎实巴佛之徒也。乃反慈爱之教，而以削剥为事，溪壑之欲，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托，略无执辩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俱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皆无籍之徒窃假投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逾百顷，百家之产也，岂可徇一人之好恶而夺百姓之恒产哉！”疏上，诏以“田土除勘明给赐外，其余仍核实以闻。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

　　成化时，户部会议漕运事宜，内一段言：“邻近河道南北往来马快流船，昼夜不绝起集。军夫接递常以一二千计，凌冒风雨，送往迎来，艰苦万状。而经过官船，往往附载私盐客货，应付稍缓，辄将官吏高悬痛棰。不徒索夫，兼且求贿。原其所由，皆其随从仆隶指使之也。宜禁约内外公差官员，船运载官物，不许附带私盐客货，其随从仆隶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数，悉于关文明白开写。敢有多索一夫一军及分关前驱逼取钱物者，许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将各人随从仆隶并附船客商拿问，民编口外，军发戍边，盐货入官。”

　　成化时，御史刘璧等言：“吏部之选举，虽下僚末职，亦不过具实奏闻。上请裁处，未敢自专。或荐非其人，士论得以攻之，台谏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列圣立法，所以不自简除，正以此耳。陛下虽明见万里，果尽知其孰为贤而可用，孰非贤而不可用，万一知有未尽，则必询诸一二近侍之臣，然能保其果无受赂市恩，而所举非所用乎？在外者以为专主于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为得计，方且夤缘作弊，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则其为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职与臣下不同，君总其纲，臣任其烦。若在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悉自简除，非惟劳烦圣体，毋乃以万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窃以为此非出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国体偏为身谋之人，欲假陛下之专以塞天下之口，窃朝廷之权以济一之私耳。

　　旧制，颁诏皆置诏于椟，以绳悬之，自承天门颁下。成化四年秋，颁慈懿皇太后尊谥诏，执事者不恪，以致绳断椟毁。为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诵圣度之宽如此。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凶暴贪淫，或囊沙压人致死，或投之深渊，前后凡杀四十余人，为族人所奏械系至京。刑部尚书陆瑜等奏：“张氏远祖，假以符录，缪称玄宗，无补于国，无益于世。前代虽间有封号，未有品级。至我朝，革去天师之号，止称真人。今其子孙不肖，罪恶深重。元吉当凌迟处死，其妻子当流，其党当绞斩，其族当籍而徭役之。仍宜毁其府第，革其勾管都目诸人，勿令印行符录以诬惑斯世。”宪庙令元吉如所拟，妻子免流。仍择其族人荫封。当时不能执论绝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若，深可惜也。

　　成化五年，内使杜衡盗内府金二两、银二百两。事觉，都察院拟罪当死，例得赎。宪庙命即斩之于市。

　　成化中，都督同知武忠，貌雄壮善射。尝使朝鲜，国人请阅兵，因以弓矢请射。忠挽弓辄嫌其软，并张两弓折之。会有雁横空而过，国人跪请射。忠授弓射之，应弦而落，国人惧服。

　　都督同知马良，馆陶人。尝以幼童侍宪庙于青宫，甚见亲昵。后良丧妻，不数月娶继室，鼓乐闻禁中。宪庙闻知谓左右曰：“良丧妇未久，何以即娶？夫妇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宠遂衰，不复召见。圣情之笃于伦理如此。

　　成化时，兵部以都督刘玉当听调征西，所统马军缺少，乞于别营选补。宪宗曰：“团营军选补未久，如何又要选补？不允。有警，令全营以往。然此中必有惰弊，其令内外提督并坐营官具实回奏。”于是抚宁侯朱永及玉等引咎自劾。宪宗曰：“初简阅士马，委尔等提督训练，正欲兵精以备调遣也，何乃因循废驰辄至于此？玉等平昔坐营怠惰，及临调又称军马不足，论法本难容恕，姑宥之。仍各慎乃事，以副委托。数有不足，即与选补，勿致有误。

　　宪宗因有自宫求进者，姑宥其罪，发原籍当差。不许投托王府势家潜住，违者论死，隐匿之家发边远充军。

　　成化时，吏部尚书姚夔言：“旧例，选授外官，随即领凭赴任。近多潜住京城，揭借财物，置办衣装，娶妻买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赴科画字领凭，有延过半月不辞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复入潜住者，降用。违凭一年以上者，革职为民。

　　成化间，禁京城九门并通州等处抽分，内外官不得违例多取商税。违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卷十五

　　成化六年，顺天府尹阎铎以岁饥坐视民患不能赈济，为户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罚有差。祖宗朝急于民瘼如此，今稍宽矣。

　　太平、芜湖、荆州、沙市、杭州税课，旧无抽分官。成化七年，工部尚书王复始请添部属三员分往抽分。竹木变银为营缮费，是年所得仅千两。后至者以多得为能，至万余两。岁岁加增，朘削无极。言利之臣贻害如此。

　　祖宗之世，最重封爵，如公侯伯，皆论功定议。盖积其前后之功，无官可酬，乃始加之，非如千百户指挥可累级升也。自都督同知赵辅征两广回，大肆赂遗，遂得封伯；后太监刘永成侄左都督聚亦以微功得宁晋伯。无复旧制，而人亦不以得爵为难矣。

　　大理卿王概为按察使时，以旌异得赐诰命。后历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请给。上疏乞恩，诏特许之。旧制，大臣无有两给三品诰命者，有之自概始。

　　北直隶旧止巡抚一人。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给事中梁璟言：“畿内八府，境土广远，巡抚一人兼理边备，卒遇有警，恐误事机。乞以河间、保定以南六府，专委都御史陈濂巡抚。其苏州抵密云一带边关，及顺天、水平二府属，另择重臣一人专督，兼理巡抚之任。”部覆从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张纲。二巡抚之设自此始。

　　成化时，给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审录，有词称冤，人犯驳回在外衙门再问，多偏执己见，不与辩明。或用非法重刑，锻炼成狱囚。人虑其驳回，必加酷刑，虽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后有问招不明拟罪不当者，俱乞改调相应官员问理，不许锻炼成狱。违者虽无赃，亦依律问罪，送吏部改调。”从之。

　　成化时，都御史李宾言：“在外官司听断官民词讼，动辄罚人财物。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又预备稽考告讦，假立文簿，虚作支销。宜行禁革，严治其罪。”从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变避殿御奉天门。便服进春，免贺。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变免庆贺，群臣但具朝服，行八拜礼。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殿试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时，广东按察司言：“妇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单衣的决。但其间所犯多缘连累，且索怀廉耻之人，一被刑辱，终身莫雪，甚为可悯。乞自后除奸盗不孝与乐妇的决，余悉纳钞赎罪。遂著为令。

　　成化时，宣府龙门所火焚官草五十七万余，有司获纵火者以闻，命即斩以徇。籍其家资以抵草数，不足则令经收看守官补之。

　　成化时，总督漕运都御史张鹏请给僧道度牒，鬻米济荒。宪宗曰：“僧道给度，不宜太滥。且鬻米之数，所得几何？而所损于国者多矣。其在官吏监生，尚不可以为常，况此辈乎？其勿许。”

　　河东盐池，旧止以巡按巡视。成化九年三月，户部郎中文志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时临视，故人得私贩，官盐阻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请岁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岁满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设河东巡盐御史。

　　旧制，时享太庙，俱于近午时行礼。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时享太庙，是日日食，百官当救护。礼部奏请早行庙享礼。

　　旧制，廪膳生员考黜者，仍追食过廪米。成化九年，北直隶提学阎禹锡始奏免还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无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潜父死，特赐以葬，时以为荣。 　　御史杨守随言：“爵赏不可以无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顷因山东灾伤，许办事及寄名吏纳银免考，悉依资格选用。幸门一开，越次授职，荡无纪极，争相黩货以规骤进，其于害政莫此为甚。”宪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严考试以为进退。今若募胥吏入赀赈饥，免考登仕，是教吏贪也。御史言是，其亟罢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贪贿，挟贿以买官，倚官以剥民。故每遇开例，吏之加纳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于此。宪宗此旨，百世所当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县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学士羽始迁洛阳。成化间，博野知县裴泰建言请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

　　成化年间，因擒获妖人，追其妖书图本，备录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晓谕愚民。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空知贤变愚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亡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大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雪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章紫绶经》、《王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五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天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英为父，修武伯沈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锦衣指挥王珩，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设鼓乐，琇每招妓与乱。后其徒因与争寺产，因发其通英妾诸罪。遂并下锦衣卫鞫实，琇杖发辽东充军，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晓示。此真可为官员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时，刑部主事张鼎言：“固原平京乃三边总会之所，虏寇侵犯，累从此入。宜置立总府。”诸臣会议，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驻扎固原，总督诸路军马。陕西总制始此。

