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集/12 中华文库

孙泰山《春秋尊王发微》序

宋晋州孙明复先生庆历间隐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两公言先生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卧病时，天子从韩忠献之言，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家录其书，藏于秘阁。案唐以前诸为《春秋》说者，多本三《传》，至陆淳始别出新义。柳子厚所谓明章大中，发露公器者也。先生之书，因淳意而多与先儒异。故当时杨安国谓其说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叶氏谓其不达经例，又不深《礼》学，议者殊纷纭。虽然群言异同，必质诸大儒而论定。欧阳子言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经之义为多。”而朱子亦谓：“近时言《春秋》者，如陆淳孙明复，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是得圣人意。”绎二子之言以读先生是书，则《春秋》大义，诸家所不及者，先生独得之，又岂可以说之异同而妄议之也哉！

《春秋皇纲论》序

《宋·艺文志》：《春秋》之书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馀所见者，仅三十馀部，为卷数百。王《皇纲论》，其一也。不知何如人，自称为太原王，陈直斋《书录解题》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间人而已，不能详其生平也。《直斋解题》于著书之人，往往举其立身大概，使后世读其书者，虽不获亲见其人，犹稍稍得其本末，以为论世知人之据。乃于独否，岂其人在直斋当时已不可得而论定邪？然直斋所录，《皇纲论》外尚有《明例隐括图》，又云《馆阁目》有《通义》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义》之外，别有《异义》十二卷。《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释之。则所著二义者，正其解经之本书，兹论则总括立言大旨以成编者也。《论》特弘伟卓荦，则二《义》亦必有足观，惜乎不得而见也。嗟乎！古人辛勤著书将以求知于后世，而世顾不得而知之，即其书幸而传矣，又不能尽传也，岂不重可叹也欤！《论》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刘公是《春秋》序

石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博学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又曰：“原父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石林所谓苏、孙，盖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观《权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证以析经义，真有权之无失轻重，衡之得其平者。《传》十五卷，集众说而断以己见，文类《公》、《谷》。独《意林》一编，元吴莱谓多遗缺，疑未脱稿之书。然究而论之，皆经学名书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权衡》《意林》于清江，其本犹有传者。《传》则出于录本，人或以为非真。观其文义与二书合，疑非赝鼎，故并刊之以传示学者。

龙学孙公《春秋经解》序

宋熙宁以前，荆、舒未用，《春秋》犹立于学官。以是经名者，有两孙先生，一为泰山孙明复，一为甓社孙莘老。两人俱有着书传世。明复以师道与胡安定并称，石介辈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叶氏谓其书不尽达于经例，又不深礼学，故其言多自抵忤，有甚害于经者。萃老则早从安定游，有声经社。中患诸儒解经之凿，蠹蚀遗经，乃摅其所得而为之解。谓《穀梁》最饶精义，故多从之而参以《左氏》《公羊》及汉唐诸家之说。义有未安，则补以所闻于安定者。晁公武称其论议精严，良然也。王介甫？其不能胜之也，因举圣人笔削之经，而废之且为断烂朝报。其始不过忮刻，而终于无忌惮若此。龟山乃言当时三《传》异同无所是正，于他经为难知，故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殆曲护之而为是言欤？是书宋南渡已不常见，故海陵周之麟有学士大夫罕知之叹。至绍熙癸丑，阳羡邵辑始得之而刊于甓社。其后庆元乙卯李张祯、嘉定丙子新安汪纲皆增为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争与表章先贤经术，可谓知所先务矣。先生别有《春秋经社》六卷，晁氏言其亦本啖、赵，凡四十门，惜乎不可复得而并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说《春秋》，著于录者，郑众、刘寔之《牒例》，何休之《谥例》，颍容杜预之《释例》，荀爽、刘陶、崔灵恩之《条例》，方范之《经例》，范宁之《传例》，吴略之《诡例》，刘献之之《略例》，韩滉、陆希声、胡安国之《通例》，啖助、丁副之《统例》，陆淳之《纂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叶梦得、吴澂之《总例》，李瑾之《凡例》，刘敞之《说例》，冯正符之《志例》，刘熙之《演例》，赵瞻之《义例》，张思伯之《刊例》，王之《明例》，陈德宁之《新例》，王炫之《门例》，李氏之《异同例》，程迥之《显微例》，石公孺之《类例》，家铉翁之《序例》。而梁之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序》，张大亨有《例宗》。杜氏之言曰：“为例之情有五，推此以寻经传，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而说《公羊》者则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毋乃过于纷纶与？涪陵崔彦直尝与苏、黄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开曾为作记，刻石醉翁亭侧。其说《春秋》有《经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彦直所著《春秋》传藏秘书省，于是其孙若上之于朝。今其《经解》不可得见，而《本例》独存。其说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其义约而该，其辞简而要，可谓善学《春秋》者也。题曰西畴居士者，殆书成于晚年罢官之日与？

