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录 中华文库

医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理。理无可疑，则虽庸工一得，断不以人废言；理有可疑，则虽前代宗匠，奕祀之所奉为典型者，亦不护其所短，必为之摘发其万一，以质诸天下后世。盖医以寄生死，故不得不阐发其精微，深探其义蕴。此会稽张景岳先生《质疑录》一书之所由作也。粤稽轩、岐二圣，化天地身，发菩提愿，着《灵枢》、《素问》诸经，创立医道，而斯民已登诸仁寿之域，厥德溥已；春秋时秦越人复有《难经》之作，汉文帝与淳于意问答若干条；脏腑之表里阴阳，病证之寒温虚实，言中机宜，了如指掌。此即后代质疑之权舆乎！厥后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先生，后先踵起，着述最富，或精于伤寒，或工于杂证，各立一家言，发前人之未发，大畅宗风，遂令医之一道，如日月经天，江湖丽地，昭垂宇宙，亘古如新。后之工于医者，又何疑之可质乎？虽然，愚者千虑，岂无一得？智者千虑，岂无一失？况医如用兵然，奇正变化，运用从心，不离乎法，而亦不泥乎法，岂得为前贤章句所埋，遂寄人篱下，而不思所以变通之也哉！先生天姿卓绝，复殚人工，其于岐黄之术，不啻三折肱矣，浙东西何止活万人！取先圣之经，以辨前贤之误。如伤寒一证，必辨虚实，攻补兼施，而不泥“伤寒无补法”之一言；中风则必辨十二经之见证，而不以治伤寒之法治之；血证必先清外感，次理内伤，而不泥洁古“见血无寒”之语。可疑者诸如此类，先生一一搜剔之，真可谓善读古人之书矣。楷生也晚，不获亲炙先生之门，然至今读其遗书，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篝灯披阅，以是质诸轩岐也可，质诸四大家也可，即以是质诸天地鬼神，亦无不可。于是知先生之为功，于天下万世也大，而工于医者，庶可以无疑矣。因先光梨枣，以公诸海内，若先生全集中，更有《杂证谟》、《伤寒典》、《妇人规》、《传忠录》、《本草类考》等书，嗣当谋诸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赏焉！

时康熙岁在丁卯蒲月东海石楷谨识

二十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知半解耳！

《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之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昔在戊寅，曾于张平子座上识景岳，盖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证人书院，有蒋一玖者，年八十矣，欲为其舅作传，则景岳也。景岳名介宾，别号通一子，越之山阴人也。其父为定西侯客。介宾年十四，即从游于京师，天下承平，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幼而 齐，遂遍交其长者。是时金梦石工医术，介宾从之学，尽得其传。以为凡人阴阳，但以血气、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无形者也。病者多以后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气，罔顾无形元气。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其害已甚，赖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救正实多。丹溪出，立阴虚火动之论，寒凉之弊又复盛行，故其注本草，独详参、附之用。又慨世之医者，茫无定见，勉为杂应之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虚而补之，又恐补之为害，复制之以消；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复制之以补。若此者，以药治药尚未遑，又安望其及于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补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耶？是以为人治病，沉思病原，单方重剂，莫不应手霍然。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其所着《类经》，综核百家，剖析微义，凡数十万言，历四十年而后成。西安叶秉敬谓之“海内奇书”。班孟坚赞孝宣之治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介宾此书，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应病如应敌，作《新方八阵》，为《八略》以破之。惜其书晚出，尚藏于家。介宾博学，于医之外，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底蕴。在辽阳道中，闻御马者歌声聒耳，介宾曰∶此恶声也，不出五年，辽其亡矣。已而言验。所亲问以近事，介宾曰∶我夜观干象，宫车殆将晏驾，天下从此亦乱矣。未几，神宗崩。介宾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题其像，召三子而诲之。其门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宾莞尔而逝。自太史公传仓公，件系其事，后之儒者，每仿是体，以作名医之传。戴九灵、宋景濂其着也，而名医亦复自列其事，存为医案，以待后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则仿而治之，亦盛心也。世风不古，以医负贩其术，无异于里闾俗师也，而不肯以里闾俗师自居，虽复杀人如草，亦点缀医案以欺人。介宾医案，散在《景岳全书》，予不叙于篇，恶夫蹈袭者之众也。赵养葵名献可，宁波人，与介宾同时，未尝相见，而议论往往有合者。

姚江黄宗羲太冲父撰

医道肇于轩岐，而着书立言以发明之者，莫如张、刘、李、朱为最，以至陶、王、陈、薛，各有阐述，然亦有不能无弊者。如一言之谬戾，每遗祸于后人，是不得不取而辨论之，以正其失，非敢妄訾乎前贤也。将以为质疑之一助云尔！

伤寒千态万状，只虚实二字尽之。一实一虚，则邪正相为胜负，正胜则愈，邪胜则死。若正气实者，即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即感微邪，其病亦甚。故凡气实而病者，但去其邪，攻之无难，所可虑者，惟伤寒挟虚为难耳！最可恨者，有曰“伤寒无补法”，惑乱人心，莫此为甚。独不观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脉症之虚寒者一百有余；定一百十三方，用参者三十，用桂、附者五十余。孰谓伤寒无补法耶？矧今人患挟虚伤寒者，十尝六七，传诵“伤寒无补法”者，十之八九，虚而不补，且复攻之，不可胜纪。故力辨之，欲以救时弊，非好补也。即如表邪不解，屡散之而汗不出者，中虚无力，阴气不能达也。不知汗生于阴，补阴最能发汗。又如身热不退，屡清之而热犹炽者，阴不足也。人知惟寒可以去热，不知滋阴方能降火也。又如正气不足，邪气有余，正不胜邪，病必不解，但实中气，使正气内强，逼邪外出，荣卫渐平。此不散表而表自解，不攻邪而邪自退。今人不识虚实，见发热胸闷不退，动手便攻，邪气未去，而正气因攻先败。此皆守“伤寒无补法”一言误之也。