　　成化时，以街渠污秽壅塞，为工部所奏。逮兵马指挥并巡城御史、锦衣卫官校于狱。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宫者五十余人，日赴礼部喧诉求进。尚书邹干以闻，命锦衣卫执之。枷项于礼部前，并各大市街示众。

　　宁晋伯刘禄，成化十年袭父爵，次年三月卒。宪宗以禄幼，且袭爵未久，惟赐祭，不予葬，且免辍朝。命有司著为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宫聚至四五百人，哄嚷求收用。宪宗云：“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聚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移文天下禁约。”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时，锦衣卫奏：“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前后捕获七百余人，其中强盗多系僧人。乞自后僧行道童不给有司文凭私自来京者，缉出俱发边卫，并罪其所主之家。”从之。

　　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内一款：“军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段遍地锦；骑坐则僭描金鞍■〈革占〉减银秋辔；首饰则僭宝石珠翠。今四方丝贵金少，率皆坐此。宜严加禁约，违者即重罪而没入之。此侈风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时，大学士商辂因灾陈言，内一款：“臣闻天下之治乱，系下情之通塞。太祖高皇帝临御之时，自群臣以及民庶，于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陈说，所以广耳目，达下情也。皇上承嗣以来，诏求直言，而人多顾忌，不肯尽言。意者，听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诏在廷群臣，凡致灾之由，弥灾之策，悉陈以闻。

　　成化时，定西侯蒋琬言：“养兵之利，莫善于屯田。今竭东南民力，漕运以实京庾；又劳八府民力，飞挽以供边饷。民兵俱弊，费出无经。屯田之利，则未遍举。且大同、宣府等处，膏腴土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强占种。租税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内郡。其八府良田，又多为势要之家妄以抛荒奏乞，日渐侵剥，失业之民，控诉无所。脱使边关有警，内郡何由接济？运河有阻，京师何所仰给？居安思危，不可不虑。乞令户部会议，遣刚正给事中、御史二员，视往年甘肃增粮事例，检勘丈量，定着科额。八府民田，亦乞严立禁条，不许豪夺。庶几兵民足食，内外有备。”

　　成化间，户部覆甘肃巡抚宋有文奏言：“边储亏折非独甘肃为然，如辽东、大同诸处，往往事觉，盘究未报。大抵粮储乃生民膏血，而边方险远，类难急致。其间侵盗之徒，率多延缓，以觊脱免。今宜定为通例，凡盗粮五十石、草一千束、钱帛直银二十五两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如近例，监追充军。四倍其数，则无问文武职官吏典斗库部运诸人，虽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亲属。如此则粮不重费，人知谨守。”疏上，诏如议。且令正犯逃故，于同爨至亲家属追之。

　　成化时，礼部覆整饬边备兵部侍郎马文升奏：“光禄寺筵宴夷人酒饭菲薄。”宪宗曰：“宴待诸夷本柔远之道，所以尊隆国体，起其瞻仰。非但饭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齐，品物丰洁始称。今后筵宴并酒饭处，令光禄寺堂上官视之，仍以礼部官一员督察。有不遵者并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师西城，有物夜出伤人。其色黑，踪迹之不可得。上乃于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资，抚盈成之运，顾政事之多缺，致灾异之荐臻。兹者京城内外，有物夜出，残害军民，惊动闾巷。夫变不虚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节，致伤民财欤？或土木烦兴，过劳民力欤？或忠言不闻，下情无由上达欤？或仁政不施，实惠未能下究欤？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赐矜悯，赦过宥罪，转祸为祥，俾妖物潜消，居人安妥。臣当祗谨天戒，循省愆尤，期维新于政令，以图报于大恩，不胜惓惓恳祷之至。”大学士商辂等亦条上时政阙失，请付所司行之。当时君臣尚有遇灾而惧、警惕修省之意。

　　昭德宫内使汪直得宠于宪庙，自黑眚之后，命出外调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驴骡往来京城内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间隐事，以取信于上。上益委任，遂谤及诸大臣，权宠赫弈。又委官校四外缉事，不拘京官藩臬，动皆拘系西厂。或夜入其家，搜其财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于是大学士商辂及万安、刘珝、刘吉上疏极言其害，言：“陛下委听断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王英辈，大张声势，蠹众害人，使大臣不安于位，小臣不安于职，商买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因条列其不法事以上，谓如此不已，国之安危或未可知。”宪庙从其言，为罢西厂。责汪直退还本监，调韦瑛边卫差操，散遣诸校尉。人心快之。然帝意犹未释然，会御史戴缙以九年满不得升，窥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灾变，敕令臣工修省，未闻有进贤退不肖革弊厘奸者。独太监汪直缉奸恶，惩贪赃，释冤抑，禁宿弊，皆合公论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颂直功德。疏成，先以草托直所厚锦衣千户吴绶示直，令直先为言于帝而后奏之。疏奏，帝大悦。于是直复开西厂，洞察益苛，破家毁族，人不堪命。缙意望升都御史，乃止得尚宝少卿。

　　乡试小录前旧有吏典掌行科举及生员誊录对读二条，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错、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画差错者，皆宜究治。”礼部覆议：“平仄不顺，字画差错，与文理差缪者不同，宜仍令会试。”从之。

　　中外军政官，五年一次考选。旧无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尚书余子俊、英国公张懋奏请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东班官若闻有甲兵声者，因辟易，不复成列。卫士露刃，以备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从起，莫能得，亦异矣。

　　翰林院官，自永乐、宣德以来，俱不习仪。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锦衣缉事者奏学士王献等不赴习仪。宪庙命鞫问，二人举相传之例以闻，宥之。仍诏：“自今行大礼仍先期习仪，惟内阁办事者免。”

　　旧制，颁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至，礼部预以为请，命改颁历于十月朔日。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乞致仕，特赐敕允之。仍给月米二石，岁夫四名。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给米拨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监生虎臣言，始诏：“天下学校，孔子庙庭所在，凡过其门者，皆下马。”

　　官吏折俸布旧于甲字库折支者，每阔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以为言，姑改折三十石。然布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而米遇贵，石值银一两，已自悬绝。后又以粗绵布值银三四钱者支与，是粗布一疋准价银三十两矣，从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请天下文庙皆宜用木主。礼部覆言，庙制已定，而澜欲紊乱旧章，遂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后竟用木主，而无人为澜白其事者。

　　旧制，给事中外升，必方面知府，无府州佐贰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铎、兵科给事中萧显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升铎为湖广汉阳府通判、显为贵州镇宁州同知。时镇宁州无同知，特添设以授之。

　　旧例，指官诈财满贯犯该徒流以上罪者，俱发充军。有大诰及遇恩，例减二等，为首从者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内，刑部题：“此辈情犯颇重，如复减等，恐奸伪日滋。请今后指称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为词诓财者，俱计赃。不分首从，悉连家属发边卫充军。原系边卫者，发极边守哨。”从之。

　　都御史李纲，山东长清县人。居官廉介，为太仆少卿时，曾于冀州遇盗，夺其箧。将启之，问其隶，知为纲。曰：“乃李少卿耶！是无钱。”不启箧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抚宁夏都御史贾俊奏边储无措，请开纳银。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供输贡入，不可数计。使能量入为出，用一省百，则边储何患不充，军需何患不足，而为此卖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别为经久常行之策。务使边备不乏，名器不滥，旧章不紊，异议不生。”疏上，宪宗曰：“汉文帝从晁错备边之策，令民纳粟拜爵，后人惜其作俑。迩者有司以乏边储，又议行纳银事例。后世又将谓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罢之勿行。”

　　成化时，兵部尚书余子俊以京城内外多盗，请差府部属官五十余员会锦衣卫巡城御史查究。内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无籍军匠罪囚者，各听首实，送户工兵三部收役。若经赦死囚遣而复来者，处死。邻居舍匿之家蔽占不举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审编火夫坐铺巡警，夜以五十人为率，护盗必追究。舍匿之家概治之，及印子铺赌场俱宜禁治。自今犯者其房舍没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礼部言：“乌思藏地方在长河西之西，长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三处地界相连，易于混淆，难以辨别。乌思藏大乘法王，阐教、阐化、辅教、赞善番王，旧例三年差人一朝贡，后因道险少来。而长河西番僧往往伪作印信番书，以冒赏赐。乞立为定制，除大乘法王无地土外，阐教等四王人各赐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该贡之年，道经四川、陕西，比号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许放入。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朵千及董卜、韩胡诸宣慰司，亦各给勘合六十道，其入贡道经四川，比号验放一如例。若该贡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后不许补贡。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来朝者，边官亦照例验放，不许过多。”从之。

