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中华文库

　　我不敢当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学作学术讲演。今天早晨八点钟出席司法节纪念会，要我说话，我便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说：自从回到祖国来，差不多两个月了，天天被剥夺不说话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说话的自由。可是我从前有两句打油诗，“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刚才朱骝先院长讲到大陆上今天有许多朋友、同事、同学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仁茶会上说：我们看到大陆上许多北大的同仁要写坦白书，老朋友钱端升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要进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今天大陆上不敢称蔡先生直呼其名）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一个是思想自由，一个是学术平等。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料今天大陆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兴得参加蔡先生八十四岁诞辰纪念会。朱先生要我作一个学术讲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个题目。多少年来钻牛角尖，作《水经注》考证；但这个问题，在民国三十八年蔡先生的纪念会上曾经讲过——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的小史——不能再讲了。临时想了一个题目——“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客中没有带书；年纪大了一点，记忆力又差，说得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先生改正。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个题目。禅宗史，从前认为没有问题；等到二十五年以前，我写《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时，才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是不可靠；寻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难。前次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曾提到二十六年前到处去找禅宗史料一段故事。二十五年以来，禅宗史料慢慢出来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于日本；因为日本在唐朝就派学生，尤其是佛教的学生，到中国来求学。自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学生来。当时交通不方便，由中国拿回去的书籍，称为舶来书，非常宝贵，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禅宗史料，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图书馆看到敦煌出来的材料，许多是八世纪同九世纪的东西，里面有神会和尚语录一卷。我把这材料印出来以后，日本学者乃注意这个问题，搜求材料，也发现一种神会的语录，还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经发表几篇长文章；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中发表的是《楞伽宗考》。这个宗派是从梁（南北朝）到唐朝中叶很大的一个宗派，是禅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禅宗最早的一个，是广州一个不识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称为六祖。《六祖语录》（《坛经》）从敦煌石室出来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间写的。我看到这个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学者印的四十八尺长的卷子本。这个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国本子的。现在中国的那个原本没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庙中保存着。这两个本子都是古本；拿来与现在通行的《坛经》比较，大有出入。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二万二千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一万一千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一千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一万四千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三千字。我发现这些新的材料，对于禅宗就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一万一千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六千字，其余都是在唐朝稍后的时候加进去的。再考这六千字，也是假的。

　　所谓新看法与老看法有什么不同？老看法说：印度有二十八个祖师，从释迦牟尼起。释迦牟尼有一天在大会场上，拿了一支花不说话。大家不懂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大弟子大迦叶懂了，笑了一笑。释迦牟尼看到他笑，便说大迦叶懂了我的意思。禅宗就是这样开始的。由释迦牟尼传给大迦叶，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菩提达摩，变成了中国禅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秘密传话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还有七代佛，一代一代传下去；也是一样有四句七言偈。菩提达摩到中国后，传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是第五祖。当第五祖弘忍将死的时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来说：你们中真正懂得我的意思的，可以写个偈语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对了，就把我的法传给他，而且还要把多少代祖师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传法的证件。于是弘忍最著名的弟子神秀在墙壁上题了一偈。大家看了，都说我们的上座（大弟子）答对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在厨房中舂米；他听到神秀的传心偈，就跑出来说，我们的上座没有通，我通了。于是那个不认识字的厨房小和尚——大家称为“獦獠”的——慧能，也做了一首偈，请人家写在墙上。老和尚一看，就说也没有通，把它擦掉了（怕他被人杀害）。但是到了半夜，把窗子遮起来，把他叫来，秘密的把法传给他，并且把袈裟也传给他。慧能因此就成为禅宗的第六祖。神秀后来到北方去，成为禅宗的北宗；慧能在南方广州韶关一带传道，为禅宗的南宗。

　　慧能传了很多弟子；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是江西吉州青原山的行思，一是湖南南岳的怀让。后来的禅宗五大宗派，便是从怀让与行思二人传下来的。从来没有提到神会和尚，这个传统的老看法的禅宗史是很简单的。从印度二十八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代到老的时候就写了偈语，传了法，又传了袈裟。这样整整齐齐的每代都做了四句五言诗，甚至在几万年前老佛祖传世时也做四句七言诗；这很可以使人怀疑。我想这是不可靠的。新的看法，禅宗是一个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革新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

　　这个革新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呢？佛教革命有什么意义？这个可以分为两层来说。第一个意义是佛教的简单化、简易化；将繁琐变为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第二个意义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而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慢慢的中国化，成为一种奇恃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这两个意义在公元八世纪初，唐朝武则天末年开始。简单说，从公元七百年至八百五十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极盛的时期。这在中国佛教中是一个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佛教内部革新的运动。这个新的佛教，在印度没有。这是中国佛教中革新运动所成就的一种宗教，叫做禅宗，也叫做禅门。

