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三礼 中华文库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馀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壸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馀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数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异，此则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盖篇卷相同者，礼记正义序引六艺论，作古文礼凡五十六篇，不误，下云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说尤详明，下又云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盖孔颖达推论之辞，诸家辑本，皆不以为郑君之谕，丁晏仪礼释注叙，据此以为仪礼大题，疑郑君自名其学，非也。

礼记正义序又引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又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近人推阐郑义者，陈寿祺左海经辨伪最晰，其说曰，寿祺案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戴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乔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学亦误，又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馀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合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钱詹事大昕，汉书考异云，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寿祺案，今二戴记有投壸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畔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元成传引祭义，白虎通井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闲传，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壸畔庿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大戴礼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见已然，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禘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明堂月令论引佋穆篇，风俗通经号谥记，论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与小戴出入者，略可举数，岂能彼此相足，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

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谓今仪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篇焉，案据此则礼分为三，实自郑君始，周官古别为一书，故艺文志附列于后，贾疏谓其书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五家即高堂萧孟后二戴，是西汉礼家无传周官者，二戴所传礼记亦附经，不别行，自郑兼注三书，通为三礼，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执，郑君三礼之学，其闳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自此以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莫不以三礼为定名矣，郑注诸经，惟三礼有目录，周礼六篇，依六官次序无异，仪礼十七篇，则皆依别录，仪礼疏曰，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既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七，少牢为第八，有司彻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三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而以士虞为第八，丧服为第九，特牲为第十，少牢为第十一，有司彻为第十二，士丧为第十三，既夕为第十四，聘礼为第十五，公食为第十六，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礼记四十九篇，郑目录皆引别录曰，此于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曰，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据郑所引刘向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刘与戴圣年辈相近，远在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书，而非马融增入可知，且六艺论明云，载圣传记四十九篇，郑受学于马融，使三篇为融所增，郑必不得统同言之，而尽以属之戴圣矣，郑奔丧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投壸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郑云曲礼，即今仪礼，郑以此二篇当为逸礼之正经，而不当入之礼记，当时尚无仪礼之称，故云曲礼，仪礼本经礼，而谓之曲礼，郑说稍误。

自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于是汉代所尊为《礼经》者，反列于后，而《周官》附于《礼经》者，反居于前。《礼记正义序》曰，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锡瑞案：礼器中庸诸书，所言三百三千，当时必能实指其数，后世则无以实指之，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与三百之数偶合，道断以周官为经礼，而强坐仪礼为曲礼，此由郑君尊崇周官太过，而后尊崇郑义又太过，一轩一轾，竟成铁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仪礼五名，除所引汉艺文志外，皆不可据，以周官为经礼三百，不过仍以其数偶合，以仪礼为曲礼三千，则以所引在经礼三百下，而强坐为曲礼，据其说三千条此存十七篇，即篇有数条，亦比十七篇几增加百位，十七篇计五万馀言，加百倍当有数百万言，当时如何通行，学者如何诵习，且古书用简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汉志明以今之仪礼为经，而周官经附后，乃强夺经名归之周官，而十七篇不为经而为曲，与汉志尤不合，汉志引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韦以周官为礼经，颜以仪礼为威仪，是主郑说，臣瓒之纲，仪礼专言礼，古称礼经，不当为周官之目，自郑注礼器有误，六朝唐人皆沿其误，瓒说独不主郑而师古反是，韦说以当时皆从郑郑义也，今若改正三礼之名，当正名仪礼为礼经，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附之，而别出周官自为一书，庶经学易分明，而礼家少聚讼矣。

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谢承云，秦世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后汉书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据，疑涉魏高堂隆而误，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时人，或在高堂之后，汉初立博士，礼主后仓见汉艺文志论，志云，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盖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犹书分立欧阳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台后仓九篇，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今九篇皆不传，志又列议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书经籍志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即汉志之议奏，中列萧望之韦元成闻入通汉尹更始刘更生诸人，而题戴圣撰者，盖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见于诗礼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馀条，大戴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今略见于礼记郑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馀条，玉函山房皆有辑本，二戴之学，犹可考见，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粗，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郑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基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郑君著书百馀万言，精力实不可及，传云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锡瑞案：郑注书笺诗，间有过繁之处，而注礼文简义明，实不见其过繁，即如少牢馈食礼经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彻经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学记乐记二篇经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于经，又檀弓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绖，注云，惠子废适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子位，注云，深讥之，大夫之家臣位在宾后，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虎，适子名，文子亲扶而辞，敬子游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云，所讥行，此一节记文，若无郑君之注，读者必不解所谓，郑注止数十字，而连用五讥字，使当时情事，历历如绘，其文法如此简妙，岂后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云，礼是郑学，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惟马融注周礼礼丧服经传，隋唐志皆着录而无礼记，东汉会要载有融礼记注，玉函山房辑本，得十六条，卢植注礼记二十卷，隋唐志皆着录，东汉会要作礼记解诂，玉函山房辑本一卷，孔疏云，郑附卢植之本而为之注，郑礼记注，或亦有本于卢马者，而注中未尝质言之，如周礼称引杜郑，则亦未见其必有所本也。

汉立十四博士，礼大小戴，此所谓礼，是大小戴所受于后仓之礼十七篇，非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后世误以大小戴礼为大小戴礼记，并误以后仓曲台记为即今之礼记，近儒辨之，已家喻户晓矣，而在国初毛奇龄经问，早辨其误曰，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今世但知礼记为曲台礼，容台礼为戴记，而并不知曲台容台与戴记之为仪礼，间尝考曲台容台所，由名汉初鲁高堂生博士礼十七篇，即仪礼也，是时东海孟卿传仪礼之学以授后仓，而后仓受礼，居于未央宫前之曲台殿，校书著记，约数万言，因名其书为后氏曲台记，至孝文时，鲁有徐生普为颂，颂者容也，不能通经，祇以容仪行礼，为礼官大夫，因又名习礼之处为容台，此皆以仪礼为名字者，若其学则后仓授之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与沛人庆普三人，至孝宣时，立大小戴庆氏礼，故旧称仪礼为庆氏礼，为大小戴礼，以是也，宋郑樵为三礼辨有云，鲁高堂生所传士礼一十七篇，今之仪礼是也，后仓曲台记数万方言，今之礼记是也，按前后汉志及儒林传，皆以高堂所传十七篇，瑕邱萧奋即以授后仓，作曲台记，是时两汉俱并无礼记一书，故孝宣立二戴及庆氏学，皆仪礼之学，源流不同，郑樵著通志，而六经源流尚未能晰，况其他乎，若礼记则前志祇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惟后汉儒林有郑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则与今礼记篇数相合，故郑玄作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此仪礼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礼记是也，然其说究无所考，及观隋经籍志，则明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凡五种，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则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骤删去一百三十五篇，世无是理，况前汉儒林，并不载删礼之文，而东汉儒林，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值莽变，安从删之，又且大戴见在，并非与今礼记为一书者，且戴圣所删止四十六篇，相传三篇为马融增入，则与后汉儒林所称四十九篇之目，又复不合，凡此皆当阙疑，以俟后此之论定者。锡瑞案：毛氏云，士礼称仪礼，不知始于何时，然在当时，即有容礼之称，容礼即仪礼也，其说颇涉傅会，而分别仪礼礼记，辨郑樵之误及隋志之误，则极精确，郑注四十九篇，即今礼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不待马融增入，至今说已大著，毛氏犹为疑辞，盖在当时经义榛芜，未能一旦廓清，而据其所辨明，已可谓卓识矣。