《春秋经筌》序

《春秋》之传五，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列于学官者三焉。《汉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传》而别自为传者。自啖助、赵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诸儒各自为传，或不取传注，专以经解经，或以传为案，以经为断，或以传有乖谬则弃而信经，往往用意太过，不能得是非之公。呜呼！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久矣。盖尝读黄氏日钞，见所采木讷赵氏之说，恒有契于心焉。既得《经筌》定本，乃镂版传之。善哉！木讷子之言乎！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几得是非之公，而圣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叶石林《春秋传》序

宋吴郡叶少蕴当绍兴中著《春秋传》《考》《谳》三书凡七十卷，又为《指要总例》二卷，《例论》五十九篇。开熙中，公孙筠守延平，刊于郡斋。历世既久，其书不可尽见。所见者，《传》二十卷而已。少蕴之言曰《春秋》非为当世而作，为天下后世而作也。后世言《春秋》者不外三家，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其不知经也。《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与经其不得于事者，则考于义；不得于义者，则考于事，更相发明，以作是《传》，辩定考究，最称精详。直斋陈振孙言其学视诸儒为精，则是书岂非有志《春秋》者所当研究者欤！其为《谳》也，即《啖赵辩疑》《刘氏权衡》而正其误，补其疏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为《谳》推之，知吾之所正为不妄也，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择为不诬也，而后可以观吾《传》。”是三书者，阙一则无以见少蕴之用心，而惜乎今之不得见其全也。虽然，即《传》所取之义以求其所舍择，纵全书未能尽窥，亦可得其大概矣。况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书之老宁无秘而传之者？安知不因是书之行而亟出欤？少蕴名梦得，官至参知政事，生平具见《宋史》，居吴兴弁山，为园亭，奇石森列，故用《楚词·天问》语自号云。

清江张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张元德游朱子之门，为白鹿书院长，终著作佐郎。迨除直宝章阁，而元德已殁矣。其于《春秋》，有《集传》《集注》《地理沿革表》三书，端平中进于朝，宣付秘阁。朱子尝报元德书矣，曰：“《春秋》某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而于《尚书》则谓有老师宿儒所未晓者。夫学至朱子，智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尚书》《春秋》无传，非不暇为，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颁《五经》《四书》于学官，传注多宗朱子，惟《易》则兼用程、朱《传》《义》，《春秋》则胡氏传、张氏注，并存久之。习《易》者舍程《传》而专宗朱子，习《春秋》者，胡传单行而《集注》流传日鲜矣。馀诵其书，集诸家之长而折衷归于至当，无胡氏牵合之弊，允宜颁之学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说，乃命学士刘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书》传，曰《书传会选》，今其书渐废而仍行蔡《传》。顾元德是书，昔之所颁行者，反不得与蔡氏并书之，取舍兴废盖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春秋五论》序

《春秋论》五篇，共一卷。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辩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宋吏部侍郎知兴化军武荣吕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论闳肆而严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进士，授潮州教授，改赣州提举司干官，秩满，调袁州、福州通判，升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出知兴化军。常以俸钱代中下户输税。德祐初元转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属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笺，圭叔不肯，将杀之。会圭叔门弟子有为管军总管者，掖之出。圭叔变服遁岛上。寿庚将逼以官，遣追之，问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缄其著书于一室，至是毁焉。五论与《读易管见》《论语孟子解》以传在学者得存。然《管见》诸书皆不可见，见者又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学，师事乡先生潜轩王昭。昭为北溪陈淳弟子，淳受业晦庵称高足。渊源之来，人称温陵截派。呜呼！当时诋訾道学者，往往谓其迂疏无济。然宋社既屋，人争北向，圭叔独不为诡随，甘走海岛，不惮以身膏斧钺，大节何凛凛也。以是观之，道学又何负于人国乎？良可叹也矣！武荣即今泉郡之南安县，唐嗣圣中尝以县为武荣州，故名。圭叔居县之朴兜乡大丰山下，学者因号为朴乡先生。

