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邪论 中华文库

余尝为待访绿，思复三代之治。昆山顾宁人见之，不以为迂。今计作此时，已三十馀年矣。秦晓山十二运之言，无乃欺人。方饰巾待尽，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夫论之美者，酌古、美芹，彼皆战争经略之事。顾余之所言，遐幽不可稽考，一炭之光，不堪为邻女四壁之用。或者怜其老而不忘学也。

从来议从祀者，自七十二贤之外，有以经师入者，则左邱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传道入者，则周、程、张、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世治，则巷吏门儿莫不知仁义之为美，无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盖非刊注四书、衍辑语录及建立书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宋之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矻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世界以之为轻重有无，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张、朱，不当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过学孔子之学，以有其行，岂别有所授受出于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门户乎？抑孔子之学鬬饤拘谨，止于自为，不与治乱相关，凡古今震动之豪杰，一概沟而出之欤？是故七公之不与从祀，甚可怪也。或曰：从祀者辨之于心性之微，不在事为之迹。余应之曰：数公坚强一学，百折不回，浩然之气塞乎天地，其私欲净尽矣。若必欲闭眉合眼，蒙懂精神，澄心于无何有之乡，此则释氐之学，从祀者从求之传灯之中矣。昔朱子、陈同甫义利王霸之辨，不能归一，朱子既不能绌同甫，同甫亦终不能胜朱子。同甫所以不能胜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于汉唐之君，不以汉唐之臣实之也。汉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汉唐之臣未尝无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气，不为厖裂，犹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则盲亦为明。朱子谓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谓盲者为暗合则可，谓明者为暗合则不可。汉唐以下之人臣，明者无代无之，此七公者，则醇乎其醇者也，百链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谓之暗合乎？盖由后来儒者，视孔子门墙窄狭，行焉比迹，诵必共响，名节重于国事，莫肯硬著脊梁肩此大担，徒以亢阳胜气龃龉于事变之来，只讨便宜做去。此是许由、务光相传遁世之学，孔子之所谓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学亡矣。故视此七公者，皆等之为外道。嗟乎，七公之从祀为小，使弥纶天地之道不归于孔子，其害可胜既乎！

邪说之乱，未有不以渐而至者。夫莫尊于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诸侯以下皆不敢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又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其凛凛于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周礼因祀之异时，遂称为五帝，已失之矣；而纬书创为五帝名号，苍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纪。郑康成援之以入注疏，直若有五天矣；释氏益肆其无忌惮，缘“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言，因创为诸天之说，佛坐其中，使诸天侍立于侧，以至尊者处之于至卑，效奔走之役。顾天下之人习于见闻，入彼塔庙，恬不知怪，岂非大惑哉！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记其事，实则以人鬼当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此等邪说，虽止于君子，然其所由来者，未尝非儒者开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为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诗言“天降丧乱”，盖冥冥之中，实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时将颠倒错乱，人民禽兽草木，亦浑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设为郊祀之礼，岂真徒为故事而来格来享、听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实不虚者存乎其间，恶得以理之一字虚言之也！佛氏之言，则以天实有神，是囿于形气之物，而我以真空驾于其上，则不得不为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荡然。儒者亦无说以正之，皆所谓“获罪于天”者也。