中风证宜从洁古、东垣之论，以中脏、中腑、中血脉为辨证之的。洁古云∶中腑多着四肢，中脏多滞九窍。东垣亦云∶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性命危，中血脉则口眼 斜。而方书所载，混言外有六经之形症，以大小续命汤为主。夫人身脏腑有十二经，手有三阳三阴，足有三阳三阴。中风之有六经形症也，手之六经乎？抑足之六经乎？六经之症，惟伤寒有之。或谓中风六经形症，即是伤寒六经形症，至有引伤寒六经之症，以解中风六经之症。其言为大可嗤也。夫伤寒六经症，只伤足而不伤手，故一日巨阳，则有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之症，而中风无有也；二日阳明，则有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症，而中风无有也；三日少阳，则胁痛、耳聋、口苦、寒热往来而呕之症，而中风无有也。此足三阳之见症也。至传入足三阴，四日有腹满、咽干、自利、不渴、腹痛之症，是足太阴之见症，而中风有之乎？五日有引衣蜷卧、舌干、口燥之症，是足少阴之见症也，而中风有之乎？六日有烦满、囊缩之症，是足厥阴之见症也，而中风有之乎？伤寒六经次第传变，故仲景有麻黄、桂枝、大小承气之法，若中风为猝暴病，一时猝倒昏迷，难分经络，而有脏腑、血脉之别，或中于足之六经，或中于手之六经，非若伤寒之有次第传焉者也。若谓中风六经形症，即是伤寒六经形症，是欲以治伤寒之法治中风，其不至于杀人也几希矣！若论中风，则十二经皆有见症，而不止于六经也。如四肢不收、手足拘挛者，风中足太阴脾也；口眼 斜、口噤不开，风中足阳明胃也；痰涎壅塞，声如曳锯，风中手太阴肺也；大便闭结，风中手阳明大肠也；舌喑不语，风中足少阴肾也；目瞀昏迷、不省人事，风中手少阴心与手厥阴包络也；螈 强直、角弓反张，风中足厥阴肝与足太阳膀胱也；耳聋、胁痛，风中足少阳胆也。此皆中风之形症，岂可以六经拘之乎？其不同于伤寒之六经也明矣！

《内经》但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尝以人身之气血分左右也。人之气血，周流于一身，气如橐 ，血如波澜，气为血行，血为气配，阴阳相维，循环无端，何尝有左右之分？自丹溪论中风症，半身不遂分左右，谓在左者属血虚，以四物为主，加竹沥、姜汁；在右者属气虚，以四君为主，加竹沥、姜汁。夫以脾肺在右，而右半身不遂者，主乎脾肺之为病；肾肝在左，而左半身不遂者，主乎肾肝之为病则可。若必主乎在右属气，在左属血，岂血仅行于左，而右半身无血；气仅行于右，而左半身无气？是气血在人身，已分离而不相属矣。夫气主 之，血主濡之；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血与气原相维，而何有左右之分？世医执此，以分左右气血治中风半身不遂之症，未有能愈人者也。果属血虚，亦当补气，以气有生血之功；果属气虚，亦当养血，以血有和气之力。若血自血，气自气，则阴阳乖格，岂云治病之权衡乎？

（凡一切 癖、 瘕、痞气、奔豚，腹中如杯如盘者，皆肝虚、金衰、木横之病，当滋肾水以救之，切不可用疏利伐肝之剂。）

足厥阴肝为风木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故经云木郁则达之是也。然肝藏血，人夜卧则血归于肝，是肝之所赖以养者，血也。肝血虚，则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气逆也。肝气逆，则气实，为有余；有余则泻，举世尽曰伐肝，故谓“肝无补法”。不知肝气有余不可补，补则气滞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补也。肝血不足，则为筋挛，为角弓，为抽搐，为爪枯，为目眩，为头痛，为胁肋痛，为少腹痛，为疝痛诸症。凡此皆肝血不荣也，而可以不补乎？然补肝血，又莫如滋肾水。水者，木之母也，母旺则子强，是以当滋化源。

若谓“肝无补法”，见肝之病者，尽以伐肝为事，愈疏而愈虚，病有不可胜言矣。故谓“肝无补法”者，以肝气之不可补，而非谓肝血之不可补也。

世人患吐衄者多，而洁古则曰∶见血无寒。东垣亦云∶诸见血皆责于热。丹溪亦曰∶血无火不升。三家之论出，而世之治吐衄者，皆以滋阴降火为法矣。岂知《内经》论血溢、血泄，六淫皆有，故《纲目》序失血症，独载运气六淫之邪。王海藏云∶六气能使人失血，不独一火。此语大发千古聋聩。夫六气使人失血，此为外感之邪言也。

然外邪之来，未有不由于内伤者。如忧愁思虑则伤心，饮食劳倦则伤脾，持重远行则伤肝，形寒饮冷则伤肺，入房过度则伤肾。五脏有伤，而后外邪乘虚袭入。故凡治失血，必先审其为风、为寒、为暑、为湿、为燥、为火，先清外感，次理内伤，则邪易伏而易疗。若不先治标，而即救本，凡一切失血专主一火，日事芩、连、知、柏、山栀、生地、丹皮为治，未见其能愈人也。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寒凉之剂日进，而血之屡止屡发者，往往而剧。此吐血之病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也。悲哉！

眩者，头晕也，眼有黑花，如立舟车之上，而旋转者是也。刘河间专主于火，谓肝木自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风动而火上炎也。故丹溪尝言无火不生痰，痰随火上，故曰无痰不作眩。夫眩，病也。痰，非病也。痰非人身素有之物。痰者，身之津液也。气滞、血凝，则津液化而为痰，是痰因病而生者也。若云无痰不作眩，似以痰为眩病之本矣。岂知眩晕之来也，有气虚而眩，有血虚而眩，有肾虚而眩。气虚者，阳气衰乏，则清阳不上升。经云∶上气不足，头为之苦倾是也。血虚者，吐衄、崩漏、产后血脱，则虚火上炎，眼生黑花。

经云∶肝虚则目 无所见是也。肾虚者，房欲过度，则肾气不归元而逆奔于上。经云∶ 蒙招尤目瞑，上实下虚，过在足少阴、巨阳。又云∶髓海不足，目为之眩是也。风火之眩晕属外感，三虚之眩晕本内伤。其云痰而作眩者，必内外合邪而后痰聚而为害，非竟主乎痰而可以为眩也。若一纯攻痰，而不大补气血、壮水滋阴，以救其本，病未有不毙者也。

疟者，风、寒、暑、湿之邪，为外感三阳经病。故经云∶夏伤于暑，秋成风疟。或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则先寒后热；或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则先热后寒。病属三阳，而寒热往来，则以少阳一经为主。

