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正义/15 中华文库

〈【疏】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　【疏】正义曰：此一经论为王者之制禄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禄爵为重，其食禄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并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刚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记者虽记“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揔记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号，《穀梁传》曰王者，仁义归往曰王，以其身有仁义，众所归往，谓之王。王者制统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称官，故《学记》云“大德不官”；而得称职，故《诗》云“衮职有阙”，《考工记》云“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也，此并互文以见义。既天子不官，亦当不主一职，若以主天下为职，亦得管天下为官矣。禄者，谷也。故郑注“司禄”云“禄之言谷，年谷丰乃后制禄”，《援神契》云“禄者，录也”，《白虎通》云“禄者，录也。上以收录接下，下以名录谨以事上”是也。爵者，尽也。熊氏云：“醮尽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尽也，所以尽人才”是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后禄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并禄在爵后。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财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国之重事，须裁节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于先。故此经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诸侯之田”，次云“制农田”，又云“下士视上农夫禄”，又云“君十卿禄”，并先言禄，下始云“次国上卿当大国中卿”，是后云爵也。熊氏、皇氏以为试功之禄，故在爵前。案此王者制度，必当举其正礼，何得唯明试功之禄？下云“君十卿禄”，岂试功乎？熊氏、皇氏之说，于义疑也。　公者，案《元命包》云：“公者，为言平也，公平正直。　侯者，候也，候王顺逆。　伯者，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　子者，奉恩宣德。　男者，任功立业。”此五等者，谓虞夏及周制。殷则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独以侯为名而称“诸侯”者，举中而言。又《尔雅》侯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诸伯”者，嫌是东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　上大夫卿者，见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则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谓就下大夫之中更分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向也，为人所归向。大夫者，达人，谓扶达于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为“任职事，其大夫之称，亦得兼三公。故《诗》云‘三事大夫’，谓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阳处父为大傅，经云‘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是也。孤亦称公，故《乡饮酒礼》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称公，故《春秋·襄三十年》传云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为三等者，言士职卑德薄，义取渐进，故细分为三。卿与大夫德高位显，各有别命，不复细分。其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揔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故《周礼》云“设官分职”，通卿大夫、士也。知诸侯亦为官者，《尚书·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为官也。若细而言之，诸侯非偏有所主则非官也，故《学记》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诸侯”是也。诸侯亦称职，故《左传》云“小有述职，大有巡功”，述职谓诸侯朝天子，是诸侯称职也。其爵，则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礼》云“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谓士也。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是也。　注“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　正义曰：知象阴阳者，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揔法五行。分之，则法五刚，甲、丙、戊、庚、壬；其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谓县内，以禄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事附于大国，未能以其名通也。视犹比也。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随文解之。　注“象日”至“元士”。　正义曰：案《元命包》云“日圆，望之广尺，以应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案《考灵耀》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万里，得万五千里，故郑注《司徒》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细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渐渐分数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举正者言之耳。　注“皆象”至“治民”。　正义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应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为郑，房心为宋之比。”又云：“其馀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后称公，大国称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于雷也。其七十里者倍减于百里，五十里者倍减于七十里，故《孝经》云“德不倍者，不异其爵；功不倍者，不异其土”，故转相半，别优劣。云“不合，谓不朝会也”者，谓不得与诸侯集合朝会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谓小国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国事附于大国，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为小国之城。若《诗》“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国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谓命士也”者，案《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故元为善也。案《周礼》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谓命士。则上中下之士皆称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其夏、殷以上，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则不得为万国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知此经文不直举夏时，而云殷所因者，若经指夏时，则下当云万国，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故以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国则少于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案《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吕氏春秋》云“昔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楚辞》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郑引此者，证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后称公，则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者，案《公羊传·桓十一年》“九月，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一辞无所贬，皆从子。”春秋之时，伯亦得称子，子亦得称伯。今郑是伯爵，忽若称子，与成君无异，则不见在丧之降贬，故在丧降而称名，非为贬责称名，故云“辞无所贬”。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从称子也。郑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为一，皆称伯也，与何休不同，故郑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称伯，故《书序》云“巢伯来朝”，注云：“伯，爵也。南方远国。”云“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则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异畿内，谓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标异畿内，特谓之子。爵虽为子，若作三公，则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则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则受五十里之地。殷家虽因于夏，畿内之制与夏不同。