段玉裁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曰，郑注仪礼十七卷，贾公彦为疏者，每卷标题首云士冠礼第一，次云仪礼，次云郑氏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云，郑某注仪礼十七卷，仪礼之名古矣，今按郑君本书但云礼，无仪字，可考而知也，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注云，经礼谓周礼，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按云今礼者，谓当汉时所存礼十七篇也，不云礼，云今礼者，恐读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数未闻者，对上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汉时经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乃残逸之所馀耳，其未残逸时，具载事仪有三千也。原注贾疏师古汉收注，皆云威仪三千，即今仪礼，其说未是。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易经礼为礼仪，易曲礼为威仪者，凡皆礼仪，故总其纲曰经礼，亦曰礼仪，详其目曰曲礼，亦曰威仪，艺文志亦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器注今礼二字可证，郑本不称仪礼，凡郑诗笺三礼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礼乡饮酒聘礼燕礼，每举篇名，未尝备仪礼，考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传，礼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师古注云，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说文序曰，其备礼周官，按礼谓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礼也，说文全书如觯下引乡饮酒礼，苄下引公食大夫礼，晢下引士冠礼，堋下引士丧礼，铉下礼谓之Ａ１３，皆曰礼，无仪字，景十三王传，周官礼礼记并言，则为三，说文序但言礼周礼官，则礼字实包礼礼记，刘子元孝经老子注易传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此礼字实包三礼，后汉书儒林传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某，某作周官注，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原注，顺故犹训诂也。按此小戴礼谓小戴之十七篇，郑目录云，大戴第几，小戴第几是也，郑以古经校之，谓以古经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三礼焉，则某本习小戴礼之为十七篇无疑，凡汉人于十七篇备礼，不备仪礼甚蓍。锡瑞案：段氏谓汉备礼，不备仪礼极确，而回护郑君，以贾疏颜注为未是，不思贾疏颜注，正本郑君之说，段解事仪三千，明有经十七篇在内，与贾疏颜注，岂有异乎，段又明以经礼为纲，曲礼为目，周礼岂得为仪礼之纲乎，后世之备仪礼，正以郑君误解威仪曲礼为即十七篇之礼也，晋元帝时，荀嵩请置郑仪礼博士，是仪礼之名，已著于晋时，段以为梁陈以后，乃为此备，说亦未谛。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延堪本之作复礼篇曰，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以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士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帨鞶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腒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锡瑞案：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埽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试观两汉取士必由经明行修，所用皆谨守礼法之人，风俗纯厚，最为近古，晋人高语庄老，谓礼岂为我辈设，酣放嫚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乱华之祸，足见细微末节，所关甚钜，女叔侯谓礼所以保国，晏平仲谓礼可以已乱，洵非迂谕，汉晋之往事，万世之明鉴也，汉以十七篇立学，灼见本原，后人以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本末倒乱，朱子已驳正其失矣，又引陈振叔说仪礼云，此乃仪，更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天子七庙之类，说大经处，这是礼，须更有个文字，则犹未知礼经关系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礼仪经传通解，有王朝礼，即是说大经之文字，制度虽不可略，然不如冠昏丧祭之礼，可以通行。

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馀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礼经通论曰，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十七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认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适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上之达礼耳。锡瑞案：邵氏此说，犁然有富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先于冠昏祭射乡朝聘八者求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云，鲁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合十七篇，与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无师说，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溜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圭碎壁，皆可宝也，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水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意，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中溜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壸迁庙畔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馀，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乚断，且逸礼古经，汉初当鲁共王得于孔壁，河南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歆赝作也。锡瑞案：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馀，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可也。

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论君臣之义，觐礼，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门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卑者见尊，奠贽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于右也，入更从右者，臣益纯也，盖古天子诸侯分土而治，故必严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负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尽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飨仍迎献酬，待以宾客之礼，诸侯与大夫燕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其他皆如宾客，诗鹿鸣彤弓，皆曰我有嘉宾，臣有疾，君问之，臣死，君亲临其丧，情义兼尽者此其一，论父子之义，曲礼，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之礼尤详，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礼，见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与为礼，特牲馈食礼，嗣举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孙当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夫妇之义，昏义，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长幼之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其馀事先生长者之礼，见于典礼少仪甚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朋友之义，士相见礼，奉挚曰，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请终赐见，主人对某将走见，宾固请，主人辞挚，宾对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固辞，宾又固衣，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一见如此其敬让也，其馀凡与客人，及坐席饮食，见于曲礼少仪亦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情得于义，必有礼以节情，惟君臣则义重于情，当有礼以达情，自秦尊君卑臣，汉虽未能复古，其君于将相大臣，犹有在坐为起，在舆为下之礼，后世此礼渐废，至宋并废坐论之礼，故苏轼有礼节繁多，君臣义薄之言，后世拜跪之礼过繁，诚与古制不合，而矫其弊者，欲尽去拜跪而灭等威，则无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虽不及君臣之严，亦非可以不修而听其废坠者。

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而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与礼家之言正相反，曾子问孔子引老聃之说有四，守礼如此谨严，其自著书则诋毁礼甚至，故或以为老子是老莱子，非孔子问礼之老聃，或又以为老子讲礼厌烦，而遁入于空虚，正与六朝人讲丧服厌烦，乃变而谈庄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说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纯朴，本无礼文，即以昏丧二事证之，古者配偶无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亲，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伏羲以后，始渐制礼，至周而后大备，郁郁文盛，仪节繁多，如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一见之礼宾主五请，执挚必先固让，执玉必先固辞，入门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阶，自常情视之，似乎繁而可省，见则竟见之矣，何必三让，受则竟受之矣，何必三辞，故老子以为近作伪，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礼已明言之矣，聘义曰，上公七介，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礼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夫两君相见，即须介绍，何必七介，而礼以为不然则已悫，其他三辞三让之礼，可以类推，檀弓曰，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夫亲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节文，而礼哭踊有节，以无节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丧礼之迫切者，更可以类推，故常情所见为可省者，皆先王制礼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殴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狉，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礼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谓野蛮，曲礼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夫知有母不知有父，亲死委之狐狸蝇蚋，非禽兽而何，在古人特限于不知，后世圣人已作为礼，而别于禽兽矣，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异于野蛮者在此，人之异于禽兽者亦在此也，古礼在今日不过略存饩羊之遗，而昏姻之六体，丧葬之大事，犹多合于古者，盖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废，若欲举此而尽废之，不将为野蛮为禽兽乎。

有王朝之礼，有民间通行之礼，论定礼之制，则民间通行之礼小，而王朝之礼大，论行礼之处，则民间通行之礼广，而王朝之礼狭，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者，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若士以上冠昏丧祭之礼，与士或同或异，不见于十七篇，而见于记与他书者，亦略可以考见，士冠礼，记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据此则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礼，其后乃别有诸侯之冠礼，左氏传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正后起之礼，冠礼三加为度，天子诸侯冠用四加，亦后起之礼也，昏礼大夫与士异，盖五十以后或有续娶，其可考者，士当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庙祭而后礼成，士不外娶，无留车反马，大夫或外娶，有留车反马，士必亲迎至妇家，天子诸侯亲迎于馆，士纳征俪皮束帛，天子诸侯加以玉，此礼之稍异者，丧礼，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𫗴粥之食，自天子达，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𫗴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高宗谅阴，郑君读为梁暗，是天子亦居倚庐，而春秋后礼已不行，故子张疑而问，滕人，谓鲁先君莫之行，又其后则大夫与士亦有异，杂记曰，端衰丧车皆无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服，如士报，是大夫士有异，郑注今大夫丧服礼逸，与士异者，未得而备闻也，春秋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惟卿为大夫，此平仲之谦也，王肃曰，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壤，张融曰，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孔疏曰，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据此则大夫以上丧礼之异于士者，皆后起之礼也，祭礼，则庙祧坛𫮃之数，禘祫时祭之名，尊彝酒齐之分，冠服牲牢之异，有见于三礼明文明，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难于备举，盖天子诸侯之祭礼，与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丧礼之异，为后来之变也。

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然则天子诸侯之礼，在孔孟时已不能备，孔子既不得位，又生当礼壤乐崩之后，虽适周而问老聃苌宏，入太庙而每事问，委曲详细，必不尽知，所谓吾学周礼，今用之者，盖即冠昏丧祭射乡，当时民间通用之礼，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有观于乡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汉初鲁儒犹乡饮射于孔子冢，则当时民间犹行古礼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证，晚而定礼，约之为十七篇，以为学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偷，虽不能备，亦略具矣，礼由义起，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即无明文可据，皆可以意推补，五刑之属三千，见于尚书吕刑，威仪三千，曲礼三千，见于吕庸礼器，其数皆三千者，出乎礼者入于刑，故取其数相准，数至三千，不为不多，然而事理之变无穷，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为之制，虽三千有所不能尽，如今之大清律，远本汉唐，繁简得中，纤悉备具，而律不能尽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尽，更须临时酌议，大清通礼，礼部则例，虽极明备，而承袭之异，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载，上烦部议，取决临者，以今准古，何独不然，是即周时三千之礼具在，其不能尽具者，亦须临时推补，况在诸侯去籍，始皇焚书之后哉，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是礼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汉志尊崇逸礼，谓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之说，其意以为博考逸礼，则天子礼略备，可以无烦推致，郑君固亲见三十九篇之礼者也，其注三礼，于逸礼中之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引用甚鲜，且于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未尝引逸礼以为断，仍不能不用仓等推致之意，如周礼内司服缘衣注曰，此缘衣者实作禄衣也，男子之禄衣黑，则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祎衣玄，此郑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酳尸用玉爵，而再是献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贾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戋，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师注曰，庶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贾疏云，郑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从下向上，因推出士变冕为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铏四十有二，侯伯铏二直有八，子男铏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书或为二十四，亦非也，其于衰公又当三十，于言又为无施，礼之大数，铏少于豆，推其衰公铏四十二宜为三十八，盖近之矣，郑以推差订正经文，尤为精密，而鲁礼禘祫义曰，儒家之说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岁祫终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学者竞传其闻，是用讠凶讠凶争论，从数百年来矣，窃念春秋者，书天子诸侯中失之事，得礼则善，违礼则讥，可以发起是非，故据而述焉，从其禘祫之先后，考其疏数之所由，而粗记注焉，鲁礼三年之丧毕，则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则公羊传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以相准况可知也，夫禘祫乃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郑君明言讠凶讠凶争论，而于逸礼禘于太庙之类，何不引以为据，反据春秋以相准况，于此足见古文逸礼，大都单辞碎义，实无关于宏旨，故郑不为之注，亦不多引用，郑之所谓准况，即仓等所谓推致也，其后孔贾之疏经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两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说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数多少，上下差别，并无明据，郊特牲疏引皇氏说，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类，与宗庙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则当与宗庙禘祭同，其五时迎气与宗庙时祭同，孔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文随事曲解，无所凭据，此则推致太过，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礼家之通例也。

