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中华文库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二年独立失败，革命阶级完全解除武装而被驱逐于政权与领土之外，北洋派乃更进一步，实行推翻共和恢复封建政治。袁世凯死，段祺瑞承继其地位，自此以至于现在的曹吴，政权总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兰西大革命，罗拔士比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长官，最后第三共和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第一步是废除军队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假使他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不完成这种根本工作，他们的新政权也是迟早要落于旧军阀之手，他们的革命也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如中国辛亥以来的故事一般。

所以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自孙中山先生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此事在形式上看来，吴佩孚之舍陈（炯明）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一比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实质上怎样呢？据曹吴艳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至于他们对于江西问题是丝毫不肯让步，不任民党有立锥之地作根据。然则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款的招牌吗？不是与杨度近日对国会问题的主张同样用意吗（大要不外消灭护法名义，以便北洋派统一中国）？曹锟不过是北洋系一个死军阀，值不得我们多说，吴佩孚虽然比较进步一点，但他将来能抛弃北洋军阀的地位加入民主主义的战线吗？他对于曹锟言必称大帅，行必称服从，若长此下去，至多不过是一袁世凯或段祺瑞第二罢了，所以现在革命群众对于联吴之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之急须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

由上看来，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

孙中山先生叠次宣言曾说“政治上之统一，自以国会真正恢复为必要条件，”又说“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非常局面虽因陈炯明之变乱而终局了，但政治问题绝不会一下解决，因而革命之局还是不应收束的。比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一项，看来虽似平常而实际非铲除军阀不能做到，所以孙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说“夫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说：“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第二次之对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项办法，也说“必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队势力，非各省督军统治下之兵队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编工兵之计划则和平不得而期”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说法，但是以大义责军阀是无效的，必须此后继续用革命的争斗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计划一项而说，民主革命的胜利确定，采工兵制以改编新军，是很有益的；若在现状之下，各军阀各自采用起来，则不但于时局无益，而且反可延长封建政治的命运，增加武人割据的势力。比如就近日吴佩孚发表之兵工计划而说，他说现在每一兵须费国库银五两，他的计划实行，只需银二两便足，这样一来，吴佩孚有事时，可就原有饷额扩充他的军队到二倍以上，并且军队饷源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割据的局势，不愈加严重巩固吗？各省割据的军阀大大效法起来，将来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茍且将就以上当。

属文至此，偶然检阅本月八日的《民国日报》，看见《美报记孙总统之谈话》颇觉一惊！今把这个新闻抄在下面：

《世界新闻》社译英文日本《广智报》上海通信员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云，孙中山今日对客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决，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中山之态度，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道路。彼云：“在北京前此开始拖欠外债之前，欲先谋统一然后整理财政，其事虽非不可能，然极困难，今已不复如是矣。”中山谓北京若无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实施其命令于全国，并收集各省之税款而不遭阻挠者，则统一之举，徒属空谈。而国家之还债，若不恢复，则设立此种政府显然为不可能之事。中山于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彼以为当小数薪金尚不能付之时，断然无法处理北京大局。关于彼有总统希望之说，彼云：“倘余得有美国及其他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证明中国提出关于归还过期外债借本之提议，将得优惠之考虑，又保证在依据外人良好顾问不久即将实行之整理时期内，新银团将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余将往北京。”

据这个新闻看来，似乎孙中山先生注意于北上谋统一，而以解决财政为入手办法，倘若得美国等欠债国之保证[1]及新银行团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可以北上。这个新闻确实与否不可得知，但我对于借款及新银行团颇有点意见，略写于下。

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然则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然而这种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不过其达到之方法，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

（一）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

（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

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假使我们不察，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来借款超渡〔度〕我们，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误了我们解放的前程。所以在这样的选择之下，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

“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他对中国除成功了“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局势之外，更为中国组织一个新式的东印度公司叫新银行团。他口口声声为的是中国好，口口声声非等中国统一后不投资，其实这样不投资的高调，就是要迫使穷极无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认他。现在呢，他的方针变了，想在未统一前借些钱给中国去“统一”了，但是要一切关盐烟酒等税收作“总担保”，并且监督用途，管理财政。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军阀未完全消灭以前，中国既无统一之可能，更无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笔款，多养几日兵，便多延长封建的军阀几日生命。倒不如饷竭兵变，他们要灭亡得快些。

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澈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著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