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 中华文库

　　舜生君引萧楚女君在重庆作文，“承认在目前的世界，仍然应有国家和政府存在，仍然应当在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上从事于救国运动”；又引我为少年中国学会起草纲领，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等语；他因此认定我们没有反对国家主义的道理。谈论一个问题，果真这样容易么？我亦赞成目前应有国家政府存在，而且仍旧愿意全民族自爱自保，但却绝对的反对他们的所谓国家主义。为甚么呢？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我们反对拿一国的历史文化的偏见，去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更反对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防害无产阶级解放的争斗。我们这种主张，亦许萧楚女君要说是“一种相当的国家主义”，但问醒狮派诸君，你们敢于承认这是国家主义么？我相信我们与你们不同，是因为你们是为的一个抽象的“中国”，你们因为要为光荣的“中国”而奋斗，所以顾不了农工平民的冻馁；我们是为的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醒狮》自出版以来，处处表现这种见解，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凿柄不能相容。李璜君说两年前在欧洲提倡“神圣联合”，想联合全国有志青年，先打倒军阀官僚，再谈甚么别的主义，被有些同志骂他们是绅士想利用群众，他至今忿忿不平。照李璜君等的意思，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官僚以后，再谈别的主义；在未打倒军阀官僚以前，李璜君等一定不愿有人使工人、农民知道为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不愿意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发展了他们自身的力量，既然如此，将来打倒军阀官僚，工人、农民自然无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合宜的政制，而只有受绅士们的统治，这不是绅士想利用群众是甚么呢？李璜君说，我们一面说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一面又说就是自卫的国家主义亦不应该有，这是莫明其妙的事情；愚公说，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其实他们不自己反省一下，他们所谓自卫的国家主义，总含有反对阶级争斗的意思在内，我们主张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与他们那样主张反对阶级争斗的国家主义！如何能混为一谈呢？

　　李璜君不了解我们既鼓吹阶级争斗，既认定资产阶级怕革命而没有战斗力，为甚么又要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很奇怪李璜君何以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呢？我们相信国民党至少包含有各阶级分子，我们加入国民党，主张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本刊七十三期已经说过，是因为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不够去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故。我在七十三期，说到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运动的关系，曾经说幼稚的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小资产阶级要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我用这证明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希望他们太多的。但是自然不是说他们中间便绝对没有要革命的分子。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七十三期已说过这话，可惜李璜君不曾注意）。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平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小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险而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生活已经象今日之陷于贫乏摇动，非革命不能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时，他们亦会要求革命。我们所以要与各阶级合作，乃因为各阶级中可以有革命分子的原故，但我们虽然与各阶级合作，究竟不能不防他们的畏怯妥协的心理；对于他们畏怯妥协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击；对于这种易于畏怯妥协的各阶级，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这果然是甚么矛盾不好懂的道理么？我们很热诚的与各阶级中革命的分子相联合，与国民党中革命的左派共同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但我们相信只要是一个真正要求革命的人，一定不至于反对我们为革命而注意发展下层阶级势力。至于那些反革命的上层阶级与国民党右派，我们为甚么不应当骂？他们既然不肯同我们一路进行革命，而且专谋在内部妨害无产阶级的发展，这种人为甚么亦要与他们联合敷衍呢？我说上层阶级没有战斗力，便是指的这般人；我说不应牺牲无产阶级利益，去博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亦是指的这般人；我们不应与这般人合作，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我们并不曾一笔抹煞上层阶级中间可以有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我们为甚么为了这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便不应主张联合各阶级的国民革命呢？

　　我奉劝醒狮派诸君，倘若没有理由与我们辩论，尽可以从此闭口不谈国家主义，不要胡缠歪扯，甚至于专凭你们的主观胡乱为我们造些主张。请问舜生君，你在甚么地方看见我们主张以阶级观念，消灭国家观念的呢？请问愚公，谁曾主张在今天打破国界，谁曾主张国民革命仅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呢？李璜君要讲综合法，我劝你们，先要加一番分析功夫才好。反对国家主义果然便是不爱国家、不保种族么？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果然硬是打破国界么？与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上层阶级争斗，果然便是否认一切上层阶级的革命性么？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主张国民革命只限于共产党所领率的工人革命么？“矛盾！”“百思不得其解！”象你们这样胡缠歪扯，如何会不感觉矛盾，而且便“千思”“万思”，如何又会“得其解”呢？

　　舜生君没有法子反驳我所说的士大夫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他于是说，现在利用“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将来亦要有许多变化；而现在为金佛郎案“奔走而后分肥的”，即有我所引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同志；他要我担保我的同志永远“不卖”。舜生君错了！我能担保谁不“出卖”救国事业呢？果真有些士大夫是“利用”农工阶级攘夺政权，农工阶级自己并不觉悟而无组织，以至于受人利用，自然没有人能担保这些士大夫究竟将来要做些甚么事情。至于金佛郎案，报传邹鲁、李石曾等都奔走其间，甚至于说汪精卫、吴稚晖、于右任等均与闻其事，倘若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所造的谣言，自然人人都可以公开的攻击他们。我告诉舜生君，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则怎样呢？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我们说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我们所以特别着重下层的宣传与下层的组织工作，提倡下层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便是为这个原故。自然你们可以说我及我的一部分同志亦只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过我们却做梦不敢自命为“士大夫”，更不敢自命靠“士大夫救国”；我们的言论及行动，都可以证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的运动，我们要下层阶级自觉的联合起来，以防止其受人利用，而且要他们能监督一切上层阶级分子。譬如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著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舜生君想想罢！在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舜生君便那样把握得住么？舜生君要想做一个“不卖”的人，还是丢了那个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

