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窗日录/卷3 中华文库

天文所以观天察地考数造历，以授民时者也。然验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节气难寻，地之中气可按也。节气者何？十一月大雪之类是也；中气者何？十一月冬至之类是也。天无体，以二十八宿为体；天无度，以自其行过次第为度。岁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时，时刻皆八，子、午、卯、酉则加二刻。天度所历，所谓至于角娄井奎，是谓度也。地面所经，所谓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时某刻者也。九百四十分为一日，而又分谓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复为四分之度，所以晞也。日顺数之见，其进与天左旋；逆数之见，其退而若右转。是以自地面而观其运行，则皆左旋，白天度而考其次舍，则日月五星以渐而东，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虽退，其行未尝不进；退虽逆，其进未尝不顺。气盈朔虚，闰以生矣。若夫五星则复可言。降娄玄枵以负东海，其神主于岱宗，岁星位焉；星纪鹑尾以负南海，其神主于衡山，荧惑位焉；鹑首实沉以负西海，其神主于华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负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鹑火大火寿星豕韦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镇星位焉。辰次之行，节节相系，是以分野定于山河，阴阳昭于云汉。自坤抵艮为地纪，自干携巽以为天纲，分野与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维内者，降娄也，故为少昊氏之墟；叶北宫之政而在乾维外者，訾陬也，故为颛顼氏之墟；成挕提之政而在巽维内者，寿星也，故为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维外者，鹑尾也，故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阶之政，辕轩也，故为有熊氏之墟。盖县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气之与天星以精气相，不系方隅。故占测分度，但以山河为限，不主州国，是以先儒配国，吾皆无谈。其云汉终始原于二至者，必极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阳生，云汉渐降，退及艮维，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间复与列舍气通，在易则为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阴气益降，进及大辰，升阳之气究而云汉沉潜于东正之中，故易雷奋地为豫龙，出泉为解，皆房心象也。星纪得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析木为云汉末派，山河极焉。自析木纪天汉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阳气自明堂渐升，达于龙角曰寿星，龙角谓之天关，在易以阳块阴象也。升阳进逾天关，得纯干之位，故鹑尾直建己之月，列太紫为天庭。正月一阴生，云汉潜萌于天稷之下，进及井钺得坤维之气，阴气始达于地上，而云汉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纬之中矣。云汉达坤维，右而渐生，始列宿上，觜觿参代，皆值天关表而在河阴，故宝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阴气进逾乾维，始上达于天，云汉至营室升，气益究与内规相接，故自南正达于西正，得云汉升气，自北正达于东正，得云汉降气。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云汉之始终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观天文，斯过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气，所以宰乎物者也。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气，故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气，故其神治于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终皆阴阳变化之际也。若微者沉潜而不及章者，高明而过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观之，历特为纪数之书，象特为观天之器，大本大原则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审。二至二分之测景，稽一元升降之常度，随时收改以与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以写无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齐之，必在心术之微，不倚器数之末。此钦明文思帝尧所以为不可及，而赵尧李舜倪汤贡禹虽举春夏秋冬，惟诗书不事心德，无素汉高，所以仅小康也。

《尔雅》既曰：释天不得不略，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盖天文见周髀如盖在上；二曰浑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犹如鸡卯白之绕黄，杨雄、桓谭、张衡、蔡邕、陆续、王肃、郑玄之徒并所依用；三曰宣夜旧说，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读为轩，言天北高南下若车之轩，吴时姚信所说；五曰穷天云穷隆在上，虞氏所说；六曰安天晋时虞喜所论。郑注考灵曜云：天者纯阳，清明无形，圣人则之制璇玑玉衡以度其象。如郑此言，则天是太虚无形体，但指诸星转运以为天耳！

史云：郎官上应列宿。诚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则张华应之，长庚入梦则李白应之，赵普乃紫微垣一小星之类，其应历历不能枚举。前元天历戊辰，娄宿降灵，我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娄星复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运除旧，高皇布新，是昴宿实应胡星也。正统己巳，荧惑入南斗则车驾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书予以录于前矣，此皆所闻所见者，孰谓天道玄远而不可稽哉？

《列子》曰：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此非大观之见也。天左旋，地处其中顺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视之，则自东而西；北面视之，则自西而东。北极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绕，非就下也，远不可见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远而不及见，如入地下耳！《论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减也。此语甚真。昆仑山地中极高之所，故山南之水入南海，山东之水皆入东海，山西之水皆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游记》论之。中国当昆仑之东，故江淮河汉皆入东海，而云地不满东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今太阳实亏而有浮翳蔽之，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见，京师见。谷永以为沈湎于酒，祸在内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见，京师不见。谷永以为百姓屈竭，祸在外也。臣愚以为永之所言，未协天意。夫四方不见，京师见者，祸尚浅也。四方见，京师不见者，祸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明著，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侧身戒惧，忧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称贺。岂非上下相蒙诬枉天谴哉？又食不满分者，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

日月蚀，昔人纷纷置论不一。国朝宋潜溪云：月本无光，其有蚀是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则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浅有深。盖地居天内，如鸡子中黄大，不过与月同，地与月相当，则其食既矣。宋此论将有见于夜耳！月蚀固有在申酉时、在寅卯时者，或日未没或已出，亦可谓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为？亦有食也。刘保斋云：日轮大，月轮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内。日食既时，四面犹有光溢出，可见月轮小不能尽拼日轮也。日月合朔时，月常在内，未有日在内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则日食月者，月虽资日光有圆于望时，然微相参差，则光圆恰相冲射，则日反食之。如点灯者，当在炉炭炎炽之尖，所冲射则灯反不然。此历家所谓暗虚，言月为日所暗，而非日之实体，暗之乃日之虏冲耳！此言有据日外月内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异。然谓其轮复有大小，则恐未宜。日食既时，四面犹光，自缘日光本盛与月不同，乃尔若地与月，共形体大小何烦拟类？昔人以远征至日出入处，已有所言。朱子亦尝言之，日固不大于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佛氏言月中所有，不当以论月蚀。刘之所言乃是历家之说。历家日光遥夺月光则月食，日为月掩则日食之说，朱子尝以示门人矣。考之理数似只如此。他日论日蚀，又云日月会合处，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蚀论月蚀云：日月相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是用伊川语〉。阴盛亢阳而不少让，故蚀何也？阳气衰阴，亢阳不让，此日蚀事也。日蚀书于《春秋》，而月蚀不书。若阴盛亢阳为月蚀之灾，圣经安得忽诸？

《禹本记》言：河出崑仑，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后儒日如火把之譬，盖出此元人尝穷河源矣。殊不如本记之所言者。

十二相眉取义，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五指、虎五指、龙五指、马单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四爪、兔两爪、蛇双舌、羊四爪、鸡四爪、猪四爪，见《洪巽漫录》。子午卯酉五行死处，其属体皆有亏。鼠无胆，兔无肾，马无胃，鸡无肺，见《曾三异因话录》。或曰鼠胆在首，非无也。

唐尧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经世书》谓尧得天地之中数。盖尧之时，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当干之九五，值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谓中数也。考之天开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计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一年。胜国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后八年而得甲子，入午会之初运，当始之初六。故推胜国至元甲子为午会第十运，则今已入第十一运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复二帝之盛，以跻三代之长，是望今日。