《春秋经传类对赋》题辞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万八千言尔，视诸经为最简。左氏作传，而事与文详矣，学者不能殚记也。宋皇祐中，徐秘书以韵语包括之，计一万五千言，而其义大备。《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诵秘书之赋，其比事之切，非深于《春秋》者能然欤？《春秋赋》见《宋·艺文志》，有崔升、裴光辅、尹玉羽、李象诸家，而晁氏《读书志》又有杨筠《分门属类赋》十篇，独不载是书。朱氏《授经图》、焦氏《国史·经籍志》亦无之。则诸君子皆未之见者。古人之书往往不尽传于后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书《赋》寥寥数简，以藏书家所未及见者，幸得传于今日，此予所为冁然而喜也。

程积斋《春秋》序

元四明程积斋先生，尝慨《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遍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沉潜？绎者二十馀年，著《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辩疑》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申请下有司锓板于集庆路儒学，南海黄佐《南雍志》录其书，而别有《纲领》一卷，明著书大义。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论，考正三《传》及胡氏之得失，作《本义》以发圣人之经旨，《辩疑》以订三《传》之疑似，《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其书世有传本，然馀所见，则《本义》《或问》而已，《辩疑》缺佚不完。今刻二书，而《辩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学多宗象山，惟黄震史蒙卿实为朱子之学。先生与其兄畏斋师事蒙卿，尽得朱子明体达用之指。二难自为师友，方严刚正，时人以二程目之。畏斋发明朱子读书之法，作《读书工程》，国子监尝取其书颁示校官以式学者。先生为是书，一本伊川、晦庵之意，遍览传说，折衷同异，欧阳圭斋言其精神心术萃在是书，朝夕改订，寝食为废。盖二先生学本紫阳，故其道问学之功，精专若是也。先生名端学，字时叔，举进士第二人，为国子助教，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出为筠州幕，有循良称。畏斋名端礼，字敬叔，以荐为台州路儒学教授，《元史》有传。今著其略，俾读是书者，有以论其世焉。

赵氏《春秋集传》序

东山赵子常先生，元季师事九江黄楚望，传《春秋》之学，著《属辞》《补注》《师说》三书。为三《传》之学者，尊称之先生。复有《集传》十五卷，则先《属辞》而成者。自序言：“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迨后《属辞》成，以《集传》义例微有未合，更须讨论，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书，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辍笔。门人倪尚谊授先生之义续成之，即今书也。先生常谓《属辞》特推笔削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志，必二书相表里，而后《春秋》之旨方完。则是书宜与《属辞》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顷堂藏本，因论次焉。窃观宋元之际，新安沐浴紫阳之泽，老师宿儒，多出其间。若云峰、双湖两胡氏，定宇陈氏，仲弘倪氏，见心程氏，皆能著书推明朱子之学。其与先生同时，又有环谷、蓉峰两汪氏，风林朱氏，与先生辅翊开代，修明礼乐，为世儒宗。其纂辑群言，羽翼往说，如环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义如先生者。先生蚤见楚望，即告以穷经之要在乎致思，于是深悟夫鲁史有一定之书法，圣经有笔削之大旨，鲁史亡而圣人所书遂莫能辨，独幸左氏《传》尚存遗法。杜预注左，于史例推之颇详。公、谷二氏多举书不书见义。其后止斋陈氏因《公》、《谷》所举之书法，以考正《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征。故先生为《集传》，本之二家，而兼采众说，要使学者即策书之例，以求笔削之旨，则知圣经不可以虚词立异，破碎牵合以为说，而后圣人之经明矣。故朱风林一见其书辄曰前无古人，其推服之如此，岂同时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后，门人辑成藏弆，故人不见。嘉靖中，东阿刘隅始得其书于先生乡人汪元锡，而属教谕夏镗传之。噫！后之学者知三《传》之不可废，不仅抱遗经以究终始者，岂必赖是书也夫！

清全斋《读春秋编》序

宋元之际，吴中多老师宿儒。若俞石涧琰、陈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汤思言弥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群经，咸有撰著。石涧之《大易会通》至一百三十卷，又为《集说》十卷，而他如经传考证、读《易》须知、卦爻象占分类不与焉。清全于《易》、于《诗》、于《春秋》皆有编，自宋社既屋，即谢去举业，沈潜问学，淹贯遗经，闭门教授。郑元祐称其年登耄耆，生识先辈著书立言咸造底蕴，良有然矣。《读春秋编》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诸说深有益于学者，偶获元椠本，为加校勘而属之梓。先生字子微，世为吴人，元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匿不肯出，别号宁极。所著诗文名《宁极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继父业，以“慎独”名其斋。盖父子皆吴隐君子也。

