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二
作者:苏轼 北宋
本作品收录于《东坡全集‎

    天下无事久矣,以天子之仁圣,其欲有所立以为子孙万世之计至切也。特以为发而不中节,则天下或受其病,当宁而太息者,几年于此矣。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以听朝廷之所为,然而数年之间,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闻之师曰:“应敌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其力可屈,而其气不可夺。今天下一家,二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议者方将深课当时之失,而不求后日之计,亦无益矣。臣虽不肖,窃论当今之弊。

    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茍一朝发愤,倾倒廪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忧,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刍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强,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馀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