古今户口登耗不同。不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则登矣。禹分九州时，民户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万。周公相成王时，民户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时，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汉平帝时，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汉之极盛也。光武之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时，民户一千六百七十万九百六，民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国�立之时，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晋武平吴，天下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业中，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户三百八十万；天宝中，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极盛也。至大历中，户才一百三十万，此古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真宗时，户七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二百五十四；神宗时，户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极盛也。元世祖混一之初，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极盛也。我朝洪武之兴，当元乱残毁之后，户口尚耗。至嘉靖中，户九百三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万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谓盛矣。然今制军匠等户不分，折民间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兹以往，日丁盈成之运，将来户口之登，岂止汉唐宋元之所谓盛者而已哉？

按：马端临曰：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情之辈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务学问；及其为农，则勤稼穑；及其为兵，则力战，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后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不足以增重邦国。官既无籍于民之财，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丁多为累矣。悲夫！

赋重莫如苏州，亩科粮至有一石六斗、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万石。永乐后益为三百万石馀，两京百官禄俸尽派苏州，计米几三十八万石，又供亲王白熟米一万石馀。

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凤林为之关，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关，北瞰河汉，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恺，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岂非天遗其势，以贻我明万世帝王之业乎？朱朴，襄阳人，以三史举繇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改著作郎。乾宁以大府少卿李元实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朴上疏执不可而止。擢国子毛诗博士，上书言当世事，议迁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复宫阙，局署帑藏，里关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阙，南菊泽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可兴也。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狼嚣，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不报。

吴朴《纪略》云：关中西接姜戎，东尽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左有函谷二殽，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有褒斜陇首，带以黄河泾渭之川。金城万难，周池成渊，九州上腴，天地巨噢。楚地有变，出兵商于直捣上庸。又命巴蜀治舡，积粟浮岷江，直造巴东，从江汉以抵襄阳，则东西合势夔万，归郢宛叶。唐邓、永以无虞，他寇非所患也。韩魏有变，吾出兵同华、下甲、宜阳，据虎牢、成皋，历原武、延津以及卫辉、阳晋，再自成臬渡河逾漳，直会洛州，又径渡蒲津以据汾绛，则韩赵魏底定。若以魏兵攻临淄、即墨之南，发河北之卒直批博关，则淄青又宁，山东无恐。蜀中有变，若命江伷之兵趋成都，狄道之兵趋甘松，或由司马剑阁，或自阴平故道，或进阶文，或田瞿塘多方百出，则蜀道悉平，金牛巫峡难为其险矣，盖关中所以制御诸戎，如自高临下，有以知其险而计可万全。诸戎若逆御关中，如自下趋上，则不胜其沮，锐气易尽，此关中所以可都也。我国家南北肇建两京，其山东、两河等处，古称难治，所谓中强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无之。况自北都临制中原，势颇不顺，而关中出师区夏，顺若建瓴，何则？大河以南，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其间若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牟山，至保州西北六十五里之柏山，路谷十馀。如保安西北四十馀里之八角口，古北平军灰岭山二十五里之安阳口，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砦，与夫石舅银坊冶山数处。虽北京临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势与京郡大是向背。苟屯兵聚众，必死以守，未易当也。其外多阻塘水，不可进矣。载观自顺安东至任丘二十里，川堑沟渎，苇泉纵横，地类天牢；又东北至雄州三十里；又东至霸州七十里；又东抵海水口营田圩岸，湿水渐洳，地类天陷；又自顺安至肃安约五里，两河之间草茂盛，地类天罗；又西至安肃县之西二十五里，夹地之间，硗确不平，地类天隙。凡此皆难师于中原者也。

元刘太保曰：上都国祚短，民风淳；太都国祚长，民风淫。遂定大兴为大都，开平为上都。四月避暑则于上都，马就水草，八月回大都，岁以为常。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关中，号为宗周。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四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万人，庭中受十万人。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势，东固淮安、泗州，自丹阳而扬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凤阳、寿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凤阳而寿州，乃全淮之左臂也。东无淮安，虽得泗州而不为用；西无凤阳，虽得合肥而不为用。上游之势，沅、湘诸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湖广所以蔽九江。江西诸水与鄱阳之浸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于天下，则徐、邳、临清，淮安之应也；洛阳、钧、郑、凤阳之应也；荆州、武昌之应也；而襄阳又荆州之应也。固荆州可以开蜀道，固襄阳可以控川陕，固临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阳可以制潼关。其西南守江西以运百粤，其东南守浙江以治闽吴，皆金陵之门庭帑藏云尔。

金陵控带荆扬，引输江湖，宅中南北，山川之雄结，原隰之平衍，食货之富饶，足以容万乘供六师。我太祖阅《江楼记》深得之。

太祖平定天下之后，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以问廷臣，此圣人高出万世之见也。而翰林修撰鲍频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岂非风水之说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则地气天运已尽之说，敢为欺罔可以诛矣。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冲道水陆。后世议都者，舍金陵其庶几乎？其地平旷无险，三代前封建诸侯，则王几无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后，葵丘之会，践土之盟，败师于邲、于鄢陵，及刘项画界鸿沟，已各留意。夫重屯之势，利于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于外，是诚胜地如固燕蓟、固绛泽，则彰德、卫辉无北忧；固山南则嵩洛无西忧；固襄、黄则南、汝无南忧；固临济则归、陈无东忧，由是而运于四方，漕贡朝会之便，永无所归。

夫建都之说有三：尚德者，观其会；藉力者，审其要；处变者，先其急。周公之营洛也，道里遐迩无相远也，朝觐会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故曰：宁以天下病子孙、不以子孙病天下。此观其会者也。汉高之都关中也，披山带河，四塞为固，三面保阻，独以一面临敌，卒然有警，百万之众可具。故曰：地势便利下兵子诸侯，犹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审其要者也。光武之据河内也，深根固基为天下本，西遏赤眉之强，北扫幽蓟之乱。故曰：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则宋襄之仁义终亏伤肱之师，项籍之宰割无救固陵之急。江左纷纷，六朝递革，露捷徒闻，翠华不北，盖所谓无其实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时可恃也。而岁德所临，不足御王翦之攻，地险可据也；而祁山大举，无能免马谡之败，人心可凭也。而宋人南渡，群万千忠节之士，俛首丧气于武林琼崖之间，是岂不有道焉存之尔乎？故尝曰：尚德之说，远应变之谋迫无已，其惟审势乎？审轻重之势，以酌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内外处之极。则关中其最也，幽、蓟、并、冀其次也。宛、洛、许、邺自置身于战场，荆、益、湘、吴终限宇于天外。魏人狭小云、代，欲事改迁不于关中，而于洛阳，此所以恒、朔之地，盗贼猬兴，秦陇之间终成异域也已。

元人攻燕，劲骑捣居庸，北附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项。今宣、大、雁门、蔚、朔等关，虽为京师外藩，然降城、高阙、东胜险要未复，外藩关镇仅可自支，且大宁久没于奚胡辐里关口。如顺天府北九十里有昌平州，州东北九十里有黄花镇，自黄花历大小谷口如白马、陈家、吊马等峪关口积有四十八，东至密云县之古北口，自古北口历二十四关口至娥眉寨。其间历黄松峪、将军石等关，凡五口，乃抵蓟州东岸峪。自关以东，历宽峪等关，凡十口，乃至遵化县之马兰峪。自此历沙波、罗文、松青、龙井儿、潘家口、团亭寨等关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又历七十口至永平府迁安县之青山口，自青山历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东历河流、徐流等三口至刘家口。又历四口，乃至卢龙县之桃林口。自桃林又历四口，至昌黎县之界岭经箭杆等六口，乃至抚宁县之义院口。又历石门等五口至董家口，自董山历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关。前后跨越一州七县。但念喜峰、潮河去京师二百馀里，地甚平坦，可以长驱黄花、山海，兵粮少弱。密云一带地方延长，营堡稀阔，力分势缓。朵颜结婚海西，连并兀良哈。计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峰，收大宁，破走朵颜，且虑变起，仓卒而无以应之者矣。夫关口之要，昌平东北极于山海关，若语西南，则又尽于大龙门；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西有杨口，西历二十七关口，直至天津关。白天津西历十五口直至大龙门，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里有紫荆关，唐县西北有鸿山、倒马、八渡三关，真定府井陉之故关，自故关而之真定府西之恶石，自恶石而之灵寿县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阳县之龙泉，自龙泉而之金龙，自金龙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倒马关。夫永、顺、真、保前后关口积二百有二十，喜峰、潮河固可惧，而紫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泰中，虏骑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紫荆、白羊者乎？蚁穴弗防遂成鼋窟。谋国者当必有深长思者矣。