　　四川巡抚都御史孙仁以松潘贼劫掠，欲发兵剿之。宪宗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松潘贼已赏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纵兵恣杀，彼番寨猬聚，岂能悉灭哉？贪功以起边衅，诚非计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余，遣人抚谕，果负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成华十八年，山西巡抚都御史何乔新以按察司官延滞词讼，劾佥事尚敬等罪。宪庙言：“刑狱重事也。《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言未得其情者，详审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即结断，桎梏缧绁，拘系其身，往往有瘦死狱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乔新劾奏甚当，其即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谨，以副朕钦恤之意。”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卫军余金凤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宫以求进。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岁，法当收赎；五十九人才十岁以下，乃其父兄教令为之者，当坐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宫者本身处死，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今犯者众，并援例上请。”奉宪宗圣旨：“金凤等百九十八人加项示众，满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拟皆发原籍原卫收管。”

　　晋宁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来，每夜有妖见，或为神像，或为王侯，需索酒食。时举火将焚宫。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无遗，冠服器用皆尽，妖亦随灭。其事甚异。

　　成化十九年三月，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河东盐二万余引，户部请治其罪。宪庙曰：“祖宗之制，内官不许私置产业，矧敢违例中盐，与民争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内给。今钿营利，于外将焉用之？户部其查，例揭榜禁约，后有犯者，必罪不宥。”

　　太监汪直倚恃权势凌轹有司，所过动遭捶挞。尝至定州，知州裴泰预为馔具以待，仆从皆醉饱欣欣，直心识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调南京御马监，所经有司皆避，直困卧公馆，孤灯荧然。适泰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泰以所携设馔，遂尔汝待之。直曰：“吾非复前比矣，明发得车马起程足矣。”泰曰：“诺。”至明，趋骑而去，声势寂然。小人得丧之态，可为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漏泄机密，请禁之。后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英宗忌辰，宪宗顾左右曰：“今早行礼之际，追念罔极之恩，感伤于怀，泫然泪下，不能自己。永惟先皇，奄弃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业，兢兢栗栗，恒惧弗克负荷，无以慰宗庙神灵。今益当省身修德，任贤图治，使四海无虞，生民乐业，庶几无愧天子之孝云尔。”

　　庆成大礼，国家以来，不肯轻废。成化二十年正月，御史徐镛、何珖以京师地震，疏请免宴。宪宗谓庆成宴乃祖宗定制，责二人不谙大体，调外任。

　　成化间，京城内外奸恶之徒行凶害人，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为人报仇。宪庙因锦衣卫官奏，谓之曰：“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觉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升御史汪奎于夔州府、都给事中卢瑀于长沙府，各通判；给事童于兴国州、秦升于广安州，各同知。诸人因灾异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升之。亦升迁之变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监覃昌传旨，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刘珝亦欲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纸一缄，上有御笔朱书一封字。启视则人讦珝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纳王越贿，谋与复爵诸阴事。安等惊曰：“此即匿名文书，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看何为？”昌曰：“圣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计处，明旦行事本发出，则无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亲老，俟亲终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陈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终之义。”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本进，遂准致仕，加岁夫月米，赐敕而遣之。

　　每视朝时，天威在上，群臣敬慎之极。语言进退之间，不无小小差误，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宪庙谕御史等官：“今后通政司、鸿胪寺等官宣读奏词，有差错一二字者免劾。”真圣人之度也。

　　副都御史屠滽历三品俸二年余，四月升右都御史，又历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历足前所历，共计三年。请给三品诰命，以封父母。”许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诏天下有司，征税毋取余价。

　　旧例，会试举人以百名为率，南数取五十五名，北数取三十五名，中数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当会试之前，时内阁万安、礼部尚书周洪谟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即希二人意，言额数不均。于是南北各退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当祭先师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亲迎，传制遣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县昏刻天地昏黑，空中声如雷，寻有黑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鸡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宁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礼成，遣官表贺，其表文中称大婚。宪庙言：“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况朝廷乎？王不据理遵例，乃遣人奉表来贺。虽云致敬，所谓事之不以礼也。况表中又不审轻重，谬称大婚，可乎？宜降敕谕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长史等官。

　　成化时，真定知府余瓒言：“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处边墙内，地土肥饶，近皆为镇守内外等官私役军士尽力开耕，所获粮草甚富。凡遇官民买纳，加倍取息。以此观之，则各边所出者，皆足各边之用矣。请敕遣科道部属官刚正有为深达大体者数员，往会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勘视，凡堪种熟地，系军民并千百户以下者，听如旧管业；其在指挥以上者，请定则例，量拨多寡，以资其用。余皆计常操官军若干队分拨，每人宅地二亩，田地二十亩。每队分为两班耕守，以备征操。亦但征取十一，则民可免转输之劳，军可无饥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斩。

　　成化末，贵州总兵吴经、巡抚都御史谢昶奏：“苗贼纠众称王，敌杀官军，声言入犯，其势甚炽。若不调兵剿之，贵州难保无虞。”兵部言：“苗贼果如经等所奏，固当致讨。但详诸臣奏词，不见杀掠实数，宜遣官按视。”于是遣御史邓庠、兵部员外费瑄，赐敕谕以：“上体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烦费之苦，勿据偏词，轻调大兵，以邀功启衅。”庠、瑄至贵州，苗实无称王诸状，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觊升赏，皆主用兵之议，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从。遂招抚苗众，苗知朝廷无剿除之意，各出听抚谕。兵竞不用而还。

　　●卷十六

　　国朝品官服色无蟒衣之制，盖蟒蛇属无角无足。乃其后内外官多乞蟒衣，大类龙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边镛奏，始禁不许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庙有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浚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如故，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历年既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乞敕阁臣委学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仍敕南京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又请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有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查算，事毕封识。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取。”孝庙嘉纳之。

　　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价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乃后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礼部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者，同罪。里老容隐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言：“讲官官不必高，所贵实任。苟非其人不宜滥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时置不问。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伏睹累朝所定仪注，止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无所谓纠仪者。先帝临朝极严，御史等官奏对，不敢毫发纵贷，即如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差错不闻纠劾，朝廷亦不以责纠劾之官。请自今凡进讲差错者，勿得纠劾，以仰成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孝庙从之。

　　弘治间，命太监李兴等修浚张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气阴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处，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众共骇叹。副使杨茂元奏闻于朝。亦甚异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东抚按奏黜老疾不谨等官。孝庙谕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于原籍宜兴县仿范仲淹之意置义田若干亩，岁收租税，以助族人婚葬之费。定为家规，传之子孙。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发本管府县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造入本里带管户内。如有侵占争讼者，以官法从事。庶几家法籍国法而永存，百世子孙皆蒙休赐。下户部议，宜从所请。

　　三品官妻旧无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陈请，特许之。四品妻无祭，大理卿王霁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请，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孙博士元请封赠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旧无封赠例。诏特予之。

　　弘治时，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言：“清军一事虽曰急务，但所清之军，自洪武、永乐以来，远者百余年，近者数十载，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孙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识，间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军甚少，所扰之民实多。乞敕兵部转行天下所司，凡逃军有经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愿抽军籍者，覆视无碍，许于本处衙门注籍。则民扰可除，而军亦易补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礼监以祭三清乐章，命内阁改补进呈。大学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不闻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且祖宗置文渊阁学士，实欲其谋议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源，弼正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其言而莫之违也。故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当仰承德音，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陛下，不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纳之。

　　弘治九年春，朝觐官陛辞，孝庙赐之敕，内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责亦专。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大哉王言，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绎思也。”

　　世间草木花卉，各有种类。弘治间，四川长宁县民家楠树上生莲花，李树上生豆荚。亦大异矣。

　　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

　　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家贫出其女满仓儿，令张媪鬻之。媪鬻于乐妇张氏，而始言周官人家。后张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娼。时能久没，其母聂氏闻之，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复认，聂与子政攘而归。璘赎以十金，不从。讼之刑部，郎中丁哲讯得其实。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数日死。女断归聂。璘妻讼于东厂太监杨鹏，鹏奏之，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讯之，始吐实。都察院谓哲罪当徒，女当杖。刑部吏徐圭疏言：“哲断女甚当，而杨鹏之侄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惧东厂，莫敢辩明。及朝堂问明，乃此女止拟杖，而哲反拟徒。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者，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以为从却令旁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观之，益复可信，诸人冤枉，岂不有伤天地之和？愿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谪镇抚司于边。进哲一官，以酬被诬受辱之苦。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卫官。乞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璘赎罪毕为民，哲亦给璘埋葬之费，革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有山西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既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命左右赐茶而退。宣召顾问，蔼然有都俞一堂之风。