初非有痰，以为疟邪之根也。疟邪随人身之卫气为出入，故有迟早、一日间日之发，而非痰之可以为疟也。何也？人身无痰，痰者，人身之津液也。随其邪之所在，而血凝、气滞、停饮、宿食，则津液即化为痰，是痰从邪气而成病者也。乃严用和论疟，谓“无痰不作疟”，若指痰为疟邪之主，反以疟邪为痰病之客矣。岂有人身津液变痰，而为寒为热以成疟者乎？痰本因疟邪以生，而非因痰以有疟邪者。如痰生于脾，脾恶湿则痰动；痰本于肾，肾阴虚则水泛。疟病之痰，痰因风寒之邪而生者也。岂有无痰而便不作疟者乎？至杨仁斋、许叔微，更有以瘀血、停涎、黄水主为疟病之根，而后之治疟者，均以常山、草果、槟榔、砒信，为吐痰、消瘀、截疟之法，徒戕人元气，而败脾伤胃，以致夭枉也。

《灵枢》云∶病痛者，阴也。又云∶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夫阳者，气也，是痛病当先治气。顾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邪实者，以手按之而痛，痛则宜通。正虚者，以手按之则止，止则宜补。丹溪猥云∶诸痛不宜补气。夫实者，固不宜补，岂有虚者而亦不宜补乎？故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痛而喜寒者多实热，喜热者多虚寒；饱而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弦大，痛在脏者脉沉微，兼脉症以参之，而虚实自辨。是以治表虚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荣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受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阴也，非速救脾肾温补命门不可。凡属诸痛之虚者，不可以不补也。有曰“通则不痛”，又曰“痛随利减”。人皆以为不易之法，不知此为治实痛者言也。故王海藏解“痛利”二字，不可以“利”为“下”，宜作“通”字训。此说甚善。明哲如丹溪徒曰∶“诸痛不可补气”，则失矣。

《素问》云∶人迎与气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灵枢》云∶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不和则阳脉盛；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不和则阴脉盛。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故曰关；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故曰格。关格者，不得尽命而死。此《灵》、《素》之论关格，以脉言，而非症也。自仲景宗之，而谓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夫人迎四倍，寸口四倍。则非尺寸之谓，而曰吐逆者，此隔食症也。曰不得小便者，此癃闭症也。自此叔和以后，俱莫能辨，悉以尺寸言关格。而洁古则曰∶寒在上，热在下。夫脉两寸俱盛四倍以上，而可谓之寒在上、热在下乎？东垣则以清气反行浊道曰格，浊气反行清道曰关。丹溪但言膈中觉有所碍，不能升降，是有格而无关。元方以大小便不通为关格，其说尤为舛错。后丹溪竟以关格立症分门，致后学茫然莫辨。独马元台力辨诸子之非，谓关格非隔食、癃闭之症。夫巢、张、李、朱为医之宗，尚与《内经》相乖，况下工？岂知关格为脉体，而非病名者哉！

巢氏序疝症，有厥疝、寒疝、气疝、盘疝、 疝、狐疝、瘕疝之名。子和非其谬立名色，以环阴器、抵少腹者，属足厥阴肝经部，是受疝处也。故凡疝，非肝木受邪，则肝木自甚，皆属肝经，因立七疝之名，曰∶寒、水、气、狐、筋、血、 ，治多用下法。丹溪以来，皆宗其说，而亦未得也。夫前阴小腹间，乃足三阴、阳明，冲、任、督三脉所聚，岂得独以厥阴经为言？但如本篇六疝，皆兼言风者，本非外入之风，风属肝，肝主筋，故凡病各经之疝，谓其病多在筋，皆挟肝邪则可，若谓必在厥阴一经，则不可也。

以肺在上属阳，肾、肝在下属阴。肾者，肝之母；肝者，肾之子。肾肝同病，乙癸同源之义也。故凡肝经有病，必推化源与肾。如疝为足厥阴肝经病，以其环阴器、抵少腹、控睾丸，而为痛者，皆肝之所属也。而《素问》又云∶肾脉主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则疝未尝不本于肾经为病者，何丹溪乃曰疝主肝经，与肾经绝无相干？夫肾，水脏也，膀胱为之腑。膀胱为寒水所化，疝本寒湿之气所感，以寒召寒，其邪最速，而肾与膀胱为表里。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故疝之挛急而上冲心胃者，正肾邪之为病也。见今人病疝，一有房劳，则其病便发而不止。故《圣济总录》云∶嗜欲劳伤，肾水涸竭，无以滋荣肝气，则留滞内结，发为阴疝，是疝之发于肾虚者多。若治疝不从化源，而日以伐肝疏导从事，则病益剧而难疗。临是症者，当以丹溪之言，专主肝经与肾虚而致者甚多，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为得，而不可执肾经无干之言为据也。

观刘河间三消论，一皆以燥热太甚。张子和三消，俱从火断。二公之言详矣。然《内经》又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元阳既亏，金寒水冷，则阴邪乘之；阳衰则气虚，阳不帅阴，则水不化气。故饮水少而便溺多，为肺肾之消，必以温剂散去寒邪，阳气渐回，则阴寒自退。此正所谓心移寒于肺，饮一溲二之证也。可见消有阴阳，不得尽称为火。

二者，阴也，后天之形；一者，阳也，先天之气。神由气化，气本乎天，故生发吾身者，即真阳之气也；形以精成，精生于气，成立吾身者，即真阴之精也。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男子二八天癸至。又云∶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所谓阴者，即吾之精，造吾之形也。人生全盛之数，惟二八后至四旬外，前后止二十余年，则形体渐衰。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补阴丸为神丹。不知天癸未至，本由乎气，而阴气自半，亦由乎气，是形虽属阴，而气则从阳也。故人身通体之温者，阳气也。及既死，则形存气去，此阳脱在前，阴留在后。可见生由乎阳，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可见人之生，只此一息真阳为营运。孰谓阳常有余，而以苦寒之味伐此阳气乎？

人身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变动妄行之谓火。火与气，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顾人身之气，有正气，亦有邪气；人身之火，有少火，亦有壮火。少火生人之元气，是火即为气。此气为正气。壮火食人之元气，是气即为火。此气是邪气。邪气有余即为火，若正气有余，便是人身之元气。人身元气生于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而为阳气之根也。故命门之火旺，则蒸糟粕而化精微，所谓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是也。是火即是气，不可误认有余之邪。气为生人少火，立命之本也。若正气有余，不可便指为火。丹溪之言殊欠明白。

《内经》一十九条，实察病机之要旨，末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以答篇首“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之旨，总结一篇十九条之要法，此正先圣心传妙旨。刘河间略其颠末，遗此一十六字，独取其中十九条病机，着为《原病式》，偏言盛气实邪，俱归重于火者十之七八，至于不及虚邪，全不相顾。又云∶其为治，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不可反误其兼化。立言若此，虚者何堪？如病机大要，各司其属。其在太过所化之病为盛。盛者，真气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为虚。虚者，假气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气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无其病化者，恐其邪隐于中，凡寒胜化火，燥胜化风，及寒伏反躁，热伏反厥之类，故无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责之。其病之化似虚者，恐其虚之未真，故虚者亦必责之。此一十六字，为病机之要，今全去之，犹有舟无操舟之工，有兵无将兵之帅矣。实智士之一失也！

