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中华文库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力对抗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伟大教导，他鼓吹“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胡说什么“我们国家开工厂也是为的赚钱，如果开工厂不赚钱我们就不开了”，叫嚷“怎么有利，就怎么干”。孙冶方对此拍手叫好说，“这个问题提得深刻，我最拥护。我一直就是主张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

孙冶方抛出他的“经济学”，还有国际背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打开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闸门，孙冶方几次三番去那里“朝圣”，得到了“最大的启示”。他接二连三写文章、作讲演，炮制一个一个所谓“内部研究报告”，恬不知耻地说，他的“基本见解”是拾自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牙慧”。一九六二年，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利别尔曼抛出了以“利润挂帅”为核心的《计划·利润·奖金》的大毒草后，孙冶方拍案大叫：我要“冒三分危险”，“赤膊上阵”，“比利别尔曼还彻底”。

孙冶方从现代修正主义那儿弄来的“基本见解”是什么呢？

（一）鼓吹经济计划应以利润为基础。胡说什么“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①，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②。

（二）宣扬利润是目的。说什么“我对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为利润生产，社会主义不为利润而为使用价值’的说法表示怀疑”③，“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都是要达到利润的目的”④。

（三）宣称利润是动力。说什么利润“能推动企业管理”⑤，“只要掌握了利润，就象牵着牛鼻子，牛腿（其他指标）自然就跟着跑。否则就是抬牛腿”⑥。

（四）主张利润是中心。提出“把利润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⑦，“国家对企业，只要抓一个价值指标（利润指标）就行了，别的都可以放手不管，让企业自己作主去办”⑧。

（五）叫嚣利润是衡量企业好坏的唯一标志。说什么“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⑨，“社会主义经济需要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⑩，“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

总之，在孙冶方的心目中，制订计划、发展经济是为了赚钱，开工厂、办企业是为了赚钱。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围绕利润转，跟着利润走，企业就能发展，技术就能进步，社会就能前进。孙冶方的“经济学”听起来玄而又玄，看穿了，就是这么一场骗人的西洋镜。

一切为了赚钱，“怎么有利，就怎么干”，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赚钱推动一切，有了钱就有了活力，赚钱越多，活力越强；为了赚钱，就要剥削、掠夺、发动侵略战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孙冶方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按照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编纂起来的。 把金钱刺激作为灵丹妙药，离开了金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这反映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走卒孙冶方精神世界的腐朽和没落，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学的贫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用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一条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苏联赫鲁晓夫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从利别尔曼到孙冶方，都鼓吹“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实行“利润挂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用资产阶级政治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孙冶方的“经济学”，尽管挂上了“社会主义”招牌，但却掩盖不了他“利润挂帅论”的反动实质。这就是：用“利润挂帅”对抗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把统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成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把每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资产阶级所有制。用他自己的反革命语言说，就是“开放”“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这个神圣园地”。?下面，从几个方面，揭穿这个实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孙冶方妄图从破坏计划经济入手，瓦解统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他在计划问题上的所谓“基本见解”，就是：“把利润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国家和企业订计划，都从“价值”、“利润”出发，说穿了，就是从赚钱出发，也就是刘少奇说的“怎么有利，就怎么干”，国家订一个赚钱的大计划，企业订一个赚钱的小计划。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计划是服从于政治的。有社会主义的计划，也有修正主义的“计划”，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计划建立在哪一个阶级的政治的基础上，为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建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巩固的根据地。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服务于无产阶级这个伟大的政治目标，要从每个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我们制订计划，只能是遵循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伟大方针。备战的需要，备荒的需要，为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当前，面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针，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国家来说，不赚钱的国防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和内地工业就不能建设；一个地区、一个省市也就不能从战备出发，建立不同情况的工业体系；产值低、暂时赢利少的支援农业的工业就不能发展，国家就不能经营和发展那些在一定时期需要补贴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就不能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生产那些援助世界革命人民斗争需要的产品。一句话，按照孙冶方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抛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任务，脱离毛主席指引的胜利航道。这样的“计划”，只能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修正主义计划，是使我们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亡党、亡国的计划。

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商品，存在价值规律。我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的工具。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把价值规律作为调节生产的依据，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理论上极力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这样，就把经济建设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轨道，牵到“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轨道。

“价值法则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制造了这样的谬论，好象他贩卖的“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就有理由了，用价值规律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就有理由了。这是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最无耻、最卑劣的歪曲。

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同计划以总路线为依据，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建设路线。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调动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的生命线。“千条，万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第一条”，这是广大革命群众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孙冶方的谬论，充分暴露了他敌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暴露了他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纳入反革命修正主义轨道的狰狞面目。

孙冶方攻击我国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计划，是“管得过多过死”，他为企业请命，向国家要权，叫嚷“国家对企业，只抓一个价值指标（利润指标）就行了，别的都可以放手不管，让企业自己作主去办”。