夏之畿内，国皆方五十里，故郑注《尚书》万国之数云“四百国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据下文，有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是与夏不同也。张逸问：“殷爵三等，公、侯、伯。《尚书》有微子、箕子何？”郑答云：“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案《尚书·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则应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犹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等。以虽伐纣，九州之地尚隘狭，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谓开斥广大。于先中国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为五等之封，但为界狭。今周公为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职》文。云“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谓周之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国，所因殷之诸侯既无大罪，不可以绝灭，亦如周之诸侯，以勋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则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谓于周家有过，诸侯党纣为恶者，皆黜退之，不复得为诸侯，或黜减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为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谓其不以功过黜陟者，谓平常诸侯，皆益之地，使满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张逸疑而不解，以问于郑，郑答之云：“设今有五十里之国于此，无功可进，无过可退，亦就益其地为百里之国。爵尊而国小者，若虞、虢之君，爵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国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郑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据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于虞、虢百里之意。云“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者，解畿内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禄赐群臣，不须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为治民故也。外土诸侯，本为治民，须便民利国，故须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国，有五十里之国，有二十五里之国。”《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此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应五等；虞家质，应三等。案《虞书》“辑五瑞，修五礼、五玉”，岂复三等乎？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案《孝经》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农夫皆受田于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分”或为“粪”。〉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此班禄尊卑之差。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制农田有上、中、下，以禄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禄，各随文解之。　注“农夫”至“为粪”。　正义曰：“农夫皆受田于公”者，以经云“制农田”，是王者制度授农以田，是农夫受田于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礼》，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自二人以至于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如郑此言，上地家七人者，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则有九等，从十人而以至于二人。此经地唯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据准庶人在官之禄，最下者犹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农夫食九人”者，谓上中之地亦为上地，即上农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当下士禄，亦与《司徒》不异也。既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地唯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纲，其实不易、一易、再易各为三等，则九等也。案《异义》：“《左氏》说：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而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衍沃之地，九夫为井。赋法，积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赋者九井，则千里之畿，地方百万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万井，定出赋者六十四万井，长毂万乘。”如《异义》此说，则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为平地出税。案郑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缘边一里治为沟洫，则三十六井，其馀方八里为甸，六十四井，出田税。与《异义》不同者，《异义》所云，通山林薮泽九等而言之；郑注《小司徒》者，据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异义》九等者，据大略国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礼》九等者，据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与《异义》不同也。《尚书·禹贡》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税，上中出八夫税，上下出七夫税，中上出六夫税，中中出五夫税，中下出四夫税，下上出三夫税，下中出二夫税，下下出一夫税。”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贡》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没不同，故以井田计之，以一州当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万夫之税，兖州下下，出一百万夫之税。是九州大较相比如此，非谓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与《周礼》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农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记》云“上地亩一钟”，锺六斛四斗，百亩百钟，则六百四十斛。案《食货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则百亩四百斛也。案《廪人》，中岁人食三釜，其九人之内，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釜，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税不过什一，又庶民丧祭费用又少，且年有丰俭，不恒上孰。崔氏以为“亩皆一钟，人恒食四釜，又为什二而税”，又云“祭用数之仂者，苟欲计算使合”，其义非也。云“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者，则《周礼·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属”，谓工人、贾人及胥徒也。云“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官长，谓冢宰为天官之长，司徒为地官之长，自所命，或若大府为府藏官之长，大司乐为乐官之长是也。言“所除”者，谓所命之官除去其旧名籍，《周礼》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长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内，故知不命于天子、国君也。若子、男之士，虽无命，亦当命于国君也，以其称士故也。　注“此班禄尊卑之差”。　正义曰：经云“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则庶人在官者，虽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载师》有官田，谓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禄少，故大小国不殊。卿与君，禄重位尊，故禄随国之大小为节。案《周礼》天子卿、大夫、士与诸侯之臣执贽同，则禄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国之卿倍大夫禄”，皆据无采地者言之，故郑答临硕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万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万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馀地之税禄无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此诸侯使卿大夫覜聘并会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国在下；爵异，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居犹当也。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当，则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小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下。凡非命士，亦无出会之事。《春秋传》谓士为微。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随文解之。　注“此诸”至“上耳”。　正义曰：经文既称大国、小国，大、小并在，则非是特来，故知“使卿大夫覜聘并会”也。云“其位爵同，小国在下”者，爵同，谓同作卿也。