孙真人言人身之病，四百有四。其载之《素问》、《灵枢》者，病能已详八九。而病邪之来，外不过风、寒、暑、湿、火、燥六淫之气，内不过喜、怒、忧、思、惊、恐、悲七情之伤，变现于十二脏腑、经络、皮毛之间而为病。病亦安有所谓怪也？即有云怪病者，如人入庙登冢，飞尸、鬼击、容忤，亦由本人气血虚弱，邪乘虚入，见为谵妄邪祟，若有神灵所凭，而为怪耳！故《灵枢》亦有黄尸鬼、青尸鬼、白尸鬼、赤尸鬼、黑尸鬼之症，何一非五脏素虚，而为之见形也。庸工不晓病机，一遇不识之症，辄谓怪病，即以痰为推测，而曰∶“怪病多属痰”。夫痰，非病也。人身无痰，痰本身之津液，岂得指痰为怪以借口？虽王隐君着痰病，见症种种，亦不过推原痰之变化不测，而未尝以为怪也。其以怪病而多属之痰者，实庸工不识病能，以藏拙也。悲夫！

《内经》初无命门之名，命门之说始于越人之三十六难，而曰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夫右肾既藏男子之精，则左肾将藏何物？女子之胞何独偏系于右？此其说之不能无疑也。

命门居两肾之中，而不偏于右，即妇人子宫之门户也。子宫者，肾脏藏精之府也，当关元、气海之间，男精女血皆聚于此，为先天真一之气，所谓坎中之真阳，为一身生化之原。此命门在两肾中间，而不可以独偏于右。两肾属水，有阴阳之分，命门属火，在二阴之中。故《脉经》以肾脉配两尺，但当曰左尺主真阴，右尺主真阳，而命门则为阳气之根，随三焦相火，以同见于右尺则可，若谓左肾则主于肾，而右肾偏为命门，此千古讹传之弊，而不得不亟正之者也。

疟、痢发于夏秋，本因溽暑，岂非湿热？但炎蒸之令出于天，苟能顺天之气，安能有病？惟因热求凉，过于纵恣，则病由于人矣。故凡风寒感于外者，其邪在经，病多为疟；生冷伤于内者，其邪在脏，病多为痢。痢之来也，暑湿郁久，则为湿热，然有瓜果生冷，凉风冰水，未必郁积，加以饮食相犯，触而成痢，则痢未有不本于寒湿生灾者，岂必专以湿热为患哉？

痢以赤白分寒热，巢元方而下主之。此自古法，不为谬论。自河间以白者属肺，肺主气；赤者属心，心主血，亦属有理。丹溪因之，遂谓白痢自大肠来，赤痢自小肠来。愚谓赤痢亦有寒证，终是热多；白痢亦有热证，终是寒多。其有白而热者，脉症必热；赤而寒者；脉症必寒。若谓白必属肺，恐白痢非无血化；赤必属心，恐血痢不离乎气。《局方》治痢，例用温热∶河间治痢，专主苦寒∶皆偏见也。

痢必由乎积滞，故曰∶“无积不成痢”。治痢初起，必用消积导滞，以推荡为法。此仲景治痢有十法，均主大、小承气。而河间亦曰∶“行气则后重自除，调血则便脓自止。”此盖为痢之有实邪者言也，所谓“痢无止法”是也。若久痢之后，元气已亏。如气本陷矣，而复行其气，后重不将甚乎？中本虚矣，而再攻其积，元气不将竭乎？湿热伤血，自宜调血，若过用推陈，血愈伤矣。积滞频下，谓当消导，久为克伐，积益多矣。此但知据见在者，为有形之疾病，而不知所伤者，皆无形之气血也。岂可执“痢无止法”一语，而曰《内经》有“通因通用”之治，以致杀人也哉！

白痢自大肠来，赤痢自小肠来，此丹溪以赤白分气血为言也。然大肠为传导之官，痢属动脏腑之脂膏，伤肠胃之血络，故赤白俱并入大肠而下。若小肠则为出溺，而赤痢何云自小肠来？谓心主血，心与小肠为表里，故赤痢本小肠之所化则可，若谓从小肠而来，未见小肠为下痢之腑也。其言不可以辞害意。

疟者，风寒之邪也，为三阳经受病；而三日一发，则云 疟，为三阴经受病。故丹溪云∶三日一发者，阴经受病也。

此语为当。若谓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疟；作于寅、申、巳、亥者，厥阴疟；作于辰、戌、丑、未者，太阴疟。

马仲化议为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属阳明；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属少阳；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属太阳∶牵合附会为无理。夫疟邪之来无定期，何尝主于某日则定某经之疟？予谓丹溪之以地支分三阴经者，大约以十二时论，而非以日言也。如成无己云∶疟分六经，以三时为解。太阳从巳至未，阳明从申至戌，少阳从寅至辰，太阴从亥至丑，少阴从子至寅，厥阴从丑至卯。以十二时分三阳三阴，阳主昼，阴主夜，三阴经疟，大抵发于子前午后者多，阳道常饶，阴道常乏也。丹溪以子、午、卯、酉分属三阴经者，此以时言，而非以日论也。

洁古《此事难知》有曰∶动而得之曰中热，静而得之曰中暑。此言不能无议。夫中热、中暑，均自夏月感受之热邪也。故中暑即是中热，初无有分，但其得之则有别者。如行人、农夫，奔走劳动于道途田野之间，此时热气充斥，一时昏闷猝倒，此谓中暑，即谓中热，是皆动而得之者也。若静而得之者，如安逸之人，乘凉于大厦高堂、凉亭水阁，一时阴寒之气遏郁，周身之阳气不得舒越，而肌肤粟栗、头疼、发热，此是夏月感寒病，而不得以中暑名之也。中暑者，中天令之热邪，岂有感受房室阴寒之气，而混以静时得之，亦名之曰中暑可乎？若静时感夏月之寒，而漫称曰中暑，使不正其名、辨其症，而以清暑寒凉之品，如彼白虎、益元投之，其祸人必矣！