　　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古之南军禁卫之兵也；其他卫俱属五府，此即古之北军征讨之兵也。永乐中，会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常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成化以来，勇士精壮者少，其数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驾出，勇士盔甲与各营无异，禁兵渐至废弛。此外，虽有将军围子手，不过早朝侍卫，退朝即散回家，皇城之内，防奸者无几。其守卫皇城各门官军，疲弊尤甚。弘治十年十月内，兵部尚书马文升以为言：“请敕御马监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卫营太监将勇士并四卫操军。拣选精壮者编次成伍，选老成头目领之，常分番上直。仍敕皇城守门内官，钤束官军，搜检出入，真得严禁卫之意。”

　　国初，立预备仓，即古常平仓遗意。盖支给官钞和籴，以备凶荒耳。正统以后，许将囚罪赎罪米收入，然无定数。成化以后，始有每里积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数之罚。弘治以后，复有不及数罚俸及降用之例。夫不问其所取之由，而但责其所积之数，岂能无弊哉！

　　国朝列圣，极重朝参，无故不免。弘治年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宁宫灾。孝庙于次日昧爽，遣内官召阁臣于左顺门宣旨说：“昨夜清宁宫失火，朕奉侍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敢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阁臣对曰：“宫闱大变，太皇太后圣心震惊，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间，孝庙曾有旨，命光禄寺置簿籍，凡进上供物于宫中，其戗金朱红等器皿，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直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该寺每季具损失之数以闻。至十七年，卿李𬭼言：“本年春季进膳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尚膳监将未出器皿查还本寺。

　　永乐以前，总兵无专官。有事命将，事平还朝。后缘边方多事，因留总兵官镇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调本镇兵马剿杀，不报捷，不宣捷。后来有扑杀或掩袭以取胜者，或七八十级；或四五十级。或三四路而并为一路，或二三日而诈为一日。概以捷音奏报，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升赏，遂开冒功之门，至于今而滥觞极矣

　　端门之左有直房五间，系坊局官候朝公会及收贮卷箱之所。凡东宫官属侍班讲读，亦于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门官奉御王玺等以为空房，奏讨居住，工部据实以覆。得旨：“既系各衙门公会之所，今后不许奏讨。”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谕内阁：“今后凡有拟票文书，卿等自行书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于是大学士刘健等言：“内阁之职，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中间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访论议，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或奉天门，或左顺门。屏开左右，造膝面谕。如宣宗屡幸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英宗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至太监，太监乃进至御前。至于誊写，例委之制敕房，中书耳目太广，不无漏泄。缘臣等不习楷书，字画钝拙，不能一一自写。除事理重大者，自行书写封进，其余乞容中书代写。皇上若有咨议，乞照祖宗故事，或诏臣等面谕，或亲赐御批数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达，事无漏泄。”孝庙嘉纳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杨纶陈时政疏内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职官几何，户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几何，兵部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几何，工部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几何。各略具总数次第进呈，亲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滥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费之心。

　　弘治时，群臣陈言边事。有云：“各处僧道少壮者，中间岂无忠勇如愿报效？许所在有司给以口粮，差人伴送赴部，给以什物，许其随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给官钱，为娶妻室，有功一体升赏。”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虏入寇，京师戒严。兵部言：“京营，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间有衰疾及未副众望者，分别去留，庶缓急得用。”孝宗即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各官疏，亲赐顾问，以次裁决。留英国公张懋等，而解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兵柄。至五月，复召三臣于平台，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访问，面加裁决。亲书手敕令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新宁伯谭祐罢团营，专督神机营。

　　初，天下都司卫所造完军器解至京师，皆贮之九门城楼，以便关领。后内官监太监陈良始请内库交收，由是留难需索，费用不赀，大为解人之苦矣。

　　弘治时，云南矿脉微细，各卫俱以矿夫包赔，谓之夫丁干认。后以巡抚李士实言，始免之。

　　祖宗时，法度甚严。如弘治时郎中顾谧在校余张通家饮酒，令优人女妆为乐，事发，即令冠带闲住。今大纵矣。

　　弘治间，吏部侍郎王鏊上御虏事，内言：“古之帝王，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今虏一入寇，则中外忧惶，以为患在不测。一旦稍缓则泰然，以为无事，是与古异矣。臣谓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此语在今时尤甚。

　　京官旧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时，以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法太阔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旧张伞，弘治时为御史郭所劾，命城中许张油伞，不得用凉伞。

　　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弘治时，苏州府崇明县民顾孟文家鸡伏卵，所出者猴头而人形，长四寸，有毛能动而无声，亦毛孽也。

　　孝庙一日坐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至，出大同镇巡官本，谓之曰：“我边墩台，贼乃敢挖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军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军亦未宜轻动。”谢迁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须内顾家当。”孝庙犹未释然。李东阳曰：“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可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孝庙曰：“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发，免致临期失误。”皆对曰：“圣虑甚当。”乃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孝宗之留心边事如此。

　　孝庙曾命工部待郎李𬭼等经略边关，召至暖阁，面谕之曰：“边关事重，尔等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惓惓如此，群臣安敢有不尽心者？

　　孝庙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之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说‘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圣谕。”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孝庙御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谕之曰：“户部覆处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鉴，何以不会吏部？”健等对：“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孝庙之明习国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门门官太多，科占军士，请遵诏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著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军士诡冒食粮者一万三千九百有奇，皆发原卫及京营操练。自后内臣所进勇士，必兵部验送而后廪之。五年复籍其人而核其数。著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议：文职升俸终身带支者，但照原官品级上支。如由正七品升俸，则终身止加从六品俸，后复升官，不得随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员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许用纱罗纻丝。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许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武庙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即诏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发年例银于各边。得旨：“各边即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户部其会官查究事端，议处经久长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言：“辽左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较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乐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土一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二千有余给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实由于此。”读此疏，则举一镇而各镇可知。延至于今，岁增月益，夫赋有定额，而边饷无定额，国储安得不竭？竭则何以措手？司国计者，不可不一严核之也。王府禄米多预支，及病故，辄乞免还宫。正德时有旨：“今后禄米，俱按季关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问以闻。”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砺丈量过公侯伯指挥等官张懋等庄田地，共一千八百余顷。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禄，在外庄田，徒使利归佃户家人。即今边储缺乏，各官岂无忧国足边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令各边查出地土，视此令行之。”

　　正德时，湖广巡抚都御史王纶以岁累纻，预备仓已竭。欲礼劝富民，纳粟赈济，有不从者疏闻究治。

　　武庙曰：“劝分固救荒权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镇巡官再行斟酌，须富室乐从，不可强之”。

　　正德时，四川贼作乱。时官兵脆弱，调永顺、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于流贼。贼尝谓居民曰：“我来梳汝，兵耒篦汝矣。”

　　正德七年，黑眚见，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风行有声，夜出伤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间、顺德，渐及京师。人夜持刁斗相警，达旦不敢寝，逾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卫副千户王玉以报献银矿不实坐斩，死狱中。其子生员铭请袭职，兵部言：“玉未决而死，若铭得袭，何以惩恶？”遂谪充本卫军。

　　内阁藏书甚多，然岁久不无残阙。正德十年冬，大学士题请，令中书舍人胡熙、典籍刘伟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是其书为继先等所盗，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选营卫官军，是时食粮官军三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监局门厂等处役占奏准免选者十八万一千人，从征者二万九千十五人，逃故者万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团营所存者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选者仅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卷十七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首辟言路，群臣莫不因事纳忠，以赞成新政。然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则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闻，不可得也。”

　　嘉靖初，诏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今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临御以来，首翦群凶，天下称明。然奸党尚存，阴谋变幻，或乘机会以伤善类，或借鹰犬以快私仇，或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假言事以动朝廷。未败者思固宠，既败者幸复全。此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为权奸者皆然，不独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禄少卿孙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世庙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既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岁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加至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郑光琬言，始复弘治旧额。