或问：医家言心藏神、脾藏意、府藏魂、肺藏魄、肾藏精与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为名目，其实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礼记曰：“魂也者，阳之盛也；魄也者，阴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无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所谓精气即魄也。神与意与志皆魂之所为也。魂魄如何分别？曰：昭昭灵灵者是魂，运动作为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无形可见。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谓之“虎威”；自缢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犹星陨为石，皆魄也。凡战场之磷火、阴雨之哭声，一切为厉者，皆魄之为也，魂无与焉。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后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筮祝家死后避衰之说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献子死而视不可含是也。然则释氏投胎托生之说有之乎？曰：有之，而不尽然也。史传如羊叔子识环之事甚多，故不可谓之无。或者禀得气厚，或者培养功深，或专心致志，透过生死，凶暴之徒性与人殊，投入异类，亦或有之。此在亿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馀皆随气而散，散有迟速，总之不能留也。释氏执其一端以概万理，以为无始以来，此魂常聚，轮回六道，展转无已。若是则盛衰消息聚散有无成亏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试观天下之人，尸居馀气，精神蒙懂，即其生时魂已欲散，焉能死后而复聚乎？且六合之内种类不同，似人非人，地气隔绝，禽虫之中，牛象虮虱，大小悬殊，有魄无魂，何所凭以为轮回乎？然则儒者谓圣贤愚凡，无有不散之气，同归于尽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谓有聚必散者，为愚凡而言也。圣贤之精神，长留天地，宁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见尧舜做鬼来”，决其必散。尧舜之鬼，网维天地，岂待其现形人世而后谓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岂无是事，而诗人亿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傅说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后世之志士仁人，其过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犹能以仁风笃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诬也。死而不亡，岂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无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谓凡愚之魂尽散，则祭乃虚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孙者，便是他未尽之气。儒者谓子孙尽其诚意，感他魂之来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间？其魂即在子孙思慕之中。此以后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难。故必三日斋、七日戒，阳厌阴厌，又立尸以生气迎之。庶几其一线之气，若非孝子慈孙，则亦同一散尽也。

地狱之说，儒者所不道。然广记、夷坚诸书载之甚烦，疑若有其事者。盖幽明一理，无所统属，则依草附木之魂，将散于天地。冥吏不可无也，然当其任者，亦必好生如皋陶，使阳世不得其平者，于此无不平焉。阳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乱，乱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势然也。冥吏为上帝所命，吾知其必无不肖者矣。乃吾观为地狱之说者，其置刑有碓磨锯凿、铜柱铁床、刀山雪窖、蛇虎粪秽，惨毒万状，目所不忍见，耳所不忍闻。是必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性与人殊者，始能胜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狱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阳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绞斩，已不胜其纷纭上下，若地狱言而信，则故鬼新鬼，大乱于冥冥之中矣。阳世之爱恶攻取方谢，而冥地之机械变诈复生，夫子所谓鬲如睾如而愿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狱之惨形，所以禁阳世之为非者也。上帝设此末命，使乱臣贼子知：得容于阳世者，终不容于阴府。以补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恶，非可以刑惧者也。地狱之说相传已久，而乱臣贼子未尝不接迹于世，徒使虔婆顶老凛其纤介之恶，而又以奉佛消之，于世又何益乎？夫人之为恶，阴也，刑狱之事亦阴也，以阴止阴，则冱结而不可解，唯阳和之气足以化之。天上地下，无一非生气之充满。使有阴惨之象滞于一隅，则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狱为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论也。然则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孟氏所谓“乱臣贼子惧”，不须以地狱蛇足于其后也。