自逸礼之书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备之疑，自三礼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经非传之疑，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典礼，是周礼为经，而仪礼为传矣，谓仪礼为经礼，礼记为曲礼，是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矣，朱子曰，今按礼经威仪，刘向作礼经曲礼，而中庸以礼经为仪礼，郑玄等皆曰，经礼即周礼，曲礼即今仪礼，臣瓒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而近世括苍叶梦得曰，经礼，制之凡也，曲礼，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书藏于司，祭祀朝觐会同，则太史执之以莅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亦此书也，愚意礼篇三名，礼器为胜，诸儒之说，瓒叶为长，盖周礼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也，至于仪礼，则其中冠昏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大目，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又尝考之，经礼固今之仪礼，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见于他书者，犹有投壸奔丧迁庙等篇，其不可见者，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馀篇，倘或犹有逸在其间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则其初固当有三百馀篇亡疑矣，所谓曲礼之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事亲者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然条而析之，亦应不下三千有馀矣。锡瑞案：分别经传，当从朱子之说，朱子既有此分别，遂欲合经传为一书，答李季章书云，累年欲修仪礼一书，釐析章句，而附以传说，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别注疏诸儒之说，札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此意修仪礼经传通解，其书釐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釐析仪礼者篇，多非旧次，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类，未免宋儒割裂经文之习，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比贾疏分节尤简明，答应仁仲书云，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祇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近马骕绎史载仪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干学读礼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分节皆用朱子之法。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现常凭于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举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讨论丧服札子曰，臣闻三年之丧，齐疏之服，𫗴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敕令子为父适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盖适子当为父后，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袭位以执丧，则适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闲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实以世适之重，仰承大统，则所谓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一遵寿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方文公上议时，门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适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但传云，父没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可据，但小记云，祖父没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旁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来上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锡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此条，实由推致而得，可见礼为人伦之至，而以推致言礼，为一定之法，必惜逸经之不具，而疑推致为无凭，非知礼者也，后儒空言理而不讲礼，谓礼吾知敬而已，丧吾知哀而已，一遇国家有大疑议，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议，明大礼议，举朝争论，皆无一是，激成明党，贻误国家，尤非知礼者也，即如宋之宁宗，以祖父没，而父病不能执丧，代父而立，自应承重，无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应承重，亦未尝不有一偏之理，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为说，即以朱子之贤，犹不能折服群疑，必得郑志明文，然后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郑，而并欲修礼，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郑注补经也。

郑樵仪礼辨曰，古人造士，以礼乐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仪礼一书，当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飨之礼，行于朝廷乡党之间，名曰仪礼，而乐寓焉，正如后世礼乐与服志之类，汉兴传仪礼者，出于高堂生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文帝时以容为礼大夫，后礼之古经出于鲁淹中，河间献王得之，凡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士礼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礼，案班固九流，刘歆七略，并不注仪礼，往往汉儒见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遂摸效礼经而作之，而范氏作后汉书云，礼古经与周官经，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者，中兴以后，郑众马融等为周官作传，并不及仪礼，则仪礼一书，盖晚出无疑者，故聘礼一篇，所记宾介饔饩之物，禾米薪刍之数，笾豆簠之实，铏壸鼎瓮之刚，考于周官掌客之礼，皆不相合，丧服一篇，凡发传曰以释其义者十有三，又有问者曰何以何也之辞，盖出于讲师，设为问难以相解释，此皆后儒之所增益明矣，仪礼之书，作于周公，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存，礼经之意已失，三家僭鲁，六卿擅晋，礼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于礼而详于仪，故殽烝之宴，武子不能识彝器之荐，籍谈不能对郊劳赠贿，鲁昭公非不知礼，而女叔齐以为仪也，非礼也，揖逊周旋之问，赵简子非不知礼，而子太叔以为仪也，非礼也，而古人礼意未有能名者传至后世，汉书仪有二，即为此容貌威仪事，徐氏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吏，皆诣学学之，则天下所学仪礼者，仅容貌威仪之末尔，今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为之注，唐正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其后贾公彦始为仪礼疏。锡瑞案：乐史论仪礼有可疑者五，郑氏所说多同乐史之论，其所以误疑仪礼者，一则不知仪礼之名，始于何时，以为周公时已名仪礼，而汉人未尝称道仪礼，则今之仪礼必晚出，当是汉儒摸效而作，不知礼十七篇原于周公，定于孔子，周公孔子时但名礼，汉以立学，名为礼经，班志本于刘歆七略，其云经十七篇认为七十篇者，刘敞已订正矣，郑氏或未见。即今仪礼，刘班时无仪礼之名，非别有仪礼而志不及也，郑君以前虽无注仪礼者，而马融已注丧服，其非后儒增益明矣，一则误执左氏之说，分仪与礼为二，且重礼而轻仪，不知左氏极重威仪，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仪，古本无威字，见经义述闻。谓其不可以终，于其时，君大夫视下言徐，其容俯仰之类，皆断其将死亡，何尝以威仪为末节，若女叔齐谓鲁侯习仪焉知礼，盖以借讽晋君子，太叔谓是仪非礼，盖以此进简子，言非一端，不必过泥，武子不识殽烝，鲁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时经不具之明证，若周公成书具在，列国无缘不知，聘与掌客不同，又仪礼周礼不出周公之明证，若二书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异，汉虽重徐氏之礼容，当时习礼经者，并非习容礼十七篇后称仪礼，盖以其中或称仪，大射一名大射仪，或称礼而名之，非取容礼为名，礼十七篇，亦非仅容貌威仪之末也，云孔颖达疑周仪礼非周公书，孔疏中无明文，盖因不疏二书，遂以为疑之耳，毛奇龄攻仪礼多本其说，故具论之。

熊朋来曰，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儒者恒言之，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士冠士错乡饮酒射燕聘之礼相为经传也，刘氏又补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为二经之传，及读仪礼，则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即冠礼之记矣，士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即昏礼之记矣，乡饮酒自记乡朝服谋宾介以后，即乡饮之记矣，乡射礼自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即乡射之记矣，燕礼自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即燕礼之记矣，聘礼自记久无事则聘以后，即聘礼之记矣，公食大夫礼自记不宿戒以后，即公食大夫之记矣，觐礼自记几俟于东厢以后，即觐礼之记矣，士虞礼自记虞沐浴不栉以后即士虞礼之记矣，特牲馈食礼自记特牲以后，即特牲之记矣，士丧礼则士处适寝以后附在既夕者，即士丧礼之记矣，既夕礼则启之昕以后，即既夕之记矣，汉儒称既夕礼即士丧礼下篇，故二记合为一也，丧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传，而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别为丧服之记，其记文亦有传，是子夏以前有此记矣，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不言记，其有记者，十有三篇，然冠礼之记，有孔子曰其文，与郊特牲所记冠义正同，其馀诸篇，惟既夕之记，略见于丧大亡之首章，丧服之传，与大传中数与，疑处字误，相似，馀记自与小戴冠昏等六义不同，何二戴不以礼经所有之记而传之也，十三篇之后各有记，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盖孔子定礼而门人记之，故子夏为作丧服传，而并其记亦作传焉，三礼之中，如周礼大纲虽正，其间职掌繁密，恐传之者不皆周公之旧，左传所引周公制周礼曰，殊与今周礼不相似，大小戴所记，固多格言，而讹伪亦不免，惟仪礼为礼经之稍完者，先儒谓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后之君子，有志于礼乐，勿以其难读而不加意也。锡瑞案：熊氏于三礼中，推重仪礼，以为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仅存，自是确论，十七篇为周公之遗，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遗制，或参阙里之绪言，久远难明，而汉称为礼经，则已定为孔子之书矣，韩文公苦仪礼难读，又云于今无所用之，盖慨当时仪礼不行，非谓仪礼真无所用，南北朝儒林传兼通三礼，犹不乏人，贾公彦疏实本齐黄庆隋李孟悊，至唐而习此经者殆绝，见李元璀上奏，举行冠礼，人皆快郑尹而笑孙子，见柳宗元书，唐加母丧三年，并加外亲服，褚无量欢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故韩公有慨于此，至宋有张淳仪礼辨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并释宫，复又作仪礼图，元吴澄纂次八经十传，敖继公仪礼集说，疏解颇畅，惟诋郑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钱大昕俞正燮已驳正之，熊氏于仪礼虽非专家，而所论甚确，由朱子极尊仪礼，故宋元诸儒，犹知留意此经也。