蓟州遵化平谷之马兰谷、将军石、大喜峰口、熊儿谷、三屯、营罗、文谷、宽佃谷等俱北边紧要关营，丰润之南即临大海，海运道其要接永平东北，当密云之路，诚京辅要地。而喜峰口，朵颜三卫出入之门，尤为紧要。

辽东三岔河一带，亘数百里。北自辽阳旧城，至南三岔河关，俱弃以与朵颜三卫，住牧隔绝。东西增费，堡戍其地，且多草木鱼鲜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过镇远关截守，不亦快乎？

潮河川寔为虏冲，沙淤水漫，孙营难守。凡边墙水口，俱然可容无处乎？武备

京师最忌轻弱，王卒尽行，诗人所剌，惠此京师，以绥四方，所以为可也。秦征材士，汉徙豪富，及后皆能摧破强虏，雷动域中。惟唐玄宗出关中兵救安攘戎城，内备始虚，天下之势偏重矣。且京师之兵与边戍所处者，贫富殊悬，艺能差异，出兵外讨，胜之不武，不胜寒心，此昭宗所以见侮于宋文通，而汴岐交戍终致兵斗阙下，社稷为墟也。我国家以永乐辛丑定都燕京，仍元之旧。其置兵肇卫以护陵寝，壮中夏威，夷狄无不备。至内设锦衣十二卫以卫宫禁，留守四十八卫以卫京城。曰五军、曰三千、曰神机，统诸军以司训练。又有十二团营，如耀武、旧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所以简精锐备征伐。然原制五军，所以肄营阵，神机所以肄锐手，三千所以肄巡哨。或云三营各自团操，恐武艺不能相通，临敌必难相应。若合三营军马同在一处，相兼操习，技熟之后必赖其用。宋有叠阵法，吴璘所作也，似亦可用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阵最低；第二行，矛戟大枪立地以俟，其阵稍高；后一行，骑兵弓矢，其阵最高。互相倚恃，迭为赴援。窃谓最低之阵，若边塞之外蹲伏之处，掘地取足容身，刀盾蔽目更蔽以云幢，而参之柁戟则矢镞莫加，虏马之足不能给。又边塞之所，其在陆也，则纵横掘堑以为地网；其遇泉也，则沟引停蓄以为水柜，然虏骤来众情忙逼，或在地网水柜之外，即当施吾制截之方，则有电扫雷丸可用矣。其为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铜为之，小管七寸，而以药发之，小管之口塞以铅丸，出入橐中，日夜任发。远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凡丸及之处，人马辟易，虏骑充塞，然后克施全功。若略邑攻坚以复边要，久没城垒，尤其所宜者。且用众少而成功多，赀费省而兵卒强，人人喜于进战，不俟我之威逼也。云幢以遮外卫内，而施吾攻战之秘。柁戟一挥，则强勇不能御矣。书考钜鹿救赵，项籍大破章邯，官渡相持，关羽直取颜良，马超驰逐曹操，闵冉冲溃梁犊，皆此之故也。吴朴云：京师操练所以厚畿，护运国威也。近归权门，鬻以免班，莫敢究正。此衰弱之所由，其后良可叹也。近世回夷达虏杂处中国繁华之地，如两京、河间、真、保、临清等处皆是。往往群其族类，崇其俗尚祖，其教习确然不入吾中国之化，其所羁縻仅及其身而已。方承平全盛之时，尚梗然如此。一旦风尘之起，当若何耶？

京畿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其于两浙海滨之地，大始相同。然卢沟、白河、滹沱、易水、卫、潞诸河，俱会京辅，苟不从上浚泄，不无迅猛横溢。吾观卢沟之水发自马邑、洪涛山之桑干河，而朔州武军山之灰河，武州白洋溪谷之武川，汉土谷之浑源川，应州西安镇之崞川，皆入桑干流至马邑县西北之金龙池。隆庆州妫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纳万全左卫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郎沟之水、天神界所发水沟口河之水，会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温河，以至团山溪河之水，经保安之南沽河之西，至怀来晋阳山滦河之水，顺势西流，毕会桑干。其龙门之水，因沟盐流至广阳房山县北、良乡县东，亦由广阳以入桑干。并从东南流抵宛平，过卢沟，至看丹口。其万全、赤城之东河、西河，云州雕鹗堡之南河。南河之源，自剪儿峪狗儿村合流至此；西河则合温泉东流分而为二：一从西北入宣府城，一从城南以合东河；东河则自独石、云州东南流经古北口。三河异流，共趋古北，过密云，至顺义县北二十里之牛拦山，会潮河，经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其黄花镇川河，自塞外经昌平、怀柔玉河、大通二河，绕都城过大通，直抵高丽庄。顺义黄颁峪所出七渡河，经流三河。昌平芹城水西南流至兰沟一亩之清河，经燕丹村双塔水，自双塔店以会昌平县月儿湾之榆河、沙河，过顺义，若香河县拔罾口之河，经流县西，同前众水俱涯白河，御夷北塞。鲍丘水南流径九庄，岭百馀里，过密云戍合道人溪出县界。密云刑山水流为广刑关外三川，流经密云东北，号为“要水”。三河县东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纳洳河、泃河、周村、马庄、独乐、小碾、乡泰诸河，自平谷界过三河，抵通州之宝坻湾阳界梨河，经遵化县西南连汤池，直入宝坻之汉口会通潮河。若滹沱水源出代州繁峙县秦戏山，历代、崞、忻、定、五台、盂县，过榆、枣，出卤城，经三合，入南关井陉、平山，趋献县易、曹河，诸流至此俱并行矣。载观盂县龙化河水，向北流虑〈𢈶〉云中牧马，与夫大鸣泉流为韩河，经真定县界松岭水，经阱县为泔淘河，流为绵蔓。又吞秽河、松阳河，源自灵寿之楸山，灵寿东北卫河经焉。其水则来自常山矣。山西诸水散于燕脂当城派河，直至阜城派河，又吞纳之。清漳河抵卫水，入武邑县北三十里，名曰夹河。大河山麓之水，流至武安沙窝里伏出儒教，与沙河县之水流为响水河者，同入潞河。潞河出自辽州大行山，历武安柏林伏流至洛远里复出，东经巨鹿。凡诸数水咸指滹沱为壑。然易水、曹河，至献县五里铺，已同滹沱〈河朔〉名水，必以曹、徐、石桥一亩滋河、沙河、鸦儿唐河为宗，是故唐水自灵丘县过飞𤞅、倒马，至唐县界入祁州，以会沙河。沙河自定经祁东南入滋河。滋河发自无极县，历深泽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河。沙河又受道拦告河。盖道拦河源自平乐县山麓之水，流至涞水县西十里，是谓道拦，行唐县扬州岭水流入县界，又谓告河。鸡距泉、一亩泉流至保定城西三里而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则�为刘家淀矣。完县界水经满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顺河也，流之清苑。石桥河水东历清苑之南二十里，则入黄狗窳。梁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东三十里，保定南九十里，则有土尾河焉，源自蠡县。唐河经县界抵安州五回岭之雷溪，水经满城之北一十里，号曰大册河。自此经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所由名也，亦入安州。其长流之源，由鲍河过安肃出新安，东南至雄县，以入瓦济、温义，则发自安肃之南三十里，号为曹河。一出县西十里曰徐河，俱会安肃县南，彼此相合，河名温义。再转南行，与长流交会，经雄县亦归瓦济。束鹿双丘鸦儿河源出晋州，入束鹿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涧东北以流转而西南，径赴易州。有涞水发自矾山桃林，入涞水县界东入圣子水。有庄溪出自紫荆南，入白涧。以前数水顺流归宿，咸以易水为宗。易水则在安州城北，流至雄县，即为瓦济。过五里铺，合滹沱，历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郡涞山之水流至涞水县北，又东南至定兴，西合五里涧，则为拒马河。而新城马村河、紫泉河又会之矣。并至白沟，东注霸州、任丘县之滱水，及掘鲤淀之水，与夫洋东、五千二淀，由肃宁县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武清之南，有沽港，西接西沽，东合小直沽，与前数河同归直沽。又东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漠淦口，又保定县西北，直至雄县。自雄县至安州，自安州西边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肃广信之南，以及清苑西北，白清苑之西，古有鸡距泉、尚泉，并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一十里，号曰西唐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然于安州开修易河，引水东注，其中东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里，皆可筑堤贮水。况安州至西水遥百里，若更筑塘埭，相立斗门，旦夕俟潮放入御河，东凿池塘以益埭水，则安州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可为稻田，莞蒲蚌蛤不胜其利矣。夫塞外河朔太行云中诸水，俱会京东。若于水之源流之分，并势宜堰截者，则堤防以资灌溉；势宜分杀者，则注引以为塘淀。斯派分于上，势弱于下，倾写于直沽者，罔有疾溢，仍按视直沽、武清、清苑、滹沱、五里铺、瓦济、雄县、安州，及通州、潮河、三汉口、看丹口一十二处，审系水涨必冲及，可舒缓水势者，不惜平地数百里中，开塘泊以承水之飞放，因势穿沟以分水之馀支，然后横开长渠，收其流，分散其水。计淫泥所钟，与沮洳尽处，各为斗门以司启闭。外以截咸水，内以蓄淡水，斯濒海数千里，河北四百里，变为良田。而元脱脱区区末利，且羞为道之矣。