据经文，小国卑于大国，故知小国之卿在大国之卿下。云“爵异，固在上耳”者，谓大国是大夫，小国是卿，则经云“小国之卿，位当大国之上大夫”，是小国之卿爵异于大国之大夫，其爵既异，固当在大夫之上。必知爵异小国在上者，以其卿执羔、大夫执雁，又卿𫄨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国之卿不得在大国大夫之下也。　“其有”至“三分”。　中士者，谓次国之士。下士者，谓小国之士。大国之士既分为三分，次国、小国之士亦分为三分。今大国之士既在朝会，若其有中国之士、小国之士者，其行位之数各居其上国之三分之二，谓次国以大国为上，而次国上九当大国中九，次国中九当大国下九，是当其大国之三分之二。小国以次国为上，小国上九当次国中九，小国中九当次国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注“谓其”至“为微”。　正义曰：言“谓其为介”者，若《聘礼》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则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本国出使，是行至他国，与诸国并会也。云“此据大国而言”者，以经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国为主，以中国、下国来当之，故知据大国而言。云“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者，解经之“中士”为中国之士，“下士”为下国之士。经虽无“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类之，则上士为大国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内各分为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国之士为上。不解经之“上”字者，自谓次国以大国为上，小国以次国为上耳。云“凡非命士，亦无出会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传》谓士为微”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传》云：“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是谓士为微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馀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建，立也。立大国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国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国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馀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为畿内，馀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设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谓之大国；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谓之次国；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及馀方百里者，谓之小国。盈上四等之数，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国，则馀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馀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四海之内九州州别建国多少及附庸间田之法。如郑所注，此经云是殷法也。周礼则九服，夷、镇、蕃三服谓之四海，“四海之内”，谓要服以内。殷则服数无文，则必不与周同。案《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孙炎云：“海之言晦，晦暗于礼义。”此言“四海之内”，谓夷狄之内也。地方三千里，以开方计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为天子县内，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别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国三十，是公国也；七十里之国六十，是侯国也；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是伯国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国。必二百一十国者，案《元命包》云：“阳成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国也。“其馀以为附庸间田”，谓置二百一十国外之馀地为附庸、间田也。若封人，附于大国，谓之附庸；若未封人，谓之间田。每州二百一十国所馀之地者，则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　注“建立”至“地也”。　正义曰：建是树立之义，故建为立也。云“立大国三十，十三公也”者，郑以天子县内三公之国亦百里，今畿外大国亦百里，是准拟畿内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个国则准一公，是三十国准于三公也。云“立次国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内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国亦七十里，故知准拟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则谓之九卿，据有职事者言之，故为六卿也。云“立小国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则天子畿内大夫，国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国亦五十里，是准拟大夫，当十于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误也。云“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民同财”者，若封诸侯，则诸侯为主，民不得取其财物，故不封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职》云“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者，既不封诸侯，其诸侯不得障塞管领，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随其所取，赋税而已。故《泽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赋税而已”，谓虽不封诸侯，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则于“而已”二字为妨，恐定本误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时万国，则地馀三千里，周又中国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实夏之末年亦与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县内”，郑注云“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土地减，国数少”是也。云“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是要服以内为中国也。云“设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者，言“设法”，谓假设为法，非实封也。故《职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注云：“每事言‘则’者，设法也。”是不实封。必知不实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则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则唯杞、宋耳，故知非实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则一个千里之方为方百里者百，一个五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二十五，四个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过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者，以一个四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一十六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为六个四百里之国，故云“方四百里者不过六”，用千里之方一，犹馀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者，以一个三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九，十一个九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犹馀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者，以一个二百里之国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个二百里国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数”者，谓将此百里小国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数四十六，则为一州二百一十国也。云“则馀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唯云“馀方百里者谓之小国”，不显其数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数”，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满二百一十，必须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则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则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处地方千里者五”。男国更须六十四，则应须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犹馀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犹馀百里之方一，是五个千里之方内揔馀百里之方五，得为五个男国，则五个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个百里之方，是满六十四也。云“其馀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馀四十一也。