周礼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疏云：“星纪，越也；元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此十二邦，乃后人所加。周公作礼，其时未有秦、郑。若以十二次分配下土，只当以十二州言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幽、营也，然亦不过大略耳。后世堪舆，分析愈细，其谬愈甚。星经：天之围数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天之经数一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至于二十八宿度数，每一度计一千四百六里有奇，则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数。若以周天之数限于十六馀万里之内，自昔帝王而下，辟地之最广者无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其四封之境亦不过二万馀里，此外为里者犹有十四馀万。今论星宿所入度敷，止以角、亢、氐为郑分，房、心为宋分，尾、箕为燕分，斗为吴分，女、牛为越分，虚、危为齐分，室、壁为卫分，奎、娄为鲁分，胃、昴、毕为赵分，觜、参为魏分，井、鬼为秦分，柳、星、张为周分，翼、轸为楚分。以地城二万里计之，不过得星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尽入于二万里之内，可乎？尾、箕为东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虚为北方之宿，而乃主东方之齐；奎、娄在西而东主鲁，井、鬼在南而西主秦；毕、昴正西而北主于赵，角、亢正东而中主于郑；以至吴越居东南，乃属北方斗、牛、女之分；宋与卫邻，乃属东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阳，既以为南方柳、星、张之次，而班固复以子为周；赵在河北，既以为西方昴、毕之次，而固又以寅为赵，则东西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据。又如北斗之度，居乎天中，犹可谓主乎九州；若夫五车九坎，皆在牵牛之南，偏居一方，而亦分主列国，何耶？宋、卫之与燕，逾越甚远，而房、心、尾、箕相连；鲁、卫与赵，疆理不入，而奎、娄、昴、毕实贯。星甚相迩，地绝相远，其故何耶？且于南则分野太疏，于北则分野太密。宋、郑二国同在豫州之东，为里几何，而乃当夫角、亢、氐、房、心之五星；鲁、卫二国，密比于兖、徐之间，所封尚狭，而乃当夫室、壁、奎、娄之四次；周迁洛阳，其地尤褊，而分秦楚之外，亦独占夫柳、星、张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谓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广，东抵闽浙，北至江淮，据江南之九路；井、鬼二宿耳，而北起于秦，南及四川，以至于泸南溪峒滇缅诸国，奄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谓太疏矣。或者求其说而不得，则曰其国始封之日，推岁星所在，如岁星在斗、牛，而吴越始封，则斗、牛属吴越。此又不然。假如齐鲁并封，是当同一岁星，何以齐为虚、危，鲁为奎、娄耶？又谓左氏迁阏伯于商邱，主辰，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杜预注：“主辰、主参为主祀，主祀即分野也。”依此言，则晋当兼主胃、昴、毕、觜，不特参也；商当主辰，何以房、心在卯也？皆非定说矣。

有唐凡二十帝，不得其死者七人，而玄宗、肃宗之死不著；宪宗虽著，而弑君之故不明。按：晏元献守长安，村民安氏富财，云素事一玉髑髅，弟兄析居，欲分为数片。元献取观，自额骨左右皆玉也。元献曰：“此岂得于华州蒲陆县泰陵乎？”民言其祖父实于彼得之。元献因与僚属言：“唐小说载玄宗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锤击其脑，作磬声。玄宗谓刺客曰：我固知命尽汝手，昔叶法善劝我服玉及丹，今我脑骨成玉，丹在其中。刺客抉脑取丹而去，此真玄宗之髑髅也。”因命瘗之泰陵。元献又云：“相传肃宗之死如武乙，为暴雷所震，可验其不孝之罪也。”唐书李辅国传但言“玄宗自徙西内，怏怏不豫，至弃天下”。不知史官为之讳乎，抑其事秘无有传闻之者乎？玄宗崩于宝应元年四月甲寅，肃宗崩于是月丙寅，相去仅十一日。当玄宗崩时，肃宗已疾革，其死于疾明矣。武乙之厄讹也。唐书宦者传：“柳泌以金石进宪宗，饵之躁甚，数暴怒，恚责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王守澄、陈宏志轼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初未尝及郭后与穆宗也。裴庭裕东观奏记云：“宪宗宴驾之夕，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祭孝果，且怀惭惧，一日与二侍儿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陨于楼下。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唐书亦载“大中十二年二月，废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宫人”。由此言之，是郭后、穆宗皆与闻乎故者也，郭后之罪通天矣。顾其列传云“中人有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臣为辅。吾何与外事哉？文宗问后如何可为盛天子，后曰：谏臣章疏宜审览，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询宰相。毋拒直言，勿纳偏言，以忠良为腹心。此盛天子也。”至于弑逆之事，则为之洗刷曰：“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怒，是夕后暴崩。”读之竟是贤后，是非颠倒若此！观两君被弑大节目，尚且不能如春秋晋、楚之史，其他又何论哉？吴缜之纠缪，但取碎事烦文稽其错误，此等处无有为之纠者，抑末矣。 吉按：二事荒谬不足凭。梨洲据之以驳正史，是非益颠倒矣。唐人小说此类极多，如以为然，则李林甫之为仙吏、陆宣公之倾窦参将，亦可信乎？