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军营。五军者，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营，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皆五军营之支分，每营各有坐营把总官，多寡不等。永乐初，始以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立三千营，内有坐营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随侍营，则三千营之支分也，亦有坐营官以统之。若神机营后征交阯，得其神枪、火箭之法，因立是营，亦有中军、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营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乐中，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今所谓谭家马者即此，别有坐营把司官统之，此则神机营之支分也。

已上旧名三大营。居常则五军以肄营阵，三千以肄巡哨，神机以肄枪手。驾亲征则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步卒居内，骑卒居外，其外为神机营。又其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令军中樵采，皆不得出围外。

景泰初，选三大营精锐官军，分立十营围操，以备警急调用，是为团营，天顺初罢立。八年复置，成化初复罢。至是以言者议复置。先取三大营精兵，设立团营，分为十二，曰奋武，曰耀武，曰练武，曰显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扬威，曰振威。每营各有坐营把总等官统之。若遇出征，即量调以行。三大营所存无几，名曰“老家儿”，专备营造差拨等用。其十二团营精兵，盖以在京各卫并山东、河南、江北各都司所属，及南北直隶卫所，共二十五万。分为春秋二班，团操听调，此京营制度之大略也。

嘉靖初，太学士杨一清疏曰：太祖设五府、四十八卫，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卫，设五军、神机、三千大营。都城之外，设大教场操演武备，又以河南、山东、大宁、中都四都司官军轮聚京师，岁教月练，无事足以壮国威，有警足以御外侮，真得居重驭轻之宜矣。厥后天下承平，兵务渐弛。至正统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几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书干谦乃于三大营中挑选精锐者，分立十营团操，是为团营，体统尊严，条教明肃。四方有警，或用一营二营三营以次挨拨而行，不用临期挑选，其选剩不堪者退回原营，谓之“老家”。天顺初年罢之，成化初年覆置。后增为十二团营。布分益严，我武益张。于时，一有警报，大军一出，四方慑服。嗣后因陋就简，垂四十年而戎马日耗，士卒之殷实者出钱包班，而其名徒存；贫难者饥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褴缕气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为国以捍御百战之虏哉？每遇有警，欲拨一二万之兵，未免各营通行挑选，再欲选拨一二万，恒以不足数为虑，是团营与老家无异矣。夫军以卫民，民以养军。今各营官军月支米八万一千五百馀石，以一岁计之，该食米九十七万八千馀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馀。及选用战兵，求二三万而不足当事者，岂不为之寒心哉？至于统兵将官，亦皆临期选用，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迟缓日月，旋置军装，将官已至关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传以为笑口。是不堪用徒费刍粮也，中外皆知京军为不足用。正德年间，山东、北直隶群盗纵横，乃调宣、大、陕西、辽东边军征之，逾年始得平定。是岂强干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时三边无警，假使夷狄外侵，边兵不可掣调，则内盗将置之不问乎？启边人轻视中原之心，不可闻于四夷，不可训于后世。失今不为，后益难圆。乞敕提督官申教练之法，溥优恤之恩，禁侵削之害，严役占之条，痛革宿弊，修得旧规，使耳目一新，精彩一变，所以壮国家之元气，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番调有时，教阅有法，统御有律，团伍有籍。兵虽有籍而府实空，将虽有名而权实去，此府兵之不善也。谚曰：将军大广骑，卫佐小郎官。此广骑之弊也。京师五军营练五军将士，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是为三大营。锦衣卫下班军操练谓将军营，侍卫官提督；腾骧四卫勇士谓四卫营，御马监官提督。正统己巳之变，欲振扬兵威，号令归一。于尚书谦议立十营团操，于三大营内精选。成化二年增置十二团营，迄今为例。不堪者退回原营，曰老家。其十二营内各分，五军司内外马步官军，三千司内外马队官军，神机司内外步队官军。缓急调发，即原营提督部领。

唐世藩镇之祸，有识者愤之。要当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计其统属之地，则当时之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矣。观史之暇，因隐括其大，凡使有考焉。当安史甫平仆固，怀恩欲幸祸植党，于是请以河北地封三降将，其后遂为魏博、卢龙、成德，是谓河朔三镇也。又有淄、青、横海、宣武、彰义，皆点将悍卒，尤而效之，相与蔑视。王人设置官吏，连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继父，以下叛上，则朝廷不得已姑赐节铖。虽在中国，实如戎狄。盖是八镇之土地民人，不复为朝廷有声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贝、博、魏、卫、相、澶、磁也〈今大名府东昌、卫辉、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赵也〈今真定府之地〉；卢龙有州九，幽、涿、瀛、营、莫、平、蓟、妫、檀也〈今顺天府并、蓟州、永平、河间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兖、郓也〈今皆山东之地〉；横海有州四，沧、景、德、棣也〈今沧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颍、亳也〈今开封、归德、颍州，亳州之地〉；彰义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义有州五，泽、潞、邢、洛慈也〈今泽州、潞州、顺德府之地〉。盖举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库充实，士马强壮，隐然战国之势也。宁不可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暗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宪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则剪殪而芟刘之，不遗馀力矣。后之人君览此，其亦拔祸本，揽权网，任贤辅，惜名器，庶不成此厉阶也。呜呼！万世之炯鉴哉！