案郑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备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国附庸者，郑注《司徒》云“凡诸侯为牧正帅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国国皆有。且此云州别二百一十国，及侯附庸九同，皆设法而言，非实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诸侯有功，可进为公，为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进为五百里也；伯于三百之上加七同，得为四百里，进为侯也；子于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为三百里，进为伯也；男于百里之上加三同，得为二百里，进为子也。言“同”者，谓积累众附庸而满同也，非谓一附庸居一同也。郑注《司徒》云“公无附庸”，以其尊极故。又郑云，鲁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馀以禄士，以为间田。〈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国九者，三公之田三；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六也；其馀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国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十二；又三为三孤之田；其馀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国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为有致仕者副之，为五十四；其馀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朌读为班。　【疏】正义曰：此经明天子县内之国数多少及禄士之法。案殷之与周称畿，唐虞称服，无云县者，今此特云“县内”，故郑云“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郑注《益稷》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四百国在畿内。”今此畿内惟有九十三国者，盖夏之一代，畿内称县，当夏禹之初有四百国，至夏之末，土地既减，故与禹世不同，未知于时县内国数多少。汤承夏末之后，制为九十三国。记者言“县”，明其承夏之馀国数，是殷汤之制，故与四百国不同也。　“名山大泽不以朌”者，畿外列土诸侯有封建之义，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赐之义，故云“不以朌”。所以不朌者，亦为与民共财，不障管也。虽不障民取，其财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礼》山虞、泽虞所掌是也。“其馀以禄士，以为间田”者，谓九十三国之馀，则下文云“其馀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国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禄士”。其实公卿之子父死之后既不世爵，得食父禄，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是九十三国之外既云“视元士”，则此“禄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禄士之外并为间田，则《周礼》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县内无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国之外则间田少，畿内立九十三国之外间田多者，以畿外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间田少；畿内每须朌赐，故间田多。依《周礼》，间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则于三百里为采地，卿则于四百里为采地，公则于五百里为采地。故《载师》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闻，则郑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国凡四都，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是谓畿内大国百里，次国五十里，小国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内之制未闻”，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禄士”，谓无地之士，给之以地而当其禄，不得为采邑耳。其实春秋之时，公卿亦有无地者，故《春秋经》刘子、单子是有地者，称爵；“王子虎卒”，是无地者，不称爵也。　注“诗殷”至“谋焉”。　正义曰：引《诗·殷颂》者，是《玄鸟》，祀高宗之篇，证殷称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礼·职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见存，不可全无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职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馀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礼运》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于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异母，有亲疏之异。亲宠者，封之与三公同；平常者，与六卿同；疏远者，与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馀有三；卿之外，其馀有六；大夫之外，其馀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则卿与公同其馀三，非差次也。云“以其无职，佐公论道耳，虽其致仕，犹可即而谋焉”者，案《周礼》三公虽无正职，犹列于官，参六卿之事，故《司徒》云“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三孤则不列于官，故云无职，但佐公论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虽退致仕，犹可就而谋事，不须致仕之后，朝上更别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不与，不在数中也。《春秋传》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唯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终此说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为畿内，馀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　【疏】正义曰：此一节揔明殷之畿内、畿外国数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诸侯，次经明“天子县内”，殷之畿内国数。此经揔明殷之畿内、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在数中，故云“不与”。商王大计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国，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国，并王畿内九十三国，计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则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馀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数。　注“春秋”至“而闻”。　正义曰：引《春秋传》者，哀七年《左传》文。时鲁欲伐邾，孟孙不欲，诸大夫答孟孙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又襄二十五年传云：“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与会稽别也。若郑康成之意，涂山则会稽也，故注《尚书》云“禹朝群臣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是以张逸疑而问郑：“案《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外传》云‘禹朝群臣于会稽，防风氏后至’，不与注相应何？”郑答云“欲明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传》《内传》语”者，郑意以涂山、会稽为一，以诸侯为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则诸侯也。郑云“兼用《外传》《内传》语”者，“禹朝群臣于会稽”是《外传》语，“执玉帛者万国”是内传《左氏》语。云“言执玉帛，则是唯谓中国耳”者，案《觐礼》诸侯享王璧以帛，是“执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各以其服贡物，下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郑注：“贵宝，若白狼、白鹿。”夷狄不执玉帛，故云“执玉帛，唯谓中国耳”。云“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郑言此者，以周之大国方五百里而下，则不得有万国，故云然也。案万国之数，郑注《皋陶谟》：“尧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馀四百国在畿内。”郑又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馀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伯七十里之国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揔为一千四百国，以二百国及奇馀为附庸、山泽，故州有千二百国。郑云“四百国在畿内”者，以大略据子、男为言，非实法也。赵商不达郑旨，而问郑云：“以《王制》论之，畿内之国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计之。又有王城、关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数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颇不合。”郑答之云：“三代异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尽然。尧舜之德，守在四疆，乡遂有无，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国，非采地为何？王城之大，郊关之处几何，而子责急也？”此郑亦随问而答，非事实也。必知非实者，以地形不可平如图，又有山不封之地，何有同积棋、无空缺之处？故知略计地为四百国耳。云“禹承尧、舜而然矣”者，以尧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宽远，不制以法，故中国五千。