“别的”指什么？首先是指不要无产阶级国家管企业的政治方向，至于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出来如何处理，国家就更管不着了，甚至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固定资产”?。显然，他要企业脱离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宣布独立自治。

孙冶方要国家对企业“只抓一个利润指标”，这就把企业隶属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关系，从根本上改变成为冷冰冰的金钱交易的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整体，就一下子被支离破碎地瓦解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这样的变化，正是孙冶方朝思暮想要实现的。计划制度“就是不如自由经济”?的叫嚷，就是孙冶方的狼子野心的自我暴露。

毛主席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只有一个主人，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有这个国家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决定企业的资产处理。国家对企业实行民主集中制，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集中领导，分级管理，这是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批准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根本保证。那种无视国家的统一计划，片面地从本部门、本地区、本企业的需要出发，把计划内的物资、资金，用来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不执行党的统一政策，慷国家之慨，营局部之利；不顾国家的需要，任意改变生产的方向，等等，都是经济建设中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其结果，必然是分散力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正是适应阶级敌人的需要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每个企业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胸有全局，高瞻远瞩，识大体，顾大局，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什么路线，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不能牢固地掌握企业的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丧失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总是妄图在经营管理上打开缺口，瓦解全民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孙冶方出于反革命的敏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

孙冶方说：“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利润“能推动企业管理”。这完全是用资本家的眼光看企业、办企业。

资本家办企业的直接目的，就是用最小的资本，取得最大的利润，因而，赚钱的多少，就是资本家衡量自己企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用资本家“利润挂帅”的办法能“推动企业管理”吗？恰恰相反，只能愈管愈糟。头脑中一旦利润挂了帅，在企业管理上，就会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代替一切为革命的崇高理想，任意改变企业的方向，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用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以邻为壑，代替企业之间的共产主义协作；用“物质刺激”腐蚀人们的灵魂，瓦解革命意志，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为金钱雇佣关系。总之，“利润挂帅”搞得越厉害，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越远，企业就会变质，无产阶级的阵地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支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现代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提供了以利润“推动企业管理”的“活标本”。在那里，正是孙冶方向往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资派、资本家、投机商、黑包工、新富农、贪污犯、诈骗犯、盗窃犯，“八仙”勾结，群魔乱舞。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部门到政府机关，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活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尔虞我诈；企业和政府里的走资派串通一气，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坐地分赃，贿赂成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直接由一小撮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支配，国民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劳动人民重新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付诸东流。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利润挂帅”决不是象孙冶方宣扬的那样“推动企业管理”，而是推着企业逆社会主义而“动”，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名存实亡。

社会主义企业，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阵地。无产阶级衡量企业的好坏，首先是看政治，即：看企业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看企业是不是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培养和建设一支革命化的产业大军；看企业是不是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全面地多快好省地完成党和国家的生产任务，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我们办企业，不靠“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而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无产阶级办企业的根本大法——伟大的《鞍钢宪法》。

毛主席教导说：“管理也是社教”。无产阶级管理企业，首先管政治，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管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对工人、干部、技术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把企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生产管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等等，也必须认真地抓好，但是，只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动群众，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才能管理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鼓足旺盛的革命干劲，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是我们永远必须坚持的根本路线。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办工厂、办一切经济事业扫清了前进的障碍，被刘少奇一伙长期封锁的伟大的《鞍钢宪法》，直接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已经和正在发生人们难以预料的伟大力量。那些过去被“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害得不成样子的“老大难”企业，靠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强劲东风，一跃而为朝气蓬勃的先进企业；过去在走资派控制下，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办法，长期没有解决的技术难关，被“胸有朝阳”的英雄的工人阶级一个一个地攻破了；成千上万的企业，正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我们永远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企业管理，做过细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夺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目前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一小撮过去专门搞“利润挂帅”的人，看到“利润挂帅”已经臭了，便转而借口批判“利润挂帅”，故意歪曲，反对企业经济核算，破坏企业的经营管理。阶级敌人制造这种混乱，是为了乘机捞油水，把工人、农民辛辛苦苦为社会主义创造的经济成果悄悄地塞进他们的腰包；是妄图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篡夺无产阶级的财权。打击这股妖风，是当前经济战线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内容之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计算成本就是利润挂帅”，这至少是一种糊涂观念。“利润挂帅”的要害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决不能认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不要经济工作，不要经济核算，不要降低成本、增加积累。如果那样，正是中了阶级敌人的奸计。企业的利润，是社会主义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经济的缴款（利润、税金等）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如果企业不能按期地足额地完成利润、税金的上缴计划，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亏损，就会影响国家的收入，影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企业管理上，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开展扎扎实实的增产节约运动，“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要反对那种不认真管理生产、财务的现象，反对以“肉烂在锅里”为借口，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铺张浪费的错误倾向，树立“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为革命当家理财，掌好财权，为国家多多积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正同文教领域“读书无用论”不过是“读书做官论”的翻版一样，那种“不计成本”实际上是“利润挂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妄图把国家财产化为个人或小集团所有，不关心国家积累，却很有兴趣刮经济主义妖风。凡是这种倾向抬头的地方，都应当在革命大批判中予以批判、澄清。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孙冶方抛出的反动经济学，就是采用了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