国家供三边之费，最为浩大，岁用银至四五十万，然欲省转运之费，莫若兴屯田。兵法取敌一锺，当吾二十锺；屯田一石，可当二十石。今三边之地固在也，而人以为不可行，何哉？按赵充国屯田便宜曰：计度临羌，东至浩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十顷。又言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故有吏卒数千人，虏不能攻。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使。部曲相保，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唐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使韩重华为水陆运使，给耒耜与牛耕，傍便近地连岁大熟，军不复饥。又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独不可行乎？

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益多，以其馀岁易战马千八百馀匹，其屯堡废缺者力修筑之，不数月完七百馀所。今边军受役权门，终岁勤苦，鲁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无有纪极，屯堡向谁修筑？悠悠岁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抚者若不再加整饬，复完前迹，将来夷虏之祸殆难支也。

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为上，输挽次之。国初计夫授地，俾正军自食其力，以十二石抵口，分人计入以供其馀。自十二石至七石，与不满六石以下，尝罚各以差。然则今之输者，不过一军积馀之数，而正军自食之口分乃归于种屯之馀丁矣。正军即不能自食其力，而馀丁所入又不足以当一军岁费之半，如之何不匮且乏哉？而况岁入无常数，受地非馀丁者乎？屯粮不足继以岁输，岁输不足继以飞挽，飞挽不足而后内帑之请，日纷纷然援为常例矣。主兵仰给无常，而客兵之饷又万万不可准，馀惧其坐困也。无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师必讲屯法，彼其时何时也？犹长虑却顾不为朝夕计，而况全盛之日也哉？唐贞观、元和间，张公瑾为代州都督，置田以省馈运。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置营田，省费足食。卒以卢坦经度，四年得谷四十馀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馀万缗。韩重华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处。韩魏公云代州、宁化军禁地万顷，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给地计租，以备征御。此皆已试明验，何谓不宜于行哉？往时议者云：大同二边抵三关五百馀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东西一步得地四顷有馀，一里得地千顷有馀。天城西抵偏关，长八百里，该地九十万顷，为田者四，不尽垦者五，人给一顷可赡五十万人，三人一军，可得军十六万”说亦辨矣。然以唐宋往事筹之，要亦有不尽迂者。其人存，则其政举，可谓当今无若人者，出于其间哉？水泉营、老营堡、青𧃲子沟一带，故多屯田草场，先年耕牧得利人，有盖藏军政弗修，寇警时至，遂乃归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谓惩噎而废食也。地势孤悬，商贾不至，镇市辽远，转输独艰，边墙既固，腴地可垦，谨烽火明斥堠以修屯政，此其急务也欤？一、查得三关沿边要害，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在宁武、雁门以东，势相联属，遇警归并，不妨耕种。独岢岚以西，地邻边，势甚孤危，镇西卫北边大辛庄，东接宁武，西通偏关，北连八角，南及本卫，亦要害之地，宜修大堡高墩。偏头关老牛湾地在二边，应于紧要适中之处，每里筑墩一座，马军架梁，步军修工，功成军民可并田作，遇有警赴墩趋避。保德所忻口屯，南通省城，北接三关，外连平虏。井坪、朔州一带，又通边外兔毛河、黑石崖，贼人住牧之所，若大举深入，可至于此。内居民颇多，无大墩台相应，修葺堡城创立大墩。岚县西北河口村，地极通冲，一望平漫，水草俱便，虏贼深入，必为连营之区。今村内人烟颇多，房室牛羊亦众，墩台矮小，不足以为一村防守。合无外筑联墙，中筑大台，设器置备，俾远近军民互为声援，不惟足堪保障，而耕牧亦有赖矣。

两淮盐课几二百万，可当漕运米直全数。天下各盐运，两淮课居其半，而浙次之，长芦次之。福场无巡御以行，无远地也；河东场无运官以出，有专所也。广场兼之，故巡运俱无，清理盐法都台止一员统治。

河东盐池，以南风而成，即周官不假炼治之盐。其地在中条山阴，北自云中山阜，至安邑解蒲之间，形如盆底，水汽润下如陆海。夏日蒸燠，薰风激荡，造化自然成之。所患水少则池渴生硝，水多又气澹难结。调摄之计，为濠为堰为泄为潴，但久雨盈漫。入南山清水则小害，入北浊水及东黑龙潭西硝水池水则大害。今所急治者，在浚姚暹渠以泻五姓湖耳！河东盐池所赖，以平水势，只一五姓湖特之。

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与盐均于水火，皆日用之，不可缺者也。乃以为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势之决也，有甚于防川者矣，盐徒之害是也。今欲弭之于未乱也，无他开馀盐之利，弛私盐之禁而已。开馀盐之利，或如御史李佶所言，每正盐一引带馀盐一引；或如詹事霍韬所议，每正盐一引，带馀盐三引；或令商人于缘边报中；或令商人于盐场买补。如此则公私兼利，商灶两便，私盐不待禁而自无矣。且每正盐一引带馀盐二引或三引，是国家获额外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纵再有遗馀，当尽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货卖，不复拘禁。是尽变私盐为官盐，则亦可以尽变盐徒为良民矣。

又凡如叶时所论云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谈，科场文字之料耳！非可与议于经国之大计也。盖古今风气异宜于天地物产，亦异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无而今有者。如金玉之类，在古为服食器用之常，故荆扬之贡，惟金三品铸鼎之金，取诸九牧。当时交接，神人动以玉币为礼，一岁之间焚而瘗之者，尚无纪极。其制而用之，可概见矣。降及两汉、三国之时，以黄金赐予臣下，动数百斤，计朝廷之蓄积者，可概见矣。凡此皆山泽之产也，而今有是也哉？惟盐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质人淳，开物者既未暇资之以成务，而制利者亦不须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遗之以利后世者，然至于管仲者，而后取而用之，虽有所因而实近于创物之智也。后世善用其法，则足国足民，公私两便，否则亦公私两害矣。今也不责为法之不善，用人之不当，而乃追咎管子之作俑。譬之病催科之扰，而怨神农之播殖：为庸医所伤，而愤岐黄之尝药也。吁！亦舛矣。宋欧阳修言各处河咸之地，尽许令煎盐货易以充田税，而官不禁之，庶几两便。刘晏“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今法限定行盐地方，逾则为罪，殊不知货利之行于天下也，犹水之行于地也。遇坎则止，盈科则行。其来也，势不可强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利，乘便而往，此方盐少，势必争趋则盐积，盐积则价平，又将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贾所行之货，贵而金玉锦绮，贱而菽粟布帛，通于天下，达于四裔，盖无一处之不到，亦无一处之不售也。何独于盐而限之哉？刘晏之法，人称简要，信乎？其为简要也。

邳州盐徒多山东人贩淮盐入淮北汴地，至邳州过河，故名“猛悍”，有几人莫能敌。张士诚起于此，以驴负盐，人司二三头，数人投一保，数保投一大保，数大保投一总保。小大有职，行息有程，各治一绳，绳端有坚木。凡无事束腰，敌至用以为器，伸屈随宜可钩、可击、可掠，刃矢人谓“流星锤”。山东矿徒即此辈，禁不能，纵亦不可。恳为斯徒处得所，岂无良便宜耳！