熊朋来曰，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按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也，见得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锡瑞案：此正可征仪礼为孔子作，乡党之文，与仪礼多合，盖有孔子所尝行者，有孔子未尝行而尝言之者，熊氏谓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盖未知乡党聘礼皆孔子之书，而谓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则已明知礼经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尝言其礼，则亦略见及之，苏氏云，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则但知有仪礼作于周公之说，而不知为孔子所作，夫乡党所言礼，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圣门何必记其礼乎，左氏襄三十八年传，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辟，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所言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实享礼而谓之为聘，举旧辞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辞，今无可考，服子慎在东汉末，说必有据，乡党文与聘礼合者，当即孔氏聘辞之文，服以为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则孔氏聘辞文必繁，不止如乡党篇中所载之略，此亦可为聘礼传自孔氏之证，后世必以仪礼为周公所作，于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仪礼为周公作者，故于服氏之说，既不知何所出，遂谓事不必然，而古义尽湮矣，季札观乐，与今风雅颂次序合，服氏以为传者，据已定录之，则左氏所载当时诸侯大夫行礼与礼经合者，或亦据孔子所定之礼录之，顾栋高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谓周礼为汉儒傅会，即仪礼亦未取信为周公之本文，俞正燮仪礼行于春秋时义，驳顾氏说，谓时行其仪，故不复引其文，据臧孙为季孙立悼子，为仪礼宾为苟敬及嗣举奠法，齐侯饮昭公酒，使宰为主人，而请安，为仪礼请安法，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为仪礼取荐脯法，虽其礼相吻合，未可据之以仪礼为周公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春秋有凡例，礼经亦有凡例，读春秋而不明凡例，则乱，读礼经而不明凡例，则苦其纷繁，陈澧曰，仪礼有凡例，作记者已发之矣，乡饮酒礼，记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即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此记文之发凡者也，郑注发凡者数十条，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馀诸篇注皆有之，若钞出之，即可为仪礼凡例矣，有郑注发凡，而贾疏辨其同异者，有郑注不发凡，而贾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贾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文多不载，见东塾读书记。综而论之，郑贾熟于礼经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分析常例变例，究其因由，且经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补之，朱子云，仪礼虽难读，然却多是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此所谓伦类，即凡例也，近时则凌氏礼经释例，善承郑贾之学，大有助于读此经者矣，案陈氏引注疏甚明，初学犹苦其分散难考，先观礼经释例，则一目了然矣，陈澧又曰，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东南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以下文多不载。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然其书巨帙不易得，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蕝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颂乎，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若夫宫室器服之图，则当合三礼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聂崇义之图，至国朝诸儒所绘益精，若取皇清经解内诸图与聂氏图，考定其是非，而别为三礼图则善矣。锡瑞案：聂氏三礼图，朱子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今观其冠制多怪诞，必非三代法物，而据窦俨序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郑君及阮谌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特非尽出郑君，而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比杨氏更精密，韩文公苦仪礼难读，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分节可先观张尔岐吴延华之书，释例凌廷堪最详，绘图张惠言最密，若胡培翚仪礼正义虽详而太繁，杨大堉所补多违古义，与原书不合，不便学者诵习，姑置之。

三礼繁难，一人精力，难于通贯，汉以十七篇立学，后仓曲台记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官与礼记，而十七篇止注丧服，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其后礼书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删并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牛宏撰仪礼百卷，今皆不传，惟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十七卷，犹存其略，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陈振孙并称其精博，四库提要曰，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王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论禘大于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锡瑞案：详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其自矜为新义，实多原本王肃，汉时礼家聚讼，古今文说不同，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征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王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说圜丘是禘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喾本国语祭法，王肃乃谓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难郑也，郑说三年祫，五年禘，祫大禘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禘，各于其庙，大事为祫，群庙主悉升于太家，而肃引禘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孔疏已驳之曰，郑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逸礼不足信，即此可见，故郑不用，亦不为之注。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陈祥道据掌次驳郑，即此可证其误，是郑义本先郑，王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皞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驳郑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士谷之神者，同一谬妄也，王肃所据之书，郑君无缘不知，其所以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肃乃取郑所不用者，转以难郑，郑据今文，则以古文驳之，如据逸礼以驳公羊是也，郑据古文，则以今文驳之，如据董刘以驳周官是也，其时马昭张融下至孔颖达疏，已为细加分别，宋人寡学，不尽知二家之说所自出，取王说之浅近，疑郑义之博深，又以其时好立新说，郑注立学已久，人多知之，王说时所不行，乃袭取之以为己说，陈氏礼书，大率如是，皆上诬前贤，下误后学，后人不当承其误，凡此等书可屏勿观，朱子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朱子于礼用功深，故能知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

合今古文说礼，使不分明，始于郑君而成于王肃，郑君以前，界限甚严，何休解公关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惟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适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五经家说，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郑君疏通三礼，极具苦心，于其分明者，则分之为周礼，为夏殷礼，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说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一变，王肃有意攻郑，正当返求家法，分别今古，方可制胜，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将今古文说别异不同之外，任意牵合，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得，而肃伪撰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君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踪迹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尤可笑者，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折衷，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何庸断断争辨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礼，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以讥短郑，据唐元行冲传云，六十八条，今约存三十条，礼之大者，即五帝匕庙郊丘禘祫社稷之属，其馀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肃之所谓圣证，即取证于家语孔丛，以为郑君名高，非讬于圣言，不足以奋其席，而郑学之徒马昭，已灼知家语为王肃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矣，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其时郑王之徒，争辨不已，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皆遵郑氏，至唐而孔疏礼记，贾疏周礼仪礼，发明郑义尤详，宋以后乃舍郑从王，排斥注疏，国朝昌明郑学，于王肃之伪撰家语，伪撰古文尚书经传，攻之不遗馀力，肃之私窜毛诗以难郑者，亦深窥其症结，圣证论中所说郊庙大典，惠栋孙星衍辨正尤详，惟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四库提要曰，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仅以为过祥道，似亦有微辞焉，俞正燮癸已存稿云，五礼通考所采汉以后事皆是，惟周时书籍，广搜魏晋以后议论附于后，本康庄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谓宋元人平话经义，与帖括经义日课陋稿，今人憎恶，不可谓之礼书也，据魏晋以后礼制，多本王肃皇甫谧，其说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后，不宜附经后，引经止存汉传注本义，魏晋以后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话帖括两体文，尤不当载，而制度则案年次之，通考之体应如此，此书体例非也。锡瑞案：《五礼通考》网罗浩博，自属一大著作。而其大书旁注，低格附载，体例诚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讥，舍郑从王，是宋非汉，尤为颠倒之见，恐误后学，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干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而推广为五礼，徐氏专讲丧礼，条理不繁，故详审无可议。秦氏兼及五礼，过于繁博，故体例有未善，足见《三礼》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郑君并注《三礼》后，孔氏止书礼记，且原本于皇熊，贾氏疏《仪礼》，本黄庆李孟悊。周礼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至殁尚未卒业，若陈氏礼书，秦氏通考，未免举鼎绝膑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礼通释，有编次而少折衷，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有折衷而欠精确，惟江永《礼书纲目》，本于朱子，足以补正朱子之书，治三礼者，可由此入门，而五礼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鸿宾序三礼通释云，五礼通考所据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说，多向壁虚造，而汉魏六朝经师之遗言大义，鲜及之，可谓知言。

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宾，取爵降洗，宾降辞洗，主人卒洗，揖让升，宾拜洗，主人拜降盥，宾降，主人卒盥，揖让升，主人入实爵献宾，宾拜受爵，主人拜送，宾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宾卒爵拜，主人答拜，宾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己物也，主人酬宾略同，酬酒不举，注云，君子不尽人之欢，献酢酬共为一献，所谓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在今人视之，必以为繁文缛节，而古人乡饮射燕礼大射皆行之，惟燕礼大射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解此可无疑无士冠礼之母答拜，昏礼之舅姑答拜矣，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之与今异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礼必在堂，而朝在路门外无堂，不便行礼。朝礼止打一照面，与今属员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无无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礼也，周礼九拜，杜子春，郑兴，郑众，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陈祥道，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与陈寿祺乔枞父子后出为最核，寿祺云，九拜绵主祭礼，而言稽首顿首空首三者，皆吉礼祭祀之拜也，振动吉拜凶拜三者，皆丧礼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肃拜，礼之杀出，一曰稽首，郑注，头至地也，贾疏云，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顿首，檀弓疏引郑曰，头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敌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郑注，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动，杜子春云，动读为哀恸之恸，寿祺按此即拜稽颡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丧拜也，丧有吉凶，拜亦如之，有两说，一小功以下为吉，大功以上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齐衰不杖以下为吉，齐衰以上为凶，其拜也，皆稽颡，以吉凶分先后，七曰奇拜，郑大夫云，奇拜谓一拜也，八曰褒拜，郑大夫云，褒读为报，报拜谓再拜也，九曰肃拜，先郑司农云，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锡瑞案：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