　　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广东出来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来的，它是经过几百年很长时期的演变而成的。这个历史的演变，我现在打算把它简单的叙述出来。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禅与印度禅的不同。在未说印度禅之前，我要将我们中国宗教的情形略作叙述。我们古代宗教是很简单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虽然已有很高文化，在道德、伦理、教育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们已有很高的水准，——但是宗教方面却非常简单。当时只相信一个“天”，或许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许是上帝。这苍苍之天与主宰的上帝，是第一个崇拜的对象。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认为日月天地都有一种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在佛教输入以前我们的祖宗没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宗教原是非常简单的。印度教输入以后，他的宗教不但有“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狱，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层的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这样复杂的情形，的确可以满足人民对于宗教的欲望的。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佛教的崇拜。

　　中国和尚看到这样复杂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个扼要的中心呢？于是，头一个运动就是把佛教的三个大部门“戒”“定”“慧”中的“定”，特别提出。“戒”就是规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琐的。“定”就是禅宗中“禅”，就是怎样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虑”。“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国佛教徒将佛教三个大部门中的“定”拿出来，作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内。因为打坐的时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后跟着呼吸控制到身体，然后控制心灵的活动。到了欲望来的时候，或且想到人生许多快乐的事情，就要靠“智慧”来帮助。譬如说；想到男女爱情的时候，要想到她并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袭漂亮的衣服中，一块皮包着三百六十根骨头，以许许多多的骨节接连起来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后，流出了血、脓、蛆。一个漂亮的女人也不过是很难看的一堆骨、血、蛆。这样一想，什么欲望都没有了。这是以“慧”助“定”，来控制“不净观”。还有是以“空观”来控制的，譬如说：两个人互相咒骂。挨骂了，生气了，要懂得“空”的哲学（佛教的根本哲学），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风的偶然凑合。“骂”是一种声浪，是地、水、火、风暂时凑合发出的声浪，分散了便归乌有。骂的人和被骂的人，都是这四大凑合，结果都是“空”，没有他，没有我。作如是想，便不会生气了。

　　把“禅”包括“戒”“定”“慧”，而以“禅”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简单化的第一时期的方式。

　　不久，仍觉得这个“印度禅”还是繁琐的。如坐禅要做到四禅定的境界，要做到四无色定的境界，最后要能达到最高的目标——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能游行自在，能见千里外的事物，能闻千里外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过去未来，等等。这些繁琐的所谓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镜，却是荒唐的迷信。于是进一步的革新到“净土”的“念佛”法门。

　　五世纪初期，庐山高僧慧远，开始接受印度中亚细亚传入的《阿弥陀佛经》；不要一切繁琐的坐禅仪式，只要你心里相信，有“净土”的存在。“净土”是天堂；天堂里有四季不谢之花，有八节长青之草，琉璃世界，有无量寿，有无量光。

　　以后慢慢演化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万遍，在临死前你必能看到净土的美丽世界，必有人来接引你到这美丽的世界里去。

　　五世纪中叶，苏州有一个道生和尚，他对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特别有研究。他头一个提出“顿悟”的口号。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繁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的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的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顿悟的学说，是以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个改革。我们看看道生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浓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从五世纪末叶到六世纪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九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一百五十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四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用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祥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经洛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六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报势焰熏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20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九十三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七十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楣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足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王+多】【王+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借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传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惠，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八世纪到九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九世纪中叶（西元841年），宗密和尚（一个很有学问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八世纪到九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大别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集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抄》，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刚才讲的是佛教内部的革命。最后要讲经过外面摧残的史实。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唐朝学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经过二十一年，到武宗时竟实现。当时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寺）四万余区，迫令僧尼二十六万多人还俗。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弃：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坏。后来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却是没有办法恢复旧观，因为经过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寺院的几千万顷田产被没收，十多万男女奴隶被解放；要恢复堂皇的建筑，没有钱怎样能做到？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在九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灵济和尚。我们看他的语录，充满了“呵佛骂祖”的气味。举例说：古时一位秀才到庙里去，和尚不大理会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却率领徒众欢迎。等到府台走了，这位秀才问他：佛教是讲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对我？和尚回答说；我们是禅门；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这位秀才掴了他一掌。和尚问他：你怎么打人？他回答也是说；打了就是不打。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以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作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标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

（本文为1953年1月11日胡适在蔡孑民先生

84岁诞辰纪念会的演讲，原载1953年

1月12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