黄河自兰州入中国，五千馀里至开封界，不为患。决溢，惟开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无山冈，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无渟潴，而河身易淤。冬春水止丈许，其湍驶不能遏，固势也。古黄河至周定王五年徙砱砾，始失故道，汉而下徙决无常。汉武帝时已通淮泗，宋太宗时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达淮入海。一道自开封府兰阳县赵皮寨口东南流，由杞县、雎州、宁陵县、归德州、夏邑县、宿州下符篱桥，出宿迁县小河口清河县入淮。乃嘉靖七年新开赵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赵皮寨口至宁陵县南入涡河，经亳州、蒙城县、怀远县，出荆山口入淮，正直凤阳府之北，乃金末自仪封县决而入涡河，后复于旧所决口之西开赵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仪封县北，折经黄陵冈蔡家口缕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下清河县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渐微，梁靖以上至仪封北乃黄河东行旧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统十三年徒开封西北荥泽县孙家渡口入汴河，至寿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开榆林集口经虞城县、砀山县四口，冲出萧县，出小浮桥，今塞。又正德四年决曹县、单县，直冲沛县，出飞云桥，今塞。又嘉靖九年决单县东北流冲出谷亭运河，今塞。又弘治二年决荆隆黄陵冈口，经曹州、濮州出张秋运河，今塞。大都地气渐南，河无可北之势。元徙入会通河，近亦每引入会通以便运漕，要非性宜。其孙家渡入汴达淮一道，或究竟为河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黄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广。后或梁靖口，不至专藉山东诸流，上供何以克济，缩身置堰司也。

国家因河溢开州、濮州，始塞张秋镇。其水支流自开封流至曹县，东北入会通河，东南入徐州，经泗州，南流过沛县，至徐州东北，同沛水循城东南以入淮。其中牟、颍州、陈留、归德、宿迁、亳县以上原谷诸水尽归入之，直至蚌埠乃同入海。虽然河水所经，淤泥之泽，稻田之利兴焉。如在西宁、甘肃，居延东西千五百里之河堧，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镇，云、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浒，一经大雨，淫泥攸锺，大类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种，一亩三收。窃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导治黄河，句矩成渊，于以杀水势而兴民利。然苟地属边疆，如宁夏、延绥、云、代、保德六处，粮饷不充，户曹告乏，若令六处军民依放河南民庶，即濒河水退之原，树种棱高下之粟，则一熟可饱三岁，军民永赖，润泽通变，宜土俗以厚边疆，是故今之急务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禹复生，不过如此。欧阳脩曰：开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文彦博曰：河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修治从东从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说多矣，若宋二帝之见，二臣之言，可为百世法。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早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中滦，即今开封府封丘县地。淇门今属大名府浚县，乃淇水入御河之处，即枋头也。去中滦旱站一百八十馀里，自黄河逆水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其难盖不可言。况运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于是遂有海运之举。然海道风涛不测，损失颇多。故又自任城开河，分汶水西北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运至京。任城，今之济宁州也。须城，今之东平州也。其后海口沙壅，又自东阿陆运二百馀里至临清，始入御河。其难尤不可言。时有韩仲晖、边源辈各出己见，相继建言，乃自安民山开河直抵临清，属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当时河道初开，不甚深阔，水亦微细不能负重载，所以又有会通河止许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运之初，岁止得米四万六千馀石，其后岁或至三百馀万石。会通河所运之米，每岁不过数十万石。终元之世海运不罢。

国初定鼎金陵，惟辽东边饷则用海运，其时会通河尚通。今济宁在城闸北岸见有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得挤塞。闸口石碣尚在。至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乐间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水运至阳武，发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运至卫辉，上船由御河水运至北京，亦不可谓不难矣。后得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书宋礼等提督，始开凿会通河。潘之建言止为济宁州，往北旱站递运。军需等项艰苦，欲开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尝言开此漕运也。河成，宋尚书礼建言始从会通河漕运，而海运于是乎罢。当会通河漕运之初，又得平江伯陈瑄于儿河道事宜莫不整顿，所以至今京储充羡，不至缺乏者。会通河之力开凿经理以底于成者，斯又数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节其要语记之。

漕运定规，每岁运粮四百万石，内允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隶一十三把总管辖，各卫所旗军领运。浙江都司运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或军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该旗军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约装运正米三百石，连加耗四百馀石，共该装运七十馀万石。该运粮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宁、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绍兴凡八卫，海宁、金华、衢州、严州、湖州凡五所，其馀沿海备倭卫所俱不运粮。自宣德八年里河漕运到今皆然。运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价银一百两，军卫自备三十两，府县出价七十两。兑运者，各卫所军驾船至府县水次仓兑粮，起运京仓通州仓交纳；支运者，原系民夫民船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军人驾船于四仓支运京通二仓。近年又有改兑之名，盖免民起运淮安等仓，加与耗米，就令军船各到该运府县兑粮，直抵京通二仓也。

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粮储，共一百万石，时未有总兵之名。十三年，里河漕运加至五百万石，统各处一百七十馀卫，后以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各都司所属，茶陵、临山、彰德、济南等卫地远省之，每岁止运四百万石。洪熙元年，始充总兵官督运，镇守淮安，此设总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书黄福计议，于徐州等处立仓，令官军接运。六年挂漕运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佥事王瑜、都指挥佥事吴亮充左右副总兵同管。正统四年，专以马兴充总兵，汤节充参将，此设参将之始也。景泰二年设左佥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总督漕运之始也。

通惠河，元郭守敬议开，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进都城，绕至通州，置闸以宣节之，后渐淤废。嘉靖间，准御史吴仲议修筑，立五闸，闸置剥船六十，每米一石减陆，挽费银四分五釐，岁省漕夫脚价银十万馀两，此其可用吴仲之疏甚详可考也。

仪真旧设临江诸闸，复新拦江闸于江口，引潮水以济诸闸，且便停舶。瓜州近设瓜口闸于西江嘴，诸坝之利也，亦拦江遗意。瓜州旧有通江闸，后寻废。瓜口既设，似与仪真不异，辟通江，与十坝并发，不亦可哉？里河运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坝耳！

江势至京口颇下，丹阳一带里河每患浅，练湖高据欲厚所潴，而时泄之，不为无济耳！会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开，漕东南之粟以罢海运。始元漕至济宁，舍舟陆行数百里，入临清卫河；后由济宁开渠直抵临清，复于兖州城东筑金口坝，竭泗水注济宁，盖济宁地独高故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县黑洋山，由旧曹州两河口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乃淤。永乐九年，尚书宋礼浚通之，十三年复罢海运。用老人白英策，筑坝于东平州之戴村社，横亘五里，遏汶水东流入海。故道令尽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引汶之策，元已用之。今则汶水全至，所虑干旱水微，诸泉不应，会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黄河水以济之，而近来患在于河一至而运河即淤。此河之不可济于运，诚为消长相持之势也。

江中运道之径，自常州西得胜新河出江，或孟渎出江，入泰兴白塔河，出扬州湾头镇，省瓜州搬坝之费，但江洋畏盗，警限时掣。镇江、仪真卫通州所军之半，截守泰兴靖江，江洋漕皇可通也。

天下运船，凡一万二千二百有奇，原设厂。淮安造者十九，临清造者十一。近移临清所造于淮安，又分淮安所造于浙江、湖广、江西、南直隶等府，各顺所便。窃意山东总遮洋总尚于临清便，江南上江总尚于龙江关便。