他的反动经济学，是从寻找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性的东西”开始的。他别有用心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在抛弃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同时，连作为经济规律中的一般性、共同性的东西，……都否定了”?。孙冶方挖空心思找出的所谓“共同性的东西”，就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以“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孙冶方自诩发现了“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他说：“人类不同于动物界的地方就在于动物只能依靠自然界的恩赐而生活，而人类是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靠征服自然界而生活。生活得好与坏就看劳动效率如何，也就是说依靠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程度来决定。因此，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

在这里，只有人和动物的区别，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奴隶主、地主、资本家这帮吸血鬼，统统成了“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对立，劳动人民血泪斑斑的历史，被孙冶方一笔勾销了。孙冶方用“以更少劳动获得更多产品”这样一句话，把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一概抹杀了，把剥削制度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统统划上了“等号”。孙冶方把历史完全颠倒了。

“人类征服自然界”是按照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下进行的。说“生活得好与坏”，是看什么“劳动效率如何”，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在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是看占有奴隶、土地、资本的多少，而真正劳动的农民、工人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毛主席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现在，帝国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它们的科学技术造成的“劳动效率”，只能是意味着加重对人民的剥削，难道会对人民的生活减轻一丝一毫的负担吗？不能，只有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才能建设新的生活。

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绝不是“以更少劳动获得更多产品”，而是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最不节约劳动，所节省的只是资本。以最少的资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就是资本家的“生意经”。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最节约劳动。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生产更多更好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长期存在着。因此，认识和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要从阶级斗争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应当阐明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阐明这种规律的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林副主席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认识和掌握这个伟大的真理，就找到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根本途径。离开阶级斗争，侈谈“以更少劳动获得更多产品”，就是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无产阶级不战胜资产阶级，即使“以更少劳动获得更多产品”，也是为资产阶级准备的。而孙冶方把那个所谓“更少——更多”的公式，说成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甚至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这就掩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妄图用他的黑线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线，篡改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列宁说，修正主义“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孙冶方的这种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秘密”，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从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拣来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祖师、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著书立说，就企图证明过“人类”都是靠劳动过活的。他说“企业家或工厂主的劳动是生产的，虽然他不做实际的体力工作”，而且资本家的劳动还是“高级劳动”哩！你看，孙冶方说“人类是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这不是和萨伊一个鼻孔出气吗？！请再看下面的妙处。萨伊说：“在得到同等数量的产物时少花必须的劳动，或者是，用同等数量的人类劳动得到更多的产物，二者完全相同。——而这就是实业上的主要目标和极限。”萨伊也是使用“更少——更多”这个公式的。原来，孙冶方所说的“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是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的“实业上的主要目标和极限”。孙冶方抛出“利润挂帅论”后，曾绞尽脑汁编造他鼓吹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差别”；可是，他掩住了脸面，却露出了臂部上的印记，他的“利润挂帅”的理论根据，都是从资产阶级辩护士萨伊之流那里抄来的。

剥开画皮，露出恶鬼。孙冶方的这个“秘密”的实质就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把资本主义各样货色统统隐藏在这个所谓“共同性的东西”背后，冒充社会主义的“珍品”，打入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利润挂帅”，明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硬说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带动一切的中心环节”；平均利润，明明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调节器，硬说是决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依据；生产价格，明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东西，硬说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比较工具”。孙冶方就是以这种“秘密”的手法，妄图把人们引入资本主义的邪路，他的反革命罪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孙冶方在反对所谓“传统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抛出的“经济学”，就是要人们追逐利润，不要革命，为了钱，丢掉权。他的“经济学”只有那些热衷于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最欢迎，那些贪污盗窃分子、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分子最欢迎。他的“经济学”，是地地道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彻底批判以“利润挂帅论”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是革命大批判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战线斗、批、改的重要任务。哪里有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旗帜，就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把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强战备，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迎着震荡五洲的革命风雷，胜利前进！

注：

①《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②?《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③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在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④一九六四年三月在黑龙江经济学会上的报告。

⑤⑦《从“总产值”谈起》（一九五六年）。

⑥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⑧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九六三年九月）。

⑩《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一九六四年八月）。

??《论价值》（一九五九年九月）。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春汽车厂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课。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

?《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九六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