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071 中华文库

陆价，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

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纲，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纪，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可乎？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差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书，馀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己。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图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诂训，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以啖、赵杂于《公》、《谷》可乎？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离。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官太一同为五行之书？以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

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

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

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尤甚焉。

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志》一卷，所以得书之多也。宋嘉祐中，下诏并书目一卷，惜乎行之不远，一卷之目亦无传焉。臣今所作《群书会纪》，不惟简别类例，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

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纪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

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常鼎《文选著作人名目录》虽亡，可取诸《文选》。孙玉汝《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开元礼目录》虽亡，可取诸《开元礼》。《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春秋括甲子》虽亡，不过起隐公至哀公甲子耳。韦嘉《年号录》虽亡，不过起汉后元至唐中和年号耳。《续唐历》虽亡，不过起续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犹《续通典》续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诗虫草木图》盖本陆玑《疏》而为图，今虽亡有陆玑《疏》在，则其图可图也。《尔雅图》盖本郭璞注而为图，今虽亡有郭璞注在，则其图可图也。张频《礼粹》出于崔灵恩《三礼义宗》，有崔灵恩《三礼义宗》则张颜《礼粹》为不亡。《五服志》出于《开元礼》，有《开元礼》则《五服志》为不亡。有杜预《春秋公子谱》，无顾启期《大夫谱》可也。有《洪范五行传》，无《春秋异应录》可也。丁副《春秋三传同异字》可见于杜预《释例》、陆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见于杜预《地名谱》、桑钦《水经》。李腾《说文字源》不离《说文》，《经典分毫正字》不离《佩觿》。李舟《切韵》乃取《说文》而分声，《天宝切韵》即《开元文字》而为韵。《内外转归字图》、《内外传钤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书评、书论、书品、书诀之类，无不见于《法书苑墨薮》。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天文横图》、《圆图》、《分野图》、《紫微图》、《象度图》，但一图可该。《大象赋》、《小象赋》、《周髀星述》、《四七长短经》、《刘石甘巫占》，但一书可备。《开元占经》、《象应验录》之类，即《十今通占鉴》、《乾象新书》可以见矣。李氏《本草拾遗》、《删繁本草》，徐之才《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证类本草》收之矣。《肘后方》、《鬼遗方》、《独行方》、《一致方》及诸古方之书，《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尽收之矣。纪元之书，亡者甚多，不过《纪运图》、《历代图》可见其略。编年纪事之书，亡者甚多，不过《通历》、《帝王历数图》见其略。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按《唐志》，于天文类有星书，无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按《崇文目》，有风云气候书，无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四库书目》并无此等书，而以星禽洞微之书列于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书也，何与于天文？

射覆一家，于汉有之，世有其书。《唐志》、《崇文目》并无，何也？

轨革一家，其来旧矣，世有其书。《唐志》、《崇文目》并无，《四库》始收入五行类。

医方类自有炮灸一家书，而《唐》、《隋》二志并无，何也？

人伦之书极多，《唐志》只有袁天纲七卷而已。婚书极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库》全不收。

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寘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人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

按《汉朝驳议》、《诸王奏事》、《魏臣奏事》、《魏台访议》、《南台奏事》之类，隋人编入刑法者，以隋人见其书也。若不见其书，即其名以求之，安有刑法意乎？按《唐志》见其名为奏事，直以为故事也，编入故事类。况古之所谓故事者，即汉之章程也，异乎近人所谓故事者矣，是之谓见名不见书。按《周易参同契》三卷，《周易五相类》一卷，炉火之书也，《唐志》以其取名于《周易》，则以为卜筮之书，故入《周易》卜筮类，此亦谓见名不见书。

臣尝见乡人方氏望壶楼书籍颇多，问共家，乃云，先人守无为军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如唐人文集无不备。又尝见浮屠慧邃收古人简牍，宋朝自开国至崇观间，凡是名臣及高僧笔迹无不备。以一道士能备一唐朝之文集，以一僧能备一宋朝之笔迹，况于堂堂天府，而不能尽天下之图书乎，患不求耳。然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

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而复有多于梁者。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如此者甚多。孰谓前代亡书不可备于后代乎。

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按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按晋之故事即汉章程也，有《汉朝驳议》三十卷，《汉名臣奏议》三十卷，并为章程之书，至隋、唐犹存，奈何阙于汉乎？刑统之书本于萧何律令，历代增修，不失故典，岂可阙于当时乎？又况兵家一类，任宏所编，有韩信《军法》三篇，《广武》一篇，岂有韩信《军法》犹在，而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则无之，此刘氏、班氏之过也。孔安国《舜典》不出于汉而出于晋，《连山》之《易》不出放隋而出于唐。应知书籍之亡者，皆校雠之官失职矣。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期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计哉，求之之道未至耳。