张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纪事之书也。纪事者，必有岁时月日，此经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笔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鲁史册书之旧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笔也。后世不知册书之义，于是有夏时冠周月之说，而夫子从周之志荒矣。翠屏张志道先生始采摭群书以考订之，本之以《语》《孟》之言，而归宿于紫阳晚年之定论，别引《三传》与他经及史传以证之。其说之庞者，则为辩疑以折其误。凡为书二卷。嗟乎！六经之旨未易窥也，学者治经必先明其大者，则其馀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诗·二南》之《关雎》《书》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经旨之大者。于此无定论焉，则微言精意将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书剖析精当，于开章之大义井如，学者诚有得于此，则于全经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领者哉！先生举元泰定丁卯进士，累官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国王。是书安南寓舍所著，书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孙隆始取手泽而梓之。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序

《春秋》之义明，而传之真伪自辩。《春秋》何义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恶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教化，继之以法令，申之以赏罚。三者行则王政举、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东也，教化既衰，法令赏罚不行于天下，于是诸侯并吞，仁义道息，不有圣人出而正之，则乾坤不几息乎？故曰：“迹息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春秋之义也。夫举其纲而未及其目，断其义而未详其案，三《传》之作可少哉！乃有传而事之湮没者虽少，义之隐晦者滋多。盖以传闻异辞，各以意见为言，而理有未合。汉儒又各执一家之说以相传习，遂使后世因传以误经，觉经之立法多不明，赏罚多不当，而尊王立教之本义亦遂失矣。程子曰：“读《春秋》者，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为褒贬，但直书其事，而善恶了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传释义》，一以程、朱为断，参以啖、赵诸家而折衷以己意，于是经义明而传之真伪是非判如黑白。噫！汉、唐诸儒但知释传，不知明经，胡氏虽明经义，而时事激发，又多附会，较之程、朱无事穿凿而自得圣人之意者，大有径庭。俞氏之书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发程、朱所未尽。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其治乱兴衰之故，仁义诈力之异，贤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为人鉴戒者，何可胜数？特经义不明，而学术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夫以圣人垂训之经，反致有贻误后学之弊，此俞氏之书所以不可不亟为表彰于天下也。

河南聂氏《三礼图》序

九经《礼》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制度今古殊，学者求其辞不得，必为图以象之，而其义始显。即书以求之，不若索象于图之易也。《礼》之有图自郑康成始，而汉侍中阮谌受《礼》于綦母君，取其说为图，又有梁正、夏侯伏明、张镒三家，而今皆无传矣。周世宗厘正典礼，洛阳聂崇义以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凡山陵禘袷、郊庙器玉之制度，悉从其讨论。乃考正《三礼》旧图，缋素而申释之，篇叙其凡，参以古今沿革之说，至宋建隆三年表上于朝。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重加参议，拙所驳正，崇义复引经释之。当书成时，太祖嘉其刊正疑讹，既被紫绶犀带白金缯帛之赐，颁其书学宫，又以其图绘国子监宣圣殿后北轩之壁。逮至道初，旧壁颓落，命易以版，改作于论堂之上。咸平中，天子幸学，亲览观焉。《宋史》列诸儒林之首，可谓极儒生稽古之荣矣。其后陆佃撰《礼象》，陈祥道作《太常礼书》，正聂氏之失而补其阙，于是贾安宅、王普交言崇义未尝亲见古器，出于臆度，有诏毁学宫旧画两壁图。然绎窦学士俨序聂氏书，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梁、郑、阮、张、夏侯诸家之言，而非出于臆说。《礼》图之近乎古者，莫是书若也。惟是尹拙依旧图画釜，聂氏去釜画镬，两人异同，当日下中书省集议，张昭谓釜不可去，而《周官》《仪礼》皆有镬，因请两存之，图镬于鼎下。而今流传雕本有釜无镬，则有不可解者，请以质深思博学之君子。

卫氏《礼记集说》序

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五传而得戴德、戴圣。德因河间献王所得《记》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删其繁重为八十五篇，号《大戴礼记》。圣复删次德书为四十六篇，号《小戴礼记》。其后马融传小戴之学，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合四十九篇，今列在学官者是。郑注、孔疏而外，宋之李格非、吕大临、陆佃、马希孟、方悫皆有解，世不尽传。宋昆山卫湜集诸家解，为《说》百六十卷，各著其姓氏，理宗宝庆二年表上于朝，得寓直中秘，盖嘉其用心之勤也。尝慨是经虽列学官，而士子所习，惟元东汇陈浩之《集说》与永乐时所辑《大全》而已。浩书陋略不足观，《大全》主浩而无所阐发，又成于胡广辈之手，其与《易》《春秋》诸经之剿袭先儒成书者等耳。正叔网罗采辑，无所不周。即他书杂录有所论及，亦摭入之，使先王立纲陈纪之道，为经为曲之详，灿然明著，岂非是经之大全也欤！是书钞帙颇有缺轶，然不碍其可传。因从东海夫子请归，校而授梓焉。湜字正叔，卫文节公泾弟，累官朝散大夫，知袁州，学者称栎斋先生。兄弟三世同居，理宗名其堂曰友顺，实夫子邑先正也。