小便不通者，热结膀胱而点滴不下也。经曰∶膀胱不利为癃。此热邪入于膀胱而为病。膀胱为津液之府，气化能出，故三焦之气不化，则水道不能通调，而下输于膀胱为溺。丹溪隔二之治，以为水出高源，肺金者，肾之母，滋养肺金以生肾水，此法之善者也。若隔三之治，以脾湿不运，故精气不调，当燥脾健胃，补土以生金，生金以壮水，用二术、六君为治。夫气虚则宜补气以化水，若气热而反用燥气、闭气之剂，不几助邪以为病。此隔三之治，为迂而不切。

伤寒传变，止言足经，不言手经，原本《内经》热病论中六节之文也。自草窗刘氏不明其理，创论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诞妄欺人，莫此为甚。人之金、火两脏，不过以五行为分属，岂有真金、真火，故不能伤乎？至陶节庵易之以伤足不伤手。夫既不伤手，何手六经之见症，亦变见于伤寒症中也？再观本经云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手经亦在其中矣。故仲景有心、肝、肺、脾、肾五脏之绝症。顾本经不言手经者，以伤寒表邪也，欲求外症，但当察于周身，而周身上下脉络，惟足六经尽之，手经无能遍也。且手经所至，足经无不至者，故但言足经，而手经即在其中。此本经止言足者，为察周身之表证也。疑义至今，皆惑于刘氏之妄言耳！况人身脏腑在内，经络在外，故脏腑为里，经络为表。在表者手足各有六经，是为十二经脉。以十二经脉分阴阳，则六阳属腑为表，六阴属脏为里。以十二经脉分手足，则足经之脉长而远，自上及下，遍络四体，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经之脉短而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凡诊伤寒者，但言足经，不言手经也。

《活人书》有云∶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壮热，胸膈痞闷，有类伤寒。又云∶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遂成香港脚，所以病症与伤寒相类。此等议论，大是惑人。夫伤寒为热病，有六经传变之异。痰本人身津液血凝气滞而成，未尝有六经之变症。至于香港脚，为寒、湿、热三气之感，虽东垣有南北内外之分，而孙真人详香港脚见症甚悉，亦未始有六经之别。何将此二证竟以类伤寒混同名之？似欲以治伤寒之法治痰与香港脚耶！凡治病必正证之名，名不正则治疗无据矣。

伤寒之病，莫先于分表里；治表里之法，莫先于分汗、下。汗、下一差，变症百出，是以前人论治伤寒，有曰汗药宜早，下药宜迟。此二语虽云大纲，亦紧要法也。然曰宜早者，谓风寒之邪自表而入，即当速为发表，即仲景所谓觉病须臾，即宜早治，不避晨夜是也。其曰宜迟者，谓风寒之邪传入于里，攻下必须在正阳阳明之腑，即仲景所谓下早恐成痞气与结胸是也。此云“迟早”，论治法非论时刻也。而《此事难知》谓非预早之早，乃早晚之早，发汗当在午前阳分；非待久之迟，攻下当在巳后阴分。以迟、早二字，作日候之迟、早解，惑乱人心为甚，宜亟正之。

伤寒六经传变，自表入里，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自浅而深，六经传尽，必无出而再传之理。成氏以六日厥阴传经已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再自太阳传出，复至厥阴；十三日不愈，谓之过经坏病。此等注释，谬戾殊甚。马元台辨之，谓太阳至厥阴，犹人入户升堂以入于室。太阳为三阳，最在外；阳明为二阳，在太阳之内；少阳为一阳，在阳明之内。此三阳之在表也。太阴为三阴，在少阳之内；少阴为二阴，在太阴之内；厥阴为一阴，在少阴之内。此三阴之里也。故一日始于太阳，二日传阳明，三日传少阳，四日传太阴，五日传少阴，六日传厥阴。经文之论次第相传，亦言其大概耳！所云七日不愈再传经者，七日行经未尽，仍在太阳一经故也。如仲景所谓太阳病头痛，七日以上自愈，以行其经尽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可见太阳一经有行之七日以上者，则阳明、少阳亦可羁留过经不解。

故针阳明中土，使经不传，此行其经未尽，未尝曰传其经尽也。若云六经传尽，复自厥阴出，而再传太阳，则有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以格之，容有自外入内，又自内而越于外之理？风寒之邪，入人脏腑，岂两阴交尽于里，复从皮毛外而再入太阳以为害者耶？成氏之谬，千古大惑，请从辨之。

东垣一部《脾胃论》，俱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无非培人后天元气之本。顾元气为生身之精气，而实祖于胃。故胃气有谷气、荣气、卫气、宗气、阳气之别名，要皆此元气之异称，而此气即《内经》所谓“少火生气”之气也。“少火生气”，即为真阳之气，乃生人立命之根。此火寄于肾、肝，名为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曰∶“相火以位”。则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云元气之贼？元气在两肾命门之中，随三焦相火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气即相火之所化，而非贼元气之物。其贼元气者，乃壮火而非相火也。若谓相火为下焦包络之火，即指为元气之贼，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则生元气者，更有何火耶？

《内经》论火，止有君火、相火、少火、壮火、五志之火之名，而并无有以阴火名者。其以阴火名者，自东垣始。东垣谓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上系于心。夫心在膻中气海之中，为足厥阴包络之经，所谓阳中之太阳也，而何得以阴火名之？既指心火为阴火，心本在上焦，而何以云起于下焦？起于下焦，则不当指为心火矣！且土者，脾胃也。火为土之母，补土必先补火。上蒸丹田以腐熟水谷者，此心火也，即此阴火也。岂可谓阴火来乘土位，以伤脾胃生发之气乎？火乘土以伤脾土生发之气者，必阳邪之火，而非心君之阴火也。少阴心火，正补太阴脾土，此虚则补母之义，但不可大旺。夫火旺则土反燥，又当壮水以制之。

《阴阳别论》云女子胞，《气厥论》云胞移热于膀胱，《五味篇》云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凡此“胞”字，皆音包，以子宫为言也。《灵枢》云膀胱之胞薄以懦。音抛，以溲脬为言也。胞音有二，而字则相同，奈何后人不解其意，俱读为包，反因经语遂认膀胱与胞为二物，故在《类纂》则曰∶膀胱者，胞之室。

王安道则曰∶膀胱为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说，甚属不经。夫膀胱即脬，脬即膀胱也。焉得复有一物，居膀胱之内？以致后学之疑。

人身之病，变端无穷。其治法则千态万状，有不可以一例拘者。丹溪之治病也，总不出乎气、血、痰三者。三者之中，又多兼郁。气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立越鞠丸，以为定法。王节斋极言之。而庸工学步邯郸，亦遂执此，以为医之能事尽此矣。夫丹溪之言，不过挈其大纲论之耳！若谓气病治气，血病治血，痰病治痰，郁病治郁，医又何难哉？