弘治二年，河决张秋，都御史刘大夏治于上流，疏孙家渡河三十里，四府营河十里，筑御河长堤，起河南胙城，尽徐州，经滑、长垣、东明、曹、单诸县，长三百六十里。

尚书宋公礼疏凿会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决，而会通河遂淤。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宋尚书极力多方疏凿，成祖一意委任之。永乐十年，始议会通河攒运北京，宋公奏状甚详且悉，故十二年遂罢海运。而平江伯亦疏凿淮阳一带，南北遂会通矣，至今为国大利。宋公功当第一，后因微过，朝廷督责之，革其冠带，止服儒巾治事，其权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颂陈而不及宋。丘文庄公过会通河有感，赋诗曰：清江浦上临清阐，箫鼓丛祠饮馂馀。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语宋尚书。后王主事始请于朝，祠祀于分水龙王庙之偏，亦略足以昭示来者也。

海运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转东吴粳稻给燕幽，然亦给远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馀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然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蓄储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所征者。窃以为自古漕运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省十七八。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今国家都幽，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长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可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磕，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运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预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则止，则不遇暴风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万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驿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船，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树票帜，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策。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风，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造为一千石舟，许其以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一二。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比又非徒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踊贵而用度为难。此策既行，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归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费财，请以元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充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也。

宋末襄邓之师日急，当事诸人坐视而不救。金履祥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自解。因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别难易远近，历历可据，宋不能用。后朱清、张瑄献海运之策，其诸经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人始服其精确。宋季亡赖相聚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廷议招怀，令部其徒属为防海义民。后建言海漕，试之良便。上注意向之父子致位卿相，弟侄甥婿皆大官，富贵遍天下，意气盈满，同时夷戮殆尽。

海运之由，说者谓自宋室末年亡赖钞掠，有朱清、张瑄者最雄，部曲曹伍，富民苦之，崇明镇特甚。官若捕急，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影迹，不可得捕。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辶歹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直不逢浅角识之。元兵兴事招怀，授清、瑄以官资，令部其徒属为海防。江南既附二人，授千户，时方挽漕东南供京师，运河浅隘不可以舟，百里五十里辄为潴水。又绝江淮溯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险处，会通河未凿，东阿、茌平道中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靡费重。二人者建言海漕，试之良便。初年不过百万石，后乃三百万石。则元之海运粮储，以为古来未有，自朱清、张瑄始。按杜工部出塞诗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汛海凌蓬莱。如此则唐时已有海运，朱清、张瑄特举行之矣。抑或循其故道耳！李文达公《蓟州开运碑纪》亦云：唐神龙中，于渔阳、开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难，当时便之。则海运唐已称便，非始于元，但元建都于燕，海漕独盛。故行之既久，岁运东南米五百万石，至京师之直沽。王懋德诗曰：极目沧溟浸碧天，蓬莱楼阁远相连。东吴转海输粳稻，一汐潮回集万船。后因盗贼之梗，中原骚扰，不免假海运于士诚。我太祖皇帝洪武四年，因讨王保保、纳哈出，用兵辽东，乃命靖海侯吴祯统舟师数万以戍之。祯由登州转运粮饷，海道险远，人用艰虞。祯调度有方，泛彼风涛如履四达，仍诏山东储粮以给之。至永乐、宣德始止定鼎元都，军国之费全仰东南民之转输，悉凭河运，民得休息，诚为至算。然黄河迁变而水道不常，山东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浅。设有梗之，何以处之？然则海运之议似亦当预知，而在今日不可已者。吾尝备考海道，当自太仓、崇明、海门、刘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门诸岛西傍堧直抵直沽，比之河运，经四十有三驿，难易久速判矣。惟海运船舶数多，海中沙门、大谢、龟歆、乌湖诸岛港汊窄狭，不可泊处，恐转动冲激，损坏必多。法当昼夜兼行，不容停止。倘值飓风狂发，即宜转舵卸蓬，傍施铁锚安船，任其所适。俟其平顺，乃可启行。记更程之远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艰矣。滨海水商操舟如神，且南北风势各有信期，若以四月发运，则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回船，则十二月复还。故处用此六个之月，乘其风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谋与能。况湖广、江西、两浙、应天、苏松、淮扬等府本色粮米，尚该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三百馀石，计用河船八千六百只。俱该过淮，由洪入闸之数，沮于水浅而不可举移，京军待𫗦而以日为岁。果行海运，止得用船五千，其馀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纾吾民也。前米二百八十三万五千三百馀石，每石各加耗米七斗，海运行每石只用三斗，积剩耗米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一百二十石，海运军可用九万人。比之河运，殆减其半。与夫四十三驿，协运军夫、管闸人役殆不止十馀万，又可以纾吾民也。海运军卒人一当三，所造船器最利陆用，其抯海寇，服鲜威，伸日本、百济、新罗，与夫福馀、渤海又不可言也。况辽东、直沽同一运道，陈瑄所立海上高丘尚存，舟行停泊不患胶浅，可以查考。此亦预备之一说也。

海运之道有三：一自南京龙江关，一自福建布政司长乐港，一自太仓州刘家港开船。俱经扬子江口，盘转黄连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约半月或一月馀，历淮口入山东界，过安东、灵山、胶州、浮山、望延真岛、九峰山向北一带，连去有劳山、赤山二处，皆有岛屿可以抛泊。劳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头、石礁一路，横开百馀里，激浪如雪。即便开使或复回，望东北行使，北有马鞍山、竹山岛，南可入抛泊，北是旱门，亦有漫滩可抛泊，但东南风大不可维系。北向为成山，如在北洋官绿水内，好风一日一夜，正北望见显神山，西见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头，即便复回望东北行使，好风半日便见成山，转过望正西行使，前有鸡鸣屿，内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屿，不可在内使船。收到刘公岛西小门，可进庙前抛泊。刘岛开洋正西行使，好风一日到芝罘岛，东北有门可人，西北离有一百馀里，有黑礁一片，三四亩大，避之，收到八角岛，东南有门可入。自芝罘岛有好风半日，使过株直口，有金嘴石冲出，洋内潮落可见，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门岛，东南有浅可挨深行使，南门可入，东边有门，有暗礁二块，日间可行。西北有门可入，庙前抛泊沙门岛，开洋望北径过鼍矶山、钦岛、漠岛、南半洋、北半洋，到铁山洋，往东收旅顺口，东收黄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东进口，过黄洋川东收，平岛口外有五个馒头山，进口内抛泊。南边一路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儿岭，尽东望有三山，正中进入，内有南北沙带一条相连，陡岸深水，可以抛泊。三山西有南山，收进青泥洼，西有松树，岛北有孤山。东北望见凤凰山便是和尚岛，峰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仓庙，外有浅滩，乱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岛一路，山望海驼收黄岛、使岛，若铁山往西收洋头洼双岛，有半边山艾子口，望塔山看，连云岛东北看，盖州一路山看，盐场西看，宝塔台便是，梁房口进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

海运之道，初元伯颜议自上海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嶴而行，抵淮安盐城县，历西海州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馀，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扬子江口，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东行至血沙，北放大洋至青水洋，复转东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河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至正三十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比前二道为最便云。

考之《唐史》：咸通中，征南蛮，陈璠石建海运策于闽广之间。宋治平中，邓润甫之为察访使，请以山东之粟转输河朔，以为济时之具。及陈曙之知登州，请漕江淮之米转输之境内，所活甚众。及元世祖取江南，用伯颜之计，令张瑄、朱清领岁运。