　　舜生君说我们联俄便是倚赖外力，便是与张作霖、吴佩孚等勾结外力作国内私斗一样的事情，这种笼统不问是非黑白的思想，真令人诧叹！倘若舜生君眼看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的努力，学生军的精神与行动，竟是与军阀土匪一般，我相信舜生君把他们的联俄比做军阀勾结外力，亦是无足怪的。倘若舜生君还稍稍认得清楚国民党左派与学生军的奋斗，究竟有甚么与张作霖、吴佩孚不同的地方，我便不了解舜生君何以说得出这样的话？舜生君等的意思，有些人以为有苏俄人员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总是不对的事情，请问舜生君，你知道美国独立之时，亦曾有法兰西、意大利的人从中参助么？欧战的时候，英国的军队甚至于开到法国境内作战，倘若照舜生君的意思，法国便是倚赖外力解决国是么。现在的问题，应当先问帝国主义及他们所勾结的军阀是不是应当打倒，再问是不是中国已经有许多投身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党人，倘若我们自己有了革命的决心与力量，为甚么我们定要不许别国的同志援助？舜生君深知军阀都受有帝国主义的暗助，但舜生君以为中国一部分革命的分子只应当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与国内以及国外压迫我们的人奋斗，别国的同志若是对于我们有甚么援助，是应当无条件拒绝的。舜生君究竟是否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何以自己既只自居于“提倡”国家主义，对于政治经济的改造，丝毫说不出办法，却对于人家主张联合国际革命势力，以进行革命，却这样一笔抹煞，甚至于将广东有几个俄国军官观战或帮助教练，便指为与张宗昌编俄白党为军队是一样的事情？俄国倘若为了帮助广州革命，要求广州方面给他什么交换的利益，在广州要求租界、领事裁判权乃至于划定势力范围，那便醒狮派诸君的愤慨，还有可说，现在俄国同志只有为中国革命努力，却从未闻他有一点需求要索，醒狮派诸君却帮着帝国主义、军阀来咀咒我们的联俄主张，这真只有国家主义者有这种希奇的见解。舜生君说，若因我们联俄，万一再有各派外国势力立于各个军阀之后从而指挥之，使内乱愈延长而范围愈扩大，到那时不但资产阶级无以自存，即农工阶级又何能幸免？谢谢舜生君！居然亦关念到农工阶级！农工阶级何必要“到那时”才不能“幸免”，现在又何曾能够“幸免”呢？一天不设法把帝国主义与军阀根本打倒，便令有一百个舜生君“提倡”国家主义，他们永远仍旧不能“幸免”的！我们现在的努力，是要注重人民的组织宣传，使他们起来担负打倒一切军阀、帝国主义的责任，但是我们决不拒绝外国同志对于我们革命运动的援助。若舜生君分辨不出援助与倚赖的不同，舜生君若看得国民党左派宣传革命，学生军打倒林虎、陈炯明，只是为俄国作走狗，东江农民要求“幸免”来帮助学生军，亦是为俄国作走狗，那便真令我惊讶人的见解是这样悬绝不同了。

　　余君问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广东党军之勇猛直前，以及我个人之努力宣传，刻苦自励，这都是出于物质的动机，为经济势力所支配么？我不知余君所谓物质与经济势力是指的甚么？倘若象一般无识的人指以为这都是由于莫斯科的洋钱使然呢，自然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莫斯科的洋钱总没有伦敦、纽约多，而且真正努力革命的人是洋钱所不能买的。照我的解释，共产党人之信仰共产主义，以及广东党军之猛勇直前，一则是由于这些分子多半是破败下来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他们的摇动而苦痛的生活，使他们易于接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于是或委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或自甘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效死，这如何会不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呢？即以我自己而论，我的比较刻苦，一大半是因为贫穷、有失业的恐怖使然，我现在的比较努力于革命事业，更是受了许多次职业界摇动而不安定的暗示，所以才决心投身到这中间。我记得前三年中夏同志再三劝我丢了教育界的生活，与他们尽力于革命运动，我为教育生活比较宽裕而安定的原故，始终犹豫不决，后来又经一年备尝生活不安定的痛苦，才感觉此种鸡肋生活无足冀恋，而渐坚定我的志向。请余君看罢！这不仍旧是物质与经济势力的影响么？余君问我轻视教育，何以又作宣传运动（我到处宣传国民革命则有之，余君谓我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岂余君并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亦不能分清楚吗？）；余君不知道我所轻视的，乃与宣传革命无关系的所谓教育事业，轻视这种教育与注重宣传运动，是绝对不可以并行而不悖的事么？至于余君问何以共产党人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雄心，而不专用金钱去收买民众，就我所知，共产党人注重宣传是有的，领导学生与民众，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反对一切党化文化机关的人（例如黄炎培、胡敦复等）是有的；共产党人决没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与一般教育界流氓抢这种饭碗的心理。共产党人多半是一般穷光蛋，而且是洋奴资本化的社会所摒弃的，他们既没有象谣传所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莫斯科的金钱，如何能专用金钱去买民众？但他们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只要有机会到任何群众中去宣传，自然可以引起他们自觉心。或者国民党右派有党化教育的心理（变相的升官发财的心理），但这种党化教育，不但无益于革命，结果反转妨害了革命，他们根本没有革命的信心，不知道宣传的力量，所以有这种堕落的行为。然而我却奇怪，余君等是相信教育救国的，余君等当不至于有党化一切文化机关的堕落心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