《金匮要略》论大便下血，分粪前为近血，粪后为远血。此以血来有迟早，而分远近，未尝主于心肺、肾肝之所出为远近也。丹溪乃言血在粪后者，出于心肺，心肺在上，故血来迟；血在粪前者，出于肾肝，肾肝在下，故血来早。夫心主血，肺则主乎气矣；肝藏血，肾则藏乎精矣。大便所下之血，本于湿热之气，伤于大肠而为病。此血总属大肠经来，故人有终年患之，而不见其形痿体惫者。此湿热之邪，而非四脏所伤之血。若四脏有伤，而频下无度，必心肺损而色败，肾肝损而形痿，而可以云无患乎？故以便下之血，以先后分远近则可，以便下之血分心肺与肾肝，则凿矣！

方书多言血与汗异名而同类。丹溪因之，遂有在内为血，在外为汗之论。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岂知血与汗之由来，有不可以同类并言者。经云∶心主血，血生于心。又云∶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为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于心，统于脾，藏于肝，而其原则自水谷之精气，受于中焦，变化取汁，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则为人身之津液，因腠理疏，皮毛不能外卫，风、暑、湿、热之邪干之，则蒸然发出，津津而为汗。是汗乃身之阳气所化，故曰阳加于阴，谓之汗。当云在内为气，在外为汗。此可以气言，而不可以血类也。庸有在外之汗，而可以在内之血混言之乎？人之一身，有涕、泪、涎、唾、便、溺，皆属一水之化，而发于九窍之中。故鼻之所出曰涕，目之所出曰泪，口之所出曰唾、曰涎，二阴之所出曰便、溺，而皮毛之所泄则曰汗。汗可以血类之，则涕、泪、唾、涎、便、溺，亦可以血言之矣！

天癸之义，诸家俱以精血为解，是不详《内经》之旨也。玩本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则是天癸在先，而后精血继之，天癸非即精血之谓明矣。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真水，在人身是谓元阴，即曰元气。人之未生，此气蕴于父母，谓之先天元气；人之既生，此气化于吾身，谓之后天元气。但气之初生，真阴甚微，及其既盛，精血乃旺。然必真阴足而后精血化，是真阴在精血之先，精血在真阴之后。不然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俱绝，其周身之精血，何以仍营运于荣卫之中，而未尝见其涸竭也？则知天癸非精血明矣。其以精血即为天癸者，王太仆、陈良甫以下之谬论也。

人生有两肾，两肾并诊于左右尺，而命门则居两肾之中。所谓命门之火者，即两肾中之元气也。元气生于命门，而不偏于右。自《难经》有云∶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遂专属之右，而华元化因之，始分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故以命门之火归之右肾。后世医者，不详其义，论命门之火，则必以右之尺部为诊，岂知两尺为两肾？肾者水也，俱藏精之舍也，故越人云∶命门为男子藏精。精属水，不属火，火在水中，所谓一阳居二阴之间者是也。岂可以命门之火，偏诊于右尺耶？举世梦梦，是可嗤也。然则论命门之火者，当于何诊？仍诊之于两尺可也。以两尺之强弱，验命门之火之衰旺为得耳！若以右尺之肾论命门，而遗乎左尺之肾，是习俗之弊，不可不亟正者也。至有以男子之命门在右，女子之命门在左，而曰∶丈夫以右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则又颠倒乖离，而不可稽矣！

张戴人论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身，速攻之可也。立汗、吐、下三法以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故曰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其论颇卓。故丹溪初阅子和书，惟务攻击，亦谓医之法尽是。后读《内经》有云∶虚者，精气虚。实者，邪气实。实则泻，虚则补。何云圣人无第四法？于是不能不疑。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而麻征君伪为之者也。圣人之言，垂诸《灵》《素》，其主补虚、泻实者不一，而子和敢为非圣之书？赵以德叹《儒门事亲》书为∶其词直，其义明，顾其一，罔顾其二。后之读其书者，当得其法而善用之，毋执其法而偏溺之，则几矣！凡治病如权衡，高下轻重，随时变通，若偏矫一说，祸人不浅。

人身十二脏腑经络，《灵枢》《素问》详辨，各有定名部分，独三焦之名，在经文亦多臆说；后贤之详其义者，更多旁杂，而无一定之论，是不能无疑，而为之考究，以正其指归。即如王海藏，为东垣高弟，亦致疑于三焦之名，而问之曰三焦有几，启其端而究未能定其说。是以总会经文与诸贤之论而详之，以知三焦有三三焦，而后之人不能明其义，故多歧而未有以正其名也。所谓三焦之有三三焦也，即以经文正之。《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已自不同矣。《灵枢》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关冲，小指次指之端。三焦下 ，在足大趾之前，少阳之后，出 中外 ，足太阳以络于手少阳。此论手少阳三焦经脉之所行也。又曰∶脐下膀胱至足，为足三焦。下焦别回肠，注膀胱以渗入。此论足太阳膀胱，为三焦一腑之所属也。手三焦之经为少阳，主于上；足三焦之腑为膀胱，主于下∶是二三焦也。

故《本脏篇》曰∶密理浓皮者，三焦、膀胱浓；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论勇》曰∶勇士，三焦理横；怯士，三焦理纵。而《素问·五脏别论》又曰∶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五者，为天气之所主。夫三焦、膀胱，与胆、胃、大小肠四腑并言，而又有浓、薄、结、直、纵、横之意，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腑，正有形有状之三焦也。若《灵枢》又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三焦为一气之所主，故《三十一难》因之曰∶上焦在胃上口，主内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傍，下焦在脐下，主分别清浊，出而不内。此三焦者，即《灵枢》所谓如雾、如沤、如渎之三焦也。故《难经》又继言之，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以终始。三焦者，原气之别使。原气在两肾中间之动气，为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气，正王叔和所谓有名无状之三焦也。是又一三焦也。论其经则手少阳三焦主之于上，论其腑则足太阳三焦主之于下，论其气则两肾原气之三焦以行于中。故曰《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名各不同也。《灵》《素》之论手少阳三焦与足太阳三焦，是有形之腑也。《难经》之论上中下之三焦，是无形之原气也。有形之腑，与胆、胃、大小肠为配；无形之气，游行于五脏六腑之中，温分肉而充皮肤，是即肾间之原气，自下而中，自中而上，东垣所谓有名无形，主持诸气，统领周身之气，熏肤充身泽毛者也。三焦之有三者，此也。王海藏问三焦有几，独能辨手少阳三焦主上，足太阳三焦主下，而不及《难经》所云原气之三焦为命门之别使，是以使后人疑而莫辨耳。故王叔和所云三焦无状空有名者，即是肾间原气之三焦也，不可谓尽非也。独是陈无择以脐下之脂膜为三焦∶袁淳甫以人身着内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虞天民以包涵肠胃之总司，指腔子为三焦∶是皆说之不可稽者也。至金一龙舍手足之三焦不言，而易以前三焦、后三焦，尤诞妄而支离矣。予初注三焦论，漫引《灵枢》肺 在三焦，心 在五焦，膈 在七焦，肝 在九焦，脾 在十一焦，肾 在十四焦之间，以躯体之外称焦，而从虞天民包罗六腑五脏之脂膜，以证三焦之说。自马仲化以肺 、心 之“焦”为椎，则予之说要，亦可议而未有当焉也。