礼器，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礼坊民，不以谐俗为务，故礼文之精意，自俗情视之，多不相近，又古今异制，年代愈邈，则隔阂愈甚，汉人去古未远，疑经尚少，唐宋以后去古渐远，而疑经更多矣，今举数事证之，如士冠礼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冠义见于母，母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是母之拜子，一为受脯，一为成人而与为礼，犹嗣举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义存焉，杜佑通典乃以为渎乱人伦，以古礼不近人情也，昏礼女家告庙，婿家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庙者，示不必安也，盖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庙，后人乃引曲礼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传先配而后祖，及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等语，以证告庙，不知齐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祢，当即卜日卜吉之类，冠娶妻必告，郑注明云于君也，五庙乃天子诸侯之制，岂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诸侯庙者，楚公子围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应告庙，并非专为娶妻，先配后祖，当从贾服以祖为庙见，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始成昏，讥先配也，昏礼是士礼，当夕成昏，郑谓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贾服之合古礼夫娶不告庙，又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丧服父在为母期，以父丧妻止于期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妇为舅姑期，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女子不适人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然则妇为舅姑期亦不贰斩之义，自唐以后，母与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无量所谓俗情肤浅者，盖疑古礼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礼必有尸，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礼，杜佑理道要诀，谓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犹存古法，反以古法未离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无主以不禘祫无须分别，少牢馈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结茅为菆，即以代主，许君郑君同义，孔疏贾疏，谓大夫士无木主，以币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诂，明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谓木主，又引逸礼馈食设主，不知逸礼不可据，故郑不用，亦不为注，舍许郑之明说，从疑似之误文，是疑无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故辛有见被发野祭，欢其将为戎，后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为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及鲁诸儒岁时上孔子冢，以为古已祭墓，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或祷祈焉，先郑以为始竁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无涉，赵岐注孟子以卒之东郭墦间为句，亦非墓祭，曾子语见韩诗外传，汉初之书，鲁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汉之间，疑当其时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庙，乃渐移庙祭为墓祭，不得为古祭墓之证，而毛奇龄阎若璩皆曲徇俗说，是以不祭墓为不近情也，古今异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势所难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诬罔，若沈溺俗说，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会误文，强古人以从今人，更不可也。

古礼最重丧服，礼经十七篇，有子夏丧服传一篇在内，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闲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别录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大功废业，或曰大力诵可也，疏云，录记之人，必当明礼应事无疑，使后世作法，今检礼记多有不定之辞，仲尼门徒，亲承圣旨，子游裼裘而吊，曾子袭裘而吊，又小敛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其作记之人，多云盖多云或曰，皆无指的，并设疑辞者，以周公制礼，永世作法，时经幽厉之乱，又遇齐晋之强，国异家殊，乐崩礼坏，诸侯奢僭，典法讹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闲异教，故子思圣人之允，不丧出母，随武子晋之贤相，不识殽烝，作记之人，随后撰录，善恶兼载，得失备书，但初制礼之时，文已不具，略其细事，举其大纲，况乃时经离乱，日月县远，数百年后，何能晓达，记人所以不定，止为失礼者多，推此而论，未为怪也。锡瑞案：孔疏所言极其通达，记文所以不定者，一则制礼之初，细数不能备具，一则乱离之后，故籍复不尽存，丧服更纠纷难明，故后儒尤多聚讼，汉人礼书最早，而略传于今者，有《大戴丧服变除》十七篇礼经，马融独于《丧服》有注，郑君亦有《丧服变除》，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谢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袁准《丧服经传注》，孔伦《集注丧服经传》，陈铨《丧服经传注》，刘智《丧服释疑》，蔡谟《丧服谱》，贺循《丧服要记》，谢徽《丧服要记注》，葛洪《丧服变除》，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崔凯《丧服难问》，周续之《丧服注》，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见《玉函山房》辑本。释文叙录，有蔡超、田俊之、刘道拔，皆不传。自汉魏至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故萧望之为太傅，以《礼》、《服》、《论语》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征隐士雷次宗指京邑，筑室于锺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挂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馀年也。

冠昏丧祭之礼，古时民间通行，后世已不尽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礼，古今异制，后世尤不能行，即如禘郊祖宗，据郑君祭法注，祖文宗于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于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于民者也，禘喾于圜丘，周之远祖有圣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无惭，惟诚为其祖，故应崇祀而非妄，后世有天下者，与古大异，虽无道，其先犹为诸侯，有始封祖，若汉高崛起，其先并无功德，亦无始封，在汉惟当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无人可配，自汉以后，犹夫汉也，若欲仿古典礼，必至如汉之祖尧，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遥遥华胄，将有神不歆非类之诮，故宋神宗罢禘天之祭，诚以无其人也，此则禘郊祖宗，古礼虽有明文，而难以仿效者也，庙制本于服制，服止五，庙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则增至七，礼纬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是古时已稍有通变，诸侯五庙鲁有周公大庙，鲁公世室，与四亲庙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则僭天子七庙之制，正与周制相仿，虽稍增而不过七也，过七则应祧迁，如每帝一庙而不祧，商周数百年，庙将无地以容，汉翼奉贡禹韦元成始建祧迁之议，而议久不决，刘歆复以宗无数之妄言乱之，庙所以敬祖先，非所以报功德，有功德即称宗不祧，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无功德，如此则无可祧之祖，故东汉遂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夫庙不二主，若一庙数人，正是祧庙之制，是同堂异室，名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为一庙，而亲尽即祧，诚以尊祖之义，古今一也，此则七庙祧迁，古礼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岁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时迎气，祭祖一岁凡四，禴禘尝烝，又有三年祫，五年禘，后世车驾难以数动，经费又恐过繁，于是天地合祭，禘祫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时，甚或傅会古制，以为当然，其实古制不如是，而典礼不可废，惟圜丘明堂，既无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礼有明文，而可以斟酌变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国异政，家殊俗，听其自为风气，多有鄙俚谬之处，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习成风，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子，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

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阮元曰，辟雍与封禅，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可废者，窃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韨，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字以蔽风雨，帝王有之，民间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沟绕宅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有前朝后巿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学等皆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韨也，郑康成解为太学太庙等各异处，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庙等同处，而不知此不过城外别建之处，其实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虽凭虚臆断，然博综群书，究其实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说也，封禅者，亦最古之礼，自汉唐宋以来，皆为腐儒说壤，元以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禅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纪号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远无文，其间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创霸，大约其威力功德能服诸侯者，即为天子，正天子之号，必至泰山下，诸侯皆来朝，同祭天地，后定天位，然后刻石于泰巅，以纪其号，如夏商周之类，其必须刻石者，古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记忆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又曰，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列子曰，不知斯离也，齐中也，国几千万里，皆其证也，夏商以来，礼文大修，诸侯有朝聘之仪，天地有郊泽之祀，太史有国事之书，无须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经不言封禅，尧典舜巡四岳，即封禅之礼，禹会诸侯如之。锡瑞案：六经不言封禅，惟礼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即封禅也，阮以舜巡四岳为封禅之礼，说甚通达，颍容卢植蔡邕，以明堂与太庙大学辟雍灵台为一，而汉立明堂辟雍，不在一处，后汉纪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郑君习于时王之制，以为古制亦然，袁准以郑义驳蔡邕，其实古制当如蔡说，特蔡未能别白其时代，故不免启后儒之疑，阮云，自汉以来，儒者惟蔡邕卢植，实知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极精，特以为大学在城内，与王制不合耳，刘歆讥汉儒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说，见问字堂集赠言。