禹因治水之后，德化渐大，故中国更广，而有万国。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卫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为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案《尚书·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者，以汤承于夏末，中国唯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渐，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县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与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万国数复异，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经称伯，故知大略皆据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庙及下杂论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载焉。云“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复唐虞旧域，谓治水之后旧域也。案《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蛮服则要服，是分其五服为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诰》传云：“天下诸侯之来，进受命于周，退见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其数与此同，是周因殷诸侯之数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广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经说》曰‘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经纬》文。云千八百者，举成数，其实亦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也，布列在中国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以为说也”者，此文，谓此《孝经纬》文。改周之法，谓改周公盛时之法。盛谓地方七千里，衰谓地方三千里，故云“关盛衰之中、三七之间”。若指文言之，盛谓周公制礼太平时也，衰谓夏末殷初之时也，盛衰之中谓武王时也。若以当代言之，衰谓周末幽、厉之时，与夏末同；盛衰之中谓昭王、恭王之时，与武王同。云“终此说之意”者，谓终竟此《孝经纬》所说之意。云“其馀诸侯之地，大小则未得而闻”者，谓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国，但未知国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闻”。《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馀为天子间田。许慎谨案：《易》曰‘万国咸宁’，《尚书》云‘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驳之云：“而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又《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许慎谨案：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郑氏无驳，与许同。案《易·下系》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郑注：“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广狭为优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官，谓其文书财用也。御，谓衣食。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畿内千里之地田税所共给之事。　注“谓此”至“衣食”。　正义曰：经云“百里之内”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二百里。经云“千里之内以为御”者，谓四面相距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者，依《周礼》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税所给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给者，案《周礼·大府》九赋之泉各有所给，故其职云：“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谓其文书财用也”者，以其称“官”，是官府所须，故为文书财用。御是进御所须，故为衣食。但官是卑亵，故用近物；御为尊重，故用远物。此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疏】正义曰：此一节论千里之外设方伯及连帅、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随文解之。　注“属连”至“曰牧”。　正义曰：属是系属，连是连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俱是长，但异其名。云“凡长，皆因贤侯为之”者，既长诸侯，非贤不可，故知贤侯为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贤侯，非州外别取州牧，则知以贤侯为之，故《下曲礼》以侯为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则侯、伯皆得为之，故《诗·旄丘》“责卫伯也”，卫是侯爵而为州伯。张逸疑而问郑，郑答云“侯德适任之”，谓卫侯之德适可任州伯也。然则伯之贤者亦可进为牧，故《周礼·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是伯得为牧也。郑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传》云“五侯九伯”，服、杜皆为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郑答志云：“若征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何夹辅之有？大公为王官伯，分主自陕以东，不可分为四侯半，故称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为九伯也。”案《郑志》，注《尚书》为八伯，张逸问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郑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乡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礼·大宰》云“施典于邦国，建其牧，立其监”，是畿外邦国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既不置牧，则应无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内有一伯者，但比拟畿外应有而言之，其实无也。州长既用贤侯为之，则卒正、连帅、属长节级用伯、子、男贤者而为之。郑注《曲礼》云“二王之后不为牧”，则殷亦当然。殷既亦有连、属、卒等，则周亦然也。故《诗·旄丘》责卫伯“不能脩方伯连率之职”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书·舜典》云“觐四岳群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称牧也。虞虽称牧，亦称伯，故《书》传云“唯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案《左传·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是夏称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称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　注“周礼”至“主之”。　正义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职》文。“《春秋传》曰”以下，《春秋》隐五年《公羊传》文，故传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是也。〉

千里之内曰甸，〈服治田，出谷税。〉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谷税。〉曰流。〈谓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贡或不。《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疏】正义曰：此一节揔论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贡或否之事，各随文解之。　注“服治田，出谷税”。　正义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谷税”，无“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谷税”者，案《禹贡》“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赋纳揔，二百里纳铚”及秸、粟、米之等，是甸为治田也。　注“九州”至“谷税”。　正义曰：经云“千里之外曰采”，谓规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而面别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为畿内，千里之外唯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侯服其贡祀物，甸服其贡嫔物，男服其贡器物，采服其贡服物，卫服其贡材物，要服其贡货物”是也。　“曰流”。　正义曰：流，谓九州之外，或贡或否，流移不定。殷则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谓之为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为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　【疏】正义曰：此一经论夏天子设公、卿、大夫、元士之数。　注“此夏”至“数也”。　正义曰：以《周礼》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证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举成数也”。《王制》之文，郑皆以为殷法，此独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与此百二十数不相当，故不得云殷制也。记者故杂记而言之，或举夏，或举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