凡物之死生，本由乎阳气。顾今人病阴虚者，十尝八九，不知此“阴”字，正阳气之根也。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故物之生也，生于阳；而物之成也，成于阴。则补阴者，当先补阳。自河间主火之说行，而丹溪以苦寒为补阴之神丹，举世宗之。尽以热证明显，人多易见；寒证隐微，人或不知；且虚火、实火之间，尤为难辨。孰知实热为病者，十不过三四；而虚火为患者，十尝有六也。实热者，邪火也。邪火之盛，元气本无所伤，故可以苦寒折之，亦不可过剂，过则必伤元气。虚火者，真阴之亏也。真阴不足，岂苦寒可以填补？人徒知滋阴之可以降火，而不知补阳之可以生水。吾故曰∶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道不着。

仲景《伤寒论》有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内虚因作痞气。又曰∶阳证下之早者，为结胸；阴证下之早者，为痞气。夫结胸、痞气，因下早而成，固人人能明之。独阴阳二字，未有能确辨之者，不能不致疑其间也。其阴阳，指表里之阴阳言乎？抑指风寒气血之阴阳言乎？抑指三阳三阴经脏腑之阴阳言乎？其言阳证阴证也，抑以阳邪之热为阳证乎？阴邪之寒为阴证乎？如以阴阳为表里之阴阳也，以病发于阳为阳证属表之证，不宜下，误下成结胸，固矣。若以病发于阴为阴证属里之证，正宜下，何云误下反成痞？则知此阴阳，非以表里之阴阳言也。如以阴阳为风寒气血之阴阳也，风为阳，阳邪伤卫，卫主气，气伤反成结胸；寒为阴，阴邪伤荣，荣主血，血伤反成痞气。夫结胸为实邪，为证重；痞气为虚邪，为证轻。岂有阳邪伤无形之气，成结胸之实证；阴邪伤有形之血，反成痞满之虚证乎？则知此阴阳，非以风寒伤气伤血之阴阳言也。如以阳证阴证为三阳三阴经言也，夫三阳经证为属腑，如太阳、阳明、少阳为病在表，当汗不当下，误下则邪入里而成结胸是矣。但三阴经证则属脏，如太阴、少阴、厥阴为病在里，正当下，当下而又言误下遂成痞气，则知此阴阳，非以三阴三阳之脏腑言也。如以阳邪之热证为阳证，而下早成结胸是也，若谓阴寒之阴证下之则死，岂止于痞？则知此阴证，不可指为中寒之阴证言也。故阳证下早成结胸，此论固无庸辨，独阴证下早成痞一语，不能无疑。仲景亦无明文，而历代明医，自成无己、许叔微以下，未见有发明。或指阴证之阴，或指阴寒之阴，或指为荣血之阴，或指为三阴之阴，纷纷拟议，而无定论。予反复思之，而知此阴证之阴，盖以经腑言也。三阳有经有腑，三阴亦有经有脏。病在经则可汗而不可下，若风寒尚在三阴之经，则邪留肌肉之表，故曰下早则成痞，是病在经而伤于脏，则邪入而成痞，故邪在三阴之经，则可汗，若入三阴之脏，则可下，其邪在经而尚未入脏，则不可下，故病发太阴者，尚发于阴之经也，发于阴经而反下之，则作痞矣。虽然此辨是矣，而所谓三阴者，太阴、少阴、厥阴也，然足厥阴为一阴，足少阴为二阴，足太阴为三阴，概曰三阴，抑太阴乎？少阴乎？厥阴乎？伤寒之邪，自三阳经足太阳膀胱为始，膀胱为三阳经之首，其邪在三阳经，则可汗，而反下之，故成结胸。三阴经足太阴脾为始，脾为三阴之首，若邪在三阴足太阴脾之经，则可汗而不可下，反下之则成痞气，则阴指太阴脾经者也。故王海藏与东垣论痞，谓从血中来，治痞独益中州。中州者，脾也。脾可补不可泻，当补而泻之，是以成痞。此之谓也。

《内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热病者，伤寒之类也。此之言热病，乃冬令严寒，人触冒之，感而即病之谓，而非夏时暑病为热病之比。夏时热病，今夏至后，天令暑热炎蒸之邪，感伤于人，与冬时伤寒之热病，大不侔也。冬寒之热病，自表而入，夏暑之热病，自内而发。病不同时，故治法亦异。辛温发表与寒凉清解，有不可同日语矣。自王叔和序《伤寒论》而曰∶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夏至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斯言出，而后世医者，俱以春时之温病，由冬伤之寒而变；夏月之暑病，亦由冬伤之寒而变。是温病、热病，皆因冬时受寒，而至春、夏以变焉者也。其言不大谬乎？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时必有温病之症，非以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又云∶夏至后病热为暑。此本天令大热之气，即时感受而成，岂有寒毒藏于肌肤之中，至春不发，历过春三月，伏藏至夏至后，而又变为热，有是理乎？叔和又云∶三月、四月，其时阳气尚微，为寒所折，病热则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夫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之寒，此暴时之寒气也，与冬令严寒伏藏之寒不同。既曰春变为温，夏变为热，由冬时之寒传变而来，又云阳气已盛，为寒所折，则其变病为温、为热，其冬令之寒乎？抑时行之寒乎？立言为矛盾矣。夫风寒伤人，未发病已前，不能预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及其发病已后，而后能审其为何因何感也。若谓冬时受寒，而必逆决为春之必变为温病也，夏之必变为热病也，则凿而不可稽矣。大约冬伤于寒而即病者，曰伤寒；冬不藏精而春病者，曰温病；夏伤于暑而病热者，曰热病。此三证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