古制存于三礼，而说礼者多误，古制遂以不明，即以学校一事言之，王制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自古以来，天子诸侯之通制也，自郑君以后，说者皆误，由于不知古人立学竟在何处。锡瑞案：古学皆在门堂之塾，学记曰，古之学者家有塾，尚书大传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郑注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又曰，上老平明从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郑注，上老父师也，庶老少师也，汉书食货志白虎通公羊解诂，皆与大传文略相合，此乡学在塾之证也，而小学大学亦在塾，知小学在塾者，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古者左宗庙，右社稷，公宫南之左，乃宗庙之地，安得于此立学，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之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以六艺六仪，据此则公宫南之左，即是虎门之左，乃路门之左塾也，保氏当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师氏尊于保氏，记以师氏统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实则左右塾皆有学，当如大传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大传言出学，就出言，故尊右，此记言入学，就入言，故尊左，国子小学，与乡人小学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此师氏居左塾，何氏居右塾之证，蔡氏以此证明堂大学则误，以证路门左右小学，则正合矣，小学必在路门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岁入小学，必离宫中不远，当是古之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小学或在郊，八岁太子远入郊学，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学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引易传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书入南学，莫入西学，当作晡入西学，莫入北学二句，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据蔡说则东西南北四学，即在明堂，东西南北四门四学，各有异名，玉海引礼象曰，辟雍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据此则太学中学即辟雍，在明堂中，明堂为五经之文所藏处，故宜承师问道，为天子所自学，古称四学，亦曰五学，其实皆在一处，故记文以上下东西左右相对言之，若谓一在国，一在郊，相去甚远，岂得遥遥相对，两汉诸儒孔牢马宫卢植颍容，皆谓明堂辟雍太学同处，与蔡邕同，异义引韩诗说，辟雍者，天子之学，圆如璧，壅之以水示图，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此说与孝经援神契言明堂在国之阳，七里之内正合，乃明堂大学同处之确证，四学在四门，即四门之塾，与各乡小学虎门小学不异，此亦当是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大学或在国，古者国中地狭，大学入众，必不能容，记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后秀，皆造焉，是王子国子由虎门小学，凡民俊秀由各乡小学，学成之后，皆入大学，非国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方七里之内也，人知乡学在塾，不知小学大学皆在塾，考工记门堂三之一，则塾之地不狭，明堂四门，门有两塾，学者虽众，足以容之，学制所以不明者，由于不信大学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学在明堂者，由于不知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塾，袁准驳蔡，正由昧此，孙志祖段玉裁顾广圻朱大韶，互相争辩，其说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必不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征，而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三礼所载，皆周礼也，礼经十七篇，为孔子所定，其馀盖出孔子之后，学者各记所闻，而亦必当时实有此制度，非能凭空撰造，仪礼周礼言聘觐之礼不尽合，礼记檀弓言东方西方之奠，齐衰大功之丧，亦不尽合，王制祭法言庙制祭礼，尤不相符，说者推而上之，则以为兼有夏殷，郑君云，王制夏殷杂是也，抑而下之，则以为杂出秦汉，郑君以月令为秦制，卢植以王制为汉法是也，考其实皆不然，三礼皆周人之书，所记皆周时之礼，礼记所载，或有夏殷礼，而既经周因与损益，则亦即周礼矣，秦汉之礼，又多本之于周。其所以参差抵牾者，由于历代久远，渐次变易，传闻各异，纪载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杂秦汉也，请以汉唐之礼证之，汉初用叔孙通所定之礼，后汉又使曹褒撰次新礼，即加更定，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叔孙所定者为汉礼，曹亵所定者非汉礼，可乎，唐初用贞观显庆礼，玄宗又作开元礼，而五礼始备，既经改作，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贞观显庆作者为唐礼，开元所作者非唐礼，可乎，疑三礼之参差抵牾，而谓一是周礼，一非周礼，何以异于是乎，若谓周时变礼无明文可征，请以官制一事证之，制度以设官为最重，执政又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时，周公召公以冢宰执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传曰，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又曰，郑伯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则东迁以后，执政者称卿士诗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维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时，已称执政者为卿士，又不自东迁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见其馀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变于成康以前，东迁之后，又渐变于西周之末，当时既有改易，后世何能折衷，学者惟宜分别异同，以待人之审择，若必坚持一说，据为一定之制，则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又安得有一书可为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诰立政所载不详，周官伪古文不可据，郑众未见伪古文，以为周官六篇即尚书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类，其说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礼，无成书可稽，试举大者论之，礼纬云，周六庙，至子孙七，盖周初以后稷为始封祖，文王为受命祖，合四亲庙为六，其后武王亲尽，以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为七，此当在共懿之世，礼无明文，东都有明堂，无宗庙，王入太室祼，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庙为禾黍，东迁当更立庙，礼无明文，敬王居成周，别立庙与否，亦无明文，孝王以叔父继兄子，桓王以孙继祖，定王显王以弟继兄，如何序昭穆，亦无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鲁事证，郊则既耕而卜，禘则未应吉禘而禘，庙则立武宫立炀宫，桓僖不毁，甚至公庙立于私家，三家雍彻，季氏八佾，朝服以缟，妇人髽而吊，皆变礼之大者，明堂位谓礼乐政俗，未尝相变，且以武公庙比武世室，凡此等以为礼，则实非礼，以为非礼，则当时实有是事，鲁事详而周事略，以鲁推周，则其礼之是非淆乱，记载参差，亦必当时实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误入后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读者忽而不察耳。

仪礼非古名，周礼亦非古名，汉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贾公彦疏序，谓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独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并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人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冲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贾公彦曰，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锡瑞案：周礼源流，贾氏叙述颇详，以为始皇焚书，特恶周礼，说本马融，融说亦不知何据，惠帝已除挟书之律，非始武帝，融盖以周官武帝时出而为此说，刘歆典秘书在哀帝时，亦非成帝，贾公彦已辨之，当时众儒共排，以为非是，其说惜不可考，周官改称周礼，盖即始于刘歆，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是其明证，武亿曰，班氏于王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义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着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莽传征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可知矣，荀悦之言洵不诬也，案周礼名始歆莽，武氏说尤分明，自是之后，周官周礼互见错出，后汉儒林传言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盖以马郑自序原称周官，或据以为其时尚无周礼之名，又谓周礼名始郑君，皆考之未审，郑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甚多，后汉卢植传亦有周礼之称，是其名非起于汉末，特在汉初本名为周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从歆莽之制，或谓班志皆本刘歆七略，据其称周官，不称周礼，与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等语，皆与刘歆尊信毛诗周礼不同，似志非尽本于七略，林孝存谓武帝知周官渎乱不验，或据封禅书驳之，谓武帝知不验，群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禅书下文，明言群儒拘牵古文，上尽罢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验之证，孝存之说，必有据也。

周官与左氏皆晚出，在汉时已疑信参半，后人尊周官者，以为周公手订，似书出太早，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似书出太迟，何休以为出于六国时人，当得其实，毛奇龄周礼问曰，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坐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又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诏向校理周礼，此马融之说，贾疏已辨之，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此班氏所目观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使歆既为经，又复为传，此万无之事，藉曰有之，则伟哉刘歆，东西二汉亦安有两，将所谓博而笃者，必不在论庙一篇书矣，且读书当有究竟，艺文志于乐经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考文时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则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其为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而谓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乐，亦尝以周官经定乐章矣，艺文志于窦公献乐章后，即云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当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其书有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则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经而为乐记者，此不止窦公献一篇，且必非歆行伪于周官经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断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东汉人即有诟其非周礼者，林孝存也，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摈斥不行，因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是辟此书者亦且明明云，汉武时早有此书，而效尤而兴者反昧所从来，是攻膏盲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祇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锡瑞案：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

经间又曰，诗书易三经，则礼记多引之，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则诗书易三经并未道及，即孔孟二书，其论经多矣，然未有论及三礼只字者，也，曰，此予之所以疑此书为战国人书也，然此书为战国人书，而其礼则多是周礼，尝读大戴记朝事篇，其中所载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射人诸职，全是周礼原文，所差不过一二字，考是时三礼未出，大小二戴于仪礼则直受后仓曲台记，立二戴之学，于礼记，则尚未有定，当时见于西汉书府者，犹有二百馀篇，而周官一经，则未之见也，乃大戴所录，则俨然有朝事诸文，在周人言周礼者，与今周礼相同，此岂大戴见周礼而附会之，抑岂李氏上周官经时，窃取此朝事诸文而增入之也，然则周礼果周制，其为周末言礼者所通见，当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内则一篇，亦有凡食视春时，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宜羔豚膳膏膷，及牛夜鸣则庮十句，与周礼文全同，所差不过古今文一二字，此必当时言礼家所习言习用，故彼此并出，全文不易，断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锡瑞案：汪中周官征文共得六事，于毛氏引乐入窦公大戴朝事礼记内则之外，增入逸周书职方礼记燕义诗生民传三事，陈澧又考得杂记郑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记贾疏，大司马注疏四条，然此诸说，亦但可以证周官非刘歆作伪，而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定，后人必以为周公作，又以仪礼亦周公作，然则二书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见于孔孟书，春秋时人所称引，使人反疑不信，惟从毛氏之说，以为战国人作，方足以解两家之纷，毛氏云，乡遂之官迥异朝庙，其所设诸属往往有不必计禄食者，周官一书总以官不必备四字，统概全经，虽设多名，而备实无几，其说可以解官多而禄不给之疑，又云，三等分国固有常制，然不无特设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赐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则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设约为之限，大约公不过五，侯不逾四，伯与子男以渐而杀，又云，五等分国，本造为设法之例，以统校地数，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谓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说可以解国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说经多武断，惟解周官心极细，论亦极平，而知仪礼不出周公，不知实出孔子，谓仪礼亦战国人作，因朱子家礼尊信仪礼，乃作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祭礼通俗谱，诋斥仪礼，而自作礼文，致阎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礼之诮，则由不晓礼经传于孔氏，非周礼礼记之比也。