　　嘉靖初，海西弗提卫进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辽东都指挥违例滥收之罪。

　　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言：“运粮加耗之弊，有曰太监茶果者，每石三厘九毫，岁银一万五千六百两；曰经历司、曰该年仓官、曰门官门吏、曰各年仓官、曰新旧军斗，俱每石一厘，共银一万六千两；曰会钱者、曰小荡光银者，各每石一分，共银八万两；曰救斛面银者，每石五厘，计银二万。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庙命内外总督粮运等官，严行禁革。违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肃巡抚陈九畴请内帑银募军，户部言：“据九畴所称，本镇官军原额七万有余，近年逃亡几半。夫逃军既众，则余粮亦多。宜即以逃军所余之粮，为募军月粮诸费。”世宗深然其言。今各边动称无兵，何不仿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待郎席书言：“南畿民饥殊甚，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烦审户，不待防奸，至简至要，可以举行。而世俗咸谓不便，盖缘曾有举于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远饥民闻风并集，主者势不能给，致民相聚而死，遂谓此法难行。臣今总计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县。大都大县设粥干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诸所设粥处，约日并举，凡以饥来者，无论本处邻境军民男妇老幼口多寡，均粥给济。起今十一月半，抵麦熟止，计用米不过十六万石，银十六万两，可活人二十余万。取用有数，未至太糜；赈恤有等，不至虚费。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户部覆：“此法不特宜于南畿，宜通行天下灾荒处所，一体施行。”

　　内官监收白熟粳米，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始获批单。嘉靖时，以应天巡抚吴廷举言，始令今后内官监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军余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财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宁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为主，而明与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则其生成之德，明则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无。若武则雷霆，时可一震而已，震之数或震之过，则伤物必多而天威亵矣。故仁或可过而明则不可过也，明过则察；明犹可过而武决不可过也，武过则残。请自今中外群臣有罪，悉下司寇问理。罪状明白，轻重诛黜，皆依律科断，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谓武也。若廷辱之以棰楚，或有偶毙雷霆之下者，遂伤日月之明，大为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时，吏部尚书廖纪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世庙是其言。令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养病。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罢职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绵底衣，重毡叠杷，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臣又见成化、弘治间诏狱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唬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司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失旧典，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庙于万机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入见，各作一诗相勖。赐宏诗云：“眷兹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赓。朕缵大服履昌运，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珤诗云：“黄阁古政府，辅导须才良。卿以廷荐人，性资特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圭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赐咏诗云：“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台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怀忠贞。《卷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云：“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宽朕西顾忧，威名满华羌。予承祖宗绪，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张皇纲。”

　　嘉靖时，都给事中周琅言：“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纽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米，有疾者给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今无论轻重，概为幽囚，动引岁时。主者苦为谳覆之烦，吏卒惮于防闲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严为禁约，酷吏知警，而民命无枉。”世庙深然其言。令“今后中外理官务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滥。在外责之监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纠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为民，即才守可观，不许推荐，务期用刑得中，以称朕钦恤之意。

　　嘉靖时，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所以纠正官邪、清平狱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访奸宄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官；职掌之夺，谓之侵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辩明，若有隐情曲法，听厂卫觉察上闻。凡盗贼奸宄，仍责之厂卫缉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罪上闻。庶于事体为当。”世庙深以为然。诏如议行。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自桂萼始。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后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珤、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温仁和得请归省，乃以张璁议，始革不补。

　　嘉靖时，世庙因大学士杨一清言：“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或作草场，或作皇庄，使民失其常产。”有旨：“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家朦胧请乞，逼取地租，虽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产，何以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滥请及额外占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各项草场亦有将军民地土混占者，一体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各处势要亦有指军民世业为抛荒猎而有之，皆宜处置。事竣具上其籍，户部务综其实，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权势保私蔽公者，以状闻。”

　　嘉靖时，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乞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奄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庙是其言，因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景泰初，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最为紧要，日久渐废。至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今虏寇宣府，欲还京军征讨，十二万人选不满二三万，盖由强壮者役占权门，瘦羸者挂名影射。夫户部粮册十二万，不阙一人，而点选兵册仅仅若此。设有警变，何备之？乞敕权要，私占军丁者清出补伍，以充十二万原数，而量为精选，以备先锋，无事之日，如法操练。有事之日，即奉命启行，则营伍充实，京师有备矣。”世庙嘉纳之。

　　嘉靖时，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宁言：“《书》曰：‘词尚体要。’律曰：‘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不许虚饰烦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烦就简，故君上得以亲览无遗。及武宗之时，不亲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听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数纸，虽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读一过者，乃以上劳君父。为治之体，岂宜如是？乞申敕内外诸司，凡事当奏题者，务照弘治以前旧规，删去烦文，务从简要，不许全录往来文移。而部院议覆者，亦必撮其要语，使无赘词，又无失事，庶几少便省览。”世庙深然其言。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

　　嘉靖时，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时方有事郊坛，二臣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世庙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翌日扈从齐宫，即可出谢，不必陛见。”

　　嘉靖七年，提督团营官查上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今止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今止一万九干三百余匹，且其中病惫虺瘠者过半。营务废弛，莫甚此时。今承平日久，其废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无费词，当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事体。”世庙是其言。令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嘉靖时，给事中陆粲核实坝上等牛马羊房见在头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岁应用料豆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数，减料一十四万二千余，草四百六万一千余。盖自有马房以来，糜费侵渔，不知有几。根盘势据，莫敢谁何。世庙报曰：“各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国害民，长奸惠恶，莫此为甚。自今敢有复蹈前弊，科道官及缉事衙门即指实参奏，处以重罪。”

　　嘉靖时，詹事霍韬言：“旧例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艺菽粟，岁时屡丰，粟石值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请更其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银二钱得粟一石，盐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盐，得八引之利。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粟于户部。由是商贾耕稼，积粟无用，遂辍业而归。边地荒芜，米粟一石值银五两，皆盐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边粮，其复输粟之旧制乎？”按韬此议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韬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备查得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此皆欺隐于小民者也。洪武初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九百一十万。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国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晋府一王，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王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职，洪武初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至八万一千余员，增四倍矣。锦衣卫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员，今一千七百余员，增八倍矣。户口日减，费用日增，可不思所以处之也？”

　　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备荒之政。莫过于古之义仓。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就仓，旬日待毙。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凶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亦无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时，以工部尚书李𬭼营求得谥，不协公论，并赠官俱革。因诏：“大臣家子弟，有托为求文，公行贿赂营求赠谥荫官者，缉事衙门访实，奏闻处治。”

　　嘉靖时，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内一段言：“朕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微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谕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按此弊在今为尤甚。

　　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奏：“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推官知县兼选；正德末年始尽废进士考选之例。盖中大臣阴为沮止，辄以未经世故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尝徒劳州县而经纶素具，又有致身台辅而功名反损于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设立言官，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疏通；当取其有廊庙圭璋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司马光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臣以为当以光言为取人之则，用臣言求建官之体。若徒以老成谙练为言，是不过欲得脂韦妍阿、爱身固禄之流，利其不为己害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尝言：“中国之于夷狄，顺利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

　　云南羁縻之地，洪武、永乐间，原无镇守太监，后来始设，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韶言裁革。

　　嘉靖时，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回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

　　常朝后，阁臣由东陛上，侍立御座东；锦衣卫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轮一人捧敕，在阁臣后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时，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庙下法司议，法司请量加罚治。世庙怒其曲护，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问。

　　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

　　世庙御文花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嘉靖初，停止纳银入监事例，而苏州犹起送生员方世儒等至部，户部以为言。得旨：“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何得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参议顾璘养亲致仕矣，后起家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复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复乞养亲。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

　　世庙尝语张孚敬曰：“君臣之际，固不可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之召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

　　嘉靖时，吏部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问学优长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今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才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兢。世庙深然其言。命如议禁革，著为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谕阁臣礼官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部尚书夏言因言：“以‘时玉’语雪，实前所未道，足为文训。”因作《天赐时玉赋》以献。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礼部尚书夏言：“朕宫左右小殿，东贮冕弁，西藏书史，欲悬以额，卿可拟名宋闻。”言拟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进。世宗览而悦之，曰：“卿所拟取端冕凝旒，懋学勤政，意义甚善。”遂遣中使赐言白金彩币。

　　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撒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痊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

　　祭启圣祠，旧皆国子监堂上官礼。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学士张璧代之。

　　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

　　嘉靖时，御史游居敬请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世宗曰：“若水留用，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皇亲指挥以下千百户等官俱得陪祀郊庙，不在武官四品例，著为令。