王节斋谓虚劳咳嗽症，戒服参、 ，服之者必死。继又曰∶肺热还伤肺。斯言出，而世之治肺经劳嗽者，辄以人参为鸠毒矣。手太阴肺主一身之气，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实则脉来洪数，按之有力，此而服参，势必气高而喘，胸热而烦，药助病邪，证必增剧，劳嗽之热，为虚乎？实乎？脉或数而必细，按之必虚而无力，症或见为烦热口渴，面赤气喘，而少气不足以息。此阴虚而相火刑金之虚证也。阴虚者，其热必炽，误认为实，而投以白虎、泻白、知柏补阴之剂，则立毙。此之虚热，非甘温不能除之也。人参味甘，气温，虽补五脏之元气，独入手太阴一经者为最，故劳瘵而成肺经嗽咳者，非人参不能疗。正丹溪所谓虚火可补，参、 之属是也。则是人参为补肺药也，而乃云伤肺者，以其有热故也。然热则有虚热、实热之分，实热者宜戒，虚热者宜补。非补其火也，补肺中之气，以生肾水耳！火之刑金也，非火之有余，乃水之不足，故欲制相火，必壮肾水，欲壮肾水，必滋水之母，以清金保肺，肺气旺则水溢高源，而阴虚之火有制，则肺热可宁，舍人参不能以有济也。如不论肺之虚实，而执肺热伤肺之论，以人参为戒，虚劳病之不死也，几希矣！

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是热病为汗病也，而何尝有所谓阴证哉？遍考《素问》《灵枢》诸经，并无阴证之名，故刘守贞论伤寒，无问三阴三阳，皆一于为热，而无有寒者。故曰伤寒无阴证，阴证乃杂病也。然而仲景则云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夫无热恶寒，则知无阳经之郁热，而发于阴，则知不从阳经之传入，故有四逆、理中之用。而谓伤寒之无阴证乎？不知伤寒之有阴证也。有真寒直中少阴经，而名为阴证者；有房欲伤肾，虚寒上下阴虚，而名为阴证者。此之阴证，不可以伤寒中混名之也。若三阳经热邪传入三阴经，而名之为阴证者，此阳经热证之阴证，而非直中、伤肾之阴证也。或谓伤寒传变三阴之阴证，仲景以四逆、理中温热药治之，以其本热邪传经，由于寒凉误治，热变为寒，则其说尤为谬戾。夫三阳传经之邪热，入于三阴，其来本热，虽有寒药误治，岂有顿变阴寒为阴证，而用四逆、理中以温经散寒为治者乎？

《痿论》云∶五脏使人痿，而本于肺热叶焦。终之曰∶治痿独取阳明。是痿病原于手太阴一经，以热相传而成，而治之者，惟取足阳明一经以为要。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总宗筋而束骨以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手足不用而成痿。是痿之来，起于肺经，而治则取于阳明。后人谓独取阳明，此“取”字有教人补之意。是以丹溪独引越人泻南方、补北方之法，以发明“独取阳明”之旨。究未能尽所以取阳明之义，而意反有相戾者。夫南方，离火也；北方，坎水也。其言曰∶金体燥而居上，主畏火；土性湿而居中，主畏木。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此其论似为肺热叶焦者发明之，而于治痿取阳明之法，反未之悉也。阳明者，胃土也。补火可以生土，而反云泻南；滋水则能助湿，而反云补北，则与取阳明之义有不合矣。夫足阳明为水谷之海，以为阳明虚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两足不任身，而饮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于平人者何也？岂阳明之气旺，而水谷入海，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筋骨乎？何饮啖日盛，形体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则知阳明之虚，非阳明之本虚，而火邪伏于胃中，但能杀谷，而不能长养血气、生津液，以灌溉百骸，是以饮食倍于平人，而足反为之不用。此所谓“壮火食气”，而邪热不杀谷也。阳明之邪热，原是肺热中传来，故治痿独取阳明者，非补阳明也，治阳明之火邪，毋使干于气血之中，则湿热清而筋骨强，筋骨强而足痿以起。张子和尝言痿病皆因客热而成，断无有寒。丹溪亦云治痿以清热为主，不可作风治用风药。诚得取阳明之义者矣。

此二句大意，全在“发”“攻”二字。发者，逐之外也。攻者，逐之内也。寒邪在表，非温热之气不能散，故发表不远热。热郁在内，非沉寒之物不能除，故攻里者不远寒。然亦有用小柴、白虎、益元之类，而取汗愈病者何也？此因表里俱热，故当凉解，非发之谓也。又有用四逆、理中回阳之类，而除痛去积者何也？此因阴寒留滞，故当温中，非攻之谓也。所谓发者，开其外之固；攻者，伐其内之实。今昧者，但见外感发热等病，不能察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有本寒标热之义，辄用芩、连等药以清其标。岂知邪寒在表，药寒在里，以寒得寒，使内外合邪，遂不可解。此发表用寒之害也。故凡寒邪在表未散，外虽炽热，内无寒症，正以火不在里，最忌寒凉。此而误人，是不知当发者不可远热也。又如内伤喘、痛、胀、满等症，多有三阴亏损。今人但见此症，不辨虚寒，遽用硝、黄攻里。焉知有假实真虚之病，而复伐之，则病未去而元气伤。此而误人，是不知当攻者不可远寒也。二者之害颇多，不得不表出之以为戒！

张景岳以医术着声于明万历、天启间，所辑《类经》暨《景岳全书》二种，流播宇内殆遍，惟《质疑录》一帙，虽已为东海石氏所刊，而人间见者甚少。其书于古名家，若刘、李、朱、张辈，所言稍有偏，着必加辩正。盖恐后之不善读者，守其一说，未得化裁之用，而因以夭札生民之命，故不惮昌言剧论以明之。夫岂好于前人洗垢索瘢哉！考其所列诸论，有已见《全书》《类经》中者；亦有与《全书》《类经》之说少异，而悔畴昔立言之未当者。人以此疑其为晚年未定稿，又以此知其所学愈老愈明，未尝自矜已得，而孜孜日求正于至当为可则也。就中惟“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暑病”之非，此一条殊未是。盖亦智者千虑之一失耶！叶敬问为景岳作《类经》序，称为会稽杰士，幼禀明慧，六经诸子，无不考镜。鲁谦庵作《景岳全书》序，称其于书无所不窥。壮年好谈兵，思有所用于世。筮易得天山遁卦，始决意石隐。黄梨洲作《景岳传》，称其于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精蕴。至于辽阳之败亡，中原之扰乱，皆预决于数年之前，是其所学甚博，不特医术一端矣！

乾隆甲申孟陬望日钱江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