汉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沿习日久，遂以早出立学者为今文，晚出不立学者为古文，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周礼说今礼戴说，或云，今大戴礼说，或云戴礼戴说，其中亦有大小戴所传十七篇礼经之说，非尽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也，十七篇礼之说，不尽今文，近人分别十七篇经，是古文说，经中之记，是今文说，而十七篇经文又有今古文之分，郑君传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是小戴所传十七篇礼，当时通行字皆今文，郑以古经之字校之，取其义长者从之，故郑注十七篇，或经从今，则注云古文某为某，或经从古，则注云今文某为某，详见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此特即其古今文字传本不同者言之，非必义说之全异也，许君以戴礼为今说，则封周礼为古说言之耳，至若小戴礼记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为今文说，祭法出于国语，为古文说，其言祭礼庙制不同，此显有可证者，近人又分别二戴记，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取祭法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虽未必尽可据，而王制为今文大过，周礼为古文大宗，则显有可证者，即以官制言之，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郑驳无考，而据郑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制也，明堂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郑以王制今文说为夏制，必以周礼说为周制，其于许君无驳可知，三公九卿盖夏殷至周初皆同，据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可证六卿则周成王以后之制。甘誓六卿，六军之将。据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证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郑君兼注三礼，调和古今文两家说，即万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论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没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国大小迥异，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锡瑞案：郑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说，或以郑为牵合无据，亦非尽无据也，即以齐鲁二国言之，二国始封，在武王时，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尚父于营邱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时封地，盖仍殷制，孟子所谓为方百里是也，鲁至成王时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鲁颂谱疏引明堂位以证，曰大启尔宇，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旧封，何云大启尔宇，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与周官侯四百里合，盖得其实，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齐之益封，与鲁同时，史记又曰，太公于齐兼五侯地，郑诗谱曰，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方百里，都营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与兼五侯地合，是齐鲁实有益地之事，如郑说，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郑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疏引郑驳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异义云，公羊说诸亿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驳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风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案郑注据周官而疑王制，以为文襄霸制，盖据左氏昭三年传郑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传，文王制之作，郑以为在赧王之后，其时左氏未出，非必引以为证，左氏又有岁聘间朝之说，与昭三年传文不合，郑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不从许，案以左氏为周礼，遂并不从许案，以公羊为虞夏制也，王制与公羊合，当是古礼有之，即文襄创霸，亦必讬于古礼，其后晋法变而益密，故又有岁聘间朝之属，然则王制与周官不合，当从许君以为前代之制，郑以为晋霸之制，似未必然，惟岁聘间朝之属，郑以为说无所出，可断以为晋霸之制耳。

郊驳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驳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时乃建大常，案巾车建大麾，大司马建大常，两处之文矛盾，万无可通之理，郑既以周官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驳难，故不得不为之弥缝，其答赵商，皆强词也，秋冬田建大常，明与巾车注四时田不合，以麾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据，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绥当为糸委，糸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注云，有虞氏当言糸委，糸委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周礼建大麾以田也，郑于此数处之文，互相证明，自圆其说，以礼记之绥，即周官之麾，郑云王制多杂夏殷，故于解周官亦谓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则周官王制古今文两不相背，而周官两处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从郑，而各别为说，尤傅会不可信。

汉今文家张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硕，不信周礼者也，贾疏云，张包周何林，不信周礼为周公所作，古文家刘歆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尊信周礼者也，自汉至今，于周礼一书，疑信各半，周礼体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笔，而能作此书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礼之遗，非尽凭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刘歆增窜，亦非歆所能独办也，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已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盖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国之大，设官之多，与各经不相通，所以张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而马郑注尚书官制服制，皆引周礼为证，即如其说，以周礼为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从周，况周礼未必出于周公，岂可据之以易旧说乎，礼记七十子之后所作，未知与作周礼者，孰先孰后，其说礼与周礼或异，当各从其说以解之，郑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一切据周礼为正，未免有武断之失，周礼晚出，本无师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识，郑注所引故书，乃其原本，杜郑诸儒，始为正音读，明通假，郑君所云二三君子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使山岩屋璧之书，得以昭见于世，其有功于周礼甚大，而因尊信周礼太过，一经明而各经皆乱，则诸儒亦不能无过矣，周礼郑注贾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与之易祓之说，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皆能自成一家之说，但未能疏全书，治此经者仍以注疏为主，考工记据胡无弓车之类，亦属战国人作，文字奥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尚象之遗，宋林希逸<虍鬲>齐考工记解，于古器制度未详核，近人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轮舆私笺，皆有发明，惟详于车，而他物尚略，陈澧云，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算法之割圜，亦轮之象也，予谓易既济未济皆水火，而爻辞皆云曳其轮，亦有微旨，今当振兴工艺之日，学者能远求考工之法，必当大著成效，周礼自王莽苏绰王安石试行不验，后人引以为戒，王莽篡弑之贼，本非能行官礼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礼，苏绰于宇文泰时行周礼，颇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创新法，非必原本周礼赊贷巿易，特其一端，实因宋人耻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报异议，后人谓安石以周礼乱天下，是为安石所欺，安石尝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引言极其通达，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类，何能行于后世，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后世尚简而戒烦苛，无论赊贷市易，必不可行，即饮射读法，亦将大扰，然则法周礼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马端临曰，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繁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无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复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里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某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而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乡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征召其民，考其德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耎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亟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度率以简易为梗，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大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地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伙，则不胜其渎乱矣，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适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锡瑞宁马氏谓周礼可行于封建，不可行于郡县，以壤地既广，长吏数易之故，最为通论，今壤地之广，过于南宋，长吏数易，亦甚于南宋，彼时守吏犹必三岁而更，今且一岁而数易矣，使与百姓交涉，能至纤至悉乎，外国之法，所经纤悉备举者，以去封建未远，日本与德意志，皆初合侯国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

郑樵曰，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说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今案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数之，周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绥服，卫蛮即禹之要服，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言之则如王制所说，薛常州开方法，百里之国，开方得百里之国四，是谓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得七十里之国四，是谓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举成数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国，开方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貉，周礼载师之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远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案载师文曰，凡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廛谓之园廛，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种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廛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廛，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种，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考寻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沟，直，一列凡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州长每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或者以为是日读法，即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命而不暇，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至每月读法，惟族师职焉，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倅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往也。锡瑞案：郑氏弥缝牵合，具见苦心，惟周官一书，与诸经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类，是，考工记亦与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类，是，欲强合之为一，虽其说近理，未可信为确据。

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驳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周礼出于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见，其授受不明，故为众儒所排，仪礼传自高堂生，有五传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学官，礼记删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详，魏张揖以为叔孙通撰辑，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陈寿祺曰，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曰，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经典释文序录引郑君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又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寿祺案孔壁所得书，鲁恭王传仅言数十篇，知非全书，艺文志依七略着录记百三十一篇，盖河间献王所得者，故六艺论兼举之，百三十一篇之记，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见艺文志，而别录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礼记所载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不著孔子三朝记之名。隋志言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减少一篇，与别录艺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魏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之言，必有所据，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礼中，武进臧庸曰，白虎通三网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法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汉志礼家阙其书，且没其名，何也。锡瑞案：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郑以孔氏壁中河间献王两事并举者，孔壁所得书无周礼，许氏说文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不云有周礼，献五得周官，见汉书本传，郑君不析言之，故并举之。

陈寿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汉博士作，月令吕不韦作，或又疑乐记出河间献王，皆非事实也，礼记王制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考卢氏说出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然令王制无一语及封禅，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月令正义引郑目录云，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馀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馀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驳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穀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穀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锡瑞案：卢氏说近人已驳正，孔与郑说并引而不能辨，以正为秦汉官制，亦未必然，正长义同，尚书冏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礼有宫正，左氏传有随正乡正校正工正，又云师不陵正，注云，正军将命卿，安知古刑官无正，周尺之语，或出周秦之间耳，治经者当先看礼记注疏，礼记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纠缠周礼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说解经，则经义了然矣，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近人俞樾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虽无汉儒明文可据，证以公羊穀梁二传，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说苑，白虎通，诸书所说，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门学者原本圣人之说，定为一代之制，其制损益殷周，而不尽同殷周，故与春秋说颇相同，而于周礼反不相合，必知此为素王改制礼与春秋二经，始有可通之机，王制与周官二书，亦无纠纷之患，治经者能得此要诀，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据郑君说，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据何劭公说，亦出战国之时，是其出书先后略同，而为说不同，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谓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则孔颖达已知王制名篇之义，特未知为素王之制，故仍说为夏殷。