　　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有旨：令厂卫五城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诏书内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时，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时，御史闻人诠言：“今时文体诡异己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报曰：“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嘉靖时，建安王宸㴋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授之秘札，嘱以夤缘关通之谋，益藏奏牍中，遂误彻。御览，诏下法司逮问。于是礼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多由奸徒拨置，营差入奏，厚赍金帛，潜住京师，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谋画万端，期于必得。往往借口关节，侵牟无算，欺蔽宗室，污辱朝士，请严为禁例。”世宗乃诏诸王，以后务自点检。戒谕宗室，敬遵祖训，一切事宜，必与令甲相合，方许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还，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贷。

　　嘉靖二十四年诏：“有司官贤否，止据抚按举劾，政体归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止于专职，所属论列，不许一概混及。”

　　嘉靖时，都给事中叶镗言：“今之谈边事者，无出修边召募两端，然自有虏患以来，当事诸臣建议修边，耗费帑藏无算，而虏入不能捍御，虏退不能邀扼，边墙果足恃乎？沿边卫所，军有定额，皆计口给粮。军亡而额存，可以勾补；额虚而粮存，可以召补。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数，尤为失策。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为养军赏军之资；罢摆边军士，为哨探守堡之用。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汰去老弱，简精壮者更代。则召募可无行，而边备自实矣。”

　　嘉靖时，给事中杨允绳言：“古者立郡县之等，明铨序之品，所以人与地相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列三等为铨除。中有请托规避者，痛加裁抑。至于履任后，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令抚按官奏报改调，则人才各适于用，铨拟渐趋于平矣，按选法莫善于此疏，莫不善于今之掣签。”

　　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马料取之采青牧放，岁有常供，未尝告乏。迩者民粮逋负，屯种废弛，而动请内帑。虚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各卫所屯田子粒，别其积欠，严限催征。是后会计岁用，先尽民屯二粮，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通融计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减，方许奏发帑银。庶边臣奏讨之烦，非所虑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比者丑虏深入，守城出战，动称无军。其见在者，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一旦。臣以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之不精，其罪不在军士，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将领恶其害己，率从中阻挠；军士久习骄惰，辄倡流言。清理未半，复从中止。雕敝至极，我皇上亲见其害矣。宜差风力科道，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取户部粮册参考，见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设法勾补，占役者悉征著伍，然后人给衣甲器械，加意练习。勿为群议浮言所摇，庶几营务可饬矣。”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以仇鸾为之，赞理军务文臣一员，以复祖制，以一事权。仍令兵部会官定议，兵部会议言：“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备征伐戍守之用，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谓之三大营。五军、神机二营，俱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具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又俱有营，附于五军营中，而各有司焉。时营无不知兵之将，将无不练之卒，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以赏罚惩劝之。所以兵休而不骄，兵用而不困。正统末，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就中挑选十二万，团操为十二营，立为奋武等名，以别其号。总以提督，以重其权。十二营内，莫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存留大营，遂为次拨，亦应变济时之权也。至正德，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奏请，待报启行。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至于今日，则两官厅之兵，又未必精。营日分而愈弱，军日选而愈弊。官多则占役者重，而军士疲于奔走。营分则稽查为难，而军士易于隐蔽。因条为兴革六事。”世宗命如议，遂革提督监枪内臣。既而仇鸾复请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掖。中军左右哨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参将二员为奇兵，正兵以备守城，有警则以奇兵出征。从之。

　　嘉靖时，兵部尚书聂豹言：“唐臣陆贽谓：中国与夷狄各有所长，不可勉于所短而敌其长，宜用所长以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力，练卒以蓄威。寇小至则遏其冲，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施，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此万全之术也。”

　　嘉靖时，延绥巡抚王输言：“陕西四镇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今经二十余年，士马日耗，粮饷日增。如延绥镇，旧设军六万六千余名，今止五万余名；马二万九千余匹，今止一万三千余匹。岁用五十六万有奇，计浮费不下一十四万。宁夏镇，旧设军四万四千余名，今止二万八千余名，马二万四千余匹，今止一万二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计浮费不下十万。甘肃镇，旧设军四万五千余名，今止三万五千余名；马二万七干匹，今止一万八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固原镇，旧设军七万九千余名，今止一万一千余名；马三万五千余匹，今止八千余匹岁用三十四万有奇，计浮费各不下一十六万。求其增费之源，与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胧滥支，此破冒积习之弊，逋负侵没，因缘为奸，此征解积之习之弊。报警则以小为大，出师则以少为多，地里远近，日期后先，或可缓先发，或应掣故留，此征调积习之弊。使车宾旅，实繁有徒，供给馈遗，冒支储胥，此支放积习之弊。夫额外之费既已日增，法外之奸从而日蠹即竭内地之财以供边，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时，御史屠仲律言：“诸将御寇，不善用兵之弊：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已闻，弊一；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冥行突进，动陷伏中，弊二；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奔急救难，贼逸我劳，弊三；兵不专一，主客杂聚，猝遇狡贼，易衣变饰，突然前来，不能别识，弊四；兵无素统，将不预设，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乌合之人，率以未经识面之将，弊五；法令姑息，纪律不肃，进有必死之恐，退无伏顿之虑，畏敌而不畏将，弊六；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弊七；粮糗不储，料理不周，远兵劳役，抚恤未至，枵腹待爨；穷愁思归，弊八；士不精选，勇怯无辨，前击后解，谨然而散，虽悍夫勇士，以无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胆丧，弊九。九弊不除，虽贲、育执戈，莫能济矣。”

　　嘉靖时，给事中游震得疏陈营务，部覆言其不便。得旨：“营兵宜如旧。以后诸臣建白窒碍难行者，部臣毋得依违题覆既行辄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郭立彦俱后至。诏下镇抚司逮问，谨谪为惠州府推官，应、立彦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纪公巡代之。

　　嘉靖时会荐边才，御史罗廷唯言：“臣观朝廷近日以边材为急，而诸臣所举有不尽然者。所举大臣，不曰胸藏万兵，则曰筹决千里。所举武臣，不曰身经百战，则曰雄当万夫。是十刘基、百徐达并生于一时，其去言官初议，失之远矣。甚或钻刺方行，而此举适有以投其机；罪过已深，而此举反有以籍其口；迁延日久，而此举复有以招其来。是因明诏，以开幸门，有志之士，差与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尝谓，才如司马迁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败，而迁受腐刑；忠如诸葛亮举马谡，知兵矣，街亭一败，而亮落相职。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严，故事鲜败绩。今被荐者不自洁其人之短长，荐人者不复任其事之成败，则人孰不怀侥幸之心乎？若谓人才难得，姑且试焉。则兵者危事，以庸才试危事，所伤益多，此臣所以重为国家惜也。”世宗嘉纳其言，切责诸臣举荐泛滥、吏部题覆依违之罪，所举竟不果用。

　　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间，流贼猖獗，始调许泰、郁永等领边兵杀贼。继而江彬统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识者忧之。随有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后，仇鸾奏遣四御史分往各边选兵入卫，每岁兵十八枝，鸾自领，防护京陵，犹未守蓟镇也。至何栋任总督，奏蓟镇兵马未完，暂借二枝防守，待蓟兵练完撒还。至王忬，却将边兵尽调赴蓟镇，分布摆守各墙，又将辽东全镇兵马尽调入关。以致贼乘虚入边，抢杀一空，调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诏：“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令兵部详议。”议上，复诏：“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辄相玩怠。今诸兵颖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縻，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寡，操练与否限一月还奏。”

　　嘉靖时，光禄岁用银计三十六万。世宗以为多，疑有干没。乃谕内阁：“今无论祖宗时两宫大分，尽省九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阁臣对：“祖宗时，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征解本色岁额定二十四万，彼时该寺岁用不过十二三万，节年积有余剩，后加添至四十万。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万。其花费，情弊可知。而冒费之弊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臣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员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拦印票，遇有上用诸物，某日于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罢。若查复旧规，则诸弊可革矣。”乃切责该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言：“太仓之财，岁以千万计，中间请乞频仍，给予泛滥。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嬴缩。各司自当畏惧撙节，而所省不赀矣。”诏可。太仓银库之月报出纳，自此始。

　　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派民运屯盐，足以自给。后因民运多逋，屯盐渐弛，又客兵调遣不常，遂致奏讨数多，中间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谕户部曰：“朕见诸边疏请内帑，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弊？今后必慎度以给。”圣心之明见如此。