国初，以陈万户领岁运，一运于辽东，一运于燕京。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及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犹存运于辽东者，军需之艘二十一只。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运海粮擢用朱清、张瑄万户之职，押运粮船三万五十石，赐立海道万户府千户所百户虎符铜牌素银牌面，各领品职成造船只。大者不过一千，粮小者三百石。自刘家港开船，出扬子江，盘转黄连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长行船，潮落抛泊，约半月或一月馀始至淮口。经过胶州、海门、浮山、劳山、福岛等处，沿山一路，东至延真岛，望北行使转过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进界河，两个月馀才抵直沽。委实水路艰难，深为繁重。二十六年，增益粮米八十万石。是岁正月装粮在船，二月开洋，四月到于直沽交卸，五月回还，复运夏粮，至八月又回本港，一岁两运。是时船只鲜少，人民恐惧。二十七年，朱万户躬请长兴李福回朝奉押运指引，自扬子江开洋，落潮往东北行使，出离长滩至白水绿水，经至黑水大洋，望北寻望延真岛，使转成山正西行使，流入沙门岛，开放莱州大洋，收进界河，远不过一月之期，近不过半月之限，俱至直沽。以漕运利便，是岁加封朱万户为浙江省参政，张万户为浙江盐运司都运之职。每岁专从此道驾使船赴北京，将及二十馀年。至大德七年，当蒙官司招顾，两浙上户造船运粮，脚价一十一两五钱，分拨春夏二运。延祐以来，各运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馀石，是以海道富盛，岁运三百六十万石供给京师甚为易便。迤南蕃海船皆从此道贡献，放效其路矣。以准备缓急言之，如遇顺风，使帆之时，水势颠猛，便减帆幔，投奔港汊稍泊，不得贪程，恐风势不止，天时昏暮，迤逞前行不知宿泊，多有疏失，不可不知。遇顺风正使帆间，忽转打头风，便当使回风寻港汊为稳，勿得当洋抵睡，指望风息，恐致疏虞。如缓急猝，暴风奔港滩不及之时，急抢上风，多抛铁猫，牢系绳缆。如重载船，则频频点看水仓，怕有客水侵入，随处札念。如小船，则看风色何如，别寻泊处。如春夏间，于港汊内泊船，须要多用壮绳，深打桩橛，不以早晚，恐有山水发洪冲突之患。

海舟宜加警。风迅之期，岁凡仲春，东南风始迅，番舶乃北行，入夏风尤迅，海人名船舶风，日可行数百里。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为支家河，可开通，经新沟至安东县，有澳河、向水、三义，俱临淮可通。东则有东连河、朱家河、白家沟、七里河流入淮，又东有盐场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车轴河流入海，俱宜筑塞。中有遏蛮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闸，以杀水势；西则有沭阳水溷而为大湖传湖，又有杨家沟西涟河，崔家沟古闸河皆入涟河。水道自支家河至涟河海口，计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赣榆至山东界，历安东卫石臼所、夏河灵山卫、胶州了头营，至麻湾海口，计二百八十里。隔马家湾五里，可以开通，经把浪庙新河口、店口，杜陈村小闸、戴高刘家大闸，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经窝铺停口大成昌渠、小闸新河，集秦家庄海沧口至大海口，计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计一千四百三十五里。

《舆地志》云登莱本海运故道，然势险难图。稽之往迹，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县，至胶州分为二流，北河西流，入莱之海仓口入海，以其自胶抵莱，故曰胶莱。盖元时所浚，可避迤东海道数千里之险。世固未能举其说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方远宜巡历东莱，访兹遗迹，乃檄使采询，直抵淮海始得其详，为图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险易，道路之远近，闸坝之废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运常通无容议矣。万一有梗塞焉，海运其容已耶？海运行，则胶莱之故道不可不复矣。

平度州东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时所开，以避海运放洋之险。其水源发高密，至胶州分流为南北新河，自胶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莱州之海仓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闸以达安东，止八十甲可通海。此河通免登莱大海，一绕千里，其便无量，惜岁久尽塞。今副使王献力主开复，并于马家濠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不可终已也。又闻之莱州守南皮汤宾云：新河东自胶州，历昌邑潍县西北出界河口，只有八十里，内六十里海潮日到，其二十里淤塞。旧时闸坝规制俱在，至小直沽甚易易也。愚闻之刘白川宪副亦云，其谈尤详确。

海运惮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门，此两险多碛，又成山突出，当东洋之冲，沙门旋扼处北洋之腹，宜无靖势。新河一开，可避两险，不尔则古潍水及沽尤河皆可免于成山、沙门。方今山东会通漕河整脩靡万，移以尽力，于斯何弗可为也？

太祖时，辽东边饷海运给之，今山东输纳亦由海上进界河口，淮安米货直可运至莱州界。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陆、曰海。然各因时以制宜，量势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已。夫汉都长安，唐都关中，阻河据渭，以东临齐鲁荆吴。其挽输为稍易，宋都洛阳，汴水旁及，四达之地也，其挽输为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极远，而漳御江淮，势不相属，其挽输为稍难。故运道易者，则河陆致输；难者则浮海入贡，何哉？其势然也。我太祖高皇帝尝以七十万石饷辽东。成祖文帝帝初年，以七十万石至北京，亦由海以达也。至十三年，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万馀疏凿会通河，运道通利乃始专向河漕，罢绝海运矣。于是百八十年来挽输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万艘云集，军无覆溺之虞，仓有储积之富。猗与休哉？诚千万世大利也。而议者或欲习海运以复旧，或欲疏胶莱新河以并漕，何哉？盖京师天下腹心也，郡县犹支体也，运漕犹咽喉也，故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也，转输者朝廷之急务也。即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滞金龙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则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清济之间为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决；不及展，其工将何赖？以善其后。与夫海运由安东循灵山，历陈家之岛边岸而来，则触浮劳之险，放舟大洋，入黑水夹延真白蓬，经芝芣沙门，则蹈万里涛湍之害，未易轻涉也。其故道难在，闲习虽便，亦未可以轻议也。此新河之议，所以匿执事之虑也。夫新河南至麻湾，北至海仓，其间相距者才三百馀里耳！非远若漾海数千里之阻也。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涛流，入其势自然非若引汶绝济，强决细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为经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难，凿者独马家壕之石底耳！今马家壕闻已浚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闸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张鲁白现诸水已决，引而经流矣，江淮商货已达麻湾之处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势也。昔丘浚谓会通河盖天假元人之力，为我国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为我经略之前驱。与不然，何向之疏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渐也，尝考我朝初浚会通河，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矢忠毕能，积数年之劳，动数十万之众，经数百里之地，而运道始达。然不以为劳者，诚惟国家之急而建万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渠堤，起荥阳至海口千馀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计穿引之劳，以寻河渭之便者，郑当时之勋也。不惮千里之役，以疏河汴之势者，王景之能也。当时称便，后世利之。夫新河在胶莱之间，其地脉固相属也。灵山小竺之崖边海之处，而运输之故道也。海仓之口，直沽之近径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齐转贩之熟途也。今闻浚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数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荥阳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长安傍南山穿渭之难也，而转输甚易，漕挽为便。昔丘浚申海运之说；谓河运虽通，人挽如故。海道虽险，而省减十倍。若新河成，则省减尤多，而永无海患。此有识者所以过计而申其议也。若心寻常而守之，是汉渭渠无用穿，而荥阳海口治堤之卒不足发矣。夫利者，圣智之所必趋也；患者，贤哲之所必计者也。见利而动，虑患而防，所以成大业而裕后世之大猷也。故会通河者，经远之大利也。新河者，权宜之一策也，此业一定，而世世可无患矣。庸可弗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