东岩《周礼订义》序

东岩《周礼订义》八十卷，载《宋史·艺文志》。宋之群儒经义最富，独诠解《周礼》者寡，见于《志》者，仅二十有二家而已。盖自王安石当国，变常平为青苗，借口《周官·泉府》之遗，作新经义，以所创新法尽傅著之。又废《春秋》，不立学官。于是与王氏异者，多说《春秋》而罢言《周礼》。若颍滨苏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于《周礼》者与！昔之言《周礼》者，郑康成信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陆陲谓为群经源本，王仲淹美其经制大备，朱子亦称其广大精密，非圣人不能作，则为先秦古书无可疑焉者。东岩之说，谓周公将整齐六典以为宅洛计，不幸殁，而成王不果迁，规模不获。究其说，本郑氏注而畅发之。至云冬官未尝亡，错见于五官中，则与临川俞寿翁合。其编集诸家之说，宋儒自刘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谓详且博矣。东岩姓王氏，名与之，字次点，乐清人。从松溪陈氏学，传六典要旨。其书淳祐初郡守赵汝腾进于朝，付秘书省，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终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仪礼集说》序

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也。生之传既不存，而王肃、袁准、孔伦、陈铨、蔡超宗、田僧绍诸家注亦未流传于世。今自注疏而外，他无闻焉。岂非昌黎所言：文既奇奥，且沿袭不同，复之无由，学者不好，故亦不之传说邪？夫亦周公之著作、三代之仪文，学者有志稽古礼文之事，乃以其词之难习，遂无以通其义，非有志于学者之所为也。元大德中，长乐敖继公以康成旧注疵多醇少，辄为删定，取贾疏及先儒之说补其阙，又未足，则附以己见，名曰《集说》，盖不以其艰词奥义自委者已。宋相马廷鸾生五十八年始读《仪礼》，称其奇词奥旨中有精义妙道焉，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观于继公是书，不信然欤！继公字君善，闽人而家于吴兴，居小楼，日从事经史，吴士多从之游，赵孟其弟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荐，为信州教授。

永嘉蔡氏《论语集说》序

《论语集说》二十卷，宋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永嘉蔡节编，淳祐五年表进于朝。今作十卷，盖当日刊于湖泮本已然也。是书《宋·艺文志》不载，诸家藏书目俱未收。予乃购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诸儒未作，王景山出，发明经蕴，述儒志一编，其后则有刘安节元承、鲍若雨商霖、谢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己恭叔、陈经正贵一暨弟经邦贵叙，其姓名皆入《伊洛渊源录》中。而著群经说者，若陈鹏飞少南、薛季宣士龙、张淳忠甫、叶适正则、戴溪肖望、陈傅良君举、叶味道知道、钱文子文季、黄仲炎若晦、汤建达可、陈埴潜室、王与之次点皆有成书着录。谚曰温居瀛堧，理学之渊，不信然与？顾诸君子之书或存或亡，不可尽得，予序蔡氏《集说》而附及之，盖将以求所未见焉。

建安蔡氏《孟子集疏》序

牧堂老人蔡发仲与朱子称：其教子不于利禄，而开之以圣贤之学，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孙渊伯静、沉仲默，曾孙模仲觉、抗仲节，皆隐居著书。既而仲觉任建安书院席长，以谢方叔、汤恢荐，补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而仲节旋中进士，为诸王教授，累迁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蔡氏撰述，季通《律吕新书》，仲默《书传》最著。而伯静《易训解》，鄱阳董氏载入《诸儒沿革》中。仲觉则有《易传集解》《大学衍》《论语、孟子集疏》《河洛探赜》《续近思录》诸书。予所见者，仅《孟子集疏》十四卷而已。仲节为之后序，称其参《或问》以见同异，采《集义》以备阙遗，洵有功于《集注》者矣。仲觉被荐，尝疏言敬义为万世帝王心学之本，而《大雅》“价人维藩”六语，为国家守邦要道。又请以白鹿洞学规颁诸天下。盖无愧牧堂老人之教，而其家学诚非世人所能几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