　　嘉靖时，蓟辽总督许论奏：“密云、昌平二镇年例饷金，俱防春用尽。防秋仍用三十二万有奇。”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言：“各边钱粮虚糜之甚，奏讨之多，莫有过于蓟镇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止八九万，今三十四万有奇；昌平镇止三五万，今十四万有奇。何前后悬绝如是？夫春防小警，为费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诸边效尤，又何以应之？论在镇三年，一卒未练，而粮饷独倍往昔，岂无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风宪官赴边计议，较数岁之中，酌为定规。庶边臣不敢妄求，司计得有所执。”世宗是其言。令论回籍听勘。

　　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蓟镇客兵粮饷不敷之数，言：“蓟镇主客钱粮，自二十九年而京运始发，至三十九年而额数愈增。如蓟州主兵年例不过六七万，今则十四五万矣；客兵不过十数万，今则三十万矣。密云主兵年例不过一二万，今则七八万矣；客兵不过八九万，今则二十二三万矣。盖缘往时蓟镇主止四五路，今则增为十区，而副参游守增添数倍矣。往时未有客兵，俱主兵调遣，今则山、陕、辽、保分番征调矣。往者在边止于防秋，今则戍守无虚月无虚岁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时，廷臣议上理财事，内一款言：“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召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盖近来各边或无故调遣，或假名按伏，因而干没。其费不赀，司计者将何以应之？宜行各督抚官，亲诣各城，从实拣选，汰其老弱虚冒，以还先年主兵原额。诸所新设营垒，查非要害，尽当随宜省并。”世宗报曰：“近年边饷，侵冒多端。各督抚官正己率属，厘革积弊，违者听部臣并该科参治。”

　　旧例，鸟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问阁臣曰：“今取户、兵、工三部银四万两，犒蓟镇春防官军一次，可乎？”阁臣对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以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以行。”

　　先年，夷人入贡，无遣官伴递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驿递殴伤贡夷，始议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后伴送序班，往往导诱诸夷，百般需索，因而干没，恣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物特甚，为驿丞杨所奏。乃诏：“自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蓟辽抚选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百户一员代之。”

　　旧制，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拔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遂停食盐，唯户部十三道岁支如故。

　　嘉靖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蒲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郡萃州处，什伍成群，以惑众听？善乎宋儒之言曰：“愿士大夫有此工夫，不愿士大夫有此门户。臣以为欲塞其门拒其户，在国家于用舍之间慎之而已。”

　　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慎，而后朝廷之体尊。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偏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丑亵鄙秽之语，载之牍中，尤非对君之体。乞敕礼部转行内外百司，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不许仍前琐屑浮冗。如违，听该科参治。”世宗深然之，乃诏：“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嘉靖四十五年秋，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卷十八

　　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泊派黄蜡止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末年黄蜡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蜡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无征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广东采办，及顺天召商收买，岁办数十万斤。隆庆初，以户部言其扰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诸采办一切停止。

　　隆庆初，内官监太监李芳言：“本监官属，内自佥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给，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减。”得旨：“允行，著为例。”

　　隆庆初，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间。上常导下之言也，则曰：‘予违汝弼。’又恐其不尽言也，则曰‘汝无面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圣，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对无时。太平之业，端肇于此。皇上御门朝群臣，已复祖宗之旧。但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罢朝，即御文华殿，除内阁辅臣日侍讲读自宜随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时召见。即将览过题奏，干系大赏罚，大黜陟，大典礼，大刑狱，大军机，大会计，与凡一切大政令，当斟酌详议者，特降清问，许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赐裁答。傥有疑难，虽再三商确，然后答旨，亦无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

　　隆庆初，户部尚书葛守礼言：“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衤发衤胼胝终岁勤动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

　　隆庆初，户部请以钱粮文册定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记册中，自州县以达府，自府达布政司，于来岁入观之日，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参治。

　　隆庆初，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隆庆初，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石州人。以州城陷，忧布成疾。因外官无归省例，流乞致仕，辞甚哀切。穆宗怜之，特予给假，不为例。

　　隆庆初，蓟镇巡抚刘应节言边防五蠹，内言“行边之使，相望于道，所役者边军，所乘者战马，所食者军饷，既不能有益，又从而削之，此迎送之难。武弁类多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绳之太过，其势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荐达，虽厮养陪台，皆过为款遇，其所供亿，皆出军士，此科敛之难。”此二者深切边弊。

　　隆庆二年春，穆宗至天寿山，论辅臣曰：“联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厘。理者但逞词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诸臣，令彼知儆。”

　　隆庆初，诏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买金一万两进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贮之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亟进年例。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有诏：“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种马养在民间，一儿四骒。此祖宗定制，不可轻易。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已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且言种马之害，变买种马之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兵部亦主其议。议上，不久。竟如金言，每马变买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太仆寺。今太仆寺马价用尽，而种马亦废国初旧制，皆金之罪也。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

　　隆庆时，御史马明谟请复屯盐之旧，言：“祖宗时，边备振举，虏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财募人开垦塞下，输纳盐粮。故当时公私饶裕，不籍内帑而给。今诸边苦虏塞下无可耕之田，乃议发帑，国计所关。以天下供京师其势顺，以内帑供四方其势逆。乞敕重臣分理屯盐之利，使地利尽而商买通，则边饷有裨，国储可裕矣。”

　　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言：“顷年以来，议论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烦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切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二，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至当。及计虑已深，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沮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勉修职业，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盐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杀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母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庶纪纲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违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便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该部置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大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而进？百官有司之职何由而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于毁誉，毋杂于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政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补。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为小转之法，互迁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庆时，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干条陈四事，皆琐屑无甚关系。得旨：“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时，户部覆给事中刘继文便商事宜，内一段言：“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从之。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陈言，内一款言：“今民贫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数。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在上者概议蠲免，是朝廷旷荡之恩，不足以劝善，而反以惠奸也。请自今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议免。其悖顽多逋者，有司严法绳之，不得宽贷。则良民不致独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纶疏内又一款言：“国家众建卫所。棋列中外，除锦衣等卫，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其始军无缺伍，粮有定额，而食常足；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而粮饷积欠，兵益少而饷益乏。乞敕户部，清查原设卫所官军粮饷登耗之数，及会算原额起运存留钱粮造册，与抚按官查理，则天下之额饷可清矣。”

　　隆庆时，礼部覆礼科奏诸臣疏中言语：“字画务求便于省览。”穆宗曰：“今后诸司章奏，务词语简明、字画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庆时，穆宗问户部九边年例军饷太仓岁发及各省办纳之数。尚书刘体干言：“国家边制，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为七，又继以固原、山西为九，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马，各镇原自有主兵，一镇之兵，足以守一镇之地。后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调集多于往时，而坐食者愈众矣。其合用刍粮，各镇原自有屯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后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馈饷溢于常额，而横费者滋甚矣。府库空而国计日诎，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边之费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仓及各省岁发兵饷与本镇屯粮之数备呈上览。”穆宗责以岁发银数甚多，臣下全不为国体恤。

　　隆庆时，湖广抚按上所属府州县官积谷不如数者，穆宗曰：“积谷备赈，屡有明旨。有司不以实举行，俱降调如例。今后抚按官宜严核分数参奏，勿徇私宽假。”

　　隆庆时，陕西总督都御史王崇古言：“迩者户部议边费，谓嘉靖初年止五十九万，后二十八加至二百十一万，又十年至二百四十余万，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万，而岁入不给。臣惟各边之增费，大都在蓟镇十七；在宣大、辽东、山西十二；而陕西四镇独延绥因选兵入卫，稍增十一。其甘、宁、固岁额京运，视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减。今甘肃五万一千有奇，宁夏四万五千，固原九万，延绥一十九万七千有奇。通计四镇岁额，止当蓟镇之半。陕西三边，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各镇兵马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以分守纡远之边，无所不寡。南番北虏，四时戒备。一岁刍粮数百万计除京运外，皆取足民屯盐粮，视他镇半请帑银者不同。今当于其费之多者查议节省，不宜复于少者而仍计减削以重苦之也。”

　　隆庆时礼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讵止一医，国家既祀于历代帝王庙，又祀于文华东室，乃又祀于景惠殿，杂以医师之流，亦渎且亵矣。况配以勾芒、祝融、风牧、力后，安取义乎？宜存其祠宇，栽其渎祀，于名义为得。”报罢。

　　隆庆时，御史刘翾言：臣顷见延绥下班军士，颠连憔悴，泣而诉曰：行粮月粮，朝廷所以养吾辈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请给发者非不时也；本色折色，督抚所以凭册报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毙者，一遏于仓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渔于将领之使用，而扣克无度；三蚀于家丁之抑勒，而额外取嬴；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摆于极冲无暇之地；五迫于修边之太急，而督责以紧关难竣之工；六苦于撒放之太迟，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称戈，裂指以荷锸，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镇，无不皆然。宜乘此撒防之日，亟为议处”。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请于兵部添设右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平日则练习本部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烦于假借。或遇边方总督员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发夕至，又不费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次第推调尚书员缺，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宜豫养以待用，而法当自兵部司属始。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边方总督缺，即以边方巡抚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文才能知兵事者，又闻取一二，以补不足。如此而称犹乏用，必不然也。