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近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司马迁世为史官， 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

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日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

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疡之方多，外医家或有之。紫堂之书多亡，世有传紫堂之学者。九曜之书多亡，世有传九星之学者。《列仙传》之类，《道藏》可求。此之谓即类以求。

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玄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苍颉篇》、《龙龛手鉴》、郭移《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且如邢璹《周易略例正仪》，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

《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京口记》者，润州记也。《东阳记》者，婺州记也。《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迹》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

《钱氏庆系图》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言》虽亡，君俞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之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如此之类，可因家以求。

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之求公。

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

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两，此则沈家旧物也。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此谓因人以求。

胡旦作《演圣通论》，余靖作《三史刊误》。此等书卷帙虽多，然流行于一时，实近代之所作。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之人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谓因代以求。

《隋志》所类，无不当理，然亦有错收者。谥法三部，已见经解类矣，而汝南君《谥议》又见仪注，何也？后人更不考其错误而复因之。按《唐志》经解类已有《谥法》，复于仪注类出《魏晋谥议》，盖本《隋志》。

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按《唐志》谥法见于经解，一类而分为两处置。《四库书目》以入礼类，亦分为两也。

《唐志》于仪注类中有玉玺、国宝之书矣，而于传记类中复出此二书。《四库书目》既立命书类，而三命五命之书复入五行卜筮类。

遁甲，一种书耳，《四库书目》分而为四类，兵书见之，五行卜筮又见之，壬课又见之，命书又见之。既立壬课类，则遁甲书当隶壬课类中。

月令，乃礼家之一类，以其书之多，故为专类。不知《四库书目》如何见于礼类，又见于兵家，又见于农家，又见于月鉴。按此宜在岁时类。

《太玄经》，以讳故《崇文》改为《太真》。今《四库书目》分《太玄》、《太真》为两家书。

货泉之书，农家类也。《唐志》以顾烜《钱谱》列于农，至于封演《钱谱》又列于小说家，此何义哉，亦恐是误耳。《崇文》、《四库》因之，并以货泉为小说家书。正犹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后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书为儒家类。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复能反正也。

有历学，有算学。《隋志》以历数为主，而附以算法，虽不别条，自成两类。后人始分历、数为两家。不知《唐志》如何以历与算二种之书相滥为一，虽曰历算同归乎数，各自名家。

李延寿《南忠史》，《唐志》类于集史是，《崇文》类于杂史非。《吴纪》九卷，《唐志》类于编年是，《隋志》类于正史非。《海宇乱离志》，《唐志》类于杂史是，《隋志》类于编年非。

《唐‧艺文志》与《崇文总目》既以外丹煅法为道家书矣，奈何《艺文》又于医术中见《太精神丹经》、诸丹药数条，《崇文》又于医书中见《伏火丹砂》、《通玄秘诀》数条？大抵炉火与服饵两种，向来道家与医家杂出，不独《艺文》与《崇文》，虽《隋志》亦如此。臣今分为两类，列于道家，庶无杂揉。

岁时自一家书。如《岁时广记》百十二卷，《崇文总目》不列于岁时而列于类书，何也？类书者，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可分之书，当入别类。且如天文有类书，自当列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当列职官类，岂可以为类书而总人类书类乎？

谏琉待政论与君臣之事，《隋》、《唐志》并入杂家，臣今析出。按此当入儒家。大抵《隋》、《唐志》于儒、杂二家不分。

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

凡编书，每一类成，必计卷帙于其后。如何《唐志》于集史计卷而正史不计卷，实录与韶令计卷而起居注不计卷？凡书计卷帙皆有空别，《唐志》无空别，多为抄写所移。

《隋志》最可信，缘分类不考，故亦有重复者。《嘉瑞记》、《祥瑞记》二书，既出杂传，又出五行。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曹大家《女诫》、《正顺志》、《娣姒训》、《女诫》、《女训》，凡数种书，既出儒类，又出总集。《众僧传》、《高僧传》、《梁皇大舍记》、《法藏目录》、《玄门宝海》等书，既出杂传，又出杂家。如此三种，实由分类不明，是致差互。若迺陶弘景《天仪锐要》，天文类中两出。赵政《甲寅元历序》，历数中两出。《黄帝飞鸟历》与《海中仙人占灾祥书》，五行类中两出。庾季才《地形志》，地里类中两出。凡此五书，是不校勘之过也，以《隋志》尚且如此，后来编书出于众手，不经校勘者可胜道哉！于是作《书目正讹》。