先王之时，民养于上。其后民自为养。又其后横征暴敛，使民无以自养。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田出于王以授民，故谓之王土。后世之田为民所买，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养于上，故谓之王臣。民不为上所养，则不得系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为貉道，以授田时言之也。若其所自买之田，即如汉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见其为恩也，而况于后世之赋轻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为生乎！民既无以为生，则隐避催枓，诡计百端，并亦难乎其为上矣。夫古之赋税，以田为母，以人为子。人有去来，而田无改易。故履亩而税，追呼不烦。今之赋税，以户为母，以田为子，田既错杂，而户复出入。故按籍而征，稽考甚难。今总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顾田有号数，一号或千亩、或数百亩，则何不以一号当一井，立为号长，按号而为催科，使号长董其税事？凡有七便：诡奇之术穷，一也；飞洒之路绝，二也；厥田上上至于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无从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减，五也；十年编审，止在业主，田号不动，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权不旁落，七也。较之按户催征，知户而不知田者，相去悬绝矣。虽然，此不过催科便于有司，吾诚不敢以养民者望之，后世但使两税之法复于前代，征其田土所自出，不以银为事，庶几民得以自养耳。

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汎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缀后，雷同下笔已耳。昔有举子以尧舜问主司者，欧阳公答之云：“如此疑难故事，不用也罢。”今之举子大约此类也。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顾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辈之无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行之，未始不可。然极重难返之势，不无惶骇，莫若就今见行事例稍为变通，未尝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论、表、判，第三场策五道。经义当依朱子之法，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论以观其识见，表以观其绮靡，判当设为甲乙，以观其剖决。策观其通今致用，所陈利害、其要如何，无取海行言语、剿从套括。嗟乎，举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无奈主文者相习成风，去取只在经义。经义又以首篇为主，二场三场未尝过目。逮夫经义已取，始吊后场以充故事。虽累经申敕，褎如充耳，亦以时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尝与万季野私议：即浙江而论，举子万人，分房十馀人，每人所阅不及千卷，日阅二百卷，五日可毕。第一场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内者，不得进第二场。第二场千卷，每人阅一百卷，一日可毕。当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内者，不得进第三场。第三场方依定额揭榜，始谓之中式。如此则主文者不得专以经义为主，而二场三场为有用，举子亦不敢以空疏应世。会试亦然。此亦急救之术，行之数科后，取朱子之议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偶阅徐芳所记钱蒙叟言，吴郡秦生某，同载北舟中，往往骂李卓吾不寘。蒙叟笑曰：“卓吾非可轻骂之人也。”至京师，生忽大病，见一人前让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骂我？”生大惧。翌日市楮币羹饭祭而拜之以谢愆焉，病始愈。余于是为今之骂象山、阳明者大惧焉。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而聊尔人尚不可骂，况象山阳明之为先贤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夺其魂魄，而非楮币羹饭之可谢也。吾尝有言，人即顽冥不灵，必不敢骂关壮缪，以其能祸之也。壮缪之贤，不过如象山、阳明。而其异者，壮缪之威灵，以香火像设；象山、阳明之威灵，以书卷诵读。曾谓书卷诵读不如香火像设乎？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虽然，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宾客，猘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假使鹅湖之会，朱、陆方赋诗问答，去短集长，而朱氏之舟子舆人，忽起而哄堂骂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挞而逐之也。今人于两先生之学，不过习德性问学之常谈，其识见无以甚异于舟子舆人也。晦翁有灵，必且挞之冥冥之中，象山、阳明独不能如壮缪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