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尹默的旧诗词
作者:胡适
1919年6月29日
本作品收录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

    尹默:

      我读了你的旧式诗词,觉得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配“赞一词”;至于拣选去留,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我是一个最爱说话的人,又是一个最爱说“外行话”的人。我以为有许多事,“内行”见惯了的,反不去寻思里面的意味;倒是“门外汉”伸头向里一望,有时还能找出一点意义。这是我于今敢来说外行话的理由。

      我常说那些转弯子的感事诗与我们平常做的“打油诗”,有同样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打油诗”往往使用个人的“事实典故”,如“黄加披肩鸟从比”之类,正如做寄托诗的人往往用许多历史的,或文学的,或神话的,或艳情的典故套语。这两种诗同有一种弱点:只有个中人能懂得,局外人便不能懂得。局外人若要懂得,还须请个人详加注释。因此,世间只有几首“打油诗”可读,也只有几首寄托诗可读。

      所以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这五字被一般妄人用烂了便失了意味。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一件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譬如山谷的“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一首,写的是相思,寄托的是“做官思想”。又如稼轩的“宝钗分,桃叶渡”一首词,写的是闺情,寄托的是感时(如“点点飞红,都无人管”之类)感身世(如“试把灯花卜归期”之类)。“言近”则越“近”(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

      有许多寄托诗是“言远而旨近”的。怎么叫做“言远而旨近”呢?本是极浅近的意思,却用了许多不求人解的僻典。若不知道他寄托的意思,便成全无意识七凑八凑的怪文字。这种诗不能独立存在,在当时或有不得已的理由,在后世或有历史上的价值,但在文学上却不能有什么价值。

      以上所说是一个门外汉研究这种诗的标准观念。依此观念来看老兄的诗,则《珠馆出游见落花》(二首)、《春日感赋》(起二句稍弱)、《无题》、《久雨》,皆可存。《文儒咏》、《北史》、《儒林传》、《咏史》、《杂歌》诸诗,则仅可供读史者参考之资料了。

      若从摹古一方面论之,则《补梅盦》(一,二)、《三月廿六日》、《杂感》(二,五,七,八)、《二月廿三日》、《咏史》、《珠馆》,皆极佳。

      词中小令诸阕皆佳,长调稍差。老兄以为何如?适最爱“更寻高处倚危阑,闲看垂杨风里老”两句,这也是“红老之学”的表示了。“天气薄晴如中酒”,以文法绳之,颇觉少一二字。

      我生平不会做客观的艳诗艳词,不知何故。例如“推锦枕,垂翠袖,独自香销时候。帘不卷,有谁知?旧痕红满衣。”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今夜仔细想来,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但觉其不实在,但觉其套语的形式(如“锦枕”、“翠袖”、“香销”、“卷帘”、“泪痕”之类),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往往须力逼此心,始看得下去;否则读了与不曾读一样。既不喜这种诗,自然不会做了。若要去了套语,又不能有真知灼见的闺情知识可写,所以一生不曾做一首闺情的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玄同来。他若见了此上一段,一定说我有意挖苦你老兄的套语词。其实不然。我近来颇想到中国文学套语的心理学。有许多套语(竟可说一切套语)的缘起,都是极正当的。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鬓”;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芳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初用时,这种具体的字最能引起一种浓厚实在的意象;如说“垂杨芳草”,便真有一个具体的春景;说“枫叶芦花”,使真有一个具体的秋景。这是古文用这些字眼的理由,是极正当的,极合心理作用的。但是后来的人把这些字眼用得太烂熟了,便成了陈陈相因的套语。成了套语,便不能发生引起具体意象的作用了。

      所以我说,“但觉其套语的形式,而不觉其所代表的情味”。所以我单说“不用套语”,是不行的。须要从积极一方面着手,说明现在所谓“套语”,本来不过是具体的字,有引起具体的影象的目的。须要使学者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学者能用新的具体字,自然不要用那陈陈相因的套语了。例如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可说“火车气笛响”;古人说“红巾翠袖”,今人可说“□□□□”;古人说“衫青鬓绿”,今人可说“燕尾鼠须”了!——以上所说,似乎超出本题,既然动手写了,且送与老兄一看。

      六月十夜

      (原载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又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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