《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道书一类有九节，九节相属而无杂揉。又杂史一类，虽不标别，然分上下二卷，即为二家，不胜冗滥。及睹《崇文》九节，正所谓大热而濯以清风也。杂史一类，《隋》、《唐》二志皆不成条理；今观《崇文》之作，贤于二志远矣。此二类往往是一手所编，惜乎当时不尽以其书属之也。

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且《太平广记》者，乃《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说不及此意，但以谓博探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不知《御览》之与《广记》又何异？《崇文》所释，大概如此，举此一条，可见其他。

实录自出于当代。按《崇文总目》有《唐实录》十八部，既谓《唐实录》，得非出唐人之手，何须一一释云“唐人撰”？

凡编书皆欲成类，取简而易晓。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类，宋朝人所作，自是一类，但记姓名可也，何须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 ’？然《崇文》之作所以为衍文者，不知其为几何。此非不达理也，著书之时元不经心耳。

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如郑景岫作《南中四时摄生论》，其名自可见，何用释哉。如陈昌胤作《百中伤寒论》，其名亦可见，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睹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

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人则于书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书，遂以书类人。且如别集类自是一类，总集自是一类，奏集自是一类。《令狐楚集》百三十卷，当入别集类，《表奏》十卷，当入奏集类，如何取类于令狐楚，而别集与奏集不分？皮日休《文薮》十卷，当入总集类，《文集》十八卷，当入别集类，如何取类于皮日休，而总集与别集无别？诗自一类，赋自一类。陆龟蒙有诗十卷，赋六卷，如何不分诗、赋，而取类于陆龟蒙？

按，《隋志》于书，则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于书之下，文集则大书其名于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因《隋志》，系人于文集之上，遂以他书一概如是。且春秋一类之学，当附《春秋》以显，如曰刘向，有何义？易一类之学，当附《易》以显，如曰王弼，有何义？

《唐志》以人寘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 ，是二人共传也。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若文集置人于上则无相妨，曰“某人文集”可也，即无某人作某人文集之理，所志惟“文集”置人于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著注而于义无妨也。又如卢盘佐作《孝子传》三卷，“高士”与“孝子”自殊，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为一？似此类极多。《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于其下，无有不安之理。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其次则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亦有条理。惟刘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缘刘向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班固不知其失，是故后世亡书多，而学者不知源别。凡编书惟细分难，非用心精微，则不能也。兵家一略极明，若他略皆如此，何忧乎斯文之丧也。

史家本于孟坚。孟坚初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纪、志、传则追司马之踪，律、艺文则蹑刘氏之迹，惟《地里志》与《古今人物表》是其胸臆。地里一学，后代少有名家，由班固修书之无功耳。《古今人物表》又不足言也。

古者脩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里、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也。

《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类求。《唐志》不然，三传国语可以浑而杂出，四家之学犹方圆冰炭也，不知《国语》之文可以同于《公》、《谷》，《公》、《谷》之义可以同于《左氏》者乎？

《隋志》于礼类有丧服一种，虽不别出，而于《仪礼》之后，自成一类，以丧服者《仪礼》之一篇也。后之议礼者，因而讲究，遂成一家之书，尤多于三礼，故为之别异，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今《唐志》与三礼杂出，可乎？

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玄》易类也，《法言》诸子也，《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无伦类。

旧类有道家，有道书，道家则《老》、《庄》是也。有法家，有刑法，法家则申、韩是也。以道家为先，法家次之，至于刑法、道书，别出条例。刑法则律令也，道书则法术也，岂可以法术与老、庄同条，律令与申、韩共贯乎？不得不分也。《唐志》则并道家、道书、释氏三类为一类，命以“道家”，可乎？凡条例之书，古人草昧，后世详明者有之，未有弃古人之详明，从后人之紊滥也。其意谓释氏之书难为，在名、墨、兵、农之上，故以合于道家。殊不知凡目之书只要明晓，不如此论高卑，况释、道二家之书自是矛盾，岂可同一家乎。

《汉志》于医术类有经方，有医经，于道术类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别。奈何后之人更不本此，同为医方，同为道家者乎？足见后人之苟且也。

《唐志》别出明堂经脉一条，而《崇文总目》合为医书。据明堂一类亦有数家，以为一条，已自疏矣，况合于医书，而其类又不相附，可乎？

《汉志》以《司马法》为礼经，以《太公兵法》为道家，此何义也？疑此二条非任氏刘氏所收，盖出班固之意，亦如以《太玄》、《乐箴》为儒家类也。

《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此何义也？

《唐志》以《选举志》入职官类，是。《崇文总目》以《选举志》入传记，非。