朱子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别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也，郊牲冠义一节孔疏云，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疏云，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礼孔疏云，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据此则孔颖达已明言诸义是解仪礼，非始于朱子矣，冠义自为一篇，郊特牲复有冠义一节，盖由解此义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一节，又是昏义，此二节之间有一节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记者明言礼以义为重，乃冠昏饮射燕聘祭义之发凡，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而礼记网罗浩博，与十七篇亦当并行，焦循礼记郑注祉疏序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曰，礼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夫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设令周公生字文周，断不为苏绰卢辨之建官设令，周公生赵宋，必不为王安石之理财，何也，时为大也，且夫所谓诗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来，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转在智，伏羲之时，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开其谋虑，使知树艺贸易之事，生羲农之后者，知识既启，诈伪百出，其黠者往往窥长上之好恶，以行其奸，假军国之禁令，以济其贼，惟聪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等篇，得其微焉。锡瑞案：焦氏于三礼轩轾太过，谓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与世界进化之理不符，惟发明礼时为大之义甚通，言礼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碍难行，抱朴子省烦篇云，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好古官长，时或脩之，至乃讲试累月，犹有过误，而欲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馀以为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务令约俭，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朱子语录云，古礼于仿，实是难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此正得其义而通之，期不失乎礼意之说也。毛奇龄谓礼记旧谓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仪礼，则显然战国人所为，仪礼逊礼记远矣，务反朱子之说，亦轩轾太过。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亦非专言一事，即如曲礼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郑注云，若夫言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礼本取曾子之言，而误留若夫，不然，则全脱一简失弗讯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礼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句失于删去，郑氏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锡瑞案：刘氏与朱子之说是也，礼记他篇，亦多类此，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王应麟因困学纪闻云，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罕，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朱文公惜征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能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陈澧云，孔疏每篇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礼记之分类，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二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锡瑞案：马氏之说甚通，自孔子时而经不具，后世所谓三礼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撰集，虽未必与古礼尽合，而欲考古礼者舍三书无征焉，通为秦博士，习秦仪，秦之与古异者，惟尊君卑臣为太过，其他去古未远，必有所受，观秦二世时议庙制，引古七庙之文，可见通所定礼，不见于汉艺文志，盖犹萧何之律，韩信之军法，其书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书内，许氏异义间引通说，则郑君注礼，亦必采用之矣，褒本习庆氏礼，乃高堂生后仓所授，其引谶纬，东汉风气实然，纬书多先儒说经之文，观礼纬含文嘉可见，郑注礼间引谶纬，如耀魄宝灵威仰之类，或亦本之于褒，古礼失亡，通定礼采秦仪，郑注礼用汉事，褒与郑又引及谶纬，皆不得不然者，后人习用郑说，而于通杂秦仪褒杂谶纬则议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诋郑君，如陈傅良谓郑注周礼之误有三，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王应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张璁且以引谶纬为郑君罪案而罢其从祀，如其说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朱子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复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又曰，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又或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礼记注疏，此至当之论也，孔颖达于三礼，惟疏礼记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馀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馀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馀字，其馀一千馀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既于此一经下详说此事，以后此事再见，则不复说，亦犹郑注似繁而不繁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若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空衍义理者多，杭世骏续礼记一百卷，亦未免于炫博，陆元辅陈氏集说补正，足匡陈澔之失，王夫之礼记章句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虽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详博，亦不尽合古义，此等书皆可缓，郑注礼记因卢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陆佃方悫马唏孟等，以郑改读为非，而强如本字读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后世之见疑古礼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并至疑经，足以迷误后学，陈澔集说尤陋，学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经，今故，略引其说辨之，宋郑樵曰，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晋，髽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说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则或异，无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如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之奠，曾子曰于东方，子游曰于西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同师而异说如此，况复传子君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文义不能无乖异也，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者，如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案二说皆非是，前已引陈寿祺说驳之，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制，王制为商制，况三礼之书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时，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有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如春秋之末执羔雁，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案此孔子时经不具之证，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高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酬断简，诸儒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说以霍山为南岳，案此说甚是，以太尉为尧官，案此见纬书，礼无明文，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见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陕处内为三公，案此公羊说，古制当是如此，乃无一国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为六官，案此见曲礼，郑以为殷制，当时信共为古鲁而无疑，后世以其传久远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案焦循陈澧辨之以明。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雍，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瞽宗。案太学即辟雍，而胶庠成均瞽宗，又其异名，五学本同一处，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明郝敬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敛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异宜，可以通变，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肤浅，岂可妄讥古人。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庙制祭礼分尊卑，辨适庶，亦不可妄议。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谷与鱼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视尊卑，为位于外所以别嫌疑，熬则小节可变通，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则因阳侯事已废矣，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祫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礼，与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礼，人死含珠玉以海盗，圹中藏瓮甒筲衡等器，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案此小事可变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韩氏赵氏，惟官惟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室，有寝，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条兴条废，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庙，无父子兄弟分立之礼，庙在居室之左，何患无地可居，天子诸侯亦有祧迁。何独士庶不可兴废。适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案古重宗法，故严适庶，重本源，故分别丧服，不嫌烦琐，天子选士观德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案此犹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古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辑，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案郑无以礼记为孔子所作之语，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殷夏异世，逃遁其说，盖郑以记为经，既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馀年来所以卒贸耳。锡瑞案：郑樵郝敬，皆勇于疑经者，郑犹以为讹异，郝乃直攻经传，足见明人之悍而不学，又甚于宋，兹遂条辨之，以释后儒之疑。

古之宫室，不与今同也，古之衣服饮食，不与今同也，惟其不与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礼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扞格不相入，考古礼者，宜先于古之宫室衣服饮食等类，考其大略，乃有从入之处，古宫室皆南向，外为大门，门侧左右皆有堂室，谓之塾，内为寝门，中为庭，再上为阶，有东阶即阼阶，西阶，升堂为东西堂，有东西荣，即檐，有东西序，即墙，有两楹，即柱，有栋，有楣，上为户牖间，其后为室，两旁为东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过路屋，无壁，东房后有北堂，宫室之左为庙，有闱门相通，庙制与宫室略同，观李如圭仪礼释宫，江永释宫注，张惠言仪礼图，得大略矣，古祭服用丝，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连上下无裳，似今之长衫，惟方领对襟，缘以缋，或青或素为异，用细白布为之，丧服用布则粗，又各以轻重分精粗，观任大椿弁服释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则有稻粱，黍稷稻粱为四簋，常食有羹胾葱洎醯酱脯羞，饮有酒有浆，齐则用糟，醴亦有糟，荐用脯醢，脯以干牛肉，加姜桂锻治者为脩，细锉脯加盐酒为醢，皆生物，酒新酿冷饮，豕鱼腊为三鼎，加羊与肠胃为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肠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与肤豕肉，鲜鱼鲜腊为九鼎，加膷臐膮牛羊豕肉，为十二鼎，笾盛干物，豆盛濡物，俎以骨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为肩臂臑共六，长胁代胁短胁共六，正脊挺横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体，髀近窍贱不升，乡饮燕射，则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蝉，范即蜂，蚔醢，蚁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饮食无专书，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张惠言仪礼图，如阮元说画地以习之，不患古礼不明，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馀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僎，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征之，于经解一篇征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国基教可知也，至此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谓，据此则孔子说六经毕，已特举礼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谓也以后，则是记者广明安上治民之义，非复孔子之言也，案记者之文亦极精，能发明礼经十七篇之义，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据汉书作先，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礼言之，朝觐聘问，承上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言之，丧祭之礼，承上以奉宗庙则敬言之，乡饮酒之礼，承上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礼，承上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礼经十七篇外，乡饮以饮该射，昏姻以昏统冠，观此乃知圣人制礼，非故为是繁文缛节，实所以禁乱止邪，谓礼犹坊，与坊记之义相通，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大戴礼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食，况于生而存乎，故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乡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其说与经解正合，丧祭朝聘乡饮昏礼，亦不出十七篇外，观此诸篇，乃知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若必荡弃礼法，溃决堤防，正所谓壤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与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可不儆惧乎。

郑君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郑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礼合周礼仪礼，至今称为三礼，而大戴礼渐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录，已佚其四十七篇，卢辨亦仅存八卷，四库提要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投壸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研经室集》，王实斋《大戴礼记解诂》序曰，南城王君实斋聘珍，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经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有惩于近日诸儒，妄据他书径改经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据约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又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曰，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畔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壸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欢，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锡瑞案：大戴礼记合十三经为十四经，见于史绳祖学斋占毕是宋时常立学，以注者为北周卢辨，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近人注此书者，乃有孔广森王聘珍二家，阮文达皆以用力勤为功钜许之，序王聘珍书，以为孔㧑约所未及，共称许又在孔书之上，而皇清经解有孔书而无王书，或王书之出差后，续经解亦未收，或王书之传未欤，凡考据之书，后出者胜，王书之胜孔书宜也，大戴书与三礼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义，故略言之。

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穀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穀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烝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馀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驳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驳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仇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仇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驳，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驳，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馀言，书二万五千馀言，诗三万九千馀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馀言，合十六万馀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馀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刊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馀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