　　隆庆时，山西巡抚都御史靳学颜言：“今虏视边兵易与耳，然边兵则犹有战时，而以杀人为乐盗马斩级之事，接踵见焉。不独边兵，虽边民亦有奋死而一跃者，何者？彼固习见而数尝之。是以边兵则易腹兵，腹兵则易京兵，京兵则易南兵，谓其终世皆不尝寇，不足恃也。臣每见海内有寇，其将非阴医杂职，则职丞贰判簿；其兵非乡夫里保，则义勇快壮，而额设之兵，固不可用。往时流贼起霸州，无几竖子耳，几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至不免于边军之调。嘉靖中年，倭寇发海上，五十余人耳，转掠十余府，至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者，无一人出撄其锋，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此其明验也。然臣非谓尽去腹内之兵，谓既名以兵当责以实，欲责以实，当试以战，欲试以战，当限以轮番戍守之法。彼其或远而不可使，或弱而不愿戍，则优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边。有事则按籍而征之，而馈饷一出于官；无事则任其自便，而耕商无异于民。要之，无事时多，有事时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学颜疏中又言：“社仓即义仓也。唐时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积独多。宋则准各民正税之数，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为社。盖富者必田多，田多则税多，税多则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则中歉赈极贫；大歉赈中户；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谓恩泽之加，自无告始也。今之言官仓者，今年曰库无银焉；明年曰库无银焉。如是除八分纸赎乏外，无几耳。言社仓者，此曰官户当优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扰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赈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过贫民下户之输，无几耳。是二法终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虚如故也。臣请下之各省，以唐、宋敛谷之法为则，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里，尽报各府已前见贮之数，以品其虚盈；于明年冬末通计一岁二仓新收之谷，以验其功能。著而为令，岁岁修之，在官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官。若民有大饥，则以赈之。在民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民。虽官有大役，亦不许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京师商人之累，非朝廷亏商，乃商费太冗耳。如供辩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费，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费与官价常相半也。乃官价不以时给，则又有称贷之费，有求托吏胥之费，比及领价，所得不能偿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倾一家，人心汹汹，恶得而宁居也。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实京师，盖为此也。独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供用钱粮，召商买办，国用不诎，而商人得利。今估价给商，比之先朝，非节缩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后凡商人办纳钱粮，必估给价值，即银两不敷，亦必那移处给，无得后时。更须痛厘宿弊，凡公私费用，悉为禁止。则庶乎商困少苏，而京邑之民，可有宁居之望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牍，徒烦圣览。且言多意晦，端绪难寻，翻可窜匿事情，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礼，不当如此，请严加禁约。令内外诸司，凡有章奏，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治。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实之风。”穆宗曰：“近来章奏，信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庆时，户部尚书张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虏以来，边臣曰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盖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士马岂尽皆实数，刍饷岂尽皆实用耶？臣不敢远举，第以近年一二镇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后三年止一万，乃今至十二万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乃今至二十七万，又以加兵复费十一万矣。举主兵而客兵可知，举二镇而九边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国初故额，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规，而汰其浮甚者。且九边去虏有远近，兵事有缓急，岂必尽烦内帑然后足用？宜令廷臣酌议减省，不得过岁入常数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岁用实数报部。臣具籍以进。”按此事至今益为滥费，必不可不一查核者。

　　隆庆时，都给事中光懋言：“近来陈乞纷然，非述讲读，则叙军功，不明功伐，则辩心迹。虽屡经参寝，而来者不止。请自后陈乞不由抚按者，一切寝阁。如再三渎奏及背理违法者，量惩一二，以儆其余。”

　　隆庆时，御史汪文辉疏论治体，内一段言：“祖宗立法，至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陈，皆因噎废食，锐意更张，部臣重拂其情，迁就题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议复旧，非惟民无画一之守，而该部题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于违言官轻于变祖法。一切琐碎迂阔之说，悉格不行，此纷更当戒也。”

　　文辉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征其词以养廉耻而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以疑似影响，争相诟病，如市井喧闹，为众虽笑，是人已两失之也。至于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极恶，亦宜弃短取长，为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于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刻当戒也。”

　　隆庆五年春，令巡视五城御史缉治四方游民潜住京师者。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以款贡事竣，请赐敕一道，戒谕边臣。此后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投阅视，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备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明白开报。若果著有劳绩，当与擒斩同功；若果仍袭故常，当与失机同罪。

　　隆庆时，吏部因户部参罚征赋不及格官员当降调，乃疏言：“地方有素称难处，各官恐其为累，亦有愿离地方以别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调，则本以示惩，适遂私计。若乃前官积逋数多，后官所征，止作前数，而见年之额，又称逋负俱非事理所安。此后宜以见年为正征，当年即完，以前负为带征，升续补足。总计分数若干，议定降格。其当降者，止降一级，仍在地方视事，俟完足之日，始复原官。复官之日，始计俸考秩，行取升迁。至于地方凋敝殊甚，虽尽力催征而亦不能完者，当令抚按官核实定限，许其从容征补。如资俸已深，限期未蒲而额有半完者，亦得升迁行取。”

　　隆庆时，南京户部主事张振选违抗堂官，尚书曹邦辅以为言，史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后纲纪正，政令行。迩来属官不受堂官约束，以语言相构，少不快意，辄排陷之。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约束，而属官益得恣其胸臆，以违拗堂官为得计，自称风裁，而安意承行者鲜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引为私人，阴授以廉访之柄，二司贤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悦，遂成萋菲。二司畏惧，奉承之不暇，而何暇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统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于是革振选职，仍通行内外属官，敢有抗违上官者，如振选例。上司有自降礼体款曲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纠治者，以不职论。巡按有庇护属官引为私人者，听吏部都察院参治。

　　穆宗尝食驴肠而甘，左右请诏，光禄曰：“若然，则光禄当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乃止。

附录：

典故纪闻十八巻（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余继登撰继登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杂记前朝故事自洪武迄于隆庆然其帝曰云云之属多属空谈大抵皆记注实录润色之词亦颇及琐屑杂事不尽关乎政要如太祖攻婺城时见五色云无论其事真伪总不在法戒之列又如成祖时灵邱民一产三男有司议给廪至八岁成祖命给至十岁亦细故不足毛举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

淡然轩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余继登撰继登有典故纪闻巳着录是集分奏疏二卷序记三卷志铭及杂文二卷诗一卷继登卒后其友人冯琦序而刻之继登当神宗朝以灾异屡见上疏极称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又请神宗躬郊庙册元子停矿税撤中使时将讨播州杨应龙因请罢四川矿税以佐兵食复上言近者天地人皆不和怨毒凝结臣子不能感动君父故天以非常之变警悟陛下不可恬不为意云云语皆切中时弊其疏具载此集中诗文则应酬之作未免失于刋削然大抵平正淳实无万历中佻薄之习亦尚不失典型明史冯琦传称时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子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禁约则所学之根柢可知也（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

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进右中允充日讲官以讲筵乆辍侍臣无所纳忠与同官冯琦进通鉴讲义傅以时政阙失历礼部侍郎摄部事请罢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又请躬祀郊庙册立元子停矿税中官皆不省继登自署部事躬请元子册立冠婚累上不得请末几成疾连章乞休不许卒官谥文恪继登朴直慎宻寡言矣当大事言议侃侃居家廉约病革时拥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十六）

典故纪闻 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余继登撰。继登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杂记前明故事，自洪武迄于隆庆。然其帝曰云云之属，多属空谈。大抵皆记注实录润色之词。亦颇及琐杂事，不尽关乎政要。如太祖攻婺城时，见五色云，无论其事真伪，总不在法戒之列。又如成祖时灵邱民一产三男，有司议给廪至八岁，成祖命给至十岁。亦细故，不足毛举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卷一（卷一至卷五记洪武朝事）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卷六至卷七记永乐朝事） 卷七 卷八（记洪熙朝事） 卷九（卷九至卷十记宣德朝事） 卷十 卷十一（卷十一至卷十三记正统、景泰、天顺朝事）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卷十四至十五记成化朝事） 卷十五 卷十六（记弘治、正德朝事） 卷十七（记嘉靖朝事） 卷十八（记隆度朝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